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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春，“公益信托”再一次成了热门话题。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接手壹基金还不到1个月的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会上抛出了《关于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引入信托机制的提案》。仅隔了一个多月，壹基金的另一位理事，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与他的创业伙伴蔡崇信宣布，将捐出股本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
传媒界这对这个话题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公益时报》、《京华时报》等媒体对公益信托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多名学者为此撰写专栏，更有媒体预言，公益信托将成为更多商业大佬行善模式。公益信托，这一早在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中就已明确提出的说法，在13年后的今天显得雷声阵阵。
只是，为什么是现在？当前的中国，最出名的公益基金会尚在信息公开、行善动机等最基本的问题上与网民纠缠不清，公益信托的提出，是正面破题还是另辟蹊径呢？
公益信托是个什么东西？
要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得先说说什么是公益信托。但是，这个名词涉及法律、税务、金融、投资、募款、社会资本等一系列专业领域，非常复杂，我们还得从故事说起。
早些年，打工皇帝唐骏在帮福建首富陈发树筹立慈善基金会的时候，他特意跑到了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学习，但却扑了个空。对方告诉他，北京办事处只负责花钱，而基金会的建立及其基本运作他们根本不知道。
原来比尔·盖茨夫妇早已把冠名的慈善基金分拆为基金会与信托公司，两者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基金会负责花钱，它有权向信托公司索要任何其财产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公益活动；而信托公司负责赚钱，它能像一個独立的投资公司一样进行各种资本运作，但赚到的钱，最终都要用于公益事业，盖茨夫妇不能回收。
用大白话来说，公益信托就是一个拿善款去投资，计划赚更多的钱来做公益的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盖茨信托公司的资金绝大多数由盖茨和他的富人朋友们捐出来的，公众捐款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亏损，它也不会承受公众的压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其专栏上指出：“公开募集善款，不是公益信托应该关心的内容。很多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是私人或者家族特定的主体个体来设立，并不是让信托公司以公益名义向公众进行募集善款，这样的方向错了，风险很大。”
事实上，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事情要更复杂些。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公益信托必须得到“有关公益事业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且在设立之初，就必须明确以公益为唯一目的，那些带有捐赠意义的信托产品不能称之为“公益信托”。
说白了，给善款理个财
既然这么麻烦，富人们为什么还要折腾呢？我们以马云的捐赠为例，看看不成立公益信托会发生什么情况。
马云和蔡崇信计划捐出他们在阿里巴巴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巴巴集团总股本的2%。此举正值阿里巴巴年内将赴美进行IPO之际。《华尔街日报》称，美国业界对阿里巴巴的估值高达1500亿美元。按此计算，可以简单理解为马云与蔡崇信打算捐出30亿美元。
若马云直接将期权或股权捐赠给基金会，会涉及到资产评估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就股票的增值部分，马云就需要一次性缴纳或分5年逐步缴纳所得税。假设按照12%的企业所得税进行缴纳，马云需缴纳3.6亿美元的税费；若马云以2%的期权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每年要花掉基金余额的8%，要知道，马云捐的是期权，不是现金，且不说期权变现需要时间，一年要花掉那么多钱，不仅难以保证善款的效率，也不利于基金的持续发展。
成立公益信托基金在理论上能解决税费与基金会管制的问题。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介绍，在国外，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不仅可获得税前抵扣，还可享受信托财产和收益上的税收优惠。
说白了，折腾公益信托就是为了给善款理个财，减免部分税费，摆脱资金管制，让慈善本金保值增值，持久发展。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在中国当前的舆论语境下，若一只公益信托基金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理财权”，在应对网民无休止质疑资金运作时就有了合法性。今年上半年，嫣然和壹基金两家原本口碑不错的基金会先后遭遇猛烈质疑，表面上是网民在质疑其信息透明度、行善动机，实际上是不少网民认为公益组织只是善款的搬运工，没有也不应有善款运营权。
试想一下，如若嫣然和壹基金都把善款托付给合法的公益信托公司，他们只管花钱，麻烦会不会少很多？
能否在中国落地，还不好说
公益信托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2014年的春天，公益信托时代似乎离中国还有点远。在金锦萍看来，公益信托欲在中国落地生根至少面临三重障碍：没有一个公益事业主管机关、信托适用什么样的税法没有解决、公众及大部分业界人士对公益信托很陌生。
根据《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其受托人的确定，须经有关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但谁是“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呢？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认为，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可以理解为主管公益事业的民政部门，也可以理解为公益活动所涉及到的行业主管部门。
马云想成立一个公益业务涵盖环境、医疗、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信托，这就更麻烦了，在章高荣看来，这可能需要多个主管部门共同审批后，方可设立公益信托。
税收是个更大的问题。《信托法》中虽然规定国家鼓励公益信托发展，但从未写明如何鼓励其发展，更没有相关的税法为之配套。目前，公益信托无法享受任何公益相关的税收优惠。
长安信托公司的“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被认定为中国首个法律意义上真正的公益信托，其公益信托部筹建人上官利青坦言，受税法影响，信托公司不具备开具捐赠发票的资格，捐赠人也无法享受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优惠。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直言，《信托法》颁布13年，公益信托都未能在中国成功落地，很大原因与“重税”有关。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说得更直接：“如果不突破税收问题，做不做又有何区别？”
