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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跨文化视域中英语教学的相关问题，本刊特约记者在美国独家采访了希尔韦拉教授。艾伦·希尔韦拉（Alan Hirvela）曾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地区莫特社区学院担任英语教师。1978年前往香港，其后几年在树仁学院任教，随后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师长达十余年之久。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他获得了英国苏格兰斯特灵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内容为文学、文学理论与交际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1994年起，他开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希尔韦拉博士主要关注第二语言读写能力，并有超过十年的《专门用途英语》杂志编辑经验，2010年开始，他与黛安娜·贝尔彻（Diane Belcher）博士共同任《对外英语教学季刊》（TESOL Quarterly）主编。该季刊由美国对外英语教师协会（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TESOL）主办，于1967年正式出版，是非英语国家英语教师的教学参考资料，兼具学术性和专业性，旨在搭设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沟通的桥梁。内容包括语言学习和教学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课程设计和发展、专业备课、专业标准等。每卷至少有一期出版特别主题。访谈内容既呈现了希尔韦拉教授在东西方国家执教的独特经历，又体现了他对中国学生及中国英语教育的无限热情与真知灼见。作为博士生导师及美国影响力最大的英语（作为外语）教育期刊的主编，他就如何帮助博士生培养科研能力发表见解，并对中国投稿者提出“忠告”，相信会使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受益匪浅。
关键词：外语和第二语言教育；对外英语教学；学术论文写作；中国双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从写作教师到对外英语教学专家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经在美国和中国任教，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教学，现在已经成为对外英语教学专家，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教学经历？
希尔韦拉：我的教学生涯还要从我准备在社区学院做英语教师时说起。那时我对“对外英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和“对外英语教学”（Teaching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TESOL）一无所知，更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当时我只想做一名英语写作老师。在社区学院教英语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教授写作和一些文学类课程。20世纪70年代前后，正赶上越南战争结束，我所在的城市有大批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难民。我所在社区学院的英语系主任鼓励我创建一个ESL项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ESL这个词。我欣然接受，并开始在密歇根大学英语学院学习。语言学院的教师都很友好，很耐心地帮助我了解ESL。他们为我推荐相关书籍和文章，不时跟我交流一下有关内容，随后我便创建了ESL项目。说不出为什么，总是觉得这个课程有种力量可以打动我。那些如饥似渴求知的学生们特有的文化价值观、独到的亚洲文化视角、谦逊的个性等，都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一切将我和学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是自那时起，我觉得似乎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天空——对外英语教学。在我组建了ESL项目几年以后，我便来到了香港。
二、东西方的交融：悠悠中国那些年
《世界教育信息》：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您在香港任教的经历？
希尔韦拉：初到香港，我在一所私立学院及其附中任教。这所学院的院长让我在这里的教学经历增加了一点传奇色彩，甚至还让我登上了当地媒体。学院院长祖籍上海，20世纪50年代来到香港, 她让学校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但由于家庭原因，她对中国大陆有一些偏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学院的氛围。例如，学院每年都会面试报考英语系的学生。在面试时，她要求我们问学生的家庭、政治背景，对于这类问题，我始终难以启齿。她还在学校安插了“学生小间谍”，专门帮她监督哪些学生说她不喜欢的政治言论。她甚至会把一些学生叫到办公室，批评他们的这些言论。我不喜欢这种做法，也并不认同她的很多观点。尽管如此，我最初在香港度过的那些年还是很有意思的，在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体会了外国人应该怎样在中国文化的萦绕下进行教学。这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教学经历。在中学任教，也让我接触到很多新鲜的工作内容，例如监督学生着装等。但最后很不幸，那位女院长辞退了我。原因是我和另一位外籍教师一起帮助学生组建学生会。辞退我时，她对我说：“你是在组织学生跟我做对！”有趣的是，这是她对我的说法，而到了媒体上就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当时一名外国教师被学校开除简直是爆炸性新闻，当地的媒体，电视、报纸都做了报道。她在报道上说：“艾伦·希尔韦拉博士这个人在学校例会上牢骚不断，总是找麻烦，总是提要求，永远不知满足。”她在媒体上把我描绘成这样一副嘴脸，这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让我啼笑皆非的事情。之后，我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任教十余年。
我在香港度过了14年，大约有3年是在那所私立学校，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还在香港的一所女子中学任教了很短一段时间，那段时间过得也很愉快。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文大学又正好是一所“中国式大学”。当时香港只有两所大学，一所是香港大学，这是一所英式风格的大学；另外一所是香港中文大学，它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式大学。中大希望学生以本国文化传统为傲。中大重视汉语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这点最吸引我。中大的前身是中国大陆的3所较小的文理书院，后来逐步合并成为一所大学。虽然这3所书院迁到了香港，但它们的根都在中国大陆。中大的这段历史非常吸引我，学校的环境更是锦上添花。学校座落在静谧的市郊，占据了一整座小山，风景优美，再加上优秀的学生，那几年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世界教育信息》：您结束了在香港任教就回到了美国？在香港的这段经历对您的教学和研究有哪些影响？
希尔韦拉：我之后回到美国，在我之前任教的社区学院度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再后来我就得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 说到影响，这段经历让我的教学方式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面对着比较内向、不爱发言、不常提问、更不喜欢课堂讨论的学生，我必须调整我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教学上我也要入乡随俗，迎合当地学生的学习习惯。其实，当时我有两种选择，按我自己的意愿教学，或者根据学生的需求教学。我选择了后者。比如香港的学生经常会说：“您能不能在课前把讲义发给我们，这样我们更容易跟上进度。”这类情况还是我来香港以后才遇到的。我以前在美国任教时，美国学生在课堂上总是踊跃表达，参与性很强。而在香港，我就必须思量如何换一种教学方式。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对我大有裨益。这段经历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教学的内涵。
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以后，与“教师教育研究”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当时我和一位同事一起进行研究并共同发表了一些文章。我早期出版的很多著作都源自当时的研究。也正是从那时起，我萌发了做研究的兴趣。从那以后，我开始探索香港学生学习英语时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也自然成了一种“高贵的语言”。实际上，英语是香港所有中学的规定教学用语。根据规定，香港中学除中国史和中国文学以外的所有科目都应该用英语教学，至于学校是否都这样执行，我就不太清楚了。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我特别关注学生就学阶段的实际情况：他们如何学习英语，他们学习中会遇到哪些具体问题。香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术才俊研究英语语言教育，我也有幸结识了很多非常有名的学者。了解他们的研究，品读其著作，都让我获益颇深。
我也藉此深入了解到当时香港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比美国的结构性更强，当然也更加偏重应试。这也让我看到了当时学生的巨大压力。在那个香港只有两所大学的时代，仅有8%的学生有机会考入大学，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这也就使得大学教育不仅对于学生，甚至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那时，大学一纸文凭，是全家经济状况的保证。考大学在那时也就成了通往幸福之路。亲眼目睹大批学生落榜也不免让人感叹当时教育资源的匮乏。在美国，如果你想上大学，无论是名牌大学或是一般大学，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在香港却完全不同。亲见了如此激烈的竞争，目睹学生在求学路上苦苦挣扎，我的感触也很深。
在之前那所私立学校教书时，我和当地一个并不富裕的工人阶级家庭一起生活，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这家的两位家长在工厂里工作，我通过他们接触到了很多住在所谓公共住房的工人阶级。这些人虽然并不富裕，却让我接受了一次真正的文化教育。我看到了当时很多外国人所无法了解的香港的另一面，我甚至懂一些当地工人阶层的土话，还能和他们简单说上几句。
《世界教育信息》：您有在中国大陆的教学经历吗？
