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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读大学时就从收音机里、报刊上知道了钱学森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事迹。后来，他参与主持领导了国防重要科研项目的制定和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钱学森是我们景仰的英雄、学习的榜样。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非常渴望有机会能见到他，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然而这种渴望又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意想不到的是，1988年11月下旬，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信函。
1988年11月下旬，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义务劳动。中间休息时我路遇收发室的同志，他对我说：“有你的挂号信，大信封，厚厚的，快去取。”我取来一看字迹陌生，信封左下角红字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好奇怪！那里我没有熟人、朋友，谁会给我写信呢？单位相互之间业务不沾边，不可能是业务往来。再细看红字的下面赫然写着钱学森三个字。大名鼎鼎的钱老怎么会给我写信呢？好奇心让我克制不住了，站在路边启开了信封。
周肇基教授：
今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4期见到尊作《中国传统瓶花技艺》一文，深受启示和鼓舞！谨向您表示敬意！
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写过两篇东西提到这件事，现奉上复制件，请审阅指教。
您在这方面的其他著作亦恳请示知，以便学习。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8.11.21
我激动地反复读着这封珍贵的来信，心潮起伏，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此刻的心情正如我在复信中所说：“您的嘉勉既使我愧不敢当，又使我受到莫大的鞭策和激励，您的信是对自然科学史研究事业的支持、鼓励，是对我殷切的期望。我把您的手书给研究室诸同志看了，大家都从中受到教益。原件珍藏。复印件放在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可见，激发潜心研究之志。”
遵照钱老的意见，我找出相关论文寄去。从此开始了我们师生之间长达21年的忘年之交，我总共收到钱老亲笔书信98封（件）、题字专著1部、论文6篇、亲笔贺年卡10余件、杂志、报刊、文章、剪报等150多篇（期）。
书信内容广泛、大处落墨、寓意深远
钱老的书信短则数十字，长则近千言，全部亲笔书写在洁白的道林纸上，忙时偶用政协的便笺简短回复。书法清秀隽永、刚劲有力、文字工整无涂改。一位身居要职、德高望重，耄耋之年的长者，竟会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后学写来98封书信，若不是他老人家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对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笔者的厚爱，这件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钱老的信不是一般的寒暄和问候，内容重在学术交流，他十分关心国家大政方针，情系国家改革开放、长治久安，高度关注国计民生，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我归纳了一下，他的来信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讲政治、谈改革
1992年5月7日，钱老来信说：“现在大家都在学习领会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和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各地重要谈话的精神，努力在工作中贯彻实施。我在全国政协3月的一次会议有个发言，讲了点我的体会，今附上发言稿，请指教。”钱老在百忙中想到把讲话寄给我学习，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期望。我们全家以及研究室的同事都认真学习了这份难得的讲话，加深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的理解。钱老号召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国的科技人员，面对大好形势，要努力发挥更大作用，为人民、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后钱老多次来信谈及农业：“中国农业历史正在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从个体一家一户务农变为公司型农产业组织，从自然农业变为用高技术的农业生产……这么大的变化也就要求我们‘换脑筋’……总之，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跟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步伐，进入伟大的新时代！韦璧瑜同志在开发新的保健品就是这个精神！我祝她成功。”“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国的农业将面临产业化，即农、工、贸一条龙经营的改革。您是研究农史的，这也是农史的大事，故奉上《科技日报》复制件供参阅。”不久钱老来信又说：“我国农业是全国关心的大事，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要为此多出谋划策。现奉上剪报一版及包建中文《中国21世纪能否养活16亿人口？——农业改革构想与建设》供参阅。”
八十多岁高龄的钱老，依然不断把报刊文章和专家的报告寄给我学习，启迪我的思路、拓宽我的视野，殷殷鞭策我们“换脑筋”，跟上时代步伐，这种关怀后辈的情谊感人肺腑。
2.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为一个大问题
钱老历来十分关注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他自己过去就是一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的老师。他说：“从前我是教书的，我教书也得有巧着啊，我讲的要是学生不爱听，我就不算完成任务，我得想法使他们爱听。后来我看到我们高等院校中有好多人教书是口念讲义。我说这糟极了，教书怎么能这样讲法？讲课就得让学生爱听。那怎么办？我从前也有办法，就是看学生表情，看他们发愣了，那大概没听懂，我得换一下，讲得更生动一点。”几句话充分体现了他老人家对教师崇高使命的深入认识，更包涵着他对教学现状的担忧以及对教学改革的期望。
