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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脱柙而出的奔马，春秋末期，在诸侯们错愕的目光下，吴国迅速崛起于群雄争霸的华夏大地。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然而，在历史的关节点，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带领吴国快步走向强盛的那位杰出人物便是其第十九代国君寿梦，他采取的一系列强国强兵之策，我们不妨称之为两千六百年前的改革开放。
对于泰伯奔吴、仲雍立国以后的五百多年，人们知之甚少。并非其间的十七位君主全都碌碌无为，不值一提，而是因为当时吴国并没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甚至没有确切的纪年，所有的精彩也就掩埋于岁月的尘埃之中了。
立国之初，句吴与中原地区绝少互通音问。姬发灭商建立周王朝以后，虽然寻访到仲雍的重孙周章，正式册封其为吴国国君，跻身诸侯之列，可是由于吴国远在东南一隅，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仍旧很少。
地处偏远也有好处——中原各国因为群雄争霸，兵连祸结，民不聊生，遭受灭顶之灾的弱小邦国数不胜数，这个翅膀毛还没有干透的蕞尔小国乐得躲在一边，不事声张地让自己的人民繁衍生息。然而，偏僻闭塞也妨碍了不断引进中原先进文化，延缓了句吴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
公元前585年，寿梦继承了父亲去齐的国君之位，与中原地区不相往来的局面随之告终。
年富力强的寿梦进取心十足，痛感自己国家封闭落后，仰慕中原诸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即位不久就北上朝觐周天子，又出访楚、鲁等诸侯国，考察学习的一大重点是礼制音乐。
礼乐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指的是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礼乐对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有严格规定：王室乐队排列于东西南北四面，诸侯乐队排列三面，大夫的排列两面，士的只排列一面;天子的歌舞队六十四人，排成八行，称“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排六行，称“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排四行，称“四佾”;士用四人，排两行，称为“二佾”。乐舞的修养操持被列为贵族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王室和贵族子弟从十三岁就开始学习礼仪乐舞，到二十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目的是通过乐舞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定。
正因为礼乐制度如此重要，得知诸侯擅用八佾，违犯了礼乐制度时，孔子才会愤怒地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谴责。
和周公的后代鲁成公会见时，寿梦深入地询问了周公制定礼乐的情况。鲁国宫廷内保留着周天子的礼乐，鲁成公命令乐工将先王的礼制音乐一一向他演示，并且为他演唱了夏商周三代的民间歌谣。
中原诸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令寿梦又是钦佩又是羡慕，感慨地说：“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话语中颇有些自惭形秽的意味。
可是，谦卑的态度掩盖的却是不甘人后的雄心。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告诉人们，这个从偏远落后地区出来见世面的土包子小看不得！
吴国的近邻楚国不但疆域辽阔，国势强盛，而且野心勃勃，在诸侯国中率先称王，明目张胆地挑战周天子的王权，全然不顾天下诸侯的反对。
楚国还一个接一个地吞并邻国，前后兼并的国家达到十二个之多。它这样不断扩张，比邻的吴国当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就在寿梦即位之前十六年，楚庄王伐舒以后还曾经“盟吴、越而还”，公然把吴国视为附庸。
在正当盛年的寿梦胸中，屈辱激起的是雪耻的决心，威胁唤醒的是自强的意识。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吴国疆土扩大了、国力增强了，不甘心受人驱使、任人宰割，这丝毫也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寿梦表示自强决心的方式——他在即位的当年也宣布称王，成为第二家称王的诸侯。
人们难免讶异——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这些威名赫赫的霸主全都奉周王为共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行事，而没有如此胆大妄为。难道寿梦当真以为，自己的國家已经强大得跟楚国不相上下，可以为所欲为了？强邻压境的当口，难道他不怕引起众怒，树立新的敌人？
其实，寿梦出访中原绝非只为了欣赏宫廷乐舞和流行歌曲。历史学家那样写，恐怕是上了他的当，他肯定已把各国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效忠周王的诚意，谁也没有足以号令天下的实力，彼此之间还在没完没了地明争暗斗，所以不可能出面干涉。既然如此，这个王就是不当白不当，当了也白当。
事实证明，寿梦这一宝押对了，称王并没有招致严重后果。第二年，远在北方的晋国还派一位名叫申公巫臣的使臣来向他致意，游说他联合伐楚。
寿梦未必不明白，晋国是想利用他削弱楚国而自己称霸。可是他既已决心与楚为敌，就也想利用晋国，何况远交近攻正是当时普遍遵循的准则。申公巫臣没有多费口舌便完成了使命。
这位外交使节还充当了军事顾问的角色，向吴军传授车战的战阵和战术。在智力军援的同时又提供军事装备，把带来的三十辆战车留下一半，让吴军用于训练。江南是水网地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作战方式除去步战就是舟战。可是要想在诸侯争霸中夺取话语权，必须把兵力投向长江以北的广袤原野，战车绝不可少。
当时的战车是木制的，配有青铜零部件。不同于汉代以后的马车，车辕不是两根而是居中的一根，不是直的而是弯曲的。每辆车四匹马，中间两匹驾辕，两边两匹拉边套。车上站三名披甲武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在敌我战车交接时用戈或矛格斗，车后配备二十五名至一百名步兵。这样的一套车战单位叫作“一乘”，当时各国的军事实力就以“乘”计算，所以，军事强国叫“千乘之国”，后世的皇帝叫“万乘之尊”。
车战速度快、冲击力强，可是吴军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先进的作战手段，吴国本是“零乘之国”，在晋国援助下才建立起这一新兵种。
寿梦虽然是中原礼乐的“粉丝”，但是也明白，如今已经礼崩乐坏，一切凭实力说话，当务之急是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强国强兵。
乱世图强，尤显人才可贵，开门延揽别国人才以为己用，是各个诸侯国都采用的高招。寿梦于是重用申公巫臣的儿子狐庸，负责训练军队、教授车战的方法。后来还任命狐庸为宰相，把国政交给他处理。 吴国很快建立起一支装备大量战车的强大军队，凭借的是五百多年和平发展积累的国力。军事上迅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则是吴人的强悍民风。现代江南人以温文尔雅著称，其实，这是“衣冠南渡”以后受历代中原移民影响，逐渐演变的结果。先秦时期的吴人则尚武、轻生、善剑、勇斗，这种文化造就了无数勇猛的战士。