希尔韦拉：当时去大陆主要是去旅游，我到过广州、上海、南京等地。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英语学习又悄然兴起，很多人都渴望能有机会实际操练一下自己的英语。当时英语角（English Corner）很流行，我也经常参加英语角。那时，如果一个外国人出现在英语角，肯定会被数百名如饥似渴的英语学习者簇拥着。还不单单是在英语角，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还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在广州遇到了几位厂工，他们想请我到工厂讲英语。我欣然同意了，所以在那以后的一周里，我和四五十名工人，每天早晨6点都会出现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我会给他们讲几个小时的英语，之后他们赶到工厂去上班。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其实当时说来很巧，广州地区主要讲粤语，我也正好会一点粤语，所以才成了工厂英语教师。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当时几乎找不到外语书。很多人都会拜托我回香港后给他们寄本词典或其他一些外语书。我当时确实给他们寄了一些。此外，我还记得，当时我住在酒店，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守在大门口，我一出门，他们就围拢过来跟我说：“先生，可以和您一起走走吗？我们想和您练练英语。”他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年轻人，他们会像导游一样带我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如果是我自己，肯定想不到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去处。这些也让当时的我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英语热。
当时，中国正处于准备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正是因为赶上那个年代，我才有了如此难忘的一段经历。我也将其视作一段自我教育的经历。这段时间，我了解到了人们的学习环境和问题。也正是因此，我才有了以后那些英语外语教育的全新观念。
三、外语和第二语言教育专业
——成熟完善的研究生专业
《世界教育信息》：您的这些经历想必对您现在主管的FSLED项目有很大影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外语和第二语言教育专业（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FSLED）历史悠久，您主管这个课程也有6年之久。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业？
希尔韦拉：这个专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据我所知，我们是全美国最早开展外语教育博士研究生专业的大学。这一专业在长期的发展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和调整，我们的FSLED专业也在这样的不断发展中延续了下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FSLED专业在全美范围受到了广泛的认可。我们的课程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和毕业生，他们现在在不同岗位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例如，刘骏博士在毕业后成为了对外英语教师协会的主席。现在的新任主席也是我们课程的毕业生。
我们的硕士专业分为两种：FSLED文科硕士（ＭＡ）和ＦＳＬＥＤ教育学硕士（ＭＥＤ）专业。在俄亥俄州，人们有机会获得11种语言的教师资格认证，其中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汉语、日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FSLED教育学硕士专业是为期1年的高浓缩教师资格认证类专业，旨在培养优秀的外语教师，主要讲授如何开展教学和外语教学方法，并帮助学生积累教学经验。他们可以到当地的学校进行教学实习。FSLED文科硕士专业并非教师资格认证课程，它主要针对对外英语教学。
《世界教育信息》：您对于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课业、学术研究和毕业论文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希尔韦拉：研究生院对于学生的入学考核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比如，从前研究生院并不考核学生的GRE成绩，但在过去的大概4年间，我们不得不强调GRE成绩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录取GRE成绩不够的学生。至于学生之前的学业经历，我们也会适当考虑。在博士研究生层次，我们希望学生学习或接触过对外英语教学或语言学方面的内容。我们并不强求学生有研究经验，当然如果学生有这方面的经历更好。在随后的学习中，学生要修两年左右的相关课程，其中包括必修课程，例如第二语言习得以及如何进行课堂研究；另外，学生还要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选修一些课程，随后他们才会参加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我们鼓励学生好好利用这所优秀大学的丰富资源。我们希望为学生将来研究或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发现在中国学生中存在这种状况，很多学生希望在毕业后有机会留在美国。但现实一点讲，对于他们来说，教中文方面的工作机会比教英语方面的工作机会多。所以，我们建议博士研究生以中国教育学为研究重点，这对他们就业非常有利，至少在就业初期会很有帮助。当然他们也可以投身到其他领域。我们认为，如果博士研究生能把英语外语教育和汉语外语教育结合起来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考虑的不只是如何保证学生毕业拿到学位，我们力求设计出为学生职业发展服务的课程。
《世界教育信息》：从博士研究生素质的角度考虑，您认为哪些素质最重要？
希尔韦拉：首先我认为，一名好的博士生要有强烈的求知欲。当然博士研究生教育也有功利的一面。学生自然希望能够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找到一份好工作，有好的发展前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更理想一点，一位好的博士研究生不仅受功利驱动，他们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还有很强的求知欲望。所以，我会选择具有求知欲，而且会全情投入去满足自己求知欲的学生。我希望博士生在思想上有远大的目标，希望他们能讲出，“我希望我能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获得认可；我希望人们记住我和我的成绩。”当然，不一定强求每个博士研究生都要这样想，但你知道，和那些对自己未来充满理想，并且愿意为之不懈奋斗的人在一起工作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为此，我希望我们的博士研究生胸有抱负。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研究生课程包括学徒培训，为什么会采用学徒制，希望通过学徒制达到什么样的教学效果？您是否会通过其他方式促进学生开展学术研究？
希尔韦拉：我们的学徒训练大概在3年前开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从前就认可学徒培训。有些博士研究生到了写毕业论文的阶段，仍然缺乏研究经验，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做好研究的准备。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实践研究经验，他们开始毕业论文研究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我们仍在考察学徒培训的实际效果，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这不单使我负责的课程，更让整个教学和学习学系（Schoo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我们要求所有研究教学和学习的学生都参加学徒培训。这里我要再提一点，俄亥俄州立大学是以科研为主的一类综合性大学（Research I University①），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项目的定位是，为Research I大学培养合格的教学或研究者。所以，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偏重于研究，而非应用类学位教育。我们希望为学生积累尽可能多的研究经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学生的教学能力，而是我们旨在为不同专业培养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当然，完成毕业论文也是为这个目的进行的重要演练。我们希望学生的毕业论文能够引起相关领域科研人士的注意，并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前沿研究。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的论文能够为其职业发展铺平道路。
《世界教育信息》：在培养研究人员的过程中，您认为您起到了什么作用？
希尔韦拉：首先，在学生指导的层面，我的工作具有很大难度，因为每个学生的特点不尽相同。对此，我的做法是因人而异，量体裁衣。对有些学生，要给他们强烈的紧迫感。经常要问他们，“你现在进度如何？” “下周就得把这章写好交给我。”对于有些学生，则要放开手脚，让他们自己去做。还有些学生则要求你以极其学术的态度来指导他们。因此，首先要摸清学生的个性，然后再考虑我如何才能帮学生取得成功。所以，面对不同性格和禀赋的学生，我的指导风格也要有所调整。
《世界教育信息》：在学生毕业考核时，您为什么在公开发表文章方面不设要求？还是说这是美国的惯例？
希尔韦拉：其他有些系，特别是理科系确实会要求学生发表文章。而我们系的情况完全不同。比如工程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理科系的学生，入学后就直接就进入了研究团队，他们的各种花费也是从导师的项目经费里拨，他们作为研究团队的成员直接参与研究，也自然有很多机会发表文章。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基础构架就完全不同，如果勉强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发表论文，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发表论文的机会并不多。相应的，我们希望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将毕业论文公开发表，我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我认为这样对学生来说更公平。在这方面，我们既希望也必须做到公平和现实。我是指，我们不能对学生提出不公平、不现实的要求。
《世界教育信息》：从因人施教的角度，您认为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有哪些区别？
希尔韦拉：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美国学生很少，可能也就三四名，大部分都是国际学生。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有很多区别。我并不是学生问题专家，也不敢以专家身份自居，但我在香港生活过很多年，在亚洲的这段生活对我很有帮助。我对他们的文化背景略知一二，大概能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与美国学生有哪些不同，我也会采用与美国学生不同的方式与中国学生交流。他们的视角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需求也与美国学生不同。应该说他们既有相似点，也有迥异处。因此，我会考虑学生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这些背景对其学习会有哪些影响？他们未来的去向，是要回到他们的祖国，还是要留在美国？他们的期望是什么？然后我才能确定我能做什么，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取得成功。所以我认为，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导师，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学生发挥潜力，指导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会尽我所有，用我所能，甚至是个人一点微末的影响力，为学生创造这种机会。一句话，我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为准则。 《世界教育信息》：您觉得的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研究水平如何？他们对攻读美国博士学位的准备是否充分？
