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所谈到的如何“认同”及“想象”中国，及在此基础上构建“从周边看中国”的范式，是葛先生在过去近十年间孜孜以求，并在各种场合加以陈述的问题。不过，如果在葛先生“完整版”的绪说引领下，对这些章节进行重新阅览，或许能够对葛先生近年来思考与认识的主要问题、我们过往思维与认知过程中易于忽视的领域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等课题，产生一些较为新异的见解。
　　学术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一般可归结为“立”与“破”，即“构建”与“重建”的纠结与缠绕：在某一种观念逐渐普及、深入人心，并在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及更大的知识圈得到认同之后，往往会出现对观念本身及其研究方法的普遍质疑，通过这种质疑，重新对既往所熟练使用的“术语”“概念”或研究“路径”等进行审视，可在逐渐消解先前范式的同时，构建新的研究向度与视角。
　　近年来欧美学术界风起云涌的“新清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史学界普遍将“明清”作为一个惯用术语，认为明清社会在制度构建、社会形态、思维方式等方面沿袭一致的情况下，欧美学者（如罗友枝、柯娇燕）却提出，清代（也包括之前的元代）是一个有别于之前汉族中国的世界性大帝国，他们强调应当将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转为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凸显清朝的“满洲”元素及其特有性质。
　　《宅兹中国》也是从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多数人的认识视界内从未被质疑的问题，即“何谓中国”切入。
　　当我们习惯于将“中国”作为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时，是否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究竟是什么？这个所谈论的“中国”与唐朝人、宋朝人、明朝人、清朝人所认识的“中国”，是否为同一个“中国”？
　　反思传统史学研究范畴中有意无意构建的“汉族中国观”，将中国的历史简化为“秦汉唐宋元明清”，以至于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元色彩及各民族在此进程中的角色扮演，并不是葛兆光先生的独创，但如果谈及这种反思的系统性与全面性，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思想上与方法上的准备，葛先生可谓功劳卓著。
　　总体而言，葛先生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古地图中的中国”和“从周边看中国”两大课题。
　　关于前者，葛先生打破了以往将古地图仅仅当做文字材料之补充的研究方法，明确地提出，“从图像学研究的角度看，构图、变形、位置、设色等，恰恰是图像与文字文献的差异所在, 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这些方面的图像学研究才是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地方。”
　　比如他在研究古代中国人画的“世界地图”如《舆地图》《禹迹图》《广域图》的时候，窥视出其中所蕴含的古代中国关于天朝与四夷的想法，并通过“野怪寝陋，无华人气韵”的四夷描绘，探讨古代中国对于异域想象的路径，即借助自身已有的古典及所负载的历史和经验，用来自传统的经验决定评价的尺度，支持想象的产生，以此探讨了他在该章开头所提出的“怎样才能从地图中看出思想史”的问题。关于后者，葛先生所采用的主要是揆诸域外史料，以观察“中国”“亚洲”“万国”等定义的形成，在他看来，如果仅仅用古典汉籍中的论述，可能会被传统思维习惯所影响，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通过和别的事物进行比较，可以对观察对象的价值及特点产生新的认识。
　　定义“中国”，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中国”，最自然的方法，就是运用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论述。葛先生近年来投入巨大精力，搜集整理明清两代朝鲜、越南来华使团有关人员著录其在华时所见所闻的《燕行录》。他坚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及“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利用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以此重新思考“中国”。
　　关于“何谓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300余页的《宅兹中国》很难尽善尽美地进行解答，因此从长远的学术史范畴而言，该书更大的收益，也许是指示了一个全新的观察历史的视野，以及为这种新视野的实践，提供了几个可资借鉴的研究样板。
　　陈寅恪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今日可供使用的材料，早已数倍于前辈学者，而在这些材料的关照下，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构建起有别于前人的观察图景。如果今后的研究成果能够丰富或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则《宅兹中国》的开创之功，当毋须赘言。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
　　《宅兹中国》，葛兆光著，中华书局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