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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结果显示：①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②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也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③综合看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消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母国环境效应；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3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19
随着“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1]，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引起了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实证研究中，有关“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验结果并无定论[2-3]，这使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学界针对FDI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效应（Host Country Effect），对于母国效应（Home Country Effect）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其中，有关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寥寥可数。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全国与区域的联立方程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已跃居世界前茅，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5位，存量位居全球第17位。与此同时，与开放经济息息相关的中国环境质量好转之势初见端倪，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SO2排放量分别下降12.5%和14.3%，两项主要污染物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的总量减排目标。由此试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引致了母国的环境质量变化？若如此，其传导机制何在？这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新兴议题。就笔者所知，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所进行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应是学界的首次尝试。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而非东道国）的环境影响；第二，以中国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第三，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三大传导机制——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第四，基于区域经济模型，评估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①。
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直接影响母国工业污染，而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对母国环境构成间接影响。基于此，笔者首先构建了废水和废气的决定方程。
cod=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water）（1）
so2=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gas）（2）
（1）式和（2）式分别表示废水方程和废气方程，其中，因变量cod和so2分别表示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t）和工业废气中的SO2排放量（万t）。解释变量中，变量gdp、str、tec分别表示工业规模（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重工业比重）和工业技术（发明专利拥有项）。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假说认为人均收入增长也对环境污染构成影响[4]。本文的实证研究中，鉴于人均收入与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工业技术以及环境政策潜在的共线性，笔者采用了恩格尔系数（engel）及其平方项来作为环境质量内生需求的代理变量，以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还纳入了环境政策变量环境政策变量的分母为企业个数（而非工业总产值），原因在于，污染收费、治理投资或运行费用往往是依据工业总产值而设定的，且工业总产值是本研究系统模型的内生变量，相对而言，单位企业的相关情况应该可以更好的体现环境规制水平。，其中，charge表示单位企业排污费（万元/个，2010年价格），einvest表示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除以排污单位数（万元/个，2010年价格），mwater和mgas分别表示单位企业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万元/个，2010年价格）。本文假定恩格尔系数与环境政策变量是外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母国工业污染构成影响。
依据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工业规模会受到生产要素投入——劳动与资本（内资与外资）的影响，此外，贸易开放度对工业经济增长也会有相应影响。在此，本文特别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Gao（2005）基于“南北模型”的设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假说[5]。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工业规模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式3），其中，coi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本研究实证分析中，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而非流量），其目的在于考察累积至当前的外资企业规模（而非新增投资）对中国本土工业污染、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亿元，2010年价格），fdi表示三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di表示内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labor表示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万人），open表示贸易开放度（进出总额占GDP的比重，%）。 gdp=f（coi，fdi，di，labor，open）（3）
但在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比如，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往往呈现的互补关系。因此，我们进一步考虑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见式4）：
其次，本文需要在界定产业结构分类之后，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推导。基于研究目标，本文将工业划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需要强调的是，工业结构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多维的，无法简单以正、负效应来总结。一般而言，开放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中国工业内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就“轻、重”工业结构而言，轻工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基于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中国的轻工业由于劳动力价格便宜而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开放经济则应该会促进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促使产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此外，影响工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还应包括国有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等因素。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设定了中国工业结构决定方程（见式5）。除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外资（fdi）、内资（di）、贸易开放度（open）之外，方程中还包含了国有化程度（nation），表示为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城市化率（city），表示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收入差距（gap），表示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之间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third），表示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此外，中国对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本文将同样采取交互项方式处理。
str=f（coi，fdi，di，open，nation，city，gap，third）（5）
