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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纪念全民抗战爆发78周年的日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开始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起整整坚持了14年。
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大军的最前列，高高举起抗日大旗，在东北组织和领导了抗日武装斗争，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寇展开了英勇的抗争，奠定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基础。
如今日本国内竟还有人巧舌如簧，想要开脱罪行，否定侵略历史，这是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一些网络上的“国粉”、“蒋粉”片面夸大国民党的作用，似乎只有国民党领导了抗战，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种认识是极不客观的，是不能反映抗战历史真相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拖住了侵华日军一半以上、伪军近百万。设想没有敌后战场，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能够坚持两年以上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武装力量共消灭日军60多万，伪军超过110万。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则指出：“在他们活动中心的遥远西北边陲根据地延安，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对日做战的思想和计划，同时广泛寻求群众的拥护，并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了上百万日军，而自己从未被消灭。”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回顾70年前的抗日战争胜利，就是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战历史，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艰苦卓绝的经历，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为此，本刊特以连载的方式刊发由著名作家汤雄撰写的长篇历史纪实文章《喋血阳澄湖》，以此来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江南地区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奋不顾身，在长期艰难岁月里同人民群众一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与日寇、伪军、汉奸进行殊死斗争，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新四军战士、人民群众、爱国志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风骨。
《喋血阳澄湖》系依傍阳澄湖畔长大的作家汤雄历时10多年，经多次实地采访与遍阅史料后，拂去历史浮尘，精心创作而成。作品以尊重历史为原则，一扫任何戏说之嫌疑，真实地记录了叶飞受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委派，奉命东进，深入江南腹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艰苦抗战的历史。以这场群雄抗日故事为背景创作的现代京剧《沙家浜》，演唱了近半个世纪，剧中的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主要人物，妇孺皆知，耳熟能祥。而本文正是揭秘其历史真相，还原剧中人物原型，以翔实的史料，向读者展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鲜为人知的“江抗”历史故事……
至于文章中读者所关注的一些人物的结局，看完此文后方知结果。
序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值此举国与全世界纪念的日子，笔者将其2011年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长篇历史纪实《喋血阳澄湖》进行了压缩修改，虔诚地奉献给全国所有尊重中国当代革命史、热爱中国共产党、崇敬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的正直的、有良知的广大读者们审阅。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为了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的英雄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真实而又动人的故事，不能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要让广大的读者了解历史，不忘历史。
如今，随着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发表，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抗战史正本清源，还其庄严真相的时候来到了！作为躺在革命先辈们用生命与鲜血筑起的摇篮中安享幸福的当代人，必须立即唤醒我们起码的良知，秉笔直书，用我们接地气提士气、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作品，还历史一个公道，还抗战革命史实一个真面目！
内容提要
一出现代京剧《沙家浜》，演唱了近半个世纪，影响了几代人，并一度以“革命样板戏”为冠冕，红遍了全中国；其中几段经典唱词，至今仍传唱不衰；剧中的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主要人物，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然而这毕竟是“戏”，是在当年上海剧作家文牧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的基础上移植改编的。其实，生活中的胡传魁并非一如戏中的草包司令，而是一个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悍匪，他长期盘踞在苏州城北的吴县阳澄湖畔，横行于常熟、湘城、沺泾、太平、消泾等乡镇（现湘城、沺泾已合并归属于苏州市相城区的阳澄湖镇）一带，奸诈地周旋在日寇、汪伪与我党我军之间，并最终成为了日寇与汪伪的帮凶。他为虎作伥，杀人如麻，与我新四军“江抗”为敌，与人民作对，破坏抗战、杀人越货，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志士与无辜百姓的鲜血。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发生在湘城、沺泾、太平及消泾等地的新四军军民如何浴血奋战抗击日伪顽敌寇、如何机智勇敢地与胡肇汉（胡传魁）悍匪周旋斗争的真实历史故事，至今未曾得到完全的披露，包括解放后苏州公安部门活捉胡肇汉、捣毁其残留的老巢的真实内幕，也随着始作俑者的错误，形成了后来一系列的以讹传讹，就连200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开国大镇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也全文抄录了失实错误的原文。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
阳澄湖镇拥有阳澄湖120平方公里水域的五分之三，湖镇77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上，散落着231个自然村，湖中自北向南蜿蜒的两条带状半岛，被湖水所紧紧拥抱。当年“江抗”主力部队西撤时，将不能随军行动的36个伤病员留在湖畔村庄养伤；新“江抗”建立后在流动的作战中，又经常来到这里驻营休整。据资料显示：新四军在阳澄湖地区与日伪军进行的战斗有数十次。其中新“江抗”与日寇双方出动参战人数最多、伤亡最大的洋沟溇、张家浜、渡船头三次大血战，都是在阳澄湖镇所属的自然村进行的。 如今，阳澄湖镇与太平镇上完整地保存着当年中共苏州县（工）委交通联络站与“江抗”驻消泾办事处的旧址，恢复修建了阳澄湖地区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并在纪念馆中展示着当年“江抗”部队使用过的部分枪支等武器，陈列着当年“江抗”官兵与地方干部群众当年的留影。1986年，原新四军“江抗”部队司令夏光、副司令杨浩庐、原中共苏州县（工）委员会书记翁迪民等首长故地重游，摄于消泾镇洋沟溇村（原新四军东路司令部宿营地）等照片，都是有力的佐证。
长篇历史纪实《喋血阳澄湖》系依傍阳澄湖畔长大的作家汤雄历十余年时间，经十多次实地采访与遍阅方志后，拂去历史的浮尘，精心撰写而成。作品以尊重历史为原则，一扫任何戏说之嫌疑，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发生在苏州城北相城区阳澄湖畔的那场著名的抗日战争。在寻觅与采访中，作者还采访到了当年参与围剿胡肇汉匪帮战斗的原苏州行政区公安局侦察员金坚如的夫人郑雪年，并欣喜地从她的家藏中抄得了一份金坚如与当年直接参与指挥这场战斗的原苏州行政区公安局侦察科长马陵的亲笔回忆录。
《喋血阳澄湖》的写作，不但重现了当年发生在阳澄湖镇地区的那一场场军民合力抗击日伪的战斗，真实地还原了戏剧中那几位主要人物的真实生活原型，还详尽地披露了解放初期苏州公安机关追捕围剿胡肇汉（胡传魁）匪帮的全过程，从而揭开了那一段段历史之悬谜。
第一章
一、奉命东进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南方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他率领部队深入敌后作战，在南京、上海一线担任游击战争任务。在江苏镇江城郊卫岗，陈毅亲自指挥一支队在城郊一举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小楼兰的部队，取得了胜利。1939年4月底，他的六团又要奉命挺进江南，开辟新的根据地，为此，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诗意喷涌，创作了这首题为《卫岗初战》的七绝。
江南，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是素称人间天堂的鱼米之乡，如今，它和东北三省一样，正忍受着日寇铁蹄的蹂躏与践踏。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抗日活动，尽快地把日本强盗赶出境，陈毅报请党中央同意，打算抽调一部分兵力，向江南东路腹地挺进，开创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前一天的支队会议上，陈毅发表了这个建议，提请全体支队委员讨论。当时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一种则是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很简单：一支队兵力有限，何况还要前往苏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再抽调掉一个团，兵力更加单薄，不利于整体作战。但是，经过反复讨论，陈毅最后还是力排众议，果断决策，决定从有限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力量，东进江南，深入腹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填补江南东路至今尚无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空白，和日寇及其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保卫我大好河山。
陈毅决定委派一支队六团团长叶飞率领部队，前往东路去播撒这革命抗日的星火。
叶飞，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区亚望镇。根据菲律宾的法律，叶飞出生时领取了菲律宾的出生证，并且接受了洗礼，属于菲律宾人。但叶飞的父亲叶荪卫是1900年只身下南洋谋生的福建省南安县金淘乡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叶飞又属于中国侨民。所以叶飞一生下来就有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叶启亨，菲律宾名字叫西思托·麦尔卡·迪翁戈。父亲希望儿子成为中国人，所以于1919年带着5岁的小启亨和7岁的启存，乘着颠簸的轮船，回到了福建省南安县金淘老家，让拥有菲籍的兄弟俩永久地留在了中国。父亲曾嘱咐儿子日后一定要学郑成功，不做洪承畴（明末投降清廷的叛臣）。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叶飞从厦门中学一毕业，便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并始终紧跟着陈毅司令员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成为陈毅最信任的爱将之一。
1939年5月4日，正当叶飞做好一切准备，即将率部队出发时，他突然接到陈毅召见的急电。一见面，陈毅什么也没说，只是交给他一份电报。叶飞一看，是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的来电。电报内容是坚决反对叶飞率部队东进，理由有两个：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按军令，项英是陈毅的上级，作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的陈毅必须服从。但项英的决定显然违背中央要求，将会影响新四军的扩大与发展。因此，陈毅把叶飞请来，想听听叶飞的意见。叶飞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赞成东进。
当夜，叶飞、吴焜（克刚）、夏光等主要战将来到司令部，聆听陈毅对他们此行目的、任务的剖析与判断。
陈毅指着墙上的“江苏东部地区示意图”分析道：“这里尚是一片没有开垦的抗日处女地，我派你们六团去那里，是想让你们担当拓荒者。拓荒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呀，尤其这是一块江南的大肥肉，小日本、汉奸、亲日顽固派们，已先入为主，早已虎视眈眈地盯住它了。现在，我们要再横里插它一杠子，在这群虎狼的血盆大口中梗上一根硬家伙……”陈毅司令不愧为诗人，说出话来，形象而又生动。
“这是阳澄湖。”说到这里，陈毅扔掉烟蒂，把手直指示意图上的那片像只展翅飞翔的大鸟似的蓝色色块，“它当是江南东路的轴心，你们看，它北临沪宁铁路，东有苏常公路，位处无锡、常熟、昆山、吴县和苏州两市三县的交界处，既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又是整个东路的交通枢纽地段……我把你们派到那里去，就等于把一把尖刀插在了敌人的心脏上……”
为避开国民党亲日派们的耳目，这支由叶飞指挥的新四军六团临时撤下了原有的新四军标志，换上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老江抗”）番号的800人的武装队伍，于1939年5月5日零时，披着初夏的夜风与晨露，臂佩番号，在叶飞和吴焜的带领下，握别了陈毅等前来送行的支队领导，踏上了开拔江南东路的征程。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捷报！”陈毅司令员紧紧握了握叶飞与吴焜的双手，然后挥手目送队伍消失在夜幕之中。
二、茶馆脱险
就在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秘密开拔江南东路的时候，这天上午，阳澄湖边的沺泾乡（今苏州相城区阳澄湖镇）消泾村里突然传来一阵零乱的枪声。
熟悉这种枪声的人一听就知，这是东洋人的三八大盖枪发出的射击声。战争的恐慌就像寒流似的，在阳澄湖畔迅速地弥漫开来。
子弹是紧贴着阳澄湖水面射过来的，弹头掠过处，岸边的芦苇齐齐斩断，芦叶四散。一艘方头铁壳草绿色、上面插着一面太阳旗的日军小汽艇，正一边开足马力向这边驶来，一边向前面的目标连续射击。然而，目标——几艘小舢板已经靠岸，船上的五六个汉子很快弃舟登陆，钻进了岸边青青的芦苇丛中。
为首一个中等身材、面庞消瘦的汉子刚一上岸，就急促地驱散了众人，然后自顾匆匆一头奔上岸，逃命去了。
自从去年苏州沦陷，日本兵进驻昆山与常熟之后，这片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吴县东北部阳澄湖地区（不包括阳澄湖水面），便成了日寇与伪军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是一排来自昆山县巴城的日军，在追杀几个身携武器的抗日嫌疑。刚才，日军汽艇巡逻到湖中时，发现前面几条小舢板上的中国男子形迹可疑，他们既不像下湖捕鱼捉虾的当地渔民，也不像化装成便衣的国民党军人。果然，鸣枪示警之后，这几条舢板便像离弦之箭似地逃窜了起来。顿时，小伍长心头疑云更浓，一声令下，急起直追。无奈这几个土著仗着对当地地理环境的熟悉，竟迅速弃船登陆，在他的眼皮底下逃遁了。小伍长气急败坏，催促手下紧追不舍。
三八大盖的枪声，早已惊动了消泾村上的人们，能打烊的店铺已关上了排门，能躲避的姑娘也纷纷钻进了她们早就物色下的秘密藏身之处，就连几个无力躲避的五六十岁的老大娘，也先后捋乱头发，摸一把锅底灰往脸上涂抹，以防不测。这帮与畜牲差不多的东洋赤佬，一旦兽性大发，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涵春阁是一个江南水乡司空见惯的茶馆店，它置身于村口几棵老柳树下，店门面临大路，背倚着阳澄湖内湾一片茂密的芦苇荡，是当时南来北往的人们唯一可以歇脚休息的去处。涵春阁的老板名叫胡广兴，是个三拳头砸不出一声闷屁的老实汉子，而他的老婆广兴嫂却恰恰与他相反，伶牙利齿，快言快语，是个头顶一拍脚底动的女人。现在，从湖中传来的三八大盖枪声，早已把他们店堂里的一班正好端端喝茶聊天的茶客吓跑了，店堂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俩。广兴嫂一边忙着推上栅板门，一边和男人一起，把最后一扇因最宽大而最沉重的排门扛了过来，上顶下落，安在栅根柱的门轴里。
正这时，那个身材干瘦的男子一头钻出岸边的芦苇滩，急白赤脸地向这边奔来。然后，他在胡广兴夫妻的掩护下，跳进一只只有小半缸水的水缸中，逃掉了日兵的搜捕。日兵走后，其他几个和他一起逃离阳澄湖的汉子，也先后来到了涵春馆，与他会合在一起，并在涵春阁的小楼上住了一夜。
这个瘦小个子、瓦刀脸的壮年男子不是别人，便是当年红极一时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的生活原型胡肇汉。
三、乱世恶枭
胡肇汉，生于1906年，湖南岳阳鹿角镇人，又名湘蕃，小名细丙，家中弟兄四人，他排行第三。因家中吃口多，所以胡肇汉从小家境清贫，读过几年私塾后，考入岳阳警官训练班。20岁那年，毕业在家多年的胡肇汉只身来到上海，投奔他在国民党警界当连长的远房叔叔。凭着一纸警官培训证书与叔叔的关系，更凭着自己机灵的头脑与勇猛的身手，他很快得到了上峰的赏识，在25岁那年，提升为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后又调任上海青浦县朱家角水巡队队长。
“八·一三”一声炮响，粉碎了胡肇汉继续青云直上的梦想，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使整个大上海很快沦陷敌手，所有军警武装成为了日本军队追杀的对象。无奈，胡肇汉三十六计走为上，带着三个先后从家乡来到上海的、水巡队的弟兄，打算投奔当时驻扎在苏州太湖的国民党程万军部队。在当年一次水上破案中，胡肇汉的机智勇敢得到了当事人程万军的赏识，并从此时断时续地保持着联系。胡肇汉总以为凭着自己当年帮助过程万军的交情和一挺机关枪，程万军怎么也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大小会封他个一官半职。
但是，胡肇汉想得太美了，当他来到太湖，见到程万军后，时为师长的程万军面对这个落难的旧友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与兴趣，只是随意地把他分配在六支队司令陈锡光的部下，担任了陈锡光的副官。至于刘彪、曾文标等人，更是随便安排在支队当士兵。胡肇汉见状，表面上不露声色，心中却大为不满。
这年冬天，程万军接到阳澄湖沺泾乡陈味之的来信，要求程万军收编他的部队，使之纳入“正规”。一心扩充实力的程万军自是同意，即派六支队司令何锡光亲自前去收编。
作为副官的胡肇汉自是随同而往。
阳澄湖位于苏州城东北方向，西距苏州城约10公里，东距上海约60公里，以盛产大闸蟹而闻名全国。湖体南北长17公里，东西宽11公里，全湖面积113平方公里，湖四周陆岸分属吴县、常熟、昆山三县，围绕有沺泾、湘城、太平、张家浜、洋沟溇等8个村镇。阳澄湖地区历史悠久，湖边的草鞋山遗址的发现，说明6000多年前这里已有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唯亭古镇是公元前505年东夷侵逼吴国的历史见证；湘城镇因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在此计划营建苏州城而得名；越国大夫范蠡携西施出走的地方蠡口镇镇名也一直延续至今；而湘城的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石田）之墓及陆墓镇上的文徵明之墓更是如今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多得的文物。阳澄湖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如蛛网，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但正因为地形复杂，这一带历来也是土匪出没之地。
早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后脱离组织的吴县东山人陈味之，自从携全家从苏州来到沺泾避难后，这位当年学生运动的发起人自是不甘寂寞，他和当地一名叫朱康如的人就地拉起了一支游击队，由朱康如任大队长，自己担任副大队长，实施保护家乡的抗日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多长时间，这支队伍就扩大为100多人，并有了一些武器。但是，陈味之与朱康如都没有参加过实战，没有军事经验，为加强队伍的正规训练，使这支游击队尽早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陈味之决定请程万军对他们的游击队进行正规训练，然后进行整编。 何锡光来到阳澄湖后，即把朱康如大队收编，两支队伍合并为一支游击支队，由何锡光任司令，陈味之任参谋长，胡肇汉则被派到朱康如手下任大队副。胡肇汉毕竟从警近10年，对于军事上有一套，打枪射击、格斗搏杀不说件件精通，但在这支新创建的队伍中，已使这批刚放下铁耙锄头的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们大开眼界，认为胡大队副不愧为国军出身，身手就是不凡。
