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摩天大楼指数”这回事？
　　1999年，德意志银行研究主管安德鲁·劳伦斯提出了这个指数，他发现经济衰退往往发生在新高楼落成的前后。
　　如果他所指的“前后”的跨度不太大的话，事情可能真是这样。在中国，2008年8月上海最高楼环球金融中心落成和2010年8月北京最高楼国贸三期落成时，都赶上了最近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当时，两地的写字楼租金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是如果把期限稍微放长一点，他可能就要修正一下自己的看法了。起码这两个大楼没有被这个魔咒笼罩多久。
　　高纬环球前不久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北京CBD区域的顶级写字楼租金更是同比增长75%，而曾经出租困难的国贸三期有些楼层的租金涨了将近5倍。
　　戴德梁行企业服务部董事王刚代理的一家金融机构客户在2009年一直犹豫，等到经济回暖时，这家公司还是决定要租国贸三期，付出的代价是每月70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多付出了近400元。
　　中国其他城市的写字楼租金涨幅虽然比北京低，但趋势却是一样。在上海，2011年甲级写字楼租金上涨近20%，空置率回落到5%—按国际标准计算，这几乎等于满租。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仅仅在3年前，北京的写字楼空置率仍然高于20%，许多写字楼空无一人；在上海，曾经整整3个月未有一起租赁成交案例。
　　在这波上涨中，国内私募基金、银行、医药、汽车、律师事务所以及一些大国企对写字楼产生的需求，几乎支撑了市场的半壁江山。一些城市商业银行纷纷走到一线城市安寨扎营（详见《第一财经周刊》2012年第19期专题文章《走出“地方”》），资金雄厚的企业更是趁着租金下跌时机买入或租下若干办公面积，使市场存量得以逐步消化。
　　那些在金融危机中迅速减少租赁面积的外资企业也发现自己当初反应过激了。很多跨国律师事务所和跨国会计师事务所迅速调整了对策，2010年它们又重新在国内扩租。
　　供应却没有因此大幅增加。高力国际执行董事霍嘉礼称，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写字楼项目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或2010年上海世博会被叫停，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让其中一些项目或长或短地推迟工期。
　　市场的火爆，直接改变了不少写字楼的际遇，尤其是那些体量大的超甲级写字楼—在2009年，它们是市场下滑时受冲击最大的群体。现在，它们的日子又好过了起来。
　　就这样，国贸三期和环球金融中心，北京和上海各自的最高楼，刚刚入市就坐了一次过山车。它们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两地写字楼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