当得知我们农史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从外省调入几位年轻同志，又招收了研究生的消息后钱老很高兴。当即来信说：“广东省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 省农业要大步前进，成为高效农业，华南农大想必能多作贡献！您已有了学术梯队，是大好事！祝您成功！”“您有两位年龄较大的研究生，也是好事，他们阅历广，可以从广阔的角度看问题。您在指导他们时，可充分发挥他们的这一优点。 请酌。”“您信中问到我的工作方法，而我没有什么高招，主要靠大家帮助：集体的力量，组织得好，是巨大的。”钱老对我们师生之间有问必答，授业解惑、关怀备至。遵照钱老的教导，我和学生相处，注重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和学生关系融洽。教学质量和研究工作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荣获研究生优秀课程奖励。 早在1992年3月14日，钱老来信已明确地指出：“教育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为一个大问题。不久前巴金老就提出：教育的第一个任务是教做人。此言很深刻！”这是钱老又一次敏锐地觉察教育出了问题，不容忽视！钱老还说：“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而钱老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是始终如一的，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老向温家宝总理谏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又一次当面向温总理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钱老晚年在病榻上“‘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后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35中时对师生说过，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钱老给他讲过五六遍。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花鸟虫鱼事业
钱老第一封来信就讲过：“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以后接连8封信都讲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有兴趣的是找同志探讨花鸟虫鱼学，即把此门文化事业提倡一下。您那里环境对花鸟虫鱼事业的发展有利吗？”“我自己对花鸟虫鱼也没有什么实践，……我只是认为花鸟虫鱼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国家应该关注，所以才提出‘花鸟虫鱼学’。您说要研究花卉文化史，那当然再好不过。祝您取得丰硕成果！我的一点建议是，您也要考察一下我国花鸟虫鱼事业的现况和了解一下国外情况（如荷兰及泰国）。”“您对花鸟虫鱼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花鸟虫鱼文化有新的想法吗？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推进社会主义花鸟虫鱼文化。”“我国在这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又将有光辉的未来。您将开展岭南花卉文化研究，那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现代化中要有花卉文化，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您可以写一本学术著作……以继往开来，这是件大事，请考虑。”“花鸟虫鱼是事业，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不科学不行。”“我们要建立科学的中国花鸟虫鱼事业，也要讲质量、品种和效益。”
为了推动这项事业，钱老与我酝酿是否需要成立中国花鸟虫鱼协会。钱老分析说：“从头做起不如借助已有基础，所以提议：您向中国花卉协会建议，将该协会扩展为中国花鸟虫鱼协会。如您接纳我的建议，请去函中国花卉协会，此信亦可附尾送去。”
我给中国花协写信，不久收到花协秘书长、《中国花卉报》冯德珍总编的回信：“您二位对花卉业如此关心，作为专搞花卉的我们来说真是受宠若惊，感激不尽！我已把信转交中国花卉协会，此事重大需由领导决定。届时他们会答复您的。作为报纸，我们将努力按照您建议的精神去作。虽然花卉报本来有鸟虫鱼的内容，但所占篇幅很少，宣传得很不够，这是需要加强的。我想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我们将把您的意见发表于报纸上，以激励大家。”
钱老反复强调“中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社会主义的花鸟虫鱼事业”。用意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着眼于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以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养和身心健康。所论高瞻远瞩，含义深远，值得珍视。在钱老的激励鼓舞下，20多年来，我的《岭南花卉文化史》研究笔耕不止，屡有所获。退休后又被返聘继续为博士班讲授《植物学史》。在教学中我引用和宣讲钱老的这些精辟教导，理论、实践并重，教学效果优良。
4.对《中国植物学史》和《中国农业通史》撰著的指导意见
中国植物学会决定编著《中国植物学史》，钱老闻讯来信说：“您是研究中国古代植物学的，我想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植物学与欧洲古代植物学有无不同之处？与现代植物学有无不同之处？如有不同，其得、其失又在何处？这样我们不是可以集中西之长，更推进植物学的研究吗？请教。”回信后钱老来信又说：“发掘中国古代对植物学的研究（精华），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植物学就比现代植物学先进，而是要从中国古代在此领域中所用的思维方法中找出不同于现代科学方法的精华。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贡献于世界的。”“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我国古代的成就。”钱老三次就《中国植物学史》研究提出真知灼见，指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比较方法，探求中外古代植物学发展历程的异同和得失，并集中、西之长推进植物学研究的发展。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言切中要害，正是既往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易于忽略的薄弱环节。钱老及时的教导对于我们撰写好《中国植物学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撰著完成后，植物学会领导特意嘱我恳请钱老题词。钱老说：“我从来不搞题词之类事，这在中国科协已为大家认可，所以这次您的要求，我也满足不了，请你们原谅。”后来我从他处进一步了解到，钱老给自己立的规矩就有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鉴定会。钱老不图虚名，务实求真的高尚品德，更加令我们敬仰。
