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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妙道好一似春梦乍酲，猛然醒又入梦长夜冥冥;未修真便言悟终成梦境，到无梦与无醒方见性灵。”
这是梅兰芳在《天女散花》一剧中出场所唱的一段“二黄慢板”，可谓道尽佛缘三昧，实际上也说尽了人生真谛。观梅兰芳的佛教绘画，无需拿什么“理论”、“体系”来框模框样，便可于那无门无派却自有中国气派的性灵道场中有所感悟。
梅兰芳的绘画工笔细腻，多精于花鸟静物。近年来，所见梅氏绘画中竟偶尔也有一轴、两轴人物绘画，其中的佛教绘画更属罕世精品，值得关注。通观其佛教绘画，笔触工细，描画传神，颇有通神灵性。
因缘际会结善果
梅兰芳的佛教绘画，很容易让人感悟佛教义理及其禅意。俗话说“画由心生”，那么，梅氏一生中是否曾与佛教结缘，或者说有某种与佛教相通的因缘际会呢？
据说梅兰芳的父亲梅竹芬在成婚诞下儿子之前，就曾结过一桩大善缘。原来，梅竹芬少时学拉胡琴，学成后随名伶戏子拉胡琴，经常在皇宫演出，积攒下银子五千多两。后来，家中催他返乡完婚。一日，他乘马车返乡，行至京南，见有很多茅棚，一座一座不知其数，所住的都是难民，其饥饿之惨状令人一见生怜。
梅君一见大起恻隐之心，默想，我有五千多两，如果舍去三千两，余二千两，也足够完婚。但灾民太多，不够分配，三千银子布施完了仍有很多灾民苦苦哀求。梅君心中不忍，又将两千银全部取出，布施灾民。多年血汗积蓄一日全部散尽，心中却十分安慰。但所难者，此次如何返家完婚呢？他拿定主意，改定为几年后再完婚，于是又返回了北京。人多笑其愚。此后，梅君又工作了三年方返回完婚。若干年后，其子梅兰芳名震全球，富甲伶界。
再来看梅兰芳自己的舞台生涯。1917年12月1日，正值23岁“妙龄年华”的梅兰芳，在北京吉祥园首次演出了他自创的《天女散花》。天女一般的梅，梅一般的天女，获得各界好评如潮，一时间，梅氏新剧之盛名如天女散花般香满大江南北。在梅氏创作的新剧目中，《天女散花》是最杰出的剧目之一。剧情其实相当简单，直接取材于佛经《维摩诘经》。据说，梅兰芳为这场舞剧精心设计了那对飘扬曼妙的长绸带，带子用印度绸做成，八九尺长、六七寸宽，每一边各用一种不同的颜色。在舞台上，梅兰芳使其随舞翻转，构成各种行云流水般的优美造型，再现了神话的曼妙意境。
当然，这只是在所谓俗世层面，梅氏与佛教结下的两世机缘。其实，在当时的京剧圈子里，名角、名师多有笃信佛教者，经常性布施礼佛在京城早已蔚然成风。据说，京剧宗师谭鑫培和他亲手培育的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大弟子，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每年都要到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戒台寺进香礼佛一个月左右。其中，梅兰芳则擅画菩萨像与达摩像，常送人以结佛缘。
菩萨罗汉皆有情
再看梅氏的佛教绘画，结缘之说倒真有其事。就笔者有幸所见到的五幅梅氏佛教绘画来看，其中三幅均为祝寿结缘之作，一幅为友人嘱题之作，还有一幅为自题自留之作。其中，送给同为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那幅观音菩萨像尺幅最大、描画最精，且还是与山水画大师汤涤（1878年至1948年）的合作作品，弥足珍贵。
