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近代以来，中国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曾赴美留学的张奚若深入参与了对外交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张奚若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对外交流思想。他认为对外交流要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利益，并且以理性的态度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以和平手段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交流。同时张奚若并不完全否认武力的作用。
【关键词】 张奚若 对外交流 中华民族 理性 和平
晚清以来，中国日益卷入国际政治体系之中，国际政治的变动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列强，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中国内部的社会活动同样与西方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同西方的竞争分离或者合作共生的关系，在许多重要事件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参与者们，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权势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外交流日益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之中或多或少的对外交流的经历，使得他们大多形成了一定的对外交流思想。在中外交流日渐紧密，而近代中国内部救亡图存声浪日高，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思想界大家争相援引的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作为思想观念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们的对外交流思想，便成为透视当时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源。
张奚若，原名张芸，字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1899年10月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与陕西的辛亥革命。1913年，张奚若远赴美国哥伦毕业大学修读政治学专业，在1917年和1919年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作为近代中国亲历中外的知识分子，中国如何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是张奚若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同时，张奚若在其知识分子社群里以冷静、理性著称，其对时局的分析往往切中要害。尽管张奚若从未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张奚若却能够以局外人的少量信息准确地判断国内外局势的变动。故而，张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研究更显重要。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是《张奚若文集》。笔者通过梳理张奚若对国内外局势的时评，通过文本分析，提炼出张奚若对外交流思想。本文主体部分分为三个，分别从“坚持民族独立”、“坚持理性交流”、“坚持和平交流”三个角度对张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分析。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梳理，对张奚若的研究提供一些微小的帮助。
一、对外交流之底线：民族独立
近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胡适，同张奚若有着密切的私交。在赴美求学期间，张奚若已经同远隔重洋的胡适有书信往来，谈论很多私人生活的内容。但是张奚若同胡适之间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胡适的立场更多地偏向于“世界主义”，而张奚若更加显著地强调民族独立。在張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中，民族独立一直是张奚若所主张的底线，贯穿张奚若思想的始终。
张奚若认为，在政治领域的交流中，中国要坚守民族独立的原则，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20世纪20年代，张奚若刚从欧洲回国，就遭遇了国内国民革命的风潮。身在北京的张奚若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不甚赞同，但是对广州国民政府维护民族对立，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态度却表示赞赏。“收回租界是中国人全体不分党派不论新旧的一致主张，我们已下此决心，英国人无论如何谅也无法阻止……收回租界是一件不可免的事体。”张奚若非常支持汉口收回租界的运动，并且认为英国派遣军队保护上海租界的行动是徒劳无功的。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张奚若的时评的重点同时放在了中日关系之上。张奚若始终对日本表示谴责，主张应该对日本保持警惕，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在30年代中期，“中日亲善”的思想在日本侵略者的鼓吹下一时流行，张奚若则对此论调非常不满。“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无端端侵占了人家四省的地方，用飞机重炮轰了人家许多城市和人民……处处置人家于死地，却还要进一步地强他和你讲亲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日益强硬之时，张奚若马上表示了赞同。“蒋先生那天所说的关于保持领土主权完整的话颇为明断具体，或者不应完全当做口号看，或者是今后对日外交关键所在。”
而在文化交流层面，张奚若在中外交流中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鲜明地主张民族文化的独立。“民族自尊心是不应打倒的，民族自信心是不赢应动摇的”，张奚若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落后是暂时的，只要努力就能够恢复往日的文化先进的地位。此外，他认为对于先进文化的吸收并不需要“全盘接受”，他认为要对先进文化进行反思和透析，对西方文化进行“分割”，注重吸收和现代科学紧密相关的部分。而其他和现代科学相对疏远的部分，如建筑、绘画、饮食等，张奚若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和西方相媲美，中国不可以妄自菲薄。他认为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应当以“现代化”为主轴，而“现代化”又以“科学”为主轴。在他的眼里，发展现代科学、学术，并以此改造中国的思维方式，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