然而，真正让陈味之与朱康如刮目相看、使众游击队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还是在支队组建后的两次战斗中。
太平桥自卫团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有百把人与20多条长枪、五把短枪，由于近来该团又掺入了一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所以成了一支典型的杂牌军，人员良莠不辨，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该团团长本非行伍出身，对聚兵打仗一窍不通，所以队伍人心涣散，纪律松懈，一遇到外敌，只会做鸟兽散。然欺侮当地百姓，却是强项，打家劫舍，偷抢扒拿，口碑极坏。“八·一三”上海沦陷后，该团中几个兵痞更是混水摸鱼，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沺泾、陆墓等镇，骚扰民众，无恶不做。为首的一个名叫项秋生的兵痞，自恃人高马大，武艺高强，更是目中无人，啸聚一方，把真正的团长却闲搁在一边，为此人称“小霸王”。
战斗是在1938年夏日的一天上午打响的，这天，太平桥自卫团一帮心存不良者又窜入消泾镇偷鸡摸狗，村民紧急向何锡光部求援。恰何锡光有事回了太湖，朱康如就当之无愧地召集队伍，奔赴消泾镇迎战对手。一场短兵相接的枪战之后，朱康如等因缺乏作战经验，竟当场有三人身负轻伤，一人身负重伤，当下全队阵脚大乱。“小霸王”见状，团团围住朱康如等来不及撤退的几个人，叫嚣着活捉了他们。
“小霸王”抓住朱康如等人之后，得意忘形，狂妄至极，他令手下把朱康如等人绳捆索绑按在镇口打谷场上后，便口口声声叫嚷着要把俘虏们“点天灯”或“种荷花”。“点天灯”与“种荷花”都是当时土匪强盗们独创的一种酷刑，“点天灯”即是把人绑在树或杆上，身上裹以泡浸煤油的棉胎，外用铁丝缠紧，然后放火点燃，当场焚烧至死；“种荷花”则是把人紧绑在扁担上，然后双足合并，插入一瓮甏之中，直挺挺插入阳澄湖中，沉溺而死。
朱康如等人被捕，自知末日将至，不由吓得脸无人色，有的当场尿了一裤裆，有的愤怒地破口大骂，拼命挣扎。但一切都已无济于事。绝望中的朱康如不由恨屋及乌，痛骂临阵失踪的胡肇汉绝情寡义，是条银样蜡枪头的“虫干”。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突然场外响起一阵枪声，“小霸王”等人纷纷中弹，跌倒在地。原来，胡肇汉带着部下及时赶到，当场击毙了“小霸王”，俘虏了群龙无首的太平桥自卫团百把号人。
接下来，在胡肇汉身先士卒的带领下，游击支队又攻克了湘城镇的一支50多人的杂牌军。
两支队伍的击破，缴获了一批枪支，俘虏了一批人马，陈味之的游击支队迅速壮大到二百多人、一百八十多条枪，在阳澄湖地区有了一定的威名。
在这两场战斗中，胡肇汉初露锋芒，首建奇功，被何锡之提拔为副大队长，仅屈居朱康如之下。但是，野心勃勃的胡肇汉岂会因此而满足？怎改得掉他那十年国民党水警巡长给他带来的劣性？他始终为自己的有职无权而愤愤不平。
1938年7月里的一天傍晚，消泾镇一对年轻夫妇因家庭琐事争得不可开交，撕扭着来到游击队，请朱康如大队长主持公道。朱康如听了这对夫妻的各自陈述，便认定那做妻子的不对，当场批评那女的不是。女的不服，顶撞朱康如，使朱康如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头脑简单的朱康如竟当场命令胡肇汉把那女的拿下，关入司令部后院的一个柴间，让她“头脑清醒清醒”。
然而，这个风韵犹存的农家少妇，顿时勾起了胡肇汉的色胆淫心。就在当天深夜，胡肇汉偷偷摸向了后院柴屋，强行奸污了那少妇。那少妇强忍委屈悲伤，躲在蚊帐中嘤嘤哭泣了半夜。翌日天刚放明，她便泼翻盈天闹将起来，差点将柴房门给砸烂了，痛骂朱康如“游击队是强盗流氓窝”，“游击队都是枪毙鬼、杀头坯，不得好死”。
朱康如被骂得狗血喷头，自是莫名其妙，当即提审那农家少妇。于是，农家少妇便声声泪字字血地把昨夜惨遭凌辱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朱康如和盘托出。此时恰好陈味之从苏州回来，当他听说农家少妇为此还在那奸贼的右肩头上狠咬一口，留下齿伤后，他即传令全中队将士集合，令大家逐一脱下衣裳验证。
胡肇汉还在大睡懒觉，他最后一个来到队部。因是酷暑盛夏，他只穿了一件圆领对襟汗衫，所以，陈味之与朱康如只扫了一眼，便立即从他右肩头上看见了那圈青紫淤血的伤痕。当下，铁证如山，任凭胡肇汉如何狡辩，都已无济于事。
革命队伍中出现了这等严重违反纪律的丑事，学生出身的陈味之义愤填膺，不由勃然大怒，当即一声令下，让手下把胡肇汉五花大绑了起来。偏偏胡肇汉明知自己大错特错还强词夺理，仗着自己有功倚功卖功，说自己天天提着脑袋抗日，说不定哪天就成了东洋人刀下的死鬼了，睡个把婆娘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陈味之闻言更是怒不可遏，当即拍案而起，要把胡肇汉拉出去就地正法，以严肃军纪。
一向鲁莽冲动的朱康如却格外冷静，见温文尔雅的参谋长动了雷霆之怒，便上前把陈味之拉到一边，好言相劝。他说胡肇汉毕竟是何锡光带来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同时他提醒陈味之：就算要处决胡肇汉，也得向何锡光司令汇报，切不可先斩后奏，在司令面上难以交代。
在朱康如的一再劝阻下，陈味之的一腔怒火这才渐渐平缓下来，收回成命。
下午，何锡光闻讯赶到消泾镇中队驻地，面对才成立不久的抗日阵营中出现的这等丑事，何锡光同样怒不可遏，要严惩败类胡肇汉。曾被胡肇汉从“小霸王”枪口下救得一命的朱康如抱着报恩之念，再次仗义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劝阻众首领，并自愿以个人的身家性命为担保，让胡肇汉在今后戴功赎罪。朱康如的苦苦哀求，这才压下了何锡光的一腔怒火。最后，何锡光、陈味之与朱康如三人达成共识：取消对胡肇汉的极刑严惩，处以革职留用；同时，为平息那农家少妇的愤怒，从本来就已够拮据的经费中抽出十块大洋，作为抚慰金，封住那农妇的嘴，摆平了此事。 一场风波这才得以偃旗息鼓，胡肇汉的一条小命这才得以保留。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从此，阳澄湖地区的抗日革命队伍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胡肇汉对革命队伍尤其是对陈味之的仇恨的种子却从此悄悄地埋在了心底，他决定暗中拉拢同乡，网罗党羽，伺机谋反，彻底解开何锡光与陈味之对他的束缚与制约。
一个闷热的下午，胡肇汉带着王群（京剧《沙家浜》中刁德一的生活原型）、刘彪、曾文标、倪生、四人一起来到湘城镇郊的一座关羽庙。这四人都是胡肇汉的湖南同乡，除倪生是来到阳澄湖后才结识之外，其余三人都是胡肇汉在青浦当水上巡长时从家乡带出来的，而且又是一起从上海逃到这里来的。胡肇汉率众来到关羽庙后，先恭恭敬敬地在关羽神像前燃上三炷清香，点上两支蜡烛，然后向大家提议道：“各位弟兄，我们都是湖南老乡，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外乡人，所以，今天我把各位请到这里，是想了却我多年的心愿，当着关大帝的面，结拜为异姓兄弟。日后，也好让我们各位在生死路上相互有个照应。不知各位兄弟如何想法？”
曾文标等人本是当年胡肇汉从家乡带出来的，所以四人当即异口同声地一致表示，愿意与胡肇汉结拜弟兄。当下，五人按年龄排出了弟兄座次，齐齐拜倒在关羽神像面前。五人中，胡肇汉比其他四人年长，推为大哥。于是，胡肇汉像背口诀似的领头嚷出了诸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弟兄，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等江湖诀。
结拜后，五人即在庙前空地上摆出些许酒菜，推杯换盏地喝起了兄弟酒。酒过三巡，胡肇汉开始把话引向正题。他摆出一副倍受诬陷的冤枉面孔，把矛头直指向参谋长陈味之，说都是陈味之别有用心，为排斥异己，无中生有，向自己栽赃，革去了自己的所有职务，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胡肇汉的凭空捏造，当下激起了众弟兄的一腔义愤。于是，胡肇汉趁机提议：为了今后不再任人宰割，更为了他们外乡人能在异乡他域立足谋生，活出个人样来，所以，他打算伺机除掉陈味之与何锡光，攫取兵权，哥们几个单干独立。
胡肇汉的建议旋即得到了曾文标等人的响应。当下，他们又歃血为盟、秘密筹划了阴谋策反的计划。
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是个大大咧咧的草包，而现实生活中胡肇汉却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当时以何锡光为司令的游击支队中，湖南籍的官兵少说有十人以上，但为什么胡肇汉单单看上了倪生，并煞费心机地利用曾文标的关系拉他加盟呢？这就是胡肇汉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了。原来，倪生是陈味之的警卫员，从他身上，能够掌握一些陈参谋长的行动踪迹。
大约两个月后，胡肇汉等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天，何锡光应太湖程万军之密召，前去太湖有要事相商。临行前，何锡光又像以往一样，把部队的临时指挥权写成手示，交给了参谋长陈味之。这事，被时为陈味之的警卫员倪生尽悉收在眼里，并马上向胡肇汉通风报信。
胡肇汉得报，认为时机终于成熟，便当即跑到蚬子桥朱康如驻地，诬告何锡光和程万军早有预谋，要拉走部队，投降日寇。为使朱康如相信，胡肇汉让同来的倪生，当场向朱康如出示了何锡光亲笔写给陈味之的手示。
人证物证俱在，朱康如这才信以为真，不由勃然大怒。
何锡光、陈味之都是外地人，而朱康如及部下都是本地人，而且是这支部队的最早创建人，要不是陈味之当时一再建议要把部队纳入正规，他肯定不会同意陈味之主动去太湖请何锡光来此“收编”的。现在，身为司令的何锡光居然要背着自己把队伍的指挥权单独交给参谋长陈味之，只身前往太湖与程万军联络，这叫朱康如怎能不怒不可遏，如梦方醒？！
于是，在胡肇汉的挑拨激将下，朱康如采纳了胡肇汉的建议，当即集合部队，开拔湘城镇。
其实，陈味之参谋长召集朱康如大队的目的，是应何锡光临行前指示，集合部队，原地待命，随时开拔太湖，与程万军部队会合后一起联合行动。但是，由于胡肇汉与倪生的挑拨与煽动，朱康如及其部下却误认为这是陈味之欲拉起部队投奔日寇的前奏曲。所以，朱康如刚率队气势汹汹地来到湘城镇陈味之驻地，即根据胡肇汉的事先布置，命令胡肇汉与他的几个铁杆哥们一起上前下了陈味之警卫队的械，并不由分说地将陈味之给绳捆索绑了起来，并以“投降东洋人”的“罪行”，把陈味之拖到了阳澄湖边的一艘小船上，关押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胡肇汉便带着曾文标、刘彪等人来到船上，把水蚊子叮了一夜的陈味之重新进行了捆绑：用一根栗木扁担从头到脚直插在其背梁上，然后把双脚塞在一只瓦甏中。
陈味之知道自己大限已至，要想挣扎着说上几句话，惜乎颈脖里被细麻绳紧紧勒着，面色涨得通红，连喘气也困难，只能用双眼狠狠瞪着胡肇汉，表示自己的不屈。朱康如闻讯赶来，见状，知胡肇汉要对陈味之施以“种荷花”极刑，便动了恻隐之心，请求胡肇汉放陈味之一命。胡肇汉却阴沉沉地答道：“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
接着，胡肇汉一声令下，令曾文标等人把船摇到阳澄湖中，然后抬起陈味之，直挺挺地插入了湖中心。可怜这位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忠心耿耿的革命先驱，就这样含恨蒙冤，惨遭毒手。
陈味之被害后，胡肇汉又捏造种种罪名，将陈味之的亲信一一赶出了阳澄湖，之后，胡肇汉连夜拉着这支足有300人左右的部队深入到阳澄湖中的沺泾乡消泾村，成立了“阳澄湖游击队”，并自封司令，任命把兄弟曾文标为副司令，王群为参谋长。同时，他把300人的武装分设为三个中队，分别任命刘彪、李炳贤、倪生为三个中队的中队长，每个中队都配备一挺机关枪。至此，胡肇汉篡夺兵权一举成功，开始做起了他的“草头王”。
由于当时阳澄湖地区只有这么一支武装力量，而且毕竟起到了一些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所以到了当年（1938年）秋天，阳澄湖游击队又有了发展。胡肇汉把新发展的100多人另外成立为一支地方自卫队，半脱产，也归他控制。
然而，胡肇汉没想到自从日军攻占苏州地区后，他与他的阳澄湖游击队竟成为了东洋兵追剿的对象，几次短兵相接中，他的那支本为乌合之众的队伍，逃的逃、散的散，竟只剩下200多个人了。今天，他正带着王群、刘彪等人想前往湘城镇招兵买马，没料到在阳澄湖里又与日军的小汽艇狭路相逢了，一场追杀，险乎丢了小命。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胡肇汉不得不考虑为自己找条出路了。 但谁才是自己今后最有力的靠山呢？
胡肇汉翻来覆去想了半夜，也没想出个子丑寅卯来。
第二章
一、夜袭浒墅关火车站
新四军六团在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的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东进，开辟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半夜急行军，黎明时分，队伍如期到达武进南部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三路会合。经过简单的编配，新四军六团为“江抗二路”，所辖一、二、三营为一、二、三支队；“江抗三路”两个大队为四、五支队。队伍一经编定，随即由武南出发，向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苏（州）常（熟）太（仓）以及淞沪地区挺进。
这就是著名的新四军“江抗”东进。
“江抗”东进到达无锡梅村地区后，为了鼓舞东路军民的抗日斗志，决定对当地日寇进行一次务求必胜的战斗，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树立我党我军的威信。
但是选哪个攻击点最好呢？
临近梅村地区不远的浒墅关火车站虽说是个四等小站，但它正处于沪宁线和大运河的关隘，历来是水陆交通要道；它东离苏州20里，西距无锡40里，周围的黄埭、望亭、枫桥等乡镇，均为日伪据点，是日伪的心脏腹地。如果战斗胜利，影响一定很大。加之日军在淞沪战役后长驱直入，十分骄狂；浒墅关镇驻兵不多，守备较松，距苏、锡又有一定的距离，易于攻取。由此，江抗指挥部经过仔细分析，做出了攻打浒墅关火车站的决定。
为务求必胜，6月20日左右，江抗指挥部决定派员去浒墅关实地侦察，了解情况。作战参谋周达明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文工团的李关玉曾在浒墅关白马涧小学教过书，熟悉当地情况。为此，叶飞、吴焜等决定派周、李两人前去侦察，并当面向他俩布置了侦察任务与方法。
周达明和李关玉接受任务后，化装成学生模样，扮作兄妹，从无锡洪声里乘小船出发，到达吴县的东桥镇。他俩先在镇上吃了一碗面，稍作休息后，就步行到了浒墅关镇。他俩在镇上比较清静的邾家弄同福馆小饭店坐定，周达明泡了壶茶做掩护，李关玉就去找以前的同事、结拜小姐妹的丈夫徐双林。徐双林知道后，陪同他们一起在同福馆用午餐。
到了同福馆，李关玉向周达明介绍了徐双林，周达明又向徐双林说明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与今天的来意。徐双林听了非常兴奋，当即介绍了浒墅关火车站的日军驻守及周围交通等情况，并画了一张草图交给周达明。
吃过中饭，周达明让李关玉留在饭馆等候，自己在徐双林的带领下下，再一起去火车站实地侦察。徐双林平时爱好踢足球，和车站的日本职员比赛过，与他们较熟悉。于是，俩人顺利进入了车站。
周、徐两人实地侦察回到同福馆，又仔细订正了草图，把遗漏的一一补画上，错误的逐一更正。完成侦察任务后，周达明立即返回指挥部汇报，李关玉则留下和徐双林一起监视敌人，约定如有敌情变化，三天内即由李关玉回部队报告。
浒墅关镇傍依京杭大运河，镇东北一华里为浒墅关火车站。车站位于铁路南侧，紧靠着小村庄许埂上，对面的小村叫做袁埂上。车站往东有座大洋桥叫黄花泾，往西是白潭尖大洋桥。那时，车站业务不忙，白天一来一往两趟混合客车，晚上就没有客车经过了。火车进出的两头有大木板挡住。车站驻有日军警备队约30人，小队长叫大丸内，50岁上下。车站上的房屋建筑和日本人居住情况是：靠东有木屋三间，外面用铁丝网围住，驻有日军小队长和士兵十余人，门口设一岗哨；中间是月台和票房、站长室等四间业务用房；靠西建有木平房六七间，四面有砖头围墙，墙上有枪眼，驻有日军一个班，墙外设一岗哨。车站上还有7个日本职员，站长叫清水井远，副站长叫佐藤。
为了配合部队作战，中共无锡县委也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支前方案。与东桥毗邻的后宅地区党组织也根据县委批示，由邹泉根、施侠、张永康等组织了担架队和运输队；发动群众，把船只集中起来，连在一起，铺上门板，停靠在蠡河的要道口，以便部队通行。浒墅关镇上做地下工作的张福来，派出了联络员和向导，并做好了警备小队长大丸内的佣人麻子娘娘的工作，要她在那天晚上搞“斋星宿”宣卷活动（一种地方曲艺），把日本人吸引到那里去。
江抗指挥部领导听取了周达明的侦察汇报后，制定了周密的做战方案，决定兵分几路，一由参谋长周后荣带领侦察排，抢占东桥镇；二由三路一部攻击黄埭伪军，打援支浒；主攻任务则由二路一支队直扑浒墅关。一支队的分工是：三连主攻车站；一连往车站东面警戒，炸毁黄花泾铁路桥，阻止苏州援敌；三连往车站西边警戒，炸毁白潭尖铁路桥，阻止无锡援敌。
6月24日上午，叶飞召集排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动员，他介绍了车站的情况，讲述了打好这一仗的意义，要求大家发扬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战则必胜。连、排长回去后，向战士们作了传达与动员，检查武器，擦拭枪支，待命出发，部队充满了紧张活跃的战斗气氛。
当天傍晚，各路部队集中在梅村的田野里，副支队长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后，随即率领队伍冒着绵绵细雨，沿着泥泞的小道，向浒墅关方向进发。部队渡过蠡河到东桥镇，天已黑了。参谋周后荣率领侦察排解决了东桥镇的伪警察所，抓获了伪镇长和巡官等5人。指挥部就设在东桥镇上。各部队按计划分兵前进。
担任主攻的一支队三个连，在接近浒墅关时，按照原定部署，一连往东警戒，三连往西警戒。二连逼近浒墅关火车站时，已是深夜零时了。看到5个巡逻的日军往车站方向走，一面走，一面还谈笑着。这时，指导员吴立批带领二排，不声不响地尾随着进了车站。
连长吴立夏带领一排，随向导越过铁路，摸到了日本小队长住的营房前，他一挥手，迅即指挥战士们把三间木结构的营房包围了起来。吴立夏向营房里侦察，发现中间屋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桌子上放着不少罐头食品，但东西两间屋里住有日军。夜深人静，他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夜色下，只见他们一个个光着上身，鼾声阵阵，睡得正香呢。
原来，小日本既狂妄自大，又麻痹大意，这天晚上，他们很多人到车站旁许埂上麻子娘娘家去看“斋星宿”听宣卷去了。警备小队长大丸内在10时左右也带了两个士兵去欣赏了。在麻子娘娘那里，他们还向“星宿”磕头跪拜呢。直到吃过霄夜，11点钟敲过后才回到营房。而车站上的日本职员宫夏义美等，还在麻子娘娘那里叉麻将呢！ 二连长吴立夏见状，当即命令机枪手王明荣在大门口架起机枪，并派人通知二排，约定以两响手榴弹爆炸声为攻击信号。一切部署妥当，吴立夏想把手榴弹从窗口投掷进去，谁知窗口蒙着铁丝，手榴弹伸不进去。吴立夏立即转身即从大门进入中间一间房屋，向鬼子住的左右房间各丢了一枚手榴弹，打响了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战斗。
一排的战士闻得战斗打响，连续向屋内投了20多枚手榴弹。也是活该日寇死期已到，手榴弹投进去后，正巧碰到汽油桶和弹药箱，顿时，爆炸声惊天动地，烈火熊熊燃烧。屋内的日本兵鬼哭狼嚎，赤着上身往外冲，王明荣的机枪一阵猛烈扫射，当即给打了回去。不一会儿，左边的一间木房就塌了下来，插在屋顶的太阳旗也坠入了烈火中。此时，突然从右边一间木屋的窗口里跳出了小队长大丸内，他身穿白色衬衣，凶狠异常，当我军两个侦察战士将他按倒在地准备捆绑时，他竟把一战士的手腕咬伤了，另一战士也被他踢倒在地。双方持续搏斗了一阵子。我军战士眼看大丸内不肯就范，这才把他当场击毙。
再说指导员吴立批带领二排尾随巡逻鬼子摸进营房大门后，部队就隐藏在门墙边上。门边正好放着一挺三八式轻机枪。二排长爬过去就提了过来。战士们也要去摘其他枪支时，一个睡得稀里糊涂的日兵跑出来小便。众战士们连忙紧贴墙壁不再动弹。这个日兵居然什么也没发现，小便完后又像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去睡大觉了。
当攻击的信号轰响后，二排战士也迅即向里屋投出了一枚枚复仇的手榴弹，顿时，整个日军营房陷入了一片火海。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死伤大半，幸存无几。营房成了一片焦土。但我军也牺牲了二人：一排长陈阿德在投弹时，中了从铁丝窗上弹回来的弹片不幸牺牲；侦察参谋周后荣也牺牲在了铁轨旁。
与此同时，“江抗”三路也击溃了盘踞在黄埭的伪江苏省水警二纵队第二大队王海晏部，完成了打援支浒的任务。当东方露出晨曦的时候，三路和二路一支队胜利地会师在东桥镇。
东进首战告捷的爆炸声，震破了日寇侵略军的胆，凌晨，苏州日军闻讯出动200多人，乘坐着装甲车赶来浒墅关增援。当他们放了许多发空炮、再追击到东桥时，二路和三路早已渡河而去。日军只是在蠡河渡口观察了半个多小时，终因怕中埋伏，不敢贸然渡河，悻悻而归。
江南抗日义勇军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第二天，上海到南京的铁路线上大、小车站的敌人无不惶恐万状，宣布实行戒严，京沪线被迫停车3天，只有装甲车在不时分段地巡逻着。
浒墅关火车站战斗胜利的消息，像疾风迅雷一样传开了，上海各大报纸都登载了消息。整个苏州都轰动了！消息传到京沪线沦陷区的人民群众中，就变得更神了，有的说“中国军队来了，在浒墅关打死东洋赤佬足足有500人！”有的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了，一律穿草绿色军装，是一个骑大白马的司令带领着30万军队进江南了！”
新四军东进首战告捷的消息，大大振奋了京沪人民抗日的情绪，在东路地区掀起了一股新的抗日的高潮。
就在江抗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前不久，一场特殊的战斗也在阳澄湖之畔悄悄地进行着。
二、出尔反尔
这天，时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系统（也称特科）负责人翁迪民在地下党老丁（化名）的带领下，来到阳澄湖畔的一所小楼房，约见曾帮助胡肇汉整顿、发展阳澄湖游击队的骨干人物陆步青，争取胡肇汉部队。
这所小楼房是陆步青的堂姐家，堂姐夫是邮差。身穿马裤呢大衣的老丁告诉翁迪民：不久前，陆步青曾从苏州阳澄湖专程赶往上海，一心寻找中国共产党上海特委，欲将尚在混沌中瞎摸黑撞的胡肇汉部队收编为正规。所以，他俩曾见过一面。陆步青临走时，给老丁留下了他在上海的这个联络地址。
不一会儿，陆步青大步流星地来到了。
陆步青不到30岁，中等身材，魁梧结实，长方大脸盘，面色黧黑，身穿一身蓝布衫裤，表面看像个工人。他态度谦逊，说话和气，脸上经常笑咪咪的，从他那口浓重的方言上可以听出，他是常州人。
身份为中共上海特委联络员的老丁把翁迪民作为上海抗日救亡知识分子，介绍给了陆步青。当下，三方谈妥：先由翁迪民随陆步青到阳澄湖和胡肇汉部了解情况，然后回来向上海方面的党组织作汇报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翌日，翁迪民便跟着陆步青搭上火车直抵苏州。
