从清华大学南门进去不远，就是熊澄宇教授任职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位于清华园内，灰色的百年清华学堂、廊柱挺立的大礼堂、语意深长的王国维纪念碑、毁后重建的“二校门”牌楼、风姿秀雅的水木清华，都在近旁。
　　这一片的砖瓦楼宇，无一不镌刻着历史。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小楼是上世纪30年代所建，朱镕基总理70年前曾在此读书，当时为电机系。上世纪90年代，熊澄宇在这里创建了传播系，最初只有3楼南边半层，后来传播系发展壮大，成为新闻与传播学院。
　　清华执教二十五载，熊澄宇培养了超过100位硕士、博士，他育人端方，兼修己身。《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刚得到消息他获选欧洲科学、艺术和人文学院（简称欧科院）院士。5月29日，授勋仪式在巴黎举行。作为新媒体领域的文化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熊澄宇是我国极少数获此殊荣的人文学科学者。

新媒体领域的先行者

　　在授勋仪式上，欧科院副院长安特—格利博达致辞：“熊澄宇教授的明智想法和建议，科学行动和理论工作已经超越了中国的边界，超越了这个永恒的巴黎城市和欧科院。欧科院不仅欢迎诺贝尔奖和数学奖领域的优秀人才，更欢迎研究科学领域、推动世界发展的杰出人才，鉴于熊澄宇教授在所做领域的成就和领先地位，将其吸收为欧科院院士。”
　　在新媒体领域，熊澄宇是先行者。1994年，在许榕生、赵维仁等科学家的努力下，一条64K的国际专线由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标志着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中的第七十七个成员。彼时计算机、网络在国内还是很新鲜的事物。熊澄宇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影视，还辅修了计算机。
　　那时正值“出国潮”，不少留学的人想留下，熊澄宇却一门心思想回国。“出国之前我已经出版了两三本著作，但在美国，感觉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那时候回国是比较坚决的。我跟导师谈自己的想法，导师非常高兴，他说所有带过的中国学生没有一个回去的，但其实他教的东西在中国会非常有用。”
　　熊澄宇给中国驻美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请求协助安排工作。大使馆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的回答只有一条：希望能有一个私人的上网账号（当时中国国内只有两家學术研究机构拥有互联网接口，个人还没有办法上网）。几个月后，大使馆回复，清华大学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就这样，熊澄宇来到清华任教。
　　1996年，熊澄宇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1998年，创建了传播系。在这个新领域，他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确定新媒体的定义、设定新媒体的课程、编写教材，等等。
　　熊澄宇编的第一本书叫《新媒介与创新思维》，“从大概700篇英文论著和论文中选了16篇，都是我认为很有代表性、能体现新媒体每个阶段特征的。”这些文章，每篇约2万字，作者包括超媒体思想的开创者凡尼弗·布什、人工智能的倡导者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控制论的创始人罗伯特·维纳、地球村的提出者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赛博空间的设计者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
　　在当时，这些人物和文章多数是第一次被介绍到国内。即便是现在看来，这些人物和文章都没有过时。比如开篇的《如我们所想》，由凡尼弗·布什写于1945年。“那时二战快要结束，一大批美国科学家面临战后转型。凡尼弗·布什是总统的科学顾问、科学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科学家的头领。他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一个思考，说现在的人类知识浩瀚，怎么能够在这些知识里找到线索，学会分享前人和各自的智慧，于是提出超媒体链接的概念。”
　　熊澄宇翻译过一本《新媒体百科全书》，在最后一页后记里，他写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我们今天有人说新媒体，有人说传统媒体，在我看来，这两个概念都不合适。因为所有的新媒体都有传统媒体的内涵，所有的传统媒体都有新媒体的外延。”
　　如今，熊澄宇还在用国际前沿的理论指导学生来思考、研究传媒。他的学生中，有人写“沉浸传播”，有人写生物媒体，“这些也是我对新媒体概念的一种拓展和延伸”。

融合学术与现实

　　2003年8月，熊澄宇为中央领导集体学习进行授课，主题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课后，中央领导指示：要利用清华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就文化产业的有关问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综合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于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另外6个院系，成立了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熊澄宇担任该中心主任。
　　“这个中心从成立之初，就制定了3个任务”，熊澄宇介绍，第一是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第二是高端人才培养，包括博士、博士后的学历学位教育，以及非学历学位教育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培训;第三是重大社会实践的总结提炼和模式推广。
　　“我自认为这些任务完成得还可以，主持了几个国家文化产业领域的重大战略课题;参与起草了‘十一五’国家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做了十几个省市的文化产业战略和规划，包括北京、广州、杭州、武汉、福州、泉州等。”熊澄宇说。
　　国家“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以后，在能源、生物、通信等“硬”技术领域之外，新增加了一个门类：数字创意产业。当时在全国请了4位专家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委员会的数字创意产业专家，熊澄宇是其中之一。当年，他对新媒体的定义被学界广泛认可，如今对数字创意产业也提出了一个定义：数字创意产业是基于计算机数字处理技术，作用于人的全部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具有知识产权的属性，以产品和服务的形态出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产业。听完，专家们一琢磨，都觉得挺好。 　　“当代人现在已经沉浸在数字烟尘当中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数字人生。其核心要点还是需要通过媒体，比如VR产品要通过人的感官来接受，所以说还是要发挥媒体的作用，这也正好跟我的专业相关。”
　　熊澄宇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实际上就是在融合。现在谈哲学、谈文学、谈历史，都不是单纯的一门学问，包括艺术，都已经与很多学科融到了一起，最后提升出来的是哲学。我现在做的，就是在不断融合”。

