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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坡村发生了一起斗殴伤人案件。
正月里人们没事儿干，就凑一块儿玩扑克。连着好几次，连秋都输了。输一次，往脸上贴一张纸条，再从桌子底下钻过去。都钻好几次了，脸上的纸条也贴了好几张，像风筝飘拂的尾巴。一直作为赢家的赶年，就怪笑着说连秋的风凉话：“嘿，让老婆给戴绿帽子了吧，要不怎么那么爱钻桌子呢。”
连秋听了，又是沮丧又是憋气，就认定赶年偷看了他的牌。赶年记忆力好，谁手里有什么牌，顶多来上两轮，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说他偷看别人的牌，这不是成心侮辱他吗？他受不得这个。于是两人先是斗嘴，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再后来就动起手来了。
人们都劝，哪劝得住。一阵桌椅板凳稀哩哗啦乱响，两人早扭打在一起。连秋一发狠，一拳打在赶年的脖颈上。就是这一拳头，把他们两人的命运改变了。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赶年和他媳妇新梅依然有滋有味地经营着他们的小日子。这几年，赶年一直给别人开车跑运输，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新梅在村里一个家具厂干小工，一天也有百十来块的收入，两人平时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手头也有了一些积蓄。但赶年不满足，一个大老爷们儿，干吗总给人打工呢？没出息！于是和新梅一合计，拿出家里全部积蓄，又去银行贷了一笔款子，买了一辆大拖挂。连司机都雇好了，过了正月十五，就去山西拉煤，跑运输，挣大钱。用不了几年，他们也要像村里开厂子的小老板们那样，过一把那种牛逼烘烘的瘾。
可就是这场突发的灾难，让他和新梅的美梦在一刹那变成了水上的泡泡儿。
事件发生后，新梅带着赶年跑了市里好几家大医院。为给他治病，把那辆大拖挂也卖了。综合各大医院大夫的诊断，连秋那一拳，不偏不倚，把赶年的脊椎神经给打坏了。那是人体顶重要的部位，就像木偶戏里连接木偶的那条线儿，一旦线儿断了，再精彩的木偶戏也会戛然而止。于是，新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赶年的下半生，只有在床上度过了——除了会喝水吃饭，会说话会哭会笑，哪儿也动弹不了。
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村干部哪能袖手旁观呢？刚开始，治保主任大贵出面为两家进行调解。大贵干治保主任多年，经验多，见识广，又能说会道，按说没什么问题的，想不到却栽了跟头。
问题出在赔偿方面。刚出事时，连秋还不错，赶忙给新梅送来五千块钱，一脸懊悔地对新梅说：“打死我也没想到出这事儿。其实，俺俩那天一半也是闹着玩儿呢，谁也没当真！”
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新梅心里再窝火，看人家连秋主动送钱来了，也只好忍着，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乡里乡亲的，又没冤又没仇，哪能那么狠心？只是你打的地方不对，下手太重了！”这话软中带硬，连秋羞得恨不能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大贵给他们两家从中调解，除去那五千，让连秋再回回手，至于多少，得由他出面，两家人坐下来慢慢协商。可连秋和他妻子也是靠给人打工过日子，又供着两个上学的孩子，身上也没多大油水；还有就是看赶年都成那样了，害怕那是个无底洞，干脆，就变成缩头乌龟，任凭大贵如何给连秋做工作，他不是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就是咧着大嘴哭穷：“大贵叔，俺就这点儿家底，你看看嘛东西值钱就搬走吧。”
新梅可等不及，正在大贵绞尽脑汁另想办法时，一纸诉状把连秋告上了法庭。
法院很快做出判决：连秋因故意伤害罪获六年徒刑，附带民事责任；赔偿赶年医疗费抚养费和误工费等各种费用共计五十万元。
判决下来，连秋很快就服刑去了，可赔偿款却迟迟没有兑现。新梅呢，她每天早晨把饭碗一撂，就去村北马路上坐公交车往县里赶；县里解决不了，就一趟趟地往市里跑。这样跑来跑去，就成了市里县里有名的上访户。市里腻歪，县里更头疼。