这一年，吴国在晋国支持下向楚国发动战争，进攻依附于楚的巢国和徐国，夺取了州来等地的大片领土。吴军还采用“打了就跑”的运动战术骚扰楚国边境，搞得楚军“一岁七奔命”，狼狈不堪。
到寿梦十年，吴国开始参加中原诸国的会盟，与晋、齐、宋、卫、郑等国会于钟离，取得了与中原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
即位第二十三年，寿梦朝思暮想的日子来到了，吴国出面邀集诸侯会于祖，并且依仗实力利用会盟改变了政治版图——“灭楚之与国，送其地于宋”，通过消灭楚国的附庸削弱其实力。这是一件标志性事件，表明吴国非但登上了争霸的舞台，而且开始扮演主角。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君王，由于得位不正，内怀愧疚，外受舆论压力，为了摆脱污名反而更加奋发有为，终于成为英主。寿梦的孙子阖闾正是其中之一，他夺取王位时手上沾满了堂兄弟们的鲜血。
种下骨肉相残惨祸种子的却是他祖父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是他父亲和叔父的相互礼让，是他们对开国之君泰伯、仲雍的高风亮节的追慕和效仿。
吴王寿梦共有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四个儿子——也有说是五个的，多出来的一个身上并没有故事，我们就不用管他了——小儿子季札的品德和才能比三个哥哥更胜一筹。考虑到国家需要贤明的君主，寿梦打算立他为王储。可是季札不肯接受，劝说父亲不能破坏历来遵循的嫡长子继承制。
寿梦就向长子诸樊透露自己的意愿。诸樊赞同他的想法，说，就是因为周太王没有传位给长子而传给更为贤明的幼子，周国才得以兴盛，最终建立了周王朝，为了国家兴旺，自己甘愿让贤。
寿梦有几分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一家人学不了先王往圣，只嘱咐诸樊即位以后效法前代也曾实行的兄终弟及制度，传位给季札。
寿梦去世后诸樊继位，刚料理罢丧事就要让位给季札。季札认为，即使是父王的意志也不能改变国家的制度，拒而不就。三位兄长坚持要季札继位，季札干脆离开都城到舜柯山种田去了。
在位第十三年，诸樊率军攻楚，中箭伤重身亡。临终前关照二弟余祭遵从父王的遗愿，依照兄弟的顺序继承王位，最终传位给季札。
余祭即位以后，把延陵也就是今天的常州给季札作为封地，所以，后人又把季札叫作延陵季子。
余祭当了十七年王，被刺身亡以后余昧继位。
四年后余昧也去世了，国人又请季札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季札还是坚拒，逃回延陵不再过问朝政。当时朝中掌权的臣僚大多是余味任用的，当然效忠于余昧，他们没有请诸樊的儿子继位，而是拥立余昧的儿子州于为王。州于又名僚，史称吴王僚。
因为早先泰伯也曾经三次辞让王位，所以，史学家把季札三次让王称作“后三让”，评价极高。
季札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史籍记载的多件事例证明他具有过人的才华、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艺术修养。
可是，当时吴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面临复杂局面，正值用人之际，他却不愿意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违背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
他的一再谦让还打乱了王位继承法则，使得吴国的王位继承既不完全符合父子相传的制度，也不完全符合兄终弟及的传统，最终导致公子光与吴王僚因为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这显然是一心一意要实现个人道德完美的季札始料未及的。
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州于继位令他很不服气。他认为，既然实行了兄终弟及的制度，就应该由长房长子也就是他来继承王位。因此，他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推翻吳王僚，夺回他按照嫡长子继位的惯例应得的权力。
为了延揽英才帮助夺位，他让名叫被离的懂相术的市吏替他察访能人异士。被离发现了从楚国逃亡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后来又推荐了专诸。
吴王僚十三年四月，乘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俑领兵征楚之际，公子光指使专诸刺杀了吴王僚，他自己则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间。
阖闾杀的不光是吴王僚一个，吴王僚的手下被全部杀光。
事后，为了斩草除根，又派要离刺杀了逃亡在邻国的吴王僚的儿子，勇力过人的庆忌，以防他请求诸侯出兵相助，回国讨伐。
事发时，盖余、烛俑率领的大军正被楚军包围，无法回国。得知国内发生惨变，他们在绝望之中索性带兵投降了敌国，被楚王安置在舒。后来，阖闾又派孙武将兵伐楚，攻陷了舒，杀掉了这两位堂弟。
阖闾的所作所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日后他弟弟夫概乘他征楚在外僭号称王，不能说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对于阖闾的统治国人不心服、诸侯不看好，这就迫使他必须及早采取措施，以安邦定国，富民强兵。
阖间登基后授予伍子胥“行人”的官职，让他“与谋国政”，负责外交和内政。这绝不仅仅是论功行赏，绝不仅仅是对于他帮助自己夺取政权的酬庸，主要还是因为在交往中已经认识了伍子胥多方面的才能。
阖闾与伍子胥商讨富国强兵之策。伍子胥说，吴国没有像样的城池，缺乏正规的军事力量，粮食储备也不够充足，所以当务之急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元末朱元璋起兵时，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恐怕并非原创，而是脱胎于此。
得到阖闾首肯，伍子胥监工督造，在现今锡、常交界处的太湖边建造了一座城池，史称阖闾城，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这座城“周十里，陵门三”，东面不开城门，因为东南方的越国已经成为敌国。遗址现今还在。为了解决阖间城的供水问题，又开掘运河引太湖水人城，名为闾江。伍子胥亲自带兵在此驻扎，进行训练。
几乎同时还在姑苏建造了大阖闾城，并且把国都从梅里搬迁到那里。这一说法受到一些考古工作者质疑，他们认为大城小城都在现今的阖闾城遗址处。孰是孰非，这里就不做辨析了。 受到阖闾重用的还有另一位客卿孙武。孙武是齐国人，是因为避乱从齐国投奔吴国的。伍子胥将他推荐给阖闾，阖闾读了他的《兵法十三篇》，又观看了他的实地操练，得知他确实具有非凡的才具，便任命他为上将军，委以统军的重任。
阖闾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并且注重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酌情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本人则厉行节约，“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国库因此逐渐充盈。
为了缩短与中原各国之间的差距，阖闾还积极提倡引进先进文化，借鉴中原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大胆改革。
这一切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吴国的发展令中原诸侯刮目相看，国家地位日益提高。
