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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与元宵晚会双双落下了帷幕。相较元宵节及元宵晚会的“闹”，春节与春晚无疑显得“正”而严肃。这种“正”自然指的是央视春晚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功能，正如今年的主题所表明的那样——“大美中国梦，金鸡报春来”。一个“美”字，既指的是各具特色的四个分会场的壮美河山和舞台设计等，是一个形容词，也作为动词，指向了如何艺术地、审美地讲述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相较于2016年“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的主题，甚至对比1983年至今的历年春晚主题，今年的“大美中国梦”显得非常突出，可以说是首次明确地把美学与政治并提，表明了导演组意识到近年来有关春晚吐槽的核心——不好看、不好笑、炒冷饭——在于春晚美学品格的平庸与意识形态灌输的生硬。与此相应的是，今年春晚没有了微信、支付宝红包，手机摇一摇等资本代言也不再是主要环节，更多地回归舞台和节目本身。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此重视“美”的今年春晚，却又遭到了诸如饱和度过高、无处不在的“神奇”荧光绿等色彩学方面的批评。这说明春晚的美学问题仍然有待于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的持续探讨。
就笔者有限的观察而言，尽管春晚舞台上的演员都在卖力地演出，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似乎与春晚的“互动”少了许多，代之以包括“朋友圈”里的各种或实时或事后的吐槽，也包括玩手机本身，好像有一种无力的倦怠之感。这种倦怠让我想起2015年在纽约大学中国中心办公室里正襟危坐于电脑前观看春晚的与众不同的体验——新鲜、激动，好像是第一次看春晚，一字一句地，甚至会因为上厕所错过几分钟而感到遗憾。那一刻，春晚成为我这个“异乡人”迫切要“回归”“中国梦”的认同仪式，唯一而高效。然而，2015年春晚却又是遭到吐槽很严重的一次，尤其是小品《喜乐街》中的女汉子问题，被批评性别想象的政治不正确——可能也就是从2015年的春晚起，性别一下子成为了问题，在舞台的和谐氛围里显得格外扎眼并且一直没有中断。这自然与近年来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深入密切相关。这也足以说明不同的“时空”“语境”会影响人们对于春晚的判断，甚至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次异国清晨中的春晚经验，使得我再想谈论、品评春晚时就不得不首先反思自己观看的“时空”——是否会因沉沉的夜色而生理性地倦怠，是否会因所处社会位置、角色的变化而影响对春晚“中国梦”的认同？也就是说，究竟会有多少非春晚自身的美学因素在左右着我们对春晚的判断？尽管我们可能都知道春晚所试图呈现的是什么，但接受起来却免不了各取所需，正如有新闻报道的那样，衡水中学一文科班的同学从今年春晚中总结出了密密麻麻的时政考点，如民族政策、航天精神、反腐败，等等[1]，显示出又一种春晚的打开方式。
由此，很难说有唯一正确的春晚解读方式，也很难做到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客观中立。既然纯粹客观中立的春晚评论难以做到，那么在充分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或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理解，有关于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在讲述“中国梦”上的叙事策略。
鸡年春晚一共9个语言类节目，数量多、亮点也很多，比如具有南方方言特色的小品《阿峰其人》，带来了新鲜的舞台语言体验；维吾尔族小品《天山情》，互文着想骑毛驴进京见毛主席的库尔班大叔的真实历史事件；小品《老伴》在情节结构上的大翻转，最后靠手臂上的伤疤而认出丈夫，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显现出春晚导演组尽量满足人民群众不同情感、口味需求的用心，也显现出春晚在美学追求上的突破。当然，最引人注目并谈论最多的还是姜昆、戴志诚的相声《新虎口遐想》，致敬三十年前即1987年春晚上的《虎口遐想》——相声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有评论认为，“作为相声的《虎口遐想》深刻之处为何？品味过几遍就明白，这哪是在写八十年代？这活脱脱地就是在写今天！”[2]既托生于那个时代却又能超越时代，这大概是伟大艺术作品的一大共同点。既有此高峰在前，如何致敬并续写新作，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自我超越。
