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1981、1984、1989年分别获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8-199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会副会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曾四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和论文奖。
　　
　　贸然浮动汇率,将被汹涌的投机资本淹没
　　
　　没有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完善的市场体制以及金融体系,贸然提高或降低汇率,都可能对中国的外汇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
　　
　　记者:近期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以异常直率的语气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兑欧元升值,这似乎是欧洲货币当局第一次公开提到人民币应该升值。近期,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又变成了热点？
　　李扬:汇率这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全中国人都卷入了汇率问题的争论。但仔细想一下,中国关于汇率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争论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需要条件,需要步骤,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实际上是实践的问题。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述,有几个经常被引用的,到现在还是权威的表述,一个就是温总理的两次表述,在出席第七次中欧领导会议时,温总理说了几条:第一是要实行弹性汇率机制,这将是一个复杂但坚定的过程;第二要有条件有准备,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健全,有科学的方案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第三要考虑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要对周边国家负责,要对全世界负责。周小川行长也在多个场合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改革的出发点主要是内部的动力和压力。改革的关键还是要遵循我们自己的逻辑和步骤,制定改革的出发点、目标和顺序。
　　记者:您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应该如何选择？
　　李扬:汇率形成机制是比调整汇率更急迫的事情。包括长期的升值趋势并不是人们的分歧所在,重要的是升值时机和幅度,调整汇率不如说是调整机制。因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不成熟、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成堆,而国有金融和国有企业机构对汇率信号不敏感。没有成熟的市场,连汇率价格都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浮动汇率,将迅速被汹涌而来的投机资本淹没。
　　中国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弹性汇率机制。宏观经济稳定、市场体制完善以及金融体系健全都是实现弹性汇率的条件,而这些都需要按步骤来实施。贸然地提高或降低汇率,都可能对中国的外汇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
　　在整体形势不错的时候出台改革措施,改革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可以得到不断提高。时机的选择还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政府在制定汇率调整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市场可能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过激,会导致调整的风险和成本增加。
　　记者:您曾指出目前汇率改革的技术条件正在完备,但制度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那么制度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李扬:第一,资本项目管制。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决定着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是否是自主的。由于资本项目管制,在市场上形成的供求是受约束的。其实我们的外汇市场非常发达,非常市场化。人民币可兑换,至少机制已经形成了,比如CEPA以后,香港银行可以吸收人民币存款,我们银行卡可以到韩国、泰国刷卡,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局部可兑换。反过来说,因为这一段时间货币可兑换的实践以及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的使用,使得汇率以后调整的震动大大地减轻了。
　　第二,汇率市场化。当汇率有更为弹性的时候,当局应该有手段调控它,因为这时候不能用行政手段。因为汇率涉及到国际关系,不能你说了算,必须用市场化接受的手段。
　　


　　第三,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是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需要一个正确的理念,一个很好的财务基础。还有就是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要具有熟练的干预市场能力。
　　关于汇率改革的条件,可以说,现在制度条件还不完备,技术条件正在逐渐完备。再有就是,现在外汇市场具有非常强的投机气氛。可能的选择就是一次性改变评价,然后继续钉住,扩大浮动幅度,伺机而动。改变钉住的目标,可能解决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果性不平衡问题。中国实际上要改变的是汇率形成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浮动和钉住,制度变革的含义更浓一些。
　　汇率能够做什么？
　　
　　变机制是出发点,而变的基础是国内需要
　　
　　记者:目前中国政府顶住市场的强大压力不调整人民币汇率,意图等待更好的时机再作调整,这跟中国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有什么联系吗？
　　李扬:美国促使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其国内经常账户逆差。2004年美国贸易逆差超过6000亿美元,占到GDP的5.5%。美国可以选择的政策十分清楚,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压缩消费,从而扭转国内储蓄持续低于国内投资的格局。这显然要经历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痛苦调整,可能还会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
　　这样,美国政治家的一个回避内部经济调整矛盾的选择,就是推动美元的贬值。如果完全期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化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问题,美元至少要再贬值30％－40％。这同样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实际上,急剧的美元贬值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利率水平急剧提高,因此,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以缓解美元的贬值压力。从客观上说,这是美国积极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5年在人大会上,温总理说人民币汇率调整要“出其不意”,我们体会就是在大家不关心的时候出来,在热潮的时候不能出来,要不然就反而不升了。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在汇率改革方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并将根据实际情况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不存在障碍,我们不会屈就于外部压力。
