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日本富豪出价250亿日元买下了凡·高画作，扬言死后要用其陪葬。此言一出，引来了欧美铺天盖地的声讨。西方媒体称日本人短短几十年，从“军工动物”变成“生意动物”，其暴发户心态简直可悲可叹。
　　日本人的狂傲，来自经济资本的迅猛积累。1987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双双实现世界第一，继海外净资产夺冠后，显示经济实力的三大指标全部排名榜首。“夺得三冠王”成为当时日本市井巷里的流行语。
　　战后的日本是幸运的，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发了“战争财”。20世纪80年代末又成功挺过了世界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等“国难”，在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领袖石原慎太郎为开端的“日本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浪潮感染下，日本富豪“凡·高作品陪葬论”只是疯狂时代浮上台面的只言片语。
　　然而，接二连三的“第一”背后，隐藏着诸多日本青年人的辛酸。土地与房价导致的“泡沫经济”也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青年人随之“泡沫化”了。

疯狂劳动

　　举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来自几千万日本青年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日本媒体用俗语“耳朵都要磨出茧子”来形容他们超长时间的劳动。根据日本劳动省的官方统计，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500个小时。
　　而实际数字还远不止于此。比如金融业，大多数银行考勤系统划定的每个月加班时间最多只算22到25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长的加班时间，并不会被政府统计到总劳动时间里。甚至有不少公司节省开支，限制了加班费的支出，却没有限制加班时长，并将此列入管理层的晋升考核指标中，导致管理层各个想方设法要求员工免费加班，以实现自己职位升迁。
　　日本资深记者斋藤茂南在《饱食穷民》一书中怀疑：“细算下来，日本人每年总劳动时间远非官方公布的两千个小时这么少，甚至说三千个至四千个小时都算不上夸张。”加班时间的不断延长，也让电视台的各种深夜节目层出不穷，比如各大私营电视台推出的《直播到天明》系列。另外，24小时便利店也遍布满街，整个日本朝着“不夜城”的方向发展。
　　工作时间长还只是一方面，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微电子革命”而来的“效率至上”观念，让每个日本人工作强度也悄然飙升。本来应该帮员工分担负担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反而将员工的信息和业绩等指标精细地纳入整个系统来考量计算。
　　作为日本经济脉搏“感受器”的证券行业正是典型，每位员工的个人信息多达几百项，管理层只需要将下属的工号输入终端设备，就可以看到其全部信息和工作业绩，需要时还会把业绩投放在证券大厅的大屏幕上，令全体员工“一目了然”。
　　同样令人喘不过气的是，即使非工作时间，员工也需要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有些公司会要求员工跟客户签订提供24小时技术服务合同—人人都佩戴寻呼机，第一时间响应公司的紧急传唤。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国民劳务总收入。当时形容这一现象的著名说法便是：“将1个日本的土地卖掉，就可以买下20个美国。”

　　在商业社会中，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统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每一个角落，人的“商业价值”也成为社会衡量的唯一指标。这种评价体系的第一个特征便是，普通的工作者被视为“不会生病的机器”。根据东京都工会的调查结果显示，1987年能请到生理期假的女性占总数的70%，到1991年，这个数字急速下降到40%。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底层员工的写照，只要攀升到高层就可以解脱，那么恐怕会失望。日本劳动省在1987年11月完成的《劳动省健康状况调查》显示，72.2%的日本劳动者表示工作中经常出现某种程度的身心疲惫，而这一数字，在中高层干部中更是达到79.5%。几乎每一个带着“只要我晋升到某某长就有时间陪伴家人”愿望的职场新人，都会发现职场是一个无法停下来的列车，哪怕弄虚作假，也要维持着列车“看起来”高速运转的样子。