最后，本文需要依据逆向技术溢出效应[6]设定工业技术的决定方程，其影响因素从投入要素的角度来看应主要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此外，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且与区域的吸收能力有关。可见，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时，是否考察区域差异与吸收能力往往会导致估计结果差异化，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区域模型以及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来解决此问题。
（6）式中，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方程中，还纳入了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变量，其中，hr表示为工业企业中科技活动人员数（万人）；变量rdnew表示新产品研发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trans表示技术改造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
rdimp表示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buy表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
tec=f（coi，fdi，di，open，hr，rdnew，rdtrans，rdimp，rdbuy）（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含有五个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基本模型），请见表1。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的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吸收能力效应等机制，本文进一步设立了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外生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的拓展模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检验
2.1 基本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3SLS方法估计了基本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从全国范围内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增加2.192%；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化学需氧量的影响不显著（估计参数为-0.012）；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提升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减少1.044%。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SO2会增加1.595%；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SO2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重工业比重每上升1%，工业SO2会排放量增加2.794%；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上升1%，工业SO2会下降0.555%。就全国层面的环境影响而言，消极的规模效应和积极的技术效应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都较为显著，但是，结构效应仅在废气方程中显著，而在废水方程中不显著。
从区域模型来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除了华南地区），其中，工业规模的估计参数在华北和华东模型中较高（分别为2284和1661），在华南、华中模型中较低（分别为0327和0467）；其次，工业结构对化学需氧量的影响方向存有显著差异，其中，重工业比重会显著导致华北和华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5539和6828），却促使西北和西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显著下降（估计参数分别为-11631和-2958），此外，工业结构对华东、华中、东北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可以促使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下降（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与此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却会致使另一些区域的化学需氧量上升，比如，西南、华南和华中地区化学需氧量对工业技术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521、0238和0156，可以认为工业技术革新并不必然伴随着水环境的质量改善（特别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同样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其中，估计参数较高的同样为华北和华东（与废水方程结果相似）；其次，重工业比重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除了西北地区）；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会促使工业SO2下降，但是，在西北和华南地区，工业技术进步却导致了工业SO2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0352和0348）。从区域层面看，工业规模增加、重工业化倾向往往导致工业废气污染上升，此外，工业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伴随着工业污染（废水或废气）的下降。特别对于缺乏有效环境规制的落后地区，工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变迁往往与企业利益相连，却并不必然带来节能减排效应。 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区域层面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将进一步呈现复杂性：
（1）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内资、劳动禀赋、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条件下，规模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估计参数为0050。但是，在区域层面的估计参数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变量log（coi）在华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0042），但是在华东、西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却为负数（分别为-0054和-0034），在其他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看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土工业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效应，但是，区域层面的具体结果却并无定论，相对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华东和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2）在控制了国有化、城市化、收入差距、第三产业发展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本文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估计参数为-0021）。从区域层面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华北及华东地区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而对其他地区工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基于比较优势因素，而促使本土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这一结论在区域间的影响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作用程度不同。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源自华北与华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例如，首钢在秘鲁进行了大量的铁矿项目的投资，用以弥补国内铁矿资源的短缺。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发展时期，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的硬性约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会长期局限于资源密集型行业与轻工业，这符合国际投资的一般发展规律——由资源开发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
