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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强 甘肃通渭人，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诗刊》《美文》《星星诗刊》《青年作家》《草原》《山东文学》《延河》《散文诗》《散文诗世界》《鹿鸣》《小品文选刊》等刊物，作品入选《2010年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2016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2016年中国散文诗精选》等，曾获第二届河北散文大赛三等奖。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包头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胃里的故乡
我在包头的城中村落脚的时候，太阳刚从北回归线折返。站在城中村高高低低的小洋楼前，阳光直勾勾倾斜下来，地上的蚂蚁都无处躲藏，三三两两的行人说说笑笑从城中村横七竖八的小巷里突然冒出来，或者突然消失在小巷里。堂弟将我引进一条巷子，然后拐进一扇暗红色的大铁门，扛着行李来到三楼的一间小屋子。只有几平米，一张床占去了大半的地方，行李放在地上，房间一下子满了。
城中村实在不大，但是其地理位置却异常优越，处于两个核心市区的中间位置，四条马路将村子围成一个正方形，从空中看去，是高高低低的小平房，几条小路串联着这个村子。
与所有的城中村一样，这里接纳着太多的阴暗和肮脏、希望和梦想，谁也不知道住在隔壁的那个晚归的女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也不知道那个住在楼上每天天还没亮就出门的小伙子在哪里上班。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奔忙。当城市的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这里，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几平米小平房里的一员。
很多人来这座城市的第一个住处都在这里，房租便宜，交通方便，生活成本低。我也并不例外。当我如一粒尘土在这座城市落下脚之后，这里成为我无法逃避的选择。朝院内开的窗户终年光线暗淡，像我和堂弟经常去打台球的地下室，带给人窒息和绝望之感。
下楼出了逼仄狭窄的巷子，东西向的一条小马路穿过城中村，马路两边排开的是各种杂货店、台球厅、彩票站，更多的是小饭馆和小旅馆。随便拐迸一家小饭馆，都可以暂时慰藉辘辘饥肠，但是这个城市的饭菜，却如这个城市的风沙一样，凛冽而又粗狂。就是在这个巷子里的某个小饭馆，我第一次和堂弟坐在门口的饭桌上，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饭馆，没有一位顾客，服务员和老板、厨师坐在一起边嗑瓜子边聊天。堂弟接过菜单，随便点了两个菜、两碗米饭。好几十元的费用让我咋舌不已，几十元足够我在兰州的牛肉面馆，吃上一个星期的牛肉面。
我决定自己做饭。
堂弟在酒店工作，因为特殊的上班时间（下午两点下班，晚上九点下班），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在出租屋做饭，但是作为一名厨师，他还是买了做饭的一应物什，锅碗瓢盆菜刀面板，油盐酱醋米面齐全。这些都为我提供了方便，每天下班之后的大把大把的时间够我去做一顿便宜而又适口的饭菜。堂弟在包头工作多年，也吃腻了酒店的饭菜，但是他早已经忘记了家乡饭菜的味道，他对此也抱以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我蹲在门口的地上，一口电炒锅对着窄窄的过道，洗净切好的土豆、西红柿、菠菜、葱姜蒜摆在一块小方桌上。六月的太阳端正地照在院子中央，下班回来的邻居拖着疲惫的影子穿过院子中央晾晒的衣服，从逼仄的楼梯走上来。我下意识向屋里挪挪锅，挪挪身子，对着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笑笑。他们也往往要看看我锅里的饭菜，下意识地嗅嗅鼻子。这个院子每天都有人搬走，每天都有人搬进来，从一进这个院子，我想啥时候自己也能扛着行李，从这个院子里走出去，然后再也不会来这里看一眼。
邻居是一对河南小夫妻，每天我都能闻到屋里飘出的牛肉烩面的味道。楼下的四川小伙，门口挂着火红的辣椒，爆炒的辛辣味直冲楼上，往下看一眼都觉得眼睛发疼。对面的房东家则时常飘荡着羊肉的香味。是的，羊肉，在这座城市里，羊肉与土豆一样普遍。并不大的小院里，每天飘荡着天南海北的味道，也夹杂着天南海北的方言。
而我，却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不知所措，面没问题，菜没问题。出租屋只有自来水，一只塑料桶接了放在地上，冬天早上起来里面全是冰碴儿，洗脸的时候甚至割脸。浑浊的黄河经过这座城市，经过加工处理后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便想起兰州黄河里漂浮的泛白的死尸，这水便有了异样的味道。我从门口的小卖部买来桶装矿泉水，用矿泉水揉面、做饭，但是依然没有家乡的味道。在异乡能吃到一顿家乡饭，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我为此而深感焦灼。后来我在那些散装的调料里发现了问题。从上高中时期寄宿开始，我就开始自己做饭。似乎早有人知道了这类人群的需求，所以生产了诸如十三香之类的调料，比例已经调配好，做饭时只需放几勺即可，不用考虑搭配比例问题。
