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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到大罗的电话时，我刚到办公室冲好一杯姜糖水。端着杯子站在十一层楼的落地玻璃窗前。窗户向东。初春的早上，暖暖的太阳洒了一屋子的明亮。大罗的声音沉缓，却带着焦急，翁声翁气地问我今儿上午有没有空，他想来我办公室一趟，有件事得请我出面帮忙。我问：“你是和老罗一起来的么？”有几次他们来县城找我，都是搭伴来的。大罗在那头迟疑了一会，说：“廖老师，你还不知啊，老罗在半年前就不在了。”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清，叫了起来：“你讲什么？”
大罗说：“老罗已经去世了。”
“啊？”我吃惊不小。“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大罗说：“去年中秋，老罗家人发现老罗死在床上，好像是心肌梗塞，突发的。当时我家忙垒新屋，不好去帮忙老罗的出丧事。
我左手握着手机，右手托着杯子，呷一口姜糖水，口舌生津，微辣的感觉弥漫味蕾。这味道遇上了大罗的声音，这消息遇上此时的阳光，让我一直以来混沌粘稠的脑子，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起来。从百叶窗叶片缝隙看出去，是早春阳光下茸茸的新綠。窗户下一棵木棉开得正艳，一片红色正嗽嗽往下落。在等候大罗从村子往我办公室赶的这段时间里，那些水洗的记忆瞬间回来了，仿佛不曾发生，而是我的虚构。我索性将百叶窗叶片全部拉开，八点多的太阳，正利箭般地透窗而入，轻轻打开了我那段青春时光的日记本。一晃二十年过去，贪婪的时间总是独自吞噬了生活的许多细节，唯独这些往事不曾暗淡褪去，相反常常在闲暇之时没来由地想起。
那个老罗，那个常在国旗下，对着全校一百多名孩子说“你们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正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的老民办老罗，他不在了？
那个刚刚等到云开日出得以转为公办老师，工资刚刚提高不到一年便退休的老罗，他真的不在了么？
唏嘘之后，仔细想想，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人生本来薄如纸，死亡来得悄无声息，也是一种脱离肉身的累赘。
我脑子里闪腾着老罗的面容。记得老罗刚办完退休手续，专程来到县城，邀我和几个在县城谋生的乡党小聚了一次。席间，他频频以茶代酒，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填满笑意的皱纹，似乎在告诉我，他终于从一种长年的无望中解脱，开始享受到生活的乐趣了。对于曾经生活在窘迫的境遇里，如今得以扬眉吐气的故人，我总是由衷地祝福。这顿饭估摸花销至少四百元。我因临时有采访任务，提前离开。老罗送我出小饭馆，刚好我的小车后备箱里有一床蚕丝被，是上午采访一个活动发的纪念品，想到他在餐桌上的开销，我心头一热，临时起意转赠给他。他一手提着蚕丝被包装盒，一手不停地挠着头，有点语无论次地说：“廖老师，恁子是好，恁子是好，你太有心，你工作那么忙，还那么细心给我备了退休礼物，我真不好意思呐，那，那我就收下了……”我羞惭得耳热心跳。此刻，我的脸一定是涨得通红的。我没有明说这不是掏钱专门为他买的，而是顺水推舟地说：“这是应该的，作个纪念吧……”我话还没说完便急匆匆钻进车，快速发动离去。挡风玻璃上有几张落叶，车一开动旋转纷飞了起来。微风渐凉，再下两场雨，就要入秋了。
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如果早知老罗那么快就化身为一捧泥土，沉沉坠入另一个世界，那天说什么我也绝对不会提前离席。
二
一九九四年秋，我还未满十九岁，中师毕业。生命的际遇把我带到了一个叫西岸的壮族小山村。这所大山皱褶里的教学点，位于洛清江上游，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西岸，刚听此名，似是一片诗意之地。可是，那时的西岸，地处偏僻，离集镇有二十多公里山路，一条大河依村缓缓流淌，遥远而安静。那一带山脉起伏，风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湘桂铁路旁的一条小路，是与山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从我家出发到这山村，乘火车，要从幽兰车站坐二十分钟绿皮火车到大端河车站，下车走三十多分钟的山路，再坐木船横过一条大河才能抵达。步行，就得沿着铁路旁的山路，走上四个多小时才能坐船过河。学校有六个年级，连我共四个老师，三个姓罗。校长老罗是民办教师，大罗和小罗是代课老师。我以代课老师的身份成为了他们的同事。多少年来，他们沉默地站在破旧的教室里，周而复始地忙碌着，应付两个年级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的“复式”教学，送走了一茬又一茬的孩子们，也送走了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
事实上，老罗只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西岸小学虽是完小，但只算教学点，行政职务并不设有校长，中心校才有正牌的校长。我们都习惯叫他罗校长。老罗时常穿一件四个兜的中山装，藏蓝色，肩膀被扁担磨得发白，袖口常常沾了粉笔灰，一坨一坨泛白，脚上的人造革皮鞋沾满尘土，没见他换过别的衣服，好像永远这身打扮。他退休后我在县城见过他两次，也是穿着这种款式这种颜色的衣服，只是袖口没沾有粉笔灰了，藏蓝色也比以前的新鲜一点。