车到苏州后，他俩没有进城，就转至娄门外搭船到太平桥。
太平桥是阳澄湖西岸的一个小镇，镇上最大的裕元米行是胡部依托的基地。该米行专门收购从四乡八村运来的大米，然后运往苏州城。胡肇汉的部队一方面以此为基地，一方面协助该米行维护安全。但是，狡兔三窟的胡肇汉却行踪无定，常以阳澄湖为宿营地。
那天下午，翁迪民和陆步青在裕元米行吃了中饭后，便搭船向碧波荡漾、水天一色的阳澄湖驶去。湖边芦苇密布中的一个小渔村，是胡肇汉部队的宿营地。当翁、陆与胡肇汉见到面时，已是当天傍晚时分了。
经陆步青介绍，翁迪民以上海来的救亡青年的身份，向胡肇汉讲了一番抗日救亡的大道理，接着言归正传，谈到了以阳澄湖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有利条件，以及加强政治工作、整顿队伍、组织群众的重要性等。
当时，胡肇汉因屡遭日军无名追杀，正心怀忐忑，寻找可以作为他今后在阳澄湖地区立足的靠山与后盾呢，所以翁迪民的到达，正中下怀。但是，面前这位名叫宫岳（翁的化名）的又有多少实力呢？他在上海到底有多大的后台呢？胡肇汉吃不透。不过，胡肇汉也认识到只有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争取友邻的支援才能真正立足于阳澄湖，所以他对翁迪民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对他的一番宣传动员表示赞赏，同意翁迪民的看法。
第二天起，陆步青便带着翁迪民至沺泾、湘城、渭泾塘、西永昌、甘露、黄埭等地，与一批思想比较进步、要求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见面。那时，黄埭有国民党军王海晏部驻地。王部共有两部分，一部分在黄埭当伪军，另一部分在黄埭一带的农村里，还打着抗日的旗号。陆步青与王海晏及其所属两部分的头目都认识，所以进黄埭关卡时只打了一个招呼，便长驱直入，进得小镇。 那天，陆、翁进入黄埭镇时已过午，他俩先找到计硕民老先生的私塾里。计老先生已年逾花甲，在女儿的帮助下，充当十几个小蒙童的老师。陆、翁和计硕民父女谈了一阵话后，陆又带着翁去镇上找了几个熟人，这时，天色已经向晚，于是，他俩胡乱吃了点东西，在澡堂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回到了阳澄湖。
转了一圈，回到阳澄湖，翁迪民又在陆步青的陪同下，与胡肇汉谈了两次。这时，胡肇汉的态度更加明确了，他不但表示欢迎翁迪民和上海救亡青年下乡帮助他整顿队伍，还在翁迪民临行前送给他200元旅费。翁迪民回上海后，即向中共上海特委的领导详细汇报了动员胡部的经过，认为胡肇汉部队是有可能加以改造的，陆步青更是可以信任的。于是，时隔半月后，翁迪民又受组织派遣，前往阳澄湖，争取改造胡肇汉部队，拟把它的组织关系转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二下阳澄湖前，翁迪民还由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主任亲自为他讲课，进行辅导。大约讲了三个半天，内容是“形势与任务”、“部队政治工作”、“群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等。1939年初，春节刚过，翁迪民便带了杨继武、陆步青、伍群、石桦、门兆坤、吕洪源6个干部来到阳澄湖胡肇汉部队。在陆步青的配合下，顺利地将胡肇汉的部队定名为“苏北（指苏州的北部）抗日义勇军”，然后任命胡肇汉为总指挥，陆步青任副总指挥，翁迪民则任政治部主任兼指挥部秘书长。
经过整训的队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中队有政治指导员负责思想教育，官兵薪饷差别大为缩小；政治部的成员和当兵的一样，每月15元，完全是个新式部队的样子，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便于工作，翁迪民的组织关系也转至东路特委。在此期间，翁迪民四处奔走，想把胡肇汉的部队和常熟人民抗日义勇军（民抗）、无锡甘露的杨筱南、湘城北的周嘉禄部联合起来，成立“江南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后来因故没有搞成。
尽管当时工作十分紧张，但翁迪民和陆步青配合得既密切又愉快。
翁迪民准备发展陆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
转眼到了4月底。新四军六团由叶飞同志率领从茅山出发，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东进到达东路地区，挥师苏南，到达梅村。翁迪民和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一起奉命赶到无锡甘露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叶飞和特委书记林枫在司令部里接待了翁与杨。当晚，翁与杨分别向叶与林汇报了情况，叶飞和林枫则向他俩交代了东进的形势和任务，简单地说，是落实毛泽东在1938年5月致项英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扩大我党我军在敌后的政治影响，解决人、枪、款”的电令。人是指扩大部队，枪是指搜集更新武器，款是筹集抗日经费。当时决定由六团三营配合胡肇汉部队的行动。
三营营长梁金华（1963年任浙江军区副司令时病逝）也是湖南人，部署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三营直奔阳澄湖，找到了胡肇汉与陆步青，介绍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当时，梁金华只是奉命向胡肇汉讲了“江抗”是坚决抗日的部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这次来配合胡部作战，将大大增加胡肇汉部队的地位。至于“江抗”以新四军六团为主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则按纪律对胡肇汉进行了保密。迫于形势，知道了“江抗”“底细”的胡肇汉同意与三营配合，攻打铁路以南的国民党斜塘据点。由于翁迪民与陆步青不懂军事，所以先由胡肇汉派人前往侦察敌情与地形。
大约经过两三天的准备，当部队运动到阳澄湖南岸靠近铁路时，突然有人来找陆步青。陆步青平时态度总是和蔼可亲的，但那天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竟使得陆步青火冒三丈，大发雷霆。翁迪民闻讯赶去调解，才知道有人从黄埭来，报告王海晏手下两部分之间发生冲突。陆步青来不及询问细节，拔脚便要向黄埭去。翁迪民再三劝阻，指出马上要攻打斜塘，大敌当前，去不得！但陆步青坚持要去，说如不去事情万一闹大，损失更大，待他去解决问题后，马上赶回来参加攻打斜塘的战斗。翁迪民见状，只好派人护送。但陆步青说什么也不让在这个时候派人护送，马上就和来人一起走了。
使翁迪民始料不及的是，陆步青此一去，从此生死永别，再也见不到他那笑咪咪一团和气的形象了。
由于胡肇汉对翁迪民带来的“三营”始终心存疑窦，所以行动迟缓，再加上王群事先的侦察草草了事，未获详情，所以当武装船只在半夜时分迫近斜塘时，就在黑灯瞎火中贸然开火了。打到第二天拂晓，也没攻下据点。斜塘战斗失利了，三营和胡肇汉部队只得折回铁路以北，握手做别。但是，事到如今，人们还不见陆步青回来。派人去打听，只知道陆步青已出事遇害，但详情不明。直到后来才得知，陆步青当时是被黄埭国民党伪军头目勒死后，将尸体捆上石块，沉于湖底了。
胡肇汉对“江抗”不放心，借口鬼子要扫荡，带着主力“隐蔽”到铁路以南的敌伪据点附近，有投敌的意向。翁迪民带领政治部和一些地方武装，留在铁路以北。这些人不能长期脱产，时间长了呆不住，闹着要回家。一天晚上，在渭泾塘遭到敌伪的袭击，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个人。翁迪民约请胡肇汉吃茶，为坚定他的抗日信心，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位，一位是国民党吴县第七区的秘密地下区长姚育才，另一位是胡肇汉的旧上司汪寄萍。当时，三人谈得还算热乎。
使翁迪民猝不及防的是，就在这时，朝三暮四的胡肇汉竟突然反目了！
那是1939年5月，即斜塘战斗失利后不久。
这天，胡肇汉率领“江北抗日义勇军”来到沺泾镇。
是夜，部队分散驻扎，化名宫岳的翁迪民就住在时任国民党吴县第七区区长姚育才的家。
身为江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兼指挥部秘书长的翁迪民，自是要向刚从上海归来的姚育才了解一些情况。因为时已晚，当晚翁迪民便应姚育才挽留，住在姚家，并与他抵足而眠。
第二天晨起，翁迪民去沺泾镇上一茶楼，还邀姚育才和汪寄萍前去品茗长谈。不料翌日晚上9时许，姚育才就突闻翁迪民已于晚间被胡肇汉派人绑去，并欲杀害之。姚育才正欲出门打探究竟，翁迪民忽然一人来到姚家。姚育才急向翁询问事实真相。 翁迪民告诉姚育才，说当天傍晚，胡肇汉突然派人将他绑去，说是认为翁迪民有拉走部队投靠“江抗”的企图，要将翁迪民杀害泄恨。现在，他好不容易说服了看守，才得以脱身，来到此地。
姚育才素闻胡肇汉翻云覆雨，变化无常，于是，急与翁迪民商量，意让翁迪民连夜出走，逃离胡肇汉魔掌。两人商议而定，已是半夜11时许。刻不容缓，当即两人一起，披着夜幕，同往镇长高萌培家紧急求援。不巧的是，高萌培这时恰恰不在家。于是，高萌培的夫人陆佩娟连忙建议由她亲自出面，外出设法找船，帮助翁迪民逃离阳澄湖。陆佩娟是姚育才干女儿的母亲，高姚两家沾亲带故，陆佩娟此举不失为亲情侠义。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正当陆佩娟闻讯急欲亲自出门找船的时候，胡肇汉已闻讯责令刚才那个擅自放走翁迪民的看守追来高家，意将翁迪民再次抓去。
姚育才与陆佩娟见状，一时不知所措。
但他们心明如镜：胡肇汉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是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如果这个上海下来的救亡青年再次落入魔掌，很可能凶多吉少，难以生还。而姚育才与胡肇仅仅一面之交，就算随同前去，也难以说服胡肇汉。情急之中，姚育才忽然想到镇上之国民党旧军人汪寄萍曾是胡肇汉的上司，与胡熟稔，事到如今，只有请他出面周旋，或许还有救翁迪民之希望。于是，姚育才连忙哀求那看守，请他带上翁迪民，先去本镇汪寄萍家，让他请汪寄萍出面向胡肇汉求情。那看守是个随和之人，又见有区长姚育才在旁担保，所以同意了姚育才的建议。于是，看守押着翁迪民，带着姚育才，三人急奔汪寄萍家，叩开了汪家宅门。
汪寄萍闻讯，知问题严重，便欣然同意了姚育才的请求。于是，四人结伴而行，披着夜幕，直向胡肇汉宿营之处而去。
其时，已是零时左右。
不料，当看守一行经阜安桥渡河正在西岸麦田间行走之时，胡肇汉忽从田间窜出，不由分说，手持棍棒，便劈头盖脸地抡向了翁迪民。姚育才奋力上前将棍棒夺下，胡肇汉竟又从腰间拔出手枪，意欲当场击毙翁迪民。这时，幸姚育才与汪寄萍两人用力抓住其枪柄进行阻止，并反复劝说，这才使胡肇汉暂时收回手枪。
之后，胡肇汉一行五人行之胡家角村。胡肇汉将翁迪民留在一水车棚里，令看守严加看守，然后随姚育才、汪寄萍一起来到附近一农民家中坐下谈话。姚育才与汪寄萍毕竟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胡肇汉不得不给他们一点面子，余怒未息地听他们两人劝说。
姚育才、汪寄萍耐心劝说胡肇汉：翁迪民系上海同济大学毕业，为抗日保卫中华民族而来，现敌人猖獗，正须通力合作御敌，岂可相互厮杀？如果害他性命，把一个自己的政治部主任都杀了，全镇百姓对你的信心将大受影响。我们目的相同，枪口理应对外，不要轻率冲动。最后，姚育才提议：翁迪民可暂住汪寄萍家，并由他全力担保，然后再妥当处置此事。
胡肇汉听了姚育才与汪寄萍的一番话，这才勉强表示同意。
当下，胡肇汉一行五人同回沺泾镇，眼看着翁迪民住进汪寄萍家后这才四下散去（据翁老1963年回忆，其实当时他是住在王乡长家的。王乡长是汪寄萍家的亲戚）。胡肇汉则自顾回了太平桥镇。此镇上的猛将堂，是胡肇汉司令部的临时宿营地。
岂料，第二天上午，胡肇汉又突然翻脸：从太平桥镇派来五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到姚育才家，要把刚从王家来到姚家的翁迪民带去。翁迪民见状，跺脚叹道：“我今天被他抓去，必无生路！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吧！”
谙熟本地情况的姚育才闻言，不由摇头叹息，他认为这里四面环湖，再加上所有船只都被胡肇汉扣押，无法飞渡，走非良策。于是，他仍约上汪寄萍，并邀高焕章、高云霄、高萌培三人作为地方代表，与五名士兵一起，偕翁迪民下船直往太平桥镇猛将堂，向胡肇汉当面央求商谈。
当姚育才一行来到太平桥镇猛将堂时，已是当天黄昏。胡肇汉虎视眈眈地端坐在八仙桌正面，瞪着姚育才一行鱼贯而入。翁迪民不卑不亢，就坐在胡肇汉的身边。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胡肇汉终于开腔，扭脸质问一边的翁迪民道：“宫岳，你有没有要拉走部队的事？”
翁迪民不慌不忙答道：“没有此事，我是你请来的，不相信我，好来好去，抗日总是无罪。”
胡肇汉余怒未消，不再问情由，即向手下命令道：“去买听洋油来！”（洋油，即火油，意欲烧死翁。）
翁迪民听了，凄然一笑，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五元的纸币，直递到胡肇汉面前：“我自己有钱，给我买洋烟（鸦片）来，由我自毙好了。”
翁迪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精神，使姚育才深为感动。事前，还在姚育才家时，翁迪民就把自己在上海家中的地址告诉了姚，嘱姚说：如果他牺牲，请他代为通知其家人。所以，姚育才见状，再也忍将不住，生气地冲着胡肇汉说道：“胡司令，今天你若杀死他，江抗部队岂肯干休；自己人冲突起来，地方遭殃；破坏抗战力量，百姓归罪于你，以后谁肯再与你合作！”
姚的话音一落，在座的各位也随即纷纷发言，一致希望胡肇汉从长计议，切勿操之过急，并要求仍将翁迪民带回沺泾，静待协商解决。这时，姚育才见时机成熟，即以区长口吻顺口说道：“这事就这样算数了！”
见大家把该说的话都挑明了，胡肇汉也不再发言，予以默认。
但是，大家仍看见了从胡肇汉两眼中流露出来的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
事不宜迟，为早离虎口，姚育才一行即深夜下船，回到沺泾。翁迪民在姚育才家小住一宿后，又履行前约，暂住在汪寄萍的家。
为防夜长梦多，怕胡肇汉再次翻脸，所以姚育才安顿下翁迪民后，即重托其干女儿之母陆佩娟，请她及早与“江抗”联系，要“江抗”尽快设法将翁迪民营救脱险。身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秘密通讯员的陆佩娟亦早有此念，为尽快营救翁迪民，她当即根据单线联系的纪律，决定秘密指派同村渔民孙丽娟，专程前往常熟横泾镇“民抗”地下联络站紧急求援。
孙丽娟是常熟人民抗日义勇军设在消泾村的地下联络员，时年20多岁。她的主要任务是和常熟横泾联络站的周醒民单线联系。面对上线陆佩娟的紧急布置，她当即放下襁褓中的孩子，驾起小舢板，装作走亲戚的样子，在船舱里放了两只缚住翅膀的鸡鸭，天刚透亮，便直奔横泾而去。 一个钟点不到，小舢板已离开吴县，傍在了常熟横泾镇上的周醒民家开的广益商店后门的石埠上，见到周醒民后，便三言两语向对方道出了任务。作为“民抗”联络员的周醒民，对此自是十分清楚。尤其那句“上海来人”，他更清楚来人的身份了。所以，他当即站起身来，说声“我们马上就去汇报”，便跟着孙丽娟复又来到后门口的石埠上，坐到了小舢板里。然后双双一起急急划动小舢板，直向常熟县虞山镇而去。
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司令部，就设在虞山脚下一个大地主家里。当周醒民与孙丽娟双双来到司令部时，已是午饭时分。叶飞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俩。有关翁迪民的遭遇，叶飞已有所风闻，现在他见情况紧急，便当机立断，做出了营救决定。他当即提起狼毫写了一封公函，下面盖上公章，然后交给叶成忠排长，令他务必于当天把翁迪民营救出阳澄湖，安全带往虞山。
叶成忠接令，在外面再披上一件短衫，遮挡住插在腰间的双枪，连中饭也顾不得吃，只抓了几个馒头，旋即跟着孙丽娟下了舢板。
小船出了虞山脚下，沿着七弯八拐的小河，直向城外而去。一路上，本是农家出身的叶成忠接过了双浆，让孙丽娟休息，孙丽娟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个行家里手。通过闲聊，孙丽娟得知面前这位高大英武的外乡小伙子名叫叶成忠，是福建闽东人，出生于1914年。他家里很穷，从小就替地主放牛，是闽东红军老战士。他曾跟着陈毅司令员转战南北，经历过不少战斗的考验；如今是“江抗”的一个排长，跟着叶飞司令前来江南东路开辟抗日根据地。
尽管回程的小船上多了一个人，但由于换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掌浆，再加上两人一路说说笑笑，所以没多久小舢板就来到了沺泾镇，停在了姚育才家的后门口。姚育才已经等急了，见状，即亲自带领叶成忠，直奔王乡长家。
然而，当姚育才刚把来意说明，王乡长就急了：“啊呀，这可不行的呀，胡要晓得放了人，他一翻脸，只怕汪寄萍也吃不消的呀！”
“不要怕，我们首长有信在此，你可以给他看的。”叶成忠见状，连忙摸出叶飞代表“江抗”写给胡肇汉的亲笔信，递到王乡长手中。王乡长一见上面果然盖有“江南抗日义勇军”的鲜红大印，心中这才如石坠地，点了头。
叶成忠不想再做逗留，当即和翁迪民双双下了小舢板，向姚育才和王乡长双双一抱拳，驶离了消泾镇。
从姚育才1980年写的回忆录中得知，翁迪民是在当年6月21日端午节那天安全回到“江抗”部队的。
……
这个月的江南茶馆里，百姓们都在议论着“江抗”的神奇，他们拿着6月10日上海出的《申报》，兴奋地传播着最新的消息——
“江抗”东进一个多月，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军事上，大小数十战，连战皆捷；黄土塘第一仗，击溃了日军500余人的“扫荡”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部队）的配合夹击；6月24日，“江抗”夜袭浒墅关火车站，歼灭日军3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物资，烧毁敌人的营房、仓库；炸断铁路桥梁，迫使敌人的运输停顿3天；夜袭虹桥飞机场，焚毁敌机4架，使上海的敌人惊魂丧胆；盘踞在黄埭的王海晏部更是连锅端。
政治上：“江抗”势如破竹般的连连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以阳澄湖为轴心的东路人民的抗日士气，趁热打铁，刚迁址无锡梅村不久的中共东路特委为扩大我军的影响，也特派特委组织部长张英深入阳澄湖西的吴县渭泾塘镇，争取当地沈阿三的地方武装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沈阿三曾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又脱党，他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家乡闲居，搞一般的抗日活动。张英经无锡的老党员介绍找到了他，沈阿三对张英的前去表示了欢迎。
当时，苏州渭泾塘（今苏州相城区渭塘镇）一带的抗战气氛很浓，有青抗会、农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在张英的组织发动下，1939年6月1日晚上，千余名群众渡过苏（州）常（熟）运河，把浸泡着煤油的棉花胎放在公路桥上，烧毁了这座日伪军每天必须经过的桥梁，同时，人们又用铁钯、锄头破坏了路面。
为了保护破路群众的安全，“江抗”主力和无锡地方部队各抽调一个连负责警戒，一个连在南边，一个连在北边。等苏州和常熟的日军闻讯后坐着摩托车赶来，渭泾塘南北20余里的沿公路桥梁和部分路面都在一个晚上全部破坏掉了。
翁迪民终于脱离了胡肇汉的魔掌后，就由叶飞派员送回了上海，另外接受组织的安排。看到这里，想必读者诸君已看出，真实生活中的胡肇汉，与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那个“草包司令”胡传魁，是截然不同性格的两个人：事实中的胡肇汉不但奸诈阴险、翻云覆雨，而且心狠手辣、颇有心计！
太平桥蚬子山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窝，胡肇汉一到太平桥就和当地的土匪头子庄云甫交上了朋友，并称兄道弟。庄云甫投靠汪伪，当日本鬼子来此扫荡时，胡肇汉便把自己的部队拉入庄云甫营地，避开了鬼子的袭击，保全了自己的实力。日后，他见庄云甫的汉奸名声对自己不利时，就立即翻脸不认人，随便找了个借口，把庄云甫抓了起来，拉到太平桥乡下游街示众，尔后，又将其推入盛泽塘中活活溺死。这样，胡肇汉一箭双雕，即除去一隐患，又捞到了处决汉奸卖国贼的政治资本。
胡肇汉还曾拜渭塘乡一个颇有威望的蒋姓中医为干爸，对这个仅年长自己8岁的干爸尊敬至极。但几年之后，当他无需蒋干爸的这块招牌后，他竟将比自己小22岁的蒋的女儿给强奸了。
此外，胡肇汉对自己的手下心腹也同样如此。
倪生是他的结拜兄弟，曾为他兵变篡权立下汗马功劳。但因其个性耿直，曾对胡肇汉多次背信弃义、滥杀无辜而颇为不满，借酒遮面公开大发牢骚。对此，胡肇汉表面上装出一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宏大度样，不但继续重用倪生，而且称之为自己的一条臂膀，赢得了众兄弟的啧啧称道，但暗地里却对倪生恨之入骨。过了几年，胡肇汉又设下圈套，神不知鬼不觉地派人暗中杀害了倪生。
对待他匪窝所在地的老百姓，胡肇汉表面上恪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不碰百姓“一针一线”，但一出驻地范围，便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并且在作恶归来的途中，还要弟兄们向百姓宣传是去“打日寇”、“杀汉奸”，蒙蔽了相当一部分群众。胡肇汉就是仗着这套两面三刀的伎俩，短时间内在阳澄湖一带站住了脚跟，并将部队发展到300多人，成了阳澄湖一霸。 可是，如今他的部队又只剩下200多人了，这叫胡肇汉怎能不坐卧不安呢？他清楚地知道目前的政治形势与自己所处地位：一面是全副美式武装的国军——国民党军队和江苏省保安团；一面是来势凶猛、杀气腾腾、连堂堂国军也要退避三舍并竭力巴结的日本军；还有一面则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尽管他们目前表面上是在苏北一带活动，但最近在东路连获大捷、重创日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很像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呢！这三方力量，究竟哪一方才是自己将来可以稳稳依靠的靠山呢？
胡肇汉苦绞脑汁，寻找出路。
就这时，沺泾镇的王乡长与汪寄萍，在姚育才的前引下，忽然来到太平镇上的猛将堂，向胡肇汉直言相告：“司令，昨天，江抗把宫岳接走了。”汪寄萍是胡肇汉的老部下，与胡有旧交情，所以由他先向胡肇汉开口。
“已接走了？怎么事先不跟我说一声？”胡肇汉一听翁迪民已离开消泾，不由一脸愠怒。
“来不及了。司令。”姚育才以区长的口气，不急不缓地掏出叶飞的亲笔信，放到了胡肇汉手中，“人家部队有公函，不可阻挡呀，再说，我想这样做也好，你司令岂不又多交了一个朋友。”
姚育才的话击中了胡肇汉的心事，胡肇汉脸上的怒色这才渐渐消失，不由又狐疑地追问道，“那，人家又怎么知道宫岳的事情的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姚育才摇摇头，“反正，这封信是人家指名道姓交给你的，再说，当时我们也对来人说了，胡司令早就同意宫岳回上海了，还打算派人护送他呢。是宫岳自己不肯，说住在王乡长家里很舒服……”
“是吗？”胡肇汉仍不相信，把狐疑的目光在王乡长与汪寄萍两人的脸上逡巡，见王乡长翁婿俩直点头，他这才转怒为喜，一边如获至宝地收起“江抗”的公函，一边顺坡下驴地狡猾地说道，“我是早就同意让他走人的嘛，我是早就同意他走人的嘛！”