为此，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超市。没有家乡的调料，只有种类分明的散装调料。这些调料在超市的柜台上摆放在一起，但是又彼此隔阂着，就像我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像一个城里人一样上班、下班、做饭、睡觉，但是又被一些莫名的东西隔阂着。
我的同班同学文昌比我先来到这个城市，他已经能够适应这里的饮食，并在日常的烟火生活中自得其乐。比如，有一天他告诉我，菜炒熟了，回头去盛米饭，卻发现米粒还颗粒分明地泡在水里，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按下煮饭的键，而是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笑得前仰后合。
文化的认同和融合首先是饮食和语言的融合，但是我在一顿饭里，却始终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堂弟说，巷子里有几家牛肉面馆，有时间可以去尝尝。
出了巷子向西不到十米，就是一家牛肉面馆，老旧的门脸，只有一个服务员每天忙前忙后。实际上，整个饭馆也只有厨师、老板和服务员三个人。实际上，来这个牛肉面馆吃饭的，每天也就那么几个人。他们与我一样，寄居在这城中村里。与我不同的是，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走，而他们只能在这个小小的饭馆里，张望门外的马路。一碗牛肉面，清汤里面的几片香菜，几块筷子头那么大的牛肉丁，没有看上去让人食欲大增的红辣椒，也没有白嫩可口的萝卜片，是的，这只是牛肉加面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常去。后来，饭馆门上贴上了饭馆转租的纸条。我第一次用蹩脚的普通话与老板交流，老板用同样蹩脚的普通话与我对话：开不下去了，相较于牛肉面，包头人更爱吃的是饸饹面。我明白，饭馆与人一样，也有水土不服的时候，只是，饭馆水土不服可以改头换面做其他，人却不能，只能硬着头皮适应。 再后來，牛肉面馆果真变成了饸饹面馆，老板还是那个老板，每天门庭若市，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一回。
行走的苜蓿
我决定从家里带调料过来，从家里带土豆面粉过来，从家里带猪肉臊子、酸菜浆水、苦荞面过来，与其说带回来的是食材，不如说带回来的是对家乡的一份念想。吃上一碗浆水面，就能想起故乡的山山峁峁来。
每年过完年回到我所在的城市，母亲大包小包都要装得满满的，上下火车成了最费力的事情。但是带回来的这些东西，却一下子改变了饭菜的味道，有了家乡的风味。堂弟每天下班不再在酒店吃饭，而是回到出租屋吃我做的家乡饭。
有一次给母亲打电话，不知提起啥，我在电话里说，好多年没有吃过苜蓿菜了，然后就想到了满目的苜蓿，在初春的风里柔软地摇曳。作为甘肃东南部黄土高原地区春天最早的“蔬菜”（严格意义上只是畜草而已），苜蓿早在杨柳和麦苗之前，带给大地一抹翠绿。驴子最早闻见苜蓿发芽的味道，在蜗居了一冬的驴圈里一声嚎叫，农人就知道苜蓿发芽了。几场春雨过后，提着笸箩赶到苜蓿地里，半个小时的工夫，就能摘回一筐。
我们说起这些，我的涎水在喉部咽了又咽。
苜蓿其实不是菜，是一种畜草，作为冬天改善驴子伙食的草料，每次都拌在麦秸秆里，作为点缀。在那些缺吃少喝的年月，人跟天抢食吃、跟地抢食吃、跟畜生抢食吃很普遍，只要能吃的野菜，没有一样能被放过。我们一家七口人，每年产下的粮食都接不上第二年新粮下来，白面馍馍也都是在重要的节日才能吃上，平时是糜子面馒头或者高粱面锅盔。买不起蔬菜，一整个冬天就靠一窖土豆和几捆大葱维持，除了过年，整个冬天的饭菜里很少能看见绿色。但是苜蓿长出来后，生活就有了希望，新长的苜蓿脆嫩、饱含水分，掐断后指甲上还留着翠绿的汁液，那是可以果腹也可以当作蔬菜的粮食。
生活就是这样，带给你绝望，也带给你希望。在漫长的冬天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春天悄悄把苜蓿送到大地上。苜蓿可以凉拌，也可以炒菜，还可以与土豆一起，做成汤菜，春天的饭桌上，苜蓿几乎是唯一的一点绿。
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春天来临，母亲每周都要托班车给我带些苜蓿菜、土豆、大葱。从上大学开始，我远离故乡的春天和秋天，苜蓿长出来了我吃不上，杏子黄了我吃不上，玉米熟了我也吃不上，甚至刚从地里刨出来，煮一锅皮都可以裂开花的土豆也吃不上。我只能与故乡的麦收和雪花有交集。
多少年没有尝过苜蓿的味道了，我甚至都忘了那些嫩绿的新芽经过唇齿间的感觉。
母亲说，我给你寄些去。但是谈何容易啊！甘肃与内蒙古之间，隔着十六个小时火车、五个小时汽车的距离。苜蓿不会行走，不像我，可以坐着火车、汽车不远千里来到这座城市生活。但是，在半个多月后，一大包新采的苜蓿被母亲细心地打包后，被送到我的办公桌上。同事以为家里寄来了什么稀罕的特产，纷纷过来围观，但是当我打开包裹，看到苜蓿的一瞬间，不禁都兴味索然。
