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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工业与城市优先发展的依附模式下，我国乡村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嬗变，已从乡土社会步入后乡土社会。随着农业边缘化、社会原子化等发展趋势的逐渐衰落，“熟人社会”的物质载体和文化内核得以在后乡土社会存续。实现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积极性，一方面要重建乡村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实现以农村现代化和乡村特色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因此，文化、产业、人口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和推进成为后乡土社会乡村发展与振兴的关键要素，使农村在自然与人文互嵌与交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中增强发展获得感，提升发展能力。
关键词：后乡土社会;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迎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从乡村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角度调整治理方略，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乡村振兴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转变以往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发挥农民建设乡村的积极性，采取恰当的实践路径与策略调控，化解我国城市蓬勃发展与乡村逐渐衰落的“二律背反”矛盾，提升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转变的历史逻辑
后乡土社会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1]尽管后乡土社会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异质性等特征，但传统乡土社会的村落共同體、情感与道义联系等纽带仍然存在。我国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通过历史视角能够明晰乡村变迁中各方利益主体力量的博弈，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乡村地位相对下降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城乡关系在产业革命中逐渐发生转变，不少农村人纷纷来到沿海开放城市发展产业，两千多年来乡村封闭与稳定的环境被打破。建国后，仿照苏联模式形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统一分配粮食，以农村的发展促进城市工业建设，城乡二元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下，城市被认为是繁荣富裕，而乡村则成为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城乡差距持续拉大。
我国所实施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既促进了城市化的超速发展，也加速了乡村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中国踏上了城镇化的道路，人才、资源纷纷向城市集中，而人口流出的农村逐渐出现老龄化现象，绝大多数农民不再以农业为立命之本，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形态与治理结构逐渐瓦解，在城市化迅速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乡村的停滞不前与城市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2]
乡村资源在城市本位政策的影响下逐渐流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乡关系问题成为不可避免的难题，不同的城乡发展模式对乡村发展空间与走向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纷纷以农民工的身份涌入到城市中，以期改善生活质量。大量的廉价大劳动力使我国工业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而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的大量外流却使乡村发展陷入困境，乡村空心化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西方社会城镇化历程显示，当工业化发展到城乡综合价值平衡时，乡村将迎来振兴的契机。而我国乡村资源的过度流失使城乡资源分布极度不均，乡村由于长期无法积累资本而发展滞缓，难以自我更新。城乡二元体制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与农业的发展，农村资源的严重缺失成为乡村无法振兴的重要原因。
推进后乡土社会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与实践途径
在农业边缘化、社会原子化的后乡土社会背景下，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就要转变政府促进发展的模式，促进乡村自主发展。当前我国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但全面深化改革仍迫在眉睫，后乡土社会中的乡村振兴必须从产业、人口、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和推进，使农村在经济与社会的协同中提升发展能力。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建设的探索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带动后富”等策略指导下城市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而乡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乡村经济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仍与城市有较大差距，这表明城市优先发展而后带动乡村发展的“马太效应”不能如期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这实际上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城乡既有发展格局难以改变，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无论是依靠加大投入来提高农业单产还是在城市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市场中创收，都不利于农民增加收益。
从内生式发展到依附式发展，再到否定依附式发展的种种弊端，我国乡村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乡村文化进行重塑和强化，提高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实现乡村社会的整合。因此，国家要注重乡村层面的主体性重建，对农民组织进行有效探索，形成农村服务农民，农民建设农村的良好循环。
实现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聚焦于农业文明，审视乡土文化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从内部逐渐瓦解，种种文化问题逐渐显现。乡土文化虽然基于农耕文明，但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如中庸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冲突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西方学者将市场经济浪潮中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3]“熟人社会”作为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核仍然存续，乡村振兴有助于推动我国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而传统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增强乡村凝聚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因此，振兴乡村文化必须坚持保护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将法治意识、规则意识等融入到乡土文化之中，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与乡村人文风貌的基础上，使乡村文化焕发生机，发挥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陆益龙.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J]. 社会科学研究， 2015， 2010（1）：116-123.
