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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欲望幻灭、理想幻灭和精神幻灭三种写作类型讨论巴尔扎克幻灭写作背后欲与能的矛盾、城市与乡土的矛盾、人性与伦理的矛盾等内在隐喻，从而阐释“幻灭”写作的内在表达机制。
关键词：幻灭；批判现实主义；隐喻；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对其身处的时代如此评价：“上帝、国王、家长，这是博叙埃、路易十四、查理曼大帝、圣路易、拿破仑的社会。自由、选举、个人，这是宗教改革的社会。很不幸，法国眼下正好是第二个公式的牺牲品。”他区分两种历史：官方的、骗人的历史“以高尚的情感解释行动”，秘史、唯一真实的历史则“以结果来判断手段”，并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看作秘史写作的形式。对个体幻灭的書写和判决，正是以结果判断手段，达到剖析社会的目的，因而巴尔扎克提出了“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哲理”的观点，“幻灭”写作实际上隐喻着作家对时代矛盾的探讨。
一、欲与能的矛盾
革命余绪中的法国百孔千疮，贵族衰落而资产阶级兴起，法国经历着一次次复辟与反复辟。巴尔扎克选取裹挟于此间的奋斗者的命运，讲述其个体奋斗、价值转向与精神毁灭的历程，这些“幻灭”命运是多种社会价值拳脚相加的结果，展现着法国革命后社会阶层的流变与价值观的倾覆。所以他在《萨拉金》中预言道：“我右边是一幅沉寂阴森的死亡图景，我左边是活人的狂舞纵饮行乐图。一边是冰冷阴沉的披着丧服的大自然，另一边是寻欢作乐的人们。……左脚打着舞步的节拍，右脚却似乎已经跨进了棺材。”
拉法埃尔进入一个卡洛斯派、开明君主政治派别林立的物欲城市中，赌徒、银币和钱耙子与小工人被煤炭涂黑的面孔折射着极大的社会反差；而这里的男女之情“主要表现形式是吹捧、无耻、挥霍、哄骗和摆阔。”这一切使他感到自己“不知不觉问变成了奇异的流质物体”。继而他偶入古董店，驴皮上的话则埋下伏笔：“你的生命就在这里，每当你的欲望实现一次，我就相应地缩小，恰如你在世的日子。”
二、乡土与城市的矛盾
在《乡村生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乡村的赞叹，在《幽谷百合》中他更以乡村隐喻道德，将自然喻为昙花一现；而巴黎则是“敷陈在赛纳河两岸的毒气荔蒸的大疽痈”，“金钱、光荣、享乐在这里被准备起来，积聚起来，形成了追逐的对象，引得一班由于长期等待、互轧而更见炽烈的难以满足的贪欲舍命地追逐。”在《幻灭》三部曲中，诗人吕西安的母亲是大革命逃生的贵族后裔，他幻想通过写作恢复荣耀的贵族生活；发明家大卫则是印刷厂老板的儿子，老赛夏把他当成生意敌人压榨得债务缠身，他渴求通过工业发明使家庭安稳。前者幻想虚荣，后者满怀善愿，然而吕西安毁于名利竞争之中，大卫则成为银钱老虎口中的牺牲品。
巴尔扎克以他们的追求和幻灭为线，把边远的外省和虚荣的巴黎相钩连，展现坚守文化却山河日下的贵族和财力雄厚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心浇薄的城市中资产阶级道德堕落，而大丹士等知识青年则坚守严肃的精神生活而成长为名医、作家、哲学家、画家、共和党人，是“沙漠中的绿洲”。
自命不凡的外省青年吕西安以才华和美貌得到贵妇人巴日东太太的青睐，继而却受尽了利己主义教育而变质，两人在贵族的舆论中远走巴黎。他行走于无奇不有的巴黎而屡屡自卑，“发现自己和眼前的世界隔着一条鸿沟”。他投身报业，攻击上层社会而卷入党争，在失去进步党支持之后遭到遗弃，寻求自尽，又在伏脱冷这位“上帝派给他的保护人”的教唆下重入巴黎名利场的尔虞我诈之中，最终阴谋败露，这个“缺乏意志而欲望不小的野心家”自杀狱中。
三、思想与欲望的矛盾