但是于我，一种莫名的情愫陡然而生。从遥远的甘肃寄到内蒙古，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这些苜蓿在行走中丢失了水分，丢失了柔软的身姿，越来越接近草的本质。这包苜蓿，更像是我在城市的影子，粗涩、干瘪、没有卖相。家里寄来一包草，这让同事有些不解，但是我却视为珍宝。
下班回到出租屋，将苜蓿倒在面盆里。外边一层已经全部发黄，就像秋天收割风干后作为畜草的苜蓿一样，只有里面的一小部分，还保持着嫩绿的颜色，但是也像经了霜的土豆叶子一样，看上去萎靡不振。但是我依然为此欣喜不已，坐在三楼的楼梯口，在太阳下仔细挑出那些还能被作为菜的苜蓿。下班回来的堂弟也为此惊喜不已，多少年，没有吃过苜蓿，早已经忘了那初春的味道。
初春的包头风沙肆虐，春雨下在别的地方，小草刚小心翼翼探出头颅。但是有谁知道呢，在这个各色人等杂居的小院里，居然有两个人坐在楼梯口，细心地挑拣着一千多公里外的春色。挑拣完后，堂弟将它们放在电炒锅里焯了，拌上醋，佐之以食盐调料，配上胡麻油烧熟后浇的春韭段，捣碎的蒜泥拌进去，熟悉而又久违的味道扑鼻而来。
那天，像过节一样，我和堂弟买了酒，做了揪面片，在满院子天南海北的饭菜味里，一小口一小口吃完了那盘苜蓿菜。一包行走的苜蓿，从数千公里之外，浩浩荡荡走进我们依然饥饿的胃里，我为此感到欣慰而又难过。
三个人的兔子
Z说，改天我给你们炖兔子吧，我在军队炖兔子特别好吃。我们都没有当真，点头应和着喝干了杯中的酒。
搬出城中村后，我和单位的两个同事合租了一套离单位稍近的房子，每人一间屋子，客厅、厨房、卫生间共用。虽然都是外地人，虽然都是报社的临时工，虽然都拿着为数不多的工资，但是年轻的心却从来没有为明天而担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生活过成了生活的样子，每天正常上下班，买菜回家做饭，周末时可以三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喝一顿酒。
后来，甘肃同事南下广东谋生，东北同事也选择离开这个屋子。两个同事搬走后，偌大的房子就剩下我一个人，曾经热闹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下来，形影相吊的日子并不好过。最关键的是原本三个人承担的房租，从他们离开的那一天起，成了我一个人的，数数自己每个月的工资，然后对比这高额的房租，我惶恐不已。在房租还没有到期之前必须找到合租者，否则到时候我也得搬走。在网上发布了招租信息，每天都有很多人联系，但是看完老旧的屋子和过时的家具，都摇着头离开了。
后来东东找到了我。东东老家宁夏，毕业于本地的一所高校，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他本该是在设计院工作，可是他所在的一家私人设计院后来倒闭，他在舅母的一家小设计院打杂，因为业务较少，做一些零碎的工作。他骑着一辆破旧的山地自行车到我家楼下，朝东的一间小屋，紧邻着客厅，屋子虽小，冬天暖气最热，也可以占用客厅的巨大空间，每月五百元。年龄相仿，又都是外地人，住在一起没有隔阂。
他说，上一个房东基本是个变态，不到三十岁却每天在家，靠着一套旧房子维持生活，每天趿拉着一双拖鞋晃来晃去，每个月的房租、水电费都要斤斤计较。最后他要搬走，房东押着一个月的房租，死活不给，“我都想扇他妈的一耳光，活得不像个男人。”东东说这话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脖子间的青筋在一突一突的。 东东基本不做饭。作为典型的工科男，他的生活是一整套模式，一般情况下雷打不动，上班时间固定，下班时间固定，晚上回家煮方便面，或者带回一碗面，边玩游戏边吃饭，往往都是吃一半，倒一半。游戏几乎成了他下班后的全部生活，而且他可以通过游戏来挣钱，虽然一个月只能收入一两百块钱，但是他觉得很满意。
后来来了一位南方小个子青年Z，生得俊秀，普通话并不标准而且说话语速快。他说自己本来与人合伙开一个家具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家具城倒闭，投入资金打了水漂，所以无奈出来租房。
我们并不知道他说的真假，楼下一个穿大红衣服的女子开车帮他搬家却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与Z-样，那女子身高并不高，齐耳短发显得精明干练。见到我们只是笑笑，并没有过多的言语。在住进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女的时常出现在我们共同拥有的这套房子内。房子本来不大，几间屋子距离太近，以至于晚上的呻吟声也让人听得真真切切。Z也并不忌讳，时常还会给我们讲一些床笫秘术，往后见了那女子，我们都有些脸红。
后来我们才知道，Z和那女子都有家庭和孩子。
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他做了一桌子菜，买了两瓶白酒，请我和东东到他屋里吃饭，味道偏辣，是典型的湘菜做法。几杯酒下肚，他告诉我们，他是一名特种兵，转业后到地方工作，后来又辞职创业，然后投资失败，现在又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我和东东相视而笑。饭后东东悄悄跟我说，我觉得他在部队就是个伙夫，饭做得不错，但是我没见过个儿这么矮的特种兵。说完我俩偷着乐。
也就是在那次酒桌上，小个子说他要给我们做一顿炖兔子，起因是东东的女友在一家獭兔养殖企业工作，我并没有当真。好久一段时间后，东东女友真的从企业带回来一只剥了皮的獭兔。