（3）在控制了外资、内资、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条件下，技术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全国模型中，变量的log（coi）估计参数为0053，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区域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技术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其中，变量的log（coi）在华南、华北的区域模型中估计参数为正、且显著（分别为1580和0078），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在东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为-03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我们发现，在东北区域模型中，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rdimp）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新产品研发经费（rdnew）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与其他区域模型存在明显差异。笔者认为，东北地区对国外直接引进技术有较高依赖性，自主创新的实力相对较弱，同时，东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更趋向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或产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总体看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但伴随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2.2 拓展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进一步估计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略去了估计结果，拓展模型与基本模型的结果对比由下一节的情景模拟展示）。为了保障拓展模型的稳健性，笔者基于变量共线性、内生性等特征，进行了大量的模型调试；此外，笔者还采用了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同样展示了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内资、FDI、外贸等变量交互项的重要性，且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
在废水与废气方程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相一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此，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就全国层面而言：①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open）的交互项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分别为-0.105和-0.048；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在10% 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为0.028；此外，变量log（coi）与log（labor）的交互项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认为，在保障工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吸引FDI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②在工业结构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fdi）、log（nation）、log（city）、log（gap）交互项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030、0.115、0.131、0.098，可以推论，在国有化率与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轻化的积极影响往往会受到严重抑制。③工业技术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高；在技术引进及消化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较高；但是，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低。可以认为，以人力资本和引进消化吸收经费为表现的吸收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的贡献；但是，以购买国内经费为表现的自主创新能力，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负向作用。
从区域层面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比如，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内资企业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华南、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其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对西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却很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及西南地区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工业就业水平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在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方程中，交互项估计参数的区域性差异同样明显存在，本文不再赘述。
3 情景模拟 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终端影响，本研究采用了样本内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分析。依据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模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上升1%的情景下，工业规模（gdp）、工业结构（str）、工业技术（tec）的相应变化，以及对工业化学需氧量（cod）、工业SO2（so2）的终端影响。其中，笔者进一步将终端影响依据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传导进行了细分，估计结果见表3。
由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每上升1%，会导致全国工业总产量（gdp）上升0.050%，重工业比重（str）下降0021%，工业技术（tec）上升0053；工业化学需氧量（cod）上升0055%（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110%、0000 3%和-0055%）；工业SO2（so2）微量下降0009%（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080%、-0060%和-0029%）。可见，就全国层面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规模增长效应，与此同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工业结构轻化效应并未足以抵消规模效应所引致的消极环境影响，综合上述机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全国层面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上升，工业SO2排放量微量下降。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环境效应是不确定的（参见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华东和华北是受益地区，但其受益机制有所不同：在华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本土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了结构轻化和技术进步；在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拉动了区域工业扩张并导致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但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特别是后者）的综合效应显著超越了工业规模对工业污染的负面影响。可以认为，华北模式更加值得推崇，因为对外直接投资在实现其积极环境效应的同时，并不以牺牲母国工业经济增长为代价；相对而言，华东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倾向于污染产业转移，在实现工业污染下降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本土工业经济规模的缩减。
其次，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是受损地区。情景模拟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的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量将同时上升。我们发现，这四个地区的受损模式也不尽相同：在华南地区，规模效应不显著（对化学需氧量及SO2排放量的规模效应仅为0006和0005），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工业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对华南地区工业污染的影响却是正向的（与预期不符），基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本文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负向、负向；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正向、负向。与上述假定预期方向相反的影响机制，被视为“非期望传导”，比如，若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构成正向影响，则可视为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这导致了华南地区的废水与废气污染同时上升；在华中地区，废水污染上升主要源自规模效应以及非期望传导的技术效应，废气污染增加主要因为消极的规模效应超越了积极的技术效应；在东北地区，虽然规模、结构、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与预期基本相符，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使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并抑制了技术进步，而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值超过了规模效应，这导致了消极的环境结果；在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入了工业规模、轻化了工业结构、促进了工业技术，但是，西北地区的工业结构轻化却往往伴随着工业污染的上升（变量log（str）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估计参数皆显著为负），而且，西北地区的技术进步同样伴随着工业SO2污染的上升，基于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致了对环境不利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相对而言，西南地区是部分受损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西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进了其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了西南地区的技术进步。西南地区废水污染上升，是由于西南地区轻工业的化学污染排放量更加严重，加之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技术进步会促使化学需氧量增加），在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综合影响下，西南地区的废水污染更加严重。我们还发现，西南地区的规模、结构、技术效应都是有利于工业废气污染减少的，该效应主要源自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工业规模缩减、重工业比重下降与工业技术进步。