而大贵呢，更是没有面子。当治保主任这么多年，村里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人们说，他那刀片儿似的两片薄嘴唇，生来就是干这个吃的。平时，无论两家闹得多么僵持不下，只要经他两头一劝说，在那两片嘴唇一张一合间，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就喜欢闹别扭的两家都对他笑脸相迎，像大爷一样地好烟好茶地敬着。走在大街上呢，投向他的，也都是恭维和敬服的目光。
想不到，却被这件事儿打了脸。
临近中午，村主任老马一个电话把大贵叫到了村委会。
大贵一进门，见老马像挨了蚂蜂蜇似的，正捂着腮帮子不停地吸溜气，心想不好，又是为那事儿。脸就阴了。
果然，老马瞅一眼大贵，苦笑道：“妈的，这次乡里下死命令了，让咱务必想办法看住新梅！”边说边痛苦地晃晃花白的脑袋。
大贵明白，老马这是刚从乡里回来，肯定挨了乡长一顿猛训，于是眨巴一下眼睛说：“还有什么办法呢？什么法儿都想了，也用了。”
老马在屋里来回地踱步，忽地停住，目光落在大贵脸上：“大贵呀，这事儿还离不开你，不管有多难，就是脑袋拱地，也得帮我解决了！唉，谁让咱摊上个一根筋的女人呢？老天爷下雨还有消停的时候哩，你说，这事儿嘛时候才是个了呢！”
大贵就像一头不肯让人戴上笼头的骡子。他伸出一只手，用力抓挠后脑勺，一脸的苦笑：“人家就是不给面子，你让俺有嘛法子？我的大主任哟，你也是个明白人，你说是让我啃人家呢，還是咬人家？”
老马扑哧地笑了，朝他一挤眼：“这事儿你问我干吗？你愿意咬还是愿意啃，你去问她呀！只要人家乐意！”
大贵摆摆手：“去去去，人家新梅可管我叫叔呢。”老马用手摸着刮得泛出青光的腮帮子，嘿嘿地笑道：“那算个逑蛋！街坊辈瞎胡论嘛！”
见大贵只是低下脑袋吸烟，老马就给他戴高帽：“我说大贵，这事儿你不想去也得去，离开你这个虫儿，任谁也打不了这根木头！”
大贵不上他的当，摇摇头：“主任抬举我了，我哪有那两下子！” 见这个不行，老马又想出一招：“嗨，也不让你白忙活，从今儿个开始，村里一天给你五十块钱补贴。”
老马能做出这个决定，也实属无奈。不如让大贵占点便宜，早点把这事儿解决了，自己也图个安生。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他一根毛儿也不会少的。不然，显得他这个村主任太无能太窝囊了。
大贵沉吟片刻，然后把嘴一咧，拉起老戏里的拖腔说：“哎呀呀，这钱可咬手哟——”
因为心里着急，老马就给大贵出主意：“要不，你就把她盯紧了，她一出门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乡里，乡里就会派人开车去路上拦她。”
大贵眼珠子一转，不错，这倒是个好办法，不必再一趟趟登门给新梅做工作了。可转念又想：也不好办，总不能一天到晚在人家门口守着吧？那成什么了？他突然想到一个成语“守株待兔”。如果新梅是一只兔子，他是什么？他就是那个苦苦守候的猎人，滋味也不好受。他想笑，可哪儿笑得出来呢，只是狠劲地吸烟，明白自己又钻进老马下的套儿了。
已经答应老马了，大贵再不乐意，也不好推辞，何况这本来就是他分内的事儿。
往回走着，大贵心里乱糟糟的，像塞进一团烂棉花。监视人嘛，他也干过。可监视的都是歹人，是几个在乡派出所挂了号的小地痞，他监视他们不但心安理得，甚至还有一种为民除害的正义感。这一次，他竟然有做贼的感觉。
老伴儿见大贵把脸拧成了苦瓜样儿，不停地摇头叹气，问他怎么回事儿？大贵说：“也没嘛事儿。”老伴儿哪信，说：“没嘛事儿你怎么拉着脸，跟谁欠你二百块钱似的？”被老伴儿逼急了，他才说了事情的原委。
因为大贵为这事儿丢过面子，老伴儿不忙着张罗饭了，也开始帮他想办法。突然，她把手在额头上一拍，说：“有了，爱花开了个麻将摊，又住在街口上，推给她吧。”
大贵嘿嘿笑了：“对呀，这不就解决了？”
来喜和爱花正坐在堂屋里吃饭，见大贵进来，都放下碗。爱花起身给大贵拿凳子，笑呵呵地招呼道：“姑夫，坐下吃碗面吧！”大贵摆摆手：“刚吃过了，你们吃！”来喜去茶几上拿烟，递给大贵：“姑夫，抽一支。”又拿打火机给大贵点着了。
大贵吸一口烟，就直奔主题：“是这么一件事儿，我给你俩找了份活儿，算是个兼职吧！”
来喜眼睛一亮：“嘿，还是姑夫，有好事儿总忘不了俺们！”来喜个子不高，又瘦，但浑身透出一股机灵劲儿。人们说，来喜连眼睫毛都是活络的。
大贵把眼睛眯成豆角样儿，脸颊上就现出条条弧形皱纹，紧盯住来喜：“我说大侄子，别高兴得太早，得等我把话说完——这事儿嘛，雨淋不着，风吹不着，太阳也晒不着，就是……”他想逗逗来喜。
来喜哪等得及，笑嘻嘻地央求大贵：“我的好姑夫，别卖关子了，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只要不让我杀人放火，有嘛不好干的！”
看来喜一副猴急样儿，大贵伸手弹弹烟灰，把这事说了。
来喜怔住了，眼睛眨了眨：“姑夫的意思，是让我们监视人家新梅？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
