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实在是应该叫做下里巴人手记，因为我写不出阳春白雪一类高雅的作品，只能捅咕点又土又俗的小玩意。又由于我出生在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叫达里巴的小地方，写的就是那疙瘩的人和事，索性就由“下”至“达”，叫成了达里巴人手记。
——题记
长鞭一甩
难怪我这个人没大出息，小时候就爱捅咕个车呀马呀的，光鞭子就有好几杆。儿时，我的志向就是当个生产队里赶车的“大老板子”。
渐渐大了一些，小屯里要是来了辆绿色的“大解放”或者来了台红色的“热特”，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围着从前看到后，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再看看穿着飘散着汽油香味的工作服，戴着前进帽的师傅，志向也跟着偷偷大了点儿——要是能当个开车的司机师傅该多“牛”哇。可母亲说我干啥都毛手毛脚的，一不能学大夫，二不能当司机。这不，大志向刚要萌芽儿就遇到了“暴风雪”。从此，不敢再做司机的梦了。
后来在达里巴中学读书时，国家要招一批航校学员，我的大一些的志向不但在地上死灰复燃，竟然还升起了一缕白烟——远看，这烟就像飞机拉成的长线儿一样。没想到在前郭县医院体检，第一关我就因为鼻炎被刷下来了。从此，我的志向只好在地面上，跟着牛马屁股后面的车轱辘打转转。
我爱捅咕个车马，主要原因是我大舅那时在生产队当车老板。
记得大舅开始赶的是老牛车，车轮是木制的，从轴心向四周呈辐射状的那种，一走起来嘎吱嘎吱直响。虽说这老牛破车疙瘩套走起来慢些，坐在上面感觉也不错。后来生产队拴了挂马车，胶轮的，大舅也鸟枪换炮，当上五个车老板中最末的一把。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也就四五挂马车，农忙时拉庄稼送粪，农闲时走南闯北地“拉脚”（搞副业：运输），可以说那时的车老板儿在生产队绝对是让人高看一眼的。
记得大舅冬天穿的是鞋脸抽成褶儿的牛皮靰鞡，头戴着一顶黑狗皮帽子，身着明线针脚的大棉袄和前后都能穿的二棉裤，腰上还扎一条黄绑腿。跑远途坐在车上冷了，他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酒壶喝上几口白酒，要是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跳下车来跟在车后面跑上一气儿。
大舅心疼他这挂车上的四匹白马，没事就用铁挠子梳理马的身子。特别是那匹驾辕的骟过的儿马子，笼头上还配有六个铜铃铛。记得这匹白儿马子四五岁被骟时我正好赶上，它的两个睾丸被割下来放在一个白盘子里，兽医问大舅要不要，大舅摇摇头。后来听说让几个兽医下酒了。后来大舅牵着白儿马子离开了兽医站，马尾巴就用红布条绑起来了。怕马受风感染，大舅就在屯子里遛着，让它也算是休了几天病假。大舅这挂车的里套是匹骒马，车走到哪儿，它生的小马驹就跟到哪儿，车停了，小马驹总要趁机会吃上几口奶。每当小马驹吃奶时，大舅都要等一小会儿。看来这母亲当的也不易，没能好好休上一段产假就顶班了。好在大舅从来不用鞭子抽它，它拉套也从不偷懒儿。传套是一匹老骒马，原来在二老板苏驴子那挂车上了。这苏驴子心狠手也狠，不到一年功夫，他车上的四匹马的眼睛让他抽瞎五只。这匹双眼瞎后来让大舅要过来当了中间的传套，两面用绳子连着里和外套，配合得也很好。再说这苏驴子，没过一年，他车上的里套和外套的眼睛又让他各抽瞎一只。也许是报应，当年他去县城赶车睡着了，一头栽下来垫了车胶子。大舅这挂车的外套也是一匹儿马子，与辕马比起来多了几份野性，好尥蹶子不说，还好踅。记得有一年它在地里拉木头磙子压垅台儿，谁知“拥护”啥它受惊竟踅了，穿着横垅地一顿猛跑，把磙子一头的绳子都挣断了，最后跑到树带边上，被树桩刮住才消停了。后来经过大舅的调教，虽说它有时候还扑扑楞楞的，但总算不惊不乍知道拉套用劲儿了。
大舅车上的四匹马他都啥不得抽打一下，因此他也从不轻易地把鞭子交给别人。一次生产队从西甸子往回拉秋板儿（秋天割后捆好的烧柴），配给他跟车的非要赶一会儿，谁想到遇到一处洼地车没走老辙就陷住了。眼看着马已使出了原劲儿，他还在猛抽这四匹马，大舅上前抢过鞭子就扔在一边，然后上车就开始卸柴禾。
还有一次，那匹外套儿马子的马鬃在马圈被我的一个伙伴偷着割下几撮子，大舅发现马鬃被割得豁牙露齿的就和喂马的老更倌吵起来了。几天后他看我踢的毛毽子就问这白马鬃是从哪儿来的。我说这毛毽子是借同学的，谁知是哪儿来的。他还问是哪个同学的，我就撒谎说是屯西头老宝子的。他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儿，再没问下去，从此，不让我再靠近他的车马了。
没想到转年他生病，生产队就不让他赶车了。更没想到又一个转年，他就搬到松花江东岸扶余县的八家子屯了。
也许正是靠大舅这层关系，我接触车马才多一些，也知道几句术语。比如：驾——是往前走，吁——是停，捎——是往后退，吁吁——是向里拐，哦哦——是向外拐。要是套绊住了马腿，得用鞭杆先压低了套再喊：呔——马就把腿抬起来进到套里了。
后来，我再没有机会接触生产队的车马，就开始练习骑自行车。再后来不骑自行车了，又开始坐起了别人给开的汽车。
如今看到来郭尔罗斯草原上游玩的客人把赶赶马车牛车当成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忽然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一部电影《青松岭》和一部农民诗人写的诗集《车老板儿的歌》。我这个爱好写诗的当年要是当成车老板儿该多好，遗憾的是这些年让我给整拧了——也许，要是先当个车老板儿，没准也能像那位长岭县的乡兄成为一名乡土诗人。
——那么就让我从现在开始吧，首先唱起电影《青松岭》里的一段插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
船底木命
老婆说，她和我都是船底木命。
我问好吗？她说在船底，从位置上看挺重要的，可就是老在水下，见不着天日。
我虽没想要桅杆那样风光的命，就是船桨命船帮命也会让我知足的，可咋能整到船底下去呢？老婆看我情绪有些低落，就说船底木经水浸过，抗烂；再说了，船底下可都是好木头哇。我看了看老婆，大有同“命”相怜的感觉。 也许是潜意识之中就不甘心做什么船底木吧，为了能掌握自己的运命重新塑造一下自我，听从生活的安排我曾在中学时代学过木工。没想到，安排我学木工的学校竟叫木头中学，那意味着在这可劲儿练吧，没准能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八级木匠。现在想一想，这安排多么巧合，多么有意思。
那是1976年的初秋，新学期开学没几天，我不愿在达里巴中学开办的财会和兽医两个专业班学习，就转学来到了离达里巴屯十二里远的木头中学。木头中学高中部没有开办专业班，只设一个木工组，每个班级仅抽几个学生前去学习。我来到木头中学后，上午在八年二班上课，下午到学校的木工组学木工；其他学员都是“全脱学”的，只有我是“半脱学”。
木头站是长春至白城铁路的中间站，那里到白城与到长春的火车票价相同。现在那里又叫成蒙古名字毛都站镇了。听作家苏赫巴鲁先生说，在木头站北面有个小屯叫木头西北（蒙古名毛都西伯，汉译为木头围栏），立屯时家家小院都用木桩围成，由此得名。后来修铁路在这一带建个小站，就就近叫成了木头站。可见过去这一带一定是个树木很多的地方。
我初到木头中学木工组就学拉大锯。那时正是天要冷学生要住宿的时候，我们十来个学员全力以赴“破”木板。记得我们两个人一组在屋内的一个柱脚上把木头方子贴着立住，再上下卡稳，便开始一上一下地沿着墨斗打成的黑线锯着。我是新手，只能拉下锯，上锯要由有经验的学员把握着方向别拉偏了，常常是大锯拉上十下八下，也不见往下“走道”。屋外门口堆成小山似的木头垛上，都是些硬杂木方子。就是在这些青干柳和色木方子面前，我在下面像迎着撒出的尿一样，任由锯沫子滋着。一般情况下总要来回拉上十来分钟，才能锯下一块两公分厚一米多长的板子。那时累了就唱，连我自己也不知是啥词，师兄弟们问咋听不懂呢？我说是蒙古语，他们都信以为真。那时是唱忘记了累，直到一个多月才顺过架来。
没想到，我还没能用锛刨斧锯彻底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就抄起笔杆子，随着全国揭竿而起的高考大军冲向了高考的战场。后来就再没有机会亲自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了。
现在想一想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当编辑，都是在为别人做着“人梯”、“嫁衣”的幕后工作，这和船底木有何区别？没了锛刨斧锯，又当兵不成，为了改变一下船底木命，只好业余时间端着笔杆向报刊杂志打打游击，侵占一点儿四面八方珍贵的版面，当一当自治的国王，风光一下。
我本是个“大老粗”出身，血液中缺少那种高贵的天资和灵性，按理说老老实实当个乡村木匠，“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辈子多好。可是自从错端了笔杆后，就发现这笔尖老是像刀尖一样暗含杀机，总想力透纸背，这也正暗合了我这个草莽之人好占山为王的“铁血”习性。令我高兴的是，有很多贵人给我提供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让我的“船底木”在这里发出了新芽，见着了阳光。
诗人芦萍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师。记得在达里巴中学教书时，见到了一本白城地区文联主编的《绿野》杂志，上面的“作家笔名探源”栏目介绍的就是该刊的顾问芦萍。当时芦萍先生在吉林省作家协会工作，看到了丁国成写的那篇介绍文章后，我马上产生了想给芦萍先生写封信的念头。信邮走后，没想到不过十天就接到了芦萍先生的回信。这之后，先生对我这个“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作者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使得我的处女作《河边》和多首习作刊发在他主编的《诗人》杂志上。
这之后，还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诗人作家编辑记者向我伸出过友爱之手，帮助我扩展着“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的年轮。
今天，我这块船底木随着“松原作家采风团”的风，从松花江漂到嫩江，再经大泊口吹进了库里泡。在这方拍摄过电影《甲午风云》的水域，我没有找到当年被日本人炸碎的船底木，却仿佛看到了莽古斯、寨桑、孝庄、皇太极等众多的历史人物，正从岸边这片达尔罕北陵景区的漫岗上走来。我赶紧揉了揉有些散光的眼睛，再看看又什么都不见了，于是又随风吹进了查干湖，再经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漂回到松花江畔。
没想到我这块船底木绕了一圈刚回到起点，就收到了年近八旬的芦萍老师寄来的两部新著。手捧老师的作品集，感念老师的恩德，觉得今天采风绕的这个圈，应是老师给我这块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扩展出的最新最大的一圈年轮。
小杂鱼儿
在吉林查干湖，能够上点档次的餐桌上，压轴菜常常是用三个条形的盘子连起来才能装得下的大胖头鱼。这鱼，少说也得有十多斤。这道菜端上来，主人要把鱼嘴儿和鱼眼睛用小勺挖下来，放在客人的盘子里，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然后再用勺子将鱼肚子部位的肉，挖下一块放在客人的盘子里，让客人品尝。客人品尝后都会发自内心地赞不绝口，说查干湖的鱼肉不“面”不“柴”有“咬头”，味道鲜美，过“口”不忘。这道菜据说要卖到一千二百元，和郭尔罗斯烤全羊一样，是这块土地上拿得出手的顶级菜。
没想到，今年查干湖又推出了一道能让人目瞪口呆、过口不忘的菜：炸鱼鳞。
我的家乡达里巴屯在前郭灌区，不刮鳞的小鱼儿过去没少吃，可吃指甲大小炸成小卷的鱼鳞还是头一次。
在查干湖我了解到：水表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下部，水底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上部，在水的中部生活的鱼，眼睛就长在头的中部了。在前郭灌区，从松花江畔的哈达山引向查干湖的草原运河，有五十多米宽，近两米深。这条草原运河就经过达里巴屯子西面的草甸子，距小屯有七八里远。小时候，我常来到这条河边用旋网打鱼。特别是在太阳要落山时，能看清静静的水面下一群一群的小鱼上下游动。这种鱼叫小麦穗儿，是说这鱼长不大，细细的，顶多长有麦穗子那么长。还有一种鱼在水面下游过来，水面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尖形的不断扩散的“航线”。这种鱼叫船钉子，出水就死。船钉子也是比喻这种鱼的形状。这两种在水面生长的鱼，肚子里没啥东西。都不用剖，鳞也不用刮，用水“投”两遍就倒进锅里，放点儿酱和红辣椒，再切点儿土豆条放进去，煮一个“开儿”，下饭的小鱼酱就好了。那时没有观察过生活在水表层的小鱼眼睛的位置，只记得把鱼鳞都吃了，挺好吃的。可我的家乡野生的“小鲫瓜子”，必须刮鳞剖肚，挤出肠子和胆。有些头和尾几乎靠在一起的小鲫瓜子，常常就被忽略当了鱼“下水”扔了。我的家乡西面靠近草原运河的大苇塘里，出产一种老头鱼。这种长得憨憨的鱼最大的不过半尺长，鳞很细小，不刮鳞也可以，但必须得揪下脑袋，清除肚子里的脏物。有人说这种鱼的脑袋里有虫子，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没人吃。我总觉得老头鱼像垃圾鱼，肉质发“面”，得多放些辣椒土腥味才少了点儿。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儿：吃地上跑的（四条腿的），不如吃天上飞的（两条腿的）；吃天上飞的，不如吃水里游的（没腿的）；吃水中大的（鱼），不如吃水中小的（鱼）。原因是小鱼儿小虾儿身上有很多活性物质，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回想过去大鱼大肉难得一见，只能吃点小鱼儿小虾儿解解馋，没想到还歪打正着了。