全幅呈之字形构图，身着浅蓝色天衣的观音菩萨坐于山石之上。菩萨坐姿呈游戏坐，闲拈念珠，神情肃穆，若有所思。而由汤涤补绘的山石草木，呈之字形环绕于观音菩萨前后，山石远近得宜，草木自在得体，极有力地烘托出了菩萨形像的至尊庄严。这是一幅作于1942年，为程砚秋四十初度之庆而作的贺寿画，梅兰芳与汤涤的合作使这幅画本身的艺术价值更为珍贵。无怪乎四十年后，汤涤的弟子刘凌沧为之大发赞叹。这位工笔重彩人物画大师为之题跋曰：
“此幅观音大士像乃京剧泰斗梅畹华，为名戏剧家程砚秋四十寿辰所绘，法像庄严，笔墨清秀，系梅君精品。山崖草坡为吾师汤定之先生所补，珠联璧合，极为珍贵。吾于三人皆系旧识，今读此画，感慨极深，敬以为记。”
除了这幅集大成之作的观音菩萨像之外，另一幅由梅兰芳以工笔重彩方式独立完成的《达摩坐禅图》同样精美绝伦。这幅同为贺寿之用的画作于1921年，梅氏时年仅27岁，比之绘制上述那幅《观音菩萨像》48岁时的风格，则显露出刚健、浓艳的青年时代风格。这一时期，可能正是梅氏修习佛教绘画的初始时期。
同年，他还为张伯驹绘制过一幅《降龙罗汉图》，纯为铁线描画，并不施彩。从罗汉形象与人物造型来看，应当取材于同主题古代线描画，基本属于临摹性质的习作。当然，即使是临摹习作，梅氏也一笔不苟，刻画精准，仍极具观赏性。
无门无派飘渺音
为什么梅兰芳从青年到中老年，在其舞台生涯之余，都一直热衷于佛教绘画呢？这是否说明梅兰芳信佛并曾修习过佛法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
其父梅竹芬五千两白银种下的善根，不可能不对梅兰芳的未来生涯产生影响。梅兰芳艺术生命的瑰丽多姿，也间接接受并融汇了佛教思想。再加上受整个京剧文化圈中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所熏染，日常性地、经常性地从事一些佛教活动，是其自然而然的生活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可以间接说明梅兰芳今生今世的佛缘吧，那些曼妙的佛缘丹青如歌亦如诗。
这是梅兰芳在《天女散花》一剧中出场所唱的一段“二黄慢板”，可谓道尽佛缘三昧，实际上也说尽了人生真谛。观梅兰芳的佛教绘画，无需拿什么“理论”、“体系”来框模框样，便可于那无门无派却自有中国气派的性灵道场中有所感悟。
梅兰芳的绘画工笔细腻，多精于花鸟静物。近年来，所见梅氏绘画中竟偶尔也有一轴、两轴人物绘画，其中的佛教绘画更属罕世精品，值得关注。通观其佛教绘画，笔触工细，描画传神，颇有通神灵性。
因缘际会结善果
梅兰芳的佛教绘画，很容易让人感悟佛教义理及其禅意。俗话说“画由心生”，那么，梅氏一生中是否曾与佛教结缘，或者说有某种与佛教相通的因缘际会呢？
据说梅兰芳的父亲梅竹芬在成婚诞下儿子之前，就曾结过一桩大善缘。原来，梅竹芬少时学拉胡琴，学成后随名伶戏子拉胡琴，经常在皇宫演出，积攒下银子五千多两。后来，家中催他返乡完婚。一日，他乘马车返乡，行至京南，见有很多茅棚，一座一座不知其数，所住的都是难民，其饥饿之惨状令人一见生怜。
梅君一见大起恻隐之心，默想，我有五千多两，如果舍去三千两，余二千两，也足够完婚。但灾民太多，不够分配，三千银子布施完了仍有很多灾民苦苦哀求。梅君心中不忍，又将两千银全部取出，布施灾民。多年血汗积蓄一日全部散尽，心中却十分安慰。但所难者，此次如何返家完婚呢？他拿定主意，改定为几年后再完婚，于是又返回了北京。人多笑其愚。此后，梅君又工作了三年方返回完婚。若干年后，其子梅兰芳名震全球，富甲伶界。