钱老获知华南农大农史研究室正在承担国家农业部和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中国农业通史》巨著的部分任务后，来信说：“写《中国农业通史》的确任务艰巨。我想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讲清农业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祝诸位成功！”所云极为中肯，点明了研究工作的主题。我们应当认真遵循。
5.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嫁接改造学
《植物生理学通讯》编辑部向钱老约稿，请他为《植物生理学与农业》专栏撰稿。钱老所撰写的题为《钱学森先生谈植物生理学与农业的一封信》发表在该刊1993年第6期上。“总的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对自然界的植物，用剪枝整形和嫁接进行人为的改造。在过去已有大量实践经验……因此剪枝整形和嫁接技术在农业、林业中是大有前途的。但这方面似尚缺少植物生理学的理论指导，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植物嫁接改造学’？它的作用绝不亚于基因工程学。” 钱老有13封信涉及植物嫁接问题，其中谈道：“为什么中国的植物学工作者不能把嫁接技艺发展成嫁接科学技术，从而开辟不同于植物育种的另一条道路，应用于花卉业、农业、林业。有这个可能吗？请教。”“我之所以再三询问嫁接在农业中的应用，是因为嫁接不同于杂交育种，也不同于分子生物学中的基因工程，是又一种改变作物性状的手段，似应深入研究。这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开始，但应用现代生物科学手段，您以为如何？”钱老再三强调嫁接科学技术在农林园艺业的普及、广泛应用要取得明显的实效，体现钱老为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潜力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钱老1994年7月 3日来信结尾，特意加了一句“据此应强调树艺业而不是树艺学”。他老人家一贯反对空谈理论，不着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理论”。1994年11月19日钱老信中说：“我们不能喜‘学’而厌‘业’。”
钱老的通信发表后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北京农大、日本京都大学、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山东农大的教授均写信赞誉钱老对植物生理学发展的远见。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刘用生教授，深受钱老这封信的影响，决心研究植物远缘嫁接，后来他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10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发表。
钱老同时还与北京农大致力于嫁接生理研究的杨世杰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将致杨教授的信复制寄我。信中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您的11篇著作都集中于嫁接隔离层的组织学、细胞学、生理学及生物化学的研究，这当然是嫁接学的基础研究，十分重要。但从技术科学的植物嫁接改造学角度来看，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嫁接的后果，特别是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观察嫁接的后果。您收集了这方面的规律了吗？请教！”可知钱老更为关注的是“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观察嫁接的后果”及其规律性。即生产上是否已见效果并推广、有无显著的经济效益，人民是否从中受益。钱老还先后附寄了4组作物嫁接成功的剪报给我。诸多事实证明嫁接技术在农林园艺业上是大有作为的。钱老不断地提出新见解，这是他以身作则地履行了他所提倡的“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要为此多出谋划策”，令人钦敬。
严于律己、淡泊明志、虚怀若谷的当代典范
钱老在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淡泊明志上亦堪称典范。当我满怀崇敬的心情，第一次给钱老回信并遵嘱寄上拙文恳请批评指正时，钱老很快复信：“信及尊作4篇收到，我十分感谢。您自称学生，这我很不敢当；说实话，我对农业技术不在行，应是您的学生。”又说：“您是农史的专家教授，而我对农史一无所知，当然是您的学生。”拜读这些出人意料的话，我不禁汗颜。在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匠、年高德劭、身居要职的钱老面前，我自然是小学生。我很明白，能有缘与他老人家通信，蒙其教诲，是我的荣幸和福分，然而当下钱老却自称学生，我简直是羞愧难当了。我在复信中说：“您老德高望重，智慧超群、学识渊博、爱我中华，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您早已是我们敬仰、钦佩的老师。师生之谊是人类最崇高的情谊。您千万不能自称学生。愿我们师生之谊与日俱增。学校领导都盼望您老能光临我校、我室指导工作，我陪同您去花鸟虫鱼繁茂之处考察调研。”钱老又复信说：“您在信中邀我去广州盛情感人！但我近年已不远游，盖年近八十，应有自知之明，有一点余热该用于学术。所以您的邀请，我只能拜谢了！请谅。”钱老心无旁骛，专注奉献的品德可见一斑。
钱老功勋非凡，多年来一直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人物，连年荣获国内外至高水平的表彰奖励，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和祝贺，他总是说：“您在信上讲的，我实在不敢当！过去的事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问题在于我今后怎么样了。”“来信对我过奖了。过去的事已过去了，我到底如何？还有待于我的表现呀。”“信中对我有过奖之处，我很不安，请千万不要这样了，我们是相互学习嘛。” “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钱老70岁以后就不断向上级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领导职务。晚年由于脚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他写信给中科院周光召院长，主动辞去院士称号，但未获同意。高尚品德，令人钦敬。
钱老容不得半点差错的严谨作风，体现在各个方面，即使是书信交往中写了个同音字，察觉后也不放过，郑重其事的写信来道歉。我出差在外，妻子韦璧瑜收到钱老来信后代我复了信。钱老回信说：“我感到很抱歉。上次给肇基同志信中竟把你的姓写错了！……您信中对我过誉了，您是天然有机化学的专家，我要向您学习！”