达里巴屯四周的水田里，引渠泄渠纵横交错。夏秋之际，很多泄水渠里，都能看到带草皮子的大块土坷垃叠成的拦水梁子，梁子中间只留一处漏水口。在漏水的小口处，埋伏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须笼，鳄鱼似的趴在水面下，张着大嘴儿。须笼的嘴儿都朝着迎水流的一面，像个大喇叭越往脖儿的地方越细，最后这些渐密的一顺儿的柳条伸进了连接着的须笼肚子里，形成倒须儿，鱼游进去，出来就难了。在须笼的尾部，用草紧紧地塞住。须笼上面压着土，弄得很严实，以防被水流冲走。人们每天都要起一两次须笼，把尾部的草拽出来，将里面的鱼倒在卧在水边的鱼篓儿里。有时少则几斤，多则十几斤，大多是些麦穗儿、白票子、鲫瓜子、船钉子、小泥鳅、小虾、水鳖及一些还没长到一寸长的小鱼浆子。
达里巴四周的水田里，还出产一种不带鳞的鱼：泥鳅。俗称“泥喽勾子”。小时候我不敢吃这种像虫子的鱼，只是觉得挺好玩儿的，就用瓶子养几条摆在了窗台上。上世纪70年代，达里巴开始大规模开发水田，没想到泥鳅开始“泛滥”了——夏秋之际，在稻田地的引渠和泄渠边上，只要发现有小洞，用手抠下去，准会抠出一两条泥鳅来。泥鳅有水中小人参的美称，营养价值高，难怪现在城中有的餐馆就叫“大泥鳅”。我由原来不敢吃，到吃了吐刺儿，再到吃了不吐刺儿。这种变化，是否含有几分“爱”家乡的成分，我还一时说不清，不过我是真的接纳了这种鱼，美味不可多贪，吃上个五条八条的就打住。吃泥鳅，最好与豆腐一起炖。先把两块儿豆腐打上几刀和泥鳅一同放进锅里，然后盖上锅盖点火。几分钟的扑腾过后，泥鳅都钻进豆腐里打挺儿了。这时再开锅加汤加上各种佐料，用文火炖上半个点儿就可出锅。
我的家乡达里巴，被誉为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的鱼米之乡，可是达里巴没有查干湖那样十多斤的大鱼，就是顶住斤的也很少见。这样，来了客人就很让我犯难。现在招待客人时，得把大鱼头对着客人，以示尊重。提酒前，也要把大鱼的眼睛和嘴唇儿挟给客人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我的家乡只有小杂鱼儿，在这个季节，只能凑上四个菜：一大碗带鳞的麦穗儿船钉子老头鱼外加点小虾米土豆条红辣椒打成的小鱼酱，一大碗大豆腐炖泥鳅，一大碗腌了一个多月的咸鸭蛋咸鹅蛋，一盆儿自家园子长出的小水葱儿、小白菜儿、香菜、臭菜和旱黄瓜。我家里还存有几瓶“郭二”和“郭八”，若是天南地北的朋友不见外，我在家乡泥草房里的火炕上，摆上八仙桌儿，随时恭候大家的光临。
闲话额莫勒
在长（春）白（城）公路上，从前郭县城往北走十五里，有个蓝底白字的指示牌，上面写着：额莫勒。
额莫勒，就是牌子后面村庄的名字。
这个村庄距达里巴屯四公里，在达里巴的南面。两个村庄之间有一条日伪时期修的东西走向的引水渠，西端连接着从松花江畔哈达山下引过来的前郭灌区的“二引干”。我们当地人将横在两个村庄之间的引水渠叫四里河，就是说这条引水渠距两个村庄都是四里远。
这个村庄过去叫二莫，上世纪90年代初才恢复了标准蒙古语叫法：额莫勒。在郭尔罗斯草原，很多村落都是蒙古名字，额莫勒汉译过来是“马鞍子”的意思。为啥叫这么个名字？原来在额莫勒北一公里处，有个小山包，山上呈马鞍子形，中间有个洼兜。村庄因这个小山包而得名。
跨入新世纪后，我在一部史料上得知，额莫勒北面的小山包，是一处辽金时期的古村落遗址，后来人们南迁到现在的地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小山包，我儿时来过多次，一点儿也没嗅到人间的烟火味。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叫二莫后山的这一带产小根蒜，我和伙伴们多次来到这里挖过。当时有一首民谣：“小根蒜，大脑瓜，有人吃，没人挖。”是说这种野菜不是很多，得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没想到我当年就是找小根蒜，才走上了这个小山包。
那时二莫后山一带总让我联想到死亡和恐怖。我记得山的北坡下面有一条近百米长几十米宽的涝洼地，里面长满了高高的水稗草。往东，还有几个两三米深方圆三四十米的大沙坑。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达里巴屯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养的一头四五百斤的肥猪丢了，我和同学们来到这里找过。猪没找到，但在坑里看到了沙土中裸露的根根白骨和一匹小红马被吃剩一半的尸体。再往东，越过十几里荒无人烟的沙丘和沼泽地就是松花江了。这个小山包也就二三十米高，山上有一条三十多米宽、七八十米长、十来米深的南北走向的沟子。沟子的西坡低些，坡度小；东面没有坡，是一面十几米高的峭壁，峭壁上长有一处处的榆树毛子，底端有几个脸盆口粗的人脚獾子洞。真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这个山上的沟子是像一副马鞍子。记得小山包四周的山坡上没有树，长着一层毛茸茸的小草，就像城里绿草坪种的那种草，软软的、稀稀的，中间点缀着苦麻菜开的小白花。在向阳坡上，有一片坟茔地。过去是活人的家园，后来活人迁移到小山包南一公里处，把这里让给了死人。
现在这个马鞍子形的小山包消失了，就像那些个古村落遗址一样，永远埋藏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达里巴乡政府工作时曾在二莫村蹲过点儿。那时二莫后山刚刚消失——夷为平地后，开发成一片水田。当时，吉林油田在二莫村东南的荒山上兴建一座综合利用厂，由于大量用土，从此，这个闲置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马鞍子”就配上吉林油田这匹好马。
那时横穿二莫村而过的长白公路成了一条贫富的分界线。路南侧的几个社都富了，社员家家盖起了红瓦房，原因是路南面的几个社种了水田。而路北的五、六、九三个社社员家都是泥草房，原来他们都在村子的北面种旱田。二莫村，属前郭灌区引水渠的末端，只有一条两三米宽的“六引”从村西南的白依拉嘎乡韩家店后山引过来，常常是上游的水用足了，才轮到下游的二莫村用水。连村南面的地都一个劲儿地抢水，村北的就别想种水田了。为了消除贫富差距，村里只好把村北的小山包卖了，有了钱开始在北面开发小井种稻。后来小山包给让路，从二莫和达里巴之间的四里河引过来的水，开始大面积地灌溉了二莫村的北部。 二莫叫成额莫勒不久，就从达里巴乡分出去了——不是分到了前郭县的其他乡，而是分给了与前郭县并列的宁江区。一下子让我感到有些陌生的额莫勒离我远了，仿佛不再是空间上的八里路，而是时间上的八百年。
八百年前，还在小山包上的额莫勒人，想不到还会整体向南迁移，也想不到六百年后北部八里路的地方冒出个达里巴屯，更想不到在达里巴屯冒出的一个人，会在小山包迁走后的印迹外围，为古村落“额莫勒”遗址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
大粪堆
儿时，我问母亲，我是从哪来的？母亲说是别人从八队的大粪堆刨出后她拣回来的。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咋来自那样一个臭哄哄的地方。从此，我对八队的大粪堆还是多了几分亲近。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里巴屯的十六个生产队，每个队的大门口都有一个大粪堆。我家在屯子东北角，离八队不过百米。在冬天的傍晚，我和伙伴们总爱到八队的大粪堆上玩耍。
记得八队每年堆起的大粪堆，直径都有三四十米，高也就五六米的样子。外围多是经常起的羊圈、牛圈、马圈的圈底子，土比较多；内里主要是牛马粪和少量的人猪粪便，当然也少不了柴草沫子。那可是一个生产队一年积攒起来的农肥，是下一年丰收的指望。社员们从挂锄起就开始积肥了，秋收脱粒后又掀起个高潮。人们一天天地看着粪堆长高增大，仿佛是堆起来的自信和自豪，不言自明，谁的粪堆大，谁明年就能多打粮食，谁的日子就会过得好。每年进了腊月门，积肥才算告一段落。这时只见每个大粪堆上都开始把柴草沫子点燃，冒出的沤粪的白烟会飘得很远很远。
大人们可以猫冬歇几天了，可我们小孩子照玩不误。傍晚，我们常常分成两伙，开始从大粪堆两侧冲上去，看谁能在粪堆顶上那片硝烟弥漫的战场抢占制高点，并打倒对方，才算胜利。记得在一个半个月亮还没爬上来的晚上，我方在粪堆顶上大败，在一片混战中我被“敌人”从粪堆上推下来，棉裤都撕开裆了，疼得我在地上好半天才站起来。回家后，看到我的一副狼狈相，姐姐们笑了，母亲却大怒，我疼得想哭，可还是强忍着没提从粪堆上摔下来的事。至今，我的一条腿的膝盖骨还比另一条腿的高一点儿。那个大粪堆，给了我永远的痛。
那时候我们玩耍都是对抗性的，想来是与受到的教育有关。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开始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地主和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和压迫穷人的。我们学校有个大个子的徐老师，他给我们讲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讲恶霸地主刘文采为折磨穷人而建的水牢。他在上面哭着讲，我们学生在下面哭着听，一个个都攥紧了小拳头，恨不得把所有地主老财都打翻在地。为了响应学校让我们体验在地主的剥削下吃糠咽菜的号召，我吃过甜菜缨子，吃过炒豆腐渣，也吃过麦麸子做成的窝头。吃着这些难咽的食物，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更加深了我对反动阶级的仇恨。学校还请过八队的老贫农李大爷给我们忆苦。谁也没想到，李大爷说着说着竟说起老东家和耪青的经常吃住在一起，从不搞小灶，在农忙的时候，还跟着大伙一同下地干活儿。特别是说到东家在活儿累的时候就杀猪淘米，那大黄豆包子大肥肉块子可尽造时，听得我们小学生一愣一愣的，有的高年级学生竟止不住捂着嘴笑起来。这还了得，住校的老贫农代表只好让他下来歇一歇，并说地主让管够吃是为了让穷人好好干活儿。李大爷站起来红着脸还想说什么，却被住校的老贫农代表制止住了。
正是在那个年代，老师教会了我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学会了“夺过鞭子揍敌人”，学会了“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来，学校不再让李大爷到学校忆苦了，可在八队门口，我能经常看见他和社员们进进出出往大粪堆上抬粪的影子。
八队的大院有三千多平方米，西侧的一趟房子分别是碾道、马料棚子和马棚。院内五挂马车上的马，还有一些没上套的马、驴、骡子都在一起。傍晚马灯挂在马棚的柱子，两趟马槽子上只见一匹匹马，不抬头地“唰唰”吃着用豆饼和铡好的一寸长的谷草和好的料。马棚的里墙上，有个小窗口，其实是起粪时往外扔粪的出口。在西趟房和正房的夹空，是生产队的羊圈。正房有五间，外屋有南北两个烧水馇猪食的大锅台，里屋四间是筒子屋，有南北两铺大炕。南炕的两组窗台上是上下对开的窗户，下面的是玻璃窗，上面的是用塑料布钉的，炕稍有两个行李卷，一个是老荣军秦大华的，另一个是马夫老张头的。西墙上方中间贴着毛主席像，左下方是社员的月工分表。靠近西墙的是两个办公桌和一个上开门的柜子。通常生产队开会，这儿都是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员才能坐的地方，像打头的、大老板子等只能坐在炕上。院子东侧的一趟房是生产队的大仓库，内存有粮食、种子和一些农具。正房的房后是牛圈，牛圈的北面是个有近万平方米的场院，一年下来生产队收获的苞米、高粱、谷子等作物都集中到这里脱粒。就是从草甸子打的羊草，也拉回来垛在这里。
在我学生时代的冬天，一大早总是被两种声音弄醒。一种是生产队打场的磙子声，一种是刨粪声。这声音就是命令。天没放亮我就起来了，穿上冰凉刺骨的棉袄棉裤，蹬上水靰鞡戴上狗皮帽子，脸都不洗一下，就冲进了黎明前的黑暗里。我背着粪箕子拿着小镐凭着经验溜着阳面的墙根，像一个侦察兵细心地观察着。发现地上黑点深一些的就一镐刨下去，大多时候是已冻的猪粪，也有时刨的是块土坷垃。每年冬天，我都要拣上二千多斤猪粪卖给八队。看到长高长大的大粪堆也有我的一点儿劳动成果，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大粪堆随着生产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解体，再也见不到了。如今人们喜欢用化肥，很少有人再拣粪了，就是小粪堆在子屯里也很难得一见。那时人们在野外干活儿，有屎有尿都得憋着回到家里才拉才撒，现在听起来真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可现在用化肥用得地力下降，土地都板结了，看来庄稼这枝花，从长远着想还得靠粪当家。