再来看梅兰芳自己的舞台生涯。1917年12月1日，正值23岁“妙龄年华”的梅兰芳，在北京吉祥园首次演出了他自创的《天女散花》。天女一般的梅，梅一般的天女，获得各界好评如潮，一时间，梅氏新剧之盛名如天女散花般香满大江南北。在梅氏创作的新剧目中，《天女散花》是最杰出的剧目之一。剧情其实相当简单，直接取材于佛经《维摩诘经》。据说，梅兰芳为这场舞剧精心设计了那对飘扬曼妙的长绸带，带子用印度绸做成，八九尺长、六七寸宽，每一边各用一种不同的颜色。在舞台上，梅兰芳使其随舞翻转，构成各种行云流水般的优美造型，再现了神话的曼妙意境。
当然，这只是在所谓俗世层面，梅氏与佛教结下的两世机缘。其实，在当时的京剧圈子里，名角、名师多有笃信佛教者，经常性布施礼佛在京城早已蔚然成风。据说，京剧宗师谭鑫培和他亲手培育的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大弟子，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每年都要到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戒台寺进香礼佛一个月左右。其中，梅兰芳则擅画菩萨像与达摩像，常送人以结佛缘。
菩萨罗汉皆有情
再看梅氏的佛教绘画，结缘之说倒真有其事。就笔者有幸所见到的五幅梅氏佛教绘画来看，其中三幅均为祝寿结缘之作，一幅为友人嘱题之作，还有一幅为自题自留之作。其中，送给同为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那幅观音菩萨像尺幅最大、描画最精，且还是与山水画大师汤涤（1878年至1948年）的合作作品，弥足珍贵。
全幅呈之字形构图，身着浅蓝色天衣的观音菩萨坐于山石之上。菩萨坐姿呈游戏坐，闲拈念珠，神情肃穆，若有所思。而由汤涤补绘的山石草木，呈之字形环绕于观音菩萨前后，山石远近得宜，草木自在得体，极有力地烘托出了菩萨形像的至尊庄严。这是一幅作于1942年，为程砚秋四十初度之庆而作的贺寿画，梅兰芳与汤涤的合作使这幅画本身的艺术价值更为珍贵。无怪乎四十年后，汤涤的弟子刘凌沧为之大发赞叹。这位工笔重彩人物画大师为之题跋曰：
“此幅观音大士像乃京剧泰斗梅畹华，为名戏剧家程砚秋四十寿辰所绘，法像庄严，笔墨清秀，系梅君精品。山崖草坡为吾师汤定之先生所补，珠联璧合，极为珍贵。吾于三人皆系旧识，今读此画，感慨极深，敬以为记。”
除了这幅集大成之作的观音菩萨像之外，另一幅由梅兰芳以工笔重彩方式独立完成的《达摩坐禅图》同样精美绝伦。这幅同为贺寿之用的画作于1921年，梅氏时年仅27岁，比之绘制上述那幅《观音菩萨像》48岁时的风格，则显露出刚健、浓艳的青年时代风格。这一时期，可能正是梅氏修习佛教绘画的初始时期。
同年，他还为张伯驹绘制过一幅《降龙罗汉图》，纯为铁线描画，并不施彩。从罗汉形象与人物造型来看，应当取材于同主题古代线描画，基本属于临摹性质的习作。当然，即使是临摹习作，梅氏也一笔不苟，刻画精准，仍极具观赏性。
无门无派飘渺音
为什么梅兰芳从青年到中老年，在其舞台生涯之余，都一直热衷于佛教绘画呢？这是否说明梅兰芳信佛并曾修习过佛法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
其父梅竹芬五千两白银种下的善根，不可能不对梅兰芳的未来生涯产生影响。梅兰芳艺术生命的瑰丽多姿，也间接接受并融汇了佛教思想。再加上受整个京剧文化圈中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所熏染，日常性地、经常性地从事一些佛教活动，是其自然而然的生活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可以间接说明梅兰芳今生今世的佛缘吧，那些曼妙的佛缘丹青如歌亦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