Z将兔子剁成块，盛了一小盆，撒上盐在水里去腥。晚上下班的时候，一打开门就能闻见一股香味飘来，肉已炖得烂熟。酒菜上桌，三个人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
随后，东东工作调动，追随女友而去。随后，我也搬离了那个小区，Z也不知所踪。搬家的那天，我又看到那个开着红色小轿车的女人来到楼下，将Z打包的行李装了满满一车。
在楼顶抽一支烟
那一支烟，我抽得很缓慢，像我即将离开这里的最后时光，是缓慢的。这种缓慢是一种别样的情感，不是留戀，也不是毅然决然。烟火明灭，小区里的流浪狗不时来回嚎叫呼朋引伴，下夜班的邻居将车子小心地锁在楼道口，高大的白杨树在秋风中翻弄着即将凋落的叶子。
离开的前一晚上，顺着施工搭好的架子，我爬上了三楼的楼顶。从来没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去看看生活了三年的小区，包括自己所在的这栋楼。往东是繁华的街道和高楼，往西是硬度十足的工业基地。独独这个小区，成了例外，低矮的楼房，苏联式建筑，与世隔绝的样子。
没有人注意到坐在楼顶上的我，就好像没有人注意到小区里有这样一个人，白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夜晚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悄然入眠。城市的生活就是这样无声无患，没有人能惊扰到自己，也没有人能被别人惊扰，就连夫妻间的吵架摔碗砸锅，也不会在这无声无息中惊起多大的波澜。
坐在楼顶上，点起一支烟。明月当空，小区外的街道车流不息，小区里万家灯火。我还记得刚来这个小区时的样子，从城中村的小出租屋搬到这里，一辆三轮车拉着我所有的家当：锅碗瓢盆、鞋帽衣物、两箱子沉甸甸的书籍，三轮车在前面，我在后面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最后三轮车停在一栋老旧的楼房前。那些装在车上的物什，一件件搬下来，堆在单元门入口处。递给三轮车师傅一根烟，师傅眯着眼看着我堆在地上的行李，接过我递过去的三十元车费，问我为啥要搬到这么老旧的小区。五百元一个月，便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暗暗与赵家营两百元一个月的房租做了对比，但是不管如何，这里总归是楼房，有能洗澡的卫生间，有单独做饭的厨房，这就够了。是的，就是这么简单，还要什么呢？
住进去的第一个晚上，收拾好一应物什，合租的同事还没有搬来，七十多平米的屋子里仅我一人，屋子显得有些空荡荡，昏暗的灯光也是凄冷的色调，拉上窗帘，屋外的一切都被隔绝。虽然已经过了冬天，但是在这个屋子里，荒凉如长在心里的草，异常茂盛。好久没住人了，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我们搬到有电梯的高楼了，屋子干净，也没发生过乱七八糟的事。这是老房东给我的交代。作为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小区，这里的房屋格局老旧，进门一道长廊，两边分别是客厅、卧室。正对的是卫生间，狭小而又昏暗，右侧是厨房，窗户被钉死，窗外的白杨树遮挡住了射进屋里的阳光，春天的时候杨絮顺着窗户的缝隙钻进来，落在抽油烟机上，厚厚一层。长廊两头拴着两根晾衣的铁丝，墙上的油漆脱落得有些斑驳，让我想起老房东的牙，在说话的时候，总有些音顺着那些没牙的地方偷偷溜走。
让我欣喜的是屋子里还有一套乳白色的书柜，虽然老旧，但也已足够，我的那些经常放在箱子里的书，总算有了好的去处。柜子上有一台老式的石英钟，拧紧发条，嘀嘀嗒嗒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强势而又柔软，像缓慢而又迅速消逝的时光。
我的屋子在阴面，打开窗就能看到小区杂草丛生的广场和广场上被藤蔓覆盖的一条长廊，再往东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多好啊，夏天的傍晚，我可以坐在被藤蔓覆盖的长廊下纳凉，也可以走出小区，在川流不息的马路边散步。
就这样，我在这个小区悄无声息地扎下脚跟，一如在城中村里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不知道前后左右的邻居是谁。实际上，我也做好了长期在这里生活下去的准备，置办全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厨房不大，却承接了我对城市生活所有美好的希冀。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厨房打扫出来，落满尘土的玻璃被擦得干干净净，抽油烟机擦拭如新，摆上做饭的瓶瓶罐罐，生活立马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我甚至将经年的地砖，也用铁刷子逐一清洗一遍。
一切迹象表明，我准备在这里常住，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当我收拾完所有的行李，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甚至有些恍惚，像我刚开始来到这个屋子一样，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陈设，一切仿佛都是陌生的样子，但实际上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三个春秋，从一开始的三个人一直住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剩下的人需要勇气，独自面对黑暗，面对屋子里遗留下的一切，面对曾经的记忆和生活过的气息。