另一方面，吴国则在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阖间责成伍子胥、孙武等人负责“选练士、习战斗”，经过伍子胥和孙武的整编、训练，吴军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因为地处水乡泽国，水军的作用仍然受到重视，建造了一批战船，并在太湖的夫椒山操练水师;在重金罗致下，干将、莫邪等能工巧匠前来投奔，铸造了大量精良兵器，吴军装备的“扁诸之剑”成为驰名当世的利器。
伴随着国力的蒸蒸日上，阖闾的野心愈益膨胀。可是，要想争霸中原，身旁强大的楚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何况这个邻居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不怀好意，双方屡次发生战争;何况它还收留了吴王僚的弟弟盖余和烛俑，对阖闾本人的执政地位乃至生命形成潜在的威胁。于是，在长期的吴楚对抗中，吴国从骚扰性偷袭转而采取战略攻势。
这时恰好发生了楚国围蔡的战事，蔡国向晉国求援，晋召集诸侯会盟商量救蔡，却乘机向蔡国敲诈勒索，蔡国不愿屈从，会盟因而失败，晋国的威望一落千丈。走投无路的蔡国转而求救于本就与楚国战事不断的吴国，阖闾正在寻找攻楚的契机和借口，双方一拍即合，吴国便派遣使臣与蔡、唐两国结盟，联合伐楚。
阖闾九年，即公元前506年，太湖之滨集结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攻楚之战筹备就绪了。吴军主力部队有三万人，在阖闾亲自率领下渡过长江，疾进千里，进驻淮河流域。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经过了孙武和伍子胥的长期调教，十分精锐，三千五百人的前锋尤其骁勇善战。
十月，萧瑟的秋风席卷江淮大地，飘落的黄叶预示着众多生命即将凋零，一场大战在汉水之滨大别山、小别山之间展开。
楚军在柏举摆下战阵，以四倍的人数优势与远道而来的吴军对峙。吴国将士虽然人数少，并没有丝毫畏缩。阖闾的弟弟夫概首先请战，没有得到允许，便不听号令擅自出击，大败。楚军却也乱了阵势，吴军乘乱进攻，杀得楚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败退的楚军未及渡过汉水，奔袭的吴军又已赶到，趁他们在雍滞用餐时掩杀过去，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
吴军追杀千里，五战五捷。这就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柏举之战。
阖闾乘胜挥师，直扑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吴军轻易地占领了楚国都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楚王的嫔妃和大臣的妻妾都沦为吴国君臣的战利品。
在吴军声威的震慑下，中原诸侯都没有出兵援楚，最后还是申包胥从遥远的秦国求来了救兵。两千多年以后的近现代，《申包胥哭秦庭》这出戏还在舞台上久演不衰，可见他完成使命的过程多么曲折艰难。
前方将士高歌猛进，后院却起了火。早已投靠楚国的越国见吴军主力远征在外，便乘机发兵，侵扰吴国的后方。更令阖闾措手不及的是，他的弟弟夫概居然乘乱潜回国内，僭号称王。
腹背受敌，内外交困，阖闾只得下令撤出郢都，回师平乱。
虽然没有能够彻底灭楚，也未能长期占领郢都，但吴国已经国威大振。按照《吕氏春秋》的记述，阖闾治下的吴国“东征至于庳卢，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鲁，令行中国”，俨然是不可一世的霸主。
夫差是吴国最后一位国君，可是他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之君，不仅早年间武功赫赫，很有一番作为，直到国破身亡之前几年还着实风光了一阵，给吴国的历史添上了最后一抹辉煌。
他是肩负着为父报仇的重任即位的，所以，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兵攻越。
在夫椒，即现今的无锡马山——也有人说是洞庭西山或绍兴以北，作为无锡人，我决定不理睬他们——吴越两国部队进行了决战。吴军大获全胜，并且乘胜追击，深入越国境内。
越王勾践率领的五千名残兵败将被团团围困在会稽山上，不得不派遣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
夫差同意媾和，不过却迫使越方接受了异常苛刻的条件——勾践夫妇和他的主要谋臣范蠡被押解到吴国当人质，像奴仆一样侍奉夫差，国政只能暂时委托文种料理。
这次胜利是夫差毕生的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绝不是唯一成就。
夫差三年，吴军攻人蔡国，迁蔡于州来。
夫差八年，吴王胁迫鲁哀公在曾地举行会盟。次年又兴兵伐鲁，直至泗上，迫使鲁国订立城下之盟。
夫差十年，开凿邗沟。邗沟和伯渎、闾江一样，都是我国最早的运河，规模却要大得多。当时吴王为了称霸中原，准备对传统强国齐、晋用兵。于是在今天的扬州市附近修筑了邗城，同时开掘邗沟引江水北上流人淮河，以沟通江淮。
夫差十一年，夫差亲自率师北上，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同时派大夫徐承率领水军从海上攻齐。结果虽然失败了，却并没有罢休。第二年，闻知齐军征鲁，夫差又带领吴军与鲁师会合以讨伐齐国，于艾陵大败齐师。这一战役史称“艾陵之战”。
夫差十三年，在吴王夫差主导下，吴、鲁、卫三国国君于郧地举行了会盟。
夫差十四年，夫差又一次率师北上，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守国。在艾陵之上再次击败齐军以后，吴国远征部队便掉头向西，直压晋国边境，与晋定公争当诸侯盟主。
《吴越春秋》对这支吴军的威武阵容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文笔形象而优美。但是我们忍痛割爱，不予引用。毕竟，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欣赏的。 强大的武力迫使已经习惯了称霸的晋国不得不让步，同意由吴君主盟。“二国君臣并在，吴王称公前，晋侯次之，群臣毕盟。”将昔日的霸主压在身下，这是何等的威风！
黄池之会以后，夫差又作出外交姿态，派遣王孙骆向周天子“告劳”。周王室早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见到当世之雄吴国派来使者，周王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口口声声以伯父称呼夫差，恭维备至，并且“赐弓弩王阼，以增号谥”。这在当时算是了不得的殊荣。
经过寿梦、阖闾、夫差三代君主的不断开疆拓土，鼎盛期的吴国北至山东枣庄、西至河南鸡父、南至江西写干，地域面积接近勾吴国创立时的二十倍。
三
吴国和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后到达了命运的顶峰，此后便迅速滑落，直至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当夫差在黄池志得意满之际，越王勾践的四万大军已经偃旗息鼓出发了。他一面派范蠡和泄庸领兵截断吴军后路，一面亲自率六千亲兵直扑吴国都城。一战告捷，俘虏并且杀掉了留守的太子友，攻破了吴都，焚毁了姑胥台，掠走了吴国的大船。
夫差无力挽回局面，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昔日奴才一样伺候自己的勾践求和。胜利者和失败者刹那间互换了位置。
四年后，越王再次伐吴，在笠泽的战事中吴师再次败北。
又过了两年，吴越战于槁李，吴军又一次大败，死者不可胜数。
再过三年，在勾践最后一次征吴之战中，双方分出了最终的胜负。夫差兵败自杀，吴国灭亡。
从辉煌到灭亡，不到十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速度实在太快，所以，人们认为其中必有特殊原因：有的归因于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有的归因于文种的破吴灭敌九术和范蠡、西施的美人计，有的归咎于夫差的好色、轻信和伯豁的奸佞……