老罗工作很认真，但能力一般，知识水平一般，教学成绩更是一般。他走路时总是含胸佝背，给人一种饱含谦卑、怕事、畏缩的感觉。他身子骨健壮，脚步轻快，在校园里，嘴里喜欢哼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国旗下，他总是将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好好的，腰杆挺得直直的，每个星期一早上学生出完操后，他都要集队作国旗下的讲话：“你们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正是学文化知识的年纪，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他说得掷地有声，唾沫横飞，而学生则在下面嘻笑打闹。这时，我和大罗、小罗会在下面维持秩序，他的话才得以讲完。
罗师母比他小七八岁，个儿高挑、肤色白净，眉清目秀。我认识她时，她还不到四十，有着农村妇女少有的那种俊秀，是个美人坯子。现在是，那么，曾经更是。罗师母娘家在毗邻的桂林市永福县。据说，当年老罗还是小罗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只对姑娘说，对象是一名光荣的教师。罗师母文化少，对文化人颇为崇敬，第一次相亲便心动了。婚后才知，这个教师是民办的，虽有文化，但工资低得可怜，捧的不是铁饭碗，丢了又觉得可惜的泥饭碗。生米煮成了熟饭，日子只能熬着。年轻的师母把心思放在过日子上。她看中了镇上圩场的一个空摊位，于是到镇上租房，摆了个饮食摊，卖桂林米粉，也卖凉粉豆花。她干事麻利，粉汤味道调得好，来吃粉喝豆花的大多是回头客。在外人眼里，无论从哪方面看，罗师母嫁给老罗确实委屈了。以罗师母的条件，应该可以嫁一个更殷实俊朗的男子。镇子三天一圩。圩日子是值得期待的。每逢圩日下午的最后一堂课，老罗给学生布置作业，由学生自行完成，便不声不响离开学校，火急火燎赶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圩场。如路上遇到村里人，便说是到邮局取重要文件和报纸，或者说到中心校开会什么的。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老罗攒着脚劲，不辞劳苦三天两头到镇上，最重要的还是去守着妻子。对于会赚钱又年轻漂亮的妻子，我们看得出，老罗危机重重。他处处迁就，事事呵护，家长地位才勉强巩固。他虽有一万个舍不得妻子外出摆摊卖粉，但民办教师微薄的工资，两亩多的瘦田，确实难以应付三个孩子上学及日常开销，还得靠妻子外出做生意补贴家用。 村子隔山隔水不通邮路，村上的报刊、信件什么的都得亲自到邮局取。每当老罗到镇上，我们都轮流替他照看课堂纪律。那时我刚迷上写作，自不量力地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新闻报道和小散文，认真誊抄在小方格的信笺上，装在信封里，贴上八分钱邮票，封口处的糨糊还未干，便急匆匆托老罗邮走。然后，是耐心等待他的归来，仿佛等待一个巨大幸福的到来。当细碎可数的星星在夜幕下眨着眼时，码头上才出现了两个挑着担子的身影，打着手电一前一后地向村中走来。是老罗和师母回来了。又可以读到报纸了。当然更急切的目光还是把报纸从一版上搜寻到四版，看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变成铅字。没有，还是没有。失望中带着一些遗憾，但马上又有了新的、更加强烈的希望和激情，只有再写再盼。记得我第一篇小散文在当时的地区党报刊登时，第一个发现的是老罗。他将报纸取回时，几乎是小跑着冲进校园，朝着我的宿舍喊：“廖老师，廖老师，快看，这是你写的么？登报了。”我从宿舍出来，在门口接过报纸，看到自己的处女作《羞涩的潇洒》印成铅字，但很快掩飾了内心的狂喜，出口的是淡淡的一句：“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可老罗根本不在乎我的态度，轻轻拍着我的肩说：“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多写点哦。”老罗没有一点嘲讽的意思，口气温和，透着鼓励，还有佩服。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是第一个知道我写作，并及时给予热切期许的人。此后，每次他去镇上，都会事先问我有没有信要他邮寄。文学，这个年轻时旖旎的梦，在我步入中年渴望从平淡的生活海洋中出逃时，它成为了我唯一的救生圈。
三
小罗是老罗教过的学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美玉。她比我大三岁，脸蛋儿长得像名字一样如花似玉，只是个高不足一米五。矮个儿让她很自卑。初中毕业，她以三分之差与桂林地区师范失之交臂。她是家中老大，脚下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母没有让她复读，也没有放她外出打工，将她留在家里帮衬农事。乡里招代课老师时，在老罗的推荐下，她如愿在本村当上了老师。我来西岸时，她已有三年的教龄。白天，我和她在学校讨论教学，晚上，则聚在她房间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还织那种白色的长围巾。当年，正热播琼瑶的《几度夕阳红》，剧中的何慕天，身材颀长、面皮百净，穿着深灰色的长衫，围着白色长围巾。他一出场，便成为我和小罗心中共同的白马王子。后来，我们当然都没能遇上像何慕天一样的男人。事实上，小罗很快忘记了何慕天，忘记了白色长围巾。她父母看上村中墙面上撒着朱红色的石子儿装修的屋子。这是那个年代富裕人家起房子的装修特征。