扔下烟头，趁着夜幕，叫来出租车，那些打包好的行李，一件件从屋子里搬出。关灯出门的一瞬间，我听到一声叹息，很轻，但是我听见了。
责任编辑 韦露
胃里的故乡
我在包头的城中村落脚的时候，太阳刚从北回归线折返。站在城中村高高低低的小洋楼前，阳光直勾勾倾斜下来，地上的蚂蚁都无处躲藏，三三两两的行人说说笑笑从城中村横七竖八的小巷里突然冒出来，或者突然消失在小巷里。堂弟将我引进一条巷子，然后拐进一扇暗红色的大铁门，扛着行李来到三楼的一间小屋子。只有几平米，一张床占去了大半的地方，行李放在地上，房间一下子满了。
城中村实在不大，但是其地理位置却异常优越，处于两个核心市区的中间位置，四条马路将村子围成一个正方形，从空中看去，是高高低低的小平房，几条小路串联着这个村子。
与所有的城中村一样，这里接纳着太多的阴暗和肮脏、希望和梦想，谁也不知道住在隔壁的那个晚归的女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也不知道那个住在楼上每天天还没亮就出门的小伙子在哪里上班。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奔忙。当城市的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这里，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几平米小平房里的一员。
很多人来这座城市的第一个住处都在这里，房租便宜，交通方便，生活成本低。我也并不例外。当我如一粒尘土在这座城市落下脚之后，这里成为我无法逃避的选择。朝院内开的窗户终年光线暗淡，像我和堂弟经常去打台球的地下室，带给人窒息和绝望之感。
下楼出了逼仄狭窄的巷子，东西向的一条小马路穿过城中村，马路两边排开的是各种杂货店、台球厅、彩票站，更多的是小饭馆和小旅馆。随便拐迸一家小饭馆，都可以暂时慰藉辘辘饥肠，但是这个城市的饭菜，却如这个城市的风沙一样，凛冽而又粗狂。就是在这个巷子里的某个小饭馆，我第一次和堂弟坐在门口的饭桌上，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饭馆，没有一位顾客，服务员和老板、厨师坐在一起边嗑瓜子边聊天。堂弟接过菜单，随便点了两个菜、两碗米饭。好几十元的费用让我咋舌不已，几十元足够我在兰州的牛肉面馆，吃上一个星期的牛肉面。
我决定自己做饭。
堂弟在酒店工作，因为特殊的上班时间（下午两点下班，晚上九点下班），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在出租屋做饭，但是作为一名厨师，他还是买了做饭的一应物什，锅碗瓢盆菜刀面板，油盐酱醋米面齐全。这些都为我提供了方便，每天下班之后的大把大把的时间够我去做一顿便宜而又适口的饭菜。堂弟在包头工作多年，也吃腻了酒店的饭菜，但是他早已经忘记了家乡饭菜的味道，他对此也抱以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我蹲在门口的地上，一口电炒锅对着窄窄的过道，洗净切好的土豆、西红柿、菠菜、葱姜蒜摆在一块小方桌上。六月的太阳端正地照在院子中央，下班回来的邻居拖着疲惫的影子穿过院子中央晾晒的衣服，从逼仄的楼梯走上来。我下意识向屋里挪挪锅，挪挪身子，对着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笑笑。他们也往往要看看我锅里的饭菜，下意识地嗅嗅鼻子。这个院子每天都有人搬走，每天都有人搬进来，从一进这个院子，我想啥时候自己也能扛着行李，从这个院子里走出去，然后再也不会来这里看一眼。
邻居是一对河南小夫妻，每天我都能闻到屋里飘出的牛肉烩面的味道。楼下的四川小伙，门口挂着火红的辣椒，爆炒的辛辣味直冲楼上，往下看一眼都觉得眼睛发疼。对面的房东家则时常飘荡着羊肉的香味。是的，羊肉，在这座城市里，羊肉与土豆一样普遍。并不大的小院里，每天飘荡着天南海北的味道，也夹杂着天南海北的方言。
而我，却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不知所措，面没问题，菜没问题。出租屋只有自来水，一只塑料桶接了放在地上，冬天早上起来里面全是冰碴儿，洗脸的时候甚至割脸。浑浊的黄河经过这座城市，经过加工处理后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便想起兰州黄河里漂浮的泛白的死尸，这水便有了异样的味道。我从门口的小卖部买来桶装矿泉水，用矿泉水揉面、做饭，但是依然没有家乡的味道。在异乡能吃到一顿家乡饭，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我为此而深感焦灼。后来我在那些散装的调料里发现了问题。从上高中时期寄宿开始，我就开始自己做饭。似乎早有人知道了这类人群的需求，所以生产了诸如十三香之类的调料，比例已经调配好，做饭时只需放几勺即可，不用考虑搭配比例问题。
为此，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超市。没有家乡的调料，只有种类分明的散装调料。这些调料在超市的柜台上摆放在一起，但是又彼此隔阂着，就像我在这个城市的生活，像一个城里人一样上班、下班、做饭、睡觉，但是又被一些莫名的东西隔阂着。
