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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虻。”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的尖叫的时间。
“谁?”
“中央台的陈虻。”他挺意外,“我没给你讲过课?”
“你是哪个栏目的?”
“嘎……我是《东方时空》的,想跟你合作一个节目。”
我俩在梅地亚中心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说话都这么牛么?我才二十三四岁,不服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20岁的时候已经有过了。”
“我指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
“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
他气笑了。
“你对新闻感兴趣的是什么?”
“新闻当中的人。”
可能是这一句,让他最终接受了我。但就从这一天开始,我跟陈虻开始了无休止的较劲。
“不管你到了什么高度,都是一只网球。我就是球拍,永远都比你高出一毫米。”他最后说。
切!
他待人律己的严苛谁都知道。我记得学锋跟我说,每次被陈虻骂,“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刚做新闻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蒙的。他在南院吃饭,大家正好从电视上看见我的节目。他立刻打电话给我:“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说完,挂了。
后来,他看我的确很吃力,每天在工作上花很长时间想着怎么问,连自信也没了,倒是对我耐心点了:“你得找到你的欲望。”
“我不知道怎么找。”
他说:“你要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
我拧巴着:“怎么才能忘掉自己?”
“你回家问你父母,你每天做的新闻,他们感不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的未知,就是你的起点。”
他的意思是让我回到常识中去,别一坐在主持台上就不是人了。
我真的一期期问我妈和妹妹。后来,直到去了现场,尘土满面地坐在地震的废墟上采访灾民,新闻像一盆水兜头浇下,我才理解他说的忘我和欲望是什么。
“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他说。
“做节目什么最重要?”我问他。
“逻辑。”
逻辑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心里翻白眼。
“你认识事物的方法太单一,没有逻辑。”
我那时喜欢花哨的东西,小女生式的新闻观。
“这种东西不可忍受,矫揉造作。”
小女生血涌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继续:“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是最可怕的。”
后来,我才理解了他。阿城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别的作家遇到事物,往往都绕过去,但是他“穿”过去了。
他说:“这需要一种非常笨重而又锋利的力量。”
陈虻就有这个力量。别人往往要靠对事物的比喻、暗示来接近事物的本质,这也是一种高明。但陈虻从来不绕,他就是穿过去。听他说片子,他说的东西,都是大白话,别人不会听不懂想不到,但听他说,就是真痛快。
后来,再看周其仁谈产权制度的书,非常抽象的事理,写来酣畅淋漓,也是那种极其痛快的感觉。我当即想到陈虻,明白他的力量就在于逻辑。
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真”,是“穷尽事理”。
“要宽厚。”他从一开始认识我说到最后一次。他老说:“既然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拧着:“你不要用李××那套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合格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觍着脸再回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么?”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话,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宽宥,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他在病中,我一直不知情,只是给他发着短信。遇到困境时,我常常想到他,因为过去总是有他,看着我,嘲笑我,打击我。他从不夸我,但我知道他一直注视着我。连偶尔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一下他的肩膀,他也要总结:“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我哈哈笑。
但是,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2008年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他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茬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一直大睁着眼睛,没有麻木和畏缩过。他跟我说过,“人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是他要求医生不要抢救的,他想有尊严地离开。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
很久以前,陈虻对我说过,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我曾经对他的死感到愤怒,现在不了。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他始终向真而生,没有泯灭过自己的心灵,并非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
他的丧失,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
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对他的记忆,陈虻不死;只要我们不因为恐惧而变成我们最初反对的人,陈虻不死;只要我们仍能在一部片子中投入我们的泪水、情感和生命,陈虻不死;只要我们在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的”,陈虻不死。
(摘自《跨世纪•时文博览》2009年第20期)
“我是陈虻。”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的尖叫的时间。
“谁?”
“中央台的陈虻。”他挺意外,“我没给你讲过课?”
“你是哪个栏目的?”
“嘎……我是《东方时空》的,想跟你合作一个节目。”
我俩在梅地亚中心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说话都这么牛么?我才二十三四岁,不服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20岁的时候已经有过了。”
“我指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
“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
他气笑了。
“你对新闻感兴趣的是什么?”
“新闻当中的人。”
可能是这一句,让他最终接受了我。但就从这一天开始,我跟陈虻开始了无休止的较劲。
“不管你到了什么高度,都是一只网球。我就是球拍,永远都比你高出一毫米。”他最后说。
切!
他待人律己的严苛谁都知道。我记得学锋跟我说,每次被陈虻骂,“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刚做新闻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蒙的。他在南院吃饭,大家正好从电视上看见我的节目。他立刻打电话给我:“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说完,挂了。
后来,他看我的确很吃力,每天在工作上花很长时间想着怎么问,连自信也没了,倒是对我耐心点了:“你得找到你的欲望。”
“我不知道怎么找。”
他说:“你要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
我拧巴着:“怎么才能忘掉自己?”
“你回家问你父母,你每天做的新闻,他们感不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的未知,就是你的起点。”
他的意思是让我回到常识中去,别一坐在主持台上就不是人了。
我真的一期期问我妈和妹妹。后来,直到去了现场,尘土满面地坐在地震的废墟上采访灾民,新闻像一盆水兜头浇下,我才理解他说的忘我和欲望是什么。
“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他说。
“做节目什么最重要?”我问他。
“逻辑。”
逻辑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心里翻白眼。
“你认识事物的方法太单一,没有逻辑。”
我那时喜欢花哨的东西,小女生式的新闻观。
“这种东西不可忍受,矫揉造作。”
小女生血涌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继续:“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是最可怕的。”
后来,我才理解了他。阿城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别的作家遇到事物,往往都绕过去,但是他“穿”过去了。
他说:“这需要一种非常笨重而又锋利的力量。”
陈虻就有这个力量。别人往往要靠对事物的比喻、暗示来接近事物的本质,这也是一种高明。但陈虻从来不绕,他就是穿过去。听他说片子,他说的东西,都是大白话,别人不会听不懂想不到,但听他说,就是真痛快。
后来,再看周其仁谈产权制度的书,非常抽象的事理,写来酣畅淋漓,也是那种极其痛快的感觉。我当即想到陈虻,明白他的力量就在于逻辑。
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真”,是“穷尽事理”。
“要宽厚。”他从一开始认识我说到最后一次。他老说:“既然文如其人,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拧着:“你不要用李××那套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合格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觍着脸再回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么?”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话,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宽宥,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他在病中,我一直不知情,只是给他发着短信。遇到困境时,我常常想到他,因为过去总是有他,看着我,嘲笑我,打击我。他从不夸我,但我知道他一直注视着我。连偶尔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一下他的肩膀,他也要总结:“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我哈哈笑。
但是,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2008年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他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茬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一直大睁着眼睛,没有麻木和畏缩过。他跟我说过,“人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是他要求医生不要抢救的,他想有尊严地离开。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
很久以前,陈虻对我说过,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我曾经对他的死感到愤怒,现在不了。
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他始终向真而生,没有泯灭过自己的心灵,并非因为他的道德,而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
他的丧失,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
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对他的记忆,陈虻不死;只要我们不因为恐惧而变成我们最初反对的人,陈虻不死;只要我们仍能在一部片子中投入我们的泪水、情感和生命,陈虻不死;只要我们在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的”,陈虻不死。
(摘自《跨世纪•时文博览》2009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