八队的大粪堆，永远也不会出现了。当年大粪堆的位置和生产队的院子、场院如今都一家一户地盖起了房子。现在想来，那个大粪堆不就是的我的一层层襁褓吗？我被“刨”出来后，农民们把襁褓一层层铺进了田野，到秋又从田野兜回了各种各样的果实。 现在我真想撕下一块襁褓来，缠一缠我伤痛的膝盖，好叫这痛不要延伸到心里。
遥远的回声
在我的记忆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上课的钟声；而一连串的“当——当——当——当——”是下课的钟声。
伴着这样的钟声，我在达里巴屯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时代；后来，又伴着这样的钟声，从小学讲台走向中学的讲台。
说起来不怕别人笑话——我们学校的钟，不是电影《地道战》里挂在村头老槐树像古代武士头盔的那种。那种真正的古钟后来在寺院里见过，声音洪亮而悠远，撼人魂魄。我们学校的钟原来竟是一段一米来长的铁轨，在上端有个眼儿，用铁丝挂在教研室门旁的房檐椽子上；中间还有两个眼儿，用于插钟锤儿（一个一尺长的拇指粗细的铁棒）。用这种钟锤敲击铁轨，不但手震得发麻，发出的声音发哏，有点儿死性。
那时，乡村小学早晨的第一遍钟声是早会，每天都要开的，有事儿没事儿当领导的总要讲上几句。记得达里巴小学教研室是个大屋子，所有的教师分学年组和专科组桌对着桌办公。大屋子的四个角落，除了东南角是进出屋里外面的大门儿，其余的小门上分别标明校长室、教导处和总务处。记得有一次，大家正在大屋子里开早会，一个原来是农场工人后硬性分来当教师的女同志大大咧咧地进来了。本来就没啥话可说的校领导停住了，大家的目光也聚焦到了这个老师手上拎着的塑料袋。这个去了厕所的女教师马上坐到自己的座位也就罢了，谁也没想到她竟然说出：“外面卖鱼呢，大家要买快去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时学校里民办教师也很多，挣钱的又很少，但家家都有耕地，常常是早晨从地里两腿泥直接就进了课堂。我分回家乡小学后就任毕业班（六年一班）的班主任。那时年轻，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求进步，总想跟老教师学点儿什么。一次，我突然袭击要听一个老教师的课，他没有反对就让我跟进了课堂。没想到我刚在后排坐下，他就问学生：“今天谁坐庄儿？”原来黑板没擦，他是问谁值日。在讲课中，一张画着两道杠的纸条从书中掉落在地上，他弯腰拣起来，自言自语道：“是个‘二条’哇，我还以为是‘二饼’呢。”全然忘记了这是课堂。
在小学大教研室的北墙上，那时有几个相框保留着学校“文革”以来的照片。在历届毕业生的毕业相中，竟有1973年还教双丰小学的五年二班的又瘦又小的我。在我1982年送走一个毕业班后，就和学生一起去了达里巴中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张小学毕业照。
到中学不久，学校就用了电铃，但同样也是铁轨的钟并没有“退休”——在停电的日子里，偶尔还能听见“当当”几声。
中学不开早会。那时教同一科目的教师在一个教研室里，教学之余还可以看点儿课外书。
我们语文组的几个老师都爱读点儿课外书。那时，学校成立了“大地文学社”，校领导和几个语文老师也都爱写点儿东西，发在学校油印的小报上。在教阅读课讲解诗歌时，我还大着胆子给学生朗诵过公刘的《上海夜歌》、舒婷的《致橡树》、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及北岛等人的朦胧诗，让学生接触了一些与课本上不一样的诗歌作品。
在教作文时我主张老师写“下水”作文，不要老站在河沿上指手画脚，借此机会，也“名正言顺”地写了点儿习作。看到学生千篇一律的“拦惊马”、“扶老人过马路”，我就给学生念我写的习作，让他们注意从身边的人和事写起。可学生观察能力有限，老说咋没啥可写的呢？我说你们细点儿心看看你们家最近发没发生过啥大事？没想到一个叫孙海霞的学生低着头不一会就写出了一篇《我老爷回来了》，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老孙家是烈属，小红牌挂在门楣上三十多年了，每到年节的政府都派人来慰问。他家“死”去的人是孙长汉老人的弟弟，从德惠当兵抗美援朝后，从此在战场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老孙家搬到前郭达里巴屯定为了烈属。没了丈夫，妻子不久悲伤过度而死，留下一个“梦生”儿子。儿子在伯父家长大后去广州当兵，成为空军基地的营长，后来转业在吉林油田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封从台湾发来的信从德惠转到达里巴屯。发信的人就是孙长汉老人的弟弟。原来他在朝鲜战场成了战俘，被迫去了台湾，从此天各一方三十多年。两岸关系解冻后，才有机会返回大陆，与亲人团聚。
我把这篇作文当成了范文推荐给学生读，学生很受启发。后来我又去孙家看望了这个从台湾回家的老兵。这么多年总想以此为素材写点儿什么，终没能动笔。
去年夏天，在参加一个婚礼的空闲时间，我来到了曾经工作的小学和中学。除了名字，再没能找到过去的一点儿影子。因是假期，学校只有几个护校的学生，在学生警惕的目光中，我只是草草地透过玻璃窗，看了看几个教室，就怅然地离去。
前几天，一个师范同学说他调到达里巴中心小学当校长，想邀我及几个同学回去。要走回家乡，走回学习和工作的起点，这事儿我竟放在了心上。那张小学毕业相估计还在，但那个铁轨做成的钟估计不会有了。好在我还能经常看见铁轨，还能看见从家乡一侧经过的两条平行的铁轨正一段一段地伸向远方，然后交汇在一起，发出我熟悉的来自遥远的回声。
猫冬
有人说我们这儿要是到外头撒尿，那尿立刻会冻成了冰棍。这话虽说有几分夸张，但冬天那种刺骨的冷是真的。俗话说“三九四九，在家死糗”，基本上说出了我们这的人过去好“猫冬”的状况。那时不“猫冬”咋整，在外面干点儿活儿手都拿不出来，于是，大多数人只好在家干呆。
大人们的生活习性是这样，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是冻得“鼻涕啦瞎”的还是愿意到外面玩。
大白天，我们玩的是射箭。说是射箭就是挑选发青的高粱秆用刀修理光溜了当箭射，被射的对象是二三十米开外在地上立起的半截苞米瓤子，及其后面的秫秆棒棒。这些秫秆棒棒一堆是一个人押上的赌注，要是谁能射倒那个立着的苞米瓤子——也叫老灯台，谁就可以把老灯台后面的所有的秫秆棒棒归己所有。
那时我就不太抗冻，但我“皮实”，手脚都冻坏了还总跑出去找伙伴们玩。手脚冻坏，最难受的还不是疼，是“刺闹”，钻心地“刺闹”。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片“昌”起来的红，红得有几分发亮，再后来这亮处出现了一个高粱粒大的白点儿，这就是要冻烂了的迹象。看到我手脚冻成这样，母亲一边骂我，但还是给我煮辣椒水或茄子秆水让我洗冻坏的地方。 手脚冻坏了，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家里守着火盆。那时，天天早晨母亲都扒一火盆烧后的余火，用铁锨头压实着了再端回里屋放在炕上。没事的时候，我就去仓子里取回几个冻豆包，或在土豆窖里拣上几个小土豆埋在火里，然后再用烙铁摁实着了，到中午烧熟了好“打打尖”。母亲不反对我烧豆包烧土豆，但反对我和弟弟在火盆里崩苞米花吃。可趁母亲不在家时，还是有几次偷着将房檐下挂着的火苞米拽下一穗来，搓下几粒放在火盆里。冬天的苞米有点儿潮，一般爆不成花，只是看见一个个小粒遇热鼓了起来，再扒拉一下就“噗”的一声跳起来，滋起一股烟灰。往往这时我们哥几个就认为烧熟了，得赶紧用手拣出来吃掉，吃得嘴巴子左一道子右一道子的，炕上也弄得灰么了乱的。
要是没等天黑就把火盆里的火扒拉没了，是免不了要挨骂的。因为我们这冬天吃两顿饭，在做晚饭时母亲要用一截青麻秆将一头踩碎，插进火盆后一吹，就吹出明火了。那时用“洋火”得到供销社去买，为了省几个钱，母亲是能省就省，就是晚上点灯，也用这麻秆取火。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的冬天父亲都在吊着的保险灯下编着炕席。编炕席得选粗细一致的高粱秆儿，我们这儿也叫秫秆。选好后拿到里屋先用刀将叶子修理下去，再用刀口呈“人”字形的器具将秫秆从头到尾分成三半儿。分成半儿的秫秆要捆好放在墙角掸上水洇上一两天，然后再用锓刀将瓤子刮除，剩下席篾。父亲白天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在里屋的地上编炕席。每领炕席的长度和宽度要事先量好，长度最好略长点儿，这样铺在炕上两头能贴着墙窝上点儿。父亲编成的炕席边儿和里面的纹理是不一样的，席子的花纹虽然走向不同，但还是形成了浑然一体的两个部分。那时家家户户过年要是换上一领新炕席也如人穿上了一件新衣裳，那心要爽快上好几天。可是那时大部分人家有盖的没铺的，因此贴着炕席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都印了一身炕席花。父亲除了编自家的炕席，左邻右舍的求到头上也不推脱，虽说这是个挺费事的活儿，又是个挺埋汰屋子的活儿，可父亲干起来仿佛有很多乐趣蕴含在其中。除了编炕席，父亲还编过席织篓、八斗、锅盖、茓子等。我那时真是挺佩服父亲的，一个中医大夫还会这样的手艺。那时父亲夏天还编过筐，编过囤子，当然花篓就更是小菜一碟了。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随父亲，心不灵，手也不巧。
心不灵手不巧就够呛了，可我小时候还有点儿蔫淘，时不时就干出点过格的事。比如冬天我家的园子里放了堆谷“秴秾”，总有一群群的家雀飞过来找食吃。一天我在“秴秾”堆里下了几个“死”铗子，没打着家雀，却把我家大公鸡的腿掐折了，喂了不少黄瓜籽才又接上。
没打着家雀，又差点儿搭上大公鸡，让我越发对家雀没有好印象了。
我家房西的柳树上有几个家雀，每到太阳落山后的“雀懵眼”时，就悄悄潜入房檐下的窝里。特别是在静静的晚上，总会听到家雀在窝里嗑房箔的声音，听得心烦意乱的。另外，有窝的地方，每到冬季，里屋的墙上就早早透过白霜了。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是想抓它几个，就找来伙伴二孩拿着手电筒向房后走去。我们先是用手电照了一下窝的位置，然后我蹲在墙根，让二孩踩上我的肩膀向上摸去。哪想到我离墙太近，二孩还没够到房檐的椽子，就向后摔下来了，惊飞了第一窝的两只家雀。要掏第二窝时，二孩说啥也不上了，体重大些的我只好踩上了他的肩膀。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这次我让他离墙稍远一点。当我一手够着房檐后，另一只手果断地向窝里伸去。开始窝口很小，勉强能塞进手去，越往里伸越宽绰，还摸到不少羽毛。我的棉袄袖子都撸到胳膊肘儿了，在最里面终于摸到了两个家雀。那个晚上我们共抓到六只，手都被房箔划出血了。后来我用冻土块将窝口堵住，又用点儿泥抹死了。母亲知道我掏了家雀窝没有批评我，只是说有的窝里有长虫（蛇），会从衣服袖子钻进来，再从领口钻出来钻进人的嘴里。后来我就不再掏了。要说这家雀也挺有意思的，你不让它们盗房檐子，它们冬天就占用了燕子的窝。等到春天燕子回来了，家雀就守着窝口不给倒地方，只见它们在我家房檐下的电线上飞上飞下地理论，到了最后，燕子斗不过“老家贼”，只好在房檐下又絮了一个窝。
儿时的冬天，虽说我大部分时间猫在家里，有时在炕上撮“嘎拉哈”，有时守着火盆听上岁数的老人讲点儿“瞎话”，但是，外面的诱惑力更大些。比如在新正月，我和伙伴们就跟着一伙大秧歌从达里巴屯南跟到屯北，从屯东跟到屯西。有时，也会踩上自制的高跷混进大秧歌的队伍里，跟着“嘀喇嗒嘀喇嗒”的曲调扭上几步。
毛驴拉磨
在我们老家达里巴那疙瘩，管推碾子拉磨的地方叫碾道，不叫磨坊。
从十岁起，我就开始扛着装有四五十斤苞米的口袋，走向三百米开外的碾道了。碾道在生产队院子的西南角，和马圈、铡草的库房在一趟土房内。碾道里，除了碾子，还有石磨、风车子、装糠的小仓子、筛面时放笸箩的土台子、大笸箩、簸箕、箩、笤帚、套包、蒙眼等。
那还是上世纪的70年代初，农村的家家户户存的米面都不多，得经常到碾道碾米磨面。碾米的活儿不是我们小孩子能干了的，碾盘中心轴上吊起来的扁三角形的漏斗儿底部，有个控制粮食下漏速度的抽板儿，留出多大空隙是我所掌握不好的。再有的是把碾了两遍的米放在风车上面的斗里，得一面把风车的轮子摇转起来，靠风力把控制板儿处下漏的米和糠分开来。这也是个技术活儿，我那时也是做不好的。我们那里碾米时套的是马，磨面时拉磨的是毛驴。碾米的活儿我干不了，于是每次碾谷子、高粱时，母亲总是找亲属帮忙。
拉磨的活儿相对容易些。等排队磨面轮到我了，我就把苞米倒在磨盘上面的箩圈里，把毛驴的蒙眼戴上，再戴上套包扣上夹板，就开始让毛驴转圈拉磨了。
磨盘近旁就是放大笸箩的土台子。大笸箩里有个类似锅叉的两道平行固定的木扁担在笸箩的两端，上面放上筛苞米面的箩，可来回移动把苞米面筛下来。