我的同班同学文昌比我先来到这个城市，他已经能够适应这里的饮食，并在日常的烟火生活中自得其乐。比如，有一天他告诉我，菜炒熟了，回头去盛米饭，卻发现米粒还颗粒分明地泡在水里，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按下煮饭的键，而是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笑得前仰后合。
文化的认同和融合首先是饮食和语言的融合，但是我在一顿饭里，却始终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堂弟说，巷子里有几家牛肉面馆，有时间可以去尝尝。
出了巷子向西不到十米，就是一家牛肉面馆，老旧的门脸，只有一个服务员每天忙前忙后。实际上，整个饭馆也只有厨师、老板和服务员三个人。实际上，来这个牛肉面馆吃饭的，每天也就那么几个人。他们与我一样，寄居在这城中村里。与我不同的是，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走，而他们只能在这个小小的饭馆里，张望门外的马路。一碗牛肉面，清汤里面的几片香菜，几块筷子头那么大的牛肉丁，没有看上去让人食欲大增的红辣椒，也没有白嫩可口的萝卜片，是的，这只是牛肉加面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常去。后来，饭馆门上贴上了饭馆转租的纸条。我第一次用蹩脚的普通话与老板交流，老板用同样蹩脚的普通话与我对话：开不下去了，相较于牛肉面，包头人更爱吃的是饸饹面。我明白，饭馆与人一样，也有水土不服的时候，只是，饭馆水土不服可以改头换面做其他，人却不能，只能硬着头皮适应。 再后來，牛肉面馆果真变成了饸饹面馆，老板还是那个老板，每天门庭若市，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一回。
行走的苜蓿
我决定从家里带调料过来，从家里带土豆面粉过来，从家里带猪肉臊子、酸菜浆水、苦荞面过来，与其说带回来的是食材，不如说带回来的是对家乡的一份念想。吃上一碗浆水面，就能想起故乡的山山峁峁来。
每年过完年回到我所在的城市，母亲大包小包都要装得满满的，上下火车成了最费力的事情。但是带回来的这些东西，却一下子改变了饭菜的味道，有了家乡的风味。堂弟每天下班不再在酒店吃饭，而是回到出租屋吃我做的家乡饭。
有一次给母亲打电话，不知提起啥，我在电话里说，好多年没有吃过苜蓿菜了，然后就想到了满目的苜蓿，在初春的风里柔软地摇曳。作为甘肃东南部黄土高原地区春天最早的“蔬菜”（严格意义上只是畜草而已），苜蓿早在杨柳和麦苗之前，带给大地一抹翠绿。驴子最早闻见苜蓿发芽的味道，在蜗居了一冬的驴圈里一声嚎叫，农人就知道苜蓿发芽了。几场春雨过后，提着笸箩赶到苜蓿地里，半个小时的工夫，就能摘回一筐。
我们说起这些，我的涎水在喉部咽了又咽。
苜蓿其实不是菜，是一种畜草，作为冬天改善驴子伙食的草料，每次都拌在麦秸秆里，作为点缀。在那些缺吃少喝的年月，人跟天抢食吃、跟地抢食吃、跟畜生抢食吃很普遍，只要能吃的野菜，没有一样能被放过。我们一家七口人，每年产下的粮食都接不上第二年新粮下来，白面馍馍也都是在重要的节日才能吃上，平时是糜子面馒头或者高粱面锅盔。买不起蔬菜，一整个冬天就靠一窖土豆和几捆大葱维持，除了过年，整个冬天的饭菜里很少能看见绿色。但是苜蓿长出来后，生活就有了希望，新长的苜蓿脆嫩、饱含水分，掐断后指甲上还留着翠绿的汁液，那是可以果腹也可以当作蔬菜的粮食。
生活就是这样，带给你绝望，也带给你希望。在漫长的冬天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春天悄悄把苜蓿送到大地上。苜蓿可以凉拌，也可以炒菜，还可以与土豆一起，做成汤菜，春天的饭桌上，苜蓿几乎是唯一的一点绿。
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春天来临，母亲每周都要托班车给我带些苜蓿菜、土豆、大葱。从上大学开始，我远离故乡的春天和秋天，苜蓿长出来了我吃不上，杏子黄了我吃不上，玉米熟了我也吃不上，甚至刚从地里刨出来，煮一锅皮都可以裂开花的土豆也吃不上。我只能与故乡的麦收和雪花有交集。
多少年没有尝过苜蓿的味道了，我甚至都忘了那些嫩绿的新芽经过唇齿间的感觉。
母亲说，我给你寄些去。但是谈何容易啊！甘肃与内蒙古之间，隔着十六个小时火车、五个小时汽车的距离。苜蓿不会行走，不像我，可以坐着火车、汽车不远千里来到这座城市生活。但是，在半个多月后，一大包新采的苜蓿被母亲细心地打包后，被送到我的办公桌上。同事以为家里寄来了什么稀罕的特产，纷纷过来围观，但是当我打开包裹，看到苜蓿的一瞬间，不禁都兴味索然。
但是于我，一种莫名的情愫陡然而生。从遥远的甘肃寄到内蒙古，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这些苜蓿在行走中丢失了水分，丢失了柔软的身姿，越来越接近草的本质。这包苜蓿，更像是我在城市的影子，粗涩、干瘪、没有卖相。家里寄来一包草，这让同事有些不解，但是我却视为珍宝。
下班回到出租屋，将苜蓿倒在面盆里。外边一层已经全部发黄，就像秋天收割风干后作为畜草的苜蓿一样，只有里面的一小部分，还保持着嫩绿的颜色，但是也像经了霜的土豆叶子一样，看上去萎靡不振。但是我依然为此欣喜不已，坐在三楼的楼梯口，在太阳下仔细挑出那些还能被作为菜的苜蓿。下班回来的堂弟也为此惊喜不已，多少年，没有吃过苜蓿，早已经忘了那初春的味道。