笔者认为，如果进一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吸收能力、对内资与外资企业的挤入、挤出效应等），拓展模型的模拟结果则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参见拓展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受益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北与华东，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华东与华中。华北由受益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控制了国有化程度、贸易开放度、城市化率、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等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情景下，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显著递减（由基本模型中的-0.029变为至拓展模型中的-0.001），这致使结构效应显著下降，在华北地区的废水方程中，环境友好型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和，未能超越环境损耗型的规模效应。此外，华中地区由受损地区变成了受益地区的原因在于，虽然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中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控制了诸多交互项影响的条件下，华中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结构、技术的影响方向全部由正变负，在拓展模型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会促使华中地区工业规模下降、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工业相对技术水平下降（这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截然相反）。
其次，受损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仅余下拓展模型中的东北。其中，华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微量减少、废气污染上升）的原因在于，尽管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南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效应、就业效应交互影响的条件下，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及结构的影响方向发生了逆转，由基本模型中对规模的正向影响（0.019%）、对结构的负向影响（-0.041%），变为拓展模型中对规模的负向影响（-0.214）、对结构的正向影响（0.023）。此外，西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废气污染减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控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差距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由基本模型中的负向影响（-0.005）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微量正向影响（0.001）。 此外，与基本模型的模拟结果相比，拓展模型中仅有西南地区的估计影响保持一致，仍然表现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增加、废气污染减少）。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估计结果显示：①与基本模型相比，规模、结构与技术对污染的影响方向虽然并未发生系统性改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方向或程度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诸多控制变量的显著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内资替代效应、吸收能力等），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估计结果应优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②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可见，以往关于FDI的实证研究所假定的经济参数在区域间是一致性，必然会导致估计结果可信度下降，本文认为，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必须考察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③总体看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还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技术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应是受损地区需警惕的重要问题，如若“走出去”投资战略所换来的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并未与节能减排挂钩，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所谓的结构优化效应必然会危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认为，中国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将污染产业向国外转移的难度较大，“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此并不成立。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国别与产业分布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投资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香港、欧盟、澳大利亚、美国，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中，香港占56%、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9%、开曼群岛5.1%、卢森堡占4.7%、澳大利亚占2.5%、瑞典2%、美国1.9%、加拿大1.7%、新加坡1.6%，这9个国家（地区）投资流量皆在10亿美元以上，占到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84%；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九成流向非制造业，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44%、金融业占12.5%、批发和零售业占9.8%，采矿业占8.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2%，而制造业仅占6.8%。以中国最大的投资体——香港为例，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2010年投资流量385.05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6%，其行业构成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30.8%，金融占227%，批发零售业占17.9%，采矿业占10.3%，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9.4%，房地产业占3%，制造业仅占2.6%。可见，从投资区位和行业看，我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很难主动转移过去。
本研究还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①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中国所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基于比较优势原则而进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促使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倾斜，而这些行业的工业污染相对较少（特别是废气污染），相应的结构优化效应往往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环境效应。②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研究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部分区域范围内是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种尝试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间接通过提高中国技术进步率，提高能源和原材料利用率，减少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工业污染。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污染产业可能在国内产业梯度内转移，由于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未必能从中受益。从区位视角看，吸收能力、基础设施配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都会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特别重视向发达国家投资可能带来的投资拉动（investingup）效应，因为东道国较高的环境标准会促使母国企业模仿与学习，实践同样证明，投资绿色环保产业与技术，不仅可以促使母国企业国际声誉与财务绩效提升，还可以减少环境事故所带来的企业声誉受损、环境惩罚成本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综上，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型领先技术为导向的对外投资政策，应是中国“赶超战略”下实现企业先发优势的关键所在。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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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母国环境效应；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3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19