老罗得知小罗要与本村青年谈恋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对小罗苦口婆心的劝告。他希望小罗安心教学，努力复习参加考试，转正后再找一个同行或者吃公家饭的姑爷，不说比翼齐飞，至少志同道合嘛，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半工半农还半商。说这话时，老罗似乎突然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轨迹，以深痛感悟劝告小罗。他觉得小罗应该等待一个更好的未来。
“罗校长哪里知道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小罗却苦笑着对我说。
是的，每家的经都是难念的。小罗家的境况，她父母急需在村里结一门亲家，与本村的大户人家联姻，好处是立竿见影的。表面上是嫁出女子，近水楼台实质等同于招婿，夯实了家族在村中地位，家里大凡小事还可以有个照应或者说得上话的。如果说小罗是个乖顺的女孩，倒不如说她有作为一个农村矮个儿女孩有的那种务实和自省精神。二十三岁那年，父母把她嫁进了那个朱红色石子儿装修的院落。可姑爷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整日在外浪荡，婚后不但没能帮助父母拉扯弟弟妹妹，帮衬农事，反而给她惹了不少事端，甚至还惹上毒品。好在，婆家家大业也大，小罗是教师，有文化，会做人，也会做事，夫家弟兄们也都护着她，想必这也是她与这个家庭不离不弃的主要原因。
从1994年起，民转公的考试每年都有。那时候，仿佛有一个“苹果”挂在学校上空诱惑着他们———转公。老罗、大罗、小罗在繁忙的教学间隙，仍锲而不舍地啃着一本艰深晦涩的民转公复习资料。我工龄短，没符合报考条件。放学了，他们也舍不得回家，仍在解数学方程式。他们工龄长短不一样，报考类别也不一样，不存在同级竞争，也就有了相互辅导相互督促的鼓励，一起铆足劲，埋头复习，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考。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在营造了一种学习氛围，以支撑自己将书继续教下去。他们认为，“苹果”就在前方，只要努力，就能一步步接近。然而，连续几次考试，三罗均名落孙山。每次都是给大部队作陪衬。老罗眼看还有两三年就退休，仍然领着民办工资。如果在六十岁前不能转正的话，几十年的付出都将付诸东流。可以预见，他的晚景将是凄凉的。而大罗、小罗正值青壮年，似乎还可以等得起云开日出，或者另谋出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罗嘴里不再淌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了，对小罗选择的恋爱对象，也不再扼腕叹息。
在最后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中，大罗和小罗还是没能考上，尽管他们都是优秀的乡村教师，教学成绩都很不错，但就是考不过。他们不得不离开讲台。老罗是老民办，得益于教龄满二十五年，在“大刮网”的政策中，得以免笔试转正。我已转行，到一家报社做了一名新闻民工。每天为生计忙得脚不沾地。只是依稀得知，小罗离开讲台后，仍留守村庄，本本份份操持家务，守着一对儿女，帮着父母春种秋收，照顾公公婆婆。随着年岁的增长，曾游荡社会的姑爷总算回归家庭，毒瘾也戒了。这几年，蚕丝市场回暖，夫妻俩大力发展种桑养蚕，收入不错，又盖了新楼。
在二○○二年教育资源整合、撤点并校的大潮中，像西岸小学这样的教学点全被撤销了。民办代课教师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民办教师这个词的背后，那些充满忧伤的生活背景依然清晰，那些没有等到转正而先已故去的老民办，还有那些终于等到云开日出的中年民办，他们一生的坚守，让我此时此刻无法用理性的文字去回忆他们。
前几年，被辞退的民办代课教师为争取自己的利益，频频地上访表达诉求，被地方政府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群体。我已通过公务员考试，在县政府谋得一个差事，曾两次在行政中心大楼下看到大罗和小罗跟在上访的队伍中。或许他们是为了避嫌，故意没和我说话，我们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便擦肩而过。目光相遇时，我内心灌满被疏离的硬生生的伤。假如，当年老罗发现我在写作，不鼓励，不支持，不帮助我邮寄稿件，我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此时跟在上访的队伍里？当然，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但只有一条路通向现在，它既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又是不可选择的。 好在，从上到下，彻底解决民办代课教师历史遗留问题的各种政策相继出台。如今，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这多少给像大罗和小罗一样的代课教师带来一些慰藉。
有一天，在县妇幼保健院排队做妇检时我与小罗邂逅。我们都有着久别重逢的惊喜，问长问短，好像那些在一起教书的日子忽然就呼啦啦倒退到眼前了。生活的重压下，岁月的刻痕不可避免地在小罗身上加深了许多。原本身材玲珑面容洁白的她，已然变成一个地道的、矮胖的村妇。在排队等待做检查的时间里，我们把这十多年未说的话都说了。说完了彼此家庭和孩子，接着是好一番回忆感叹。聊着这些日常家常，她将那些窘境的日子说得轻描淡写，像是聊着村中某个女人的故事。她的婚姻最有理由让她变成怨妇，但她始终与怨妇保持着距离。末了，她笑着似乎在作小结：“总算挺过最艰难的日子。”笑容里透着一股对世界的善意和对生活的满足。她仰头抬手捋了一下头发，逆光里，我见她鬓角有几缕白发，粗短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飘绿的好水头翡翠镯。