沟通中国与西方

　　近年来，熊澄宇积极参加政府推动的中美、中英、中日、中欧等高端学术对话，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21世纪初，中美举办第一次网络对话，在美国的西雅图，“当时中美双方的很多专家，还有主要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都来了”。 后面的几次对话，熊澄宇都参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话模式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两边的行业主管部门在主持，学者们的交流很泛泛，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来进行一场学者层面上的对话。”
　　2011年，熊澄宇找到清华、北大、中科大、社科院等高校及机构的学者，以清华的名义，组织了一个中国互联网学者代表团，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对方组织的美国学者们交流。“美方学者有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的……都做互联网研究，大概十来个人。双方一坐下来就吵架，美方学者说我们控制信息自由，中方学者就说美方通过技术协议垄断互联网，根本谈不下去。后来，我就跟普林斯顿的那位组织者说，我们能不能做个发言，引导一下。组织者请我先讲。当时日本的福岛大地震刚发生不久，我就讲了一个观点——当面临日本大地震这样的人类共同灾难时，我们作为学者，是不是可以看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是不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去研究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学者们都很认可，大家于是重新坐下来讨论。
　　讨论结束后，中美学者们写了一个文件，叫作《中美两国学者关于互联网的共识》，起草时双方又有争论，还是熊澄宇出面，说把有争议的删掉，同意的留下，最后达成一致。“那份文件，现在还保存在我家里。这是中美两国关于互联网的第一份书面共识，意义重大。”

“文化存异，科学求同”

　　2019年，欧科院授勋之外，熊澄宇参加了两次大型国际峰会，一次是“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一次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他的发言和思考有关文明，有关交流，也有关传播，可以说是多年来所涉及学科领域的归纳和整合。
　　《环球人物》：您在多个场合都谈到对于文化和文明的不同认知。您是如何看待两者差异的？
　　熊澄宇：文化是一种存在，文明是一个过程。存在的就会有差异;过程则是在发展过程中趋同。所以，从游牧、农耕文明到机械、电子、数字化的现代文明，这是个趋同的过程，但具体到某一种文化，你很难说现在的西方文化就高于印第安人文化。它们的特征就是差异。
　　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种概念？因为我是学文史出身，大学读中文，研究生学历史，后来研究传播，写《媒介发展史》，从公元前3500年前人类的传播媒介一直研究到今天，一直在研究这些差异、发展。
　　所以我搞数字化、搞互联网，其实谈的是“同”;研究文化产业，则是要谈“异”。比如在各地做文化产业规划，主持评审，否掉了一些规划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个性。如果把里面的地名人名换掉，换一个城市还可以用，这种规划肯定是失败的。
　　《环球人物》：美方一些学者不久前延续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中美关系视作“文明较量”，对此您怎么看？
　　熊澄宇：文明在发展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冲突的，但冲突的过程，其实就是融合的过程。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写过一本著作叫《自私的基因》，在西方影响力很大。他认为生物的基因要传承，一定是排他性的，否则就变成别人了。比如一个家族，子孙后代和父母祖辈之间往往很相似，就是为了传承。但文化的基因和生物基因还不完全相同。
　　文化的基因在我看来：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变异，就是一定会和时代发生关系，就像在进化论里，按照达尔文的理论，生物会根据环境、气候进行进化，产生变异;第三，在遗传变异的过程中，竞争发生了，每一种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冲突竞争是客观存在的;第四，如果一直竞争，文明最终是没法发展的，所以最后会导致一个结果：融合，只有融合了，社会才能够发展。
　　融合就是开放包容。所以习主席提出来的文明互鉴，就是解决冲突的一个很好路径。对未来，我们还是应该抱有希望的。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亚洲文明的独特性是什么？
　　熊澄宇：习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里面这些词，大家可能都会用，但其中最关键在第二句话。美人之美，需要巨大的包容心。
　　习主席在5年前提出来的文明互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把单向的自己的诉求变成了大家共同的事情。我们今天谈贝多芬、达·芬奇、雨果，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我们都应该借鉴。而且互鉴还有一个意义：它是主动行为，双方都是主体，发现好东西互相借鉴，而不是被动接受。

　　《环球人物》：成为欧科院院士，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熊澄宇：中国的人文学者用这样一种方式被世界学界认可很不容易，他们更看重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评选的过程是这样的，要有6名以上资深院士提名推荐，然后由专门的科学委员会负责搜寻、审核这位候选人的资料，再进行集体无记名投票。
　　国际学术界对我的认可，一方面与我那么早回国，做了很多事情有关，我很庆幸当年的选择。在授勋仪式上我说了一句话，文化存异，科学求同。
　　另一方面，我也感谢清华大学这个平台，感谢国家和这个时代，是她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让我更容易被认可。学者其实并没有多么高大上，就是不断学习的人，不落后于时代。
　　熊澄宇 1990年赴美国杨百翰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到清华大学工作。1996年聘为教授，1998年在清华主持创建传播系，2002年参与创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任学术副院长，并长期担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为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专业方向为跨学科战略研究。代表作有《媒介史纲》《世界文化产业研究》《信息社会4.0》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