钱老的虚怀若谷还表现在对先贤哲人的敬重上，“欣知贵室藏书丰富，我想可能丁颖老教授打下的基础。我对丁老是深怀敬意的！”我回信补充说：“我校丰厚的农史藏书除了归功于丁老的领导和支持之外，还有著名农史学家、图书馆馆长梁家勉教授，这是他一生执着寻访、征集、研究的结果。”钱老下次来信特意郑重加上“请向梁家勉教授问候”！植物生理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农史学科的杰出创始人、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是我的农史启蒙老师，他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多受磨难，壮志未酬，含冤去世。1992年西北农大和陕西省科协联合召开纪念石声汉教授诞辰85周年大会，我写了长文缅怀纪念。钱老来信说：“蒙赐尊作《石声汉教授的品德学风和学术成就》十分感谢！我们全家都读了，深受教育！他在中学时，才16岁吧，就拟了‘大地作庐天作幕，坚金为骨恕为肠’的对联，他一生伟业，自有基础矣！您有这样一位老师，真人生大幸也。我再次表示感谢。”没想到钱老全家都读了这篇纪念文章，而且钱老看得很仔细，竟然能感同身受地发出如此贴心的话语来。他敬仰先贤的高尚品德就不言而喻了。
频频的书信交往，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信中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钱老1992年5月7日回信说：“您在科学普及做了那么多工作，我很佩服！这是不容易的，要文、理结合呵。”钱老每次收到拙文，回信必有提及，阅后多有评论、嘉勉和鼓励，有时还提出努力方向。“《岭南第一花乡》收到，我在书中见到您引种的兰州百合花，还是第一次，您的《千年花事话芳村》是篇好文章，读后增长了许多知识！”“您寄的《中国古代生物学史》我先看了目录，很感兴趣。我一定仔细读，尤其是您写的第11章，若有所得再告。”“您自己做实验保鲜荔枝，是件实用技术，要再实施、搞企业，只写文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您所在地区是个高技术开发区，投入实用该是有机遇的。请酌。”钱老慧眼独具，1988年被他看中，并写来热情洋溢嘉勉信的论文《中国传统瓶花技艺》，1992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评为10年（1982—1992）优秀论文奖。 得知我们工作有点滴进步，钱老会及时来信激励。“欣闻璧瑜荣获国家科委、全国高校科研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谨此祝贺。”“蒋英和我都非常高兴地知道国家已批准给您和璧瑜二位发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国家的关怀，也是对二位多年辛勤工作的肯定！”得知璧瑜应邀赴美、日讲学，开展科研合作，也来信“祝她访问成功！”尊长的嘉勉，滋润着后学的心，激励我们奋进。
积10年之功，我完成了《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撰著，却遭遇出版经费无着落的困难，钱老来信给我安慰。后来经过多方面努力，争取到高教厅、学校的部分资助，问题基本解决了，钱老又来信说：“《中国植物生理学史》即将出版，是可喜可贺的大事，但您在信中还提到我也有功，这我可不敢当！我恭候能拜读尊著。”“尊作《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收到了，我谨向您表示谢意！书首登了您和我的照片及一封信，这我很不敢当！中国古代并没有植物生理学的概念，您是从古籍摘取现代植物生理学的片段加以整理写成的，这很不容易。待我好好阅读后，如有所思再向您请教。”钱老暖心窝的激励，让我不禁热泪盈眶。
亲切会晤长谈，谆谆的教诲不倦
1994年国庆节后，我将去北京开会。钱老于1994年中秋节晨来信说：“如有时间来晤，请先与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涂元季秘书联系，以便酌定时间。”到京后约定10月18日下午3时在钱老寓所会面。由于塞车，到达航天工业部大门时已经迟了一刻钟，警卫参谋出来迎我，我跟着他来到钱老寓所门前。这是大院里一幢普通的多层大楼，钱老就住在单元房里。参谋开门时，慈祥和蔼的钱老已站在会客室门口。钱老身穿蓝布中山装，内着灰毛衣，圆口黑布鞋，戴着普通的电子表。也许是北京晚秋多风，头戴黑绒线小帽。他操着我熟悉的吴地乡音普通话，思路清晰侃侃而谈。会客室面积不大，米黄色的墙，没有什么装修，深褐色地板已显陈旧。两三张布套沙发、1只茶几、贴墙立着的4只书橱、1盏落地台灯，几乎已占满了会客室的大部分空间。里间工作室面积更小，摆了一排书橱，一张办公桌。住房年代久远，不久前不得不装修一下。蒋英教授对此的要求是：“不搞豪华，要像教授的家。”确实是这样，钱老的家没有豪华、考究的陈设，只有满屋的书香。谁能想到一位功勋卓著的国家级领导人、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大家就住在这么普通的房子里。后来我才知道钱老一家1960年就住进这里，半个世纪没有动过。组织上曾多次给他安排新居，他都婉言谢绝：“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钱老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钱老问了我来京开会的情况，单位的发展变化。我说：“十分感谢您老这么多年的来信鼓励指导。现在您的来信不仅是我们家的大事，也是我们研究室全体师生的大事。我们大家一起阅读分享快乐，领受教益。”钱老笑着说：“我们是一起探讨感兴趣的问题，是互相学习，谈不上指导。”说着从茶几上取出一份杂志说：“这里面登着我写给田纪云副总理农业改革的一封信。送给您看看，请提意见。”我道谢了，翻看了片刻，继续交谈。钱老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西北荒漠搞试验研究，高度军事化的战斗生活：“一个命令，带上行李，棉大衣、皮帽子就出发。没有人讨价还价。家里人都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去做什么？更不知去多久。绝密，谁都不能说。妻子儿女都不能说。人人遵守这是铁的纪律。成千上万的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取得航天事业的伟大胜利。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现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各行各业都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国家正向小康水平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您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的大好时候。希望您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多出成果。农史研究同样可以大有作为，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可以为国争光、为国家富强出力。”
从在新出版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看到了拙文，钱老以关怀激励后学的博大情怀，给我这个平庸之人写来了一封又一封感人肺腑、暖人心怀的书信。21年来通过我在课堂上下传播，不只是鼓舞激励了我个人，也鼓舞激励了自然科学史、植物学史、农史界数以千百计的广大民众。对于稳定和壮大这支以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学科队伍起了非同凡响的积极作用。长期的书信交往，难得的聆听教诲，促膝谈心，让我如沐春风，我深深感悟到钱老平易近人、赤诚报国、高风亮节、无私奉献、言行一致的高贵品格。我查阅了多家报刊纪念钱老的文章，整理出一份《钱老名言录》印发给上《植物学史》课的师生共勉。“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敬爱的钱老以光辉的一生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农史研究室教授）