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不信任或许是更大的问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褚蓥认为，公益信托赚钱还好，一旦巨亏，必然出问题，即便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也难以解决这一隐患。“法律还规定房屋出售后，按照合同法办呢。结果还不是很多人去砸售楼处？”在他看来，这是行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观念的不变，制度创新也难以破局。
传媒界这对这个话题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公益时报》、《京华时报》等媒体对公益信托作了大篇幅的报道，多名学者为此撰写专栏，更有媒体预言，公益信托将成为更多商业大佬行善模式。公益信托，这一早在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中就已明确提出的说法，在13年后的今天显得雷声阵阵。
只是，为什么是现在？当前的中国，最出名的公益基金会尚在信息公开、行善动机等最基本的问题上与网民纠缠不清，公益信托的提出，是正面破题还是另辟蹊径呢？
公益信托是个什么东西？
要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得先说说什么是公益信托。但是，这个名词涉及法律、税务、金融、投资、募款、社会资本等一系列专业领域，非常复杂，我们还得从故事说起。
早些年，打工皇帝唐骏在帮福建首富陈发树筹立慈善基金会的时候，他特意跑到了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学习，但却扑了个空。对方告诉他，北京办事处只负责花钱，而基金会的建立及其基本运作他们根本不知道。
原来比尔·盖茨夫妇早已把冠名的慈善基金分拆为基金会与信托公司，两者相互独立，互不隶属。基金会负责花钱，它有权向信托公司索要任何其财产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公益活动；而信托公司负责赚钱，它能像一個独立的投资公司一样进行各种资本运作，但赚到的钱，最终都要用于公益事业，盖茨夫妇不能回收。
用大白话来说，公益信托就是一个拿善款去投资，计划赚更多的钱来做公益的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盖茨信托公司的资金绝大多数由盖茨和他的富人朋友们捐出来的，公众捐款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亏损，它也不会承受公众的压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在其专栏上指出：“公开募集善款，不是公益信托应该关心的内容。很多典型意义上的公益信托是私人或者家族特定的主体个体来设立，并不是让信托公司以公益名义向公众进行募集善款，这样的方向错了，风险很大。”
事实上，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事情要更复杂些。根据《信托法》的规定，公益信托必须得到“有关公益事业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且在设立之初，就必须明确以公益为唯一目的，那些带有捐赠意义的信托产品不能称之为“公益信托”。
说白了，给善款理个财
既然这么麻烦，富人们为什么还要折腾呢？我们以马云的捐赠为例，看看不成立公益信托会发生什么情况。
马云和蔡崇信计划捐出他们在阿里巴巴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巴巴集团总股本的2%。此举正值阿里巴巴年内将赴美进行IPO之际。《华尔街日报》称，美国业界对阿里巴巴的估值高达1500亿美元。按此计算，可以简单理解为马云与蔡崇信打算捐出30亿美元。
若马云直接将期权或股权捐赠给基金会，会涉及到资产评估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就股票的增值部分，马云就需要一次性缴纳或分5年逐步缴纳所得税。假设按照12%的企业所得税进行缴纳，马云需缴纳3.6亿美元的税费；若马云以2%的期权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每年要花掉基金余额的8%，要知道，马云捐的是期权，不是现金，且不说期权变现需要时间，一年要花掉那么多钱，不仅难以保证善款的效率，也不利于基金的持续发展。
成立公益信托基金在理论上能解决税费与基金会管制的问题。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介绍，在国外，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不仅可获得税前抵扣，还可享受信托财产和收益上的税收优惠。
说白了，折腾公益信托就是为了给善款理个财，减免部分税费，摆脱资金管制，让慈善本金保值增值，持久发展。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在中国当前的舆论语境下，若一只公益信托基金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理财权”，在应对网民无休止质疑资金运作时就有了合法性。今年上半年，嫣然和壹基金两家原本口碑不错的基金会先后遭遇猛烈质疑，表面上是网民在质疑其信息透明度、行善动机，实际上是不少网民认为公益组织只是善款的搬运工，没有也不应有善款运营权。
试想一下，如若嫣然和壹基金都把善款托付给合法的公益信托公司，他们只管花钱，麻烦会不会少很多？
能否在中国落地，还不好说
公益信托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2014年的春天，公益信托时代似乎离中国还有点远。在金锦萍看来，公益信托欲在中国落地生根至少面临三重障碍：没有一个公益事业主管机关、信托适用什么样的税法没有解决、公众及大部分业界人士对公益信托很陌生。
根据《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其受托人的确定，须经有关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但谁是“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呢？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认为，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可以理解为主管公益事业的民政部门，也可以理解为公益活动所涉及到的行业主管部门。
马云想成立一个公益业务涵盖环境、医疗、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信托，这就更麻烦了，在章高荣看来，这可能需要多个主管部门共同审批后，方可设立公益信托。
税收是个更大的问题。《信托法》中虽然规定国家鼓励公益信托发展，但从未写明如何鼓励其发展，更没有相关的税法为之配套。目前，公益信托无法享受任何公益相关的税收优惠。
长安信托公司的“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被认定为中国首个法律意义上真正的公益信托，其公益信托部筹建人上官利青坦言，受税法影响，信托公司不具备开具捐赠发票的资格，捐赠人也无法享受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优惠。
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直言，《信托法》颁布13年，公益信托都未能在中国成功落地，很大原因与“重税”有关。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说得更直接：“如果不突破税收问题，做不做又有何区别？”
公众对公益组织的不信任或许是更大的问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褚蓥认为，公益信托赚钱还好，一旦巨亏，必然出问题，即便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也难以解决这一隐患。“法律还规定房屋出售后，按照合同法办呢。结果还不是很多人去砸售楼处？”在他看来，这是行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观念的不变，制度创新也难以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