四
上午差不多下班了，大罗几经辗转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我办公室。他是骑摩托车来的。西岸村通往县城的主道，早些年已另修了一条盘山村级路。六十多公里的路程，大罗骑了两个多小时。
大罗进门坐定，我泡了两杯信阳毛尖，递了一杯到他面前。大罗先不说他的来意，而是聊起老罗去世的一些细节。我一边听着，一边饮着杯子里的茶。苦苦的，有点涩，一直找不到回甘。我知道，这不是茶叶的问题，而跟我的心情有关。我盯着白瓷杯，尖尖的嫩芽慢慢张开，然后往下坠，最后沉入杯底。
后来，大罗才将一沓证书、身份证、银行卡拿出来，告诉我，政府又出台了新政策，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纳对象范围扩宽了。被辞退的代课老师、企业下岗职工，可以补缴社保金。大罗还有几年就满六十岁了。他已测算好，只要补缴被辞退这段时间的社保金十一万多元，待年满六十周岁后，每月便可以领上近三千的养老金。大罗觉得很合算，于是，他拿出全部积蓄，凑齐十一万元。但办理的人很多，补缴时限只有两天，计算机系统即将关闭。大罗前一天便到社保局排队了，还没排到他，又到下班时间了。他无比担忧在系统关闭前缴不上。别无他法，他想到了我。
终于又有新政下来。大罗这个心愿，我是无论如何要助他达成的，何况只需我跑跑腿，除了大罗曾受恩于我，我更觉得，这是一名离岗代课老师晚年理应得到的最好归宿。大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凑够十一万元，想必这些年的家庭生产定搞得红红火火的了。
我拨通了青干班小王同学电话，她在社保局上班。咨询了相关政策后，让她帮我排一个号，下午我去给大罗补缴社保金。得到小王同学的肯定答复后，我信誓旦旦向大罗保证，这个补缴手续我会在下午帮他全部办妥，让他放心。大罗满脸感激和信任，将身份证、银行卡、取款密码留下后，急冲冲地回去了，说家中的孙儿就要放学了，得赶去中心校接回家。
第二天，我给大罗打电话，告诉他补缴社保金的事已办好了，有空来找我要回身份证和银行卡。几日后，大罗再次来县城，给我带来了一只土鸡，还有在山上挖来炖土鸡的牛大力。
在西岸时，我经常轮流在老罗、大罗、小罗家搭伙吃饭。以致于他们三个家庭对我的口味很清楚。尤其是大罗。每次我去吃饭，摆桌时，他都不忘唠叨孩子他妈做一个不拌葱的味碟放在我面前。我不爱吃葱，他记得很清楚。
那时，乡下的日子很是拮据，一个月能吃上肉的日子屈指可数，三罗中谁家要加菜，宰杀自家养的鸡鸭肯定是要邀我去坐桌的。牛大力，是山上一种树茎，属中草药。按大罗当年的说法，我们整天面对吵嚷嚷的学生，如果不吃点牛大力补足元气，长此以往人将不人。我在大罗的餐桌上，喝过很多次用牛大力炖的鸡汤。多年后，每当念及这些情景，我都对他们心怀无限的感激、温暖和感动。
记得我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九十六元，再加上八元的班主任津贴时，我已辗转在三个罗老师家吃了两个多月的饭。民办代课教师每个月的收入不足百来块，还常常被拖欠。我提出要交一些饭费，三个罗老师几乎都涨红了脸，连声推让，好像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大罗说，农村的饭不值什么钱，不就是多一小捧米，多一把青菜嘛，都是自家种的，还能因你偶尔一张嘴，吃垮了我们？可是吃的次数多了，我很不好意思的。发工资后，碰到村上来了游走的屠夫卖猪肉，我会割上一刀五花肉，去哪家吃饭，就提着往哪家走。结果他们又说，就你那点薄工资，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不像我们在家还可搞副业……那时候，就算到饭店端茶倒水当个服务员，报酬都比当代课老师高。老罗是民办，工龄长，工资稍微高一些，加上老婆在镇上做小生意，家境相对宽松。大罗、小罗和我都是代课的，工资不差上下。大罗很勤劳，边教书边务农，承包了摞荒土地种谷种菜，还在村里开了打米加工厂，寒暑假在村中承揽泥水活和木匠活。小罗帮衬父母干农活，工资并不作为养家的主要收入。唯独我，一人远离家乡，领着不足百元的工资，还要额外开支往返家乡的路费。偶尔上县城参加学习培训，走在大街上，看着那些脸上山清水秀的女孩儿，穿着靓丽裙衫，把我身上常穿的那件拉链夹克和牛仔裤映衬得无比寒酸。袖口上常沾着的一陀陀粉笔灰，是否算得上我青春时光的印记？轮流搭伙开饭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学期，直到学校垒起厨房后，我才另起炉灶做饭。
在那个千年极寒的冬季里，老罗在办公室烧了一大壶生姜红糖水。我们从四处透风的教室回来，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那种沁骨咬手的严寒，一堂课下来，往往觉得冻僵的手脚已不是自己的了。大多数学生都从家里带着一个小火笼。老罗体贴地笑呵呵拿着一只小巧的铝壶，给我和小罗、大罗的水杯里倒上一杯生姜红糖水。老罗很会过日子，属于那种十分精打细算的类型。想必，这些生姜红糖，是从老婆饮食摊偷拿来的。离开西岸好多年后，我仍喜欢喝这种甜甜的暖胃的茶水，固执地认为生姜红糖的味道，是西岸的味道，是青春时光苦涩而甜蜜的味道，洋溢着结实的人间滋味。
如今，那些身影，那些味道，和那个时代一起变成一段陈旧的时光。然而，山重水复，时间愈久，却愈来愈清晰。西岸这样的小山村，该是广袤人间的平常风景，透着安泰和烟火，也记着光阴的故事。