苞米面是东北农村的主食，我们老家也叫杂和面，在锅里贴成的叫大饼子。说成杂和面，是由于当时除了苞米，还掺有其他粮食。我记事时，家里在碾道拉苞米面时，总是在苞米里放点黄豆，这样的杂和面在铁锅里贴成大饼子吃着不死性，还略微有点儿甜。 用毛驴拉磨是个生产流程。要是磨眼空了或堵住了还在空转，就会把上下磨盘相咬的齿儿磨平了，也会有磨下来的石沫子混在面里。所以我得一边在磨盘上收拾拉下来的碎粕子，一边放在箩里筛，一边还得把筛剩下的再放在石磨上，再用小木棍捅一捅磨眼。
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有点儿像毛驴走的那个圈。毛驴拉累了也会自动停下来，有时是拉屎撒尿，有时仰起脖子叫上几声，也有时要是听着没了动静也会偷吃几口拉下来的苞米粕子。每当它吃下一两口时后我就开始使个动静，这时它来回摆动的两个耳朵立即大动了一下，抬起头立即像犯了错误似的又赶紧拉起来，生怕挨打。我很同情拉磨的毛驴，从没打过。开始我还不明白，毛驴拉磨为啥要把眼睛蒙上。最初，我以为把眼睛蒙上是怕它看见拉下来的粮食会嘴馋。没想到有经验的毛驴就是戴上了蒙眼，也会凭着经验把头伸向磨盘，准确地吃到一点儿拉下来的苞米粕子。我觉得防止毛驴偷嘴戴上个铁箍嘴就行了，可为啥要戴蒙眼呢？想来想去主要是怕转圈走的毛驴也会迷糊，那样的话这活儿就干不成了。
我曾细看过蒙眼，不是用一块麻袋片子吊个带儿，挂在毛驴脖上把眼睛蒙住的那种。而是用苞米叶子编成的像草帽顶上隆起的两个罩，罩的里面用布挂上面，扣在毛驴的两个眼睛上它就啥也看不见了。现在看来，蒙眼很像妇女戴的乳罩儿。
拉完这四五十斤苞米，总得一个小时左右。特别是要到最后，剩下的苞米糁子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好磨了。这时也是我最忙的时候，得一头顾着筛面，一头顾着磨上，弄得脚不粘地地跑上跑下。到收尾停下来的时候，在磨眼里要给下家留下一点儿苞米粕子，不能磨净了成了空磨，这样下家再倒上苞米时，好把里面存留的顶出来，就不至于磨出石沫了。停下后，再把磨剩下的苞米糁子再用粗面箩一隔，留下的小糁子还能熬粥喝。往往这时，停下来的毛驴会不顾一切地又把嘴伸向磨盘，不肯放过这最后的机会。这时我就让它再吃上几口，实际上这时也真是吃不到什么了。
我们这管筛面的筛子叫箩，小时候拉苞米面就是用这种苞米面箩在大笸箩里筛来筛去，把筛下的面装进面口袋里才算完事。往往我还没有打扫完呢，排队等候的人又把一口袋苞米扛进来了。毛驴也只能歇上那么一小会儿，就又开始拉磨了。也有的时候，喂马的老更倌走进来看拉完了，就说住得工了。这样我就把毛驴从套上卸下来，看着老更倌把它牵出碾道，在外面打上几个滚，抖擞几下后又叫唤几声。往往这时，就会看见有个小毛驴驹儿从生产队的大门外撒着欢地跑过来，跟着大毛驴走向马圈的槽子旁边。
东西屋
小时候，我家与四娘家住东西屋，三间房一家一间半，共用一间中间的外屋。
那时两家住东西屋的在达里巴屯还有很多，也有刚结婚没房子跟别人家住南北炕的，在幔杆子上把幔布一拉，就隔成了一个小间。
四娘家住东屋，我家住西屋，由于共同走一个房门，我记得每到冬天都是两家轮流用黄纸来糊门上部空透的格子。四娘糊门时我注意看过，她先在疙瘩溜秋的黄纸上刷上一层用白面打熟的糨子，再用线麻一匹儿一匹儿等距离平行地摆好，接着再交叉着摆上一层，形成一个个菱形。这时只见她把另一张大小一致的黄纸贴上去，往门上部的木格子和门边子刷些糨子，就把两层糊在一起的黄纸贴在门上了。这还不算完，贴上后，四娘又用鸡毛翎蘸着碗里的豆油一道儿一道儿地抹着，又用布条把四边压上才算完事。因为一年只糊一次，用油抹在黄纸上主要是防雨。每年，我们两家共用的门糊得严严实实的，冬天一点风都不漏。
四娘跟母亲相处得很好，她家做点儿差样的饭菜都要给我家端过来点，我家也是如此。因此小时候我没少吃四娘做的饭菜。后来我坚决地不吃了，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四娘在往锅里贴苞米面时，由于倒不出手来，滴了挺长的大鼻涕竟掉进锅中的菜里。
那时的人大多数都埋了巴汰的，我多次看到过四娘正烧火做饭，紧忙出屋走向房东的茅道子，有时还没等走到茅道子里头就解开裤带，然后又忙三火四地进屋切菜和面。
四娘家有个跟我般对般儿的小琴，是我儿时的伙伴。那时小姑娘小小子在一起是常有的事。记得夏天我和小琴及邻居的英子、二孩、小三子等伙伴玩儿得最多的是摔炮儿，看谁摔得响。所谓的炮儿，就是把黄土泥做成碗状，然后双手捧起来倒扣着摔在平地上。这时只听“叭——”的一声，倒扣着的“碗”的底部就被里面的气儿鼓破个口子。玩够了摔炮儿，我们就用黄土泥团成很多泥丸儿晾在我家的西仓房顶上。这些泥丸是我们用弹弓打麻雀的子弹。
我们还经常玩儿“打背子”，就是选甲乙两处相距十几米的“家”，分成两伙玩，每伙两三个人不等。因开始没有胜负，就采用“丁钢克”的方式（一齐用手伸出“井”、“盖子”、“锥子”决定谁先胜出）。胜方先在甲处画成圆圈的家里，由负方的一个人先抛起个小布口袋，由胜方的人打出去，这时胜方的人要趁机跑向乙处的家。负方的另一个在远处的人要是能把打出去的口袋接住就胜了，要是没接到，在地上拣起来打在跑向乙处那个人的身上也算胜。哪伙胜了哪伙就在圈里往外打口袋，循环往复。
由于是东西屋的伙伴，自然要比别的伙伴近一层儿，记得小琴一次拿了个水缸子出来叫我，我问喝的是啥，她神秘地说汽水。我头一次听说汽水这个词，自然不知道是啥味道。她说你喝一小口吧，于是我喝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口汽水，差点没喝呛了。
冬天我们晚饭后玩的主要是藏猫猫。常常是我和二孩、小三子一伙，小琴和英子一伙。我们东躲西藏的，四娘不但不烦，还会积极地搞好配合。一次藏在东屋里的小琴和英子，我们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终于在地桌底下的土豆窖里把英子找到了，可是小琴咋也找不着。后来，倚着炕柜纳鞋底子的四娘朝柜上的被垛使个眼色，我们终于上炕撩开苫着被垛的毯子，看到了夹在叠好的被子中间的小琴。等她们找我们时，把我家西屋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原来趁她们不注意，我和二孩出去了，藏在了我家的菜窖里。菜窖里又黑又冷，听到她们在房前屋后边喊边找，我们真是冷并且快乐着。
上世纪的70年代初，四娘一家搬到了达里巴屯的后街，我们来往的少了。后来我从达里巴中学转到木头中学学习木工时，听母亲说四娘来过的次数多了起来，还说她就喜欢木匠。不久就见小琴隔三差五地到我家来。 由于当兵不成，学木工又不是我的所爱，我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没想到说媒的和不说媒的都跑上门来。英子也是总来，还把她的一张照片插在了我家相框的一角上。有媒人来我家说，不妨先订下吧，就算先扔把扫帚占把碾子了。可我长了个木头脑袋，对这一切没有一点儿反应，好像这档子事和我无关似的。不久，人家看我没有这个意思，纷纷找婆家嫁人了，四娘也不再来了。
沿着长调走回故乡
达里巴，是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小屯的名字，离松花江有十几里远。这个小屯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据说，达里巴是个蒙古人的人名。该人在清朝嘉庆年间在此立屯，从此达里巴就叫开了。从一家一户渐渐发展成一个小屯。民国时期，达里巴屯成了郭尔罗斯草原第二大的屯子（第一大屯子是库里，也就是清朝孝庄皇后父母安葬立碑的地方，距离查干湖几里远），人口大约有六七千。后来，达里巴又成了乡的名字大区的名字，建国前一度是旗政府所在地（东北光复后，在国共“拉锯”的1947年前后，郭前旗政府就设在达里巴屯的南侧，旗长叫黎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草原上有点儿小名气的名字，史料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儿墨迹。
《达里巴，我最早的老乡》，是我去年创作的一首诗。这是我对抽象的一个蒙古老乡的缅怀，也是我对具体的一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的怀恋。
儿时，只知达里巴是蒙古语，不知是啥意思。现在细细想来，达里巴这面汉译的“旗帜”还真的冥冥中引领我这个汉人与“蒙古”二字发生过很多联系。
我出生的土房据父母讲也是蒙古人住过的，是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盖的。这户人家当时挺富有，盖的是三间土坯房。中间的堂屋靠近迎外面门的部分，立有一面下是木板上是窗户的隔断，中间开门。檩木又粗又黑，有点儿像油浸过的电线杆子，很直。土改后，由我家和一赵姓人家买下，我家住西屋。西屋有一个比南窗户还大的西窗户，南北炕靠西山墙连接着一窄溜西炕，刚能放一张八仙桌子那么宽。小时候我家比别人家亮堂，主要是有了西窗户，也比别人家暖和，是有了串通南北炕的西炕。现在懂了点儿民俗，知道这是有满蒙特点的民居。那时达里巴有西窗户西炕的没几家。蒙古人以西为大，我想那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老乡，我们就先后睡过同一铺火炕。没想到这屋我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离开故乡时卖给了一个刘氏人家。现在想想真是不该卖掉，好让我回到故乡有个“家”，可是老宅已被扒掉，在原处盖起了四间面目全非的红砖蓝瓦房。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为此曾写了一首《压在心上的房》作为纪念。那个有满蒙特色的西屋不在了，可我的精神家园还在，我的达里巴还在。前几年，有很多县区合并乡镇，我真怕区域越来越小的达里巴被合并到其他乡镇，好在没有发生。
1979年秋天，我进入前郭师范学校读书。没想到第二年学校改名为白城地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使我又一次和“蒙古”二字发生了联系。我的老师中有很多是蒙古族人，同年级同学中蒙古族人也很多，下个年级是一色蒙古族同学，都说蒙古语。这是我了解蒙古族文化的开始。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我爱好上了草原歌曲和文学。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校园，我成了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之一，唱不好敢唱，写不好敢写，在同学中闹了个脸熟，其实没啥真东西。
我的家乡没有因我没有真才实学抛弃我，相反接受了我。我在农村中学没唱明白，但瞎投稿也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时间久了，发表一些小“豆腐块”，还真遇上了几位伯乐。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县级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说来也巧，我所在的编辑部蒙古族编辑记者占绝大多数，没想到我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感受到了浓浓的蒙古族文化氛围。
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伯乐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人。一位是作家苏赫巴鲁老师，在写作和做人上给我很多教诲，1989年他与诗人芦萍老师介绍我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另一位是作家包广林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写作，还关怀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这两位蒙古族前辈是创作的巨人，做人的高标。能认识他们真是三生有幸。
出生的土房是蒙古民居，出生的小屯是蒙古人名命名的屯子，上学的学校是蒙古族师范学校，工作的单位是蒙汉双语的广播电台，一生重要的恩师又是两位著名的蒙古族前辈。这足以说明了我与“蒙古”二字的缘分了。
难怪，我走到哪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蒙古族人。
细细想来还是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道理。看来我得感谢古老的郭尔罗斯，感谢达里巴。