这些因素即便发挥了作用，也属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短时段因素，应该还有更深层的根本原因。一些事件固然可以使历史的发展过程更为曲折，却改变不了历史的总体走向。
回头审视从寿梦图强开始的吴国崛起百年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沟沟坎坎的上坡路上早已洒落了失败的种子。
尚武、轻生、善剑、勇斗的吴国文化，培养出大批勇敢战士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蔑视生命的风气。
专诸受公子光请托刺杀吴王僚时，倾尽全力刺中吴王僚心窝，鱼肠剑穿透层层铁甲，从背后露出剑尖。卫士们立即一拥而上，剑戟齐下。专诸全神贯注于完成使命，并不分心格挡，吴王僚当场倒地身亡，他也被乱刃分尸。
专诸并非不问是非曲直的职业杀手，也不是没有头脑的亡命之徒。得知公子光的图谋，他曾经质疑行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确信吴王僚的国君之位得自非分，公子光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他方才应允出力。参与其中后，他又建议，应该先了解王吴僚的喜好，投其所好，成功才有把握。听说吴王僚爱吃烤鱼，他还特地用三个月时间学习烹调方法。可以说，他的思虑非常周全，唯独不曾考虑如何在行动中保全自己。
专诸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要离却将亲人的生命视若草芥。他为吴王阖闾刺杀庆忌，为了用苦肉计骗取庆忌的信任，接近对方伺机下手，不但要求砍掉自己的右手，竟然还要求杀掉了自己的妻和子，并且“焚之于市”。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今天的我们不能不加以唾弃！
另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发生在“黄池之会”前——重兵压境之际，晋国派董褐去见吴王夫差，以打探虚实，“董褐将还，王称左畸，曰：‘摄少司马兹与王士五人，坐于客前。’乃皆进，自刭于客前以酬客。”
“酬客”竟然用人头，而且一下子就用六颗，而且采用自刭的方式！董褐肯定受到了巨大震慑。正是由于董褐竭力劝说，晋定公才接受了夫差提出的条件。
砍下别人无法再生的头颅，当作筹码进行讨价还价，实在过于野蛮残忍！
不过，吴国君主虽然任意挥霍别人的头颅，对于自己的头颅也并不十分珍惜。每逢战阵，他们往往亲自领军作战，而且他们发动的战事又十分频仍。从寿梦伤重殒命算起，诸樊在攻楚时中箭阵亡，余祭被越国战俘刺杀身死，阖闾征越负伤流血不止而丧生，夫差则是兵败自杀的。也就是说，因为连年征战，百年内七位吴国国君中的五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连亡国之君夫差也没有如人们传说的那样躺在西施温柔的怀抱里不问朝政。事实正相反，他多次亲自统领大军，频频发动对外战争，把吴国的领土和影响力扩张到了顶峰。越王勾践进行“珍珠港式偷袭”攻破吴国首都时，夫差还在几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上耀武扬威呢！
强兵备战固然是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必须，穷兵黩武却导致战祸不断，生灵涂炭，极大地消耗了国力。根基被掏空以后，吴国这一庞然大物的轰然倒塌就是迟早的事了。
古今都有论者认为，将本应并肩抗楚的越国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吴国外交犯下的战略性错误。那么，是吴国君臣蓄意树越国为敌吗？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巴不得让越国跟在自己的战车后面一起反楚。然而他们的做法却像北风劲吹，企图脱掉路人御寒的衣物，反而迫使路人把衣服裹得更紧。
按照古人的说法，“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可算兄弟邻邦。可是兄弟邻邦能不能友好下去，也要受制于主客观条件。
寿梦称王以后，吴国的强盛不仅遏制了楚国，也令所有的诸侯国受到震动，同处于“长三角”的越国感受到的压力尤为巨大。就像寿梦反感强楚的威胁和霸凌一样，长江下游新形成的“吴大越小”格局并不受越国欢迎——谁能保证这个强大邻邦不会欺凌自己甚至并吞自己呢？吴楚交恶的局面把选边站的机会放在面前时，越国渐渐疏远他们心目中的潜在威胁吴国是不难理解的。
寿梦偏偏不能谅解。想要把背离的小兄弟拉回自己这個老大哥身边，他命令部队在边境地区显示肌肉，作为警告。不出所料，越国果然畏惧了，签盟约允诺定期献纳贡物，以示臣服。然而表面的服从掩盖着的却是越来越深的裂痕，暗怀怨愤的越国反而进一步向楚国靠拢。
余祭登上王位后吴越关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要求越国出兵帮助伐楚，越王巴不得吴国吃败仗，没有助楚攻吴只是因为不敢，助吴伐楚当然不愿意。余祭于是发兵惩罚越国“不从伐楚”的“过错”。寿梦父子的笨拙做法就这样越来越深地将越国推进楚国的怀抱。 征越之战中俘虏了一位越王的族人。吴人将他带回国都，弄残双腿，派他看守吴王的大船。残害了人家，却又把国君的船交给人家警卫，吴国人的警惕性未免太差，他们很快就受到了教训。
正值盛夏天氣，余祭带着随从登船饮酒，醉后就毫无戒备地在船上睡着了。那位苦大仇深的俘虏发现了报仇雪恨的好机会，蹑手蹑脚地接近他身边，解下他的佩刀，狠狠刺了下去。刀锋穿过单薄的衣衫，刺中要害。余祭血流如注，当场身亡。
结下如此大仇，吴越之间就更难和解了，从此成为死敌，长期的血腥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以后的三十来年，吴越两国八次兵戎相见，频率和今天的奥运会差不多。这还只算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没有算小冲突。
公元前537年，楚国牵头的第二次伐吴联军中首度出现了越国部队。
二十七年以后，越国新君允常登位。此时吴国已做好全面攻楚的准备，只担心越国乘虚而人偷袭后方。阖间于是派遣使臣，邀约越国出兵共同伐楚。允常与臣下斟酌再三，决定暂守中立，婉言拒绝了。
阖闾认为自己抓住了攻打越国的理由，立即发令移师南下征越。允常毫不示弱，率师北上迎敌。两军在槁李对阵，展开了吴越争战史上空前的大规模厮杀。吴军大败越军，其后又在越国大肆劫掠。这一战使越方遭受惨重损失，有效地削弱了越国的国力，却也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越国军民心中。
槁李之战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后方的安定。四年后的攻楚之役虽然大获全胜，却不得不在第二年丢下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匆匆忙忙班师回国，比狼狈逃窜好不了多少。之所以如此，固然有秦军强力介入、夫概趁乱僭位等缘故，本国遭受越军侵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平定夫概之乱以后，阖闾下定了决心，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越国。阖闾十九年，允常去世，勾践继位。阖闾认为时机成熟了，下令攻越。不料在混战中负了伤，虽然只被砍掉一根脚趾，却流血不止，当夜就溘然长逝了。
正是杀父之仇驱使夫差与勾践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反而让勾践成了吴王国的掘墓人。
综观这一系列史实，不难明白，吴越交恶的症结是吴国力求扩大对于越国的影响力，越国则力求遏制吴国的崛起。
其实，只要企图扩张，必然影响别国的利益，必然受到别国的抵制。越国不充当吴国的终结者，也会有其他国家扮演这一角色。
争霸本就是高危举动，不具备绝对实力就贸然行动更是取死之道。可以说，跨出这一步以后，终点已经在目力所及之处等着了。
作者简介：管毓鹏，文学创作二级，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独木桥》、长篇传记小说《阿炳》、散文集《锡水苍茫》、长篇报告文学《水鉴一太湖备忘录》（与陆永基合著）、报告文学集《碎石集》。