1939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一支部队忽然自天而降，进入阳澄湖畔的太平镇，800多名将士席地而坐，就在街道两边原地露天宿营。胡肇汉闻讯，急拉起游击队仓促逃离太平镇。当他率队还在向沺泾镇方向运动的途中，后面便有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背上，一汉子用胡肇汉熟悉的湖南岳阳方言高声大喊道：“胡司令留步！胡司令留步！”
胡肇汉侧耳一听，声音好生熟悉，便令部队停了下来。
三、西撤溜号
胡肇汉的阳澄湖游击队虽说还有200余人，但其中一半是半脱产的，有仗打时，啸聚在一起；没仗打时，均散住在太平镇附近的村庄里。由于这回走得匆忙，来不及一一通知，所以胡肇汉身边只聚到几十个人。
然而，他们一行走出太平镇还没满二里路，后面就马蹄声答答，有人追来了。胡肇汉侧耳一听，这喊停声好生熟悉，正分辨，那马就风驰电掣般地疾奔到他面前，从马背上跳下一个人。
“胡司令，你跑个什么呀？是我们呀！”
“啊，原来是梁营长呀！”胡肇汉这才看清了来者，不由转忧为喜，迎将上前。
原来，来者是前不久与胡肇汉一起攻打斜塘的“江抗”三营的营长梁金华，想必昨夜驻扎在太平镇上的队伍是“江抗”的主力部队了。
“胡司令，我们叶司令正在镇上找你呢，我们快回去吧。”果然，梁金华一语就解开了胡肇汉心头的疑窦。
在跟着梁金华往回走的时候，一路上，胡肇汉不由有种莫名的侥幸感，想自己毕竟前不久刚与人家合作过，而且还按叶飞的手示释放了宫岳，想必叶飞这回来不会是不速之客的。
果然，叶飞一见到胡肇汉，就爽朗地笑着迎了上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我说你这个胡司令呀，怎么我们一来你就走了呢？是不欢迎我们吧？”
“哪里哪里！”胡肇汉连忙打着哈哈声明道，“刚才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都来了哪支部队，为避免不必要的正面冲突，我就暂时退了出去。”说着，胡肇汉连忙在前引路，把叶飞与吴焜一行部队领导带到了他的临时司令部猛将堂。
一番寒暄，叶飞即进入正题。原来，这次“江抗”突然光临，是继续争取胡肇汉的阳澄湖游击队来了。在国民党亲日派与日寇眉来眼去、暗渡陈仓、形势明显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
胡肇汉正为自己这一阵来茫然不知所向而举棋不定，眼见“江抗”兵强马壮，自是答应愿意考虑考虑。
叶飞见胡肇汉光是点头却欲言又止，便马上把他的心思猜了个正着，不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之间已有过良好的合作与开端，胡司令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带着游击队合并我部，我可以保证做到三点。”
胡肇汉睁大三角眼盯住叶飞，静观下文。
“第一，任命你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一支队支队长；第二，在人事和经济上，继续保证你队的独立性；第三，今后你队可以继续留在阳澄湖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活动，你仍是胡司令。”
叶飞司令的这三点，正中胡肇汉的下怀，他当即站起来，不无慷慨地表示：“叶司令，胡某早就愿意与贵部联手了。”
然而，当胡肇汉把王群、刘彪和曾文标等几个骨干召集到一起，刚把他的主张向大家托出时，王群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司令，我看此事不妥，这支江抗，听说它的前身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可不要不明不白地一起姓了共呀！眼下，东洋人可是正在追剿着他们呢。”
“不会姓共的。”胡肇汉对此倒胸有成竹，“那个三营的梁营长，不就是当时宫岳和陆步青给领来的吗？当时，他俩可没提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胡肇汉的推理倒也有几分逻辑。言下之意：“江抗”要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他俩还不早就言明在先了吗？
但王群还是不放心：“那么，这姓叶的究竟是一支什么队伍呢？”
“管他娘的。现在，老子有奶就是娘，再这样下去，可迟早要被东洋人吃掉的。”胡肇汉一锤定了音，“再说，事是死的，人是活的，以后，我们自也会看着风向再开船的嘛。”
就在胡肇汉与王群他们商量时，这边的叶飞司令也正在猛将堂里召开支委会。为从根本上改造这支匪气十足的地方武装，进一步正确引导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叶飞决定委派在前一阶段袭击战中立下功劳的周达明担任独立一支队的副司令，协助胡肇汉工作。 支委会一致通过了叶飞司令的提议。
于是，当天下午，叶飞和胡肇汉的两支部队合并在镇头的打谷场上，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合并与授衔会，任命胡肇汉为“江抗”四路独立一支队司令，周达明为副司令兼参谋长，王群为副参谋长，刘彪为副司令。
千余人的队伍，坐满了打谷场；千余人的怒吼声，如春雷滚滚；千余人举起来的枪支，像一片茂盛的森林。这蔚为壮观、令人难忘的场面，在阳澄湖畔溅起了一片片激动的浪花。
阳澄湖畔的抗日斗争活动，也由此开始走向正规化。
收编胡部后，叶飞即兵分两路，令胡肇汉留守在太平镇，协助周斌在当地建立“青抗”、“妇抗”等抗日组织，自己带领主力开拔向江阴县祝塘镇，去那里播洒抗日的星星之火了。
江阴县的祝塘镇紧邻长江边，隔江便是苏北扬中、泰兴等县市。浩瀚宽广的长江江面，给祝塘镇带来了比一般江南水乡闷热得多的太阳幅射，盛夏八月的白天，更是酷热难当。这一阵来，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的夏光，因连续作战，经常彻夜不眠，导致本来身体就单薄的他体力不支而病倒。经叶飞等领导研究决定，让他暂时回阳澄湖地区休养。在芦苇茂密的消泾村莲花垛上，有“江抗”新组建的一个后方医院。起先，夏光说什么也不愿离开部队，无奈一天十多次拉稀，折腾得他浑身疲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为此，夏光只得接受领导的命令，把所有的作战文书记录全部交给参谋处后，化装成便衣，只带了一个通信员，便通过“忠义救国军”的控制地区，回到了濒临阳澄湖的消泾村，在莲花垛上与已在此养伤的刘飞主任（原新四军三支队六团政治处主任、现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等战友会合在一起。
1939年9月，江南抗日义勇军趁热打铁，在太平桥、消泾两镇设立了办事处，由蔡悲鸿任太平桥办事处主任，朱向荣担任消泾办事处主任（同年10月8日“江抗”西撤后，随之撤销）。与此同时，中共苏州县（工作）委员会也紧接着成立了，特委任命翁迪民任工委书记，工委所在地就选在太平镇。这是吴县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下辖五个区工委：太平区工委书记是周斌，由从上海分配下来的中共党员诸敏和另一个杨姓党员担任委员；南桥区工委书记杨子清；渭塘区工委书记钟延龄；湘城区工委书记吕品生；常熟县悬珠区工委书记周浪平。同年10月“江抗”西撤后，因胡肇汉部不断制造事端，苏州县（工委）移驻常熟东塘市，五个区工委也随之撤销。
新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四路独立一支队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来自太平、沺泾、湘城三镇本乡本土的农民与小商贩，形势较宽松或没有任务的时候，大部分战士都可以回家帮助种田经商，只能算是半脱产的。胡肇汉只留几十个外地籍的战士在身边，三五人一组，散居在太平镇上的居民家中。胡肇汉之所以对太平镇如此感兴趣，总是把队伍驻扎在该镇上，除了他的一半以上的战士是当地人、镇上的大地主陈学政又是他部队供给的后勤点之外，那就是在太平镇上，他还有着一个叫王白妹的姘妇。
应该说，胡肇汉的阳澄湖游击队改编为“江抗”四路独立一支队后，确实帮助地方上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日的事，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中，他们在周达明的带领下，分别在太平桥、消泾设立了两个“江抗”办事处，还接待了中共苏州县（工作）委员会派下来的工委书记翁迪民，配合他在太平桥建立了吴县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接着，还配合翁迪民组建了南桥、湘城等五个地方的区工委，起到了一定的保驾护航的作用。尽管翁迪民与胡肇汉之间因为以前的“误会”而产生过矛盾，但改编后的胡肇汉还是“大度”地与翁迪民冰释前嫌、握手言欢了。
然而，长期的自由散漫与缺乏管束，再加上胡部一班骨干毕竟是一班国民党溃退时四散到此的散兵游勇，所以，不少战士乃至骨干的身上，仍残留着吊儿郎当、漠视军规的现象。一天，一个寄宿在镇上居民家的班长，竟然偷窃了房东家的半斤黑色全羊毛绒线。于是，房东家母女为突然失踪的这半斤在当时可算是生活奢侈品的绒线争吵起来，最后怀疑到了寄宿在她们家的那个班长身上。
情况反映到副司令周达明那里时，周达明自是不能像胡肇汉那样视若罔闻，他当即来到那个房东家，召集全班人员开了一个小会，他和颜悦色但又不失措词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严重违犯军纪的现象，并巧妙地要求那个私藏绒线与房东家“开玩笑”的人立即迷途知返，把绒线悄悄地送回原处。为此，他将不再追究此事。
那个偷了绒线的班长屈服于周达明的威严，不得不当天暗中悄悄地把半斤绒线送回了原处。
周达明严肃整饬军纪军风的行为，在胡肇汉的部队里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与影响，胡部原先那种兵痞习气大为收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江抗”的频繁活动，再次使敌人坐立不安，国民党三战区开始急查六团的下落，无锡周刚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和常熟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杨蔚的总部合并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日军也让出沪宁线上的部份据点，出动昆山巴城、常熟虞山、苏州吴县的三支日本警备中队频频下乡扫荡。敌人终于撕破了原本遮遮掩掩盖在脸上的遮羞布，开始沆瀣一气联合在一起，把矛头指向了叶飞领导的“江抗”。为避免敌人甚嚣尘上的锋芒，“江抗”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全体往西撤退，与新四军主力部队会合在一起，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斗争。
1939年10月8日凌晨，叶飞司令突然率部来到太平镇，在猛将堂里，就着汽油灯，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叶飞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军令如山，兵贵神速，会议一结束，叶飞就指示各支队队长与司令立即集中队伍，连夜撤离东路，向江北西撤。
尽管是半夜紧急行动，但队伍开拔西撤的消息还是惊动了太平镇的百姓，顿时，镇口大路两旁，出现了一批批前来送行的当地群众。几个月来，“江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与人民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现在，部队突然要走了，人们怎能不依恋不舍、含泪相送呢？！送行的队伍大都是当地的“青抗”、“妇抗”与“店员抗日协会”的群众团体，人们心情沉重地提着香茶、鸡蛋与面衣饼，默默地递送到将士们的面前，端的是箪食壶浆、鱼水情深哪！ 叶飞司令和接替吴焜（在江阴一战中，“江抗”副司令吴焜不幸牺牲在战场上）的李副司令打前骑在两匹战马上，披着夜色，向围站在路两旁的群众一一抱拳作别，一千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阳澄湖。夜的黑幕里，战士们枪上的刺刀在夜色中熠熠闪光。
胡肇汉和周达明、刘彪、王群四人也骑着战马，带着他们的一支队紧跟着主力西撤。
半夜急行军，“江抗”来到无锡县荡口镇。叶飞一声令下，队伍原地稍作休息。前几天，在“江抗”的打击下，盘踞在无锡一带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受到重创，龟缩在无锡城里，不敢轻举妄动，荡口镇上暂时处在平静中。为避免与敌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延误西撤的时间，叶飞司令采取了昼宿夜行的行军方法。
10月10日，叶飞率领着“江抗”顺利地通过江阴关卡，渡过了号称天堑的长江。部队的将士们传抄着陈毅司令员半年前从这里渡过长江时作的一首七绝：
江阴天堑望无涯，
废垒犹存散似沙。
客过风兴敌惶急，
军民游击满南华。
10月11日，部队通过泰兴，进入扬中县县郊。
苏北是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支队已在扬中县内设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也许因为苏北比起苏南来要贫瘠穷困，所以大批量的日寇还没来得及光顾这里，敌伪也就相对没有江南的来得猖狂。明天就要和主力部队会合了，叶飞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这时，刚在一座牛车棚里歇下脚来的胡肇汉忽然病倒了。还没进入农历中秋，人们至多只穿了两件单衣，但此时此刻躺在稻草堆里的胡司令却盖着几件军用大氅，紧闭双眼，浑身发抖，躺在那里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周达明皱着眉，关切地用手测试着胡肇汉的前额。一边的王群不无担忧地望着周达明问道：“会不会是瘟疫？”
周达明吃不准了，天还没冷，胡肇汉就盖了这么几件厚厚的大氅，而且身上居然连一星汗水也没有，看样子，胡司令确实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叶飞闻讯，也急忙来到了牛车棚。这时的胡肇汉病态更严重了：脸色苍白，浑身抖得像一片风中的落叶。在胡肇汉的坚持下，无奈，叶飞只好同意他的要求，让刘彪与王群、曾文标三人先暂时送他回阳澄湖，把病养好了再回部队。
然而，当刘彪这三位操着岳阳口音的同乡抱着胡肇汉骑上马，才走出数里路，还没进入泰兴境内，马背上的胡肇汉就什么病都没有了，摔掉了身上的大氅。原来，为了逃避抗日，早日回到他们朝思暮想的阳澄湖，胡肇汉他们几个煞费心思，用装病来作为借口。为了把这病装个像，使叶飞他们信以为真，粗通医道的王群让胡肇汉吞下了两颗美国产的“氯丙嗪”……果然，此药大有奇效，服下不到半小时，药力发作，把个胡肇汉冷得当真像钻在冰窟里一个样了。
胡肇汉他们几个一回到阳澄湖，顿时就好比把笼中的困兽给放了出来，从此，阳澄湖再也不太平，人民重又回到了提心吊胆的生活中，阳澄湖的上空，又蒙上了一层腥风血雨的阴影。
四、后方医院
在夜袭上海虹桥飞机场一役中，刘飞被反弹回来的弹片击中了右胸，打断了几根肋骨，他已先来到了阳澄湖中三面环水的莲花垛养伤。
夏光来到后方医院没几天，被人们称作“吴老虎”的“江抗”副司令吴立夏，“双枪大将”叶成忠排长也先后身受重伤，被送到了这所后方医院。
其实，这个所谓的后方医院，条件极其简陋。创办伊始，医院里有院长林震、指导员林森，上海来的张贤、盛立等三四位医生，还有几名护士。随着伤病员的不断增加，江南特委从上海先后调派下盛立、张力、梁玉贵、赵熙等几位医生，与上海来的几个学生和当地几个农家孩子一起组成近10人的医护队。他们与伤病员经常流动于距日伪据点仅一二十里的常熟的横川心泾、西董家浜与吴县的消泾、长浜、张家浜、陆巷一带。后方医院还是一所飘浮不定的流动医院：在那个战火纷飞、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下，组织上给张贤医生和他的爱人庞露护士一条小船，这条小船既是他们的家，又是医院的药库和仓库乃至手术室。平时，后方医院则一般以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厩为病房；敌人来扫荡时，人民群众就将伤病员迅速转移，藏到稻田、棉田、船库、水车棚，甚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送到芦苇荡中去。医生、护士打扮成农民，戴着斗笠、提着菜篮前往伤病员躲藏处，为他们看病、换药、送饭；夜间还要查房、站岗放哨，每过一两天，就要转移一个新地方。同时，他们还要充任担架员，抬着重伤员上船下船。
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紧缺。在日伪的军事封锁下，红药水、碘酒、药棉、纱布不易买到，医疗器械、药品十分缺乏。医护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他们将筷子劈开，装上木塞做成土钳子；在牛皮纸上涂上胶水当作胶布；用砖块放在炉膛里烧热，包上布当作热水袋给伤员热敷。为了给伤员动手术，医护人员用一块大白布，四角拴在农家堂屋的梁上，作为外科手术室；或者用一顶龙头细布做成的大帐子挂在屋外，下面铺着两张桌子，在日光下给伤员施行手术。
后方医院到哪个村，除了为伤病员治疗外，还经常免费为村民诊治疾病。而村民们也待伤病员亲如家人，悉心照料。他们为伤病员端汤喂饭，缝补衣裳。为了使伤病员早日痊愈，重返战场，乡亲们时常下湖捕鱼捉蟹，或者拿出家中的老母鸡和鸡蛋，煮给伤病员吃，增补营养。每当遇到敌情，乡亲们就争着帮助运送伤病员，摇船和带路，将伤病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39年12月25日上午，张贤和张力正在为一位伤员做截肢手术，当时残肢已截除，皮肤尚待缝合。就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有人报告，说离村西不远处发现敌人！两位医生沉着冷静地命令大家分头搀扶轻伤员、抬起重伤员下船，立即转移到曹家浜村。同时，命令担任第三手术的助手王嶙“迅速收集不用的器械，掩埋好残肢和污物，取下手术帐”。王嶙立即奉命和战友们一起将亟等缝合伤口的伤员抬上船，以便医生在转移过程中缝合创口。这时，全麻的伤员已苏醒，他咬紧牙齿，强忍剧痛，一声不吭，以免暴露目标。
曹家浜村是个100多户的大村，中间有条河通过，河上有座小桥连通东西。河的南北各有一排瓦房和几户草房。曾在此宿营的“江抗”司令部刚转移，后方医院当晚就移进此村。 12月26日，宿营在河南岸的王嶙（玲）、白山、包蕴等人在天将拂晓时，听到像是汽艇的声音，立即商量由包蕴整理药材和物品，以便随时行动，王嶙和白山则到外面观察是否有敌情。然而，当两人走到竹园时，却发现鬼子已经上岸，竹园已被包围了。在竹园和薄雾的掩护下，两人立即奔回驻地，分头告诉大家赶快疏散隐蔽。同志们获信一边立即打背包、捆稻草，收藏药箱等物品，一边分头躲藏在床顶上（是有木板顶的床）、铺底下、灶头旁、草垛里……其中一部分人员隐蔽得较好，未被敌人发现：如叶森藏在河中，上面用树枝掩盖着；一个伤员隐蔽在门背后，敌人看屋内无人就走了；4个女同志藏在柴房的草垛里，敌人在柴房前经过数次，未能发现……一部分人员则在群众的保护下，瞒过了敌人：如几个“小鬼”护理员、通信员被群众认作自己的孩子。王嶙遇到一位约30岁的大嫂，她把王嶙叫进卧室说：“她们已隐蔽到草屋后面去了，你就睡在床上，鬼子若来搜查，我俩姑嫂相称，但你不要开口，以免外地口音露馅。”王嶙脱去棉衣，和大嫂及她3岁的儿子，同睡一床，谛听着外面的动静。只听得日、伪军嘶声狂叫，外地口音的陈宇、王嫂和几名伤病员在被敌人拷打讯问时的“我不知道”、“我家里穷，没有饭吃，是出来烧饭、洗衣服的”的回答声清晰可闻。一位农民大伯被敌人毒打倒地，逼着他说谁是新四军，但他仍坚持说着“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人民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们的子弟兵。
河北岸的情形同样万分危急。事后，听严鸿滨副指导员回忆说：当时鬼子过桥后，立即用一挺机枪封锁了河南的房屋和停在河中的两条船；一挺机枪封锁河北房屋和牛棚后，同时兵分两路挨门逐户地搜查。被抓出来的同志和老百姓，被围在牛棚内，共有四五十人。通信员小浦东年仅十三四岁，他踮起脚尖用劲伸出脑袋向外张望，被旁边的战友将他的头压下而保护了下来。河北岸西侧的两间草屋，本是医院的临时住处，因地形有利，所以林震院长、叶森指导员、张贤、张力、赵熙迅速地撤离。唯有其中一个名叫高桥的不但未随同撤离，反而留下来主动给日军当翻译。
原来，高桥是在一次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日本商人，他是因病住进医院的，由住院的战地服务团的章立负责教育和生活关照。在医疗期间，他亲身体验到我党的俘虏政策和医疗，在生活上得到一视同仁的关心和照料，亲眼见到日伪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热爱子弟兵、坚决抗日的英勇事迹和决心。为此，他的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感情上倾向了中国军民。所以，当日军让高桥指认时，凡是穿便衣的，他就摇摇头；凡是穿军衣的，他才不得不点点头。
章立等伤病员因身穿新四军军装，所以被鬼子逮捕了。鬼子凶狠地把他们拉出牛棚，重点监押。当时被敌人抓去的男女工作人员10余人，还有充当船工的老百姓。副指导员严鸿滨也混杂在其内。当时他身穿旧的黑棉袄，腰束一条绳，手拿旱烟管，高桥便指认他是摇船的老百姓。有个截肢的伤员躺在门板上，高桥向鬼子连连摇头，示意此人不行了，从而也使这个伤员免遭了敌人的残杀。
但是，后方医院这次不幸落入敌人之手后，还是有30多人被敌人抓走了。沿途中，敌人对我被捕的同志横加辱骂与摧残。到了某地，严鸿滨和其他船夫被放回来，但20多名身穿新四军军装的将士还是被鬼子用驳船拉到了昆山。当时，章立等男同志关押在武警队，女同志则关押在警备队。
“江抗”司令部获信后，万分焦急，指定林震院长迅速展开设法营救。在林震的部署下，高桥到监狱为女同志送生活用品，暗示组织上会设法出钱保释；包蕴同志则奉命回家，乘机通知各被捕同志的家长或亲属，要通过各种关系出钱去保释。狱中的同志更是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没多久，女同志都被营救出狱了，但章立等八名伤病员，则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章立同志就义时，视死如归，在刑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没有被捕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在残酷斗争和惨重损失面前，没有害怕，毫不动摇。他们目睹日寇对红十字旗帜下的伤病员和救护人员也要任意残害的罪行，心中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更加憎恨了，坚持斗争的决心更加强了。敌人刚撤走，大家就陆续回来了，又与被保释出狱的大部分同志一起，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收治抢救伤病员的战斗中。期间，林震院长曾奉命数次亲自前往上海，动员同仁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抗日队伍。后方医院的医疗队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后来，许多同志还都成了我军六师十八旅和十六旅的医护骨干。这是后话。
老“江抗”西撤时，后方医院里的伤病员共有36名。他们的姓名是：
刘飞、夏光、黄烽、叶成忠、张世万、王新明、金耀忠、费介成、叶克寿、朱墨陶、巫中、谢锡生、潘阿兴、李之毅、康金龙、张英、周义大、袁阿毛、王佑才、李立根、狄凡、薛村、李朱、吴立夏、叶耀青、赵阿三、何彭福、黄德清、金辉、张金雷、陈金荣、钱卓云、刘义龙、吴志勤、何刚、陈明