大贵哈哈地笑着责怪他：“看你这孩子，干吗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呢？这活儿也不白干，从今儿开始村里一天给你补助五十块钱！”
大贵的话刚落音儿，爱花把碗往桌上一放：“我的天，一天五十，一个月就是一千多块，快顶半个小工了！”一双细眯眯的眼睛飞快地白了来喜一眼，“监视就监视呗，你干吗非把自个儿比作电影上的特务？”
“来，大侄子，姑夫还有一个好办法，只要按我说的做，新梅就不会怪你！”
来喜把脸凑近大贵。听了大贵的主意，他竖起大拇指：“嗯呀，还是姑夫有水平，怪不得能当这么多年村干部！”
撂下饭碗，来喜就走出家门。
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上，大街上，胡同里，全是白花花的阳光。村里很安静，有淡淡的饭菜香味飘来，还有槐花香。他是往北面走的，地上投下他短短的影子，他仿佛是随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
这是一条长长的胡同，新梅家就位于胡同中间位置。这时，来喜才惊讶地发现，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让他们监视新梅最合适不过了。因为，胡同口差不多正对着他家街门，只要把麻将桌从厢房移到门楼里，捎带着就把这活儿干了，就用一双眼睛，两只耳朵，不费吹灰之力！
听到有人走进院子，新梅从屋里走出来。
看到来喜，她眼睛翜睁着，不说话，一张疲惫憔悴的脸颊又灰又黄，像初春那种失去水分的白菜帮子，目光也黯淡无光。
“嗨，无事不登三宝殿！嫂子……”来喜笑嘻嘻地盯着新梅。
新梅左手扶住门框，挺直腰板，还是不说话，射向来喜的目光里满是探询和冷漠。
“嗨，这么回事儿……”来喜刚开口又止住了。他的目光忽地被新梅头上的红色发卡掳去了。就是这只塑料发卡，像一抹阳光照在新梅脸上，遮去了让他讶异的那种黯淡和憔悴。来喜恍若又看到了从前的新梅。从前的新梅可是村里的人尖尖儿，她身材苗条，脸颊鲜嫩光洁，嗓音也甜润温婉。尤其那双眼睛，不但饱满黑亮，上眼皮还微微泛红，似红了脸的桃子，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平时，他就看着她从胡同口进进出出的，心里总酸溜溜儿的。哼，狗日的赶年，你小子艳福倒不浅！
但他也领教过这个女人的厉害。
那年夏天，来喜在村北浇玉米。远远地，他看到新梅在自家谷子地里拔草。太阳快落山了，夕阳映亮了绿油油的庄稼，也把新梅的脸颊涂上一抹橘红色，娇嫩妩媚得像雨后的棉花骨朵儿。于是来喜故意磨磨蹭蹭的，不急着回家。直到太阳坠入远山，薄暮四起，新梅收工路過他家玉米地时，他像一只刚出窝的兔子般朝她扑来。新梅甩开了他的手。她的力气大得惊人，脸涨得通红，那双好看的眼睛，此时犀利得像把刀子，说：“来喜，你要是开玩笑呢，也罢了。要是来真的，别怪我不认乡亲！”来喜被震慑住了，不光她的目光，还有她的语气，不紧不慢，却句句像鞭子，抽向他的脸。他赶忙说：“嫂子，开玩笑哩，开玩笑哩。”再见到来喜，新梅照样儿笑嘻嘻地搭话，就像没那回事儿。来喜反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后悔当时那么冲动。但他的确喜欢新梅，打个比方，她在村里女人堆里，就像谷子地里长出的一棵秀逸高挺的高粱。 可才一年多时间，新梅就像变了一个人，变老了，变丑了，也就是说，那棵秀逸抢眼的高粱过早地衰败了，弯下了高挺的腰身，连棵谷子也不如了。
再想想屋里床上躺着的那个半死不活的赶年，来喜心里便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忽地感到脸上发烧，觉得自己真的成了让人唾弃的特务。他嘴唇嚅动着，但没有发出声音来。
看来喜目光躲躲闪闪的，新梅愈加好奇和疑惑，她终于开口了：“有嘛事呀，大兄弟？”
来喜只好说了，然后，叹息一声，摊开两手解释：“唉，没有办法的事呗，村里找了我，我怎么好拒绝呢？再说了，谁让我家正对着你的胡同口？这样吧嫂子，我不挡你，你去哪儿我也不管，你出门只要让我知道就行了。咱乡里乡亲的，我不做见不得人的事！”来喜说的全是心里话，目光却不敢和新梅对视，依然躲躲闪闪的。
“来喜。”望着来喜迷惑又有几分慌乱的眼睛，新梅轻轻地唤了一声，那种温柔，就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多少天了，她还没有和人这么说过话。自从赶年出事后，人们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就是搭话，也只是问一下赶年的情况，就此打住，再也不肯多说半句。怕什么？还不是怕她开口借钱！还有，就是怕话说轻了重了，得罪连秋家。都一个村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一阵风，也能将每户人家吹个遍。