原载《太湖》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崔家妹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逻辑，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然而，在历史的关节点，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带领吴国快步走向强盛的那位杰出人物便是其第十九代国君寿梦，他采取的一系列强国强兵之策，我们不妨称之为两千六百年前的改革开放。
对于泰伯奔吴、仲雍立国以后的五百多年，人们知之甚少。并非其间的十七位君主全都碌碌无为，不值一提，而是因为当时吴国并没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甚至没有确切的纪年，所有的精彩也就掩埋于岁月的尘埃之中了。
立国之初，句吴与中原地区绝少互通音问。姬发灭商建立周王朝以后，虽然寻访到仲雍的重孙周章，正式册封其为吴国国君，跻身诸侯之列，可是由于吴国远在东南一隅，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仍旧很少。
地处偏远也有好处——中原各国因为群雄争霸，兵连祸结，民不聊生，遭受灭顶之灾的弱小邦国数不胜数，这个翅膀毛还没有干透的蕞尔小国乐得躲在一边，不事声张地让自己的人民繁衍生息。然而，偏僻闭塞也妨碍了不断引进中原先进文化，延缓了句吴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
公元前585年，寿梦继承了父亲去齐的国君之位，与中原地区不相往来的局面随之告终。
年富力强的寿梦进取心十足，痛感自己国家封闭落后，仰慕中原诸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即位不久就北上朝觐周天子，又出访楚、鲁等诸侯国，考察学习的一大重点是礼制音乐。
礼乐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指的是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礼乐对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有严格规定：王室乐队排列于东西南北四面，诸侯乐队排列三面，大夫的排列两面，士的只排列一面;天子的歌舞队六十四人，排成八行，称“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排六行，称“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排四行，称“四佾”;士用四人，排两行，称为“二佾”。乐舞的修养操持被列为贵族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王室和贵族子弟从十三岁就开始学习礼仪乐舞，到二十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目的是通过乐舞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安定。
正因为礼乐制度如此重要，得知诸侯擅用八佾，违犯了礼乐制度时，孔子才会愤怒地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谴责。
和周公的后代鲁成公会见时，寿梦深入地询问了周公制定礼乐的情况。鲁国宫廷内保留着周天子的礼乐，鲁成公命令乐工将先王的礼制音乐一一向他演示，并且为他演唱了夏商周三代的民间歌谣。
中原诸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令寿梦又是钦佩又是羡慕，感慨地说：“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话语中颇有些自惭形秽的意味。
可是，谦卑的态度掩盖的却是不甘人后的雄心。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告诉人们，这个从偏远落后地区出来见世面的土包子小看不得！
吴国的近邻楚国不但疆域辽阔，国势强盛，而且野心勃勃，在诸侯国中率先称王，明目张胆地挑战周天子的王权，全然不顾天下诸侯的反对。
楚国还一个接一个地吞并邻国，前后兼并的国家达到十二个之多。它这样不断扩张，比邻的吴国当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就在寿梦即位之前十六年，楚庄王伐舒以后还曾经“盟吴、越而还”，公然把吴国视为附庸。
在正当盛年的寿梦胸中，屈辱激起的是雪耻的决心，威胁唤醒的是自强的意识。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吴国疆土扩大了、国力增强了，不甘心受人驱使、任人宰割，这丝毫也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寿梦表示自强决心的方式——他在即位的当年也宣布称王，成为第二家称王的诸侯。
人们难免讶异——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这些威名赫赫的霸主全都奉周王为共主，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行事，而没有如此胆大妄为。难道寿梦当真以为，自己的國家已经强大得跟楚国不相上下，可以为所欲为了？强邻压境的当口，难道他不怕引起众怒，树立新的敌人？
其实，寿梦出访中原绝非只为了欣赏宫廷乐舞和流行歌曲。历史学家那样写，恐怕是上了他的当，他肯定已把各国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效忠周王的诚意，谁也没有足以号令天下的实力，彼此之间还在没完没了地明争暗斗，所以不可能出面干涉。既然如此，这个王就是不当白不当，当了也白当。
事实证明，寿梦这一宝押对了，称王并没有招致严重后果。第二年，远在北方的晋国还派一位名叫申公巫臣的使臣来向他致意，游说他联合伐楚。
寿梦未必不明白，晋国是想利用他削弱楚国而自己称霸。可是他既已决心与楚为敌，就也想利用晋国，何况远交近攻正是当时普遍遵循的准则。申公巫臣没有多费口舌便完成了使命。
这位外交使节还充当了军事顾问的角色，向吴军传授车战的战阵和战术。在智力军援的同时又提供军事装备，把带来的三十辆战车留下一半，让吴军用于训练。江南是水网地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作战方式除去步战就是舟战。可是要想在诸侯争霸中夺取话语权，必须把兵力投向长江以北的广袤原野，战车绝不可少。
当时的战车是木制的，配有青铜零部件。不同于汉代以后的马车，车辕不是两根而是居中的一根，不是直的而是弯曲的。每辆车四匹马，中间两匹驾辕，两边两匹拉边套。车上站三名披甲武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在敌我战车交接时用戈或矛格斗，车后配备二十五名至一百名步兵。这样的一套车战单位叫作“一乘”，当时各国的军事实力就以“乘”计算，所以，军事强国叫“千乘之国”，后世的皇帝叫“万乘之尊”。
车战速度快、冲击力强，可是吴军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先进的作战手段，吴国本是“零乘之国”，在晋国援助下才建立起这一新兵种。
寿梦虽然是中原礼乐的“粉丝”，但是也明白，如今已经礼崩乐坏，一切凭实力说话，当务之急是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强国强兵。
乱世图强，尤显人才可贵，开门延揽别国人才以为己用，是各个诸侯国都采用的高招。寿梦于是重用申公巫臣的儿子狐庸，负责训练军队、教授车战的方法。后来还任命狐庸为宰相，把国政交给他处理。 吴国很快建立起一支装备大量战车的强大军队，凭借的是五百多年和平发展积累的国力。军事上迅速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则是吴人的强悍民风。现代江南人以温文尔雅著称，其实，这是“衣冠南渡”以后受历代中原移民影响，逐渐演变的结果。先秦时期的吴人则尚武、轻生、善剑、勇斗，这种文化造就了无数勇猛的战士。
