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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耶茨是美国文学史上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他精湛的叙述手法、对现代人焦虑的关怀，使得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思想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耶茨对普通人的关怀中，对女性的注视是显而易见的，耶茨的知音库尔特·冯古内特称：“福楼拜以来，少有人对那些生活得苦不堪言的女性抱以如此的同情”。冯古内特的论断是极其精准的，耶茨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福楼拜的影响，尤其是《包法利夫人》。本文从耶茨小说《复活节游行》中的女性形象入手，探讨从爱玛到萨拉、爱米莉的的形象流变，兼及耶茨对女性革命的看法。
一、爱米莉：“我不知道我是谁”
耶茨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将现实主义带回自然主义，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新自然主义”的倾向将其和福楼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复活节游行》的女主人公名叫爱米莉，她是一名读过大学的新女性，在她的一生中，工作的变迁、情感的失意共同构成了一位女性的悲剧。虽然耶茨的作品写于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之前，但是他作品中女性的悲剧式抗争与探索，都带有“女性觉醒”的特征。爱米莉某种程度上是《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现代版本，她虽生活于一个新的时代，但她身上仍然流动着爱玛的血液，那就是直面自己的需求，过一种独立的、不平庸的生活。爱米莉不甘平庸的生活态度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学业和工作上。爱米莉不同于姐姐只读到高中毕业，她念了大学，她的自信与才华使她暂时脱离了悲剧的女性命运。她一直想做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曾尝试写作，在她生命的三个阶段，她写过三篇文章：第一篇写作失败了，但她并不在乎，因为她的生活丰富多彩；第二篇写于她和诗人杰克同居期间，而后中途断掉；第三篇则是她失业之后的心境，依然没有完成。她的这几次写作经历事实上是作为她不愿苟同于现实的证据而存在的。二是在她的感情生活上。除了那段短短的婚姻，她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没有沦落为女权主义者经常诟病的婚姻中的“他者”。她有一个同居对象值得一提——诗人杰克，爱米莉对他的爱是理想化的，一如爱玛对情人的渴求，但日常生活磨去了她的热情，她离开了。爱米莉的姐姐萨拉曾经称她是“有自由精神的人”，但爱米莉踏上这条路就无法回头了，她无法再做一个脆弱的女人。在耶茨残酷的几乎不见任何感情的叙述中，他表现得像是一位旁观者而不是小说家。正像《革命之路》中的爱波，爱米莉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像爱玛一样，临死时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瞎子”。
二、萨拉：“幸福是一个债主”
正如福楼拜所言：“幸福是一个债主，借你一刻钟的欢悦，叫你附上一船的不幸”，这句话同样可以概括萨拉的一生。书名“复活节游行”指的只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中的一刻，而这一刻的幸福之后，萨拉付出了一生不幸的代价。爱米莉和萨拉正好代表着爱玛的两面。在《包法利夫人》中，女主角时而被称为“爱玛”，时而被称为“包法利夫人”，这两个称谓分别代表了欲求与现实，革命与传统。相对于妹妹爱米莉的“自由精神”而言，萨拉走了一条传统的女性之路，她尽职尽责地扮演了爱玛性格中“包法利夫人”的一面。但萨拉看似传统的观念中其实也隐藏了不安分的因素，这与爱米莉追求自由过程中的被动性是相对应的。在托尼的拳脚之下，她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然而爱米莉却由于现实的原因无法承担起对姐姐的承诺。仅仅片刻之后，萨拉就改变了主意，留在了丈夫身边。在她的身上，是与爱米莉截然不同的悲剧。抗争的人可以被称之为勇者，而默默承担事实上需要更大的勇气。
三、女性之路：谎言与失败
从《包法利夫人》到《复活节游行》，福楼拜和耶茨都描绘了女性的悲剧命运，爱玛和爱米莉、萨拉都对命运进行了抗争，但终究归于失败。在传统束缚下，女性不可能获得幸福，但抗争也是徒劳的，耶茨对女性革命的效力是相当怀疑的。
耶茨向来是以作品中的孤独和苦难著称的，他曾经说过：“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个主题，我怀疑这个主题并不复杂，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孤独中，他们的悲剧也在于此。”人人都是孤独的，即便是萨拉和爱米莉这样的姐妹，在女性之路上前行时，也没有办法相互照应。爱米莉得知姐夫殴打姐姐时，将其臭骂了一顿，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戏剧化的场景，她利用了姐姐的苦难来达到了心理上的某种满足。后来姐姐想投奔她时，她也表现出了自私和犹豫的一面。女性革命说到底可能根本就是个激进的谎言。