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大年初一发生的宁波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使除夕夜春晚舞台上的《新虎口遐想》具有了非常切近的现实案例的对照。然而，不管是《虎口遐想》還是《新虎口遐想》，重要的既是掉进老虎洞里那不幸的个体，也是周边围观的、匿名的人群——正是这些人群的不同反应，显示出这30年来社会的巨大变迁——尤其是在直播技术之下的自媒体化个人——
姜：朋友们，朋友们，欢迎大家围观我的小房间，这回大家可来着了，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曾经“遐想”里想做成纪录片卖给外国人赚外汇、为“七五”计划作贡献的老虎吃人事件，变成了现如今为自媒体个人增添收益的流量与打赏。个人的自媒体化，既延伸了人的手、脚等器官及其功能，也在个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竖起一座屏幕，隔了一层，将一切事件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奇观”，把一切可以触碰的日常经验转化为不可触碰的视觉图像，即直播。因此，个人这种看似很深、很全面地介入生活的方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生活的逃避，是“务虚”，因为相较而言，屏幕之后才是更安全的位置。《新虎口遐想》的意义就在于将自媒体化的个人重新抛入屏幕之前、镜头之中的生死抉择时刻——所拥有的手机不是因为没电就是因为没信号没网络而失效了，从而显现出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恢复个体与“现实”的直接性、触碰性。由此，这个“老虎”实际上隐喻着个体不可操控的、令人恐怖的“现实”。个人的无力感也正来源于此，即自身的异化。
对于手机给人带来的异化之感，小品《真情永驻》中也有提及，比如对新生儿身上出现可供扫一扫以辨别亲子关系的二维码的想象等，勾勒出英国电视剧《黑镜》第三季第一集“急转直下”中的世界，质问当下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不过，《新虎口遐想》显然要处理更多个人之外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结尾“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与“中国梦”关系更为直接的大问题，通过讽刺性讲述而获得舞台上的克服与解决。对此，《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文章予以认可，“讽刺是相声的灵魂，既然是讽刺，就应该针针见血，切中要害，直陈利弊。”[3]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到如今的“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一词的政治、文化内涵发生了重要变迁，是整个共和国建立与发展的高度浓缩。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新虎口遐想》的多文本性来。但不管是哪一个具体的文本，讽刺都有较为明确的指向。这可以说是《新虎口遐想》与《虎口遐想》在叙事上的最大不同：《虎口遐想》中的讽刺并没有特定的标靶，呈现出的是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不确定之感——改革开放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而收束在个人问题的遐想与不确定性上。这是《虎口遐想》的厉害之处，通过把握不确定的、小的个体而隐喻地把握了大的时代的总体性。
总体而言，《新虎口遐想》对新历史语境中的确定性的把握还是比较恰当的，只是在最后由个体转向国家层面尚缺少必要的铺垫而显得稍微有些生硬。不过最后这一转——既是政治的，也是美学的——还是非常的关键，一下子将“敌与我”的关系提了出来。“老虎”作为贪腐分子，自然是“敌人”，而所有围观的、直播中的人群，也包括掉进老虎洞的“姜昆”，都由曾经的匿名化、个体化而获得了“人民”的集体性、形式感。从人群到人民群众，这也是《新虎口遐想》致敬的意义之一。