1988年11月下旬，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义务劳动。中间休息时我路遇收发室的同志，他对我说：“有你的挂号信，大信封，厚厚的，快去取。”我取来一看字迹陌生，信封左下角红字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好奇怪！那里我没有熟人、朋友，谁会给我写信呢？单位相互之间业务不沾边，不可能是业务往来。再细看红字的下面赫然写着钱学森三个字。大名鼎鼎的钱老怎么会给我写信呢？好奇心让我克制不住了，站在路边启开了信封。
周肇基教授：
今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4期见到尊作《中国传统瓶花技艺》一文，深受启示和鼓舞！谨向您表示敬意！
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写过两篇东西提到这件事，现奉上复制件，请审阅指教。
您在这方面的其他著作亦恳请示知，以便学习。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8.11.21
我激动地反复读着这封珍贵的来信，心潮起伏，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此刻的心情正如我在复信中所说：“您的嘉勉既使我愧不敢当，又使我受到莫大的鞭策和激励，您的信是对自然科学史研究事业的支持、鼓励，是对我殷切的期望。我把您的手书给研究室诸同志看了，大家都从中受到教益。原件珍藏。复印件放在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可见，激发潜心研究之志。”
遵照钱老的意见，我找出相关论文寄去。从此开始了我们师生之间长达21年的忘年之交，我总共收到钱老亲笔书信98封（件）、题字专著1部、论文6篇、亲笔贺年卡10余件、杂志、报刊、文章、剪报等150多篇（期）。
书信内容广泛、大处落墨、寓意深远
钱老的书信短则数十字，长则近千言，全部亲笔书写在洁白的道林纸上，忙时偶用政协的便笺简短回复。书法清秀隽永、刚劲有力、文字工整无涂改。一位身居要职、德高望重，耄耋之年的长者，竟会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后学写来98封书信，若不是他老人家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对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笔者的厚爱，这件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钱老的信不是一般的寒暄和问候，内容重在学术交流，他十分关心国家大政方针，情系国家改革开放、长治久安，高度关注国计民生，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我归纳了一下，他的来信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讲政治、谈改革
1992年5月7日，钱老来信说：“现在大家都在学习领会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和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各地重要谈话的精神，努力在工作中贯彻实施。我在全国政协3月的一次会议有个发言，讲了点我的体会，今附上发言稿，请指教。”钱老在百忙中想到把讲话寄给我学习，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期望。我们全家以及研究室的同事都认真学习了这份难得的讲话，加深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的理解。钱老号召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国的科技人员，面对大好形势，要努力发挥更大作用，为人民、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后钱老多次来信谈及农业：“中国农业历史正在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从个体一家一户务农变为公司型农产业组织，从自然农业变为用高技术的农业生产……这么大的变化也就要求我们‘换脑筋’……总之，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跟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步伐，进入伟大的新时代！韦璧瑜同志在开发新的保健品就是这个精神！我祝她成功。”“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国的农业将面临产业化，即农、工、贸一条龙经营的改革。您是研究农史的，这也是农史的大事，故奉上《科技日报》复制件供参阅。”不久钱老来信又说：“我国农业是全国关心的大事，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要为此多出谋划策。现奉上剪报一版及包建中文《中国21世纪能否养活16亿人口？——农业改革构想与建设》供参阅。”
八十多岁高龄的钱老，依然不断把报刊文章和专家的报告寄给我学习，启迪我的思路、拓宽我的视野，殷殷鞭策我们“换脑筋”，跟上时代步伐，这种关怀后辈的情谊感人肺腑。
2.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为一个大问题
钱老历来十分关注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他自己过去就是一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的老师。他说：“从前我是教书的，我教书也得有巧着啊，我讲的要是学生不爱听，我就不算完成任务，我得想法使他们爱听。后来我看到我们高等院校中有好多人教书是口念讲义。我说这糟极了，教书怎么能这样讲法？讲课就得让学生爱听。那怎么办？我从前也有办法，就是看学生表情，看他们发愣了，那大概没听懂，我得换一下，讲得更生动一点。”几句话充分体现了他老人家对教师崇高使命的深入认识，更包涵着他对教学现状的担忧以及对教学改革的期望。