《幽谷百合》这部作品带有爱情自传性质。莫尔索夫人是生活在理想化的幽谷古堡中的理想情人，她嫁给了暴躁无常的老伯爵莫尔索，儿女则天生多病面临夭折。莫尔索扮演着慈母、贞妻、挚友的角色，却也承受着深重的心灵苦闷。当她爱上了贵族青年费利克斯，享受到恋爱的心灵快乐时，妻母之责、宗教信仰却让她坚定地维护丈夫和家庭的体面。她爱费利克斯，却又不能献出自己；她希望费利克斯葆有对自己的精神之爱，却又希望他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矛盾给她带来进一步的精神折磨。最后，她失去了自己深爱的精神恋人费利克斯，生机繁盛的幽谷一片衰颓，流水潺潺、雨蛙哀鸣，莫尔索夫人在郁郁寡欢中逝去。
费利克斯第一次见到莫尔索时赞美道：“这座幽谷的百合花，为天地而生长，满谷飘溢着她美德的馨香”。而当费利克斯远赴巴黎为国王做事之后，莫尔索夫人便憔悴不堪，重逢时费利克斯说：“我的百合花啊！始终傲然挺立在枝头，始终贞洁、雪白，始终高雅。芳香和孤独！”此时他已是充满宫廷气度的绅士。第三次见面时，费利克斯早已与杜德莱夫人堕入情网，他努力保持心灵忠诚，莫尔索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她依然保持高贵的“贵族相”，不愿逾越与菲利克斯的柏拉图式恋爱关系。最后一见，莫尔索瘦削的脸泛着青白，最后郁郁而终。
“文学艺术以借助于思想重现人的本性为目标”，而人性与思想“割裂的现象不胜枚举”。虽然小说一以贯之地隐藏着对名利之欲和阶级壁垒的探讨，但作家更用凄美浪漫的笔调探讨了精神和灵欲幻灭，他赞美精神之恋，却也搁置对肉欲的讨论，触发了读者对人性与宗教、精神与欲望矛盾的思考，超越了其惯于表达的社会主题。
巴尔扎克在《论艺术家》中指出：“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在其悲剧创作中，“幻灭”看似是一种结果论式的主题宣言，实则在结果之中更蕴含着一种发生学的思考和历程性的分析，因而小说家的革新也就不局限于揭露现实的残酷性，更在于借此进入到隐喻的深层，从而“扼杀了古老体裁中的谎言”。
关键词：幻灭；批判现实主义；隐喻；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对其身处的时代如此评价：“上帝、国王、家长，这是博叙埃、路易十四、查理曼大帝、圣路易、拿破仑的社会。自由、选举、个人，这是宗教改革的社会。很不幸，法国眼下正好是第二个公式的牺牲品。”他区分两种历史：官方的、骗人的历史“以高尚的情感解释行动”，秘史、唯一真实的历史则“以结果来判断手段”，并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看作秘史写作的形式。对个体幻灭的書写和判决，正是以结果判断手段，达到剖析社会的目的，因而巴尔扎克提出了“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哲理”的观点，“幻灭”写作实际上隐喻着作家对时代矛盾的探讨。
一、欲与能的矛盾
革命余绪中的法国百孔千疮，贵族衰落而资产阶级兴起，法国经历着一次次复辟与反复辟。巴尔扎克选取裹挟于此间的奋斗者的命运，讲述其个体奋斗、价值转向与精神毁灭的历程，这些“幻灭”命运是多种社会价值拳脚相加的结果，展现着法国革命后社会阶层的流变与价值观的倾覆。所以他在《萨拉金》中预言道：“我右边是一幅沉寂阴森的死亡图景，我左边是活人的狂舞纵饮行乐图。一边是冰冷阴沉的披着丧服的大自然，另一边是寻欢作乐的人们。……左脚打着舞步的节拍，右脚却似乎已经跨进了棺材。”
拉法埃尔进入一个卡洛斯派、开明君主政治派别林立的物欲城市中，赌徒、银币和钱耙子与小工人被煤炭涂黑的面孔折射着极大的社会反差；而这里的男女之情“主要表现形式是吹捧、无耻、挥霍、哄骗和摆阔。”这一切使他感到自己“不知不觉问变成了奇异的流质物体”。继而他偶入古董店，驴皮上的话则埋下伏笔：“你的生命就在这里，每当你的欲望实现一次，我就相应地缩小，恰如你在世的日子。”