这36位革命将士，是闪烁在阳澄湖芦苇荡中的星星之火，是后来成立的新“江抗”的萌芽与骨干，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未完待续）
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开始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起整整坚持了14年。
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大军的最前列，高高举起抗日大旗，在东北组织和领导了抗日武装斗争，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寇展开了英勇的抗争，奠定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基础。
如今日本国内竟还有人巧舌如簧，想要开脱罪行，否定侵略历史，这是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一些网络上的“国粉”、“蒋粉”片面夸大国民党的作用，似乎只有国民党领导了抗战，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种认识是极不客观的，是不能反映抗战历史真相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拖住了侵华日军一半以上、伪军近百万。设想没有敌后战场，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能够坚持两年以上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武装力量共消灭日军60多万，伪军超过110万。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则指出：“在他们活动中心的遥远西北边陲根据地延安，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对日做战的思想和计划，同时广泛寻求群众的拥护，并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了上百万日军，而自己从未被消灭。”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回顾70年前的抗日战争胜利，就是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战历史，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艰苦卓绝的经历，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为此，本刊特以连载的方式刊发由著名作家汤雄撰写的长篇历史纪实文章《喋血阳澄湖》，以此来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江南地区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奋不顾身，在长期艰难岁月里同人民群众一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与日寇、伪军、汉奸进行殊死斗争，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新四军战士、人民群众、爱国志士的英勇无畏的精神风骨。
《喋血阳澄湖》系依傍阳澄湖畔长大的作家汤雄历时10多年，经多次实地采访与遍阅史料后，拂去历史浮尘，精心创作而成。作品以尊重历史为原则，一扫任何戏说之嫌疑，真实地记录了叶飞受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委派，奉命东进，深入江南腹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艰苦抗战的历史。以这场群雄抗日故事为背景创作的现代京剧《沙家浜》，演唱了近半个世纪，剧中的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主要人物，妇孺皆知，耳熟能祥。而本文正是揭秘其历史真相，还原剧中人物原型，以翔实的史料，向读者展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鲜为人知的“江抗”历史故事……
至于文章中读者所关注的一些人物的结局，看完此文后方知结果。
序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值此举国与全世界纪念的日子，笔者将其2011年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长篇历史纪实《喋血阳澄湖》进行了压缩修改，虔诚地奉献给全国所有尊重中国当代革命史、热爱中国共产党、崇敬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的正直的、有良知的广大读者们审阅。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为了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的英雄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真实而又动人的故事，不能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要让广大的读者了解历史，不忘历史。
如今，随着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发表，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新四军抗战史正本清源，还其庄严真相的时候来到了！作为躺在革命先辈们用生命与鲜血筑起的摇篮中安享幸福的当代人，必须立即唤醒我们起码的良知，秉笔直书，用我们接地气提士气、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作品，还历史一个公道，还抗战革命史实一个真面目！
内容提要
一出现代京剧《沙家浜》，演唱了近半个世纪，影响了几代人，并一度以“革命样板戏”为冠冕，红遍了全中国；其中几段经典唱词，至今仍传唱不衰；剧中的郭建光、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等主要人物，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然而这毕竟是“戏”，是在当年上海剧作家文牧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的基础上移植改编的。其实，生活中的胡传魁并非一如戏中的草包司令，而是一个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悍匪，他长期盘踞在苏州城北的吴县阳澄湖畔，横行于常熟、湘城、沺泾、太平、消泾等乡镇（现湘城、沺泾已合并归属于苏州市相城区的阳澄湖镇）一带，奸诈地周旋在日寇、汪伪与我党我军之间，并最终成为了日寇与汪伪的帮凶。他为虎作伥，杀人如麻，与我新四军“江抗”为敌，与人民作对，破坏抗战、杀人越货，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志士与无辜百姓的鲜血。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发生在湘城、沺泾、太平及消泾等地的新四军军民如何浴血奋战抗击日伪顽敌寇、如何机智勇敢地与胡肇汉（胡传魁）悍匪周旋斗争的真实历史故事，至今未曾得到完全的披露，包括解放后苏州公安部门活捉胡肇汉、捣毁其残留的老巢的真实内幕，也随着始作俑者的错误，形成了后来一系列的以讹传讹，就连200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开国大镇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也全文抄录了失实错误的原文。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
阳澄湖镇拥有阳澄湖120平方公里水域的五分之三，湖镇77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上，散落着231个自然村，湖中自北向南蜿蜒的两条带状半岛，被湖水所紧紧拥抱。当年“江抗”主力部队西撤时，将不能随军行动的36个伤病员留在湖畔村庄养伤；新“江抗”建立后在流动的作战中，又经常来到这里驻营休整。据资料显示：新四军在阳澄湖地区与日伪军进行的战斗有数十次。其中新“江抗”与日寇双方出动参战人数最多、伤亡最大的洋沟溇、张家浜、渡船头三次大血战，都是在阳澄湖镇所属的自然村进行的。 如今，阳澄湖镇与太平镇上完整地保存着当年中共苏州县（工）委交通联络站与“江抗”驻消泾办事处的旧址，恢复修建了阳澄湖地区抗日斗争史迹陈列馆，并在纪念馆中展示着当年“江抗”部队使用过的部分枪支等武器，陈列着当年“江抗”官兵与地方干部群众当年的留影。1986年，原新四军“江抗”部队司令夏光、副司令杨浩庐、原中共苏州县（工）委员会书记翁迪民等首长故地重游，摄于消泾镇洋沟溇村（原新四军东路司令部宿营地）等照片，都是有力的佐证。
长篇历史纪实《喋血阳澄湖》系依傍阳澄湖畔长大的作家汤雄历十余年时间，经十多次实地采访与遍阅方志后，拂去历史的浮尘，精心撰写而成。作品以尊重历史为原则，一扫任何戏说之嫌疑，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发生在苏州城北相城区阳澄湖畔的那场著名的抗日战争。在寻觅与采访中，作者还采访到了当年参与围剿胡肇汉匪帮战斗的原苏州行政区公安局侦察员金坚如的夫人郑雪年，并欣喜地从她的家藏中抄得了一份金坚如与当年直接参与指挥这场战斗的原苏州行政区公安局侦察科长马陵的亲笔回忆录。
《喋血阳澄湖》的写作，不但重现了当年发生在阳澄湖镇地区的那一场场军民合力抗击日伪的战斗，真实地还原了戏剧中那几位主要人物的真实生活原型，还详尽地披露了解放初期苏州公安机关追捕围剿胡肇汉（胡传魁）匪帮的全过程，从而揭开了那一段段历史之悬谜。
第一章
一、奉命东进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南方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他率领部队深入敌后作战，在南京、上海一线担任游击战争任务。在江苏镇江城郊卫岗，陈毅亲自指挥一支队在城郊一举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小楼兰的部队，取得了胜利。1939年4月底，他的六团又要奉命挺进江南，开辟新的根据地，为此，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诗意喷涌，创作了这首题为《卫岗初战》的七绝。
江南，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是素称人间天堂的鱼米之乡，如今，它和东北三省一样，正忍受着日寇铁蹄的蹂躏与践踏。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抗日活动，尽快地把日本强盗赶出境，陈毅报请党中央同意，打算抽调一部分兵力，向江南东路腹地挺进，开创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前一天的支队会议上，陈毅发表了这个建议，提请全体支队委员讨论。当时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一种则是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很简单：一支队兵力有限，何况还要前往苏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再抽调掉一个团，兵力更加单薄，不利于整体作战。但是，经过反复讨论，陈毅最后还是力排众议，果断决策，决定从有限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力量，东进江南，深入腹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填补江南东路至今尚无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空白，和日寇及其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保卫我大好河山。
陈毅决定委派一支队六团团长叶飞率领部队，前往东路去播撒这革命抗日的星火。
叶飞，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区亚望镇。根据菲律宾的法律，叶飞出生时领取了菲律宾的出生证，并且接受了洗礼，属于菲律宾人。但叶飞的父亲叶荪卫是1900年只身下南洋谋生的福建省南安县金淘乡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叶飞又属于中国侨民。所以叶飞一生下来就有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叶启亨，菲律宾名字叫西思托·麦尔卡·迪翁戈。父亲希望儿子成为中国人，所以于1919年带着5岁的小启亨和7岁的启存，乘着颠簸的轮船，回到了福建省南安县金淘老家，让拥有菲籍的兄弟俩永久地留在了中国。父亲曾嘱咐儿子日后一定要学郑成功，不做洪承畴（明末投降清廷的叛臣）。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叶飞从厦门中学一毕业，便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并始终紧跟着陈毅司令员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成为陈毅最信任的爱将之一。
1939年5月4日，正当叶飞做好一切准备，即将率部队出发时，他突然接到陈毅召见的急电。一见面，陈毅什么也没说，只是交给他一份电报。叶飞一看，是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的来电。电报内容是坚决反对叶飞率部队东进，理由有两个：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按军令，项英是陈毅的上级，作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的陈毅必须服从。但项英的决定显然违背中央要求，将会影响新四军的扩大与发展。因此，陈毅把叶飞请来，想听听叶飞的意见。叶飞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赞成东进。
当夜，叶飞、吴焜（克刚）、夏光等主要战将来到司令部，聆听陈毅对他们此行目的、任务的剖析与判断。
陈毅指着墙上的“江苏东部地区示意图”分析道：“这里尚是一片没有开垦的抗日处女地，我派你们六团去那里，是想让你们担当拓荒者。拓荒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呀，尤其这是一块江南的大肥肉，小日本、汉奸、亲日顽固派们，已先入为主，早已虎视眈眈地盯住它了。现在，我们要再横里插它一杠子，在这群虎狼的血盆大口中梗上一根硬家伙……”陈毅司令不愧为诗人，说出话来，形象而又生动。
“这是阳澄湖。”说到这里，陈毅扔掉烟蒂，把手直指示意图上的那片像只展翅飞翔的大鸟似的蓝色色块，“它当是江南东路的轴心，你们看，它北临沪宁铁路，东有苏常公路，位处无锡、常熟、昆山、吴县和苏州两市三县的交界处，既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又是整个东路的交通枢纽地段……我把你们派到那里去，就等于把一把尖刀插在了敌人的心脏上……”
为避开国民党亲日派们的耳目，这支由叶飞指挥的新四军六团临时撤下了原有的新四军标志，换上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老江抗”）番号的800人的武装队伍，于1939年5月5日零时，披着初夏的夜风与晨露，臂佩番号，在叶飞和吴焜的带领下，握别了陈毅等前来送行的支队领导，踏上了开拔江南东路的征程。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捷报！”陈毅司令员紧紧握了握叶飞与吴焜的双手，然后挥手目送队伍消失在夜幕之中。
二、茶馆脱险
就在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秘密开拔江南东路的时候，这天上午，阳澄湖边的沺泾乡（今苏州相城区阳澄湖镇）消泾村里突然传来一阵零乱的枪声。
熟悉这种枪声的人一听就知，这是东洋人的三八大盖枪发出的射击声。战争的恐慌就像寒流似的，在阳澄湖畔迅速地弥漫开来。
子弹是紧贴着阳澄湖水面射过来的，弹头掠过处，岸边的芦苇齐齐斩断，芦叶四散。一艘方头铁壳草绿色、上面插着一面太阳旗的日军小汽艇，正一边开足马力向这边驶来，一边向前面的目标连续射击。然而，目标——几艘小舢板已经靠岸，船上的五六个汉子很快弃舟登陆，钻进了岸边青青的芦苇丛中。
为首一个中等身材、面庞消瘦的汉子刚一上岸，就急促地驱散了众人，然后自顾匆匆一头奔上岸，逃命去了。
自从去年苏州沦陷，日本兵进驻昆山与常熟之后，这片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的吴县东北部阳澄湖地区（不包括阳澄湖水面），便成了日寇与伪军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是一排来自昆山县巴城的日军，在追杀几个身携武器的抗日嫌疑。刚才，日军汽艇巡逻到湖中时，发现前面几条小舢板上的中国男子形迹可疑，他们既不像下湖捕鱼捉虾的当地渔民，也不像化装成便衣的国民党军人。果然，鸣枪示警之后，这几条舢板便像离弦之箭似地逃窜了起来。顿时，小伍长心头疑云更浓，一声令下，急起直追。无奈这几个土著仗着对当地地理环境的熟悉，竟迅速弃船登陆，在他的眼皮底下逃遁了。小伍长气急败坏，催促手下紧追不舍。
三八大盖的枪声，早已惊动了消泾村上的人们，能打烊的店铺已关上了排门，能躲避的姑娘也纷纷钻进了她们早就物色下的秘密藏身之处，就连几个无力躲避的五六十岁的老大娘，也先后捋乱头发，摸一把锅底灰往脸上涂抹，以防不测。这帮与畜牲差不多的东洋赤佬，一旦兽性大发，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涵春阁是一个江南水乡司空见惯的茶馆店，它置身于村口几棵老柳树下，店门面临大路，背倚着阳澄湖内湾一片茂密的芦苇荡，是当时南来北往的人们唯一可以歇脚休息的去处。涵春阁的老板名叫胡广兴，是个三拳头砸不出一声闷屁的老实汉子，而他的老婆广兴嫂却恰恰与他相反，伶牙利齿，快言快语，是个头顶一拍脚底动的女人。现在，从湖中传来的三八大盖枪声，早已把他们店堂里的一班正好端端喝茶聊天的茶客吓跑了，店堂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俩。广兴嫂一边忙着推上栅板门，一边和男人一起，把最后一扇因最宽大而最沉重的排门扛了过来，上顶下落，安在栅根柱的门轴里。
正这时，那个身材干瘦的男子一头钻出岸边的芦苇滩，急白赤脸地向这边奔来。然后，他在胡广兴夫妻的掩护下，跳进一只只有小半缸水的水缸中，逃掉了日兵的搜捕。日兵走后，其他几个和他一起逃离阳澄湖的汉子，也先后来到了涵春馆，与他会合在一起，并在涵春阁的小楼上住了一夜。
这个瘦小个子、瓦刀脸的壮年男子不是别人，便是当年红极一时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的生活原型胡肇汉。
三、乱世恶枭
胡肇汉，生于1906年，湖南岳阳鹿角镇人，又名湘蕃，小名细丙，家中弟兄四人，他排行第三。因家中吃口多，所以胡肇汉从小家境清贫，读过几年私塾后，考入岳阳警官训练班。20岁那年，毕业在家多年的胡肇汉只身来到上海，投奔他在国民党警界当连长的远房叔叔。凭着一纸警官培训证书与叔叔的关系，更凭着自己机灵的头脑与勇猛的身手，他很快得到了上峰的赏识，在25岁那年，提升为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后又调任上海青浦县朱家角水巡队队长。
“八·一三”一声炮响，粉碎了胡肇汉继续青云直上的梦想，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使整个大上海很快沦陷敌手，所有军警武装成为了日本军队追杀的对象。无奈，胡肇汉三十六计走为上，带着三个先后从家乡来到上海的、水巡队的弟兄，打算投奔当时驻扎在苏州太湖的国民党程万军部队。在当年一次水上破案中，胡肇汉的机智勇敢得到了当事人程万军的赏识，并从此时断时续地保持着联系。胡肇汉总以为凭着自己当年帮助过程万军的交情和一挺机关枪，程万军怎么也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大小会封他个一官半职。
但是，胡肇汉想得太美了，当他来到太湖，见到程万军后，时为师长的程万军面对这个落难的旧友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与兴趣，只是随意地把他分配在六支队司令陈锡光的部下，担任了陈锡光的副官。至于刘彪、曾文标等人，更是随便安排在支队当士兵。胡肇汉见状，表面上不露声色，心中却大为不满。
这年冬天，程万军接到阳澄湖沺泾乡陈味之的来信，要求程万军收编他的部队，使之纳入“正规”。一心扩充实力的程万军自是同意，即派六支队司令何锡光亲自前去收编。
作为副官的胡肇汉自是随同而往。
阳澄湖位于苏州城东北方向，西距苏州城约10公里，东距上海约60公里，以盛产大闸蟹而闻名全国。湖体南北长17公里，东西宽11公里，全湖面积113平方公里，湖四周陆岸分属吴县、常熟、昆山三县，围绕有沺泾、湘城、太平、张家浜、洋沟溇等8个村镇。阳澄湖地区历史悠久，湖边的草鞋山遗址的发现，说明6000多年前这里已有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唯亭古镇是公元前505年东夷侵逼吴国的历史见证；湘城镇因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在此计划营建苏州城而得名；越国大夫范蠡携西施出走的地方蠡口镇镇名也一直延续至今；而湘城的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石田）之墓及陆墓镇上的文徵明之墓更是如今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多得的文物。阳澄湖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如蛛网，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但正因为地形复杂，这一带历来也是土匪出没之地。
早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正式中共党员、后脱离组织的吴县东山人陈味之，自从携全家从苏州来到沺泾避难后，这位当年学生运动的发起人自是不甘寂寞，他和当地一名叫朱康如的人就地拉起了一支游击队，由朱康如任大队长，自己担任副大队长，实施保护家乡的抗日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多长时间，这支队伍就扩大为100多人，并有了一些武器。但是，陈味之与朱康如都没有参加过实战，没有军事经验，为加强队伍的正规训练，使这支游击队尽早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陈味之决定请程万军对他们的游击队进行正规训练，然后进行整编。 何锡光来到阳澄湖后，即把朱康如大队收编，两支队伍合并为一支游击支队，由何锡光任司令，陈味之任参谋长，胡肇汉则被派到朱康如手下任大队副。胡肇汉毕竟从警近10年，对于军事上有一套，打枪射击、格斗搏杀不说件件精通，但在这支新创建的队伍中，已使这批刚放下铁耙锄头的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们大开眼界，认为胡大队副不愧为国军出身，身手就是不凡。