当得知我们农史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从外省调入几位年轻同志，又招收了研究生的消息后钱老很高兴。当即来信说：“广东省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 省农业要大步前进，成为高效农业，华南农大想必能多作贡献！您已有了学术梯队，是大好事！祝您成功！”“您有两位年龄较大的研究生，也是好事，他们阅历广，可以从广阔的角度看问题。您在指导他们时，可充分发挥他们的这一优点。 请酌。”“您信中问到我的工作方法，而我没有什么高招，主要靠大家帮助：集体的力量，组织得好，是巨大的。”钱老对我们师生之间有问必答，授业解惑、关怀备至。遵照钱老的教导，我和学生相处，注重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和学生关系融洽。教学质量和研究工作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荣获研究生优秀课程奖励。 早在1992年3月14日，钱老来信已明确地指出：“教育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为一个大问题。不久前巴金老就提出：教育的第一个任务是教做人。此言很深刻！”这是钱老又一次敏锐地觉察教育出了问题，不容忽视！钱老还说：“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而钱老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是始终如一的，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老向温家宝总理谏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又一次当面向温总理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钱老晚年在病榻上“‘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后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35中时对师生说过，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钱老给他讲过五六遍。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花鸟虫鱼事业
钱老第一封来信就讲过：“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以后接连8封信都讲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有兴趣的是找同志探讨花鸟虫鱼学，即把此门文化事业提倡一下。您那里环境对花鸟虫鱼事业的发展有利吗？”“我自己对花鸟虫鱼也没有什么实践，……我只是认为花鸟虫鱼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国家应该关注，所以才提出‘花鸟虫鱼学’。您说要研究花卉文化史，那当然再好不过。祝您取得丰硕成果！我的一点建议是，您也要考察一下我国花鸟虫鱼事业的现况和了解一下国外情况（如荷兰及泰国）。”“您对花鸟虫鱼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花鸟虫鱼文化有新的想法吗？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推进社会主义花鸟虫鱼文化。”“我国在这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又将有光辉的未来。您将开展岭南花卉文化研究，那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现代化中要有花卉文化，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您可以写一本学术著作……以继往开来，这是件大事，请考虑。”“花鸟虫鱼是事业，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不科学不行。”“我们要建立科学的中国花鸟虫鱼事业，也要讲质量、品种和效益。”
为了推动这项事业，钱老与我酝酿是否需要成立中国花鸟虫鱼协会。钱老分析说：“从头做起不如借助已有基础，所以提议：您向中国花卉协会建议，将该协会扩展为中国花鸟虫鱼协会。如您接纳我的建议，请去函中国花卉协会，此信亦可附尾送去。”
我给中国花协写信，不久收到花协秘书长、《中国花卉报》冯德珍总编的回信：“您二位对花卉业如此关心，作为专搞花卉的我们来说真是受宠若惊，感激不尽！我已把信转交中国花卉协会，此事重大需由领导决定。届时他们会答复您的。作为报纸，我们将努力按照您建议的精神去作。虽然花卉报本来有鸟虫鱼的内容，但所占篇幅很少，宣传得很不够，这是需要加强的。我想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我们将把您的意见发表于报纸上，以激励大家。”
钱老反复强调“中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社会主义的花鸟虫鱼事业”。用意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着眼于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以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养和身心健康。所论高瞻远瞩，含义深远，值得珍视。在钱老的激励鼓舞下，20多年来，我的《岭南花卉文化史》研究笔耕不止，屡有所获。退休后又被返聘继续为博士班讲授《植物学史》。在教学中我引用和宣讲钱老的这些精辟教导，理论、实践并重，教学效果优良。
4.对《中国植物学史》和《中国农业通史》撰著的指导意见
中国植物学会决定编著《中国植物学史》，钱老闻讯来信说：“您是研究中国古代植物学的，我想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植物学与欧洲古代植物学有无不同之处？与现代植物学有无不同之处？如有不同，其得、其失又在何处？这样我们不是可以集中西之长，更推进植物学的研究吗？请教。”回信后钱老来信又说：“发掘中国古代对植物学的研究（精华），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植物学就比现代植物学先进，而是要从中国古代在此领域中所用的思维方法中找出不同于现代科学方法的精华。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贡献于世界的。”“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我国古代的成就。”钱老三次就《中国植物学史》研究提出真知灼见，指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比较方法，探求中外古代植物学发展历程的异同和得失，并集中、西之长推进植物学研究的发展。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言切中要害，正是既往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易于忽略的薄弱环节。钱老及时的教导对于我们撰写好《中国植物学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撰著完成后，植物学会领导特意嘱我恳请钱老题词。钱老说：“我从来不搞题词之类事，这在中国科协已为大家认可，所以这次您的要求，我也满足不了，请你们原谅。”后来我从他处进一步了解到，钱老给自己立的规矩就有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鉴定会。钱老不图虚名，务实求真的高尚品德，更加令我们敬仰。
钱老获知华南农大农史研究室正在承担国家农业部和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中国农业通史》巨著的部分任务后，来信说：“写《中国农业通史》的确任务艰巨。我想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讲清农业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祝诸位成功！”所云极为中肯，点明了研究工作的主题。我们应当认真遵循。