初春的包头风沙肆虐，春雨下在别的地方，小草刚小心翼翼探出头颅。但是有谁知道呢，在这个各色人等杂居的小院里，居然有两个人坐在楼梯口，细心地挑拣着一千多公里外的春色。挑拣完后，堂弟将它们放在电炒锅里焯了，拌上醋，佐之以食盐调料，配上胡麻油烧熟后浇的春韭段，捣碎的蒜泥拌进去，熟悉而又久违的味道扑鼻而来。
那天，像过节一样，我和堂弟买了酒，做了揪面片，在满院子天南海北的饭菜味里，一小口一小口吃完了那盘苜蓿菜。一包行走的苜蓿，从数千公里之外，浩浩荡荡走进我们依然饥饿的胃里，我为此感到欣慰而又难过。
三个人的兔子
Z说，改天我给你们炖兔子吧，我在军队炖兔子特别好吃。我们都没有当真，点头应和着喝干了杯中的酒。
搬出城中村后，我和单位的两个同事合租了一套离单位稍近的房子，每人一间屋子，客厅、厨房、卫生间共用。虽然都是外地人，虽然都是报社的临时工，虽然都拿着为数不多的工资，但是年轻的心却从来没有为明天而担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生活过成了生活的样子，每天正常上下班，买菜回家做饭，周末时可以三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喝一顿酒。
后来，甘肃同事南下广东谋生，东北同事也选择离开这个屋子。两个同事搬走后，偌大的房子就剩下我一个人，曾经热闹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下来，形影相吊的日子并不好过。最关键的是原本三个人承担的房租，从他们离开的那一天起，成了我一个人的，数数自己每个月的工资，然后对比这高额的房租，我惶恐不已。在房租还没有到期之前必须找到合租者，否则到时候我也得搬走。在网上发布了招租信息，每天都有很多人联系，但是看完老旧的屋子和过时的家具，都摇着头离开了。
后来东东找到了我。东东老家宁夏，毕业于本地的一所高校，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他本该是在设计院工作，可是他所在的一家私人设计院后来倒闭，他在舅母的一家小设计院打杂，因为业务较少，做一些零碎的工作。他骑着一辆破旧的山地自行车到我家楼下，朝东的一间小屋，紧邻着客厅，屋子虽小，冬天暖气最热，也可以占用客厅的巨大空间，每月五百元。年龄相仿，又都是外地人，住在一起没有隔阂。
他说，上一个房东基本是个变态，不到三十岁却每天在家，靠着一套旧房子维持生活，每天趿拉着一双拖鞋晃来晃去，每个月的房租、水电费都要斤斤计较。最后他要搬走，房东押着一个月的房租，死活不给，“我都想扇他妈的一耳光，活得不像个男人。”东东说这话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脖子间的青筋在一突一突的。 东东基本不做饭。作为典型的工科男，他的生活是一整套模式，一般情况下雷打不动，上班时间固定，下班时间固定，晚上回家煮方便面，或者带回一碗面，边玩游戏边吃饭，往往都是吃一半，倒一半。游戏几乎成了他下班后的全部生活，而且他可以通过游戏来挣钱，虽然一个月只能收入一两百块钱，但是他觉得很满意。
后来来了一位南方小个子青年Z，生得俊秀，普通话并不标准而且说话语速快。他说自己本来与人合伙开一个家具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家具城倒闭，投入资金打了水漂，所以无奈出来租房。
我们并不知道他说的真假，楼下一个穿大红衣服的女子开车帮他搬家却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与Z-样，那女子身高并不高，齐耳短发显得精明干练。见到我们只是笑笑，并没有过多的言语。在住进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女的时常出现在我们共同拥有的这套房子内。房子本来不大，几间屋子距离太近，以至于晚上的呻吟声也让人听得真真切切。Z也并不忌讳，时常还会给我们讲一些床笫秘术，往后见了那女子，我们都有些脸红。
后来我们才知道，Z和那女子都有家庭和孩子。
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他做了一桌子菜，买了两瓶白酒，请我和东东到他屋里吃饭，味道偏辣，是典型的湘菜做法。几杯酒下肚，他告诉我们，他是一名特种兵，转业后到地方工作，后来又辞职创业，然后投资失败，现在又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我和东东相视而笑。饭后东东悄悄跟我说，我觉得他在部队就是个伙夫，饭做得不错，但是我没见过个儿这么矮的特种兵。说完我俩偷着乐。
也就是在那次酒桌上，小个子说他要给我们做一顿炖兔子，起因是东东的女友在一家獭兔养殖企业工作，我并没有当真。好久一段时间后，东东女友真的从企业带回来一只剥了皮的獭兔。
Z将兔子剁成块，盛了一小盆，撒上盐在水里去腥。晚上下班的时候，一打开门就能闻见一股香味飘来，肉已炖得烂熟。酒菜上桌，三个人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
随后，东东工作调动，追随女友而去。随后，我也搬离了那个小区，Z也不知所踪。搬家的那天，我又看到那个开着红色小轿车的女人来到楼下，将Z打包的行李装了满满一车。
在楼顶抽一支烟
那一支烟，我抽得很缓慢，像我即将离开这里的最后时光，是缓慢的。这种缓慢是一种别样的情感，不是留戀，也不是毅然决然。烟火明灭，小区里的流浪狗不时来回嚎叫呼朋引伴，下夜班的邻居将车子小心地锁在楼道口，高大的白杨树在秋风中翻弄着即将凋落的叶子。