达里巴屯西部是一片草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拣牛粪，打羊草。置身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上，心灵会纯净得就像眼前的水泡子。面对辽阔的草原，没有人与你交谈，你只想漫无边际地唱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达里巴看过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最能打动我的是歌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前边没有歌词的“过门”。太奇妙了，一下子又把我带入了辽阔的草原上，让我心醉。后来有人说那是蒙古长调。从此我就爱上了这种带有“诺古拉”和真假声交替的长调。现在我已能学着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照那斯图等长调大师唱几支长调歌曲。每次学唱，就仿佛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达里巴故乡；每次学唱，就感到情感得到一次释放，就感到灵魂得到一次净化。
我不会说蒙古语，可我爱唱蒙古长调。因为沿着长调，我能走回梦中的草原和梦中的故乡。
——题记
长鞭一甩
难怪我这个人没大出息，小时候就爱捅咕个车呀马呀的，光鞭子就有好几杆。儿时，我的志向就是当个生产队里赶车的“大老板子”。
渐渐大了一些，小屯里要是来了辆绿色的“大解放”或者来了台红色的“热特”，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围着从前看到后，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再看看穿着飘散着汽油香味的工作服，戴着前进帽的师傅，志向也跟着偷偷大了点儿——要是能当个开车的司机师傅该多“牛”哇。可母亲说我干啥都毛手毛脚的，一不能学大夫，二不能当司机。这不，大志向刚要萌芽儿就遇到了“暴风雪”。从此，不敢再做司机的梦了。
后来在达里巴中学读书时，国家要招一批航校学员，我的大一些的志向不但在地上死灰复燃，竟然还升起了一缕白烟——远看，这烟就像飞机拉成的长线儿一样。没想到在前郭县医院体检，第一关我就因为鼻炎被刷下来了。从此，我的志向只好在地面上，跟着牛马屁股后面的车轱辘打转转。
我爱捅咕个车马，主要原因是我大舅那时在生产队当车老板。
记得大舅开始赶的是老牛车，车轮是木制的，从轴心向四周呈辐射状的那种，一走起来嘎吱嘎吱直响。虽说这老牛破车疙瘩套走起来慢些，坐在上面感觉也不错。后来生产队拴了挂马车，胶轮的，大舅也鸟枪换炮，当上五个车老板中最末的一把。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也就四五挂马车，农忙时拉庄稼送粪，农闲时走南闯北地“拉脚”（搞副业：运输），可以说那时的车老板儿在生产队绝对是让人高看一眼的。
记得大舅冬天穿的是鞋脸抽成褶儿的牛皮靰鞡，头戴着一顶黑狗皮帽子，身着明线针脚的大棉袄和前后都能穿的二棉裤，腰上还扎一条黄绑腿。跑远途坐在车上冷了，他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酒壶喝上几口白酒，要是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跳下车来跟在车后面跑上一气儿。
大舅心疼他这挂车上的四匹白马，没事就用铁挠子梳理马的身子。特别是那匹驾辕的骟过的儿马子，笼头上还配有六个铜铃铛。记得这匹白儿马子四五岁被骟时我正好赶上，它的两个睾丸被割下来放在一个白盘子里，兽医问大舅要不要，大舅摇摇头。后来听说让几个兽医下酒了。后来大舅牵着白儿马子离开了兽医站，马尾巴就用红布条绑起来了。怕马受风感染，大舅就在屯子里遛着，让它也算是休了几天病假。大舅这挂车的里套是匹骒马，车走到哪儿，它生的小马驹就跟到哪儿，车停了，小马驹总要趁机会吃上几口奶。每当小马驹吃奶时，大舅都要等一小会儿。看来这母亲当的也不易，没能好好休上一段产假就顶班了。好在大舅从来不用鞭子抽它，它拉套也从不偷懒儿。传套是一匹老骒马，原来在二老板苏驴子那挂车上了。这苏驴子心狠手也狠，不到一年功夫，他车上的四匹马的眼睛让他抽瞎五只。这匹双眼瞎后来让大舅要过来当了中间的传套，两面用绳子连着里和外套，配合得也很好。再说这苏驴子，没过一年，他车上的里套和外套的眼睛又让他各抽瞎一只。也许是报应，当年他去县城赶车睡着了，一头栽下来垫了车胶子。大舅这挂车的外套也是一匹儿马子，与辕马比起来多了几份野性，好尥蹶子不说，还好踅。记得有一年它在地里拉木头磙子压垅台儿，谁知“拥护”啥它受惊竟踅了，穿着横垅地一顿猛跑，把磙子一头的绳子都挣断了，最后跑到树带边上，被树桩刮住才消停了。后来经过大舅的调教，虽说它有时候还扑扑楞楞的，但总算不惊不乍知道拉套用劲儿了。
大舅车上的四匹马他都啥不得抽打一下，因此他也从不轻易地把鞭子交给别人。一次生产队从西甸子往回拉秋板儿（秋天割后捆好的烧柴），配给他跟车的非要赶一会儿，谁想到遇到一处洼地车没走老辙就陷住了。眼看着马已使出了原劲儿，他还在猛抽这四匹马，大舅上前抢过鞭子就扔在一边，然后上车就开始卸柴禾。
还有一次，那匹外套儿马子的马鬃在马圈被我的一个伙伴偷着割下几撮子，大舅发现马鬃被割得豁牙露齿的就和喂马的老更倌吵起来了。几天后他看我踢的毛毽子就问这白马鬃是从哪儿来的。我说这毛毽子是借同学的，谁知是哪儿来的。他还问是哪个同学的，我就撒谎说是屯西头老宝子的。他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儿，再没问下去，从此，不让我再靠近他的车马了。
没想到转年他生病，生产队就不让他赶车了。更没想到又一个转年，他就搬到松花江东岸扶余县的八家子屯了。
也许正是靠大舅这层关系，我接触车马才多一些，也知道几句术语。比如：驾——是往前走，吁——是停，捎——是往后退，吁吁——是向里拐，哦哦——是向外拐。要是套绊住了马腿，得用鞭杆先压低了套再喊：呔——马就把腿抬起来进到套里了。
后来，我再没有机会接触生产队的车马，就开始练习骑自行车。再后来不骑自行车了，又开始坐起了别人给开的汽车。
如今看到来郭尔罗斯草原上游玩的客人把赶赶马车牛车当成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忽然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一部电影《青松岭》和一部农民诗人写的诗集《车老板儿的歌》。我这个爱好写诗的当年要是当成车老板儿该多好，遗憾的是这些年让我给整拧了——也许，要是先当个车老板儿，没准也能像那位长岭县的乡兄成为一名乡土诗人。
——那么就让我从现在开始吧，首先唱起电影《青松岭》里的一段插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
船底木命
老婆说，她和我都是船底木命。
我问好吗？她说在船底，从位置上看挺重要的，可就是老在水下，见不着天日。
我虽没想要桅杆那样风光的命，就是船桨命船帮命也会让我知足的，可咋能整到船底下去呢？老婆看我情绪有些低落，就说船底木经水浸过，抗烂；再说了，船底下可都是好木头哇。我看了看老婆，大有同“命”相怜的感觉。 也许是潜意识之中就不甘心做什么船底木吧，为了能掌握自己的运命重新塑造一下自我，听从生活的安排我曾在中学时代学过木工。没想到，安排我学木工的学校竟叫木头中学，那意味着在这可劲儿练吧，没准能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八级木匠。现在想一想，这安排多么巧合，多么有意思。
那是1976年的初秋，新学期开学没几天，我不愿在达里巴中学开办的财会和兽医两个专业班学习，就转学来到了离达里巴屯十二里远的木头中学。木头中学高中部没有开办专业班，只设一个木工组，每个班级仅抽几个学生前去学习。我来到木头中学后，上午在八年二班上课，下午到学校的木工组学木工；其他学员都是“全脱学”的，只有我是“半脱学”。
木头站是长春至白城铁路的中间站，那里到白城与到长春的火车票价相同。现在那里又叫成蒙古名字毛都站镇了。听作家苏赫巴鲁先生说，在木头站北面有个小屯叫木头西北（蒙古名毛都西伯，汉译为木头围栏），立屯时家家小院都用木桩围成，由此得名。后来修铁路在这一带建个小站，就就近叫成了木头站。可见过去这一带一定是个树木很多的地方。
我初到木头中学木工组就学拉大锯。那时正是天要冷学生要住宿的时候，我们十来个学员全力以赴“破”木板。记得我们两个人一组在屋内的一个柱脚上把木头方子贴着立住，再上下卡稳，便开始一上一下地沿着墨斗打成的黑线锯着。我是新手，只能拉下锯，上锯要由有经验的学员把握着方向别拉偏了，常常是大锯拉上十下八下，也不见往下“走道”。屋外门口堆成小山似的木头垛上，都是些硬杂木方子。就是在这些青干柳和色木方子面前，我在下面像迎着撒出的尿一样，任由锯沫子滋着。一般情况下总要来回拉上十来分钟，才能锯下一块两公分厚一米多长的板子。那时累了就唱，连我自己也不知是啥词，师兄弟们问咋听不懂呢？我说是蒙古语，他们都信以为真。那时是唱忘记了累，直到一个多月才顺过架来。
没想到，我还没能用锛刨斧锯彻底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就抄起笔杆子，随着全国揭竿而起的高考大军冲向了高考的战场。后来就再没有机会亲自改变一下我的船底木命了。
现在想一想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当编辑，都是在为别人做着“人梯”、“嫁衣”的幕后工作，这和船底木有何区别？没了锛刨斧锯，又当兵不成，为了改变一下船底木命，只好业余时间端着笔杆向报刊杂志打打游击，侵占一点儿四面八方珍贵的版面，当一当自治的国王，风光一下。
我本是个“大老粗”出身，血液中缺少那种高贵的天资和灵性，按理说老老实实当个乡村木匠，“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辈子多好。可是自从错端了笔杆后，就发现这笔尖老是像刀尖一样暗含杀机，总想力透纸背，这也正暗合了我这个草莽之人好占山为王的“铁血”习性。令我高兴的是，有很多贵人给我提供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让我的“船底木”在这里发出了新芽，见着了阳光。
诗人芦萍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师。记得在达里巴中学教书时，见到了一本白城地区文联主编的《绿野》杂志，上面的“作家笔名探源”栏目介绍的就是该刊的顾问芦萍。当时芦萍先生在吉林省作家协会工作，看到了丁国成写的那篇介绍文章后，我马上产生了想给芦萍先生写封信的念头。信邮走后，没想到不过十天就接到了芦萍先生的回信。这之后，先生对我这个“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作者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使得我的处女作《河边》和多首习作刊发在他主编的《诗人》杂志上。
这之后，还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诗人作家编辑记者向我伸出过友爱之手，帮助我扩展着“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的年轮。
今天，我这块船底木随着“松原作家采风团”的风，从松花江漂到嫩江，再经大泊口吹进了库里泡。在这方拍摄过电影《甲午风云》的水域，我没有找到当年被日本人炸碎的船底木，却仿佛看到了莽古斯、寨桑、孝庄、皇太极等众多的历史人物，正从岸边这片达尔罕北陵景区的漫岗上走来。我赶紧揉了揉有些散光的眼睛，再看看又什么都不见了，于是又随风吹进了查干湖，再经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漂回到松花江畔。
没想到我这块船底木绕了一圈刚回到起点，就收到了年近八旬的芦萍老师寄来的两部新著。手捧老师的作品集，感念老师的恩德，觉得今天采风绕的这个圈，应是老师给我这块船底木上长出的小树，扩展出的最新最大的一圈年轮。
小杂鱼儿
在吉林查干湖，能够上点档次的餐桌上，压轴菜常常是用三个条形的盘子连起来才能装得下的大胖头鱼。这鱼，少说也得有十多斤。这道菜端上来，主人要把鱼嘴儿和鱼眼睛用小勺挖下来，放在客人的盘子里，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然后再用勺子将鱼肚子部位的肉，挖下一块放在客人的盘子里，让客人品尝。客人品尝后都会发自内心地赞不绝口，说查干湖的鱼肉不“面”不“柴”有“咬头”，味道鲜美，过“口”不忘。这道菜据说要卖到一千二百元，和郭尔罗斯烤全羊一样，是这块土地上拿得出手的顶级菜。
没想到，今年查干湖又推出了一道能让人目瞪口呆、过口不忘的菜：炸鱼鳞。
我的家乡达里巴屯在前郭灌区，不刮鳞的小鱼儿过去没少吃，可吃指甲大小炸成小卷的鱼鳞还是头一次。
在查干湖我了解到：水表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下部，水底层生活的鱼眼睛长在头的上部，在水的中部生活的鱼，眼睛就长在头的中部了。在前郭灌区，从松花江畔的哈达山引向查干湖的草原运河，有五十多米宽，近两米深。这条草原运河就经过达里巴屯子西面的草甸子，距小屯有七八里远。小时候，我常来到这条河边用旋网打鱼。特别是在太阳要落山时，能看清静静的水面下一群一群的小鱼上下游动。这种鱼叫小麦穗儿，是说这鱼长不大，细细的，顶多长有麦穗子那么长。还有一种鱼在水面下游过来，水面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尖形的不断扩散的“航线”。这种鱼叫船钉子，出水就死。船钉子也是比喻这种鱼的形状。这两种在水面生长的鱼，肚子里没啥东西。都不用剖，鳞也不用刮，用水“投”两遍就倒进锅里，放点儿酱和红辣椒，再切点儿土豆条放进去，煮一个“开儿”，下饭的小鱼酱就好了。那时没有观察过生活在水表层的小鱼眼睛的位置，只记得把鱼鳞都吃了，挺好吃的。可我的家乡野生的“小鲫瓜子”，必须刮鳞剖肚，挤出肠子和胆。有些头和尾几乎靠在一起的小鲫瓜子，常常就被忽略当了鱼“下水”扔了。我的家乡西面靠近草原运河的大苇塘里，出产一种老头鱼。这种长得憨憨的鱼最大的不过半尺长，鳞很细小，不刮鳞也可以，但必须得揪下脑袋，清除肚子里的脏物。有人说这种鱼的脑袋里有虫子，不知是真是假，不过没人吃。我总觉得老头鱼像垃圾鱼，肉质发“面”，得多放些辣椒土腥味才少了点儿。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儿：吃地上跑的（四条腿的），不如吃天上飞的（两条腿的）；吃天上飞的，不如吃水里游的（没腿的）；吃水中大的（鱼），不如吃水中小的（鱼）。原因是小鱼儿小虾儿身上有很多活性物质，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回想过去大鱼大肉难得一见，只能吃点小鱼儿小虾儿解解馋，没想到还歪打正着了。