然而，真正让陈味之与朱康如刮目相看、使众游击队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还是在支队组建后的两次战斗中。
太平桥自卫团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有百把人与20多条长枪、五把短枪，由于近来该团又掺入了一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所以成了一支典型的杂牌军，人员良莠不辨，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该团团长本非行伍出身，对聚兵打仗一窍不通，所以队伍人心涣散，纪律松懈，一遇到外敌，只会做鸟兽散。然欺侮当地百姓，却是强项，打家劫舍，偷抢扒拿，口碑极坏。“八·一三”上海沦陷后，该团中几个兵痞更是混水摸鱼，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沺泾、陆墓等镇，骚扰民众，无恶不做。为首的一个名叫项秋生的兵痞，自恃人高马大，武艺高强，更是目中无人，啸聚一方，把真正的团长却闲搁在一边，为此人称“小霸王”。
战斗是在1938年夏日的一天上午打响的，这天，太平桥自卫团一帮心存不良者又窜入消泾镇偷鸡摸狗，村民紧急向何锡光部求援。恰何锡光有事回了太湖，朱康如就当之无愧地召集队伍，奔赴消泾镇迎战对手。一场短兵相接的枪战之后，朱康如等因缺乏作战经验，竟当场有三人身负轻伤，一人身负重伤，当下全队阵脚大乱。“小霸王”见状，团团围住朱康如等来不及撤退的几个人，叫嚣着活捉了他们。
“小霸王”抓住朱康如等人之后，得意忘形，狂妄至极，他令手下把朱康如等人绳捆索绑按在镇口打谷场上后，便口口声声叫嚷着要把俘虏们“点天灯”或“种荷花”。“点天灯”与“种荷花”都是当时土匪强盗们独创的一种酷刑，“点天灯”即是把人绑在树或杆上，身上裹以泡浸煤油的棉胎，外用铁丝缠紧，然后放火点燃，当场焚烧至死；“种荷花”则是把人紧绑在扁担上，然后双足合并，插入一瓮甏之中，直挺挺插入阳澄湖中，沉溺而死。
朱康如等人被捕，自知末日将至，不由吓得脸无人色，有的当场尿了一裤裆，有的愤怒地破口大骂，拼命挣扎。但一切都已无济于事。绝望中的朱康如不由恨屋及乌，痛骂临阵失踪的胡肇汉绝情寡义，是条银样蜡枪头的“虫干”。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突然场外响起一阵枪声，“小霸王”等人纷纷中弹，跌倒在地。原来，胡肇汉带着部下及时赶到，当场击毙了“小霸王”，俘虏了群龙无首的太平桥自卫团百把号人。
接下来，在胡肇汉身先士卒的带领下，游击支队又攻克了湘城镇的一支50多人的杂牌军。
两支队伍的击破，缴获了一批枪支，俘虏了一批人马，陈味之的游击支队迅速壮大到二百多人、一百八十多条枪，在阳澄湖地区有了一定的威名。
在这两场战斗中，胡肇汉初露锋芒，首建奇功，被何锡之提拔为副大队长，仅屈居朱康如之下。但是，野心勃勃的胡肇汉岂会因此而满足？怎改得掉他那十年国民党水警巡长给他带来的劣性？他始终为自己的有职无权而愤愤不平。
1938年7月里的一天傍晚，消泾镇一对年轻夫妇因家庭琐事争得不可开交，撕扭着来到游击队，请朱康如大队长主持公道。朱康如听了这对夫妻的各自陈述，便认定那做妻子的不对，当场批评那女的不是。女的不服，顶撞朱康如，使朱康如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头脑简单的朱康如竟当场命令胡肇汉把那女的拿下，关入司令部后院的一个柴间，让她“头脑清醒清醒”。
然而，这个风韵犹存的农家少妇，顿时勾起了胡肇汉的色胆淫心。就在当天深夜，胡肇汉偷偷摸向了后院柴屋，强行奸污了那少妇。那少妇强忍委屈悲伤，躲在蚊帐中嘤嘤哭泣了半夜。翌日天刚放明，她便泼翻盈天闹将起来，差点将柴房门给砸烂了，痛骂朱康如“游击队是强盗流氓窝”，“游击队都是枪毙鬼、杀头坯，不得好死”。
朱康如被骂得狗血喷头，自是莫名其妙，当即提审那农家少妇。于是，农家少妇便声声泪字字血地把昨夜惨遭凌辱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朱康如和盘托出。此时恰好陈味之从苏州回来，当他听说农家少妇为此还在那奸贼的右肩头上狠咬一口，留下齿伤后，他即传令全中队将士集合，令大家逐一脱下衣裳验证。
胡肇汉还在大睡懒觉，他最后一个来到队部。因是酷暑盛夏，他只穿了一件圆领对襟汗衫，所以，陈味之与朱康如只扫了一眼，便立即从他右肩头上看见了那圈青紫淤血的伤痕。当下，铁证如山，任凭胡肇汉如何狡辩，都已无济于事。
革命队伍中出现了这等严重违反纪律的丑事，学生出身的陈味之义愤填膺，不由勃然大怒，当即一声令下，让手下把胡肇汉五花大绑了起来。偏偏胡肇汉明知自己大错特错还强词夺理，仗着自己有功倚功卖功，说自己天天提着脑袋抗日，说不定哪天就成了东洋人刀下的死鬼了，睡个把婆娘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陈味之闻言更是怒不可遏，当即拍案而起，要把胡肇汉拉出去就地正法，以严肃军纪。
一向鲁莽冲动的朱康如却格外冷静，见温文尔雅的参谋长动了雷霆之怒，便上前把陈味之拉到一边，好言相劝。他说胡肇汉毕竟是何锡光带来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同时他提醒陈味之：就算要处决胡肇汉，也得向何锡光司令汇报，切不可先斩后奏，在司令面上难以交代。
在朱康如的一再劝阻下，陈味之的一腔怒火这才渐渐平缓下来，收回成命。
下午，何锡光闻讯赶到消泾镇中队驻地，面对才成立不久的抗日阵营中出现的这等丑事，何锡光同样怒不可遏，要严惩败类胡肇汉。曾被胡肇汉从“小霸王”枪口下救得一命的朱康如抱着报恩之念，再次仗义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劝阻众首领，并自愿以个人的身家性命为担保，让胡肇汉在今后戴功赎罪。朱康如的苦苦哀求，这才压下了何锡光的一腔怒火。最后，何锡光、陈味之与朱康如三人达成共识：取消对胡肇汉的极刑严惩，处以革职留用；同时，为平息那农家少妇的愤怒，从本来就已够拮据的经费中抽出十块大洋，作为抚慰金，封住那农妇的嘴，摆平了此事。 一场风波这才得以偃旗息鼓，胡肇汉的一条小命这才得以保留。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从此，阳澄湖地区的抗日革命队伍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胡肇汉对革命队伍尤其是对陈味之的仇恨的种子却从此悄悄地埋在了心底，他决定暗中拉拢同乡，网罗党羽，伺机谋反，彻底解开何锡光与陈味之对他的束缚与制约。
一个闷热的下午，胡肇汉带着王群（京剧《沙家浜》中刁德一的生活原型）、刘彪、曾文标、倪生、四人一起来到湘城镇郊的一座关羽庙。这四人都是胡肇汉的湖南同乡，除倪生是来到阳澄湖后才结识之外，其余三人都是胡肇汉在青浦当水上巡长时从家乡带出来的，而且又是一起从上海逃到这里来的。胡肇汉率众来到关羽庙后，先恭恭敬敬地在关羽神像前燃上三炷清香，点上两支蜡烛，然后向大家提议道：“各位弟兄，我们都是湖南老乡，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外乡人，所以，今天我把各位请到这里，是想了却我多年的心愿，当着关大帝的面，结拜为异姓兄弟。日后，也好让我们各位在生死路上相互有个照应。不知各位兄弟如何想法？”
曾文标等人本是当年胡肇汉从家乡带出来的，所以四人当即异口同声地一致表示，愿意与胡肇汉结拜弟兄。当下，五人按年龄排出了弟兄座次，齐齐拜倒在关羽神像面前。五人中，胡肇汉比其他四人年长，推为大哥。于是，胡肇汉像背口诀似的领头嚷出了诸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弟兄，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等江湖诀。
结拜后，五人即在庙前空地上摆出些许酒菜，推杯换盏地喝起了兄弟酒。酒过三巡，胡肇汉开始把话引向正题。他摆出一副倍受诬陷的冤枉面孔，把矛头直指向参谋长陈味之，说都是陈味之别有用心，为排斥异己，无中生有，向自己栽赃，革去了自己的所有职务，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胡肇汉的凭空捏造，当下激起了众弟兄的一腔义愤。于是，胡肇汉趁机提议：为了今后不再任人宰割，更为了他们外乡人能在异乡他域立足谋生，活出个人样来，所以，他打算伺机除掉陈味之与何锡光，攫取兵权，哥们几个单干独立。
胡肇汉的建议旋即得到了曾文标等人的响应。当下，他们又歃血为盟、秘密筹划了阴谋策反的计划。
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是个大大咧咧的草包，而现实生活中胡肇汉却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当时以何锡光为司令的游击支队中，湖南籍的官兵少说有十人以上，但为什么胡肇汉单单看上了倪生，并煞费心机地利用曾文标的关系拉他加盟呢？这就是胡肇汉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了。原来，倪生是陈味之的警卫员，从他身上，能够掌握一些陈参谋长的行动踪迹。
大约两个月后，胡肇汉等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那天，何锡光应太湖程万军之密召，前去太湖有要事相商。临行前，何锡光又像以往一样，把部队的临时指挥权写成手示，交给了参谋长陈味之。这事，被时为陈味之的警卫员倪生尽悉收在眼里，并马上向胡肇汉通风报信。
胡肇汉得报，认为时机终于成熟，便当即跑到蚬子桥朱康如驻地，诬告何锡光和程万军早有预谋，要拉走部队，投降日寇。为使朱康如相信，胡肇汉让同来的倪生，当场向朱康如出示了何锡光亲笔写给陈味之的手示。
人证物证俱在，朱康如这才信以为真，不由勃然大怒。
何锡光、陈味之都是外地人，而朱康如及部下都是本地人，而且是这支部队的最早创建人，要不是陈味之当时一再建议要把部队纳入正规，他肯定不会同意陈味之主动去太湖请何锡光来此“收编”的。现在，身为司令的何锡光居然要背着自己把队伍的指挥权单独交给参谋长陈味之，只身前往太湖与程万军联络，这叫朱康如怎能不怒不可遏，如梦方醒？！
于是，在胡肇汉的挑拨激将下，朱康如采纳了胡肇汉的建议，当即集合部队，开拔湘城镇。
其实，陈味之参谋长召集朱康如大队的目的，是应何锡光临行前指示，集合部队，原地待命，随时开拔太湖，与程万军部队会合后一起联合行动。但是，由于胡肇汉与倪生的挑拨与煽动，朱康如及其部下却误认为这是陈味之欲拉起部队投奔日寇的前奏曲。所以，朱康如刚率队气势汹汹地来到湘城镇陈味之驻地，即根据胡肇汉的事先布置，命令胡肇汉与他的几个铁杆哥们一起上前下了陈味之警卫队的械，并不由分说地将陈味之给绳捆索绑了起来，并以“投降东洋人”的“罪行”，把陈味之拖到了阳澄湖边的一艘小船上，关押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胡肇汉便带着曾文标、刘彪等人来到船上，把水蚊子叮了一夜的陈味之重新进行了捆绑：用一根栗木扁担从头到脚直插在其背梁上，然后把双脚塞在一只瓦甏中。
陈味之知道自己大限已至，要想挣扎着说上几句话，惜乎颈脖里被细麻绳紧紧勒着，面色涨得通红，连喘气也困难，只能用双眼狠狠瞪着胡肇汉，表示自己的不屈。朱康如闻讯赶来，见状，知胡肇汉要对陈味之施以“种荷花”极刑，便动了恻隐之心，请求胡肇汉放陈味之一命。胡肇汉却阴沉沉地答道：“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
接着，胡肇汉一声令下，令曾文标等人把船摇到阳澄湖中，然后抬起陈味之，直挺挺地插入了湖中心。可怜这位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忠心耿耿的革命先驱，就这样含恨蒙冤，惨遭毒手。
陈味之被害后，胡肇汉又捏造种种罪名，将陈味之的亲信一一赶出了阳澄湖，之后，胡肇汉连夜拉着这支足有300人左右的部队深入到阳澄湖中的沺泾乡消泾村，成立了“阳澄湖游击队”，并自封司令，任命把兄弟曾文标为副司令，王群为参谋长。同时，他把300人的武装分设为三个中队，分别任命刘彪、李炳贤、倪生为三个中队的中队长，每个中队都配备一挺机关枪。至此，胡肇汉篡夺兵权一举成功，开始做起了他的“草头王”。
由于当时阳澄湖地区只有这么一支武装力量，而且毕竟起到了一些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所以到了当年（1938年）秋天，阳澄湖游击队又有了发展。胡肇汉把新发展的100多人另外成立为一支地方自卫队，半脱产，也归他控制。
然而，胡肇汉没想到自从日军攻占苏州地区后，他与他的阳澄湖游击队竟成为了东洋兵追剿的对象，几次短兵相接中，他的那支本为乌合之众的队伍，逃的逃、散的散，竟只剩下200多个人了。今天，他正带着王群、刘彪等人想前往湘城镇招兵买马，没料到在阳澄湖里又与日军的小汽艇狭路相逢了，一场追杀，险乎丢了小命。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胡肇汉不得不考虑为自己找条出路了。 但谁才是自己今后最有力的靠山呢？
胡肇汉翻来覆去想了半夜，也没想出个子丑寅卯来。
第二章
一、夜袭浒墅关火车站
新四军六团在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的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东进，开辟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半夜急行军，黎明时分，队伍如期到达武进南部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三路会合。经过简单的编配，新四军六团为“江抗二路”，所辖一、二、三营为一、二、三支队；“江抗三路”两个大队为四、五支队。队伍一经编定，随即由武南出发，向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苏（州）常（熟）太（仓）以及淞沪地区挺进。
这就是著名的新四军“江抗”东进。
“江抗”东进到达无锡梅村地区后，为了鼓舞东路军民的抗日斗志，决定对当地日寇进行一次务求必胜的战斗，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树立我党我军的威信。
但是选哪个攻击点最好呢？
临近梅村地区不远的浒墅关火车站虽说是个四等小站，但它正处于沪宁线和大运河的关隘，历来是水陆交通要道；它东离苏州20里，西距无锡40里，周围的黄埭、望亭、枫桥等乡镇，均为日伪据点，是日伪的心脏腹地。如果战斗胜利，影响一定很大。加之日军在淞沪战役后长驱直入，十分骄狂；浒墅关镇驻兵不多，守备较松，距苏、锡又有一定的距离，易于攻取。由此，江抗指挥部经过仔细分析，做出了攻打浒墅关火车站的决定。
为务求必胜，6月20日左右，江抗指挥部决定派员去浒墅关实地侦察，了解情况。作战参谋周达明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文工团的李关玉曾在浒墅关白马涧小学教过书，熟悉当地情况。为此，叶飞、吴焜等决定派周、李两人前去侦察，并当面向他俩布置了侦察任务与方法。
周达明和李关玉接受任务后，化装成学生模样，扮作兄妹，从无锡洪声里乘小船出发，到达吴县的东桥镇。他俩先在镇上吃了一碗面，稍作休息后，就步行到了浒墅关镇。他俩在镇上比较清静的邾家弄同福馆小饭店坐定，周达明泡了壶茶做掩护，李关玉就去找以前的同事、结拜小姐妹的丈夫徐双林。徐双林知道后，陪同他们一起在同福馆用午餐。
到了同福馆，李关玉向周达明介绍了徐双林，周达明又向徐双林说明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与今天的来意。徐双林听了非常兴奋，当即介绍了浒墅关火车站的日军驻守及周围交通等情况，并画了一张草图交给周达明。
吃过中饭，周达明让李关玉留在饭馆等候，自己在徐双林的带领下下，再一起去火车站实地侦察。徐双林平时爱好踢足球，和车站的日本职员比赛过，与他们较熟悉。于是，俩人顺利进入了车站。
周、徐两人实地侦察回到同福馆，又仔细订正了草图，把遗漏的一一补画上，错误的逐一更正。完成侦察任务后，周达明立即返回指挥部汇报，李关玉则留下和徐双林一起监视敌人，约定如有敌情变化，三天内即由李关玉回部队报告。
浒墅关镇傍依京杭大运河，镇东北一华里为浒墅关火车站。车站位于铁路南侧，紧靠着小村庄许埂上，对面的小村叫做袁埂上。车站往东有座大洋桥叫黄花泾，往西是白潭尖大洋桥。那时，车站业务不忙，白天一来一往两趟混合客车，晚上就没有客车经过了。火车进出的两头有大木板挡住。车站驻有日军警备队约30人，小队长叫大丸内，50岁上下。车站上的房屋建筑和日本人居住情况是：靠东有木屋三间，外面用铁丝网围住，驻有日军小队长和士兵十余人，门口设一岗哨；中间是月台和票房、站长室等四间业务用房；靠西建有木平房六七间，四面有砖头围墙，墙上有枪眼，驻有日军一个班，墙外设一岗哨。车站上还有7个日本职员，站长叫清水井远，副站长叫佐藤。
为了配合部队作战，中共无锡县委也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支前方案。与东桥毗邻的后宅地区党组织也根据县委批示，由邹泉根、施侠、张永康等组织了担架队和运输队；发动群众，把船只集中起来，连在一起，铺上门板，停靠在蠡河的要道口，以便部队通行。浒墅关镇上做地下工作的张福来，派出了联络员和向导，并做好了警备小队长大丸内的佣人麻子娘娘的工作，要她在那天晚上搞“斋星宿”宣卷活动（一种地方曲艺），把日本人吸引到那里去。
江抗指挥部领导听取了周达明的侦察汇报后，制定了周密的做战方案，决定兵分几路，一由参谋长周后荣带领侦察排，抢占东桥镇；二由三路一部攻击黄埭伪军，打援支浒；主攻任务则由二路一支队直扑浒墅关。一支队的分工是：三连主攻车站；一连往车站东面警戒，炸毁黄花泾铁路桥，阻止苏州援敌；三连往车站西边警戒，炸毁白潭尖铁路桥，阻止无锡援敌。
6月24日上午，叶飞召集排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动员，他介绍了车站的情况，讲述了打好这一仗的意义，要求大家发扬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战则必胜。连、排长回去后，向战士们作了传达与动员，检查武器，擦拭枪支，待命出发，部队充满了紧张活跃的战斗气氛。
当天傍晚，各路部队集中在梅村的田野里，副支队长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后，随即率领队伍冒着绵绵细雨，沿着泥泞的小道，向浒墅关方向进发。部队渡过蠡河到东桥镇，天已黑了。参谋周后荣率领侦察排解决了东桥镇的伪警察所，抓获了伪镇长和巡官等5人。指挥部就设在东桥镇上。各部队按计划分兵前进。
担任主攻的一支队三个连，在接近浒墅关时，按照原定部署，一连往东警戒，三连往西警戒。二连逼近浒墅关火车站时，已是深夜零时了。看到5个巡逻的日军往车站方向走，一面走，一面还谈笑着。这时，指导员吴立批带领二排，不声不响地尾随着进了车站。
连长吴立夏带领一排，随向导越过铁路，摸到了日本小队长住的营房前，他一挥手，迅即指挥战士们把三间木结构的营房包围了起来。吴立夏向营房里侦察，发现中间屋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桌子上放着不少罐头食品，但东西两间屋里住有日军。夜深人静，他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夜色下，只见他们一个个光着上身，鼾声阵阵，睡得正香呢。
原来，小日本既狂妄自大，又麻痹大意，这天晚上，他们很多人到车站旁许埂上麻子娘娘家去看“斋星宿”听宣卷去了。警备小队长大丸内在10时左右也带了两个士兵去欣赏了。在麻子娘娘那里，他们还向“星宿”磕头跪拜呢。直到吃过霄夜，11点钟敲过后才回到营房。而车站上的日本职员宫夏义美等，还在麻子娘娘那里叉麻将呢！ 二连长吴立夏见状，当即命令机枪手王明荣在大门口架起机枪，并派人通知二排，约定以两响手榴弹爆炸声为攻击信号。一切部署妥当，吴立夏想把手榴弹从窗口投掷进去，谁知窗口蒙着铁丝，手榴弹伸不进去。吴立夏立即转身即从大门进入中间一间房屋，向鬼子住的左右房间各丢了一枚手榴弹，打响了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战斗。
一排的战士闻得战斗打响，连续向屋内投了20多枚手榴弹。也是活该日寇死期已到，手榴弹投进去后，正巧碰到汽油桶和弹药箱，顿时，爆炸声惊天动地，烈火熊熊燃烧。屋内的日本兵鬼哭狼嚎，赤着上身往外冲，王明荣的机枪一阵猛烈扫射，当即给打了回去。不一会儿，左边的一间木房就塌了下来，插在屋顶的太阳旗也坠入了烈火中。此时，突然从右边一间木屋的窗口里跳出了小队长大丸内，他身穿白色衬衣，凶狠异常，当我军两个侦察战士将他按倒在地准备捆绑时，他竟把一战士的手腕咬伤了，另一战士也被他踢倒在地。双方持续搏斗了一阵子。我军战士眼看大丸内不肯就范，这才把他当场击毙。
再说指导员吴立批带领二排尾随巡逻鬼子摸进营房大门后，部队就隐藏在门墙边上。门边正好放着一挺三八式轻机枪。二排长爬过去就提了过来。战士们也要去摘其他枪支时，一个睡得稀里糊涂的日兵跑出来小便。众战士们连忙紧贴墙壁不再动弹。这个日兵居然什么也没发现，小便完后又像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去睡大觉了。
当攻击的信号轰响后，二排战士也迅即向里屋投出了一枚枚复仇的手榴弹，顿时，整个日军营房陷入了一片火海。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死伤大半，幸存无几。营房成了一片焦土。但我军也牺牲了二人：一排长陈阿德在投弹时，中了从铁丝窗上弹回来的弹片不幸牺牲；侦察参谋周后荣也牺牲在了铁轨旁。
与此同时，“江抗”三路也击溃了盘踞在黄埭的伪江苏省水警二纵队第二大队王海晏部，完成了打援支浒的任务。当东方露出晨曦的时候，三路和二路一支队胜利地会师在东桥镇。
东进首战告捷的爆炸声，震破了日寇侵略军的胆，凌晨，苏州日军闻讯出动200多人，乘坐着装甲车赶来浒墅关增援。当他们放了许多发空炮、再追击到东桥时，二路和三路早已渡河而去。日军只是在蠡河渡口观察了半个多小时，终因怕中埋伏，不敢贸然渡河，悻悻而归。
江南抗日义勇军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第二天，上海到南京的铁路线上大、小车站的敌人无不惶恐万状，宣布实行戒严，京沪线被迫停车3天，只有装甲车在不时分段地巡逻着。
浒墅关火车站战斗胜利的消息，像疾风迅雷一样传开了，上海各大报纸都登载了消息。整个苏州都轰动了！消息传到京沪线沦陷区的人民群众中，就变得更神了，有的说“中国军队来了，在浒墅关打死东洋赤佬足足有500人！”有的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了，一律穿草绿色军装，是一个骑大白马的司令带领着30万军队进江南了！”
新四军东进首战告捷的消息，大大振奋了京沪人民抗日的情绪，在东路地区掀起了一股新的抗日的高潮。
就在江抗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的前不久，一场特殊的战斗也在阳澄湖之畔悄悄地进行着。
二、出尔反尔
这天，时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系统（也称特科）负责人翁迪民在地下党老丁（化名）的带领下，来到阳澄湖畔的一所小楼房，约见曾帮助胡肇汉整顿、发展阳澄湖游击队的骨干人物陆步青，争取胡肇汉部队。
这所小楼房是陆步青的堂姐家，堂姐夫是邮差。身穿马裤呢大衣的老丁告诉翁迪民：不久前，陆步青曾从苏州阳澄湖专程赶往上海，一心寻找中国共产党上海特委，欲将尚在混沌中瞎摸黑撞的胡肇汉部队收编为正规。所以，他俩曾见过一面。陆步青临走时，给老丁留下了他在上海的这个联络地址。
不一会儿，陆步青大步流星地来到了。
陆步青不到30岁，中等身材，魁梧结实，长方大脸盘，面色黧黑，身穿一身蓝布衫裤，表面看像个工人。他态度谦逊，说话和气，脸上经常笑咪咪的，从他那口浓重的方言上可以听出，他是常州人。
身份为中共上海特委联络员的老丁把翁迪民作为上海抗日救亡知识分子，介绍给了陆步青。当下，三方谈妥：先由翁迪民随陆步青到阳澄湖和胡肇汉部了解情况，然后回来向上海方面的党组织作汇报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翌日，翁迪民便跟着陆步青搭上火车直抵苏州。
车到苏州后，他俩没有进城，就转至娄门外搭船到太平桥。
