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一场题为“解读晚年陈寅恪”的讲座在广州图书馆举行。讲座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信息时报社联合主办，《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陆键东主讲，本文为演讲摘录。
　　陈先生祖父、父亲到他三代人，都是很有悲观色彩的人生。陈宝箴，半世蹉跎，中青年之后，一直是以副职的身份在曾国藩集团里任职，60岁之后才第一次独当一面出任湖南巡抚。可是1898年戊戌变法，陈宝箴父子一生的抱负与雄才毁于一旦，被革职，永不叙用。这一年陈宝箴67岁，儿子陈三立45岁，同样被革职。永不叙用就等于政治生命永远结束，这对人生的打击非常大，可以说改变了人的后半生。

　　幼年的陈寅恪基本上是延续了陈三立中年以后的人生烙印，与现实政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我们可以作这么一个推论，现实政治是陈先生，扩而大之，是陈宝箴家族一个人生伤心地。
　　回首陈先生的前半生，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轨迹，不管是有意或者说是命定，他与现实政治总是保持着足够的距离。陈先生12岁就东渡日本留学，然后二十多年间断断续续横跨欧美两大洲，所学的不是热门之学，相反，却是绝学。20世纪前期，最热门之学是什么呢，一个是政治科，一个是军事科，还有一个是经济科。陈先生偏偏选择了古代语言、佛经，可以说是绝学的学科。从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陈先生，用现代语言来讲，其实是个“愤青”。他对时局，对整个世界大局，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和议论，那种厉害，绝对不下于当时热衷政治的人。之所以选择这种绝学，我认为可以看出，一个惨遭顿挫的世家给子孙的影响。
　　36岁的陈先生回到中国，选择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此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实已经南移。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要统一中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中国的政治中心，从1926年开始就已南移。陈先生这一年回国，不管有意无意，他选择了北平，其实这个时候的政治中心已经不在北平了。
　　1940年夏天，陈先生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这一年，中央研究院要改选院长。陈先生在重庆的时候，第一次亲眼看到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会议期间设了晚宴招待专家。很多年之后，我们在吴宓的日记里看到陈寅恪的这首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吴宓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这首诗，而且还作了精彩注解。诗中的第三联“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吴宓的注释就讲了，“看花愁近最高楼”就是陈先生讽刺蒋介石，他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很失望，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其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先生对毛泽东客气多了，起码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一首诗是他直接讽刺毛泽东的。
　　纵览陈先生60岁以前的人生，不管他有意无意，他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我认为，这就是陈先生1949年选择广州的一个决定性的个人性格因素。这种个人性格因素是潜意识的，每到关键时刻，这种潜意识每个人都有，它会左右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判断，也可以说这是人性、秉性的自然轨迹。陈先生一家四口乘着海轮来到广州，出现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校园里，好比“故地重临”。陈先生是第一次来到岭南大学，可是从后来的事迹来看，陈先生好像重游故地，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体会上，他都好像回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精神老家。不像是“走难”，反而是“回归”。