“来喜。”她又叫了一声，声音轻柔似水，却不敢看来喜，目光移向院里那棵大槐树。一树洁白的槐花，像落一层雪，浓郁的香气和蜜蜂的嗡嗡声同时传来。
時间像是凝固了，又那么长，长得像过去一年。空气里的槐花香，让正午的阳光烤得发酵了，飘到村里每一个角落。村子就在这槐花香里沉沉地睡去了。
新梅就是嗅着槐花香，整理好凌乱的头发和衣衫，走出厢房的。太阳刺痛了她的眼。望着来喜远去的背影，她的心顿时像被掏空了。她突然又痛恨自己：你为什么就不变成个木头人？她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
当她扭转身，慢慢地踅进堂屋，强忍着的泪水才簌簌地流下，干涩的脸颊上淌满泪水。她就站在那里，不愿往里走了，里屋床上就躺着她那个不死不活的男人！她心里发虚发慌，她没有勇气来面对他。
忽地，一股淡淡的尿臊味飘来。她抽动一下鼻子，下意识地扭转头，望向院里。屋里和外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呀，外面有金子般的阳光，有醉人的槐花香，有小鸟儿和蜜蜂的鸣唱。
而屋里呢，赶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如今已瘦得脱了人形，看上去像田里轰家雀的稻草人——一根细木棍顶一个大草帽，只不过，这里是将草帽换成了赶年的大脑壳子。如果不是那双呆滞的大眼珠子不时地动一下，证明他还是有口气的大活人，她真觉得自己日夜守着的，就是用一根木棍和稻草搭成的假人。
她开始感到懊悔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新梅不再往县里市里跑了。人们都惊讶不已，认为这才是原来的那个新梅。人们还发现，新梅的脸颊渐渐恢复了先前的光鲜，上眼皮又微微泛红，遇到人时也有了笑模样。但毕竟还是和从前不同，那笑像蜻蜓点水似的。
这件让乡里麻烦更让县里头疼的事情，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解决了。
乡长在县里受到了表扬，村主任老马也受到了乡长的表扬。自然，老马也没忘记褒扬大贵。大贵似乎比别人更高兴，因为等于他把上次丢掉的面子又重新捡了回来，而且又做得这么漂亮，这么不显山不露水的。他认为新梅到底是想明白了，这个案子法院处理得不能说不快，判得也不能说不公正。可连秋家就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上边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还是耐心等着吧，这事儿能不能彻底解决，就看你的运气了。
又一个春天来临。仿佛听到同一声命令，村里所有槐树一夜之间绽放出满树的槐花，似乎把天空都映白了。空气中也满含了槐花甜丝丝的香气。这是槐花的海洋，槐花的世界！
每到这个季节，大贵都要让老伴儿给他做两次槐花“苦累”。从小就喜欢吃，那时日子不好过，吃“苦累”是为了填饱肚子。除了槐花，还有榆钱、红薯叶、扫帚苗。切碎了，撒上盐上锅蒸熟，调料是蒜泥和醋，还有香油。后来，却成为一种稀罕吃食，不吃几次总觉得这个春天就白过了。这一带村里人都有吃这个的习惯。他在城里教书的女儿每到这个季节，总要带着爱人和儿子回来一趟，吃她妈做的槐花“苦累”，还创造了一个新鲜词——“吃春”。这词好，对呀，吃春，吃春天。
和往常一样，老伴儿做了一大盆“苦累”。
大贵坐在小地桌前。外面是春天亮闪闪的阳光。他先低下头，吸溜吸溜闻一下。老伴儿嗔他一眼：“看把你馋的！像几年没吃了。”他没言声，只是嘿嘿地笑笑，伸筷子扒拉一大碗，拿小勺浇上淋了香油和醋的蒜泥。于是，一股特有的清香溢满整个堂屋，也钻进大贵的鼻子里。他像个馋嘴的小孩子，拿筷子搅拌一下，忙不迭地往嘴里扒拉，边吃边说：“好吃，真好吃！”
老伴儿也很高兴，扯把小凳子坐在他对面，为自己扒拉了一大碗。她也喜欢吃槐花“苦累”。
刚吃几口，她放下碗看一眼大贵，叹息一声：“唉，今儿上午，爱花又和来喜吵架哩！你看看，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大贵听了，还没扒拉到嘴里的“苦累”就停在碗边，抬头盯着老伴儿，想问她为什么？从前，小两口可是甜蜜恩爱，很少吵架的。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眼前出现大团大团的槐花。在这洁白的花海里，渐渐地浮现出新梅那张白润妩媚的脸，对着他笑。他分明看到，那笑里竟有几分苦涩。
看他不搭话，而且脸色阴郁，老伴儿有些疑惑，问他：“今年的‘苦累’好吃不好吃？槐花香味浓不浓？”
他没有回答老伴。拿筷子在碗里扒拉着，冷不丁说了一句，像是问自己也像问老伴：“你说，这东西为嘛叫‘苦累’呢？”