希尔韦拉：在我看来，他们总体上准备非常充分，英文水平通常也比较高。相对于5～15年前的留学生，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美国的文化，这也许是因为他们通过现今发达的网络，在中国就了解到了美国的很多信息。所以他们现在来到美国，面临的文化冲突也远没有从前学生那样强烈。他们都很遵守学习规范。面对众多的新鲜事物、与以前不同的生活环境，在起初一个月有些彷徨是自然的，但他们很快就能适应并熟悉这里的一套体系，并为己所用。
《世界教育信息》：他们学得很不错，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褒奖。
希尔韦拉：是的，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典型的中国大学生，或者只是所谓的“精英”，我希望他们具有典型性。就我的感觉，中国的英语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生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英语，英语教育水平也很不错，中国英语教育的环境也成熟了很多。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否客观，近年来似乎有更多的学生从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院校毕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回到中国。过去他们往往不愿回国，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爱国，只是回国后的工作收入不会太多。但现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我相信会有更多人选择回国，为英语教育带回新的思想和做法。我想中国学者对接触国外事物非常有热情。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我收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电子邮件，希望能够来我这里作访问学者。一般情况下，我每月能收到两三封这样的邮件，所以一年可能会收到三四十封。他们说的事情也几乎完全相同：学校或者中国政府为我提供一笔资金，可以承担所有费用，去您的大学进修一年，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名额。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空缺。这需要一个复杂的正式审批程序，我们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做这件事。我提到这个的原因是，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得到这样的机会出国学习然后回到中国。他们有在美国、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大学的学习经历，然后带着大量的知识回到中国，在过去这种情况可能不太普遍。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把人才派往海外，我们学校现在就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我相信这些人会带着收获回到中国，这会对英语教育体系有所作用，也会对学生的英语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
他们想要回去。他们很期待回去，回去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很多令人振奋的研究。我们杂志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稿件数量非常惊人，我从其他杂志主编那里了解到，他们的状况也基本相同。
四、给《对外英语教学季刊》投稿
——给中国学者的建议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对外英语教学季刊》的新任主编，和前任相比，您在杂志的发展目标定位上有什么不同侧重吗？
希尔韦拉：《对外英语教学季刊》作为专业杂志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它从属于一个专业机构。很多杂志归属于某个出版社或者出版公司，我们则代表美国对外英语教师协会。所以，杂志所做的事情要与对外英语教师协会的目标保持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并没有很大的空间来决定杂志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与其方向偏离过多，对外英语教师协会会进行干预。但我想每位杂志主编都会有些不同之处，比如当我在新奥尔良参加2011年美国对外英语教师协会年会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些人过来跟我说，“我发现自从你升任主编，定量研究似乎增多了，在过去你好像一直关注定性研究，能看到更多定量研究，我感到很高兴。”也有一些人说，“定量研究太多了，应该多关注一些定性研究了。”我和联合主编贝尔彻博士一直都很乐于接受更多种类的研究方法。我知道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定量研究者，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外英语教学季刊》，他们觉得已经没有发表研究成果的空间了。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欢迎所有类型的研究。”以往的主编，尤其是前任，不太喜欢某些种类的研究，他确实是有一点不同的政策。他希望某些特定人群有机会在杂志上发表成果，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方向性的调整。
《世界教育信息》：《对外英语教学季刊》是一本有国际知名度的杂志，您为提高杂志的国际影响力做了哪些工作呢？
希尔韦拉：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努力。我刚刚说过，《对外英语教学季刊》与其他杂志不同，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看不到它，对于这种状况，贝尔彻博士和我都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个原因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这跟与我们合作的一个特定出版机构有关。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区还无法通过网络途径接触到杂志，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状况。我们计划另找一家出版公司，这样可以方便更多人读到杂志，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能否如愿获得批准。还有一些人本来有经济能力通过网络途径获得杂志，却不愿意出钱，除非钱多到花不完。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扩大人们接触杂志的机会，让人们能够方便地接触、阅读，当更多的人有机会见到这本杂志，那么它的影响力也就提高了。我们希望杂志不只是精英研究者的读物，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为更多人所见，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象，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会收到更多的稿件，这是读者和杂志最自然的互动。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挑战，我们最近做了很多努力。
《世界教育信息》：您前面提到收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稿件，那么这些稿件的质量怎么样，发表率如何？
希尔韦拉：我不得不说发表率非常非常的低。我提过中国现在有很多希望发表文章的研究生，他们做的研究都很有意义，但文章的质量与我们杂志的预期还有一定距离。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语言，而是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近来我也看到了一些改变。大概从去年开始，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同时这些定性研究并不是出自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我曾经看过几篇关注偏远地区英语教学的稿件，他们在做教师个案研究。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从定量研究中、从人口稠密的主要地区脱离出来。他们希望能够捕捉到中国的多样性，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前景的趋势，但看起来他们似乎缺少在《对外英语教学季刊》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经验。所以我经常写的一段评语是：你做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但你需要更多地了解怎样撰写研究类文章，了解出版过程；但你正在做的研究非常令人振奋，也非常有意义，从中我看到了巨大的潜力。 我在阅读一些稿件的时候会想：作者是否读过《对外英语教学季刊》？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或者听说这本杂志的。这跟我读杂志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给一些中国作者的评语是：你应该更熟悉我们的杂志，看看杂志上的文章结构，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要包含哪些元素，我想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作者需要转变的部分。但我想现在也有很多作者是新手，如何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学会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作者大多没有做好准备。我希望他们能从失败的经历中有所收获。我还认为，其实很多中国作者在提交稿件的时候，就没有期望能够发表，而是希望得到反馈。因为我猜他们觉得可以得到《对外英语教学季刊》的反馈也能从中学到很多。
《世界教育信息》：也许他们大多数是遵循了在中国发表文章的方式，并理所应当地用于西方杂志了。对于那些想在《对外英语教学季刊》发表文章的人来说，您有哪些建议？
希尔韦拉：是，我也这么认为，投稿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再比如说，过去来自中国的稿件抄袭问题很严重。你可以很容易搜索到，他们可能使用了其他什么人的文章，却没有引用或注释之类的标记。所以曾经一段时间，我们反馈的信息很多是：对不起，你的作品涉嫌抄袭。现在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了。这是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给我的印象就是：中国逐渐接受了国际惯例。我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天性。他们意识到了准确注释和引用的重要性。
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人员回国时，带回了不同的文本实践观念（Ｎ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我想涉及抄袭的中国稿件内容很多源于此。我认为这并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在试图理解不同的实践，应属文化范畴。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对不同的文化实践和要求持更敏感的态度。还要重申一下，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问题。现在我们收到的海外稿件中数量最多的来自伊朗，让人难以置信，其他杂志也是这样。