太平桥是阳澄湖西岸的一个小镇，镇上最大的裕元米行是胡部依托的基地。该米行专门收购从四乡八村运来的大米，然后运往苏州城。胡肇汉的部队一方面以此为基地，一方面协助该米行维护安全。但是，狡兔三窟的胡肇汉却行踪无定，常以阳澄湖为宿营地。
那天下午，翁迪民和陆步青在裕元米行吃了中饭后，便搭船向碧波荡漾、水天一色的阳澄湖驶去。湖边芦苇密布中的一个小渔村，是胡肇汉部队的宿营地。当翁、陆与胡肇汉见到面时，已是当天傍晚时分了。
经陆步青介绍，翁迪民以上海来的救亡青年的身份，向胡肇汉讲了一番抗日救亡的大道理，接着言归正传，谈到了以阳澄湖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有利条件，以及加强政治工作、整顿队伍、组织群众的重要性等。
当时，胡肇汉因屡遭日军无名追杀，正心怀忐忑，寻找可以作为他今后在阳澄湖地区立足的靠山与后盾呢，所以翁迪民的到达，正中下怀。但是，面前这位名叫宫岳（翁的化名）的又有多少实力呢？他在上海到底有多大的后台呢？胡肇汉吃不透。不过，胡肇汉也认识到只有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争取友邻的支援才能真正立足于阳澄湖，所以他对翁迪民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对他的一番宣传动员表示赞赏，同意翁迪民的看法。
第二天起，陆步青便带着翁迪民至沺泾、湘城、渭泾塘、西永昌、甘露、黄埭等地，与一批思想比较进步、要求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见面。那时，黄埭有国民党军王海晏部驻地。王部共有两部分，一部分在黄埭当伪军，另一部分在黄埭一带的农村里，还打着抗日的旗号。陆步青与王海晏及其所属两部分的头目都认识，所以进黄埭关卡时只打了一个招呼，便长驱直入，进得小镇。 那天，陆、翁进入黄埭镇时已过午，他俩先找到计硕民老先生的私塾里。计老先生已年逾花甲，在女儿的帮助下，充当十几个小蒙童的老师。陆、翁和计硕民父女谈了一阵话后，陆又带着翁去镇上找了几个熟人，这时，天色已经向晚，于是，他俩胡乱吃了点东西，在澡堂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回到了阳澄湖。
转了一圈，回到阳澄湖，翁迪民又在陆步青的陪同下，与胡肇汉谈了两次。这时，胡肇汉的态度更加明确了，他不但表示欢迎翁迪民和上海救亡青年下乡帮助他整顿队伍，还在翁迪民临行前送给他200元旅费。翁迪民回上海后，即向中共上海特委的领导详细汇报了动员胡部的经过，认为胡肇汉部队是有可能加以改造的，陆步青更是可以信任的。于是，时隔半月后，翁迪民又受组织派遣，前往阳澄湖，争取改造胡肇汉部队，拟把它的组织关系转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二下阳澄湖前，翁迪民还由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主任亲自为他讲课，进行辅导。大约讲了三个半天，内容是“形势与任务”、“部队政治工作”、“群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等。1939年初，春节刚过，翁迪民便带了杨继武、陆步青、伍群、石桦、门兆坤、吕洪源6个干部来到阳澄湖胡肇汉部队。在陆步青的配合下，顺利地将胡肇汉的部队定名为“苏北（指苏州的北部）抗日义勇军”，然后任命胡肇汉为总指挥，陆步青任副总指挥，翁迪民则任政治部主任兼指挥部秘书长。
经过整训的队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中队有政治指导员负责思想教育，官兵薪饷差别大为缩小；政治部的成员和当兵的一样，每月15元，完全是个新式部队的样子，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便于工作，翁迪民的组织关系也转至东路特委。在此期间，翁迪民四处奔走，想把胡肇汉的部队和常熟人民抗日义勇军（民抗）、无锡甘露的杨筱南、湘城北的周嘉禄部联合起来，成立“江南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后来因故没有搞成。
尽管当时工作十分紧张，但翁迪民和陆步青配合得既密切又愉快。
翁迪民准备发展陆步青加入中国共产党。
转眼到了4月底。新四军六团由叶飞同志率领从茅山出发，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东进到达东路地区，挥师苏南，到达梅村。翁迪民和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一起奉命赶到无锡甘露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叶飞和特委书记林枫在司令部里接待了翁与杨。当晚，翁与杨分别向叶与林汇报了情况，叶飞和林枫则向他俩交代了东进的形势和任务，简单地说，是落实毛泽东在1938年5月致项英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扩大我党我军在敌后的政治影响，解决人、枪、款”的电令。人是指扩大部队，枪是指搜集更新武器，款是筹集抗日经费。当时决定由六团三营配合胡肇汉部队的行动。
三营营长梁金华（1963年任浙江军区副司令时病逝）也是湖南人，部署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三营直奔阳澄湖，找到了胡肇汉与陆步青，介绍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当时，梁金华只是奉命向胡肇汉讲了“江抗”是坚决抗日的部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这次来配合胡部作战，将大大增加胡肇汉部队的地位。至于“江抗”以新四军六团为主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则按纪律对胡肇汉进行了保密。迫于形势，知道了“江抗”“底细”的胡肇汉同意与三营配合，攻打铁路以南的国民党斜塘据点。由于翁迪民与陆步青不懂军事，所以先由胡肇汉派人前往侦察敌情与地形。
大约经过两三天的准备，当部队运动到阳澄湖南岸靠近铁路时，突然有人来找陆步青。陆步青平时态度总是和蔼可亲的，但那天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竟使得陆步青火冒三丈，大发雷霆。翁迪民闻讯赶去调解，才知道有人从黄埭来，报告王海晏手下两部分之间发生冲突。陆步青来不及询问细节，拔脚便要向黄埭去。翁迪民再三劝阻，指出马上要攻打斜塘，大敌当前，去不得！但陆步青坚持要去，说如不去事情万一闹大，损失更大，待他去解决问题后，马上赶回来参加攻打斜塘的战斗。翁迪民见状，只好派人护送。但陆步青说什么也不让在这个时候派人护送，马上就和来人一起走了。
使翁迪民始料不及的是，陆步青此一去，从此生死永别，再也见不到他那笑咪咪一团和气的形象了。
由于胡肇汉对翁迪民带来的“三营”始终心存疑窦，所以行动迟缓，再加上王群事先的侦察草草了事，未获详情，所以当武装船只在半夜时分迫近斜塘时，就在黑灯瞎火中贸然开火了。打到第二天拂晓，也没攻下据点。斜塘战斗失利了，三营和胡肇汉部队只得折回铁路以北，握手做别。但是，事到如今，人们还不见陆步青回来。派人去打听，只知道陆步青已出事遇害，但详情不明。直到后来才得知，陆步青当时是被黄埭国民党伪军头目勒死后，将尸体捆上石块，沉于湖底了。
胡肇汉对“江抗”不放心，借口鬼子要扫荡，带着主力“隐蔽”到铁路以南的敌伪据点附近，有投敌的意向。翁迪民带领政治部和一些地方武装，留在铁路以北。这些人不能长期脱产，时间长了呆不住，闹着要回家。一天晚上，在渭泾塘遭到敌伪的袭击，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个人。翁迪民约请胡肇汉吃茶，为坚定他的抗日信心，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位，一位是国民党吴县第七区的秘密地下区长姚育才，另一位是胡肇汉的旧上司汪寄萍。当时，三人谈得还算热乎。
使翁迪民猝不及防的是，就在这时，朝三暮四的胡肇汉竟突然反目了！
那是1939年5月，即斜塘战斗失利后不久。
这天，胡肇汉率领“江北抗日义勇军”来到沺泾镇。
是夜，部队分散驻扎，化名宫岳的翁迪民就住在时任国民党吴县第七区区长姚育才的家。
身为江北抗日义勇军政治部主任兼指挥部秘书长的翁迪民，自是要向刚从上海归来的姚育才了解一些情况。因为时已晚，当晚翁迪民便应姚育才挽留，住在姚家，并与他抵足而眠。
第二天晨起，翁迪民去沺泾镇上一茶楼，还邀姚育才和汪寄萍前去品茗长谈。不料翌日晚上9时许，姚育才就突闻翁迪民已于晚间被胡肇汉派人绑去，并欲杀害之。姚育才正欲出门打探究竟，翁迪民忽然一人来到姚家。姚育才急向翁询问事实真相。 翁迪民告诉姚育才，说当天傍晚，胡肇汉突然派人将他绑去，说是认为翁迪民有拉走部队投靠“江抗”的企图，要将翁迪民杀害泄恨。现在，他好不容易说服了看守，才得以脱身，来到此地。
姚育才素闻胡肇汉翻云覆雨，变化无常，于是，急与翁迪民商量，意让翁迪民连夜出走，逃离胡肇汉魔掌。两人商议而定，已是半夜11时许。刻不容缓，当即两人一起，披着夜幕，同往镇长高萌培家紧急求援。不巧的是，高萌培这时恰恰不在家。于是，高萌培的夫人陆佩娟连忙建议由她亲自出面，外出设法找船，帮助翁迪民逃离阳澄湖。陆佩娟是姚育才干女儿的母亲，高姚两家沾亲带故，陆佩娟此举不失为亲情侠义。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正当陆佩娟闻讯急欲亲自出门找船的时候，胡肇汉已闻讯责令刚才那个擅自放走翁迪民的看守追来高家，意将翁迪民再次抓去。
姚育才与陆佩娟见状，一时不知所措。
但他们心明如镜：胡肇汉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是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的，如果这个上海下来的救亡青年再次落入魔掌，很可能凶多吉少，难以生还。而姚育才与胡肇仅仅一面之交，就算随同前去，也难以说服胡肇汉。情急之中，姚育才忽然想到镇上之国民党旧军人汪寄萍曾是胡肇汉的上司，与胡熟稔，事到如今，只有请他出面周旋，或许还有救翁迪民之希望。于是，姚育才连忙哀求那看守，请他带上翁迪民，先去本镇汪寄萍家，让他请汪寄萍出面向胡肇汉求情。那看守是个随和之人，又见有区长姚育才在旁担保，所以同意了姚育才的建议。于是，看守押着翁迪民，带着姚育才，三人急奔汪寄萍家，叩开了汪家宅门。
汪寄萍闻讯，知问题严重，便欣然同意了姚育才的请求。于是，四人结伴而行，披着夜幕，直向胡肇汉宿营之处而去。
其时，已是零时左右。
不料，当看守一行经阜安桥渡河正在西岸麦田间行走之时，胡肇汉忽从田间窜出，不由分说，手持棍棒，便劈头盖脸地抡向了翁迪民。姚育才奋力上前将棍棒夺下，胡肇汉竟又从腰间拔出手枪，意欲当场击毙翁迪民。这时，幸姚育才与汪寄萍两人用力抓住其枪柄进行阻止，并反复劝说，这才使胡肇汉暂时收回手枪。
之后，胡肇汉一行五人行之胡家角村。胡肇汉将翁迪民留在一水车棚里，令看守严加看守，然后随姚育才、汪寄萍一起来到附近一农民家中坐下谈话。姚育才与汪寄萍毕竟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胡肇汉不得不给他们一点面子，余怒未息地听他们两人劝说。
姚育才、汪寄萍耐心劝说胡肇汉：翁迪民系上海同济大学毕业，为抗日保卫中华民族而来，现敌人猖獗，正须通力合作御敌，岂可相互厮杀？如果害他性命，把一个自己的政治部主任都杀了，全镇百姓对你的信心将大受影响。我们目的相同，枪口理应对外，不要轻率冲动。最后，姚育才提议：翁迪民可暂住汪寄萍家，并由他全力担保，然后再妥当处置此事。
胡肇汉听了姚育才与汪寄萍的一番话，这才勉强表示同意。
当下，胡肇汉一行五人同回沺泾镇，眼看着翁迪民住进汪寄萍家后这才四下散去（据翁老1963年回忆，其实当时他是住在王乡长家的。王乡长是汪寄萍家的亲戚）。胡肇汉则自顾回了太平桥镇。此镇上的猛将堂，是胡肇汉司令部的临时宿营地。
岂料，第二天上午，胡肇汉又突然翻脸：从太平桥镇派来五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到姚育才家，要把刚从王家来到姚家的翁迪民带去。翁迪民见状，跺脚叹道：“我今天被他抓去，必无生路！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吧！”
谙熟本地情况的姚育才闻言，不由摇头叹息，他认为这里四面环湖，再加上所有船只都被胡肇汉扣押，无法飞渡，走非良策。于是，他仍约上汪寄萍，并邀高焕章、高云霄、高萌培三人作为地方代表，与五名士兵一起，偕翁迪民下船直往太平桥镇猛将堂，向胡肇汉当面央求商谈。
当姚育才一行来到太平桥镇猛将堂时，已是当天黄昏。胡肇汉虎视眈眈地端坐在八仙桌正面，瞪着姚育才一行鱼贯而入。翁迪民不卑不亢，就坐在胡肇汉的身边。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胡肇汉终于开腔，扭脸质问一边的翁迪民道：“宫岳，你有没有要拉走部队的事？”
翁迪民不慌不忙答道：“没有此事，我是你请来的，不相信我，好来好去，抗日总是无罪。”
胡肇汉余怒未消，不再问情由，即向手下命令道：“去买听洋油来！”（洋油，即火油，意欲烧死翁。）
翁迪民听了，凄然一笑，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五元的纸币，直递到胡肇汉面前：“我自己有钱，给我买洋烟（鸦片）来，由我自毙好了。”
翁迪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精神，使姚育才深为感动。事前，还在姚育才家时，翁迪民就把自己在上海家中的地址告诉了姚，嘱姚说：如果他牺牲，请他代为通知其家人。所以，姚育才见状，再也忍将不住，生气地冲着胡肇汉说道：“胡司令，今天你若杀死他，江抗部队岂肯干休；自己人冲突起来，地方遭殃；破坏抗战力量，百姓归罪于你，以后谁肯再与你合作！”
姚的话音一落，在座的各位也随即纷纷发言，一致希望胡肇汉从长计议，切勿操之过急，并要求仍将翁迪民带回沺泾，静待协商解决。这时，姚育才见时机成熟，即以区长口吻顺口说道：“这事就这样算数了！”
见大家把该说的话都挑明了，胡肇汉也不再发言，予以默认。
但是，大家仍看见了从胡肇汉两眼中流露出来的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
事不宜迟，为早离虎口，姚育才一行即深夜下船，回到沺泾。翁迪民在姚育才家小住一宿后，又履行前约，暂住在汪寄萍的家。
为防夜长梦多，怕胡肇汉再次翻脸，所以姚育才安顿下翁迪民后，即重托其干女儿之母陆佩娟，请她及早与“江抗”联系，要“江抗”尽快设法将翁迪民营救脱险。身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秘密通讯员的陆佩娟亦早有此念，为尽快营救翁迪民，她当即根据单线联系的纪律，决定秘密指派同村渔民孙丽娟，专程前往常熟横泾镇“民抗”地下联络站紧急求援。
孙丽娟是常熟人民抗日义勇军设在消泾村的地下联络员，时年20多岁。她的主要任务是和常熟横泾联络站的周醒民单线联系。面对上线陆佩娟的紧急布置，她当即放下襁褓中的孩子，驾起小舢板，装作走亲戚的样子，在船舱里放了两只缚住翅膀的鸡鸭，天刚透亮，便直奔横泾而去。 一个钟点不到，小舢板已离开吴县，傍在了常熟横泾镇上的周醒民家开的广益商店后门的石埠上，见到周醒民后，便三言两语向对方道出了任务。作为“民抗”联络员的周醒民，对此自是十分清楚。尤其那句“上海来人”，他更清楚来人的身份了。所以，他当即站起身来，说声“我们马上就去汇报”，便跟着孙丽娟复又来到后门口的石埠上，坐到了小舢板里。然后双双一起急急划动小舢板，直向常熟县虞山镇而去。
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司令部，就设在虞山脚下一个大地主家里。当周醒民与孙丽娟双双来到司令部时，已是午饭时分。叶飞司令亲自接见了他俩。有关翁迪民的遭遇，叶飞已有所风闻，现在他见情况紧急，便当机立断，做出了营救决定。他当即提起狼毫写了一封公函，下面盖上公章，然后交给叶成忠排长，令他务必于当天把翁迪民营救出阳澄湖，安全带往虞山。
叶成忠接令，在外面再披上一件短衫，遮挡住插在腰间的双枪，连中饭也顾不得吃，只抓了几个馒头，旋即跟着孙丽娟下了舢板。
小船出了虞山脚下，沿着七弯八拐的小河，直向城外而去。一路上，本是农家出身的叶成忠接过了双浆，让孙丽娟休息，孙丽娟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个行家里手。通过闲聊，孙丽娟得知面前这位高大英武的外乡小伙子名叫叶成忠，是福建闽东人，出生于1914年。他家里很穷，从小就替地主放牛，是闽东红军老战士。他曾跟着陈毅司令员转战南北，经历过不少战斗的考验；如今是“江抗”的一个排长，跟着叶飞司令前来江南东路开辟抗日根据地。
尽管回程的小船上多了一个人，但由于换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掌浆，再加上两人一路说说笑笑，所以没多久小舢板就来到了沺泾镇，停在了姚育才家的后门口。姚育才已经等急了，见状，即亲自带领叶成忠，直奔王乡长家。
然而，当姚育才刚把来意说明，王乡长就急了：“啊呀，这可不行的呀，胡要晓得放了人，他一翻脸，只怕汪寄萍也吃不消的呀！”
“不要怕，我们首长有信在此，你可以给他看的。”叶成忠见状，连忙摸出叶飞代表“江抗”写给胡肇汉的亲笔信，递到王乡长手中。王乡长一见上面果然盖有“江南抗日义勇军”的鲜红大印，心中这才如石坠地，点了头。
叶成忠不想再做逗留，当即和翁迪民双双下了小舢板，向姚育才和王乡长双双一抱拳，驶离了消泾镇。
从姚育才1980年写的回忆录中得知，翁迪民是在当年6月21日端午节那天安全回到“江抗”部队的。
……
这个月的江南茶馆里，百姓们都在议论着“江抗”的神奇，他们拿着6月10日上海出的《申报》，兴奋地传播着最新的消息——
“江抗”东进一个多月，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军事上，大小数十战，连战皆捷；黄土塘第一仗，击溃了日军500余人的“扫荡”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部队）的配合夹击；6月24日，“江抗”夜袭浒墅关火车站，歼灭日军3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物资，烧毁敌人的营房、仓库；炸断铁路桥梁，迫使敌人的运输停顿3天；夜袭虹桥飞机场，焚毁敌机4架，使上海的敌人惊魂丧胆；盘踞在黄埭的王海晏部更是连锅端。
政治上：“江抗”势如破竹般的连连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以阳澄湖为轴心的东路人民的抗日士气，趁热打铁，刚迁址无锡梅村不久的中共东路特委为扩大我军的影响，也特派特委组织部长张英深入阳澄湖西的吴县渭泾塘镇，争取当地沈阿三的地方武装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沈阿三曾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又脱党，他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家乡闲居，搞一般的抗日活动。张英经无锡的老党员介绍找到了他，沈阿三对张英的前去表示了欢迎。
当时，苏州渭泾塘（今苏州相城区渭塘镇）一带的抗战气氛很浓，有青抗会、农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在张英的组织发动下，1939年6月1日晚上，千余名群众渡过苏（州）常（熟）运河，把浸泡着煤油的棉花胎放在公路桥上，烧毁了这座日伪军每天必须经过的桥梁，同时，人们又用铁钯、锄头破坏了路面。
为了保护破路群众的安全，“江抗”主力和无锡地方部队各抽调一个连负责警戒，一个连在南边，一个连在北边。等苏州和常熟的日军闻讯后坐着摩托车赶来，渭泾塘南北20余里的沿公路桥梁和部分路面都在一个晚上全部破坏掉了。
翁迪民终于脱离了胡肇汉的魔掌后，就由叶飞派员送回了上海，另外接受组织的安排。看到这里，想必读者诸君已看出，真实生活中的胡肇汉，与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那个“草包司令”胡传魁，是截然不同性格的两个人：事实中的胡肇汉不但奸诈阴险、翻云覆雨，而且心狠手辣、颇有心计！
太平桥蚬子山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窝，胡肇汉一到太平桥就和当地的土匪头子庄云甫交上了朋友，并称兄道弟。庄云甫投靠汪伪，当日本鬼子来此扫荡时，胡肇汉便把自己的部队拉入庄云甫营地，避开了鬼子的袭击，保全了自己的实力。日后，他见庄云甫的汉奸名声对自己不利时，就立即翻脸不认人，随便找了个借口，把庄云甫抓了起来，拉到太平桥乡下游街示众，尔后，又将其推入盛泽塘中活活溺死。这样，胡肇汉一箭双雕，即除去一隐患，又捞到了处决汉奸卖国贼的政治资本。
胡肇汉还曾拜渭塘乡一个颇有威望的蒋姓中医为干爸，对这个仅年长自己8岁的干爸尊敬至极。但几年之后，当他无需蒋干爸的这块招牌后，他竟将比自己小22岁的蒋的女儿给强奸了。
此外，胡肇汉对自己的手下心腹也同样如此。
倪生是他的结拜兄弟，曾为他兵变篡权立下汗马功劳。但因其个性耿直，曾对胡肇汉多次背信弃义、滥杀无辜而颇为不满，借酒遮面公开大发牢骚。对此，胡肇汉表面上装出一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宏大度样，不但继续重用倪生，而且称之为自己的一条臂膀，赢得了众兄弟的啧啧称道，但暗地里却对倪生恨之入骨。过了几年，胡肇汉又设下圈套，神不知鬼不觉地派人暗中杀害了倪生。
对待他匪窝所在地的老百姓，胡肇汉表面上恪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不碰百姓“一针一线”，但一出驻地范围，便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并且在作恶归来的途中，还要弟兄们向百姓宣传是去“打日寇”、“杀汉奸”，蒙蔽了相当一部分群众。胡肇汉就是仗着这套两面三刀的伎俩，短时间内在阳澄湖一带站住了脚跟，并将部队发展到300多人，成了阳澄湖一霸。 可是，如今他的部队又只剩下200多人了，这叫胡肇汉怎能不坐卧不安呢？他清楚地知道目前的政治形势与自己所处地位：一面是全副美式武装的国军——国民党军队和江苏省保安团；一面是来势凶猛、杀气腾腾、连堂堂国军也要退避三舍并竭力巴结的日本军；还有一面则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尽管他们目前表面上是在苏北一带活动，但最近在东路连获大捷、重创日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很像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呢！这三方力量，究竟哪一方才是自己将来可以稳稳依靠的靠山呢？
胡肇汉苦绞脑汁，寻找出路。
就这时，沺泾镇的王乡长与汪寄萍，在姚育才的前引下，忽然来到太平镇上的猛将堂，向胡肇汉直言相告：“司令，昨天，江抗把宫岳接走了。”汪寄萍是胡肇汉的老部下，与胡有旧交情，所以由他先向胡肇汉开口。
“已接走了？怎么事先不跟我说一声？”胡肇汉一听翁迪民已离开消泾，不由一脸愠怒。
“来不及了。司令。”姚育才以区长的口气，不急不缓地掏出叶飞的亲笔信，放到了胡肇汉手中，“人家部队有公函，不可阻挡呀，再说，我想这样做也好，你司令岂不又多交了一个朋友。”
姚育才的话击中了胡肇汉的心事，胡肇汉脸上的怒色这才渐渐消失，不由又狐疑地追问道，“那，人家又怎么知道宫岳的事情的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姚育才摇摇头，“反正，这封信是人家指名道姓交给你的，再说，当时我们也对来人说了，胡司令早就同意宫岳回上海了，还打算派人护送他呢。是宫岳自己不肯，说住在王乡长家里很舒服……”
“是吗？”胡肇汉仍不相信，把狐疑的目光在王乡长与汪寄萍两人的脸上逡巡，见王乡长翁婿俩直点头，他这才转怒为喜，一边如获至宝地收起“江抗”的公函，一边顺坡下驴地狡猾地说道，“我是早就同意让他走人的嘛，我是早就同意他走人的嘛！”
1939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一支部队忽然自天而降，进入阳澄湖畔的太平镇，800多名将士席地而坐，就在街道两边原地露天宿营。胡肇汉闻讯，急拉起游击队仓促逃离太平镇。当他率队还在向沺泾镇方向运动的途中，后面便有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背上，一汉子用胡肇汉熟悉的湖南岳阳方言高声大喊道：“胡司令留步！胡司令留步！”