责任编辑 周独明
正月里人们没事儿干，就凑一块儿玩扑克。连着好几次，连秋都输了。输一次，往脸上贴一张纸条，再从桌子底下钻过去。都钻好几次了，脸上的纸条也贴了好几张，像风筝飘拂的尾巴。一直作为赢家的赶年，就怪笑着说连秋的风凉话：“嘿，让老婆给戴绿帽子了吧，要不怎么那么爱钻桌子呢。”
连秋听了，又是沮丧又是憋气，就认定赶年偷看了他的牌。赶年记忆力好，谁手里有什么牌，顶多来上两轮，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说他偷看别人的牌，这不是成心侮辱他吗？他受不得这个。于是两人先是斗嘴，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再后来就动起手来了。
人们都劝，哪劝得住。一阵桌椅板凳稀哩哗啦乱响，两人早扭打在一起。连秋一发狠，一拳打在赶年的脖颈上。就是这一拳头，把他们两人的命运改变了。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赶年和他媳妇新梅依然有滋有味地经营着他们的小日子。这几年，赶年一直给别人开车跑运输，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新梅在村里一个家具厂干小工，一天也有百十来块的收入，两人平时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手头也有了一些积蓄。但赶年不满足，一个大老爷们儿，干吗总给人打工呢？没出息！于是和新梅一合计，拿出家里全部积蓄，又去银行贷了一笔款子，买了一辆大拖挂。连司机都雇好了，过了正月十五，就去山西拉煤，跑运输，挣大钱。用不了几年，他们也要像村里开厂子的小老板们那样，过一把那种牛逼烘烘的瘾。
可就是这场突发的灾难，让他和新梅的美梦在一刹那变成了水上的泡泡儿。
事件发生后，新梅带着赶年跑了市里好几家大医院。为给他治病，把那辆大拖挂也卖了。综合各大医院大夫的诊断，连秋那一拳，不偏不倚，把赶年的脊椎神经给打坏了。那是人体顶重要的部位，就像木偶戏里连接木偶的那条线儿，一旦线儿断了，再精彩的木偶戏也会戛然而止。于是，新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赶年的下半生，只有在床上度过了——除了会喝水吃饭，会说话会哭会笑，哪儿也动弹不了。
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村干部哪能袖手旁观呢？刚开始，治保主任大贵出面为两家进行调解。大贵干治保主任多年，经验多，见识广，又能说会道，按说没什么问题的，想不到却栽了跟头。
问题出在赔偿方面。刚出事时，连秋还不错，赶忙给新梅送来五千块钱，一脸懊悔地对新梅说：“打死我也没想到出这事儿。其实，俺俩那天一半也是闹着玩儿呢，谁也没当真！”
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新梅心里再窝火，看人家连秋主动送钱来了，也只好忍着，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乡里乡亲的，又没冤又没仇，哪能那么狠心？只是你打的地方不对，下手太重了！”这话软中带硬，连秋羞得恨不能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大贵给他们两家从中调解，除去那五千，让连秋再回回手，至于多少，得由他出面，两家人坐下来慢慢协商。可连秋和他妻子也是靠给人打工过日子，又供着两个上学的孩子，身上也没多大油水；还有就是看赶年都成那样了，害怕那是个无底洞，干脆，就变成缩头乌龟，任凭大贵如何给连秋做工作，他不是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就是咧着大嘴哭穷：“大贵叔，俺就这点儿家底，你看看嘛东西值钱就搬走吧。”
新梅可等不及，正在大贵绞尽脑汁另想办法时，一纸诉状把连秋告上了法庭。
法院很快做出判决：连秋因故意伤害罪获六年徒刑，附带民事责任；赔偿赶年医疗费抚养费和误工费等各种费用共计五十万元。
判决下来，连秋很快就服刑去了，可赔偿款却迟迟没有兑现。新梅呢，她每天早晨把饭碗一撂，就去村北马路上坐公交车往县里赶；县里解决不了，就一趟趟地往市里跑。这样跑来跑去，就成了市里县里有名的上访户。市里腻歪，县里更头疼。
而大贵呢，更是没有面子。当治保主任这么多年，村里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人们说，他那刀片儿似的两片薄嘴唇，生来就是干这个吃的。平时，无论两家闹得多么僵持不下，只要经他两头一劝说，在那两片嘴唇一张一合间，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就喜欢闹别扭的两家都对他笑脸相迎，像大爷一样地好烟好茶地敬着。走在大街上呢，投向他的，也都是恭维和敬服的目光。