不过，这种确定性把握不好，或者用力过猛，则容易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甚至是政治不正确，从而引起某些观众的反感与批评。具体到今年春晚，比如《真情永驻》《大城小爱》《信任》《阿峰其人》等在美好家庭生活想象、和谐社会风尚——这无疑是当下每个人都希望确定把握的—的讲述过程中暴露出了较为严重的性别刻板印象，对此《中国妇女报》官方微博发文《一年又一年，春晚的性别观念怎么就不长进呢》予以批评，呼吁观念的改造应同经济基础的改造一起与时俱进。也有处理得比较好的，某种意义上是没有触及性别的问题，如相声《姥说》、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等，“家风”的讲述就显得颇为自然，亲情的呈现也更容易走心，引起观众的共鸣。
“一年又一年”“不长进”等关键词并不是泛泛而谈。如果我们翻检一下1983年以来的央視春晚（或者也可以包括央视元旦晚会），重男轻女思想在舞台上一直没有得到严肃的、正面的反思，相反往往插科打诨地作为“笑果”的来源。对此，春晚的导演组可能也会有委屈，会质问：比如1987年春晚郭达、杨蕾的小品《产房门前》，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重男轻女的表述更为直接、露骨，却仍然是经典的作品。何也？因为，这些作品都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都结合了人物的具体背景，比如所属阶级、文化教育等去作综合判断。换句话说，它们并没有《虎口遐想》的那种超时代性。事实上，如果原封不动直接翻版到今天，这样的“致敬”除了引起观众对时间逝去的慨叹、怀旧，剩下更多的恐怕是潘斌龙的那句代表性台词“好尴尬啊”。当然，也会有这样的反驳，即性别的刻板印象正是当下社会中的“现实”之一种。作为春晚语言类节目植根生活、如实反映现实何错之有？更何况所有的语言类节目不都有一个和解的、大团圆的结局了吗？
没有错。但面对这样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出了不欢迎、不接受的立场，甚至感到压抑和焦虑。就此而言，这样的“现实”与新旧版本的《虎口遐想》中的“老虎”有相似之处——想迫切逃避的存在。由此，如何反映这种“现实”也就有了可资借鉴的范例——“老虎”被处理为沉默的、被动的、间接的，处于舞台景深之中，而不是跃到前台。
某种意义上，性别的争议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春晚的“审查”或许比导演组更加严苛。毕竟作为阖家团圆的“年夜饭”，谁都不想在其中吃到哪怕一点硌牙之感。当然，揪着春晚性别刻板印象的小辫子不放还很有可能忽视了对当下最大确定性，即中国梦本身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金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广为流传。然而，所谓相似并不意味着同质化、模式化、空洞化、形式化。“中国梦”作为一个超越了性别、阶层、民族的，为人民群众所分享的奔向幸福的同一性叙事，同样也并不意味着同质化、模式化、空洞化、形式化，而应该在具体讲述中呈现出叙事上的特殊性。然而，在《真情永驻》等作品中，却流露出一丝对于“中国梦”理解的简单化倾向。尤其是《真情永驻》的结尾，不能生孩子带来的家庭危机被试管婴儿的现代技术所化解，而技术的门槛则被多卖两车菜所轻松逾越。这一逾越未免有些轻松，试图超越现实生活世界中的重重困难，却反倒欲盖弥彰。事实上，不要说试管婴儿，就是“双卡双待”的二孩，也并不只是由身体好坏而决定，而是有很多都市中产家庭既想又不敢的重大焦虑。按照小品的叙事逻辑，真情要想永驻、家庭要想幸福、二孩要想降临，最终落脚的都是钱，而不是情本身，也不是与时俱进的现代观念。由此，现实生活世界里的中产者的焦虑不是被缓释了，而是被进一步放大了。于是，认同是谈不上了，反而会感到更加无力和倦怠。
这其实也给以“家风”作为切入点进入“中国梦”的叙事策略提了一个醒：家庭既可以缓释异国游子的乡愁，是良药，却也能刺激、加剧囿限于家庭繁琐日常生活中的人，以及那些饱受相亲、成家的诸多亲情压力而徘徊在家庭门口的年轻人的焦虑与紧张——于他们而言，家庭、亲情都沉重得有点难以承受。
赚钱致富、养育二孩，这些都是小品、相声的题材来源。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果呈现在舞台之上的只是生活的原样，那在现实生活就已经应接不暇的又何必去观看舞台上的呢？不过，也应该看到，春晚呈现之后的被接受，已经不再是导演组、编剧们、演员们所可以左右的了。
但不管怎样，春晚将“美”字，将美学问题提上了主题，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自我突破了。文艺作品如何处理好美学与政治的辩证法一直是持续的重要理论命题。对于春晚，我们应怀以宽容、理解去期待它探索的深入。
参考文献：
[1]可参见《河北衡水中学学生从春晚节目总结“考试知识点”走红网络》，http：//www.guancha. cn/Education/2017_02_04_392478.shtml.