———選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接到大罗的电话时，我刚到办公室冲好一杯姜糖水。端着杯子站在十一层楼的落地玻璃窗前。窗户向东。初春的早上，暖暖的太阳洒了一屋子的明亮。大罗的声音沉缓，却带着焦急，翁声翁气地问我今儿上午有没有空，他想来我办公室一趟，有件事得请我出面帮忙。我问：“你是和老罗一起来的么？”有几次他们来县城找我，都是搭伴来的。大罗在那头迟疑了一会，说：“廖老师，你还不知啊，老罗在半年前就不在了。”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清，叫了起来：“你讲什么？”
大罗说：“老罗已经去世了。”
“啊？”我吃惊不小。“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大罗说：“去年中秋，老罗家人发现老罗死在床上，好像是心肌梗塞，突发的。当时我家忙垒新屋，不好去帮忙老罗的出丧事。
我左手握着手机，右手托着杯子，呷一口姜糖水，口舌生津，微辣的感觉弥漫味蕾。这味道遇上了大罗的声音，这消息遇上此时的阳光，让我一直以来混沌粘稠的脑子，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起来。从百叶窗叶片缝隙看出去，是早春阳光下茸茸的新綠。窗户下一棵木棉开得正艳，一片红色正嗽嗽往下落。在等候大罗从村子往我办公室赶的这段时间里，那些水洗的记忆瞬间回来了，仿佛不曾发生，而是我的虚构。我索性将百叶窗叶片全部拉开，八点多的太阳，正利箭般地透窗而入，轻轻打开了我那段青春时光的日记本。一晃二十年过去，贪婪的时间总是独自吞噬了生活的许多细节，唯独这些往事不曾暗淡褪去，相反常常在闲暇之时没来由地想起。
那个老罗，那个常在国旗下，对着全校一百多名孩子说“你们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正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的老民办老罗，他不在了？
那个刚刚等到云开日出得以转为公办老师，工资刚刚提高不到一年便退休的老罗，他真的不在了么？
唏嘘之后，仔细想想，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人生本来薄如纸，死亡来得悄无声息，也是一种脱离肉身的累赘。
我脑子里闪腾着老罗的面容。记得老罗刚办完退休手续，专程来到县城，邀我和几个在县城谋生的乡党小聚了一次。席间，他频频以茶代酒，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填满笑意的皱纹，似乎在告诉我，他终于从一种长年的无望中解脱，开始享受到生活的乐趣了。对于曾经生活在窘迫的境遇里，如今得以扬眉吐气的故人，我总是由衷地祝福。这顿饭估摸花销至少四百元。我因临时有采访任务，提前离开。老罗送我出小饭馆，刚好我的小车后备箱里有一床蚕丝被，是上午采访一个活动发的纪念品，想到他在餐桌上的开销，我心头一热，临时起意转赠给他。他一手提着蚕丝被包装盒，一手不停地挠着头，有点语无论次地说：“廖老师，恁子是好，恁子是好，你太有心，你工作那么忙，还那么细心给我备了退休礼物，我真不好意思呐，那，那我就收下了……”我羞惭得耳热心跳。此刻，我的脸一定是涨得通红的。我没有明说这不是掏钱专门为他买的，而是顺水推舟地说：“这是应该的，作个纪念吧……”我话还没说完便急匆匆钻进车，快速发动离去。挡风玻璃上有几张落叶，车一开动旋转纷飞了起来。微风渐凉，再下两场雨，就要入秋了。
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如果早知老罗那么快就化身为一捧泥土，沉沉坠入另一个世界，那天说什么我也绝对不会提前离席。
二
一九九四年秋，我还未满十九岁，中师毕业。生命的际遇把我带到了一个叫西岸的壮族小山村。这所大山皱褶里的教学点，位于洛清江上游，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西岸，刚听此名，似是一片诗意之地。可是，那时的西岸，地处偏僻，离集镇有二十多公里山路，一条大河依村缓缓流淌，遥远而安静。那一带山脉起伏，风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湘桂铁路旁的一条小路，是与山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从我家出发到这山村，乘火车，要从幽兰车站坐二十分钟绿皮火车到大端河车站，下车走三十多分钟的山路，再坐木船横过一条大河才能抵达。步行，就得沿着铁路旁的山路，走上四个多小时才能坐船过河。学校有六个年级，连我共四个老师，三个姓罗。校长老罗是民办教师，大罗和小罗是代课老师。我以代课老师的身份成为了他们的同事。多少年来，他们沉默地站在破旧的教室里，周而复始地忙碌着，应付两个年级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的“复式”教学，送走了一茬又一茬的孩子们，也送走了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
事实上，老罗只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西岸小学虽是完小，但只算教学点，行政职务并不设有校长，中心校才有正牌的校长。我们都习惯叫他罗校长。老罗时常穿一件四个兜的中山装，藏蓝色，肩膀被扁担磨得发白，袖口常常沾了粉笔灰，一坨一坨泛白，脚上的人造革皮鞋沾满尘土，没见他换过别的衣服，好像永远这身打扮。他退休后我在县城见过他两次，也是穿着这种款式这种颜色的衣服，只是袖口没沾有粉笔灰了，藏蓝色也比以前的新鲜一点。