想不到，却被这件事儿打了脸。
临近中午，村主任老马一个电话把大贵叫到了村委会。
大贵一进门，见老马像挨了蚂蜂蜇似的，正捂着腮帮子不停地吸溜气，心想不好，又是为那事儿。脸就阴了。
果然，老马瞅一眼大贵，苦笑道：“妈的，这次乡里下死命令了，让咱务必想办法看住新梅！”边说边痛苦地晃晃花白的脑袋。
大贵明白，老马这是刚从乡里回来，肯定挨了乡长一顿猛训，于是眨巴一下眼睛说：“还有什么办法呢？什么法儿都想了，也用了。”
老马在屋里来回地踱步，忽地停住，目光落在大贵脸上：“大贵呀，这事儿还离不开你，不管有多难，就是脑袋拱地，也得帮我解决了！唉，谁让咱摊上个一根筋的女人呢？老天爷下雨还有消停的时候哩，你说，这事儿嘛时候才是个了呢！”
大贵就像一头不肯让人戴上笼头的骡子。他伸出一只手，用力抓挠后脑勺，一脸的苦笑：“人家就是不给面子，你让俺有嘛法子？我的大主任哟，你也是个明白人，你说是让我啃人家呢，還是咬人家？”
老马扑哧地笑了，朝他一挤眼：“这事儿你问我干吗？你愿意咬还是愿意啃，你去问她呀！只要人家乐意！”
大贵摆摆手：“去去去，人家新梅可管我叫叔呢。”老马用手摸着刮得泛出青光的腮帮子，嘿嘿地笑道：“那算个逑蛋！街坊辈瞎胡论嘛！”
见大贵只是低下脑袋吸烟，老马就给他戴高帽：“我说大贵，这事儿你不想去也得去，离开你这个虫儿，任谁也打不了这根木头！”
大贵不上他的当，摇摇头：“主任抬举我了，我哪有那两下子！” 见这个不行，老马又想出一招：“嗨，也不让你白忙活，从今儿个开始，村里一天给你五十块钱补贴。”
老马能做出这个决定，也实属无奈。不如让大贵占点便宜，早点把这事儿解决了，自己也图个安生。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他一根毛儿也不会少的。不然，显得他这个村主任太无能太窝囊了。
大贵沉吟片刻，然后把嘴一咧，拉起老戏里的拖腔说：“哎呀呀，这钱可咬手哟——”
因为心里着急，老马就给大贵出主意：“要不，你就把她盯紧了，她一出门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乡里，乡里就会派人开车去路上拦她。”
大贵眼珠子一转，不错，这倒是个好办法，不必再一趟趟登门给新梅做工作了。可转念又想：也不好办，总不能一天到晚在人家门口守着吧？那成什么了？他突然想到一个成语“守株待兔”。如果新梅是一只兔子，他是什么？他就是那个苦苦守候的猎人，滋味也不好受。他想笑，可哪儿笑得出来呢，只是狠劲地吸烟，明白自己又钻进老马下的套儿了。
已经答应老马了，大贵再不乐意，也不好推辞，何况这本来就是他分内的事儿。
往回走着，大贵心里乱糟糟的，像塞进一团烂棉花。监视人嘛，他也干过。可监视的都是歹人，是几个在乡派出所挂了号的小地痞，他监视他们不但心安理得，甚至还有一种为民除害的正义感。这一次，他竟然有做贼的感觉。
老伴儿见大贵把脸拧成了苦瓜样儿，不停地摇头叹气，问他怎么回事儿？大贵说：“也没嘛事儿。”老伴儿哪信，说：“没嘛事儿你怎么拉着脸，跟谁欠你二百块钱似的？”被老伴儿逼急了，他才说了事情的原委。
因为大贵为这事儿丢过面子，老伴儿不忙着张罗饭了，也开始帮他想办法。突然，她把手在额头上一拍，说：“有了，爱花开了个麻将摊，又住在街口上，推给她吧。”
大贵嘿嘿笑了：“对呀，这不就解决了？”
来喜和爱花正坐在堂屋里吃饭，见大贵进来，都放下碗。爱花起身给大贵拿凳子，笑呵呵地招呼道：“姑夫，坐下吃碗面吧！”大贵摆摆手：“刚吃过了，你们吃！”来喜去茶几上拿烟，递给大贵：“姑夫，抽一支。”又拿打火机给大贵点着了。
大贵吸一口烟，就直奔主题：“是这么一件事儿，我给你俩找了份活儿，算是个兼职吧！”
来喜眼睛一亮：“嘿，还是姑夫，有好事儿总忘不了俺们！”来喜个子不高，又瘦，但浑身透出一股机灵劲儿。人们说，来喜连眼睫毛都是活络的。
大贵把眼睛眯成豆角样儿，脸颊上就现出条条弧形皱纹，紧盯住来喜：“我说大侄子，别高兴得太早，得等我把话说完——这事儿嘛，雨淋不着，风吹不着，太阳也晒不着，就是……”他想逗逗来喜。
来喜哪等得及，笑嘻嘻地央求大贵：“我的好姑夫，别卖关子了，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只要不让我杀人放火，有嘛不好干的！”
看来喜一副猴急样儿，大贵伸手弹弹烟灰，把这事说了。
来喜怔住了，眼睛眨了眨：“姑夫的意思，是让我们监视人家新梅？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
大贵哈哈地笑着责怪他：“看你这孩子，干吗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呢？这活儿也不白干，从今儿开始村里一天给你补助五十块钱！”
