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为什么要改革
　　
　　我来这里的前一天，为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５０周年而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刚刚闭幕。这项原则是１９５４年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倡议采纳的。研讨会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联合国需要改革”。但是，联合国为什么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呢？
　　１９４５年联合国的创立是基于四条原则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以国界线划定的地域为限；成员国的中央政府是外交权的惟一行使者；未经成员国许可，不得订立法律，换句话说，国际法只有在所有成员国都接受的情况下才会订立。
　　在这些原则下建立的联合国体制如今却受到质疑。是怎样的变化造成目前的局面，并迫使联合国不得不大刀阔斧改革呢？
　　因为国家已经不是主权的惟一来源；国界线的权威性有所动摇，各国都有跨越国界的全球活动；国家已不是国际舞台上惟一的主体，其他形式的非国家主体相继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非政府组织、国际恐怖主义等。最后，超国家的法律出现了，比如地中海法律体系，环境保护法，人权保护法。这些国际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主权。
　　这些都是促使联合国进行必要改革的根本原因。
　　第一项改革就是安理会的改革安理会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中最吸引政界和学术界的一项。安理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安理会是１９４５年成立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是常规性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角色。
　　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建议增加德国、日本为常任理事国，但第三世界国家是反对的。他们认为，吸收二战时的两个轴心国加入联合国，似乎达到了战后的某种平衡，但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还有的建议从非洲、亚洲、拉美各选出一个常任理事国，但也有人反对说：谁代表拉美合适？是巴西、墨西哥，还是阿根廷？谁代表非洲合适？尼日利亚、埃及、南非，还是埃塞俄比亚？在亚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常任理事国，可以代表亚洲，再吸收一个亚洲国家，亚洲就有两个国家了，谁来担当另外一个代表亚洲的国家呢？１９９３年，我发起倡议，创立了“联合国改革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安理会的构成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有一个共识，就是安理会要有新构成。
　　随之而来的就是否决权的问题。只有有限地使用否决权，才能妥当地处理国际关系，但坦率地说，没有大国的加盟，国际秩序就无法正常运行。要改革，最重要的并不是采纳建议，而是将其付诸实施。然而，若没有五大国的一致同意，安理会改革方案将难以实施。所以，必须在保留否决权的前提下使五大国一致同意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以使联合国内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平衡。
　　再一个问题就是安理会内部要形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平衡。
　　总之，就安理会的改革达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尚无良方。
　　此外，有人认为安理会的重心落在了欧洲。五大国中已经有法、英、俄，如果再增加德国，欧洲就有四个国家了，而意大利还盼望成为第五个。如果联合国要确保其国际组织的性质，就应当更好地代表亚洲、拉美和非洲。
　　第二项改革与维和行动有关联合国需要一支快速反应部队。１９９２年１月３１日，我出席了第一届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我在那之前的一个月刚刚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我接见了１５个国家的元首，其中有中国国家主席、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和英国首相。他们对我说：“我们希望联合国通过决议调整目前安理会的构成。”这给我一个错觉，似乎我得到了国际社会希望改变联合国的构成的普遍要求，以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建立一种国际体系。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欧洲各国结束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于１８１５年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建立，国际联盟一度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金山会议召开，联合国应运而生。但冷战后，没有国际会议召开。要做好应对冷战后新规范和新规则的准备，我们就要考虑新的国际秩序。于是，我提出《和平议程》，建议建立一支由联合国控制的快速反应部队。
　　这个想法本身很简单，但一些国家并不希望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军队，因为他们认为，每个有军权的国家为防止战争都可以安排一部分维和部队受安理会调遣，那么如果发生意外，比如在索马里或莫桑比克爆发内战、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之间发生战争、南斯拉夫爆发战争，我们就可以立刻派遣蓝盔部队前往现场。
　　目前，派蓝盔部队前往科特迪瓦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首先，要征得所在国的同意。国家同意后，联合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如还要讨论总指挥由非洲人，还是拉美人，还是欧洲人担任。然后还要讨论由谁安排前往的交通。结果，当地武装冲突发生两到三个月后联合国才能派遣蓝盔部队。这为时已晚。另外，还要签订和平条约。和平条约签订后，蓝盔部队仍要被派到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以监督和平条约的执行情况。否则，战争仍会继续。比如安哥拉签订了很多停火协议，但战火依然。在南斯拉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快速派出维和部队，但目前这还是个难题。
　　目前，联合国蓝盔部队在全球约有五万人。在塞浦路斯的武装冲突中，大家可以看到蓝盔部队；在波兰、叙以边界、黎以边界、克什米尔地区、科特迪瓦、布隆迪、卢旺达，都有蓝盔部队战士的身影。蓝盔部队的人数成千上万，但每次行动却都步履维艰，因为我们没有受联合国控制的快速反应部队，也没有控制快速反应部队的技术支持。
　　现在，维和的概念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往往在维和部队赶到时，当地已是一片和平景象。换句话说，有些外部力量起了作用，比如伊斯兰势力影响下的叙以和平，还有希腊和土耳其影响下的塞浦路斯。内战中的和平概念有了变化，受害者是平民。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所以，冷战后各种武装冲突的性质都有变化，这就需要转换战术。
　　同时，国际恐怖主义也带来了新问题。９．１１事件后需要我们树立新的安全观，因为：
　　首先，入侵者不是一个国家，侵略不再是我们传统概念中的一国针对另一国、或一国内两个集团的争斗。
　　其次，侵略不是军事袭击，不会依照国际法中《战争法》的规定进行。
　　第三，不同于以往以地域为限的战争，现在的战场已经不能用地理概念来界定。人们不知道胜利何时来临，也不清楚胜利意味着什么，不明白为何原来的战争形式迟迟不出现：军队不打入首都，战争双方也不宣布输赢（以往这是战争结束的标志）。在反恐战争中，我们并不明确战火爆发的时间和结束的方式。
　　因此，我们需要对安全概念进行再认识。对于恐怖主义，目前尚没有确切的定义。“国家恐怖主义”、“自由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需要对联合国的改革重新理解。首先是维和行动，其次是与维和行动相关的安全概念。