总之，张奚若主张在对外交流中坚守民族独立的底线。在20世纪上半期的激荡的国际政治风云中，张奚若重点关注中国与英国、日本的交流，要求中国方面坚持民族独立。同时，张奚若也关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交流。在经济交流中张奚若尤其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主张保证中国的经济主权。在近代中国相对弱势的文化层面，张奚若同样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以“现代化”和“科学”为主轴发展民族文化。
二、对外交流之态度：理性交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远赴西洋进行求学成为当时的潮流。但是，在中西文化差异、与现代学科体系的疏离、个体自身条件差异等等因素的作用下，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够在西方高等学府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如著名学者傅斯年实际上在欧洲求学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学位。但是张奚若却不同，经过刻苦的努力，他在1919年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经历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张奚若，在他的一生中主张理性，反对任由情感的迸发去解决现实问题。张奚若把理性、智识看做是知识分子最核心的特征。这一观点在张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张奚若反对在对外交流中依靠情感进行决策。在张奚若的认识里，西方列强在华人员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充斥着傲慢的非理性行为，是“极不自然，极不合理”的。对于西方政府，张奚若也对其不理性的对外交流行为不乏批评。1927年英国派兵入华，张奚若认为英国这一举动不是理性决策。除开身为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之外，张奚若理性分析了英国的状况，他认为英国目前在华驻军实力不足以支持英国同中国全面开战，而英国国内反战声浪高涨，另外派兵入华反而会激起中国社会更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反而不利于其上海租界的境况。他认为现在的英国是“莫名其妙”，最好“置之不理”。 张奚若认为，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要知己知彼，对主要交流对象的情况深入了解。30年代，当中日关系成为当时焦点问题的时候，张奚若综合日本国内和国际状况，他认为日本想要实现自身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唯一的机会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平等的国家进行交流，而非把中国当做殖民地。日本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真正的“共荣”而不是侵略。进一步，他认为日本现在与中国的交流方式，已经必然导致日本最后的灭亡。战争“将使中国恢复其自由”。这些张奚若在1935年作出的论断，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总之，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张奚若始终主张以理性的态度进行对外交流。政治领域的交流是张奚若关注的重点。不论中外，不论政府还是民众，张奚若都反对以情感为主的对外交流，要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理性进行交流。而在文化领域，张奚若的理想交流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认知之上，对西方要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与交流，而不是“全盘西化”。
三、对外交流之方式：和平为主，但不排斥武力
张奚若对和平交流的理念格外强调。即使是在交流过程中维护民族独立，张奚若也主张使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和战争。在国民革命期间收回租界运动中，张奚若主张“我们富于和平精神的中国人，至非万不得已，当然情愿采取和平办法……我们是绝对的不会自动地侵犯他们的。”英国军舰炮轰南京城的南京惨案发生后，张奚若一方面对英国人进行抨击，但是他同时也抨击国民政府未能有效维持和平秩序的责任，对“中国溃兵抢劫是土匪行为”没有进行有效制止。
值得注意的是，张奚若对和平的追求，并不是仅仅限于文章中的呼吁。张奚若主张和平交流，更不是一种退让妥协的行为。在处理交流中的龃龉和冲突之时，张奚若主张以宣传攻势代替暴力冲突，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和平解决。在英國军队制造南京惨案之后，他认为国民政府应当发动宣传攻势，“自应有种严重抗议”。在宣传的基础上，张奚若普及了国际法的相关内容，认为“在国际公法上外舰没有开炮轰击的权力”，建议国民政府在国际公法的框架下，敦促外国军队撤军。
不过，张奚若也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的迂腐先生。若交流的对象采取不断升级的蛮横的方式，张奚若则开始主张用武力对抗，而不是他一贯主张的和平手段。“侵略与压迫的基础是武力，不是道德。天下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自身，即同样或较更大的武力”。在面对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主、军舰内河航行等诸多特权的情况下，张奚若尽管担心混乱，但是他也不否认武力对抗的必要性。在面对日本压力日益增大的困境之下，张奚若同样主张武力同日本对抗，而不是和平和妥协。“迅速调遣得力军队至绥东布防，若遇股匪来犯，自可立予解决。倘有正式军队相侵，更应迎头痛击。”他甚至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提供建议，建议国民政府把军队的主力从南方北调，保卫同苏联的交通线，以图在战争中能够获得必要的外援。
总之，张奚若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始终把和平交流放在首位。他相对看重国际法的作用，主张通过舆论宣传，在国际法框架内解决对外交流中的种种冲突。但是张奚若并不是迂腐的人，在世界局势日益走向战争的情况下，张奚若开始主张用武力反抗对日本蛮横的交流方式，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权益。
四、结论
20世纪的世界，是国家间交流日益密切的世界。张奚若身为知识分子，在深入参与国际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对外交流思想。张奚若对外交流的底线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在国际交流中维护中华民族自身的权益。同时，尽管身为饱受近代强权国际政治苦难的中华民族的一员，张奚若并未因此丧失自己的理智。他认为应当以理性的态度进行对外交流，反对单凭情感肆意进行。要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做长远的规划。也正是因为理性交流的原则，张奚若主张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要以维护和平。张奚若重视国际法，主张在国际交流过程中，重视对中华民族的宣传与发声，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进行交流。但是张奚若也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在极端情况下，张奚若同样是暴力手段的支持者。
