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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选文是母语课程范畴中的文学经典，每一篇经典都是各种话语力量进行交织和角力的结果。本文在把握民国选文面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这些面貌背后的话语力量，希图对这些面貌进行合理合据的解释。
一、民国选文研究的学术价值
“民国”是指 1912～1949 年的中华民国时期。语文选文，作为特定范畴的文学经典，除了要用语文教育学的视角来观照以外，还必须要用文艺学的视角来观照。现有的民国语文教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闫苹的《中国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研究》是最全面的民国语文教材研究论著。这本书介绍了民国77 套中学语文教材的概况，包括出版情况、编写体例、课文的面貌、教材的特点和评价，每套教材的概况介绍由不同的作者写成，属于教材批评。范远波的博士论文《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是最深入具体的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其论题涉及教材的演变、选编与组织，争鸣以及个案分析等等，其个案分析涉及的课文篇目比较广泛，分析具体而深入。在民国语文教育史方面，陈必祥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 年），顾黄初、李杏保的《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都对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状况进行阐述。关于选文学、经典学以及现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但对选文的经典焦虑情绪仍弥漫学界。
二、民国选文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1.选文之重
选文的问题就是教育视野下的经典鉴别和遴选的问题。韩艳梅认为，“一本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1]韩艳梅这句话中的“语文教科书”，其实主要是指作为课文的选文。选文之重，乃是全社会的共识。
现今我国语文的课程标准普遍规定“教材选文要有典范性，文质兼美”。“经典”是课本的初始称谓，孔子教学的课本就是“六经”。选择经典之作，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极难的事情。中国古代的选者甚至认为选文比作文还难。当代语文家朱绍禹先生也承认，“语文教材是人们期望最多，同时也几乎是非难最多的一种读物。”时至今日，人们认为现行语文教材内容“繁、难、偏、旧”，教材模式单一，选择性差，过分追求学科的知识系统，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等。这些担心和质疑的最大焦点就是语文的选文问题，可以说，现代语文课程建立以后，选文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难题。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选文须要高明的审美鉴赏力。童庆炳认为，选文的主体“发现人”要具备发现能力和较大的权威性两个品质。其次是选文须要“兼识”，李东阳说，“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正是审美鉴赏力和“兼识”这两个条件，给选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今的选者的遴选以及资格认定情况似乎还未能获得普遍的首肯。
2.民国选文的含金量
民国选文弥足珍贵，是学者甚至是名家的选择，是以“新中国想象”为指向的自由文化思潮的凝结。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的列举，这38年期间，民国共出版了151套初高中语文教材，平均每年出版4套语文教材，这个出版数量超出了今人的想象。而且，这些教材的面貌和特色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中学语文教材的主编至少有71人，出版社至少有43个。不同的编者，不同的出版社带来了不同而广泛的视角，从而累积了丰富的选文面貌和结果。相比而言，新中国建国以后语文教材的数量就偏少很多。从建国后一直到1988年仅出版语文教材16套，而且由于长期实行“一纲一本”和统编制政策，选文的视角比较单一和狭窄，这对选文的质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对教科书实行审定制，意味着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同时也意味着教科书选文的高质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惨烈的竞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之教科书编者的层次也非常高，很多都是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名家大家，例如罗根泽、林纾、胡适、傅东华、施蛰存、叶绍钧（叶圣陶）、黎锦熙等。专家学者意味着高明而敏锐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们是语文选文的理想“选者”。周汝昌说他小学时读的是世界书局的国文课本，“从《苛政猛于虎》到《岳阳楼记》，没有说教性，篇篇打动心弦，引人入胜。而现在的语文教材，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令人深深忧虑。
3.以“新中国想象”为指向的自由文化思潮的凝结
清末民国最主流的政治文化话语即指向“新中国想象”，一方面把时文建构为经典，另一方面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解构和重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得以延续，如演绎气节的《陌上桑》、传达人生田园理想的《归园田居》，表达平等思想的《兼爱》、表达山林意趣的《送秦中诸人引》被重构为经典。也有不少时文被建构成经典，如启蒙主义的《理信与迷信》、《原君》，爱国主义的《最后一课》、《秦士录》等。“新中国想象”就这样凝结在民国的选文经典之中。
清末民国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时期，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刘梦溪说，“此一时期学术思想之多元，学派之纷繁，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差可比并。”清末民国时期，大师云集，名家辈出，各种思想多元竞胜，百舸争流，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辉煌的时代。李欧梵在研究清末民国报章杂志所刊发的文学作品中得出结论说，“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他们借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以及“游戏和想象的文体”这些文学作品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的缔造。”
参考文献：
[1]韩艳梅：《特色·问题·建议——语文新课程实验教科书透视》，《全球教育展望》，2003年第9期
[2]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1376页