老罗工作很认真，但能力一般，知识水平一般，教学成绩更是一般。他走路时总是含胸佝背，给人一种饱含谦卑、怕事、畏缩的感觉。他身子骨健壮，脚步轻快，在校园里，嘴里喜欢哼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国旗下，他总是将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好好的，腰杆挺得直直的，每个星期一早上学生出完操后，他都要集队作国旗下的讲话：“你们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正是学文化知识的年纪，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他说得掷地有声，唾沫横飞，而学生则在下面嘻笑打闹。这时，我和大罗、小罗会在下面维持秩序，他的话才得以讲完。
罗师母比他小七八岁，个儿高挑、肤色白净，眉清目秀。我认识她时，她还不到四十，有着农村妇女少有的那种俊秀，是个美人坯子。现在是，那么，曾经更是。罗师母娘家在毗邻的桂林市永福县。据说，当年老罗还是小罗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只对姑娘说，对象是一名光荣的教师。罗师母文化少，对文化人颇为崇敬，第一次相亲便心动了。婚后才知，这个教师是民办的，虽有文化，但工资低得可怜，捧的不是铁饭碗，丢了又觉得可惜的泥饭碗。生米煮成了熟饭，日子只能熬着。年轻的师母把心思放在过日子上。她看中了镇上圩场的一个空摊位，于是到镇上租房，摆了个饮食摊，卖桂林米粉，也卖凉粉豆花。她干事麻利，粉汤味道调得好，来吃粉喝豆花的大多是回头客。在外人眼里，无论从哪方面看，罗师母嫁给老罗确实委屈了。以罗师母的条件，应该可以嫁一个更殷实俊朗的男子。镇子三天一圩。圩日子是值得期待的。每逢圩日下午的最后一堂课，老罗给学生布置作业，由学生自行完成，便不声不响离开学校，火急火燎赶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圩场。如路上遇到村里人，便说是到邮局取重要文件和报纸，或者说到中心校开会什么的。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老罗攒着脚劲，不辞劳苦三天两头到镇上，最重要的还是去守着妻子。对于会赚钱又年轻漂亮的妻子，我们看得出，老罗危机重重。他处处迁就，事事呵护，家长地位才勉强巩固。他虽有一万个舍不得妻子外出摆摊卖粉，但民办教师微薄的工资，两亩多的瘦田，确实难以应付三个孩子上学及日常开销，还得靠妻子外出做生意补贴家用。 村子隔山隔水不通邮路，村上的报刊、信件什么的都得亲自到邮局取。每当老罗到镇上，我们都轮流替他照看课堂纪律。那时我刚迷上写作，自不量力地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新闻报道和小散文，认真誊抄在小方格的信笺上，装在信封里，贴上八分钱邮票，封口处的糨糊还未干，便急匆匆托老罗邮走。然后，是耐心等待他的归来，仿佛等待一个巨大幸福的到来。当细碎可数的星星在夜幕下眨着眼时，码头上才出现了两个挑着担子的身影，打着手电一前一后地向村中走来。是老罗和师母回来了。又可以读到报纸了。当然更急切的目光还是把报纸从一版上搜寻到四版，看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变成铅字。没有，还是没有。失望中带着一些遗憾，但马上又有了新的、更加强烈的希望和激情，只有再写再盼。记得我第一篇小散文在当时的地区党报刊登时，第一个发现的是老罗。他将报纸取回时，几乎是小跑着冲进校园，朝着我的宿舍喊：“廖老师，廖老师，快看，这是你写的么？登报了。”我从宿舍出来，在门口接过报纸，看到自己的处女作《羞涩的潇洒》印成铅字，但很快掩飾了内心的狂喜，出口的是淡淡的一句：“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可老罗根本不在乎我的态度，轻轻拍着我的肩说：“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多写点哦。”老罗没有一点嘲讽的意思，口气温和，透着鼓励，还有佩服。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是第一个知道我写作，并及时给予热切期许的人。此后，每次他去镇上，都会事先问我有没有信要他邮寄。文学，这个年轻时旖旎的梦，在我步入中年渴望从平淡的生活海洋中出逃时，它成为了我唯一的救生圈。
三
小罗是老罗教过的学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美玉。她比我大三岁，脸蛋儿长得像名字一样如花似玉，只是个高不足一米五。矮个儿让她很自卑。初中毕业，她以三分之差与桂林地区师范失之交臂。她是家中老大，脚下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母没有让她复读，也没有放她外出打工，将她留在家里帮衬农事。乡里招代课老师时，在老罗的推荐下，她如愿在本村当上了老师。我来西岸时，她已有三年的教龄。白天，我和她在学校讨论教学，晚上，则聚在她房间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衣，还织那种白色的长围巾。当年，正热播琼瑶的《几度夕阳红》，剧中的何慕天，身材颀长、面皮百净，穿着深灰色的长衫，围着白色长围巾。他一出场，便成为我和小罗心中共同的白马王子。后来，我们当然都没能遇上像何慕天一样的男人。事实上，小罗很快忘记了何慕天，忘记了白色长围巾。她父母看上村中墙面上撒着朱红色的石子儿装修的屋子。这是那个年代富裕人家起房子的装修特征。