大贵的话刚落音儿，爱花把碗往桌上一放：“我的天，一天五十，一个月就是一千多块，快顶半个小工了！”一双细眯眯的眼睛飞快地白了来喜一眼，“监视就监视呗，你干吗非把自个儿比作电影上的特务？”
“来，大侄子，姑夫还有一个好办法，只要按我说的做，新梅就不会怪你！”
来喜把脸凑近大贵。听了大贵的主意，他竖起大拇指：“嗯呀，还是姑夫有水平，怪不得能当这么多年村干部！”
撂下饭碗，来喜就走出家门。
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上，大街上，胡同里，全是白花花的阳光。村里很安静，有淡淡的饭菜香味飘来，还有槐花香。他是往北面走的，地上投下他短短的影子，他仿佛是随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
这是一条长长的胡同，新梅家就位于胡同中间位置。这时，来喜才惊讶地发现，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让他们监视新梅最合适不过了。因为，胡同口差不多正对着他家街门，只要把麻将桌从厢房移到门楼里，捎带着就把这活儿干了，就用一双眼睛，两只耳朵，不费吹灰之力！
听到有人走进院子，新梅从屋里走出来。
看到来喜，她眼睛翜睁着，不说话，一张疲惫憔悴的脸颊又灰又黄，像初春那种失去水分的白菜帮子，目光也黯淡无光。
“嗨，无事不登三宝殿！嫂子……”来喜笑嘻嘻地盯着新梅。
新梅左手扶住门框，挺直腰板，还是不说话，射向来喜的目光里满是探询和冷漠。
“嗨，这么回事儿……”来喜刚开口又止住了。他的目光忽地被新梅头上的红色发卡掳去了。就是这只塑料发卡，像一抹阳光照在新梅脸上，遮去了让他讶异的那种黯淡和憔悴。来喜恍若又看到了从前的新梅。从前的新梅可是村里的人尖尖儿，她身材苗条，脸颊鲜嫩光洁，嗓音也甜润温婉。尤其那双眼睛，不但饱满黑亮，上眼皮还微微泛红，似红了脸的桃子，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平时，他就看着她从胡同口进进出出的，心里总酸溜溜儿的。哼，狗日的赶年，你小子艳福倒不浅！
但他也领教过这个女人的厉害。
那年夏天，来喜在村北浇玉米。远远地，他看到新梅在自家谷子地里拔草。太阳快落山了，夕阳映亮了绿油油的庄稼，也把新梅的脸颊涂上一抹橘红色，娇嫩妩媚得像雨后的棉花骨朵儿。于是来喜故意磨磨蹭蹭的，不急着回家。直到太阳坠入远山，薄暮四起，新梅收工路過他家玉米地时，他像一只刚出窝的兔子般朝她扑来。新梅甩开了他的手。她的力气大得惊人，脸涨得通红，那双好看的眼睛，此时犀利得像把刀子，说：“来喜，你要是开玩笑呢，也罢了。要是来真的，别怪我不认乡亲！”来喜被震慑住了，不光她的目光，还有她的语气，不紧不慢，却句句像鞭子，抽向他的脸。他赶忙说：“嫂子，开玩笑哩，开玩笑哩。”再见到来喜，新梅照样儿笑嘻嘻地搭话，就像没那回事儿。来喜反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后悔当时那么冲动。但他的确喜欢新梅，打个比方，她在村里女人堆里，就像谷子地里长出的一棵秀逸高挺的高粱。 可才一年多时间，新梅就像变了一个人，变老了，变丑了，也就是说，那棵秀逸抢眼的高粱过早地衰败了，弯下了高挺的腰身，连棵谷子也不如了。
再想想屋里床上躺着的那个半死不活的赶年，来喜心里便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忽地感到脸上发烧，觉得自己真的成了让人唾弃的特务。他嘴唇嚅动着，但没有发出声音来。
看来喜目光躲躲闪闪的，新梅愈加好奇和疑惑，她终于开口了：“有嘛事呀，大兄弟？”
来喜只好说了，然后，叹息一声，摊开两手解释：“唉，没有办法的事呗，村里找了我，我怎么好拒绝呢？再说了，谁让我家正对着你的胡同口？这样吧嫂子，我不挡你，你去哪儿我也不管，你出门只要让我知道就行了。咱乡里乡亲的，我不做见不得人的事！”来喜说的全是心里话，目光却不敢和新梅对视，依然躲躲闪闪的。
“来喜。”望着来喜迷惑又有几分慌乱的眼睛，新梅轻轻地唤了一声，那种温柔，就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多少天了，她还没有和人这么说过话。自从赶年出事后，人们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就是搭话，也只是问一下赶年的情况，就此打住，再也不肯多说半句。怕什么？还不是怕她开口借钱！还有，就是怕话说轻了重了，得罪连秋家。都一个村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一阵风，也能将每户人家吹个遍。