丧失自我

　　心理学里有个著名的斯金纳箱实验。实验中老鼠被分为三组，A组老鼠按杠杆就会有食物出现；B组老鼠按杠桿不会有食物出现；C组老鼠按杠杆有时候有食物，有时候没有，毫无规律，不可预测。实验结果是，A组老鼠饿了就去按杠杆，过着“有保障的生活”。B组老鼠按压几次后发现毫无可得，不会再做徒劳的努力。而C组老鼠全部都会不停按压杠杆，直到过劳而死。
　　人类也跟老鼠一样，只知道努力就会有收获，但却不确定什么时候是个头，也不敢停下来，因此也不得不重复C组老鼠的命运。
　　日本青年“一生悬命”的工作模式，推动了国家经济飞速发展。随着经济的起飞，金融和证券马上进入到普罗大众的视野，每个人都发现，原来这是一个日夜劳作还不如坐收利息的社会。
　　资本家只要手持一路高涨的土地，就可以通过金融杠杆随心所欲增值手中的资产。一方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一方面经济“脱实向虚”。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国民劳务总收入。当时形容这一现象的著名说法便是：“将1个日本的土地卖掉，就可以买下20个美国。”
　　在这种膨胀思维下，日本青年也不得不走进疯狂的漩涡里。
　　斋藤茂男笔下在证券公司工作了10年的日本青年佐地健一对此总结道：“公司每年都会指定更高的目标，每年都必须超额完成才行。在这种制度和氛围下，无论你怎么拼命，也不会有解脱的一天。”“一个人的价值只会被工作业绩衡量。这里评判人的标准很简单，工作成效好就是有能力的人，不好就是没能力、好吃懒做的人。”
　　很多像健一这样的日本青年工作后都会发现：小时候憧憬的那个意气风发、丰富多彩的人生，怎么变成了一个个冷冰冰且每个月都会清零的数字？没记错的话，当年千千万小朋友的梦想，绝对不仅仅是有车有房吧？ 　　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每个人都无法顾及自己内心的感受。日本青年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身心浸泡于琐碎的信息洪流之中，再将信息鹦鹉学舌般撰写成邮件或转述给客户，没有时间看书，也没有精力思考。下班后，整个人就像被掏空一般，头脑和内心空空如也。

内心“贫穷”

　　所谓“饱食穷民”，饱的是物质，穷的是内心。用当时报纸的话来说就是“穷得只剩下公司业绩的人”。有人说，日本年轻人像批量生产出来一样，非常恐惧跟他人不一样，因为在日本，“有个性”可不是一个夸人的词汇。
　　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在《反脆弱》一书中解析过这个问题。这种急功近利的商业文化认为，失败给人带来耻辱，因此每个人都想方设法隐藏风险、避免失败。特别是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青年人如坐针毡的态度，跟尊重失败英雄的日本传统文化已经相去甚远。尼古拉斯把日本视为“强而脆弱的国家”—强的是国家，脆弱的是国人。
　　日本文学也有这样的描述：“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宛如梦幻泡影一般变化无常，又像断梗浮萍一样飘忽不定，到处充斥着不安的色彩，脆弱得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如梦初醒、烟消云散。”
　　有自闭倾向的年轻人正在逐年增加。宅男批量出现，日本媒体叫他们“胶囊人类”。一位长期和孩子接触的临床心理咨询师说：“现在的日本孩子，哪怕你把他们带到自然中去，让他们自由玩耍，他们也会无所适从。他们会吵着要电视，要游戏机。”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建立的家庭，夫妇之间、亲子之间也会渗入淡漠，所有人都只是扮演“幸福的家庭”中的某个角色。
　　商业社会里，上层的丰裕总是需要通过“收割韭菜”来实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即使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普通大学毕业生也只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底层的劳动者，赚钱根本不可能赚得轻松，对生活的焦虑如影随形，更逼迫人不停透支身体而工作。因为只有拼命工作，增加储蓄，才能增加一点可怜的安全感。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社会也不时进行反思，所以才有了后来以“极简主义”和“小确幸”为代表的“后物质时代”。

　　然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个人养家糊口的手段和能力，很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机器人取代。为了缓解这种无处排遣的焦虑，日本青年只能走进物质的陷阱里自我安慰。
　　看看那些广告，潜台词要不就是“你不行，有我，你才行”，要不就是“你这不够，那不好，你需要完美”。在各种潜台词的轰炸下，人们的自我评价也越来越苛刻。从公司业绩，到家庭是否幸福，从皮肤状态，到穿着打扮—这些必须全部在意，而全部在意的后果，就是无日无夜的焦虑。
　　日本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如果用以前神经官能症的衡量标准，全国的日本人都陷入了集体神经官能症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抑郁症、自闭症、厌食症、过食症、呕吐症，或者购物癮、烟酒瘾、毒瘾、偷窥瘾、偷窃瘾等等。同样的社会问题，不同的表现症状，全部都是“穷民”隐藏着的真实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没有让他们放下戒心、呈现不为人知的一面，他们看起来也仅仅是正常的普通青年。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他们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让自己显得被商业社会所接受的事情上，而内心独自承受一切枷锁。
　　物质贫乏时代追求物质，物质过剩时代依然贪得无厌。这就像希腊神话中点石成金的迈达斯国王，他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超能力，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当他想喝水吃饭，却连水和食物都变成了金子，反而得不到曾经唾手可得的东西。他这才知道，原来最可贵的东西一直就在身边。
　　当生活被经济原理彻底占领，人被物化成非人，这才是真正的“穷民”。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社会也不时进行反思，所以才有了后来以“极简主义”和“小确幸”为代表的“后物质时代”。
　　中国也似乎正在目睹当年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浮光掠影。那些看似五彩缤纷的泡沫，到底要破灭到何种程度，才会让人看到真实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