达里巴屯四周的水田里，引渠泄渠纵横交错。夏秋之际，很多泄水渠里，都能看到带草皮子的大块土坷垃叠成的拦水梁子，梁子中间只留一处漏水口。在漏水的小口处，埋伏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须笼，鳄鱼似的趴在水面下，张着大嘴儿。须笼的嘴儿都朝着迎水流的一面，像个大喇叭越往脖儿的地方越细，最后这些渐密的一顺儿的柳条伸进了连接着的须笼肚子里，形成倒须儿，鱼游进去，出来就难了。在须笼的尾部，用草紧紧地塞住。须笼上面压着土，弄得很严实，以防被水流冲走。人们每天都要起一两次须笼，把尾部的草拽出来，将里面的鱼倒在卧在水边的鱼篓儿里。有时少则几斤，多则十几斤，大多是些麦穗儿、白票子、鲫瓜子、船钉子、小泥鳅、小虾、水鳖及一些还没长到一寸长的小鱼浆子。
达里巴四周的水田里，还出产一种不带鳞的鱼：泥鳅。俗称“泥喽勾子”。小时候我不敢吃这种像虫子的鱼，只是觉得挺好玩儿的，就用瓶子养几条摆在了窗台上。上世纪70年代，达里巴开始大规模开发水田，没想到泥鳅开始“泛滥”了——夏秋之际，在稻田地的引渠和泄渠边上，只要发现有小洞，用手抠下去，准会抠出一两条泥鳅来。泥鳅有水中小人参的美称，营养价值高，难怪现在城中有的餐馆就叫“大泥鳅”。我由原来不敢吃，到吃了吐刺儿，再到吃了不吐刺儿。这种变化，是否含有几分“爱”家乡的成分，我还一时说不清，不过我是真的接纳了这种鱼，美味不可多贪，吃上个五条八条的就打住。吃泥鳅，最好与豆腐一起炖。先把两块儿豆腐打上几刀和泥鳅一同放进锅里，然后盖上锅盖点火。几分钟的扑腾过后，泥鳅都钻进豆腐里打挺儿了。这时再开锅加汤加上各种佐料，用文火炖上半个点儿就可出锅。
我的家乡达里巴，被誉为松花江畔郭尔罗斯草原的鱼米之乡，可是达里巴没有查干湖那样十多斤的大鱼，就是顶住斤的也很少见。这样，来了客人就很让我犯难。现在招待客人时，得把大鱼头对着客人，以示尊重。提酒前，也要把大鱼的眼睛和嘴唇儿挟给客人以示嘴对嘴的亲热和高看一眼。我的家乡只有小杂鱼儿，在这个季节，只能凑上四个菜：一大碗带鳞的麦穗儿船钉子老头鱼外加点小虾米土豆条红辣椒打成的小鱼酱，一大碗大豆腐炖泥鳅，一大碗腌了一个多月的咸鸭蛋咸鹅蛋，一盆儿自家园子长出的小水葱儿、小白菜儿、香菜、臭菜和旱黄瓜。我家里还存有几瓶“郭二”和“郭八”，若是天南地北的朋友不见外，我在家乡泥草房里的火炕上，摆上八仙桌儿，随时恭候大家的光临。
闲话额莫勒
在长（春）白（城）公路上，从前郭县城往北走十五里，有个蓝底白字的指示牌，上面写着：额莫勒。
额莫勒，就是牌子后面村庄的名字。
这个村庄距达里巴屯四公里，在达里巴的南面。两个村庄之间有一条日伪时期修的东西走向的引水渠，西端连接着从松花江畔哈达山下引过来的前郭灌区的“二引干”。我们当地人将横在两个村庄之间的引水渠叫四里河，就是说这条引水渠距两个村庄都是四里远。
这个村庄过去叫二莫，上世纪90年代初才恢复了标准蒙古语叫法：额莫勒。在郭尔罗斯草原，很多村落都是蒙古名字，额莫勒汉译过来是“马鞍子”的意思。为啥叫这么个名字？原来在额莫勒北一公里处，有个小山包，山上呈马鞍子形，中间有个洼兜。村庄因这个小山包而得名。
跨入新世纪后，我在一部史料上得知，额莫勒北面的小山包，是一处辽金时期的古村落遗址，后来人们南迁到现在的地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这个小山包，我儿时来过多次，一点儿也没嗅到人间的烟火味。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叫二莫后山的这一带产小根蒜，我和伙伴们多次来到这里挖过。当时有一首民谣：“小根蒜，大脑瓜，有人吃，没人挖。”是说这种野菜不是很多，得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没想到我当年就是找小根蒜，才走上了这个小山包。
那时二莫后山一带总让我联想到死亡和恐怖。我记得山的北坡下面有一条近百米长几十米宽的涝洼地，里面长满了高高的水稗草。往东，还有几个两三米深方圆三四十米的大沙坑。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达里巴屯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养的一头四五百斤的肥猪丢了，我和同学们来到这里找过。猪没找到，但在坑里看到了沙土中裸露的根根白骨和一匹小红马被吃剩一半的尸体。再往东，越过十几里荒无人烟的沙丘和沼泽地就是松花江了。这个小山包也就二三十米高，山上有一条三十多米宽、七八十米长、十来米深的南北走向的沟子。沟子的西坡低些，坡度小；东面没有坡，是一面十几米高的峭壁，峭壁上长有一处处的榆树毛子，底端有几个脸盆口粗的人脚獾子洞。真得佩服古人的想象力，这个山上的沟子是像一副马鞍子。记得小山包四周的山坡上没有树，长着一层毛茸茸的小草，就像城里绿草坪种的那种草，软软的、稀稀的，中间点缀着苦麻菜开的小白花。在向阳坡上，有一片坟茔地。过去是活人的家园，后来活人迁移到小山包南一公里处，把这里让给了死人。
现在这个马鞍子形的小山包消失了，就像那些个古村落遗址一样，永远埋藏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达里巴乡政府工作时曾在二莫村蹲过点儿。那时二莫后山刚刚消失——夷为平地后，开发成一片水田。当时，吉林油田在二莫村东南的荒山上兴建一座综合利用厂，由于大量用土，从此，这个闲置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马鞍子”就配上吉林油田这匹好马。
那时横穿二莫村而过的长白公路成了一条贫富的分界线。路南侧的几个社都富了，社员家家盖起了红瓦房，原因是路南面的几个社种了水田。而路北的五、六、九三个社社员家都是泥草房，原来他们都在村子的北面种旱田。二莫村，属前郭灌区引水渠的末端，只有一条两三米宽的“六引”从村西南的白依拉嘎乡韩家店后山引过来，常常是上游的水用足了，才轮到下游的二莫村用水。连村南面的地都一个劲儿地抢水，村北的就别想种水田了。为了消除贫富差距，村里只好把村北的小山包卖了，有了钱开始在北面开发小井种稻。后来小山包给让路，从二莫和达里巴之间的四里河引过来的水，开始大面积地灌溉了二莫村的北部。 二莫叫成额莫勒不久，就从达里巴乡分出去了——不是分到了前郭县的其他乡，而是分给了与前郭县并列的宁江区。一下子让我感到有些陌生的额莫勒离我远了，仿佛不再是空间上的八里路，而是时间上的八百年。
八百年前，还在小山包上的额莫勒人，想不到还会整体向南迁移，也想不到六百年后北部八里路的地方冒出个达里巴屯，更想不到在达里巴屯冒出的一个人，会在小山包迁走后的印迹外围，为古村落“额莫勒”遗址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
大粪堆
儿时，我问母亲，我是从哪来的？母亲说是别人从八队的大粪堆刨出后她拣回来的。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咋来自那样一个臭哄哄的地方。从此，我对八队的大粪堆还是多了几分亲近。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里巴屯的十六个生产队，每个队的大门口都有一个大粪堆。我家在屯子东北角，离八队不过百米。在冬天的傍晚，我和伙伴们总爱到八队的大粪堆上玩耍。
记得八队每年堆起的大粪堆，直径都有三四十米，高也就五六米的样子。外围多是经常起的羊圈、牛圈、马圈的圈底子，土比较多；内里主要是牛马粪和少量的人猪粪便，当然也少不了柴草沫子。那可是一个生产队一年积攒起来的农肥，是下一年丰收的指望。社员们从挂锄起就开始积肥了，秋收脱粒后又掀起个高潮。人们一天天地看着粪堆长高增大，仿佛是堆起来的自信和自豪，不言自明，谁的粪堆大，谁明年就能多打粮食，谁的日子就会过得好。每年进了腊月门，积肥才算告一段落。这时只见每个大粪堆上都开始把柴草沫子点燃，冒出的沤粪的白烟会飘得很远很远。
大人们可以猫冬歇几天了，可我们小孩子照玩不误。傍晚，我们常常分成两伙，开始从大粪堆两侧冲上去，看谁能在粪堆顶上那片硝烟弥漫的战场抢占制高点，并打倒对方，才算胜利。记得在一个半个月亮还没爬上来的晚上，我方在粪堆顶上大败，在一片混战中我被“敌人”从粪堆上推下来，棉裤都撕开裆了，疼得我在地上好半天才站起来。回家后，看到我的一副狼狈相，姐姐们笑了，母亲却大怒，我疼得想哭，可还是强忍着没提从粪堆上摔下来的事。至今，我的一条腿的膝盖骨还比另一条腿的高一点儿。那个大粪堆，给了我永远的痛。
那时候我们玩耍都是对抗性的，想来是与受到的教育有关。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开始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讲地主和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和压迫穷人的。我们学校有个大个子的徐老师，他给我们讲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讲恶霸地主刘文采为折磨穷人而建的水牢。他在上面哭着讲，我们学生在下面哭着听，一个个都攥紧了小拳头，恨不得把所有地主老财都打翻在地。为了响应学校让我们体验在地主的剥削下吃糠咽菜的号召，我吃过甜菜缨子，吃过炒豆腐渣，也吃过麦麸子做成的窝头。吃着这些难咽的食物，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更加深了我对反动阶级的仇恨。学校还请过八队的老贫农李大爷给我们忆苦。谁也没想到，李大爷说着说着竟说起老东家和耪青的经常吃住在一起，从不搞小灶，在农忙的时候，还跟着大伙一同下地干活儿。特别是说到东家在活儿累的时候就杀猪淘米，那大黄豆包子大肥肉块子可尽造时，听得我们小学生一愣一愣的，有的高年级学生竟止不住捂着嘴笑起来。这还了得，住校的老贫农代表只好让他下来歇一歇，并说地主让管够吃是为了让穷人好好干活儿。李大爷站起来红着脸还想说什么，却被住校的老贫农代表制止住了。
正是在那个年代，老师教会了我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学会了“夺过鞭子揍敌人”，学会了“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来，学校不再让李大爷到学校忆苦了，可在八队门口，我能经常看见他和社员们进进出出往大粪堆上抬粪的影子。
八队的大院有三千多平方米，西侧的一趟房子分别是碾道、马料棚子和马棚。院内五挂马车上的马，还有一些没上套的马、驴、骡子都在一起。傍晚马灯挂在马棚的柱子，两趟马槽子上只见一匹匹马，不抬头地“唰唰”吃着用豆饼和铡好的一寸长的谷草和好的料。马棚的里墙上，有个小窗口，其实是起粪时往外扔粪的出口。在西趟房和正房的夹空，是生产队的羊圈。正房有五间，外屋有南北两个烧水馇猪食的大锅台，里屋四间是筒子屋，有南北两铺大炕。南炕的两组窗台上是上下对开的窗户，下面的是玻璃窗，上面的是用塑料布钉的，炕稍有两个行李卷，一个是老荣军秦大华的，另一个是马夫老张头的。西墙上方中间贴着毛主席像，左下方是社员的月工分表。靠近西墙的是两个办公桌和一个上开门的柜子。通常生产队开会，这儿都是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员才能坐的地方，像打头的、大老板子等只能坐在炕上。院子东侧的一趟房是生产队的大仓库，内存有粮食、种子和一些农具。正房的房后是牛圈，牛圈的北面是个有近万平方米的场院，一年下来生产队收获的苞米、高粱、谷子等作物都集中到这里脱粒。就是从草甸子打的羊草，也拉回来垛在这里。
在我学生时代的冬天，一大早总是被两种声音弄醒。一种是生产队打场的磙子声，一种是刨粪声。这声音就是命令。天没放亮我就起来了，穿上冰凉刺骨的棉袄棉裤，蹬上水靰鞡戴上狗皮帽子，脸都不洗一下，就冲进了黎明前的黑暗里。我背着粪箕子拿着小镐凭着经验溜着阳面的墙根，像一个侦察兵细心地观察着。发现地上黑点深一些的就一镐刨下去，大多时候是已冻的猪粪，也有时刨的是块土坷垃。每年冬天，我都要拣上二千多斤猪粪卖给八队。看到长高长大的大粪堆也有我的一点儿劳动成果，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大粪堆随着生产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解体，再也见不到了。如今人们喜欢用化肥，很少有人再拣粪了，就是小粪堆在子屯里也很难得一见。那时人们在野外干活儿，有屎有尿都得憋着回到家里才拉才撒，现在听起来真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可现在用化肥用得地力下降，土地都板结了，看来庄稼这枝花，从长远着想还得靠粪当家。