实际来稿数量上，伊朗已经超过了中国，但也存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抄袭等问题。他们还需要经过很多年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说这是周期性的，在今后数年里还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现在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稿件质量已经提高了很多。我相信他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做这些事情的方法。总体来讲，我们杂志的接受率非常低，不论国别可能不足10%，所以中国稿件的接受率也不会太高。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评审制度，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但我还是要说，我已经看到了稿件质量的提高。我想他们已经学习了更多研究方法，这样就可以进行我们认为的高质量的研究。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现在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国外工作并发表文章。近年来还有一些大陆学者在香港各大学工作，并发表了很多文章。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大陆学者在香港工作、大陆博士生在香港学习都非常方便。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接触香港，一些人还会回到大陆，他们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于有意投稿的作者，我建议他们加深对相关刊物的了解。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特点。我给博士生的建议是：如果想要发表论文，一定要了解你提交论文的杂志。杂志有它自己的特点，撰写文章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特点。成功的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根据提交杂志的不同调整文章内容的人，这也是他们能够多次发表的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发表，也知道怎样与杂志沟通。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有两位著名学者文秋芳（2011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召集人）和高一虹2007年在《国际应用语言学》杂志（第17卷，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重复发表与学术不平等》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同行的一番激烈辩论：在国内用中文发表过的文章是否可以用英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这也引发了国际研究者更深层次的讨论。您能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希尔韦拉：我认为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从杂志编辑的角度来说，一旦知道作者准备发表曾经用中文发表过的文章，主流英文杂志的编辑们都不太希望再次发表。这会让他们觉得稿件可能并非原创。但如果编辑从最开始就了解整体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我的建议是：如果想要发表此类稿件，最好在提交的时候告知英文杂志编辑，且提交一份中文版本。编辑就可以决定是否让文章进入评审程序，他们也就不会对稿件曾经用中文发表过感到不悦。即使他们说英文版稿件不能进入评审程序，他们也会因提交时告知详情而对作者心存尊重。就像俗语说的，“诚实是为上策”。
五、写作教学——美国专家的见解
《世界教育信息》：关于英文写作，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从您的经验来讲，您认为中国大学写作教学应关注哪些技能？
希尔韦拉：我对中国写作教学知之甚少，不太清楚中国大学的具体状况，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我觉得“读”和“写”应该联系在一起，应该先从“读”入手。如果让学生通过“读”中文来学习“写”英文，这是很难的。从我在香港任教多年的经历来讲，中国学生很善于模仿自己看到的东西，他们会阅读、分析，并善于分类研究，但首先要给予他们素材。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写作教学首先要从接触、阅读英文材料开始。让他们阅读、讨论杂志的学术文章，学习学术写作的类型，我想他们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转换。
《世界教育信息》：我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学过最基本的五段式文章写作，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写作格式。您认为在掌握了五段式文章写法之后，学生们还应该学习哪些类型？
希尔韦拉：是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你就永远无法超越五段式文章。当然这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类型，但我认为还需要学习其他一些写法，这就要回到刚刚说过的话题，要“读”，读更多写法的文章，体会那些写法。我先假设他们学习英语写作是用于学术，而非商务或其他目的。清楚了这一点后，我们知道英文学术写作主要植根于论证。我希望学生紧紧贴近论证，对比中国论证方法和西方论证方法的区别，这就完成了基于五段式文章，向议论文的自然转换。你支持一个论点，但论证本身则要复杂得多，尤其是论证与驳论方面，比如，别人提出了什么论点来反驳我的论点？我不知道中文写作中，这部分内容占多大的比例，我想并不是很多。我认为学生应该学习类似的内容。比如，我应该如何预测对方的论点，又怎样提出观点反驳这个论点？这就需要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如果较多地突出论证，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认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很重要的领域。这也是西方大学的根本所在，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其他领域，都植根于论证。大部分英文学术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以论证为主要形式和方式。我今后也会大力推崇这种方式。 对于准备参加托福、GRE考试的学生，我认为他们还需要学习更多回应式写作（Response based writing）的知识。对文章进行回应，并针对读过的文章发展自己的观点，说说什么是喜欢的，什么是不喜欢的，培养自身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我想很多中国学生过去在针对某些事情发表独立观点时，不需要做太多回应。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学术论文写作方面，您觉得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应具备什么特点，又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希尔韦拉：首先，论文需要有一个值得探索的主题，正在研究的事物具有研究价值，在目前的文献中存在空白，研究能够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也就是说，论文在选题阶段就是高质量的。回到质量的话题，我认为让很多博士生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分析数据。他们可以很好地收集数据，这个他们非常擅长，但从收集数据进行到分析阶段，直至撰写报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过程。有很多学生很头疼这部分。得到数据后，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用，我认为这也是博士生学术论文进度缓慢的原因。尤其是在定性研究方面，他们获得大量的数据，但不知从何开始分析。分析数据、诠释数据、评论数据，这确实是一段艰难的过程。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论为什么博士生都选择定性研究。我认为他们有时候对今后工作的复杂程度预计不足。很多最后选择定性研究的人最早选择的都是定量研究，他们起初并没料到将要面临这么多困难。这可能因为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进行过研究。进行到学术论文阶段，边学边做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找到其本质。很多学生审视数据的方法往往非常有限，导师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进行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耗时，也很让人沮丧。作为导师，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的博士生有时会非常沮丧，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尝试着去解释，但我很不擅长解释，这可能说明我们在博士项目准备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努力帮助这些初出茅庐者达到要求，但仍有不足之处，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中国式英语”与中英双语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前面您提到了中国的英语热问题，能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谈一谈您的看法吗？
希尔韦拉：这其实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现在更胜从前。我刚刚开始了解到有一种现象叫做“中国英语”，我很好奇，它与“中式英语”并不是一回事。“中国英语”似乎是用中国特色来创造的英语，本质上属于英语的中国版本。
我看到过几篇用这种英文书写的提交给《对外英语教学季刊》的稿件。我们项目的一个博士生在很多地方听很多人说过这种英语，就在她的论文里写到了。我觉得“中国英语”热潮似乎要开始兴起了。就我了解到的中国而言，如果什么热潮开始兴起，那么就会一直保持持续强劲的势头。观察这件事情如何发展下去好像很有趣，就像你说的这种英语学习正在持续升温。那么中国真的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英语吗？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成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我的理解，这差不多就像当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盲目复制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彻底地改造它。我的观点可能并不正确，这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中国英语”也在沿着类似的道路发展，把语言按某些方式进行转换，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使其更富含深意、更有趣味、更令人愉悦。但我还不知道这对于语言学会有怎样的影响。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用中国英语与西方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沟通时，是否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希尔韦拉：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我认为，中国香港、大陆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人都对自己的华人身份非常自豪。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所做所为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让别人看到华人身份积极的一面，对这种状况的理解也可以反映在语言领域。这种状况最终会走到哪一步，我不清楚。你可能在课堂上听我说过一两次这个故事，过去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每年开学都会留同一个课外作业。要求学生写一篇作文，定义一下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应具备哪些特点。作文的内容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个作业，几乎100%的学生提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说中文。他们认为，不管父母是否是中国人，如果不说中文就不能算是中国人。我对这点印象深刻，这事发生在香港，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地区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我记得在香港中文大学有很多交换、合作之类的项目。所以会有一些美国出生的华裔学生（American Born Chinese，ABC）到那里进修一年，除非他们中文说得非常好，否则很难和香港学生相处融洽。他们到香港去学习语言、了解文化，但在香港他们被称为“ABC”，而不是中国人。很多人的想法是：我不管他的父母是不是中国人，他和我讲不同的语言，那么他就不是中国人。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对自身的定义植根于语言。当然，我再次重申这是以香港的实例来看。如果我将这个观点用于中国英语中，可以看到相似之处。我的意思是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如果能够用中国特色改造英语这门语言，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人的定义，那么说的不是美式英语，不是英式英语，而是中式英语、中国英语。这就会产生自豪感，因为创造了自己的英语版本。