西摩·劳伦斯曾经这样评价耶茨：“他酒喝得太多，烟抽得太凶，总是惹麻烦，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却是恰如其分的”。耶茨在写作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对人在面对自然、社会和自我时永恒的迷惘、困惑、不安和焦躁给予了足够重视，他笔下的女性那种任性、盲目的对命运的抗争道出了整个人类面对宿命时的迷茫。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耶茨著，孙仲旭译.复活节游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王晓文.徒劳的革命——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革命之路》[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爱米莉：“我不知道我是谁”
耶茨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将现实主义带回自然主义，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新自然主义”的倾向将其和福楼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复活节游行》的女主人公名叫爱米莉，她是一名读过大学的新女性，在她的一生中，工作的变迁、情感的失意共同构成了一位女性的悲剧。虽然耶茨的作品写于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之前，但是他作品中女性的悲剧式抗争与探索，都带有“女性觉醒”的特征。爱米莉某种程度上是《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现代版本，她虽生活于一个新的时代，但她身上仍然流动着爱玛的血液，那就是直面自己的需求，过一种独立的、不平庸的生活。爱米莉不甘平庸的生活态度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学业和工作上。爱米莉不同于姐姐只读到高中毕业，她念了大学，她的自信与才华使她暂时脱离了悲剧的女性命运。她一直想做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曾尝试写作，在她生命的三个阶段，她写过三篇文章：第一篇写作失败了，但她并不在乎，因为她的生活丰富多彩；第二篇写于她和诗人杰克同居期间，而后中途断掉；第三篇则是她失业之后的心境，依然没有完成。她的这几次写作经历事实上是作为她不愿苟同于现实的证据而存在的。二是在她的感情生活上。除了那段短短的婚姻，她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没有沦落为女权主义者经常诟病的婚姻中的“他者”。她有一个同居对象值得一提——诗人杰克，爱米莉对他的爱是理想化的，一如爱玛对情人的渴求，但日常生活磨去了她的热情，她离开了。爱米莉的姐姐萨拉曾经称她是“有自由精神的人”，但爱米莉踏上这条路就无法回头了，她无法再做一个脆弱的女人。在耶茨残酷的几乎不见任何感情的叙述中，他表现得像是一位旁观者而不是小说家。正像《革命之路》中的爱波，爱米莉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像爱玛一样，临死时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瞎子”。
二、萨拉：“幸福是一个债主”
正如福楼拜所言：“幸福是一个债主，借你一刻钟的欢悦，叫你附上一船的不幸”，这句话同样可以概括萨拉的一生。书名“复活节游行”指的只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中的一刻，而这一刻的幸福之后，萨拉付出了一生不幸的代价。爱米莉和萨拉正好代表着爱玛的两面。在《包法利夫人》中，女主角时而被称为“爱玛”，时而被称为“包法利夫人”，这两个称谓分别代表了欲求与现实，革命与传统。相对于妹妹爱米莉的“自由精神”而言，萨拉走了一条传统的女性之路，她尽职尽责地扮演了爱玛性格中“包法利夫人”的一面。但萨拉看似传统的观念中其实也隐藏了不安分的因素，这与爱米莉追求自由过程中的被动性是相对应的。在托尼的拳脚之下，她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然而爱米莉却由于现实的原因无法承担起对姐姐的承诺。仅仅片刻之后，萨拉就改变了主意，留在了丈夫身边。在她的身上，是与爱米莉截然不同的悲剧。抗争的人可以被称之为勇者，而默默承担事实上需要更大的勇气。
三、女性之路：谎言与失败
从《包法利夫人》到《复活节游行》，福楼拜和耶茨都描绘了女性的悲剧命运，爱玛和爱米莉、萨拉都对命运进行了抗争，但终究归于失败。在传统束缚下，女性不可能获得幸福，但抗争也是徒劳的，耶茨对女性革命的效力是相当怀疑的。
耶茨向来是以作品中的孤独和苦难著称的，他曾经说过：“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个主题，我怀疑这个主题并不复杂，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孤独中，他们的悲剧也在于此。”人人都是孤独的，即便是萨拉和爱米莉这样的姐妹，在女性之路上前行时，也没有办法相互照应。爱米莉得知姐夫殴打姐姐时，将其臭骂了一顿，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戏剧化的场景，她利用了姐姐的苦难来达到了心理上的某种满足。后来姐姐想投奔她时，她也表现出了自私和犹豫的一面。女性革命说到底可能根本就是个激进的谎言。
西摩·劳伦斯曾经这样评价耶茨：“他酒喝得太多，烟抽得太凶，总是惹麻烦，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却是恰如其分的”。耶茨在写作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对人在面对自然、社会和自我时永恒的迷惘、困惑、不安和焦躁给予了足够重视，他笔下的女性那种任性、盲目的对命运的抗争道出了整个人类面对宿命时的迷茫。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耶茨著，孙仲旭译.复活节游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王晓文.徒劳的革命——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革命之路》[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