这一年，吴国在晋国支持下向楚国发动战争，进攻依附于楚的巢国和徐国，夺取了州来等地的大片领土。吴军还采用“打了就跑”的运动战术骚扰楚国边境，搞得楚军“一岁七奔命”，狼狈不堪。
到寿梦十年，吴国开始参加中原诸国的会盟，与晋、齐、宋、卫、郑等国会于钟离，取得了与中原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
即位第二十三年，寿梦朝思暮想的日子来到了，吴国出面邀集诸侯会于祖，并且依仗实力利用会盟改变了政治版图——“灭楚之与国，送其地于宋”，通过消灭楚国的附庸削弱其实力。这是一件标志性事件，表明吴国非但登上了争霸的舞台，而且开始扮演主角。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君王，由于得位不正，内怀愧疚，外受舆论压力，为了摆脱污名反而更加奋发有为，终于成为英主。寿梦的孙子阖闾正是其中之一，他夺取王位时手上沾满了堂兄弟们的鲜血。
种下骨肉相残惨祸种子的却是他祖父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是他父亲和叔父的相互礼让，是他们对开国之君泰伯、仲雍的高风亮节的追慕和效仿。
吴王寿梦共有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四个儿子——也有说是五个的，多出来的一个身上并没有故事，我们就不用管他了——小儿子季札的品德和才能比三个哥哥更胜一筹。考虑到国家需要贤明的君主，寿梦打算立他为王储。可是季札不肯接受，劝说父亲不能破坏历来遵循的嫡长子继承制。
寿梦就向长子诸樊透露自己的意愿。诸樊赞同他的想法，说，就是因为周太王没有传位给长子而传给更为贤明的幼子，周国才得以兴盛，最终建立了周王朝，为了国家兴旺，自己甘愿让贤。
寿梦有几分自知之明，明白自己一家人学不了先王往圣，只嘱咐诸樊即位以后效法前代也曾实行的兄终弟及制度，传位给季札。
寿梦去世后诸樊继位，刚料理罢丧事就要让位给季札。季札认为，即使是父王的意志也不能改变国家的制度，拒而不就。三位兄长坚持要季札继位，季札干脆离开都城到舜柯山种田去了。
在位第十三年，诸樊率军攻楚，中箭伤重身亡。临终前关照二弟余祭遵从父王的遗愿，依照兄弟的顺序继承王位，最终传位给季札。
余祭即位以后，把延陵也就是今天的常州给季札作为封地，所以，后人又把季札叫作延陵季子。
余祭当了十七年王，被刺身亡以后余昧继位。
四年后余昧也去世了，国人又请季札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季札还是坚拒，逃回延陵不再过问朝政。当时朝中掌权的臣僚大多是余味任用的，当然效忠于余昧，他们没有请诸樊的儿子继位，而是拥立余昧的儿子州于为王。州于又名僚，史称吴王僚。
因为早先泰伯也曾经三次辞让王位，所以，史学家把季札三次让王称作“后三让”，评价极高。
季札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史籍记载的多件事例证明他具有过人的才华、广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艺术修养。
可是，当时吴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面临复杂局面，正值用人之际，他却不愿意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违背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
他的一再谦让还打乱了王位继承法则，使得吴国的王位继承既不完全符合父子相传的制度，也不完全符合兄终弟及的传统，最终导致公子光与吴王僚因为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这显然是一心一意要实现个人道德完美的季札始料未及的。
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州于继位令他很不服气。他认为，既然实行了兄终弟及的制度，就应该由长房长子也就是他来继承王位。因此，他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推翻吳王僚，夺回他按照嫡长子继位的惯例应得的权力。
为了延揽英才帮助夺位，他让名叫被离的懂相术的市吏替他察访能人异士。被离发现了从楚国逃亡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后来又推荐了专诸。
吴王僚十三年四月，乘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俑领兵征楚之际，公子光指使专诸刺杀了吴王僚，他自己则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间。
阖闾杀的不光是吴王僚一个，吴王僚的手下被全部杀光。
事后，为了斩草除根，又派要离刺杀了逃亡在邻国的吴王僚的儿子，勇力过人的庆忌，以防他请求诸侯出兵相助，回国讨伐。
事发时，盖余、烛俑率领的大军正被楚军包围，无法回国。得知国内发生惨变，他们在绝望之中索性带兵投降了敌国，被楚王安置在舒。后来，阖闾又派孙武将兵伐楚，攻陷了舒，杀掉了这两位堂弟。
阖闾的所作所为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日后他弟弟夫概乘他征楚在外僭号称王，不能说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对于阖闾的统治国人不心服、诸侯不看好，这就迫使他必须及早采取措施，以安邦定国，富民强兵。
阖间登基后授予伍子胥“行人”的官职，让他“与谋国政”，负责外交和内政。这绝不仅仅是论功行赏，绝不仅仅是对于他帮助自己夺取政权的酬庸，主要还是因为在交往中已经认识了伍子胥多方面的才能。
阖闾与伍子胥商讨富国强兵之策。伍子胥说，吴国没有像样的城池，缺乏正规的军事力量，粮食储备也不够充足，所以当务之急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元末朱元璋起兵时，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恐怕并非原创，而是脱胎于此。
得到阖闾首肯，伍子胥监工督造，在现今锡、常交界处的太湖边建造了一座城池，史称阖闾城，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这座城“周十里，陵门三”，东面不开城门，因为东南方的越国已经成为敌国。遗址现今还在。为了解决阖间城的供水问题，又开掘运河引太湖水人城，名为闾江。伍子胥亲自带兵在此驻扎，进行训练。
几乎同时还在姑苏建造了大阖闾城，并且把国都从梅里搬迁到那里。这一说法受到一些考古工作者质疑，他们认为大城小城都在现今的阖闾城遗址处。孰是孰非，这里就不做辨析了。 受到阖闾重用的还有另一位客卿孙武。孙武是齐国人，是因为避乱从齐国投奔吴国的。伍子胥将他推荐给阖闾，阖闾读了他的《兵法十三篇》，又观看了他的实地操练，得知他确实具有非凡的才具，便任命他为上将军，委以统军的重任。
阖闾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并且注重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酌情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本人则厉行节约，“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国库因此逐渐充盈。
为了缩短与中原各国之间的差距，阖闾还积极提倡引进先进文化，借鉴中原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大胆改革。
这一切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吴国的发展令中原诸侯刮目相看，国家地位日益提高。
另一方面，吴国则在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阖间责成伍子胥、孙武等人负责“选练士、习战斗”，经过伍子胥和孙武的整编、训练，吴军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因为地处水乡泽国，水军的作用仍然受到重视，建造了一批战船，并在太湖的夫椒山操练水师;在重金罗致下，干将、莫邪等能工巧匠前来投奔，铸造了大量精良兵器，吴军装备的“扁诸之剑”成为驰名当世的利器。
