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二十八日，作人。”
　　1923年7月19日，鲁迅收到了一封周作人的绝交书，在八道湾聚居3年多的两兄弟突然反目。兄弟阋墙，得有多大的火气，但信里分明都隐忍着，绝不出恶声，只道是“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鲁迅收到信也并未马上火起，日记中有言：“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还是想解释解释，但终至不克，两兄弟遂互道“珍重”，各走一边了。
　　我爱读民国文人的书信，大都写得那么谦恭有礼，温良善意，有股子沁人心脾的老味儿。我觉得这才是“诗三百”的语言，这才是“子曰”的口气，这才是苏黄李杜之间的惺惺相惜。
　　我前些年在老城区住的时候，有一位老邻居，是位京剧票友，程派青衣。老人衣衫古朴整洁，个头矮胖却气宇轩昂。他不读晚报，不遛鸟，不与楼下的老头老太们多来往，显得有些落落寡合。
　　其实老人很热情，很讲究礼节。每次跟他打招呼，必笑脸、拱手、点头、弯腰，一连串的“回见回见”。某次，他问我在哪里做事，我说在某某杂志社。哦，他说，原来在报馆上班，在旧社会，这可是个好差事。我纠正说，不是报馆，是杂志社。但老人就是不改，往后再见到，依然说“去报馆啊”或“报馆下班了”。
　　老人经常将老票友们召集到家里来开堂会。雨丝飘洒，空气润洁，一段沉郁顿挫的西皮二六悠然飘来：“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七十多岁的人了，唱起来依然那么妖娆妩媚，温婉圆润。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语言变得粗鄙简陋，坚硬板结，充满杀伐之气和好斗冲动。“改造”、“肃反”、“批判”、“斗争”、“纸老虎”、“你死我活”、“水深火热”……在这些意识形态语汇的影响下，我们的网络语言也变得暴戾粗野，传统的古典素养消失殆尽。当我们的周围到处充斥着粗鄙的语言时，那才端的是一个“可怜的人间”。
　　乔治·斯坦纳发现，经纳粹一劫，德语变得粗鄙了，陌生了，“翻开日报、杂志......去看一场新的德剧，你会发现，这不再是歌德、海涅还有尼采他们使用的德语。甚至不是托马斯·曼的语言。德语成了噪音。人们仍在用德语交流，但却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
　　斯坦纳在考察了德语的命运后说：“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底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和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
　　一种语言要重新复活，需要接续上古典传统的源头活水，更需要这个社会的精英人士，尤其是诗人和作家们将被污染的语言重新洗净、擦亮。
　　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德语曾有过一段短时的复兴，被称为现代德语精神的“黄金十年”。那十年间，里尔克为德语奉献出了《杜伊诺哀歌》，布莱希特为德语恢复了路德似的简洁风格，托马斯·曼为德语融入了古典地中海传统的柔软、明亮和优雅，卡夫卡则贡献出了《城堡》......
　　正是这些文学精华，使德语在西方二十世纪初的文学浪潮中丝毫没有落伍。在那次浪潮中，西方涌现出了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艾略特、劳伦斯、普鲁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