老罗得知小罗要与本村青年谈恋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对小罗苦口婆心的劝告。他希望小罗安心教学，努力复习参加考试，转正后再找一个同行或者吃公家饭的姑爷，不说比翼齐飞，至少志同道合嘛，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半工半农还半商。说这话时，老罗似乎突然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轨迹，以深痛感悟劝告小罗。他觉得小罗应该等待一个更好的未来。
“罗校长哪里知道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小罗却苦笑着对我说。
是的，每家的经都是难念的。小罗家的境况，她父母急需在村里结一门亲家，与本村的大户人家联姻，好处是立竿见影的。表面上是嫁出女子，近水楼台实质等同于招婿，夯实了家族在村中地位，家里大凡小事还可以有个照应或者说得上话的。如果说小罗是个乖顺的女孩，倒不如说她有作为一个农村矮个儿女孩有的那种务实和自省精神。二十三岁那年，父母把她嫁进了那个朱红色石子儿装修的院落。可姑爷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整日在外浪荡，婚后不但没能帮助父母拉扯弟弟妹妹，帮衬农事，反而给她惹了不少事端，甚至还惹上毒品。好在，婆家家大业也大，小罗是教师，有文化，会做人，也会做事，夫家弟兄们也都护着她，想必这也是她与这个家庭不离不弃的主要原因。
从1994年起，民转公的考试每年都有。那时候，仿佛有一个“苹果”挂在学校上空诱惑着他们———转公。老罗、大罗、小罗在繁忙的教学间隙，仍锲而不舍地啃着一本艰深晦涩的民转公复习资料。我工龄短，没符合报考条件。放学了，他们也舍不得回家，仍在解数学方程式。他们工龄长短不一样，报考类别也不一样，不存在同级竞争，也就有了相互辅导相互督促的鼓励，一起铆足劲，埋头复习，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考。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在营造了一种学习氛围，以支撑自己将书继续教下去。他们认为，“苹果”就在前方，只要努力，就能一步步接近。然而，连续几次考试，三罗均名落孙山。每次都是给大部队作陪衬。老罗眼看还有两三年就退休，仍然领着民办工资。如果在六十岁前不能转正的话，几十年的付出都将付诸东流。可以预见，他的晚景将是凄凉的。而大罗、小罗正值青壮年，似乎还可以等得起云开日出，或者另谋出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罗嘴里不再淌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了，对小罗选择的恋爱对象，也不再扼腕叹息。
在最后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中，大罗和小罗还是没能考上，尽管他们都是优秀的乡村教师，教学成绩都很不错，但就是考不过。他们不得不离开讲台。老罗是老民办，得益于教龄满二十五年，在“大刮网”的政策中，得以免笔试转正。我已转行，到一家报社做了一名新闻民工。每天为生计忙得脚不沾地。只是依稀得知，小罗离开讲台后，仍留守村庄，本本份份操持家务，守着一对儿女，帮着父母春种秋收，照顾公公婆婆。随着年岁的增长，曾游荡社会的姑爷总算回归家庭，毒瘾也戒了。这几年，蚕丝市场回暖，夫妻俩大力发展种桑养蚕，收入不错，又盖了新楼。
在二○○二年教育资源整合、撤点并校的大潮中，像西岸小学这样的教学点全被撤销了。民办代课教师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民办教师这个词的背后，那些充满忧伤的生活背景依然清晰，那些没有等到转正而先已故去的老民办，还有那些终于等到云开日出的中年民办，他们一生的坚守，让我此时此刻无法用理性的文字去回忆他们。
前几年，被辞退的民办代课教师为争取自己的利益，频频地上访表达诉求，被地方政府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群体。我已通过公务员考试，在县政府谋得一个差事，曾两次在行政中心大楼下看到大罗和小罗跟在上访的队伍中。或许他们是为了避嫌，故意没和我说话，我们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便擦肩而过。目光相遇时，我内心灌满被疏离的硬生生的伤。假如，当年老罗发现我在写作，不鼓励，不支持，不帮助我邮寄稿件，我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此时跟在上访的队伍里？当然，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但只有一条路通向现在，它既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又是不可选择的。 好在，从上到下，彻底解决民办代课教师历史遗留问题的各种政策相继出台。如今，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这多少给像大罗和小罗一样的代课教师带来一些慰藉。
有一天，在县妇幼保健院排队做妇检时我与小罗邂逅。我们都有着久别重逢的惊喜，问长问短，好像那些在一起教书的日子忽然就呼啦啦倒退到眼前了。生活的重压下，岁月的刻痕不可避免地在小罗身上加深了许多。原本身材玲珑面容洁白的她，已然变成一个地道的、矮胖的村妇。在排队等待做检查的时间里，我们把这十多年未说的话都说了。说完了彼此家庭和孩子，接着是好一番回忆感叹。聊着这些日常家常，她将那些窘境的日子说得轻描淡写，像是聊着村中某个女人的故事。她的婚姻最有理由让她变成怨妇，但她始终与怨妇保持着距离。末了，她笑着似乎在作小结：“总算挺过最艰难的日子。”笑容里透着一股对世界的善意和对生活的满足。她仰头抬手捋了一下头发，逆光里，我见她鬓角有几缕白发，粗短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飘绿的好水头翡翠镯。