伴随着国力的蒸蒸日上，阖闾的野心愈益膨胀。可是，要想争霸中原，身旁强大的楚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何况这个邻居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不怀好意，双方屡次发生战争;何况它还收留了吴王僚的弟弟盖余和烛俑，对阖闾本人的执政地位乃至生命形成潜在的威胁。于是，在长期的吴楚对抗中，吴国从骚扰性偷袭转而采取战略攻势。
这时恰好发生了楚国围蔡的战事，蔡国向晉国求援，晋召集诸侯会盟商量救蔡，却乘机向蔡国敲诈勒索，蔡国不愿屈从，会盟因而失败，晋国的威望一落千丈。走投无路的蔡国转而求救于本就与楚国战事不断的吴国，阖闾正在寻找攻楚的契机和借口，双方一拍即合，吴国便派遣使臣与蔡、唐两国结盟，联合伐楚。
阖闾九年，即公元前506年，太湖之滨集结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攻楚之战筹备就绪了。吴军主力部队有三万人，在阖闾亲自率领下渡过长江，疾进千里，进驻淮河流域。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经过了孙武和伍子胥的长期调教，十分精锐，三千五百人的前锋尤其骁勇善战。
十月，萧瑟的秋风席卷江淮大地，飘落的黄叶预示着众多生命即将凋零，一场大战在汉水之滨大别山、小别山之间展开。
楚军在柏举摆下战阵，以四倍的人数优势与远道而来的吴军对峙。吴国将士虽然人数少，并没有丝毫畏缩。阖闾的弟弟夫概首先请战，没有得到允许，便不听号令擅自出击，大败。楚军却也乱了阵势，吴军乘乱进攻，杀得楚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败退的楚军未及渡过汉水，奔袭的吴军又已赶到，趁他们在雍滞用餐时掩杀过去，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
吴军追杀千里，五战五捷。这就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柏举之战。
阖闾乘胜挥师，直扑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吴军轻易地占领了楚国都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楚王的嫔妃和大臣的妻妾都沦为吴国君臣的战利品。
在吴军声威的震慑下，中原诸侯都没有出兵援楚，最后还是申包胥从遥远的秦国求来了救兵。两千多年以后的近现代，《申包胥哭秦庭》这出戏还在舞台上久演不衰，可见他完成使命的过程多么曲折艰难。
前方将士高歌猛进，后院却起了火。早已投靠楚国的越国见吴军主力远征在外，便乘机发兵，侵扰吴国的后方。更令阖闾措手不及的是，他的弟弟夫概居然乘乱潜回国内，僭号称王。
腹背受敌，内外交困，阖闾只得下令撤出郢都，回师平乱。
虽然没有能够彻底灭楚，也未能长期占领郢都，但吴国已经国威大振。按照《吕氏春秋》的记述，阖闾治下的吴国“东征至于庳卢，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鲁，令行中国”，俨然是不可一世的霸主。
夫差是吴国最后一位国君，可是他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之君，不仅早年间武功赫赫，很有一番作为，直到国破身亡之前几年还着实风光了一阵，给吴国的历史添上了最后一抹辉煌。
他是肩负着为父报仇的重任即位的，所以，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兵攻越。
在夫椒，即现今的无锡马山——也有人说是洞庭西山或绍兴以北，作为无锡人，我决定不理睬他们——吴越两国部队进行了决战。吴军大获全胜，并且乘胜追击，深入越国境内。
越王勾践率领的五千名残兵败将被团团围困在会稽山上，不得不派遣大夫文种向吴王求和。
夫差同意媾和，不过却迫使越方接受了异常苛刻的条件——勾践夫妇和他的主要谋臣范蠡被押解到吴国当人质，像奴仆一样侍奉夫差，国政只能暂时委托文种料理。
这次胜利是夫差毕生的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绝不是唯一成就。
夫差三年，吴军攻人蔡国，迁蔡于州来。
夫差八年，吴王胁迫鲁哀公在曾地举行会盟。次年又兴兵伐鲁，直至泗上，迫使鲁国订立城下之盟。
夫差十年，开凿邗沟。邗沟和伯渎、闾江一样，都是我国最早的运河，规模却要大得多。当时吴王为了称霸中原，准备对传统强国齐、晋用兵。于是在今天的扬州市附近修筑了邗城，同时开掘邗沟引江水北上流人淮河，以沟通江淮。
夫差十一年，夫差亲自率师北上，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同时派大夫徐承率领水军从海上攻齐。结果虽然失败了，却并没有罢休。第二年，闻知齐军征鲁，夫差又带领吴军与鲁师会合以讨伐齐国，于艾陵大败齐师。这一战役史称“艾陵之战”。
夫差十三年，在吴王夫差主导下，吴、鲁、卫三国国君于郧地举行了会盟。
夫差十四年，夫差又一次率师北上，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守国。在艾陵之上再次击败齐军以后，吴国远征部队便掉头向西，直压晋国边境，与晋定公争当诸侯盟主。
《吴越春秋》对这支吴军的威武阵容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文笔形象而优美。但是我们忍痛割爱，不予引用。毕竟，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欣赏的。 强大的武力迫使已经习惯了称霸的晋国不得不让步，同意由吴君主盟。“二国君臣并在，吴王称公前，晋侯次之，群臣毕盟。”将昔日的霸主压在身下，这是何等的威风！
黄池之会以后，夫差又作出外交姿态，派遣王孙骆向周天子“告劳”。周王室早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见到当世之雄吴国派来使者，周王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口口声声以伯父称呼夫差，恭维备至，并且“赐弓弩王阼，以增号谥”。这在当时算是了不得的殊荣。
经过寿梦、阖闾、夫差三代君主的不断开疆拓土，鼎盛期的吴国北至山东枣庄、西至河南鸡父、南至江西写干，地域面积接近勾吴国创立时的二十倍。
三
吴国和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后到达了命运的顶峰，此后便迅速滑落，直至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当夫差在黄池志得意满之际，越王勾践的四万大军已经偃旗息鼓出发了。他一面派范蠡和泄庸领兵截断吴军后路，一面亲自率六千亲兵直扑吴国都城。一战告捷，俘虏并且杀掉了留守的太子友，攻破了吴都，焚毁了姑胥台，掠走了吴国的大船。
夫差无力挽回局面，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昔日奴才一样伺候自己的勾践求和。胜利者和失败者刹那间互换了位置。
四年后，越王再次伐吴，在笠泽的战事中吴师再次败北。
又过了两年，吴越战于槁李，吴军又一次大败，死者不可胜数。
再过三年，在勾践最后一次征吴之战中，双方分出了最终的胜负。夫差兵败自杀，吴国灭亡。
从辉煌到灭亡，不到十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速度实在太快，所以，人们认为其中必有特殊原因：有的归因于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有的归因于文种的破吴灭敌九术和范蠡、西施的美人计，有的归咎于夫差的好色、轻信和伯豁的奸佞……
这些因素即便发挥了作用，也属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短时段因素，应该还有更深层的根本原因。一些事件固然可以使历史的发展过程更为曲折，却改变不了历史的总体走向。
回头审视从寿梦图强开始的吴国崛起百年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沟沟坎坎的上坡路上早已洒落了失败的种子。
