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计划令世界瞩目。不过，投资需求必须最终能够转化为消费需求才能产生真正的效益。
　　当前启动消费需求的关键在哪里?在我看来，不在于让有钱的人消费更多，而在于增加穷人的收入，使他具备消费能力以满足他的消费需求。
　　那么当今中国的“穷人”是谁呢?当然包括城市的低收入人群，但为数不多，真正困扰中国内需的还是多达7亿的农民。增加7亿农民收入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节点。我认为，这是思考中国应对眼前的金融危机和长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立足点。
　　农业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是两项提高农民积极性的有效措施。但是这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又会被市场化的风险所抵消。中国农民面对着两大市场风险：面对产业链下游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道德风险，和由全球市场以及自然灾害所牵动的价格风险。
　　我的观点是，在坚持补贴和最低收购价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化的改革力度，应当是一个被更加重视的选择。
　　在2007年《合作社法》实施之前，“公司 农户”被作为应对市场风险的模式广泛借鉴，但是当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订单农业中的道德风险的时候，便开始把目光集中在了一个新鲜事物上——“合作社”，并很快将这个新鲜事物期待为一个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土地规模化种植的缺失，很快显现出合作社的“规模销售”在市场面前的脆弱性。
　　十七届三中全会加速了“土地流转”，政策取向很明显倾向于农民之间以土地入股形成的土地规模化经营，而不是农地入股农业企业形成的土地规模化经营。然而，从浙江瑞安农协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农地市场化还须农民组织化来配套才行。“瑞安的问题”在很长时间内还仍将是个问题。
　　也许，打造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金融组织是一条可行之路。严格的金融管制，使农民的自发金融组织只能以村为单位的资金互助社的形态存在。而在日韩，农协银行往往是最大的全国性银行。不过，这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
　　关于价格风险，作为发现价格、锁定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期货1990年就已经被引人中国。但目前期货规范大于发展，合约规则难以适时调整以适应现货市场变化，境外企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不能人市，机构投资者难以培育。特别是期货品种少，东北的农民很奇怪：为什么玉米、小麦、大豆都能看着期货种地，稻谷为什么不能?生猪为什么不能?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上市机制使然。改变这一切，也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
　　当然，通过改革，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链，继而以市场的和政府的双重力量，解决增加农民收入，达到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绝非一日之功，甚至需要长期的努力，但是值得庆幸的是，金融危机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时问，中国农业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也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有企业家日前发出警告：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肉蛋禽奶全行业亏损!但是，仔细研究一下主要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期现货价格以及相关进出口情况，就可以发现，除棉花外，中国农产品的市场行业亏损来自既有的周期性波动，而非金融危机的影响。
　　资料显示，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在中国外贸出口总额中一直占有较低的比例，而且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6％持续下滑到2008年1—6月的2.9％。只有以棉花为原材料的轻纺行业是个例外。这说明，中国农业基本是一个内需拉动型产业。
　　也许，在可能比较漫长的经济下降通道中，中国农业会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也许，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坏的时期，也是最好的时期。我期待中国农业最好的时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