5.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嫁接改造学
《植物生理学通讯》编辑部向钱老约稿，请他为《植物生理学与农业》专栏撰稿。钱老所撰写的题为《钱学森先生谈植物生理学与农业的一封信》发表在该刊1993年第6期上。“总的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对自然界的植物，用剪枝整形和嫁接进行人为的改造。在过去已有大量实践经验……因此剪枝整形和嫁接技术在农业、林业中是大有前途的。但这方面似尚缺少植物生理学的理论指导，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植物嫁接改造学’？它的作用绝不亚于基因工程学。” 钱老有13封信涉及植物嫁接问题，其中谈道：“为什么中国的植物学工作者不能把嫁接技艺发展成嫁接科学技术，从而开辟不同于植物育种的另一条道路，应用于花卉业、农业、林业。有这个可能吗？请教。”“我之所以再三询问嫁接在农业中的应用，是因为嫁接不同于杂交育种，也不同于分子生物学中的基因工程，是又一种改变作物性状的手段，似应深入研究。这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开始，但应用现代生物科学手段，您以为如何？”钱老再三强调嫁接科学技术在农林园艺业的普及、广泛应用要取得明显的实效，体现钱老为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潜力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钱老1994年7月 3日来信结尾，特意加了一句“据此应强调树艺业而不是树艺学”。他老人家一贯反对空谈理论，不着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理论”。1994年11月19日钱老信中说：“我们不能喜‘学’而厌‘业’。”
钱老的通信发表后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北京农大、日本京都大学、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山东农大的教授均写信赞誉钱老对植物生理学发展的远见。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刘用生教授，深受钱老这封信的影响，决心研究植物远缘嫁接，后来他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10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发表。
钱老同时还与北京农大致力于嫁接生理研究的杨世杰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将致杨教授的信复制寄我。信中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您的11篇著作都集中于嫁接隔离层的组织学、细胞学、生理学及生物化学的研究，这当然是嫁接学的基础研究，十分重要。但从技术科学的植物嫁接改造学角度来看，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嫁接的后果，特别是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观察嫁接的后果。您收集了这方面的规律了吗？请教！”可知钱老更为关注的是“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观察嫁接的后果”及其规律性。即生产上是否已见效果并推广、有无显著的经济效益，人民是否从中受益。钱老还先后附寄了4组作物嫁接成功的剪报给我。诸多事实证明嫁接技术在农林园艺业上是大有作为的。钱老不断地提出新见解，这是他以身作则地履行了他所提倡的“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要为此多出谋划策”，令人钦敬。
严于律己、淡泊明志、虚怀若谷的当代典范
钱老在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淡泊明志上亦堪称典范。当我满怀崇敬的心情，第一次给钱老回信并遵嘱寄上拙文恳请批评指正时，钱老很快复信：“信及尊作4篇收到，我十分感谢。您自称学生，这我很不敢当；说实话，我对农业技术不在行，应是您的学生。”又说：“您是农史的专家教授，而我对农史一无所知，当然是您的学生。”拜读这些出人意料的话，我不禁汗颜。在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匠、年高德劭、身居要职的钱老面前，我自然是小学生。我很明白，能有缘与他老人家通信，蒙其教诲，是我的荣幸和福分，然而当下钱老却自称学生，我简直是羞愧难当了。我在复信中说：“您老德高望重，智慧超群、学识渊博、爱我中华，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您早已是我们敬仰、钦佩的老师。师生之谊是人类最崇高的情谊。您千万不能自称学生。愿我们师生之谊与日俱增。学校领导都盼望您老能光临我校、我室指导工作，我陪同您去花鸟虫鱼繁茂之处考察调研。”钱老又复信说：“您在信中邀我去广州盛情感人！但我近年已不远游，盖年近八十，应有自知之明，有一点余热该用于学术。所以您的邀请，我只能拜谢了！请谅。”钱老心无旁骛，专注奉献的品德可见一斑。
钱老功勋非凡，多年来一直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人物，连年荣获国内外至高水平的表彰奖励，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和祝贺，他总是说：“您在信上讲的，我实在不敢当！过去的事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问题在于我今后怎么样了。”“来信对我过奖了。过去的事已过去了，我到底如何？还有待于我的表现呀。”“信中对我有过奖之处，我很不安，请千万不要这样了，我们是相互学习嘛。” “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钱老70岁以后就不断向上级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领导职务。晚年由于脚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他写信给中科院周光召院长，主动辞去院士称号，但未获同意。高尚品德，令人钦敬。
钱老容不得半点差错的严谨作风，体现在各个方面，即使是书信交往中写了个同音字，察觉后也不放过，郑重其事的写信来道歉。我出差在外，妻子韦璧瑜收到钱老来信后代我复了信。钱老回信说：“我感到很抱歉。上次给肇基同志信中竟把你的姓写错了！……您信中对我过誉了，您是天然有机化学的专家，我要向您学习！”
钱老的虚怀若谷还表现在对先贤哲人的敬重上，“欣知贵室藏书丰富，我想可能丁颖老教授打下的基础。我对丁老是深怀敬意的！”我回信补充说：“我校丰厚的农史藏书除了归功于丁老的领导和支持之外，还有著名农史学家、图书馆馆长梁家勉教授，这是他一生执着寻访、征集、研究的结果。”钱老下次来信特意郑重加上“请向梁家勉教授问候”！植物生理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农史学科的杰出创始人、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是我的农史启蒙老师，他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多受磨难，壮志未酬，含冤去世。1992年西北农大和陕西省科协联合召开纪念石声汉教授诞辰85周年大会，我写了长文缅怀纪念。钱老来信说：“蒙赐尊作《石声汉教授的品德学风和学术成就》十分感谢！我们全家都读了，深受教育！他在中学时，才16岁吧，就拟了‘大地作庐天作幕，坚金为骨恕为肠’的对联，他一生伟业，自有基础矣！您有这样一位老师，真人生大幸也。我再次表示感谢。”没想到钱老全家都读了这篇纪念文章，而且钱老看得很仔细，竟然能感同身受地发出如此贴心的话语来。他敬仰先贤的高尚品德就不言而喻了。