尚武、轻生、善剑、勇斗的吴国文化，培养出大批勇敢战士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蔑视生命的风气。
专诸受公子光请托刺杀吴王僚时，倾尽全力刺中吴王僚心窝，鱼肠剑穿透层层铁甲，从背后露出剑尖。卫士们立即一拥而上，剑戟齐下。专诸全神贯注于完成使命，并不分心格挡，吴王僚当场倒地身亡，他也被乱刃分尸。
专诸并非不问是非曲直的职业杀手，也不是没有头脑的亡命之徒。得知公子光的图谋，他曾经质疑行动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确信吴王僚的国君之位得自非分，公子光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他方才应允出力。参与其中后，他又建议，应该先了解王吴僚的喜好，投其所好，成功才有把握。听说吴王僚爱吃烤鱼，他还特地用三个月时间学习烹调方法。可以说，他的思虑非常周全，唯独不曾考虑如何在行动中保全自己。
专诸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要离却将亲人的生命视若草芥。他为吴王阖闾刺杀庆忌，为了用苦肉计骗取庆忌的信任，接近对方伺机下手，不但要求砍掉自己的右手，竟然还要求杀掉了自己的妻和子，并且“焚之于市”。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今天的我们不能不加以唾弃！
另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发生在“黄池之会”前——重兵压境之际，晋国派董褐去见吴王夫差，以打探虚实，“董褐将还，王称左畸，曰：‘摄少司马兹与王士五人，坐于客前。’乃皆进，自刭于客前以酬客。”
“酬客”竟然用人头，而且一下子就用六颗，而且采用自刭的方式！董褐肯定受到了巨大震慑。正是由于董褐竭力劝说，晋定公才接受了夫差提出的条件。
砍下别人无法再生的头颅，当作筹码进行讨价还价，实在过于野蛮残忍！
不过，吴国君主虽然任意挥霍别人的头颅，对于自己的头颅也并不十分珍惜。每逢战阵，他们往往亲自领军作战，而且他们发动的战事又十分频仍。从寿梦伤重殒命算起，诸樊在攻楚时中箭阵亡，余祭被越国战俘刺杀身死，阖闾征越负伤流血不止而丧生，夫差则是兵败自杀的。也就是说，因为连年征战，百年内七位吴国国君中的五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连亡国之君夫差也没有如人们传说的那样躺在西施温柔的怀抱里不问朝政。事实正相反，他多次亲自统领大军，频频发动对外战争，把吴国的领土和影响力扩张到了顶峰。越王勾践进行“珍珠港式偷袭”攻破吴国首都时，夫差还在几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上耀武扬威呢！
强兵备战固然是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必须，穷兵黩武却导致战祸不断，生灵涂炭，极大地消耗了国力。根基被掏空以后，吴国这一庞然大物的轰然倒塌就是迟早的事了。
古今都有论者认为，将本应并肩抗楚的越国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吴国外交犯下的战略性错误。那么，是吴国君臣蓄意树越国为敌吗？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巴不得让越国跟在自己的战车后面一起反楚。然而他们的做法却像北风劲吹，企图脱掉路人御寒的衣物，反而迫使路人把衣服裹得更紧。
按照古人的说法，“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可算兄弟邻邦。可是兄弟邻邦能不能友好下去，也要受制于主客观条件。
寿梦称王以后，吴国的强盛不仅遏制了楚国，也令所有的诸侯国受到震动，同处于“长三角”的越国感受到的压力尤为巨大。就像寿梦反感强楚的威胁和霸凌一样，长江下游新形成的“吴大越小”格局并不受越国欢迎——谁能保证这个强大邻邦不会欺凌自己甚至并吞自己呢？吴楚交恶的局面把选边站的机会放在面前时，越国渐渐疏远他们心目中的潜在威胁吴国是不难理解的。
寿梦偏偏不能谅解。想要把背离的小兄弟拉回自己这個老大哥身边，他命令部队在边境地区显示肌肉，作为警告。不出所料，越国果然畏惧了，签盟约允诺定期献纳贡物，以示臣服。然而表面的服从掩盖着的却是越来越深的裂痕，暗怀怨愤的越国反而进一步向楚国靠拢。
余祭登上王位后吴越关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要求越国出兵帮助伐楚，越王巴不得吴国吃败仗，没有助楚攻吴只是因为不敢，助吴伐楚当然不愿意。余祭于是发兵惩罚越国“不从伐楚”的“过错”。寿梦父子的笨拙做法就这样越来越深地将越国推进楚国的怀抱。 征越之战中俘虏了一位越王的族人。吴人将他带回国都，弄残双腿，派他看守吴王的大船。残害了人家，却又把国君的船交给人家警卫，吴国人的警惕性未免太差，他们很快就受到了教训。
正值盛夏天氣，余祭带着随从登船饮酒，醉后就毫无戒备地在船上睡着了。那位苦大仇深的俘虏发现了报仇雪恨的好机会，蹑手蹑脚地接近他身边，解下他的佩刀，狠狠刺了下去。刀锋穿过单薄的衣衫，刺中要害。余祭血流如注，当场身亡。
结下如此大仇，吴越之间就更难和解了，从此成为死敌，长期的血腥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以后的三十来年，吴越两国八次兵戎相见，频率和今天的奥运会差不多。这还只算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没有算小冲突。
公元前537年，楚国牵头的第二次伐吴联军中首度出现了越国部队。
二十七年以后，越国新君允常登位。此时吴国已做好全面攻楚的准备，只担心越国乘虚而人偷袭后方。阖间于是派遣使臣，邀约越国出兵共同伐楚。允常与臣下斟酌再三，决定暂守中立，婉言拒绝了。
阖闾认为自己抓住了攻打越国的理由，立即发令移师南下征越。允常毫不示弱，率师北上迎敌。两军在槁李对阵，展开了吴越争战史上空前的大规模厮杀。吴军大败越军，其后又在越国大肆劫掠。这一战使越方遭受惨重损失，有效地削弱了越国的国力，却也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越国军民心中。
槁李之战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后方的安定。四年后的攻楚之役虽然大获全胜，却不得不在第二年丢下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匆匆忙忙班师回国，比狼狈逃窜好不了多少。之所以如此，固然有秦军强力介入、夫概趁乱僭位等缘故，本国遭受越军侵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平定夫概之乱以后，阖闾下定了决心，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越国。阖闾十九年，允常去世，勾践继位。阖闾认为时机成熟了，下令攻越。不料在混战中负了伤，虽然只被砍掉一根脚趾，却流血不止，当夜就溘然长逝了。
正是杀父之仇驱使夫差与勾践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最后反而让勾践成了吴王国的掘墓人。
综观这一系列史实，不难明白，吴越交恶的症结是吴国力求扩大对于越国的影响力，越国则力求遏制吴国的崛起。
其实，只要企图扩张，必然影响别国的利益，必然受到别国的抵制。越国不充当吴国的终结者，也会有其他国家扮演这一角色。
争霸本就是高危举动，不具备绝对实力就贸然行动更是取死之道。可以说，跨出这一步以后，终点已经在目力所及之处等着了。
作者简介：管毓鹏，文学创作二级，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独木桥》、长篇传记小说《阿炳》、散文集《锡水苍茫》、长篇报告文学《水鉴一太湖备忘录》（与陆永基合著）、报告文学集《碎石集》。
原载《太湖》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崔家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