“来喜。”她又叫了一声，声音轻柔似水，却不敢看来喜，目光移向院里那棵大槐树。一树洁白的槐花，像落一层雪，浓郁的香气和蜜蜂的嗡嗡声同时传来。
時间像是凝固了，又那么长，长得像过去一年。空气里的槐花香，让正午的阳光烤得发酵了，飘到村里每一个角落。村子就在这槐花香里沉沉地睡去了。
新梅就是嗅着槐花香，整理好凌乱的头发和衣衫，走出厢房的。太阳刺痛了她的眼。望着来喜远去的背影，她的心顿时像被掏空了。她突然又痛恨自己：你为什么就不变成个木头人？她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
当她扭转身，慢慢地踅进堂屋，强忍着的泪水才簌簌地流下，干涩的脸颊上淌满泪水。她就站在那里，不愿往里走了，里屋床上就躺着她那个不死不活的男人！她心里发虚发慌，她没有勇气来面对他。
忽地，一股淡淡的尿臊味飘来。她抽动一下鼻子，下意识地扭转头，望向院里。屋里和外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呀，外面有金子般的阳光，有醉人的槐花香，有小鸟儿和蜜蜂的鸣唱。
而屋里呢，赶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如今已瘦得脱了人形，看上去像田里轰家雀的稻草人——一根细木棍顶一个大草帽，只不过，这里是将草帽换成了赶年的大脑壳子。如果不是那双呆滞的大眼珠子不时地动一下，证明他还是有口气的大活人，她真觉得自己日夜守着的，就是用一根木棍和稻草搭成的假人。
她开始感到懊悔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新梅不再往县里市里跑了。人们都惊讶不已，认为这才是原来的那个新梅。人们还发现，新梅的脸颊渐渐恢复了先前的光鲜，上眼皮又微微泛红，遇到人时也有了笑模样。但毕竟还是和从前不同，那笑像蜻蜓点水似的。
这件让乡里麻烦更让县里头疼的事情，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解决了。
乡长在县里受到了表扬，村主任老马也受到了乡长的表扬。自然，老马也没忘记褒扬大贵。大贵似乎比别人更高兴，因为等于他把上次丢掉的面子又重新捡了回来，而且又做得这么漂亮，这么不显山不露水的。他认为新梅到底是想明白了，这个案子法院处理得不能说不快，判得也不能说不公正。可连秋家就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上边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还是耐心等着吧，这事儿能不能彻底解决，就看你的运气了。
又一个春天来临。仿佛听到同一声命令，村里所有槐树一夜之间绽放出满树的槐花，似乎把天空都映白了。空气中也满含了槐花甜丝丝的香气。这是槐花的海洋，槐花的世界！
每到这个季节，大贵都要让老伴儿给他做两次槐花“苦累”。从小就喜欢吃，那时日子不好过，吃“苦累”是为了填饱肚子。除了槐花，还有榆钱、红薯叶、扫帚苗。切碎了，撒上盐上锅蒸熟，调料是蒜泥和醋，还有香油。后来，却成为一种稀罕吃食，不吃几次总觉得这个春天就白过了。这一带村里人都有吃这个的习惯。他在城里教书的女儿每到这个季节，总要带着爱人和儿子回来一趟，吃她妈做的槐花“苦累”，还创造了一个新鲜词——“吃春”。这词好，对呀，吃春，吃春天。
和往常一样，老伴儿做了一大盆“苦累”。
大贵坐在小地桌前。外面是春天亮闪闪的阳光。他先低下头，吸溜吸溜闻一下。老伴儿嗔他一眼：“看把你馋的！像几年没吃了。”他没言声，只是嘿嘿地笑笑，伸筷子扒拉一大碗，拿小勺浇上淋了香油和醋的蒜泥。于是，一股特有的清香溢满整个堂屋，也钻进大贵的鼻子里。他像个馋嘴的小孩子，拿筷子搅拌一下，忙不迭地往嘴里扒拉，边吃边说：“好吃，真好吃！”
老伴儿也很高兴，扯把小凳子坐在他对面，为自己扒拉了一大碗。她也喜欢吃槐花“苦累”。
刚吃几口，她放下碗看一眼大贵，叹息一声：“唉，今儿上午，爱花又和来喜吵架哩！你看看，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大贵听了，还没扒拉到嘴里的“苦累”就停在碗边，抬头盯着老伴儿，想问她为什么？从前，小两口可是甜蜜恩爱，很少吵架的。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眼前出现大团大团的槐花。在这洁白的花海里，渐渐地浮现出新梅那张白润妩媚的脸，对着他笑。他分明看到，那笑里竟有几分苦涩。
看他不搭话，而且脸色阴郁，老伴儿有些疑惑，问他：“今年的‘苦累’好吃不好吃？槐花香味浓不浓？”
他没有回答老伴。拿筷子在碗里扒拉着，冷不丁说了一句，像是问自己也像问老伴：“你说，这东西为嘛叫‘苦累’呢？”
责任编辑 周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