【参考文献】
[1] 张小劲、谈火生编：《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2] 张小劲、谈火生编：《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198页。
作者简介：王子聪（1993.8 - ），汉，男，河北广平人，在读硕士，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 张奚若 对外交流 中华民族 理性 和平
晚清以来，中国日益卷入国际政治体系之中，国际政治的变动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列强，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中国内部的社会活动同样与西方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同西方的竞争分离或者合作共生的关系，在许多重要事件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参与者们，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权势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外交流日益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之中或多或少的对外交流的经历，使得他们大多形成了一定的对外交流思想。在中外交流日渐紧密，而近代中国内部救亡图存声浪日高，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思想界大家争相援引的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作为思想观念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们的对外交流思想，便成为透视当时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源。
张奚若，原名张芸，字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1899年10月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与陕西的辛亥革命。1913年，张奚若远赴美国哥伦毕业大学修读政治学专业，在1917年和1919年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作为近代中国亲历中外的知识分子，中国如何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是张奚若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同时，张奚若在其知识分子社群里以冷静、理性著称，其对时局的分析往往切中要害。尽管张奚若从未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张奚若却能够以局外人的少量信息准确地判断国内外局势的变动。故而，张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研究更显重要。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是《张奚若文集》。笔者通过梳理张奚若对国内外局势的时评，通过文本分析，提炼出张奚若对外交流思想。本文主体部分分为三个，分别从“坚持民族独立”、“坚持理性交流”、“坚持和平交流”三个角度对张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分析。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梳理，对张奚若的研究提供一些微小的帮助。
一、对外交流之底线：民族独立
近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胡适，同张奚若有着密切的私交。在赴美求学期间，张奚若已经同远隔重洋的胡适有书信往来，谈论很多私人生活的内容。但是张奚若同胡适之间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胡适的立场更多地偏向于“世界主义”，而张奚若更加显著地强调民族独立。在張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中，民族独立一直是张奚若所主张的底线，贯穿张奚若思想的始终。
张奚若认为，在政治领域的交流中，中国要坚守民族独立的原则，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20世纪20年代，张奚若刚从欧洲回国，就遭遇了国内国民革命的风潮。身在北京的张奚若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不甚赞同，但是对广州国民政府维护民族对立，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态度却表示赞赏。“收回租界是中国人全体不分党派不论新旧的一致主张，我们已下此决心，英国人无论如何谅也无法阻止……收回租界是一件不可免的事体。”张奚若非常支持汉口收回租界的运动，并且认为英国派遣军队保护上海租界的行动是徒劳无功的。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张奚若的时评的重点同时放在了中日关系之上。张奚若始终对日本表示谴责，主张应该对日本保持警惕，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在30年代中期，“中日亲善”的思想在日本侵略者的鼓吹下一时流行，张奚若则对此论调非常不满。“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无端端侵占了人家四省的地方，用飞机重炮轰了人家许多城市和人民……处处置人家于死地，却还要进一步地强他和你讲亲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日益强硬之时，张奚若马上表示了赞同。“蒋先生那天所说的关于保持领土主权完整的话颇为明断具体，或者不应完全当做口号看，或者是今后对日外交关键所在。”
而在文化交流层面，张奚若在中外交流中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鲜明地主张民族文化的独立。“民族自尊心是不应打倒的，民族自信心是不赢应动摇的”，张奚若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落后是暂时的，只要努力就能够恢复往日的文化先进的地位。此外，他认为对于先进文化的吸收并不需要“全盘接受”，他认为要对先进文化进行反思和透析，对西方文化进行“分割”，注重吸收和现代科学紧密相关的部分。而其他和现代科学相对疏远的部分，如建筑、绘画、饮食等，张奚若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和西方相媲美，中国不可以妄自菲薄。他认为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应当以“现代化”为主轴，而“现代化”又以“科学”为主轴。在他的眼里，发展现代科学、学术，并以此改造中国的思维方式，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
总之，张奚若主张在对外交流中坚守民族独立的底线。在20世纪上半期的激荡的国际政治风云中，张奚若重点关注中国与英国、日本的交流，要求中国方面坚持民族独立。同时，张奚若也关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交流。在经济交流中张奚若尤其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主张保证中国的经济主权。在近代中国相对弱势的文化层面，张奚若同样不主张“全盘西化”，而是以“现代化”和“科学”为主轴发展民族文化。