二、乡土与城市的矛盾
在《乡村生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乡村的赞叹，在《幽谷百合》中他更以乡村隐喻道德，将自然喻为昙花一现；而巴黎则是“敷陈在赛纳河两岸的毒气荔蒸的大疽痈”，“金钱、光荣、享乐在这里被准备起来，积聚起来，形成了追逐的对象，引得一班由于长期等待、互轧而更见炽烈的难以满足的贪欲舍命地追逐。”在《幻灭》三部曲中，诗人吕西安的母亲是大革命逃生的贵族后裔，他幻想通过写作恢复荣耀的贵族生活；发明家大卫则是印刷厂老板的儿子，老赛夏把他当成生意敌人压榨得债务缠身，他渴求通过工业发明使家庭安稳。前者幻想虚荣，后者满怀善愿，然而吕西安毁于名利竞争之中，大卫则成为银钱老虎口中的牺牲品。
巴尔扎克以他们的追求和幻灭为线，把边远的外省和虚荣的巴黎相钩连，展现坚守文化却山河日下的贵族和财力雄厚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心浇薄的城市中资产阶级道德堕落，而大丹士等知识青年则坚守严肃的精神生活而成长为名医、作家、哲学家、画家、共和党人，是“沙漠中的绿洲”。
自命不凡的外省青年吕西安以才华和美貌得到贵妇人巴日东太太的青睐，继而却受尽了利己主义教育而变质，两人在贵族的舆论中远走巴黎。他行走于无奇不有的巴黎而屡屡自卑，“发现自己和眼前的世界隔着一条鸿沟”。他投身报业，攻击上层社会而卷入党争，在失去进步党支持之后遭到遗弃，寻求自尽，又在伏脱冷这位“上帝派给他的保护人”的教唆下重入巴黎名利场的尔虞我诈之中，最终阴谋败露，这个“缺乏意志而欲望不小的野心家”自杀狱中。
三、思想与欲望的矛盾
《幽谷百合》这部作品带有爱情自传性质。莫尔索夫人是生活在理想化的幽谷古堡中的理想情人，她嫁给了暴躁无常的老伯爵莫尔索，儿女则天生多病面临夭折。莫尔索扮演着慈母、贞妻、挚友的角色，却也承受着深重的心灵苦闷。当她爱上了贵族青年费利克斯，享受到恋爱的心灵快乐时，妻母之责、宗教信仰却让她坚定地维护丈夫和家庭的体面。她爱费利克斯，却又不能献出自己；她希望费利克斯葆有对自己的精神之爱，却又希望他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矛盾给她带来进一步的精神折磨。最后，她失去了自己深爱的精神恋人费利克斯，生机繁盛的幽谷一片衰颓，流水潺潺、雨蛙哀鸣，莫尔索夫人在郁郁寡欢中逝去。
费利克斯第一次见到莫尔索时赞美道：“这座幽谷的百合花，为天地而生长，满谷飘溢着她美德的馨香”。而当费利克斯远赴巴黎为国王做事之后，莫尔索夫人便憔悴不堪，重逢时费利克斯说：“我的百合花啊！始终傲然挺立在枝头，始终贞洁、雪白，始终高雅。芳香和孤独！”此时他已是充满宫廷气度的绅士。第三次见面时，费利克斯早已与杜德莱夫人堕入情网，他努力保持心灵忠诚，莫尔索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她依然保持高贵的“贵族相”，不愿逾越与菲利克斯的柏拉图式恋爱关系。最后一见，莫尔索瘦削的脸泛着青白，最后郁郁而终。
“文学艺术以借助于思想重现人的本性为目标”，而人性与思想“割裂的现象不胜枚举”。虽然小说一以贯之地隐藏着对名利之欲和阶级壁垒的探讨，但作家更用凄美浪漫的笔调探讨了精神和灵欲幻灭，他赞美精神之恋，却也搁置对肉欲的讨论，触发了读者对人性与宗教、精神与欲望矛盾的思考，超越了其惯于表达的社会主题。
巴尔扎克在《论艺术家》中指出：“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在其悲剧创作中，“幻灭”看似是一种结果论式的主题宣言，实则在结果之中更蕴含着一种发生学的思考和历程性的分析，因而小说家的革新也就不局限于揭露现实的残酷性，更在于借此进入到隐喻的深层，从而“扼杀了古老体裁中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