随着“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1]，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引起了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实证研究中，有关“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检验结果并无定论[2-3]，这使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学界针对FDI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效应（Host Country Effect），对于母国效应（Home Country Effect）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其中，有关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的实证研究寥寥可数。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全国与区域的联立方程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历经了30多年的发展，已跃居世界前茅，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第5位，存量位居全球第17位。与此同时，与开放经济息息相关的中国环境质量好转之势初见端倪，与2005年相比，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SO2排放量分别下降12.5%和14.3%，两项主要污染物均超额完成了“十一五”的总量减排目标。由此试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引致了母国的环境质量变化？若如此，其传导机制何在？这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新兴议题。就笔者所知，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所进行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应是学界的首次尝试。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而非东道国）的环境影响；第二，以中国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第三，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三大传导机制——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第四，基于区域经济模型，评估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环境效应的区域异质性①。
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直接影响母国工业污染，而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对母国环境构成间接影响。基于此，笔者首先构建了废水和废气的决定方程。
cod=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water）（1）
so2=f（gdp，str，tec，engel，engel2，charge，einvest，mgas）（2）
（1）式和（2）式分别表示废水方程和废气方程，其中，因变量cod和so2分别表示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t）和工业废气中的SO2排放量（万t）。解释变量中，变量gdp、str、tec分别表示工业规模（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重工业比重）和工业技术（发明专利拥有项）。除此之外，许多学者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假说认为人均收入增长也对环境污染构成影响[4]。本文的实证研究中，鉴于人均收入与工业总产值、工业结构、工业技术以及环境政策潜在的共线性，笔者采用了恩格尔系数（engel）及其平方项来作为环境质量内生需求的代理变量，以考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影响机制。此外，本文还纳入了环境政策变量环境政策变量的分母为企业个数（而非工业总产值），原因在于，污染收费、治理投资或运行费用往往是依据工业总产值而设定的，且工业总产值是本研究系统模型的内生变量，相对而言，单位企业的相关情况应该可以更好的体现环境规制水平。，其中，charge表示单位企业排污费（万元/个，2010年价格），einvest表示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除以排污单位数（万元/个，2010年价格），mwater和mgas分别表示单位企业废水和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万元/个，2010年价格）。本文假定恩格尔系数与环境政策变量是外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母国工业污染构成影响。
依据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工业规模会受到生产要素投入——劳动与资本（内资与外资）的影响，此外，贸易开放度对工业经济增长也会有相应影响。在此，本文特别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Gao（2005）基于“南北模型”的设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假说[5]。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工业规模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式3），其中，coi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本研究实证分析中，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而非流量），其目的在于考察累积至当前的外资企业规模（而非新增投资）对中国本土工业污染、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亿元，2010年价格），fdi表示三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di表示内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亿元，2010年价格），labor表示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万人），open表示贸易开放度（进出总额占GDP的比重，%）。 gdp=f（coi，fdi，di，labor，open）（3）
但在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比如，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往往呈现的互补关系。因此，我们进一步考虑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见式4）：
其次，本文需要在界定产业结构分类之后，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推导。基于研究目标，本文将工业划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需要强调的是，工业结构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多维的，无法简单以正、负效应来总结。一般而言，开放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中国工业内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就“轻、重”工业结构而言，轻工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基于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中国的轻工业由于劳动力价格便宜而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开放经济则应该会促进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促使产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此外，影响工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还应包括国有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等因素。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设定了中国工业结构决定方程（见式5）。除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外资（fdi）、内资（di）、贸易开放度（open）之外，方程中还包含了国有化程度（nation），表示为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城市化率（city），表示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收入差距（gap），表示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之间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third），表示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此外，中国对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关系，本文将同样采取交互项方式处理。
str=f（coi，fdi，di，open，nation，city，gap，third）（5）