二、对外交流之态度：理性交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远赴西洋进行求学成为当时的潮流。但是，在中西文化差异、与现代学科体系的疏离、个体自身条件差异等等因素的作用下，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够在西方高等学府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如著名学者傅斯年实际上在欧洲求学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学位。但是张奚若却不同，经过刻苦的努力，他在1919年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经历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张奚若，在他的一生中主张理性，反对任由情感的迸发去解决现实问题。张奚若把理性、智识看做是知识分子最核心的特征。这一观点在张奚若的对外交流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张奚若反对在对外交流中依靠情感进行决策。在张奚若的认识里，西方列强在华人员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充斥着傲慢的非理性行为，是“极不自然，极不合理”的。对于西方政府，张奚若也对其不理性的对外交流行为不乏批评。1927年英国派兵入华，张奚若认为英国这一举动不是理性决策。除开身为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之外，张奚若理性分析了英国的状况，他认为英国目前在华驻军实力不足以支持英国同中国全面开战，而英国国内反战声浪高涨，另外派兵入华反而会激起中国社会更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反而不利于其上海租界的境况。他认为现在的英国是“莫名其妙”，最好“置之不理”。 张奚若认为，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要知己知彼，对主要交流对象的情况深入了解。30年代，当中日关系成为当时焦点问题的时候，张奚若综合日本国内和国际状况，他认为日本想要实现自身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唯一的机会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平等的国家进行交流，而非把中国当做殖民地。日本要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真正的“共荣”而不是侵略。进一步，他认为日本现在与中国的交流方式，已经必然导致日本最后的灭亡。战争“将使中国恢复其自由”。这些张奚若在1935年作出的论断，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总之，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张奚若始终主张以理性的态度进行对外交流。政治领域的交流是张奚若关注的重点。不论中外，不论政府还是民众，张奚若都反对以情感为主的对外交流，要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理性进行交流。而在文化领域，张奚若的理想交流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认知之上，对西方要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与交流，而不是“全盘西化”。
三、对外交流之方式：和平为主，但不排斥武力
张奚若对和平交流的理念格外强调。即使是在交流过程中维护民族独立，张奚若也主张使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和战争。在国民革命期间收回租界运动中，张奚若主张“我们富于和平精神的中国人，至非万不得已，当然情愿采取和平办法……我们是绝对的不会自动地侵犯他们的。”英国军舰炮轰南京城的南京惨案发生后，张奚若一方面对英国人进行抨击，但是他同时也抨击国民政府未能有效维持和平秩序的责任，对“中国溃兵抢劫是土匪行为”没有进行有效制止。
值得注意的是，张奚若对和平的追求，并不是仅仅限于文章中的呼吁。张奚若主张和平交流，更不是一种退让妥协的行为。在处理交流中的龃龉和冲突之时，张奚若主张以宣传攻势代替暴力冲突，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和平解决。在英國军队制造南京惨案之后，他认为国民政府应当发动宣传攻势，“自应有种严重抗议”。在宣传的基础上，张奚若普及了国际法的相关内容，认为“在国际公法上外舰没有开炮轰击的权力”，建议国民政府在国际公法的框架下，敦促外国军队撤军。
不过，张奚若也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的迂腐先生。若交流的对象采取不断升级的蛮横的方式，张奚若则开始主张用武力对抗，而不是他一贯主张的和平手段。“侵略与压迫的基础是武力，不是道德。天下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自身，即同样或较更大的武力”。在面对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租界、关税自主、军舰内河航行等诸多特权的情况下，张奚若尽管担心混乱，但是他也不否认武力对抗的必要性。在面对日本压力日益增大的困境之下，张奚若同样主张武力同日本对抗，而不是和平和妥协。“迅速调遣得力军队至绥东布防，若遇股匪来犯，自可立予解决。倘有正式军队相侵，更应迎头痛击。”他甚至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提供建议，建议国民政府把军队的主力从南方北调，保卫同苏联的交通线，以图在战争中能够获得必要的外援。
总之，张奚若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始终把和平交流放在首位。他相对看重国际法的作用，主张通过舆论宣传，在国际法框架内解决对外交流中的种种冲突。但是张奚若并不是迂腐的人，在世界局势日益走向战争的情况下，张奚若开始主张用武力反抗对日本蛮横的交流方式，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权益。
四、结论
20世纪的世界，是国家间交流日益密切的世界。张奚若身为知识分子，在深入参与国际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对外交流思想。张奚若对外交流的底线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在国际交流中维护中华民族自身的权益。同时，尽管身为饱受近代强权国际政治苦难的中华民族的一员，张奚若并未因此丧失自己的理智。他认为应当以理性的态度进行对外交流，反对单凭情感肆意进行。要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做长远的规划。也正是因为理性交流的原则，张奚若主张在对外交流过程中要以维护和平。张奚若重视国际法，主张在国际交流过程中，重视对中华民族的宣传与发声，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进行交流。但是张奚若也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在极端情况下，张奚若同样是暴力手段的支持者。
【参考文献】
[1] 张小劲、谈火生编：《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2] 张小劲、谈火生编：《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198页。
作者简介：王子聪（1993.8 - ），汉，男，河北广平人，在读硕士，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