《世界教育信息》：相信中国英语也能够获得全世界的认可，就像印度英语那样。
希尔韦拉：以我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是很有雄心和毅力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事情也在向积极的方面发展。我很佩服这种决心，他们一旦确定这个目标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就绝不会放弃，我认为拥有毅力是一种美德。
《世界教育信息》：除了中国的英语热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英双语教育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普遍，也就是用英语来教授非语言类学科的部分内容。相比之下，香港用英语教学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以您在香港的经验以及语言教学的专业意见，针对中国备受关注的双语教育，香港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希尔韦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重要，也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还是拿香港举例，我在香港的学校做研究时，与很多教师有互动，可以说当时大部分香港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粤语。或者可以说某些学校对外宣称会用英语教学，但其实大部分教师很少讲英语。香港的学校那时候被划分为5个等级，现在是3个。1级是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师，如果学校是一所英语授课学校（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后，很多学校从英语授课改为中文授课），很多教师是真正在用英语授课。第2级和第3级学校大部分很少或者根本不用英语授课，所以不能称之为双语教育环境。还有一些私立学校，比如天主教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英语被广泛使用，因为这些学校资金充足，可以用于聘请英语水平高的教师，营造英语语言和文化环境。因为英语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不确定这还能不能叫做双语学校。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在我看来，虽然香港政府一直强调这一点，但真正体现双语教育的学校非常少。但是这也取决于双语教育的定义。如果双语教育是指50%英语、50%粤语，那么香港可能很少有双语教育，甚至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过。而如果双语教育的定义是25%的英语和75%的粤语，那么在香港存在很多双语教育的形式，所以说对双语教育的定义至关重要。
关于双语教育效果如何，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就我的看法，香港双语教育的影响因素很复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师以及学生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第2、3级学校的学生可能英语能力不足，没有明显受益。对于他们而言，粤语还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英语的应用非常有限。
我的原则是更推崇母语（比如中文）作为教学语言，而英语作为外语这样的设置。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内容，他们用母语学习事半功倍。我认为，中国大部分学生从双语教育获得的都很少。除非他们有更多机会在校外接触英语，而且某种程度上不得不用它（比如在新加坡和菲律宾），那么双语教育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但如果只在校内接触到英语，我想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很难从双语教育中受益。我相信，中国除少数地区外，大多情况如此。此外，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比较特殊，所以我并没有拿来做比较，这对结论也没什么帮助。我的观点始终是：以母语作为教育媒介，在正常学校教育以外创造机会让学生学习英语内容。英语课因为进行了有效的教学规划，学生可以学习所有的英语内容。这也是我将要关注的内容：如何在英语课上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比如在英语课上使用包括历史、数学、科学等学科领域书籍的可能性。
注释：
① 美国高等教育院校卡内基分类法（1994年版）把美国的高校按科研质量、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博士点数量、联邦拨款等指标分为六大类。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一类综合性大学中等级最高。
编辑：覃云云
关键词：外语和第二语言教育；对外英语教学；学术论文写作；中国双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从写作教师到对外英语教学专家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经在美国和中国任教，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教学，现在已经成为对外英语教学专家，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教学经历？
希尔韦拉：我的教学生涯还要从我准备在社区学院做英语教师时说起。那时我对“对外英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和“对外英语教学”（Teaching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TESOL）一无所知，更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当时我只想做一名英语写作老师。在社区学院教英语时，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教授写作和一些文学类课程。20世纪70年代前后，正赶上越南战争结束，我所在的城市有大批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难民。我所在社区学院的英语系主任鼓励我创建一个ESL项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ESL这个词。我欣然接受，并开始在密歇根大学英语学院学习。语言学院的教师都很友好，很耐心地帮助我了解ESL。他们为我推荐相关书籍和文章，不时跟我交流一下有关内容，随后我便创建了ESL项目。说不出为什么，总是觉得这个课程有种力量可以打动我。那些如饥似渴求知的学生们特有的文化价值观、独到的亚洲文化视角、谦逊的个性等，都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一切将我和学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是自那时起，我觉得似乎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天空——对外英语教学。在我组建了ESL项目几年以后，我便来到了香港。
二、东西方的交融：悠悠中国那些年
《世界教育信息》：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您在香港任教的经历？
希尔韦拉：初到香港，我在一所私立学院及其附中任教。这所学院的院长让我在这里的教学经历增加了一点传奇色彩，甚至还让我登上了当地媒体。学院院长祖籍上海，20世纪50年代来到香港, 她让学校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但由于家庭原因，她对中国大陆有一些偏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学院的氛围。例如，学院每年都会面试报考英语系的学生。在面试时，她要求我们问学生的家庭、政治背景，对于这类问题，我始终难以启齿。她还在学校安插了“学生小间谍”，专门帮她监督哪些学生说她不喜欢的政治言论。她甚至会把一些学生叫到办公室，批评他们的这些言论。我不喜欢这种做法，也并不认同她的很多观点。尽管如此，我最初在香港度过的那些年还是很有意思的，在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体会了外国人应该怎样在中国文化的萦绕下进行教学。这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教学经历。在中学任教，也让我接触到很多新鲜的工作内容，例如监督学生着装等。但最后很不幸，那位女院长辞退了我。原因是我和另一位外籍教师一起帮助学生组建学生会。辞退我时，她对我说：“你是在组织学生跟我做对！”有趣的是，这是她对我的说法，而到了媒体上就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当时一名外国教师被学校开除简直是爆炸性新闻，当地的媒体，电视、报纸都做了报道。她在报道上说：“艾伦·希尔韦拉博士这个人在学校例会上牢骚不断，总是找麻烦，总是提要求，永远不知满足。”她在媒体上把我描绘成这样一副嘴脸，这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让我啼笑皆非的事情。之后，我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任教十余年。
我在香港度过了14年，大约有3年是在那所私立学校，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还在香港的一所女子中学任教了很短一段时间，那段时间过得也很愉快。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文大学又正好是一所“中国式大学”。当时香港只有两所大学，一所是香港大学，这是一所英式风格的大学；另外一所是香港中文大学，它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式大学。中大希望学生以本国文化传统为傲。中大重视汉语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这点最吸引我。中大的前身是中国大陆的3所较小的文理书院，后来逐步合并成为一所大学。虽然这3所书院迁到了香港，但它们的根都在中国大陆。中大的这段历史非常吸引我，学校的环境更是锦上添花。学校座落在静谧的市郊，占据了一整座小山，风景优美，再加上优秀的学生，那几年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可挑剔。