八队的大粪堆，永远也不会出现了。当年大粪堆的位置和生产队的院子、场院如今都一家一户地盖起了房子。现在想来，那个大粪堆不就是的我的一层层襁褓吗？我被“刨”出来后，农民们把襁褓一层层铺进了田野，到秋又从田野兜回了各种各样的果实。 现在我真想撕下一块襁褓来，缠一缠我伤痛的膝盖，好叫这痛不要延伸到心里。
遥远的回声
在我的记忆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上课的钟声；而一连串的“当——当——当——当——”是下课的钟声。
伴着这样的钟声，我在达里巴屯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时代；后来，又伴着这样的钟声，从小学讲台走向中学的讲台。
说起来不怕别人笑话——我们学校的钟，不是电影《地道战》里挂在村头老槐树像古代武士头盔的那种。那种真正的古钟后来在寺院里见过，声音洪亮而悠远，撼人魂魄。我们学校的钟原来竟是一段一米来长的铁轨，在上端有个眼儿，用铁丝挂在教研室门旁的房檐椽子上；中间还有两个眼儿，用于插钟锤儿（一个一尺长的拇指粗细的铁棒）。用这种钟锤敲击铁轨，不但手震得发麻，发出的声音发哏，有点儿死性。
那时，乡村小学早晨的第一遍钟声是早会，每天都要开的，有事儿没事儿当领导的总要讲上几句。记得达里巴小学教研室是个大屋子，所有的教师分学年组和专科组桌对着桌办公。大屋子的四个角落，除了东南角是进出屋里外面的大门儿，其余的小门上分别标明校长室、教导处和总务处。记得有一次，大家正在大屋子里开早会，一个原来是农场工人后硬性分来当教师的女同志大大咧咧地进来了。本来就没啥话可说的校领导停住了，大家的目光也聚焦到了这个老师手上拎着的塑料袋。这个去了厕所的女教师马上坐到自己的座位也就罢了，谁也没想到她竟然说出：“外面卖鱼呢，大家要买快去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时学校里民办教师也很多，挣钱的又很少，但家家都有耕地，常常是早晨从地里两腿泥直接就进了课堂。我分回家乡小学后就任毕业班（六年一班）的班主任。那时年轻，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求进步，总想跟老教师学点儿什么。一次，我突然袭击要听一个老教师的课，他没有反对就让我跟进了课堂。没想到我刚在后排坐下，他就问学生：“今天谁坐庄儿？”原来黑板没擦，他是问谁值日。在讲课中，一张画着两道杠的纸条从书中掉落在地上，他弯腰拣起来，自言自语道：“是个‘二条’哇，我还以为是‘二饼’呢。”全然忘记了这是课堂。
在小学大教研室的北墙上，那时有几个相框保留着学校“文革”以来的照片。在历届毕业生的毕业相中，竟有1973年还教双丰小学的五年二班的又瘦又小的我。在我1982年送走一个毕业班后，就和学生一起去了达里巴中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张小学毕业照。
到中学不久，学校就用了电铃，但同样也是铁轨的钟并没有“退休”——在停电的日子里，偶尔还能听见“当当”几声。
中学不开早会。那时教同一科目的教师在一个教研室里，教学之余还可以看点儿课外书。
我们语文组的几个老师都爱读点儿课外书。那时，学校成立了“大地文学社”，校领导和几个语文老师也都爱写点儿东西，发在学校油印的小报上。在教阅读课讲解诗歌时，我还大着胆子给学生朗诵过公刘的《上海夜歌》、舒婷的《致橡树》、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及北岛等人的朦胧诗，让学生接触了一些与课本上不一样的诗歌作品。
在教作文时我主张老师写“下水”作文，不要老站在河沿上指手画脚，借此机会，也“名正言顺”地写了点儿习作。看到学生千篇一律的“拦惊马”、“扶老人过马路”，我就给学生念我写的习作，让他们注意从身边的人和事写起。可学生观察能力有限，老说咋没啥可写的呢？我说你们细点儿心看看你们家最近发没发生过啥大事？没想到一个叫孙海霞的学生低着头不一会就写出了一篇《我老爷回来了》，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老孙家是烈属，小红牌挂在门楣上三十多年了，每到年节的政府都派人来慰问。他家“死”去的人是孙长汉老人的弟弟，从德惠当兵抗美援朝后，从此在战场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后来老孙家搬到前郭达里巴屯定为了烈属。没了丈夫，妻子不久悲伤过度而死，留下一个“梦生”儿子。儿子在伯父家长大后去广州当兵，成为空军基地的营长，后来转业在吉林油田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封从台湾发来的信从德惠转到达里巴屯。发信的人就是孙长汉老人的弟弟。原来他在朝鲜战场成了战俘，被迫去了台湾，从此天各一方三十多年。两岸关系解冻后，才有机会返回大陆，与亲人团聚。
我把这篇作文当成了范文推荐给学生读，学生很受启发。后来我又去孙家看望了这个从台湾回家的老兵。这么多年总想以此为素材写点儿什么，终没能动笔。
去年夏天，在参加一个婚礼的空闲时间，我来到了曾经工作的小学和中学。除了名字，再没能找到过去的一点儿影子。因是假期，学校只有几个护校的学生，在学生警惕的目光中，我只是草草地透过玻璃窗，看了看几个教室，就怅然地离去。
前几天，一个师范同学说他调到达里巴中心小学当校长，想邀我及几个同学回去。要走回家乡，走回学习和工作的起点，这事儿我竟放在了心上。那张小学毕业相估计还在，但那个铁轨做成的钟估计不会有了。好在我还能经常看见铁轨，还能看见从家乡一侧经过的两条平行的铁轨正一段一段地伸向远方，然后交汇在一起，发出我熟悉的来自遥远的回声。
猫冬
有人说我们这儿要是到外头撒尿，那尿立刻会冻成了冰棍。这话虽说有几分夸张，但冬天那种刺骨的冷是真的。俗话说“三九四九，在家死糗”，基本上说出了我们这的人过去好“猫冬”的状况。那时不“猫冬”咋整，在外面干点儿活儿手都拿不出来，于是，大多数人只好在家干呆。
大人们的生活习性是这样，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是冻得“鼻涕啦瞎”的还是愿意到外面玩。
大白天，我们玩的是射箭。说是射箭就是挑选发青的高粱秆用刀修理光溜了当箭射，被射的对象是二三十米开外在地上立起的半截苞米瓤子，及其后面的秫秆棒棒。这些秫秆棒棒一堆是一个人押上的赌注，要是谁能射倒那个立着的苞米瓤子——也叫老灯台，谁就可以把老灯台后面的所有的秫秆棒棒归己所有。
那时我就不太抗冻，但我“皮实”，手脚都冻坏了还总跑出去找伙伴们玩。手脚冻坏，最难受的还不是疼，是“刺闹”，钻心地“刺闹”。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片“昌”起来的红，红得有几分发亮，再后来这亮处出现了一个高粱粒大的白点儿，这就是要冻烂了的迹象。看到我手脚冻成这样，母亲一边骂我，但还是给我煮辣椒水或茄子秆水让我洗冻坏的地方。 手脚冻坏了，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家里守着火盆。那时，天天早晨母亲都扒一火盆烧后的余火，用铁锨头压实着了再端回里屋放在炕上。没事的时候，我就去仓子里取回几个冻豆包，或在土豆窖里拣上几个小土豆埋在火里，然后再用烙铁摁实着了，到中午烧熟了好“打打尖”。母亲不反对我烧豆包烧土豆，但反对我和弟弟在火盆里崩苞米花吃。可趁母亲不在家时，还是有几次偷着将房檐下挂着的火苞米拽下一穗来，搓下几粒放在火盆里。冬天的苞米有点儿潮，一般爆不成花，只是看见一个个小粒遇热鼓了起来，再扒拉一下就“噗”的一声跳起来，滋起一股烟灰。往往这时我们哥几个就认为烧熟了，得赶紧用手拣出来吃掉，吃得嘴巴子左一道子右一道子的，炕上也弄得灰么了乱的。
要是没等天黑就把火盆里的火扒拉没了，是免不了要挨骂的。因为我们这冬天吃两顿饭，在做晚饭时母亲要用一截青麻秆将一头踩碎，插进火盆后一吹，就吹出明火了。那时用“洋火”得到供销社去买，为了省几个钱，母亲是能省就省，就是晚上点灯，也用这麻秆取火。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的冬天父亲都在吊着的保险灯下编着炕席。编炕席得选粗细一致的高粱秆儿，我们这儿也叫秫秆。选好后拿到里屋先用刀将叶子修理下去，再用刀口呈“人”字形的器具将秫秆从头到尾分成三半儿。分成半儿的秫秆要捆好放在墙角掸上水洇上一两天，然后再用锓刀将瓤子刮除，剩下席篾。父亲白天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在里屋的地上编炕席。每领炕席的长度和宽度要事先量好，长度最好略长点儿，这样铺在炕上两头能贴着墙窝上点儿。父亲编成的炕席边儿和里面的纹理是不一样的，席子的花纹虽然走向不同，但还是形成了浑然一体的两个部分。那时家家户户过年要是换上一领新炕席也如人穿上了一件新衣裳，那心要爽快上好几天。可是那时大部分人家有盖的没铺的，因此贴着炕席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都印了一身炕席花。父亲除了编自家的炕席，左邻右舍的求到头上也不推脱，虽说这是个挺费事的活儿，又是个挺埋汰屋子的活儿，可父亲干起来仿佛有很多乐趣蕴含在其中。除了编炕席，父亲还编过席织篓、八斗、锅盖、茓子等。我那时真是挺佩服父亲的，一个中医大夫还会这样的手艺。那时父亲夏天还编过筐，编过囤子，当然花篓就更是小菜一碟了。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随父亲，心不灵，手也不巧。
心不灵手不巧就够呛了，可我小时候还有点儿蔫淘，时不时就干出点过格的事。比如冬天我家的园子里放了堆谷“秴秾”，总有一群群的家雀飞过来找食吃。一天我在“秴秾”堆里下了几个“死”铗子，没打着家雀，却把我家大公鸡的腿掐折了，喂了不少黄瓜籽才又接上。
没打着家雀，又差点儿搭上大公鸡，让我越发对家雀没有好印象了。
我家房西的柳树上有几个家雀，每到太阳落山后的“雀懵眼”时，就悄悄潜入房檐下的窝里。特别是在静静的晚上，总会听到家雀在窝里嗑房箔的声音，听得心烦意乱的。另外，有窝的地方，每到冬季，里屋的墙上就早早透过白霜了。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是想抓它几个，就找来伙伴二孩拿着手电筒向房后走去。我们先是用手电照了一下窝的位置，然后我蹲在墙根，让二孩踩上我的肩膀向上摸去。哪想到我离墙太近，二孩还没够到房檐的椽子，就向后摔下来了，惊飞了第一窝的两只家雀。要掏第二窝时，二孩说啥也不上了，体重大些的我只好踩上了他的肩膀。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这次我让他离墙稍远一点。当我一手够着房檐后，另一只手果断地向窝里伸去。开始窝口很小，勉强能塞进手去，越往里伸越宽绰，还摸到不少羽毛。我的棉袄袖子都撸到胳膊肘儿了，在最里面终于摸到了两个家雀。那个晚上我们共抓到六只，手都被房箔划出血了。后来我用冻土块将窝口堵住，又用点儿泥抹死了。母亲知道我掏了家雀窝没有批评我，只是说有的窝里有长虫（蛇），会从衣服袖子钻进来，再从领口钻出来钻进人的嘴里。后来我就不再掏了。要说这家雀也挺有意思的，你不让它们盗房檐子，它们冬天就占用了燕子的窝。等到春天燕子回来了，家雀就守着窝口不给倒地方，只见它们在我家房檐下的电线上飞上飞下地理论，到了最后，燕子斗不过“老家贼”，只好在房檐下又絮了一个窝。
儿时的冬天，虽说我大部分时间猫在家里，有时在炕上撮“嘎拉哈”，有时守着火盆听上岁数的老人讲点儿“瞎话”，但是，外面的诱惑力更大些。比如在新正月，我和伙伴们就跟着一伙大秧歌从达里巴屯南跟到屯北，从屯东跟到屯西。有时，也会踩上自制的高跷混进大秧歌的队伍里，跟着“嘀喇嗒嘀喇嗒”的曲调扭上几步。
毛驴拉磨
在我们老家达里巴那疙瘩，管推碾子拉磨的地方叫碾道，不叫磨坊。
从十岁起，我就开始扛着装有四五十斤苞米的口袋，走向三百米开外的碾道了。碾道在生产队院子的西南角，和马圈、铡草的库房在一趟土房内。碾道里，除了碾子，还有石磨、风车子、装糠的小仓子、筛面时放笸箩的土台子、大笸箩、簸箕、箩、笤帚、套包、蒙眼等。
那还是上世纪的70年代初，农村的家家户户存的米面都不多，得经常到碾道碾米磨面。碾米的活儿不是我们小孩子能干了的，碾盘中心轴上吊起来的扁三角形的漏斗儿底部，有个控制粮食下漏速度的抽板儿，留出多大空隙是我所掌握不好的。再有的是把碾了两遍的米放在风车上面的斗里，得一面把风车的轮子摇转起来，靠风力把控制板儿处下漏的米和糠分开来。这也是个技术活儿，我那时也是做不好的。我们那里碾米时套的是马，磨面时拉磨的是毛驴。碾米的活儿我干不了，于是每次碾谷子、高粱时，母亲总是找亲属帮忙。
拉磨的活儿相对容易些。等排队磨面轮到我了，我就把苞米倒在磨盘上面的箩圈里，把毛驴的蒙眼戴上，再戴上套包扣上夹板，就开始让毛驴转圈拉磨了。
磨盘近旁就是放大笸箩的土台子。大笸箩里有个类似锅叉的两道平行固定的木扁担在笸箩的两端，上面放上筛苞米面的箩，可来回移动把苞米面筛下来。
苞米面是东北农村的主食，我们老家也叫杂和面，在锅里贴成的叫大饼子。说成杂和面，是由于当时除了苞米，还掺有其他粮食。我记事时，家里在碾道拉苞米面时，总是在苞米里放点黄豆，这样的杂和面在铁锅里贴成大饼子吃着不死性，还略微有点儿甜。 用毛驴拉磨是个生产流程。要是磨眼空了或堵住了还在空转，就会把上下磨盘相咬的齿儿磨平了，也会有磨下来的石沫子混在面里。所以我得一边在磨盘上收拾拉下来的碎粕子，一边放在箩里筛，一边还得把筛剩下的再放在石磨上，再用小木棍捅一捅磨眼。