　　升值的理由是什么呢？是顺差。原意是什么呢？汇率升值了,顺差就减少了。但这是就总量而言的,贸易差异的结构矛盾使得汇率问题复杂了。目前,中国产品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占领是全球性的,无论日本、美国还是欧盟。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世界的加工厂,加工厂一边要原料,一边要市场,所以要大进大出,原油依赖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依赖也越来越高,所以摩擦度就高。在世界分工当中,你在中间,属于加工。我认为贸易摩擦的问题,不是必然要用汇率来解决。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中国谈贸易摩擦的问题。公正地说,中美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中国货币汇率制度面临巨大的抉择。关于调整方案,主要则是技术问题。到时候要变的话,大家应该注意变的机制含义和变的评价含义是不一样的。变机制是出发点,而变的基础是国内需要,而且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自去年10月央行加息以来,很多舆论认为中国走上了加息通道,今年1－4月份累計数据,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6%,并且逐步走低,是否意味加息的压力逐渐变小了？
　　李扬:把利率和价格捆绑在一起的观点是不对的。利率政策不能惟一地以物价的走势为参照体系,不能一公布物价变化就认为应当调整利率。利率是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当然要和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始终未能展现出一个让人有把握下断语的状态。
　　中国的价格体系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揭示出来的信息有时候不一定很充分。再加上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政府、企业、居民、国外等很多很复杂的要素构成,而这些要素的走势常常不相同,这时候你就断言该如何,这是不慎重的。
　　我们想变动利率的时候,要知道中国的利率体系状况是怎样的,这非常重要。首先你为什么动利率？你动了这个利率能否达到目标？如果动了它而不能达到目标的话,那动它干什么。中国利率体系的几个特征会影响我们利率政策的效率。
　　


　　中国利率体系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是“双轨制”的。有正在市场化的利率,比如银行贷款的利率,现在上限没了,还有下限。企业发展利率也在市场化,有严格的规定,现在是市场询价。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市场化的利率,包括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美元为主的贷款利率、除企业发行利率以外的金融市场利率,以及覆盖面非常大的货币利率,这些利率现在都市场化了。还有就是央行手里还有几个利率,比如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这些极具中国特色。
　　央行的利率,在市场经济看来,是非市场利率,是行政利率。我们知道各国货币当局在货币操作当中的所谓三大法宝有些已经取消不用了,如再贷款利率。现在主要依赖于公开市场操作。市场经济向下调整利率,就同时意味着调整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减少,利率上升;货币供应增加,利率下降,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联储加息,通过纽约联储,找到一级分销商,然后往下卖,然后市场利率被逼着往上走,加息的行为是通过减少头寸实现的。中国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它是管制的,利率是管制的,信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被管制的,至少是窗口指导的。
　　在“双轨制”的情况下,利率传导的机制是不顺畅的,货币调整通常很难产生覆盖全部金融交易的效果。“双轨制”导致利率政策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尽早结束“双轨制”的状况。
　　
　　中国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国家都将长期处于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区的挤压下,这个地区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状况将是长期现象
　　记者:目前中国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经验,如果采用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制度,是否可行？
　　李扬:钉住一篮子货币,是汇率制度从完全固定走向基本浮动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安排。实际上, 钉住一篮子货币离自由浮动汇率仅一步之遥,它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其自身是不安定的。
　　国外曾有人想把它变成一种汇率制度,但很少有成功的。我觉得,一篮子货币的功能,是在于它是一种过渡性安排,使汇率制度从完全走向基本浮动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为,一旦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就意味着人民币对所有的货币都可以浮动,只是这个浮动的范围被人为地限制在了一个可控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种平滑的过渡方式。
　　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中已有大量欧元和日元。国家外汇管理局使外汇种类多元化,以对冲汇率变动的风险。相对而言,钉住一篮子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比较温和。因为一個篮子中的几种货币之间是独立浮动的,其汇率的变动方向不尽一致,往往会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监管机构也可以调整一篮子货币的组成来稳定人民币币值,新加坡和印度采用的也是这种办法,但具体模式有所不同。对我们最合适的方式是什么,则需要谨慎、细致的研究。
　　记者:到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6591亿美元,我们确实需要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吗？
　　李扬:外汇的流入是比较难控制的一个过程。中国国际储备的来源有四: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不明资金流入、国内居民（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币存款。在中国官方统计中,居民手中的外汇是不算在内的。到去年底,这笔外汇存款约2000亿美元,居民和企业各占一半,按照今年的状况,可能还是上千亿美金。这种情况会积累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人民银行一天有七个亿到八个亿美金的进入,货币供应压力大增。
　　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些漏洞,但有近66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就稳定多了。这些钱可以增加我们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影响国际投机资本。外汇储备可以提高货币政策信誉,稳定汇率预期。储备主要不是为了用,而是保持人们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保持政府对市场最后干预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宣布放弃各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在不断增加,而美国和欧盟国家保有的外汇储备却越来越少。例如,在全世界约3.5万亿美元储备中,2/3在亚洲,而欧美国家却在大规模减少储备。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浮动恐惧”,害怕本币升值,不利于资本流入和出口,他们也害怕贬值,因为这会增加其外债负担。其次是“原罪假设”,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的情况下,面对外汇风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要么无法进行对冲,要么对冲成本过于高昂。因此,本币一旦贬值,外债的本币价值将急剧上升,从而导致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
　　发展中国家增加外汇储备,是为了增强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以对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产生影响。货币当局外汇市场干预能够发送一种信号,即货币当局希望汇率朝哪个方向变动,这将影响国际投资资本的汇率预期。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不是“浪费”,中国是在1998年克林顿政府大规模减少财政赤字、减少国债供应的时候,购买了AAA级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2000年和2003年的收益都证明我们买对了。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国家都将长期处于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区的挤压下,这个地区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状况将是长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