《世界教育信息》：您结束了在香港任教就回到了美国？在香港的这段经历对您的教学和研究有哪些影响？
希尔韦拉：我之后回到美国，在我之前任教的社区学院度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再后来我就得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 说到影响，这段经历让我的教学方式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面对着比较内向、不爱发言、不常提问、更不喜欢课堂讨论的学生，我必须调整我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教学上我也要入乡随俗，迎合当地学生的学习习惯。其实，当时我有两种选择，按我自己的意愿教学，或者根据学生的需求教学。我选择了后者。比如香港的学生经常会说：“您能不能在课前把讲义发给我们，这样我们更容易跟上进度。”这类情况还是我来香港以后才遇到的。我以前在美国任教时，美国学生在课堂上总是踊跃表达，参与性很强。而在香港，我就必须思量如何换一种教学方式。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对我大有裨益。这段经历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教学的内涵。
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以后，与“教师教育研究”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当时我和一位同事一起进行研究并共同发表了一些文章。我早期出版的很多著作都源自当时的研究。也正是从那时起，我萌发了做研究的兴趣。从那以后，我开始探索香港学生学习英语时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那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也自然成了一种“高贵的语言”。实际上，英语是香港所有中学的规定教学用语。根据规定，香港中学除中国史和中国文学以外的所有科目都应该用英语教学，至于学校是否都这样执行，我就不太清楚了。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我特别关注学生就学阶段的实际情况：他们如何学习英语，他们学习中会遇到哪些具体问题。香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术才俊研究英语语言教育，我也有幸结识了很多非常有名的学者。了解他们的研究，品读其著作，都让我获益颇深。
我也藉此深入了解到当时香港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比美国的结构性更强，当然也更加偏重应试。这也让我看到了当时学生的巨大压力。在那个香港只有两所大学的时代，仅有8%的学生有机会考入大学，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这也就使得大学教育不仅对于学生，甚至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那时，大学一纸文凭，是全家经济状况的保证。考大学在那时也就成了通往幸福之路。亲眼目睹大批学生落榜也不免让人感叹当时教育资源的匮乏。在美国，如果你想上大学，无论是名牌大学或是一般大学，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在香港却完全不同。亲见了如此激烈的竞争，目睹学生在求学路上苦苦挣扎，我的感触也很深。
在之前那所私立学校教书时，我和当地一个并不富裕的工人阶级家庭一起生活，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这家的两位家长在工厂里工作，我通过他们接触到了很多住在所谓公共住房的工人阶级。这些人虽然并不富裕，却让我接受了一次真正的文化教育。我看到了当时很多外国人所无法了解的香港的另一面，我甚至懂一些当地工人阶层的土话，还能和他们简单说上几句。
《世界教育信息》：您有在中国大陆的教学经历吗？
希尔韦拉：当时去大陆主要是去旅游，我到过广州、上海、南京等地。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英语学习又悄然兴起，很多人都渴望能有机会实际操练一下自己的英语。当时英语角（English Corner）很流行，我也经常参加英语角。那时，如果一个外国人出现在英语角，肯定会被数百名如饥似渴的英语学习者簇拥着。还不单单是在英语角，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还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在广州遇到了几位厂工，他们想请我到工厂讲英语。我欣然同意了，所以在那以后的一周里，我和四五十名工人，每天早晨6点都会出现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我会给他们讲几个小时的英语，之后他们赶到工厂去上班。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其实当时说来很巧，广州地区主要讲粤语，我也正好会一点粤语，所以才成了工厂英语教师。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当时几乎找不到外语书。很多人都会拜托我回香港后给他们寄本词典或其他一些外语书。我当时确实给他们寄了一些。此外，我还记得，当时我住在酒店，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守在大门口，我一出门，他们就围拢过来跟我说：“先生，可以和您一起走走吗？我们想和您练练英语。”他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年轻人，他们会像导游一样带我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如果是我自己，肯定想不到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去处。这些也让当时的我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英语热。
当时，中国正处于准备改革开放的时期。也正是因为赶上那个年代，我才有了如此难忘的一段经历。我也将其视作一段自我教育的经历。这段时间，我了解到了人们的学习环境和问题。也正是因此，我才有了以后那些英语外语教育的全新观念。
三、外语和第二语言教育专业
——成熟完善的研究生专业
《世界教育信息》：您的这些经历想必对您现在主管的FSLED项目有很大影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外语和第二语言教育专业（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FSLED）历史悠久，您主管这个课程也有6年之久。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业？
希尔韦拉：这个专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据我所知，我们是全美国最早开展外语教育博士研究生专业的大学。这一专业在长期的发展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和调整，我们的FSLED专业也在这样的不断发展中延续了下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FSLED专业在全美范围受到了广泛的认可。我们的课程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和毕业生，他们现在在不同岗位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例如，刘骏博士在毕业后成为了对外英语教师协会的主席。现在的新任主席也是我们课程的毕业生。
我们的硕士专业分为两种：FSLED文科硕士（ＭＡ）和ＦＳＬＥＤ教育学硕士（ＭＥＤ）专业。在俄亥俄州，人们有机会获得11种语言的教师资格认证，其中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汉语、日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FSLED教育学硕士专业是为期1年的高浓缩教师资格认证类专业，旨在培养优秀的外语教师，主要讲授如何开展教学和外语教学方法，并帮助学生积累教学经验。他们可以到当地的学校进行教学实习。FSLED文科硕士专业并非教师资格认证课程，它主要针对对外英语教学。
《世界教育信息》：您对于研究生的入学资格、课业、学术研究和毕业论文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希尔韦拉：研究生院对于学生的入学考核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比如，从前研究生院并不考核学生的GRE成绩，但在过去的大概4年间，我们不得不强调GRE成绩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录取GRE成绩不够的学生。至于学生之前的学业经历，我们也会适当考虑。在博士研究生层次，我们希望学生学习或接触过对外英语教学或语言学方面的内容。我们并不强求学生有研究经验，当然如果学生有这方面的经历更好。在随后的学习中，学生要修两年左右的相关课程，其中包括必修课程，例如第二语言习得以及如何进行课堂研究；另外，学生还要根据自身的研究方向，选修一些课程，随后他们才会参加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我们鼓励学生好好利用这所优秀大学的丰富资源。我们希望为学生将来研究或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发现在中国学生中存在这种状况，很多学生希望在毕业后有机会留在美国。但现实一点讲，对于他们来说，教中文方面的工作机会比教英语方面的工作机会多。所以，我们建议博士研究生以中国教育学为研究重点，这对他们就业非常有利，至少在就业初期会很有帮助。当然他们也可以投身到其他领域。我们认为，如果博士研究生能把英语外语教育和汉语外语教育结合起来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考虑的不只是如何保证学生毕业拿到学位，我们力求设计出为学生职业发展服务的课程。
《世界教育信息》：从博士研究生素质的角度考虑，您认为哪些素质最重要？
希尔韦拉：首先我认为，一名好的博士生要有强烈的求知欲。当然博士研究生教育也有功利的一面。学生自然希望能够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找到一份好工作，有好的发展前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更理想一点，一位好的博士研究生不仅受功利驱动，他们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还有很强的求知欲望。所以，我会选择具有求知欲，而且会全情投入去满足自己求知欲的学生。我希望博士生在思想上有远大的目标，希望他们能讲出，“我希望我能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获得认可；我希望人们记住我和我的成绩。”当然，不一定强求每个博士研究生都要这样想，但你知道，和那些对自己未来充满理想，并且愿意为之不懈奋斗的人在一起工作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为此，我希望我们的博士研究生胸有抱负。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研究生课程包括学徒培训，为什么会采用学徒制，希望通过学徒制达到什么样的教学效果？您是否会通过其他方式促进学生开展学术研究？
希尔韦拉：我们的学徒训练大概在3年前开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从前就认可学徒培训。有些博士研究生到了写毕业论文的阶段，仍然缺乏研究经验，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做好研究的准备。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实践研究经验，他们开始毕业论文研究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我们仍在考察学徒培训的实际效果，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这不单使我负责的课程，更让整个教学和学习学系（Schoo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我们要求所有研究教学和学习的学生都参加学徒培训。这里我要再提一点，俄亥俄州立大学是以科研为主的一类综合性大学（Research I University①），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项目的定位是，为Research I大学培养合格的教学或研究者。所以，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偏重于研究，而非应用类学位教育。我们希望为学生积累尽可能多的研究经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学生的教学能力，而是我们旨在为不同专业培养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当然，完成毕业论文也是为这个目的进行的重要演练。我们希望学生的毕业论文能够引起相关领域科研人士的注意，并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前沿研究。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的论文能够为其职业发展铺平道路。