胡肇汉侧耳一听，声音好生熟悉，便令部队停了下来。
三、西撤溜号
胡肇汉的阳澄湖游击队虽说还有200余人，但其中一半是半脱产的，有仗打时，啸聚在一起；没仗打时，均散住在太平镇附近的村庄里。由于这回走得匆忙，来不及一一通知，所以胡肇汉身边只聚到几十个人。
然而，他们一行走出太平镇还没满二里路，后面就马蹄声答答，有人追来了。胡肇汉侧耳一听，这喊停声好生熟悉，正分辨，那马就风驰电掣般地疾奔到他面前，从马背上跳下一个人。
“胡司令，你跑个什么呀？是我们呀！”
“啊，原来是梁营长呀！”胡肇汉这才看清了来者，不由转忧为喜，迎将上前。
原来，来者是前不久与胡肇汉一起攻打斜塘的“江抗”三营的营长梁金华，想必昨夜驻扎在太平镇上的队伍是“江抗”的主力部队了。
“胡司令，我们叶司令正在镇上找你呢，我们快回去吧。”果然，梁金华一语就解开了胡肇汉心头的疑窦。
在跟着梁金华往回走的时候，一路上，胡肇汉不由有种莫名的侥幸感，想自己毕竟前不久刚与人家合作过，而且还按叶飞的手示释放了宫岳，想必叶飞这回来不会是不速之客的。
果然，叶飞一见到胡肇汉，就爽朗地笑着迎了上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我说你这个胡司令呀，怎么我们一来你就走了呢？是不欢迎我们吧？”
“哪里哪里！”胡肇汉连忙打着哈哈声明道，“刚才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都来了哪支部队，为避免不必要的正面冲突，我就暂时退了出去。”说着，胡肇汉连忙在前引路，把叶飞与吴焜一行部队领导带到了他的临时司令部猛将堂。
一番寒暄，叶飞即进入正题。原来，这次“江抗”突然光临，是继续争取胡肇汉的阳澄湖游击队来了。在国民党亲日派与日寇眉来眼去、暗渡陈仓、形势明显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抗击侵略者。
胡肇汉正为自己这一阵来茫然不知所向而举棋不定，眼见“江抗”兵强马壮，自是答应愿意考虑考虑。
叶飞见胡肇汉光是点头却欲言又止，便马上把他的心思猜了个正着，不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之间已有过良好的合作与开端，胡司令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带着游击队合并我部，我可以保证做到三点。”
胡肇汉睁大三角眼盯住叶飞，静观下文。
“第一，任命你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一支队支队长；第二，在人事和经济上，继续保证你队的独立性；第三，今后你队可以继续留在阳澄湖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活动，你仍是胡司令。”
叶飞司令的这三点，正中胡肇汉的下怀，他当即站起来，不无慷慨地表示：“叶司令，胡某早就愿意与贵部联手了。”
然而，当胡肇汉把王群、刘彪和曾文标等几个骨干召集到一起，刚把他的主张向大家托出时，王群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司令，我看此事不妥，这支江抗，听说它的前身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可不要不明不白地一起姓了共呀！眼下，东洋人可是正在追剿着他们呢。”
“不会姓共的。”胡肇汉对此倒胸有成竹，“那个三营的梁营长，不就是当时宫岳和陆步青给领来的吗？当时，他俩可没提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胡肇汉的推理倒也有几分逻辑。言下之意：“江抗”要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他俩还不早就言明在先了吗？
但王群还是不放心：“那么，这姓叶的究竟是一支什么队伍呢？”
“管他娘的。现在，老子有奶就是娘，再这样下去，可迟早要被东洋人吃掉的。”胡肇汉一锤定了音，“再说，事是死的，人是活的，以后，我们自也会看着风向再开船的嘛。”
就在胡肇汉与王群他们商量时，这边的叶飞司令也正在猛将堂里召开支委会。为从根本上改造这支匪气十足的地方武装，进一步正确引导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叶飞决定委派在前一阶段袭击战中立下功劳的周达明担任独立一支队的副司令，协助胡肇汉工作。 支委会一致通过了叶飞司令的提议。
于是，当天下午，叶飞和胡肇汉的两支部队合并在镇头的打谷场上，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合并与授衔会，任命胡肇汉为“江抗”四路独立一支队司令，周达明为副司令兼参谋长，王群为副参谋长，刘彪为副司令。
千余人的队伍，坐满了打谷场；千余人的怒吼声，如春雷滚滚；千余人举起来的枪支，像一片茂盛的森林。这蔚为壮观、令人难忘的场面，在阳澄湖畔溅起了一片片激动的浪花。
阳澄湖畔的抗日斗争活动，也由此开始走向正规化。
收编胡部后，叶飞即兵分两路，令胡肇汉留守在太平镇，协助周斌在当地建立“青抗”、“妇抗”等抗日组织，自己带领主力开拔向江阴县祝塘镇，去那里播洒抗日的星星之火了。
江阴县的祝塘镇紧邻长江边，隔江便是苏北扬中、泰兴等县市。浩瀚宽广的长江江面，给祝塘镇带来了比一般江南水乡闷热得多的太阳幅射，盛夏八月的白天，更是酷热难当。这一阵来，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的夏光，因连续作战，经常彻夜不眠，导致本来身体就单薄的他体力不支而病倒。经叶飞等领导研究决定，让他暂时回阳澄湖地区休养。在芦苇茂密的消泾村莲花垛上，有“江抗”新组建的一个后方医院。起先，夏光说什么也不愿离开部队，无奈一天十多次拉稀，折腾得他浑身疲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为此，夏光只得接受领导的命令，把所有的作战文书记录全部交给参谋处后，化装成便衣，只带了一个通信员，便通过“忠义救国军”的控制地区，回到了濒临阳澄湖的消泾村，在莲花垛上与已在此养伤的刘飞主任（原新四军三支队六团政治处主任、现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等战友会合在一起。
1939年9月，江南抗日义勇军趁热打铁，在太平桥、消泾两镇设立了办事处，由蔡悲鸿任太平桥办事处主任，朱向荣担任消泾办事处主任（同年10月8日“江抗”西撤后，随之撤销）。与此同时，中共苏州县（工作）委员会也紧接着成立了，特委任命翁迪民任工委书记，工委所在地就选在太平镇。这是吴县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下辖五个区工委：太平区工委书记是周斌，由从上海分配下来的中共党员诸敏和另一个杨姓党员担任委员；南桥区工委书记杨子清；渭塘区工委书记钟延龄；湘城区工委书记吕品生；常熟县悬珠区工委书记周浪平。同年10月“江抗”西撤后，因胡肇汉部不断制造事端，苏州县（工委）移驻常熟东塘市，五个区工委也随之撤销。
新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四路独立一支队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来自太平、沺泾、湘城三镇本乡本土的农民与小商贩，形势较宽松或没有任务的时候，大部分战士都可以回家帮助种田经商，只能算是半脱产的。胡肇汉只留几十个外地籍的战士在身边，三五人一组，散居在太平镇上的居民家中。胡肇汉之所以对太平镇如此感兴趣，总是把队伍驻扎在该镇上，除了他的一半以上的战士是当地人、镇上的大地主陈学政又是他部队供给的后勤点之外，那就是在太平镇上，他还有着一个叫王白妹的姘妇。
应该说，胡肇汉的阳澄湖游击队改编为“江抗”四路独立一支队后，确实帮助地方上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日的事，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中，他们在周达明的带领下，分别在太平桥、消泾设立了两个“江抗”办事处，还接待了中共苏州县（工作）委员会派下来的工委书记翁迪民，配合他在太平桥建立了吴县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县级党组织，接着，还配合翁迪民组建了南桥、湘城等五个地方的区工委，起到了一定的保驾护航的作用。尽管翁迪民与胡肇汉之间因为以前的“误会”而产生过矛盾，但改编后的胡肇汉还是“大度”地与翁迪民冰释前嫌、握手言欢了。
然而，长期的自由散漫与缺乏管束，再加上胡部一班骨干毕竟是一班国民党溃退时四散到此的散兵游勇，所以，不少战士乃至骨干的身上，仍残留着吊儿郎当、漠视军规的现象。一天，一个寄宿在镇上居民家的班长，竟然偷窃了房东家的半斤黑色全羊毛绒线。于是，房东家母女为突然失踪的这半斤在当时可算是生活奢侈品的绒线争吵起来，最后怀疑到了寄宿在她们家的那个班长身上。
情况反映到副司令周达明那里时，周达明自是不能像胡肇汉那样视若罔闻，他当即来到那个房东家，召集全班人员开了一个小会，他和颜悦色但又不失措词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严重违犯军纪的现象，并巧妙地要求那个私藏绒线与房东家“开玩笑”的人立即迷途知返，把绒线悄悄地送回原处。为此，他将不再追究此事。
那个偷了绒线的班长屈服于周达明的威严，不得不当天暗中悄悄地把半斤绒线送回了原处。
周达明严肃整饬军纪军风的行为，在胡肇汉的部队里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与影响，胡部原先那种兵痞习气大为收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江抗”的频繁活动，再次使敌人坐立不安，国民党三战区开始急查六团的下落，无锡周刚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和常熟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杨蔚的总部合并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日军也让出沪宁线上的部份据点，出动昆山巴城、常熟虞山、苏州吴县的三支日本警备中队频频下乡扫荡。敌人终于撕破了原本遮遮掩掩盖在脸上的遮羞布，开始沆瀣一气联合在一起，把矛头指向了叶飞领导的“江抗”。为避免敌人甚嚣尘上的锋芒，“江抗”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全体往西撤退，与新四军主力部队会合在一起，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斗争。
1939年10月8日凌晨，叶飞司令突然率部来到太平镇，在猛将堂里，就着汽油灯，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叶飞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军令如山，兵贵神速，会议一结束，叶飞就指示各支队队长与司令立即集中队伍，连夜撤离东路，向江北西撤。
尽管是半夜紧急行动，但队伍开拔西撤的消息还是惊动了太平镇的百姓，顿时，镇口大路两旁，出现了一批批前来送行的当地群众。几个月来，“江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与人民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现在，部队突然要走了，人们怎能不依恋不舍、含泪相送呢？！送行的队伍大都是当地的“青抗”、“妇抗”与“店员抗日协会”的群众团体，人们心情沉重地提着香茶、鸡蛋与面衣饼，默默地递送到将士们的面前，端的是箪食壶浆、鱼水情深哪！ 叶飞司令和接替吴焜（在江阴一战中，“江抗”副司令吴焜不幸牺牲在战场上）的李副司令打前骑在两匹战马上，披着夜色，向围站在路两旁的群众一一抱拳作别，一千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阳澄湖。夜的黑幕里，战士们枪上的刺刀在夜色中熠熠闪光。
胡肇汉和周达明、刘彪、王群四人也骑着战马，带着他们的一支队紧跟着主力西撤。
半夜急行军，“江抗”来到无锡县荡口镇。叶飞一声令下，队伍原地稍作休息。前几天，在“江抗”的打击下，盘踞在无锡一带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受到重创，龟缩在无锡城里，不敢轻举妄动，荡口镇上暂时处在平静中。为避免与敌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延误西撤的时间，叶飞司令采取了昼宿夜行的行军方法。
10月10日，叶飞率领着“江抗”顺利地通过江阴关卡，渡过了号称天堑的长江。部队的将士们传抄着陈毅司令员半年前从这里渡过长江时作的一首七绝：
江阴天堑望无涯，
废垒犹存散似沙。
客过风兴敌惶急，
军民游击满南华。
10月11日，部队通过泰兴，进入扬中县县郊。
苏北是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支队已在扬中县内设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也许因为苏北比起苏南来要贫瘠穷困，所以大批量的日寇还没来得及光顾这里，敌伪也就相对没有江南的来得猖狂。明天就要和主力部队会合了，叶飞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这时，刚在一座牛车棚里歇下脚来的胡肇汉忽然病倒了。还没进入农历中秋，人们至多只穿了两件单衣，但此时此刻躺在稻草堆里的胡司令却盖着几件军用大氅，紧闭双眼，浑身发抖，躺在那里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周达明皱着眉，关切地用手测试着胡肇汉的前额。一边的王群不无担忧地望着周达明问道：“会不会是瘟疫？”
周达明吃不准了，天还没冷，胡肇汉就盖了这么几件厚厚的大氅，而且身上居然连一星汗水也没有，看样子，胡司令确实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叶飞闻讯，也急忙来到了牛车棚。这时的胡肇汉病态更严重了：脸色苍白，浑身抖得像一片风中的落叶。在胡肇汉的坚持下，无奈，叶飞只好同意他的要求，让刘彪与王群、曾文标三人先暂时送他回阳澄湖，把病养好了再回部队。
然而，当刘彪这三位操着岳阳口音的同乡抱着胡肇汉骑上马，才走出数里路，还没进入泰兴境内，马背上的胡肇汉就什么病都没有了，摔掉了身上的大氅。原来，为了逃避抗日，早日回到他们朝思暮想的阳澄湖，胡肇汉他们几个煞费心思，用装病来作为借口。为了把这病装个像，使叶飞他们信以为真，粗通医道的王群让胡肇汉吞下了两颗美国产的“氯丙嗪”……果然，此药大有奇效，服下不到半小时，药力发作，把个胡肇汉冷得当真像钻在冰窟里一个样了。
胡肇汉他们几个一回到阳澄湖，顿时就好比把笼中的困兽给放了出来，从此，阳澄湖再也不太平，人民重又回到了提心吊胆的生活中，阳澄湖的上空，又蒙上了一层腥风血雨的阴影。
四、后方医院
在夜袭上海虹桥飞机场一役中，刘飞被反弹回来的弹片击中了右胸，打断了几根肋骨，他已先来到了阳澄湖中三面环水的莲花垛养伤。
夏光来到后方医院没几天，被人们称作“吴老虎”的“江抗”副司令吴立夏，“双枪大将”叶成忠排长也先后身受重伤，被送到了这所后方医院。
其实，这个所谓的后方医院，条件极其简陋。创办伊始，医院里有院长林震、指导员林森，上海来的张贤、盛立等三四位医生，还有几名护士。随着伤病员的不断增加，江南特委从上海先后调派下盛立、张力、梁玉贵、赵熙等几位医生，与上海来的几个学生和当地几个农家孩子一起组成近10人的医护队。他们与伤病员经常流动于距日伪据点仅一二十里的常熟的横川心泾、西董家浜与吴县的消泾、长浜、张家浜、陆巷一带。后方医院还是一所飘浮不定的流动医院：在那个战火纷飞、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下，组织上给张贤医生和他的爱人庞露护士一条小船，这条小船既是他们的家，又是医院的药库和仓库乃至手术室。平时，后方医院则一般以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厩为病房；敌人来扫荡时，人民群众就将伤病员迅速转移，藏到稻田、棉田、船库、水车棚，甚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送到芦苇荡中去。医生、护士打扮成农民，戴着斗笠、提着菜篮前往伤病员躲藏处，为他们看病、换药、送饭；夜间还要查房、站岗放哨，每过一两天，就要转移一个新地方。同时，他们还要充任担架员，抬着重伤员上船下船。
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紧缺。在日伪的军事封锁下，红药水、碘酒、药棉、纱布不易买到，医疗器械、药品十分缺乏。医护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他们将筷子劈开，装上木塞做成土钳子；在牛皮纸上涂上胶水当作胶布；用砖块放在炉膛里烧热，包上布当作热水袋给伤员热敷。为了给伤员动手术，医护人员用一块大白布，四角拴在农家堂屋的梁上，作为外科手术室；或者用一顶龙头细布做成的大帐子挂在屋外，下面铺着两张桌子，在日光下给伤员施行手术。
后方医院到哪个村，除了为伤病员治疗外，还经常免费为村民诊治疾病。而村民们也待伤病员亲如家人，悉心照料。他们为伤病员端汤喂饭，缝补衣裳。为了使伤病员早日痊愈，重返战场，乡亲们时常下湖捕鱼捉蟹，或者拿出家中的老母鸡和鸡蛋，煮给伤病员吃，增补营养。每当遇到敌情，乡亲们就争着帮助运送伤病员，摇船和带路，将伤病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39年12月25日上午，张贤和张力正在为一位伤员做截肢手术，当时残肢已截除，皮肤尚待缝合。就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有人报告，说离村西不远处发现敌人！两位医生沉着冷静地命令大家分头搀扶轻伤员、抬起重伤员下船，立即转移到曹家浜村。同时，命令担任第三手术的助手王嶙“迅速收集不用的器械，掩埋好残肢和污物，取下手术帐”。王嶙立即奉命和战友们一起将亟等缝合伤口的伤员抬上船，以便医生在转移过程中缝合创口。这时，全麻的伤员已苏醒，他咬紧牙齿，强忍剧痛，一声不吭，以免暴露目标。
曹家浜村是个100多户的大村，中间有条河通过，河上有座小桥连通东西。河的南北各有一排瓦房和几户草房。曾在此宿营的“江抗”司令部刚转移，后方医院当晚就移进此村。 12月26日，宿营在河南岸的王嶙（玲）、白山、包蕴等人在天将拂晓时，听到像是汽艇的声音，立即商量由包蕴整理药材和物品，以便随时行动，王嶙和白山则到外面观察是否有敌情。然而，当两人走到竹园时，却发现鬼子已经上岸，竹园已被包围了。在竹园和薄雾的掩护下，两人立即奔回驻地，分头告诉大家赶快疏散隐蔽。同志们获信一边立即打背包、捆稻草，收藏药箱等物品，一边分头躲藏在床顶上（是有木板顶的床）、铺底下、灶头旁、草垛里……其中一部分人员隐蔽得较好，未被敌人发现：如叶森藏在河中，上面用树枝掩盖着；一个伤员隐蔽在门背后，敌人看屋内无人就走了；4个女同志藏在柴房的草垛里，敌人在柴房前经过数次，未能发现……一部分人员则在群众的保护下，瞒过了敌人：如几个“小鬼”护理员、通信员被群众认作自己的孩子。王嶙遇到一位约30岁的大嫂，她把王嶙叫进卧室说：“她们已隐蔽到草屋后面去了，你就睡在床上，鬼子若来搜查，我俩姑嫂相称，但你不要开口，以免外地口音露馅。”王嶙脱去棉衣，和大嫂及她3岁的儿子，同睡一床，谛听着外面的动静。只听得日、伪军嘶声狂叫，外地口音的陈宇、王嫂和几名伤病员在被敌人拷打讯问时的“我不知道”、“我家里穷，没有饭吃，是出来烧饭、洗衣服的”的回答声清晰可闻。一位农民大伯被敌人毒打倒地，逼着他说谁是新四军，但他仍坚持说着“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人民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们的子弟兵。
河北岸的情形同样万分危急。事后，听严鸿滨副指导员回忆说：当时鬼子过桥后，立即用一挺机枪封锁了河南的房屋和停在河中的两条船；一挺机枪封锁河北房屋和牛棚后，同时兵分两路挨门逐户地搜查。被抓出来的同志和老百姓，被围在牛棚内，共有四五十人。通信员小浦东年仅十三四岁，他踮起脚尖用劲伸出脑袋向外张望，被旁边的战友将他的头压下而保护了下来。河北岸西侧的两间草屋，本是医院的临时住处，因地形有利，所以林震院长、叶森指导员、张贤、张力、赵熙迅速地撤离。唯有其中一个名叫高桥的不但未随同撤离，反而留下来主动给日军当翻译。
原来，高桥是在一次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日本商人，他是因病住进医院的，由住院的战地服务团的章立负责教育和生活关照。在医疗期间，他亲身体验到我党的俘虏政策和医疗，在生活上得到一视同仁的关心和照料，亲眼见到日伪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热爱子弟兵、坚决抗日的英勇事迹和决心。为此，他的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感情上倾向了中国军民。所以，当日军让高桥指认时，凡是穿便衣的，他就摇摇头；凡是穿军衣的，他才不得不点点头。
章立等伤病员因身穿新四军军装，所以被鬼子逮捕了。鬼子凶狠地把他们拉出牛棚，重点监押。当时被敌人抓去的男女工作人员10余人，还有充当船工的老百姓。副指导员严鸿滨也混杂在其内。当时他身穿旧的黑棉袄，腰束一条绳，手拿旱烟管，高桥便指认他是摇船的老百姓。有个截肢的伤员躺在门板上，高桥向鬼子连连摇头，示意此人不行了，从而也使这个伤员免遭了敌人的残杀。
但是，后方医院这次不幸落入敌人之手后，还是有30多人被敌人抓走了。沿途中，敌人对我被捕的同志横加辱骂与摧残。到了某地，严鸿滨和其他船夫被放回来，但20多名身穿新四军军装的将士还是被鬼子用驳船拉到了昆山。当时，章立等男同志关押在武警队，女同志则关押在警备队。
“江抗”司令部获信后，万分焦急，指定林震院长迅速展开设法营救。在林震的部署下，高桥到监狱为女同志送生活用品，暗示组织上会设法出钱保释；包蕴同志则奉命回家，乘机通知各被捕同志的家长或亲属，要通过各种关系出钱去保释。狱中的同志更是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没多久，女同志都被营救出狱了，但章立等八名伤病员，则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章立同志就义时，视死如归，在刑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没有被捕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在残酷斗争和惨重损失面前，没有害怕，毫不动摇。他们目睹日寇对红十字旗帜下的伤病员和救护人员也要任意残害的罪行，心中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更加憎恨了，坚持斗争的决心更加强了。敌人刚撤走，大家就陆续回来了，又与被保释出狱的大部分同志一起，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收治抢救伤病员的战斗中。期间，林震院长曾奉命数次亲自前往上海，动员同仁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抗日队伍。后方医院的医疗队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后来，许多同志还都成了我军六师十八旅和十六旅的医护骨干。这是后话。
老“江抗”西撤时，后方医院里的伤病员共有36名。他们的姓名是：
刘飞、夏光、黄烽、叶成忠、张世万、王新明、金耀忠、费介成、叶克寿、朱墨陶、巫中、谢锡生、潘阿兴、李之毅、康金龙、张英、周义大、袁阿毛、王佑才、李立根、狄凡、薛村、李朱、吴立夏、叶耀青、赵阿三、何彭福、黄德清、金辉、张金雷、陈金荣、钱卓云、刘义龙、吴志勤、何刚、陈明
这36位革命将士，是闪烁在阳澄湖芦苇荡中的星星之火，是后来成立的新“江抗”的萌芽与骨干，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