频频的书信交往，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信中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钱老1992年5月7日回信说：“您在科学普及做了那么多工作，我很佩服！这是不容易的，要文、理结合呵。”钱老每次收到拙文，回信必有提及，阅后多有评论、嘉勉和鼓励，有时还提出努力方向。“《岭南第一花乡》收到，我在书中见到您引种的兰州百合花，还是第一次，您的《千年花事话芳村》是篇好文章，读后增长了许多知识！”“您寄的《中国古代生物学史》我先看了目录，很感兴趣。我一定仔细读，尤其是您写的第11章，若有所得再告。”“您自己做实验保鲜荔枝，是件实用技术，要再实施、搞企业，只写文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您所在地区是个高技术开发区，投入实用该是有机遇的。请酌。”钱老慧眼独具，1988年被他看中，并写来热情洋溢嘉勉信的论文《中国传统瓶花技艺》，1992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评为10年（1982—1992）优秀论文奖。 得知我们工作有点滴进步，钱老会及时来信激励。“欣闻璧瑜荣获国家科委、全国高校科研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谨此祝贺。”“蒋英和我都非常高兴地知道国家已批准给您和璧瑜二位发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国家的关怀，也是对二位多年辛勤工作的肯定！”得知璧瑜应邀赴美、日讲学，开展科研合作，也来信“祝她访问成功！”尊长的嘉勉，滋润着后学的心，激励我们奋进。
积10年之功，我完成了《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撰著，却遭遇出版经费无着落的困难，钱老来信给我安慰。后来经过多方面努力，争取到高教厅、学校的部分资助，问题基本解决了，钱老又来信说：“《中国植物生理学史》即将出版，是可喜可贺的大事，但您在信中还提到我也有功，这我可不敢当！我恭候能拜读尊著。”“尊作《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收到了，我谨向您表示谢意！书首登了您和我的照片及一封信，这我很不敢当！中国古代并没有植物生理学的概念，您是从古籍摘取现代植物生理学的片段加以整理写成的，这很不容易。待我好好阅读后，如有所思再向您请教。”钱老暖心窝的激励，让我不禁热泪盈眶。
亲切会晤长谈，谆谆的教诲不倦
1994年国庆节后，我将去北京开会。钱老于1994年中秋节晨来信说：“如有时间来晤，请先与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涂元季秘书联系，以便酌定时间。”到京后约定10月18日下午3时在钱老寓所会面。由于塞车，到达航天工业部大门时已经迟了一刻钟，警卫参谋出来迎我，我跟着他来到钱老寓所门前。这是大院里一幢普通的多层大楼，钱老就住在单元房里。参谋开门时，慈祥和蔼的钱老已站在会客室门口。钱老身穿蓝布中山装，内着灰毛衣，圆口黑布鞋，戴着普通的电子表。也许是北京晚秋多风，头戴黑绒线小帽。他操着我熟悉的吴地乡音普通话，思路清晰侃侃而谈。会客室面积不大，米黄色的墙，没有什么装修，深褐色地板已显陈旧。两三张布套沙发、1只茶几、贴墙立着的4只书橱、1盏落地台灯，几乎已占满了会客室的大部分空间。里间工作室面积更小，摆了一排书橱，一张办公桌。住房年代久远，不久前不得不装修一下。蒋英教授对此的要求是：“不搞豪华，要像教授的家。”确实是这样，钱老的家没有豪华、考究的陈设，只有满屋的书香。谁能想到一位功勋卓著的国家级领导人、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大家就住在这么普通的房子里。后来我才知道钱老一家1960年就住进这里，半个世纪没有动过。组织上曾多次给他安排新居，他都婉言谢绝：“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钱老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钱老问了我来京开会的情况，单位的发展变化。我说：“十分感谢您老这么多年的来信鼓励指导。现在您的来信不仅是我们家的大事，也是我们研究室全体师生的大事。我们大家一起阅读分享快乐，领受教益。”钱老笑着说：“我们是一起探讨感兴趣的问题，是互相学习，谈不上指导。”说着从茶几上取出一份杂志说：“这里面登着我写给田纪云副总理农业改革的一封信。送给您看看，请提意见。”我道谢了，翻看了片刻，继续交谈。钱老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西北荒漠搞试验研究，高度军事化的战斗生活：“一个命令，带上行李，棉大衣、皮帽子就出发。没有人讨价还价。家里人都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去做什么？更不知去多久。绝密，谁都不能说。妻子儿女都不能说。人人遵守这是铁的纪律。成千上万的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取得航天事业的伟大胜利。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现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各行各业都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国家正向小康水平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您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的大好时候。希望您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多出成果。农史研究同样可以大有作为，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可以为国争光、为国家富强出力。”
从在新出版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看到了拙文，钱老以关怀激励后学的博大情怀，给我这个平庸之人写来了一封又一封感人肺腑、暖人心怀的书信。21年来通过我在课堂上下传播，不只是鼓舞激励了我个人，也鼓舞激励了自然科学史、植物学史、农史界数以千百计的广大民众。对于稳定和壮大这支以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学科队伍起了非同凡响的积极作用。长期的书信交往，难得的聆听教诲，促膝谈心，让我如沐春风，我深深感悟到钱老平易近人、赤诚报国、高风亮节、无私奉献、言行一致的高贵品格。我查阅了多家报刊纪念钱老的文章，整理出一份《钱老名言录》印发给上《植物学史》课的师生共勉。“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敬爱的钱老以光辉的一生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农史研究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