《世界教育信息》：在培养研究人员的过程中，您认为您起到了什么作用？
希尔韦拉：首先，在学生指导的层面，我的工作具有很大难度，因为每个学生的特点不尽相同。对此，我的做法是因人而异，量体裁衣。对有些学生，要给他们强烈的紧迫感。经常要问他们，“你现在进度如何？” “下周就得把这章写好交给我。”对于有些学生，则要放开手脚，让他们自己去做。还有些学生则要求你以极其学术的态度来指导他们。因此，首先要摸清学生的个性，然后再考虑我如何才能帮学生取得成功。所以，面对不同性格和禀赋的学生，我的指导风格也要有所调整。
《世界教育信息》：在学生毕业考核时，您为什么在公开发表文章方面不设要求？还是说这是美国的惯例？
希尔韦拉：其他有些系，特别是理科系确实会要求学生发表文章。而我们系的情况完全不同。比如工程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理科系的学生，入学后就直接就进入了研究团队，他们的各种花费也是从导师的项目经费里拨，他们作为研究团队的成员直接参与研究，也自然有很多机会发表文章。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基础构架就完全不同，如果勉强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发表论文，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发表论文的机会并不多。相应的，我们希望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将毕业论文公开发表，我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我认为这样对学生来说更公平。在这方面，我们既希望也必须做到公平和现实。我是指，我们不能对学生提出不公平、不现实的要求。
《世界教育信息》：从因人施教的角度，您认为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有哪些区别？
希尔韦拉：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美国学生很少，可能也就三四名，大部分都是国际学生。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有很多区别。我并不是学生问题专家，也不敢以专家身份自居，但我在香港生活过很多年，在亚洲的这段生活对我很有帮助。我对他们的文化背景略知一二，大概能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与美国学生有哪些不同，我也会采用与美国学生不同的方式与中国学生交流。他们的视角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需求也与美国学生不同。应该说他们既有相似点，也有迥异处。因此，我会考虑学生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这些背景对其学习会有哪些影响？他们未来的去向，是要回到他们的祖国，还是要留在美国？他们的期望是什么？然后我才能确定我能做什么，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取得成功。所以我认为，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导师，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学生发挥潜力，指导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会尽我所有，用我所能，甚至是个人一点微末的影响力，为学生创造这种机会。一句话，我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为准则。 《世界教育信息》：您觉得的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研究水平如何？他们对攻读美国博士学位的准备是否充分？
希尔韦拉：在我看来，他们总体上准备非常充分，英文水平通常也比较高。相对于5～15年前的留学生，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美国的文化，这也许是因为他们通过现今发达的网络，在中国就了解到了美国的很多信息。所以他们现在来到美国，面临的文化冲突也远没有从前学生那样强烈。他们都很遵守学习规范。面对众多的新鲜事物、与以前不同的生活环境，在起初一个月有些彷徨是自然的，但他们很快就能适应并熟悉这里的一套体系，并为己所用。
《世界教育信息》：他们学得很不错，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褒奖。
希尔韦拉：是的，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典型的中国大学生，或者只是所谓的“精英”，我希望他们具有典型性。就我的感觉，中国的英语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学生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英语，英语教育水平也很不错，中国英语教育的环境也成熟了很多。不知道我的感觉是否客观，近年来似乎有更多的学生从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院校毕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回到中国。过去他们往往不愿回国，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爱国，只是回国后的工作收入不会太多。但现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我相信会有更多人选择回国，为英语教育带回新的思想和做法。我想中国学者对接触国外事物非常有热情。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我收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电子邮件，希望能够来我这里作访问学者。一般情况下，我每月能收到两三封这样的邮件，所以一年可能会收到三四十封。他们说的事情也几乎完全相同：学校或者中国政府为我提供一笔资金，可以承担所有费用，去您的大学进修一年，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名额。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空缺。这需要一个复杂的正式审批程序，我们没有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做这件事。我提到这个的原因是，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得到这样的机会出国学习然后回到中国。他们有在美国、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大学的学习经历，然后带着大量的知识回到中国，在过去这种情况可能不太普遍。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把人才派往海外，我们学校现在就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我相信这些人会带着收获回到中国，这会对英语教育体系有所作用，也会对学生的英语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
他们想要回去。他们很期待回去，回去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很多令人振奋的研究。我们杂志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稿件数量非常惊人，我从其他杂志主编那里了解到，他们的状况也基本相同。
四、给《对外英语教学季刊》投稿
——给中国学者的建议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对外英语教学季刊》的新任主编，和前任相比，您在杂志的发展目标定位上有什么不同侧重吗？
希尔韦拉：《对外英语教学季刊》作为专业杂志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它从属于一个专业机构。很多杂志归属于某个出版社或者出版公司，我们则代表美国对外英语教师协会。所以，杂志所做的事情要与对外英语教师协会的目标保持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并没有很大的空间来决定杂志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与其方向偏离过多，对外英语教师协会会进行干预。但我想每位杂志主编都会有些不同之处，比如当我在新奥尔良参加2011年美国对外英语教师协会年会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些人过来跟我说，“我发现自从你升任主编，定量研究似乎增多了，在过去你好像一直关注定性研究，能看到更多定量研究，我感到很高兴。”也有一些人说，“定量研究太多了，应该多关注一些定性研究了。”我和联合主编贝尔彻博士一直都很乐于接受更多种类的研究方法。我知道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定量研究者，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外英语教学季刊》，他们觉得已经没有发表研究成果的空间了。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欢迎所有类型的研究。”以往的主编，尤其是前任，不太喜欢某些种类的研究，他确实是有一点不同的政策。他希望某些特定人群有机会在杂志上发表成果，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方向性的调整。
《世界教育信息》：《对外英语教学季刊》是一本有国际知名度的杂志，您为提高杂志的国际影响力做了哪些工作呢？
希尔韦拉：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努力。我刚刚说过，《对外英语教学季刊》与其他杂志不同，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看不到它，对于这种状况，贝尔彻博士和我都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个原因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这跟与我们合作的一个特定出版机构有关。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区还无法通过网络途径接触到杂志，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状况。我们计划另找一家出版公司，这样可以方便更多人读到杂志，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能否如愿获得批准。还有一些人本来有经济能力通过网络途径获得杂志，却不愿意出钱，除非钱多到花不完。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在世界更大范围内扩大人们接触杂志的机会，让人们能够方便地接触、阅读，当更多的人有机会见到这本杂志，那么它的影响力也就提高了。我们希望杂志不只是精英研究者的读物，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为更多人所见，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象，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会收到更多的稿件，这是读者和杂志最自然的互动。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挑战，我们最近做了很多努力。
《世界教育信息》：您前面提到收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稿件，那么这些稿件的质量怎么样，发表率如何？