四
上午差不多下班了，大罗几经辗转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我办公室。他是骑摩托车来的。西岸村通往县城的主道，早些年已另修了一条盘山村级路。六十多公里的路程，大罗骑了两个多小时。
大罗进门坐定，我泡了两杯信阳毛尖，递了一杯到他面前。大罗先不说他的来意，而是聊起老罗去世的一些细节。我一边听着，一边饮着杯子里的茶。苦苦的，有点涩，一直找不到回甘。我知道，这不是茶叶的问题，而跟我的心情有关。我盯着白瓷杯，尖尖的嫩芽慢慢张开，然后往下坠，最后沉入杯底。
后来，大罗才将一沓证书、身份证、银行卡拿出来，告诉我，政府又出台了新政策，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纳对象范围扩宽了。被辞退的代课老师、企业下岗职工，可以补缴社保金。大罗还有几年就满六十岁了。他已测算好，只要补缴被辞退这段时间的社保金十一万多元，待年满六十周岁后，每月便可以领上近三千的养老金。大罗觉得很合算，于是，他拿出全部积蓄，凑齐十一万元。但办理的人很多，补缴时限只有两天，计算机系统即将关闭。大罗前一天便到社保局排队了，还没排到他，又到下班时间了。他无比担忧在系统关闭前缴不上。别无他法，他想到了我。
终于又有新政下来。大罗这个心愿，我是无论如何要助他达成的，何况只需我跑跑腿，除了大罗曾受恩于我，我更觉得，这是一名离岗代课老师晚年理应得到的最好归宿。大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凑够十一万元，想必这些年的家庭生产定搞得红红火火的了。
我拨通了青干班小王同学电话，她在社保局上班。咨询了相关政策后，让她帮我排一个号，下午我去给大罗补缴社保金。得到小王同学的肯定答复后，我信誓旦旦向大罗保证，这个补缴手续我会在下午帮他全部办妥，让他放心。大罗满脸感激和信任，将身份证、银行卡、取款密码留下后，急冲冲地回去了，说家中的孙儿就要放学了，得赶去中心校接回家。
第二天，我给大罗打电话，告诉他补缴社保金的事已办好了，有空来找我要回身份证和银行卡。几日后，大罗再次来县城，给我带来了一只土鸡，还有在山上挖来炖土鸡的牛大力。
在西岸时，我经常轮流在老罗、大罗、小罗家搭伙吃饭。以致于他们三个家庭对我的口味很清楚。尤其是大罗。每次我去吃饭，摆桌时，他都不忘唠叨孩子他妈做一个不拌葱的味碟放在我面前。我不爱吃葱，他记得很清楚。
那时，乡下的日子很是拮据，一个月能吃上肉的日子屈指可数，三罗中谁家要加菜，宰杀自家养的鸡鸭肯定是要邀我去坐桌的。牛大力，是山上一种树茎，属中草药。按大罗当年的说法，我们整天面对吵嚷嚷的学生，如果不吃点牛大力补足元气，长此以往人将不人。我在大罗的餐桌上，喝过很多次用牛大力炖的鸡汤。多年后，每当念及这些情景，我都对他们心怀无限的感激、温暖和感动。
记得我领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九十六元，再加上八元的班主任津贴时，我已辗转在三个罗老师家吃了两个多月的饭。民办代课教师每个月的收入不足百来块，还常常被拖欠。我提出要交一些饭费，三个罗老师几乎都涨红了脸，连声推让，好像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大罗说，农村的饭不值什么钱，不就是多一小捧米，多一把青菜嘛，都是自家种的，还能因你偶尔一张嘴，吃垮了我们？可是吃的次数多了，我很不好意思的。发工资后，碰到村上来了游走的屠夫卖猪肉，我会割上一刀五花肉，去哪家吃饭，就提着往哪家走。结果他们又说，就你那点薄工资，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不像我们在家还可搞副业……那时候，就算到饭店端茶倒水当个服务员，报酬都比当代课老师高。老罗是民办，工龄长，工资稍微高一些，加上老婆在镇上做小生意，家境相对宽松。大罗、小罗和我都是代课的，工资不差上下。大罗很勤劳，边教书边务农，承包了摞荒土地种谷种菜，还在村里开了打米加工厂，寒暑假在村中承揽泥水活和木匠活。小罗帮衬父母干农活，工资并不作为养家的主要收入。唯独我，一人远离家乡，领着不足百元的工资，还要额外开支往返家乡的路费。偶尔上县城参加学习培训，走在大街上，看着那些脸上山清水秀的女孩儿，穿着靓丽裙衫，把我身上常穿的那件拉链夹克和牛仔裤映衬得无比寒酸。袖口上常沾着的一陀陀粉笔灰，是否算得上我青春时光的印记？轮流搭伙开饭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学期，直到学校垒起厨房后，我才另起炉灶做饭。
在那个千年极寒的冬季里，老罗在办公室烧了一大壶生姜红糖水。我们从四处透风的教室回来，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那种沁骨咬手的严寒，一堂课下来，往往觉得冻僵的手脚已不是自己的了。大多数学生都从家里带着一个小火笼。老罗体贴地笑呵呵拿着一只小巧的铝壶，给我和小罗、大罗的水杯里倒上一杯生姜红糖水。老罗很会过日子，属于那种十分精打细算的类型。想必，这些生姜红糖，是从老婆饮食摊偷拿来的。离开西岸好多年后，我仍喜欢喝这种甜甜的暖胃的茶水，固执地认为生姜红糖的味道，是西岸的味道，是青春时光苦涩而甜蜜的味道，洋溢着结实的人间滋味。
如今，那些身影，那些味道，和那个时代一起变成一段陈旧的时光。然而，山重水复，时间愈久，却愈来愈清晰。西岸这样的小山村，该是广袤人间的平常风景，透着安泰和烟火，也记着光阴的故事。
———選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