离开的前一晚上，顺着施工搭好的架子，我爬上了三楼的楼顶。从来没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去看看生活了三年的小区，包括自己所在的这栋楼。往东是繁华的街道和高楼，往西是硬度十足的工业基地。独独这个小区，成了例外，低矮的楼房，苏联式建筑，与世隔绝的样子。
没有人注意到坐在楼顶上的我，就好像没有人注意到小区里有这样一个人，白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夜晚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悄然入眠。城市的生活就是这样无声无患，没有人能惊扰到自己，也没有人能被别人惊扰，就连夫妻间的吵架摔碗砸锅，也不会在这无声无息中惊起多大的波澜。
坐在楼顶上，点起一支烟。明月当空，小区外的街道车流不息，小区里万家灯火。我还记得刚来这个小区时的样子，从城中村的小出租屋搬到这里，一辆三轮车拉着我所有的家当：锅碗瓢盆、鞋帽衣物、两箱子沉甸甸的书籍，三轮车在前面，我在后面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最后三轮车停在一栋老旧的楼房前。那些装在车上的物什，一件件搬下来，堆在单元门入口处。递给三轮车师傅一根烟，师傅眯着眼看着我堆在地上的行李，接过我递过去的三十元车费，问我为啥要搬到这么老旧的小区。五百元一个月，便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暗暗与赵家营两百元一个月的房租做了对比，但是不管如何，这里总归是楼房，有能洗澡的卫生间，有单独做饭的厨房，这就够了。是的，就是这么简单，还要什么呢？
住进去的第一个晚上，收拾好一应物什，合租的同事还没有搬来，七十多平米的屋子里仅我一人，屋子显得有些空荡荡，昏暗的灯光也是凄冷的色调，拉上窗帘，屋外的一切都被隔绝。虽然已经过了冬天，但是在这个屋子里，荒凉如长在心里的草，异常茂盛。好久没住人了，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我们搬到有电梯的高楼了，屋子干净，也没发生过乱七八糟的事。这是老房东给我的交代。作为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小区，这里的房屋格局老旧，进门一道长廊，两边分别是客厅、卧室。正对的是卫生间，狭小而又昏暗，右侧是厨房，窗户被钉死，窗外的白杨树遮挡住了射进屋里的阳光，春天的时候杨絮顺着窗户的缝隙钻进来，落在抽油烟机上，厚厚一层。长廊两头拴着两根晾衣的铁丝，墙上的油漆脱落得有些斑驳，让我想起老房东的牙，在说话的时候，总有些音顺着那些没牙的地方偷偷溜走。
让我欣喜的是屋子里还有一套乳白色的书柜，虽然老旧，但也已足够，我的那些经常放在箱子里的书，总算有了好的去处。柜子上有一台老式的石英钟，拧紧发条，嘀嘀嗒嗒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强势而又柔软，像缓慢而又迅速消逝的时光。
我的屋子在阴面，打开窗就能看到小区杂草丛生的广场和广场上被藤蔓覆盖的一条长廊，再往东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多好啊，夏天的傍晚，我可以坐在被藤蔓覆盖的长廊下纳凉，也可以走出小区，在川流不息的马路边散步。
就这样，我在这个小区悄无声息地扎下脚跟，一如在城中村里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不知道前后左右的邻居是谁。实际上，我也做好了长期在这里生活下去的准备，置办全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厨房不大，却承接了我对城市生活所有美好的希冀。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厨房打扫出来，落满尘土的玻璃被擦得干干净净，抽油烟机擦拭如新，摆上做饭的瓶瓶罐罐，生活立马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我甚至将经年的地砖，也用铁刷子逐一清洗一遍。
一切迹象表明，我准备在这里常住，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当我收拾完所有的行李，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甚至有些恍惚，像我刚开始来到这个屋子一样，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陈设，一切仿佛都是陌生的样子，但实际上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三个春秋，从一开始的三个人一直住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剩下的人需要勇气，独自面对黑暗，面对屋子里遗留下的一切，面对曾经的记忆和生活过的气息。
扔下烟头，趁着夜幕，叫来出租车，那些打包好的行李，一件件从屋子里搬出。关灯出门的一瞬间，我听到一声叹息，很轻，但是我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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