[2]《〈虎口遐想〉—三十年的“绝作”》，https：// zhuanlan.zhihu.com/p/20079260？ columnSlug=songns.
[3]《人民日报刊文赞相声〈新虎口遐想〉：惩恶扬善》，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2_10_393559.shtml.
就笔者有限的观察而言，尽管春晚舞台上的演员都在卖力地演出，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似乎与春晚的“互动”少了许多，代之以包括“朋友圈”里的各种或实时或事后的吐槽，也包括玩手机本身，好像有一种无力的倦怠之感。这种倦怠让我想起2015年在纽约大学中国中心办公室里正襟危坐于电脑前观看春晚的与众不同的体验——新鲜、激动，好像是第一次看春晚，一字一句地，甚至会因为上厕所错过几分钟而感到遗憾。那一刻，春晚成为我这个“异乡人”迫切要“回归”“中国梦”的认同仪式，唯一而高效。然而，2015年春晚却又是遭到吐槽很严重的一次，尤其是小品《喜乐街》中的女汉子问题，被批评性别想象的政治不正确——可能也就是从2015年的春晚起，性别一下子成为了问题，在舞台的和谐氛围里显得格外扎眼并且一直没有中断。这自然与近年来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深入密切相关。这也足以说明不同的“时空”“语境”会影响人们对于春晚的判断，甚至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次异国清晨中的春晚经验，使得我再想谈论、品评春晚时就不得不首先反思自己观看的“时空”——是否会因沉沉的夜色而生理性地倦怠，是否会因所处社会位置、角色的变化而影响对春晚“中国梦”的认同？也就是说，究竟会有多少非春晚自身的美学因素在左右着我们对春晚的判断？尽管我们可能都知道春晚所试图呈现的是什么，但接受起来却免不了各取所需，正如有新闻报道的那样，衡水中学一文科班的同学从今年春晚中总结出了密密麻麻的时政考点，如民族政策、航天精神、反腐败，等等[1]，显示出又一种春晚的打开方式。
由此，很难说有唯一正确的春晚解读方式，也很难做到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客观中立。既然纯粹客观中立的春晚评论难以做到，那么在充分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或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理解，有关于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在讲述“中国梦”上的叙事策略。
鸡年春晚一共9个语言类节目，数量多、亮点也很多，比如具有南方方言特色的小品《阿峰其人》，带来了新鲜的舞台语言体验；维吾尔族小品《天山情》，互文着想骑毛驴进京见毛主席的库尔班大叔的真实历史事件；小品《老伴》在情节结构上的大翻转，最后靠手臂上的伤疤而认出丈夫，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显现出春晚导演组尽量满足人民群众不同情感、口味需求的用心，也显现出春晚在美学追求上的突破。当然，最引人注目并谈论最多的还是姜昆、戴志诚的相声《新虎口遐想》，致敬三十年前即1987年春晚上的《虎口遐想》——相声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有评论认为，“作为相声的《虎口遐想》深刻之处为何？品味过几遍就明白，这哪是在写八十年代？这活脱脱地就是在写今天！”[2]既托生于那个时代却又能超越时代，这大概是伟大艺术作品的一大共同点。既有此高峰在前，如何致敬并续写新作，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自我超越。
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大年初一发生的宁波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使除夕夜春晚舞台上的《新虎口遐想》具有了非常切近的现实案例的对照。然而，不管是《虎口遐想》還是《新虎口遐想》，重要的既是掉进老虎洞里那不幸的个体，也是周边围观的、匿名的人群——正是这些人群的不同反应，显示出这30年来社会的巨大变迁——尤其是在直播技术之下的自媒体化个人——