最后，本文需要依据逆向技术溢出效应[6]设定工业技术的决定方程，其影响因素从投入要素的角度来看应主要包括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此外，这种逆向技术溢出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且与区域的吸收能力有关。可见，在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时，是否考察区域差异与吸收能力往往会导致估计结果差异化，基于此，本文拟采用区域模型以及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来解决此问题。
（6）式中，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方程中，还纳入了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变量，其中，hr表示为工业企业中科技活动人员数（万人）；变量rdnew表示新产品研发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trans表示技术改造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
rdimp表示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变量rdbuy表示购买国内技术经费（亿元，2010年价格）。
tec=f（coi，fdi，di，open，hr，rdnew，rdtrans，rdimp，rdbuy）（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含有五个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基本模型），请见表1。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的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吸收能力效应等机制，本文进一步设立了含有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外生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的拓展模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检验
2.1 基本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3SLS方法估计了基本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从全国范围内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增加2.192%；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化学需氧量的影响不显著（估计参数为-0.012）；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化学需氧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提升1%，工业化学需氧量会减少1.044%。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工业SO2会增加1.595%；其次，工业结构对工业SO2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重工业比重每上升1%，工业SO2会排放量增加2.794%；再次，工业技术对工业SO2排放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业技术水平每上升1%，工业SO2会下降0.555%。就全国层面的环境影响而言，消极的规模效应和积极的技术效应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都较为显著，但是，结构效应仅在废气方程中显著，而在废水方程中不显著。
从区域模型来看：①在废水方程中，工业规模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除了华南地区），其中，工业规模的估计参数在华北和华东模型中较高（分别为2284和1661），在华南、华中模型中较低（分别为0327和0467）；其次，工业结构对化学需氧量的影响方向存有显著差异，其中，重工业比重会显著导致华北和华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5539和6828），却促使西北和西南区域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显著下降（估计参数分别为-11631和-2958），此外，工业结构对华东、华中、东北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可以促使区域工业化学需氧量下降（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与此同时，工业技术进步却会致使另一些区域的化学需氧量上升，比如，西南、华南和华中地区化学需氧量对工业技术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521、0238和0156，可以认为工业技术革新并不必然伴随着水环境的质量改善（特别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②在废气方程中，工业规模同样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其中，估计参数较高的同样为华北和华东（与废水方程结果相似）；其次，重工业比重会促使工业SO2排放量上升（除了西北地区）；再次，工业技术进步往往会促使工业SO2下降，但是，在西北和华南地区，工业技术进步却导致了工业SO2上升（估计参数分别为0352和0348）。从区域层面看，工业规模增加、重工业化倾向往往导致工业废气污染上升，此外，工业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伴随着工业污染（废水或废气）的下降。特别对于缺乏有效环境规制的落后地区，工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变迁往往与企业利益相连，却并不必然带来节能减排效应。 基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区域层面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环境效应将进一步呈现复杂性：
（1）在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内资、劳动禀赋、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条件下，规模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估计参数为0050。但是，在区域层面的估计参数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变量log（coi）在华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为正（0042），但是在华东、西南地区的估计参数显著却为负数（分别为-0054和-0034），在其他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看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土工业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拉动效应，但是，区域层面的具体结果却并无定论，相对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华东和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2）在控制了国有化、城市化、收入差距、第三产业发展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本文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估计参数为-0021）。从区域层面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华北及华东地区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而对其他地区工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基于比较优势因素，而促使本土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这一结论在区域间的影响方向上是一致的，但作用程度不同。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源自华北与华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例如，首钢在秘鲁进行了大量的铁矿项目的投资，用以弥补国内铁矿资源的短缺。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发展时期，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的硬性约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会长期局限于资源密集型行业与轻工业，这符合国际投资的一般发展规律——由资源开发业、到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
（3）在控制了外资、内资、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研发资本的条件下，技术方程估计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全国模型中，变量的log（coi）估计参数为0053，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区域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技术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其中，变量的log（coi）在华南、华北的区域模型中估计参数为正、且显著（分别为1580和0078），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不显著，在东北地区的估计参数为-03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我们发现，在东北区域模型中，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经费（rdimp）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新产品研发经费（rdnew）对工业技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估计结果与其他区域模型存在明显差异。笔者认为，东北地区对国外直接引进技术有较高依赖性，自主创新的实力相对较弱，同时，东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更趋向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或产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总体看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但伴随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2.2 拓展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进一步估计了含有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略去了估计结果，拓展模型与基本模型的结果对比由下一节的情景模拟展示）。为了保障拓展模型的稳健性，笔者基于变量共线性、内生性等特征，进行了大量的模型调试；此外，笔者还采用了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同样展示了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内资、FDI、外贸等变量交互项的重要性，且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