作者简介：
田霖（1976～ ），女，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副教授，汉语言文学、文秘。
一、民国选文研究的学术价值
“民国”是指 1912～1949 年的中华民国时期。语文选文，作为特定范畴的文学经典，除了要用语文教育学的视角来观照以外，还必须要用文艺学的视角来观照。现有的民国语文教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闫苹的《中国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研究》是最全面的民国语文教材研究论著。这本书介绍了民国77 套中学语文教材的概况，包括出版情况、编写体例、课文的面貌、教材的特点和评价，每套教材的概况介绍由不同的作者写成，属于教材批评。范远波的博士论文《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是最深入具体的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其论题涉及教材的演变、选编与组织，争鸣以及个案分析等等，其个案分析涉及的课文篇目比较广泛，分析具体而深入。在民国语文教育史方面，陈必祥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 年），顾黄初、李杏保的《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都对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状况进行阐述。关于选文学、经典学以及现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但对选文的经典焦虑情绪仍弥漫学界。
二、民国选文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1.选文之重
选文的问题就是教育视野下的经典鉴别和遴选的问题。韩艳梅认为，“一本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1]韩艳梅这句话中的“语文教科书”，其实主要是指作为课文的选文。选文之重，乃是全社会的共识。
现今我国语文的课程标准普遍规定“教材选文要有典范性，文质兼美”。“经典”是课本的初始称谓，孔子教学的课本就是“六经”。选择经典之作，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极难的事情。中国古代的选者甚至认为选文比作文还难。当代语文家朱绍禹先生也承认，“语文教材是人们期望最多，同时也几乎是非难最多的一种读物。”时至今日，人们认为现行语文教材内容“繁、难、偏、旧”，教材模式单一，选择性差，过分追求学科的知识系统，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等。这些担心和质疑的最大焦点就是语文的选文问题，可以说，现代语文课程建立以后，选文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难题。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选文须要高明的审美鉴赏力。童庆炳认为，选文的主体“发现人”要具备发现能力和较大的权威性两个品质。其次是选文须要“兼识”，李东阳说，“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正是审美鉴赏力和“兼识”这两个条件，给选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今的选者的遴选以及资格认定情况似乎还未能获得普遍的首肯。
2.民国选文的含金量
民国选文弥足珍贵，是学者甚至是名家的选择，是以“新中国想象”为指向的自由文化思潮的凝结。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的列举，这38年期间，民国共出版了151套初高中语文教材，平均每年出版4套语文教材，这个出版数量超出了今人的想象。而且，这些教材的面貌和特色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民国中学语文教材的主编至少有71人，出版社至少有43个。不同的编者，不同的出版社带来了不同而广泛的视角，从而累积了丰富的选文面貌和结果。相比而言，新中国建国以后语文教材的数量就偏少很多。从建国后一直到1988年仅出版语文教材16套，而且由于长期实行“一纲一本”和统编制政策，选文的视角比较单一和狭窄，这对选文的质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对教科书实行审定制，意味着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同时也意味着教科书选文的高质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惨烈的竞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之教科书编者的层次也非常高，很多都是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名家大家，例如罗根泽、林纾、胡适、傅东华、施蛰存、叶绍钧（叶圣陶）、黎锦熙等。专家学者意味着高明而敏锐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们是语文选文的理想“选者”。周汝昌说他小学时读的是世界书局的国文课本，“从《苛政猛于虎》到《岳阳楼记》，没有说教性，篇篇打动心弦，引人入胜。而现在的语文教材，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令人深深忧虑。
3.以“新中国想象”为指向的自由文化思潮的凝结
清末民国最主流的政治文化话语即指向“新中国想象”，一方面把时文建构为经典，另一方面对古代文学经典进行解构和重构。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得以延续，如演绎气节的《陌上桑》、传达人生田园理想的《归园田居》，表达平等思想的《兼爱》、表达山林意趣的《送秦中诸人引》被重构为经典。也有不少时文被建构成经典，如启蒙主义的《理信与迷信》、《原君》，爱国主义的《最后一课》、《秦士录》等。“新中国想象”就这样凝结在民国的选文经典之中。
清末民国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时期，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刘梦溪说，“此一时期学术思想之多元，学派之纷繁，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差可比并。”清末民国时期，大师云集，名家辈出，各种思想多元竞胜，百舸争流，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辉煌的时代。李欧梵在研究清末民国报章杂志所刊发的文学作品中得出结论说，“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他们借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以及“游戏和想象的文体”这些文学作品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的缔造。”
参考文献：
[1]韩艳梅：《特色·问题·建议——语文新课程实验教科书透视》，《全球教育展望》，2003年第9期
[2]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1376页
作者简介：
田霖（1976～ ），女，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副教授，汉语言文学、文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