姜：朋友们，朋友们，欢迎大家围观我的小房间，这回大家可来着了，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曾经“遐想”里想做成纪录片卖给外国人赚外汇、为“七五”计划作贡献的老虎吃人事件，变成了现如今为自媒体个人增添收益的流量与打赏。个人的自媒体化，既延伸了人的手、脚等器官及其功能，也在个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竖起一座屏幕，隔了一层，将一切事件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奇观”，把一切可以触碰的日常经验转化为不可触碰的视觉图像，即直播。因此，个人这种看似很深、很全面地介入生活的方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生活的逃避，是“务虚”，因为相较而言，屏幕之后才是更安全的位置。《新虎口遐想》的意义就在于将自媒体化的个人重新抛入屏幕之前、镜头之中的生死抉择时刻——所拥有的手机不是因为没电就是因为没信号没网络而失效了，从而显现出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恢复个体与“现实”的直接性、触碰性。由此，这个“老虎”实际上隐喻着个体不可操控的、令人恐怖的“现实”。个人的无力感也正来源于此，即自身的异化。
对于手机给人带来的异化之感，小品《真情永驻》中也有提及，比如对新生儿身上出现可供扫一扫以辨别亲子关系的二维码的想象等，勾勒出英国电视剧《黑镜》第三季第一集“急转直下”中的世界，质问当下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不过，《新虎口遐想》显然要处理更多个人之外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结尾“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与“中国梦”关系更为直接的大问题，通过讽刺性讲述而获得舞台上的克服与解决。对此，《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文章予以认可，“讽刺是相声的灵魂，既然是讽刺，就应该针针见血，切中要害，直陈利弊。”[3]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到如今的“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一词的政治、文化内涵发生了重要变迁，是整个共和国建立与发展的高度浓缩。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新虎口遐想》的多文本性来。但不管是哪一个具体的文本，讽刺都有较为明确的指向。这可以说是《新虎口遐想》与《虎口遐想》在叙事上的最大不同：《虎口遐想》中的讽刺并没有特定的标靶，呈现出的是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不确定之感——改革开放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而收束在个人问题的遐想与不确定性上。这是《虎口遐想》的厉害之处，通过把握不确定的、小的个体而隐喻地把握了大的时代的总体性。
总体而言，《新虎口遐想》对新历史语境中的确定性的把握还是比较恰当的，只是在最后由个体转向国家层面尚缺少必要的铺垫而显得稍微有些生硬。不过最后这一转——既是政治的，也是美学的——还是非常的关键，一下子将“敌与我”的关系提了出来。“老虎”作为贪腐分子，自然是“敌人”，而所有围观的、直播中的人群，也包括掉进老虎洞的“姜昆”，都由曾经的匿名化、个体化而获得了“人民”的集体性、形式感。从人群到人民群众，这也是《新虎口遐想》致敬的意义之一。
不过，这种确定性把握不好，或者用力过猛，则容易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甚至是政治不正确，从而引起某些观众的反感与批评。具体到今年春晚，比如《真情永驻》《大城小爱》《信任》《阿峰其人》等在美好家庭生活想象、和谐社会风尚——这无疑是当下每个人都希望确定把握的—的讲述过程中暴露出了较为严重的性别刻板印象，对此《中国妇女报》官方微博发文《一年又一年，春晚的性别观念怎么就不长进呢》予以批评，呼吁观念的改造应同经济基础的改造一起与时俱进。也有处理得比较好的，某种意义上是没有触及性别的问题，如相声《姥说》、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等，“家风”的讲述就显得颇为自然，亲情的呈现也更容易走心，引起观众的共鸣。