在废水与废气方程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估计结果与基本模型相一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在此，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控制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就全国层面而言：①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open）的交互项分别在1%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分别为-0.105和-0.048；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在10% 的水平上显著，估计参数为0.028；此外，变量log（coi）与log（labor）的交互项估计参数不显著。可以认为，在保障工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吸引FDI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②在工业结构方程中，变量log（coi）与log（fdi）的交互项、变量log（coi）与log（fdi）、log（nation）、log（city）、log（gap）交互项的估计参数分别为0.030、0.115、0.131、0.098，可以推论，在国有化率与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轻化的积极影响往往会受到严重抑制。③工业技术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高；在技术引进及消化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较高；但是，在购买国内技术经费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往往较低。可以认为，以人力资本和引进消化吸收经费为表现的吸收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的贡献；但是，以购买国内经费为表现的自主创新能力，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负向作用。
从区域层面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的交互项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比如，在工业规模方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内资企业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华南、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对其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对西南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却很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华北及西南地区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但是对华南地区的工业就业水平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在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方程中，交互项估计参数的区域性差异同样明显存在，本文不再赘述。
3 情景模拟 为了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工业污染的终端影响，本研究采用了样本内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分析。依据基本模型和拓展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模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上升1%的情景下，工业规模（gdp）、工业结构（str）、工业技术（tec）的相应变化，以及对工业化学需氧量（cod）、工业SO2（so2）的终端影响。其中，笔者进一步将终端影响依据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的传导进行了细分，估计结果见表3。
由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i）每上升1%，会导致全国工业总产量（gdp）上升0.050%，重工业比重（str）下降0021%，工业技术（tec）上升0053；工业化学需氧量（cod）上升0055%（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110%、0000 3%和-0055%）；工业SO2（so2）微量下降0009%（其中，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分别为0080%、-0060%和-0029%）。可见，就全国层面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规模增长效应，与此同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工业结构轻化效应并未足以抵消规模效应所引致的消极环境影响，综合上述机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全国层面的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上升，工业SO2排放量微量下降。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环境效应是不确定的（参见基本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华东和华北是受益地区，但其受益机制有所不同：在华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本土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了结构轻化和技术进步；在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拉动了区域工业扩张并导致了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但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特别是后者）的综合效应显著超越了工业规模对工业污染的负面影响。可以认为，华北模式更加值得推崇，因为对外直接投资在实现其积极环境效应的同时，并不以牺牲母国工业经济增长为代价；相对而言，华东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倾向于污染产业转移，在实现工业污染下降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本土工业经济规模的缩减。
其次，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是受损地区。情景模拟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地区的化学需氧量和SO2排放量将同时上升。我们发现，这四个地区的受损模式也不尽相同：在华南地区，规模效应不显著（对化学需氧量及SO2排放量的规模效应仅为0006和0005），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工业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对华南地区工业污染的影响却是正向的（与预期不符），基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本文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负向、负向；假定工业规模、工业结构与工业技术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预期影响方向分别为正向、正向、负向。与上述假定预期方向相反的影响机制，被视为“非期望传导”，比如，若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构成正向影响，则可视为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这导致了华南地区的废水与废气污染同时上升；在华中地区，废水污染上升主要源自规模效应以及非期望传导的技术效应，废气污染增加主要因为消极的规模效应超越了积极的技术效应；在东北地区，虽然规模、结构、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与预期基本相符，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挤出了东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使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并抑制了技术进步，而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值超过了规模效应，这导致了消极的环境结果；在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挤入了工业规模、轻化了工业结构、促进了工业技术，但是，西北地区的工业结构轻化却往往伴随着工业污染的上升（变量log（str）在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估计参数皆显著为负），而且，西北地区的技术进步同样伴随着工业SO2污染的上升，基于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致了对环境不利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相对而言，西南地区是部分受损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西南地区的工业规模、促进了其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并推进了西南地区的技术进步。西南地区废水污染上升，是由于西南地区轻工业的化学污染排放量更加严重，加之技术效应的非期望传导（技术进步会促使化学需氧量增加），在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综合影响下，西南地区的废水污染更加严重。我们还发现，西南地区的规模、结构、技术效应都是有利于工业废气污染减少的，该效应主要源自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工业规模缩减、重工业比重下降与工业技术进步。