[2]李佳. 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4）：70-75.
[3]哈贝马斯， 曹卫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学林出版社， 1999.
[4]贺雪峰， 仝志辉.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124-134.
关键词：后乡土社会;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迎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从乡村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角度调整治理方略，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乡村振兴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转变以往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发挥农民建设乡村的积极性，采取恰当的实践路径与策略调控，化解我国城市蓬勃发展与乡村逐渐衰落的“二律背反”矛盾，提升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转变的历史逻辑
后乡土社会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1]尽管后乡土社会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异质性等特征，但传统乡土社会的村落共同體、情感与道义联系等纽带仍然存在。我国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通过历史视角能够明晰乡村变迁中各方利益主体力量的博弈，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乡村地位相对下降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城乡关系在产业革命中逐渐发生转变，不少农村人纷纷来到沿海开放城市发展产业，两千多年来乡村封闭与稳定的环境被打破。建国后，仿照苏联模式形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统一分配粮食，以农村的发展促进城市工业建设，城乡二元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政策下，城市被认为是繁荣富裕，而乡村则成为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城乡差距持续拉大。
我国所实施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既促进了城市化的超速发展，也加速了乡村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中国踏上了城镇化的道路，人才、资源纷纷向城市集中，而人口流出的农村逐渐出现老龄化现象，绝大多数农民不再以农业为立命之本，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形态与治理结构逐渐瓦解，在城市化迅速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乡村的停滞不前与城市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2]
乡村资源在城市本位政策的影响下逐渐流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乡关系问题成为不可避免的难题，不同的城乡发展模式对乡村发展空间与走向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纷纷以农民工的身份涌入到城市中，以期改善生活质量。大量的廉价大劳动力使我国工业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而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的大量外流却使乡村发展陷入困境，乡村空心化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西方社会城镇化历程显示，当工业化发展到城乡综合价值平衡时，乡村将迎来振兴的契机。而我国乡村资源的过度流失使城乡资源分布极度不均，乡村由于长期无法积累资本而发展滞缓，难以自我更新。城乡二元体制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与农业的发展，农村资源的严重缺失成为乡村无法振兴的重要原因。
推进后乡土社会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与实践途径
在农业边缘化、社会原子化的后乡土社会背景下，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就要转变政府促进发展的模式，促进乡村自主发展。当前我国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但全面深化改革仍迫在眉睫，后乡土社会中的乡村振兴必须从产业、人口、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和推进，使农村在经济与社会的协同中提升发展能力。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建设的探索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在“先富带动后富”等策略指导下城市获得优先发展的权利，而乡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乡村经济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仍与城市有较大差距，这表明城市优先发展而后带动乡村发展的“马太效应”不能如期实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这实际上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城乡既有发展格局难以改变，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无论是依靠加大投入来提高农业单产还是在城市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市场中创收，都不利于农民增加收益。
从内生式发展到依附式发展，再到否定依附式发展的种种弊端，我国乡村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乡村文化进行重塑和强化，提高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实现乡村社会的整合。因此，国家要注重乡村层面的主体性重建，对农民组织进行有效探索，形成农村服务农民，农民建设农村的良好循环。
实现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聚焦于农业文明，审视乡土文化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从内部逐渐瓦解，种种文化问题逐渐显现。乡土文化虽然基于农耕文明，但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如中庸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冲突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西方学者将市场经济浪潮中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3]“熟人社会”作为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核仍然存续，乡村振兴有助于推动我国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而传统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增强乡村凝聚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因此，振兴乡村文化必须坚持保护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将法治意识、规则意识等融入到乡土文化之中，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与乡村人文风貌的基础上，使乡村文化焕发生机，发挥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陆益龙.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J]. 社会科学研究， 2015， 2010（1）：116-123.
[2]李佳. 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4）：70-75.
[3]哈贝马斯， 曹卫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学林出版社， 1999.
[4]贺雪峰， 仝志辉.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124-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