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有点儿像毛驴走的那个圈。毛驴拉累了也会自动停下来，有时是拉屎撒尿，有时仰起脖子叫上几声，也有时要是听着没了动静也会偷吃几口拉下来的苞米粕子。每当它吃下一两口时后我就开始使个动静，这时它来回摆动的两个耳朵立即大动了一下，抬起头立即像犯了错误似的又赶紧拉起来，生怕挨打。我很同情拉磨的毛驴，从没打过。开始我还不明白，毛驴拉磨为啥要把眼睛蒙上。最初，我以为把眼睛蒙上是怕它看见拉下来的粮食会嘴馋。没想到有经验的毛驴就是戴上了蒙眼，也会凭着经验把头伸向磨盘，准确地吃到一点儿拉下来的苞米粕子。我觉得防止毛驴偷嘴戴上个铁箍嘴就行了，可为啥要戴蒙眼呢？想来想去主要是怕转圈走的毛驴也会迷糊，那样的话这活儿就干不成了。
我曾细看过蒙眼，不是用一块麻袋片子吊个带儿，挂在毛驴脖上把眼睛蒙住的那种。而是用苞米叶子编成的像草帽顶上隆起的两个罩，罩的里面用布挂上面，扣在毛驴的两个眼睛上它就啥也看不见了。现在看来，蒙眼很像妇女戴的乳罩儿。
拉完这四五十斤苞米，总得一个小时左右。特别是要到最后，剩下的苞米糁子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好磨了。这时也是我最忙的时候，得一头顾着筛面，一头顾着磨上，弄得脚不粘地地跑上跑下。到收尾停下来的时候，在磨眼里要给下家留下一点儿苞米粕子，不能磨净了成了空磨，这样下家再倒上苞米时，好把里面存留的顶出来，就不至于磨出石沫了。停下后，再把磨剩下的苞米糁子再用粗面箩一隔，留下的小糁子还能熬粥喝。往往这时，停下来的毛驴会不顾一切地又把嘴伸向磨盘，不肯放过这最后的机会。这时我就让它再吃上几口，实际上这时也真是吃不到什么了。
我们这管筛面的筛子叫箩，小时候拉苞米面就是用这种苞米面箩在大笸箩里筛来筛去，把筛下的面装进面口袋里才算完事。往往我还没有打扫完呢，排队等候的人又把一口袋苞米扛进来了。毛驴也只能歇上那么一小会儿，就又开始拉磨了。也有的时候，喂马的老更倌走进来看拉完了，就说住得工了。这样我就把毛驴从套上卸下来，看着老更倌把它牵出碾道，在外面打上几个滚，抖擞几下后又叫唤几声。往往这时，就会看见有个小毛驴驹儿从生产队的大门外撒着欢地跑过来，跟着大毛驴走向马圈的槽子旁边。
东西屋
小时候，我家与四娘家住东西屋，三间房一家一间半，共用一间中间的外屋。
那时两家住东西屋的在达里巴屯还有很多，也有刚结婚没房子跟别人家住南北炕的，在幔杆子上把幔布一拉，就隔成了一个小间。
四娘家住东屋，我家住西屋，由于共同走一个房门，我记得每到冬天都是两家轮流用黄纸来糊门上部空透的格子。四娘糊门时我注意看过，她先在疙瘩溜秋的黄纸上刷上一层用白面打熟的糨子，再用线麻一匹儿一匹儿等距离平行地摆好，接着再交叉着摆上一层，形成一个个菱形。这时只见她把另一张大小一致的黄纸贴上去，往门上部的木格子和门边子刷些糨子，就把两层糊在一起的黄纸贴在门上了。这还不算完，贴上后，四娘又用鸡毛翎蘸着碗里的豆油一道儿一道儿地抹着，又用布条把四边压上才算完事。因为一年只糊一次，用油抹在黄纸上主要是防雨。每年，我们两家共用的门糊得严严实实的，冬天一点风都不漏。
四娘跟母亲相处得很好，她家做点儿差样的饭菜都要给我家端过来点，我家也是如此。因此小时候我没少吃四娘做的饭菜。后来我坚决地不吃了，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四娘在往锅里贴苞米面时，由于倒不出手来，滴了挺长的大鼻涕竟掉进锅中的菜里。
那时的人大多数都埋了巴汰的，我多次看到过四娘正烧火做饭，紧忙出屋走向房东的茅道子，有时还没等走到茅道子里头就解开裤带，然后又忙三火四地进屋切菜和面。
四娘家有个跟我般对般儿的小琴，是我儿时的伙伴。那时小姑娘小小子在一起是常有的事。记得夏天我和小琴及邻居的英子、二孩、小三子等伙伴玩儿得最多的是摔炮儿，看谁摔得响。所谓的炮儿，就是把黄土泥做成碗状，然后双手捧起来倒扣着摔在平地上。这时只听“叭——”的一声，倒扣着的“碗”的底部就被里面的气儿鼓破个口子。玩够了摔炮儿，我们就用黄土泥团成很多泥丸儿晾在我家的西仓房顶上。这些泥丸是我们用弹弓打麻雀的子弹。
我们还经常玩儿“打背子”，就是选甲乙两处相距十几米的“家”，分成两伙玩，每伙两三个人不等。因开始没有胜负，就采用“丁钢克”的方式（一齐用手伸出“井”、“盖子”、“锥子”决定谁先胜出）。胜方先在甲处画成圆圈的家里，由负方的一个人先抛起个小布口袋，由胜方的人打出去，这时胜方的人要趁机跑向乙处的家。负方的另一个在远处的人要是能把打出去的口袋接住就胜了，要是没接到，在地上拣起来打在跑向乙处那个人的身上也算胜。哪伙胜了哪伙就在圈里往外打口袋，循环往复。
由于是东西屋的伙伴，自然要比别的伙伴近一层儿，记得小琴一次拿了个水缸子出来叫我，我问喝的是啥，她神秘地说汽水。我头一次听说汽水这个词，自然不知道是啥味道。她说你喝一小口吧，于是我喝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口汽水，差点没喝呛了。
冬天我们晚饭后玩的主要是藏猫猫。常常是我和二孩、小三子一伙，小琴和英子一伙。我们东躲西藏的，四娘不但不烦，还会积极地搞好配合。一次藏在东屋里的小琴和英子，我们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终于在地桌底下的土豆窖里把英子找到了，可是小琴咋也找不着。后来，倚着炕柜纳鞋底子的四娘朝柜上的被垛使个眼色，我们终于上炕撩开苫着被垛的毯子，看到了夹在叠好的被子中间的小琴。等她们找我们时，把我家西屋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原来趁她们不注意，我和二孩出去了，藏在了我家的菜窖里。菜窖里又黑又冷，听到她们在房前屋后边喊边找，我们真是冷并且快乐着。
上世纪的70年代初，四娘一家搬到了达里巴屯的后街，我们来往的少了。后来我从达里巴中学转到木头中学学习木工时，听母亲说四娘来过的次数多了起来，还说她就喜欢木匠。不久就见小琴隔三差五地到我家来。 由于当兵不成，学木工又不是我的所爱，我的心情可想而知。可是没想到说媒的和不说媒的都跑上门来。英子也是总来，还把她的一张照片插在了我家相框的一角上。有媒人来我家说，不妨先订下吧，就算先扔把扫帚占把碾子了。可我长了个木头脑袋，对这一切没有一点儿反应，好像这档子事和我无关似的。不久，人家看我没有这个意思，纷纷找婆家嫁人了，四娘也不再来了。
沿着长调走回故乡
达里巴，是郭尔罗斯草原上一个小屯的名字，离松花江有十几里远。这个小屯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据说，达里巴是个蒙古人的人名。该人在清朝嘉庆年间在此立屯，从此达里巴就叫开了。从一家一户渐渐发展成一个小屯。民国时期，达里巴屯成了郭尔罗斯草原第二大的屯子（第一大屯子是库里，也就是清朝孝庄皇后父母安葬立碑的地方，距离查干湖几里远），人口大约有六七千。后来，达里巴又成了乡的名字大区的名字，建国前一度是旗政府所在地（东北光复后，在国共“拉锯”的1947年前后，郭前旗政府就设在达里巴屯的南侧，旗长叫黎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草原上有点儿小名气的名字，史料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儿墨迹。
《达里巴，我最早的老乡》，是我去年创作的一首诗。这是我对抽象的一个蒙古老乡的缅怀，也是我对具体的一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的怀恋。
儿时，只知达里巴是蒙古语，不知是啥意思。现在细细想来，达里巴这面汉译的“旗帜”还真的冥冥中引领我这个汉人与“蒙古”二字发生过很多联系。
我出生的土房据父母讲也是蒙古人住过的，是一个叫“巴达廉”的蒙古人盖的。这户人家当时挺富有，盖的是三间土坯房。中间的堂屋靠近迎外面门的部分，立有一面下是木板上是窗户的隔断，中间开门。檩木又粗又黑，有点儿像油浸过的电线杆子，很直。土改后，由我家和一赵姓人家买下，我家住西屋。西屋有一个比南窗户还大的西窗户，南北炕靠西山墙连接着一窄溜西炕，刚能放一张八仙桌子那么宽。小时候我家比别人家亮堂，主要是有了西窗户，也比别人家暖和，是有了串通南北炕的西炕。现在懂了点儿民俗，知道这是有满蒙特点的民居。那时达里巴有西窗户西炕的没几家。蒙古人以西为大，我想那个叫“巴达廉”的蒙古族老乡，我们就先后睡过同一铺火炕。没想到这屋我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离开故乡时卖给了一个刘氏人家。现在想想真是不该卖掉，好让我回到故乡有个“家”，可是老宅已被扒掉，在原处盖起了四间面目全非的红砖蓝瓦房。我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为此曾写了一首《压在心上的房》作为纪念。那个有满蒙特色的西屋不在了，可我的精神家园还在，我的达里巴还在。前几年，有很多县区合并乡镇，我真怕区域越来越小的达里巴被合并到其他乡镇，好在没有发生。
1979年秋天，我进入前郭师范学校读书。没想到第二年学校改名为白城地区前郭蒙古族师范学校，使我又一次和“蒙古”二字发生了联系。我的老师中有很多是蒙古族人，同年级同学中蒙古族人也很多，下个年级是一色蒙古族同学，都说蒙古语。这是我了解蒙古族文化的开始。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我爱好上了草原歌曲和文学。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校园，我成了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之一，唱不好敢唱，写不好敢写，在同学中闹了个脸熟，其实没啥真东西。
我的家乡没有因我没有真才实学抛弃我，相反接受了我。我在农村中学没唱明白，但瞎投稿也有“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时候。时间久了，发表一些小“豆腐块”，还真遇上了几位伯乐。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成了一名县级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说来也巧，我所在的编辑部蒙古族编辑记者占绝大多数，没想到我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感受到了浓浓的蒙古族文化氛围。
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遇到的伯乐中，有两位是蒙古族人。一位是作家苏赫巴鲁老师，在写作和做人上给我很多教诲，1989年他与诗人芦萍老师介绍我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另一位是作家包广林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写作，还关怀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这两位蒙古族前辈是创作的巨人，做人的高标。能认识他们真是三生有幸。
出生的土房是蒙古民居，出生的小屯是蒙古人名命名的屯子，上学的学校是蒙古族师范学校，工作的单位是蒙汉双语的广播电台，一生重要的恩师又是两位著名的蒙古族前辈。这足以说明了我与“蒙古”二字的缘分了。
难怪，我走到哪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蒙古族人。
细细想来还是那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道理。看来我得感谢古老的郭尔罗斯，感谢达里巴。
达里巴屯西部是一片草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从小就在草原上拣牛粪，打羊草。置身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上，心灵会纯净得就像眼前的水泡子。面对辽阔的草原，没有人与你交谈，你只想漫无边际地唱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达里巴看过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最能打动我的是歌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前边没有歌词的“过门”。太奇妙了，一下子又把我带入了辽阔的草原上，让我心醉。后来有人说那是蒙古长调。从此我就爱上了这种带有“诺古拉”和真假声交替的长调。现在我已能学着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莫德格、照那斯图等长调大师唱几支长调歌曲。每次学唱，就仿佛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达里巴故乡；每次学唱，就感到情感得到一次释放，就感到灵魂得到一次净化。
我不会说蒙古语，可我爱唱蒙古长调。因为沿着长调，我能走回梦中的草原和梦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