笔者认为，如果进一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与控制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吸收能力、对内资与外资企业的挤入、挤出效应等），拓展模型的模拟结果则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参见拓展模型的情景模拟结果）。
首先，受益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北与华东，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华东与华中。华北由受益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控制了国有化程度、贸易开放度、城市化率、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等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情景下，华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显著递减（由基本模型中的-0.029变为至拓展模型中的-0.001），这致使结构效应显著下降，在华北地区的废水方程中，环境友好型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总和，未能超越环境损耗型的规模效应。此外，华中地区由受损地区变成了受益地区的原因在于，虽然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中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控制了诸多交互项影响的条件下，华中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结构、技术的影响方向全部由正变负，在拓展模型中，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会促使华中地区工业规模下降、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工业相对技术水平下降（这与基本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方向截然相反）。
其次，受损地区由基本模型中的华南、华中、东北与西北，仅余下拓展模型中的东北。其中，华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微量减少、废气污染上升）的原因在于，尽管规模、结构、技术效应在华南地区废水和废气方程中的传导方向保持不变（与基本模型相比），但是在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效应、就业效应交互影响的条件下，华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规模及结构的影响方向发生了逆转，由基本模型中对规模的正向影响（0.019%）、对结构的负向影响（-0.041%），变为拓展模型中对规模的负向影响（-0.214）、对结构的正向影响（0.023）。此外，西北地区由受损地区变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上升、废气污染减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控制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收入差距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由基本模型中的负向影响（-0.005）变成了拓展模型中的微量正向影响（0.001）。 此外，与基本模型的模拟结果相比，拓展模型中仅有西南地区的估计影响保持一致，仍然表现为部分受损地区（废水污染增加、废气污染减少）。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估计结果显示：①与基本模型相比，规模、结构与技术对污染的影响方向虽然并未发生系统性改变，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乃至技术的影响方向或程度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诸多控制变量的显著交互关系（比如，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内资替代效应、吸收能力等），含交互项的拓展模型估计结果应优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②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可见，以往关于FDI的实证研究所假定的经济参数在区域间是一致性，必然会导致估计结果可信度下降，本文认为，FDI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必须考察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③总体看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还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技术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应是受损地区需警惕的重要问题，如若“走出去”投资战略所换来的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并未与节能减排挂钩，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所谓的结构优化效应必然会危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认为，中国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将污染产业向国外转移的难度较大，“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此并不成立。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国别与产业分布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投资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或地区），比如，中国香港、欧盟、澳大利亚、美国，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中，香港占56%、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9%、开曼群岛5.1%、卢森堡占4.7%、澳大利亚占2.5%、瑞典2%、美国1.9%、加拿大1.7%、新加坡1.6%，这9个国家（地区）投资流量皆在10亿美元以上，占到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的84%；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九成流向非制造业，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44%、金融业占12.5%、批发和零售业占9.8%，采矿业占8.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2%，而制造业仅占6.8%。以中国最大的投资体——香港为例，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2010年投资流量385.05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6%，其行业构成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30.8%，金融占227%，批发零售业占17.9%，采矿业占10.3%，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9.4%，房地产业占3%，制造业仅占2.6%。可见，从投资区位和行业看，我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很难主动转移过去。
本研究还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①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中国所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基于比较优势原则而进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可以促使中国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倾斜，而这些行业的工业污染相对较少（特别是废气污染），相应的结构优化效应往往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环境效应。②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研究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部分区域范围内是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种尝试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间接通过提高中国技术进步率，提高能源和原材料利用率，减少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工业污染。
但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污染产业可能在国内产业梯度内转移，由于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未必能从中受益。从区位视角看，吸收能力、基础设施配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都会左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特别重视向发达国家投资可能带来的投资拉动（investingup）效应，因为东道国较高的环境标准会促使母国企业模仿与学习，实践同样证明，投资绿色环保产业与技术，不仅可以促使母国企业国际声誉与财务绩效提升，还可以减少环境事故所带来的企业声誉受损、环境惩罚成本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综上，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型领先技术为导向的对外投资政策，应是中国“赶超战略”下实现企业先发优势的关键所在。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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