　　第三个问题是针对官僚主义的改革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带来了新问题。有些国家向联合国派遣国际公务员，让联合国为他们提供酬金。而各国公务员都只效忠自己的国家，不可能效忠联合国，所以联合国的管理就会出现危机。各国公务员都在竭力维护本国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利益，于是大家就认为联合国有官僚主义。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联合国的财政预算连纽约市五大财团的预算都赶不上，这与联合国自身的财政危机关系很大，但这却被归结为联合国中有官僚主义，或者归咎为联合国的无能，等等。
　　
　　这就带来了新问题。富国希望减少行政开支，相反，穷国却为了避免危机竭力保留一定数量的行政人员。这样大家就可以对联合国公务员的酬金有基本的理解，因为各成员国公务员的薪水是按照该国的收入发放的，而他们想通过降低联合国的开支解决危机，这自然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为这必然以降低发展中国家公务员的薪水为代价。
　　最后，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改革有些专门性的国际组织早已运行，如众所周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约有１２个到１４个国际组织。联合国是这些组织的协调者。我曾参加过“国际合作社联盟”举行的一次会议。他们把这些专门性国际组织的主席汇聚一堂，旨在协调他们之间的工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因拥有更多的财政权而显得比联合国更有权，于是，成员国就不自觉地将目光转移到它们身上，而不是联合国的经社理事会身上。因此，在经济发展领域联合国没有优势。
　　还有一个问题，富国倾向于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发挥作用；而穷国则倾向于通过联合国大会和经社理事会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联合国内可以维护本国利益。除非联合国在经济运行和社会合作中享有新权力，否则联合国就无能为力。
　　在和平与发展之间，我们还要增加一个新的要素，那就是民主。
　　民主一直是我热衷于研究的一个问题，它不仅指国内民主，也指国际民主，是全球化的产物。如果我们真正致力于全球民主化，全球化就会破坏国内民主。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联合国的民主化进程是由各国，尤其是巴基斯坦、印度和拉美的一流专家指导的，他们使用的是较传统的方法，并且只讨论各国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不讨论国际民主。
　　以上是联合国改革的不同方面。与改革相关的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裁军、人权和如何促进民主的问题。大家还可能遇到无法预见的新问题，比如有关新疾病的问题，有关新科技发明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会遇到新问题。要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就需要丰富的想像力。我们根本不能将２０年前的思路适用于现在。可我们怎样解决现在还不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怎么能解决２０年后的问题呢？如人口增长两千万、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球上的石油和能源紧缺等问题。
　　请听我的结论。你们是年轻的一代，会遇到我们这一代遇不到的新问题。而目前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机构就是联合国。联合国召开过很多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包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会议。１９９２年，联合国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环境问题。自此，５０多个国家先后设立了环境保护部门。这个问题是以前不存在的。社会发展则是另一个新问题。谁关心社会的发展和妇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呢？联合国关心。他们采用了一些标准，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针对新问题运用这些标准、转换原有的规则。
　　
　　如何建立更加强有力的联合国
　　
　　若要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联合国，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给国际法应有的尊重。
　　第二，要正确看待联合国的民主化和由非国家主体、民间团体、高校、非政府组织、政治党派和跨国大型企业参加而带来的国际社会民主化。尽管跨国大企业的参加会带来风险，我们还是要争取它们，因为这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第三，我认为，拟定裁军新日程也非常重要。发达国家一边谈论防御性外交，一边却向连本国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的穷国出售核武器、枪支、弹药，这让人怎样能够接受呢？
　　最后，我认为，联合国应当改革各国公务员的酬金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一种让各国为联合国提供酬金的制度呢？联合国应当成为一个财政上独立的国际组织。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有的国家对联合国不满、拒付酬金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这样，联合国就只有宣告破产了。我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过超级乞讨者的角色。我硬着头皮给一国外交部打电话，说：“尊敬的阁下，最近可好？贵国在联合国８０００亿美元的欠款还没偿付呢！”“什么？８０００亿！您确定吗？秘书长先生？”“是的，我确定是８０００亿。贵国跟联合国有过约定，不知现在是否可以兑现？”我几乎就是一个乞丐！他们欠我钱，根据国际条约他们应该还钱，但他们并不愿为联合国付酬金。所以，我不只代表我个人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以税收的形式筹集联合国款项。比方说，如果一国要加入联合国，就要缴纳财政收入的０．００１％作为联合国的税收，０．００１％的财政转移就可以给联合国财政上以独立。紧接着，我的意见又遭到指责。然而，如果我们要建立强有力的联合国，就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财政独立，这样联合国才能享有国际税收权，或者说联合国才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一定作用。
　　
　　《中国外交》（２００４年版）出版
　　
　　《中国外交》是中国外交部编辑出版的权威性外交白皮书，由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室）撰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系统介绍过去一年中国的对外关系，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自１９８７年以来每年出版一册，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中国外交》２００４年版共分七章，分别介绍中国对２００３年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中国的外交工作概况，２００３年中国与各建交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及观点，中国外交中的条约法律工作，中国外交中的新闻工作，中国外交中的领事工作。另设“２００３年中国外交重要活动记事”和“２００３年中国外交重要文献”。附录中收有２００３年中国外交部组织机构表，外交部领导成员名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日期和２００３年中国驻外使节一览表，２００３年中国与各建交国贸易额一览表，２００３年中国接收各建交国留学生情况统计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