“一年又一年”“不长进”等关键词并不是泛泛而谈。如果我们翻检一下1983年以来的央視春晚（或者也可以包括央视元旦晚会），重男轻女思想在舞台上一直没有得到严肃的、正面的反思，相反往往插科打诨地作为“笑果”的来源。对此，春晚的导演组可能也会有委屈，会质问：比如1987年春晚郭达、杨蕾的小品《产房门前》，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重男轻女的表述更为直接、露骨，却仍然是经典的作品。何也？因为，这些作品都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都结合了人物的具体背景，比如所属阶级、文化教育等去作综合判断。换句话说，它们并没有《虎口遐想》的那种超时代性。事实上，如果原封不动直接翻版到今天，这样的“致敬”除了引起观众对时间逝去的慨叹、怀旧，剩下更多的恐怕是潘斌龙的那句代表性台词“好尴尬啊”。当然，也会有这样的反驳，即性别的刻板印象正是当下社会中的“现实”之一种。作为春晚语言类节目植根生活、如实反映现实何错之有？更何况所有的语言类节目不都有一个和解的、大团圆的结局了吗？
没有错。但面对这样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出了不欢迎、不接受的立场，甚至感到压抑和焦虑。就此而言，这样的“现实”与新旧版本的《虎口遐想》中的“老虎”有相似之处——想迫切逃避的存在。由此，如何反映这种“现实”也就有了可资借鉴的范例——“老虎”被处理为沉默的、被动的、间接的，处于舞台景深之中，而不是跃到前台。
某种意义上，性别的争议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春晚的“审查”或许比导演组更加严苛。毕竟作为阖家团圆的“年夜饭”，谁都不想在其中吃到哪怕一点硌牙之感。当然，揪着春晚性别刻板印象的小辫子不放还很有可能忽视了对当下最大确定性，即中国梦本身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金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广为流传。然而，所谓相似并不意味着同质化、模式化、空洞化、形式化。“中国梦”作为一个超越了性别、阶层、民族的，为人民群众所分享的奔向幸福的同一性叙事，同样也并不意味着同质化、模式化、空洞化、形式化，而应该在具体讲述中呈现出叙事上的特殊性。然而，在《真情永驻》等作品中，却流露出一丝对于“中国梦”理解的简单化倾向。尤其是《真情永驻》的结尾，不能生孩子带来的家庭危机被试管婴儿的现代技术所化解，而技术的门槛则被多卖两车菜所轻松逾越。这一逾越未免有些轻松，试图超越现实生活世界中的重重困难，却反倒欲盖弥彰。事实上，不要说试管婴儿，就是“双卡双待”的二孩，也并不只是由身体好坏而决定，而是有很多都市中产家庭既想又不敢的重大焦虑。按照小品的叙事逻辑，真情要想永驻、家庭要想幸福、二孩要想降临，最终落脚的都是钱，而不是情本身，也不是与时俱进的现代观念。由此，现实生活世界里的中产者的焦虑不是被缓释了，而是被进一步放大了。于是，认同是谈不上了，反而会感到更加无力和倦怠。
这其实也给以“家风”作为切入点进入“中国梦”的叙事策略提了一个醒：家庭既可以缓释异国游子的乡愁，是良药，却也能刺激、加剧囿限于家庭繁琐日常生活中的人，以及那些饱受相亲、成家的诸多亲情压力而徘徊在家庭门口的年轻人的焦虑与紧张——于他们而言，家庭、亲情都沉重得有点难以承受。
赚钱致富、养育二孩，这些都是小品、相声的题材来源。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果呈现在舞台之上的只是生活的原样，那在现实生活就已经应接不暇的又何必去观看舞台上的呢？不过，也应该看到，春晚呈现之后的被接受，已经不再是导演组、编剧们、演员们所可以左右的了。
但不管怎样，春晚将“美”字，将美学问题提上了主题，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自我突破了。文艺作品如何处理好美学与政治的辩证法一直是持续的重要理论命题。对于春晚，我们应怀以宽容、理解去期待它探索的深入。
参考文献：
[1]可参见《河北衡水中学学生从春晚节目总结“考试知识点”走红网络》，http：//www.guancha. cn/Education/2017_02_04_392478.shtml.
[2]《〈虎口遐想〉—三十年的“绝作”》，https：// zhuanlan.zhihu.com/p/20079260？ columnSlug=songns.
[3]《人民日报刊文赞相声〈新虎口遐想〉：惩恶扬善》，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2_10_3935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