　　陈先生的学术尊严，对上课的精心准备是一个表现，把上课作为维持自己生命的重要仪式。1953年他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印制的《两晋南北朝史》讲义，如果不讲背景，都是很一般的教材，甚至还有些发黄。可是只要我们回到1953年的中山大学，就会发现，至少是我发现，我看过1953年两个学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教材，陈寅恪这本教材，是整个中山大学人文科学最精美、最好、最结实的教材。换句话来讲，是一个质量档次最高的教材。
　　陈先生的眼睛瞎了，他绝对不是眼睛能看的时候说要设计成这个样子，惟一的解释就是，陈先生对学校的员工吩咐，我的讲义，必须要印刷成什么样。他不一定设计这个样式，他只是表达他要用最好的教材，用最好的东西来印他的教材。我也看到一些印刷得很差的陈先生的教材，不过那是在54、55年以后了。你就可以发现，中山大学是怎么对一个教授的。53年他是作为岭南大学的著名教授合并到中山大学，他提的要求还有人听，还有人尊重。到了54、55年，一系列的抓特务啊、肃反（运动），就没有了。
　　陈寅恪著书，因为眼盲，不能做到心到手到。所谓心到手到就是，我们正常人，无论是不是在写东西，只要一得到灵感，马上就可以记下来。对于盲人来讲，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的心想到一个点子，不能马上把它写下来。50年代陈先生有一些手稿，根本认不了的，常人看来那些字是重叠的。
　　著书跟写作，在陈先生看来就隔了一道墙。他想好文章，想好一个题目，必须要长时间打腹稿，必须要牢牢记住其中要点，然后等到第二天，助手来的时候，把他想好的东西重新口述一遍。有时候最精彩的句子、最精彩的思想不是能够记得下来的，就是那一瞬间。甚至是同一个意思，不同心境下描述同一个事件，你的句子、你的语气都是有差别的。失明的陈先生，就在这个环节上浪费了他晚年大部分的生命。他一般的工作每天上午9点15分开始，一直到1点。工作到1点钟，才吃饭。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时间。吃饭后就午休，午休一阵子，整个下午到晚上就思考明天要对助手口述些什么内容。
　　很多时候，陈先生想好的稿子，一觉起来就忘了。最精彩的句子，就没有了。陈先生晚年最好的句子，相当部分曾经存在于他的心里而没有发表出来。到了口述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借助手之手写作，无论灵感、语气与生動都已经和存于他内心的历史场景有异。陈先生晚年最大的痛苦，除了病痛之外，就是著述与写作的痛苦。他是以全部生命投入著述。晚年陈先生的神经衰弱与失眠已经日趋严重，睡不着觉，因为要想问题。中山大学鉴于这一点，提醒学生，不能去打搅陈先生，晚年的陈先生一般不接待任何人。这为他带来了一片宁静之地，也带来很恶劣的后果。 　　从1953年中山大学合并开始，中山大学大部分的师生、员工、家属，都很不屑陈先生。不屑什么呢？他吃最好的，住最好的，又不让人打扰，他整天就是吃睡，什么活都不干，让劳动人民养着他，还发他高工资。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首先倒霉的不是那些当官的，反而是陈先生。尽管工作组一直压着，说不能动他，可是那个时候所有中大的人都说，这个盲人真是“蛀米大虫”。当年陈先生已经听到这种议论，他说，很多人以为我养尊处优，整天吃了睡睡了吃，其实没有人知道，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我的大脑都在运转，都在思考问题。

　　七八十年来，中国无数知识分子，都在时代的变换中丢失了自己的出处。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有意识地抛弃自己的身份。回过头来看，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欣然接受极左思潮，相当多的人是由衷承认自己必须脱胎换骨的。
　　知识分子抛弃自己的身份真是时代剧变的一个缩影，当代中国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转型的功利性与所谓革命成果的直接变化。知识分子的放弃与迷失，是因为他们马上可以在这种功利性的变化面前直接获得利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极左年代，你一旦获得极左的话语权，就可以马上批判他人，马上获得连带的非常稀有的学术资源。所以当代研究知识分子，大部分的人都讲是政治原因，其实我认为，根本的还是经济原因。这个经济不是说有钱，而是资源的原因。你批判他人，你就获得出差的机会，你就获得在台上发言的机会。所以这些学术资源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一定都是良心有亏欠的，而是因为整个思潮，20世纪中国变革的思潮，都是以功利性为进步的标志。从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知识分子只是这个潮流下的很可怜的一分子。
　　陈寅恪的超群意义就在于，他无时无刻都在确定自己的身份。他就是中国文化的续命之人。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穷愁著书”。因为他从始至终都确定自己的出处身份，所以所有纷纭的世相，在他眼中不过是过眼云烟。他既然没办法脱离这个俗世，“穷愁著书”就是他惟一的生存方式。同時，也正是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反差极大的对比，又让他的著述很有批判性、现实感，同时又富有一个知识分子生命体验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