希尔韦拉：我不得不说发表率非常非常的低。我提过中国现在有很多希望发表文章的研究生，他们做的研究都很有意义，但文章的质量与我们杂志的预期还有一定距离。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语言，而是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近来我也看到了一些改变。大概从去年开始，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定性研究。同时这些定性研究并不是出自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我曾经看过几篇关注偏远地区英语教学的稿件，他们在做教师个案研究。这些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从定量研究中、从人口稠密的主要地区脱离出来。他们希望能够捕捉到中国的多样性，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前景的趋势，但看起来他们似乎缺少在《对外英语教学季刊》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经验。所以我经常写的一段评语是：你做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但你需要更多地了解怎样撰写研究类文章，了解出版过程；但你正在做的研究非常令人振奋，也非常有意义，从中我看到了巨大的潜力。 我在阅读一些稿件的时候会想：作者是否读过《对外英语教学季刊》？我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或者听说这本杂志的。这跟我读杂志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给一些中国作者的评语是：你应该更熟悉我们的杂志，看看杂志上的文章结构，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要包含哪些元素，我想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作者需要转变的部分。但我想现在也有很多作者是新手，如何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学会的。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作者大多没有做好准备。我希望他们能从失败的经历中有所收获。我还认为，其实很多中国作者在提交稿件的时候，就没有期望能够发表，而是希望得到反馈。因为我猜他们觉得可以得到《对外英语教学季刊》的反馈也能从中学到很多。
《世界教育信息》：也许他们大多数是遵循了在中国发表文章的方式，并理所应当地用于西方杂志了。对于那些想在《对外英语教学季刊》发表文章的人来说，您有哪些建议？
希尔韦拉：是，我也这么认为，投稿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再比如说，过去来自中国的稿件抄袭问题很严重。你可以很容易搜索到，他们可能使用了其他什么人的文章，却没有引用或注释之类的标记。所以曾经一段时间，我们反馈的信息很多是：对不起，你的作品涉嫌抄袭。现在几乎看不到这种情况了。这是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给我的印象就是：中国逐渐接受了国际惯例。我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天性。他们意识到了准确注释和引用的重要性。
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人员回国时，带回了不同的文本实践观念（Ｎ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我想涉及抄袭的中国稿件内容很多源于此。我认为这并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在试图理解不同的实践，应属文化范畴。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对不同的文化实践和要求持更敏感的态度。还要重申一下，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问题。现在我们收到的海外稿件中数量最多的来自伊朗，让人难以置信，其他杂志也是这样。
实际来稿数量上，伊朗已经超过了中国，但也存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抄袭等问题。他们还需要经过很多年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说这是周期性的，在今后数年里还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现在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稿件质量已经提高了很多。我相信他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做这些事情的方法。总体来讲，我们杂志的接受率非常低，不论国别可能不足10%，所以中国稿件的接受率也不会太高。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评审制度，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但我还是要说，我已经看到了稿件质量的提高。我想他们已经学习了更多研究方法，这样就可以进行我们认为的高质量的研究。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现在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国外工作并发表文章。近年来还有一些大陆学者在香港各大学工作，并发表了很多文章。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大陆学者在香港工作、大陆博士生在香港学习都非常方便。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接触香港，一些人还会回到大陆，他们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于有意投稿的作者，我建议他们加深对相关刊物的了解。每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特点。我给博士生的建议是：如果想要发表论文，一定要了解你提交论文的杂志。杂志有它自己的特点，撰写文章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特点。成功的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根据提交杂志的不同调整文章内容的人，这也是他们能够多次发表的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发表，也知道怎样与杂志沟通。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有两位著名学者文秋芳（2011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召集人）和高一虹2007年在《国际应用语言学》杂志（第17卷，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重复发表与学术不平等》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同行的一番激烈辩论：在国内用中文发表过的文章是否可以用英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这也引发了国际研究者更深层次的讨论。您能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希尔韦拉：我认为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从杂志编辑的角度来说，一旦知道作者准备发表曾经用中文发表过的文章，主流英文杂志的编辑们都不太希望再次发表。这会让他们觉得稿件可能并非原创。但如果编辑从最开始就了解整体情况，就另当别论了。我的建议是：如果想要发表此类稿件，最好在提交的时候告知英文杂志编辑，且提交一份中文版本。编辑就可以决定是否让文章进入评审程序，他们也就不会对稿件曾经用中文发表过感到不悦。即使他们说英文版稿件不能进入评审程序，他们也会因提交时告知详情而对作者心存尊重。就像俗语说的，“诚实是为上策”。
五、写作教学——美国专家的见解
《世界教育信息》：关于英文写作，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从您的经验来讲，您认为中国大学写作教学应关注哪些技能？
希尔韦拉：我对中国写作教学知之甚少，不太清楚中国大学的具体状况，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我觉得“读”和“写”应该联系在一起，应该先从“读”入手。如果让学生通过“读”中文来学习“写”英文，这是很难的。从我在香港任教多年的经历来讲，中国学生很善于模仿自己看到的东西，他们会阅读、分析，并善于分类研究，但首先要给予他们素材。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写作教学首先要从接触、阅读英文材料开始。让他们阅读、讨论杂志的学术文章，学习学术写作的类型，我想他们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转换。
《世界教育信息》：我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学过最基本的五段式文章写作，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写作格式。您认为在掌握了五段式文章写法之后，学生们还应该学习哪些类型？
希尔韦拉：是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你就永远无法超越五段式文章。当然这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类型，但我认为还需要学习其他一些写法，这就要回到刚刚说过的话题，要“读”，读更多写法的文章，体会那些写法。我先假设他们学习英语写作是用于学术，而非商务或其他目的。清楚了这一点后，我们知道英文学术写作主要植根于论证。我希望学生紧紧贴近论证，对比中国论证方法和西方论证方法的区别，这就完成了基于五段式文章，向议论文的自然转换。你支持一个论点，但论证本身则要复杂得多，尤其是论证与驳论方面，比如，别人提出了什么论点来反驳我的论点？我不知道中文写作中，这部分内容占多大的比例，我想并不是很多。我认为学生应该学习类似的内容。比如，我应该如何预测对方的论点，又怎样提出观点反驳这个论点？这就需要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如果较多地突出论证，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认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很重要的领域。这也是西方大学的根本所在，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其他领域，都植根于论证。大部分英文学术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以论证为主要形式和方式。我今后也会大力推崇这种方式。 对于准备参加托福、GRE考试的学生，我认为他们还需要学习更多回应式写作（Response based writing）的知识。对文章进行回应，并针对读过的文章发展自己的观点，说说什么是喜欢的，什么是不喜欢的，培养自身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我想很多中国学生过去在针对某些事情发表独立观点时，不需要做太多回应。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学术论文写作方面，您觉得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应具备什么特点，又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希尔韦拉：首先，论文需要有一个值得探索的主题，正在研究的事物具有研究价值，在目前的文献中存在空白，研究能够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也就是说，论文在选题阶段就是高质量的。回到质量的话题，我认为让很多博士生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分析数据。他们可以很好地收集数据，这个他们非常擅长，但从收集数据进行到分析阶段，直至撰写报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过程。有很多学生很头疼这部分。得到数据后，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用，我认为这也是博士生学术论文进度缓慢的原因。尤其是在定性研究方面，他们获得大量的数据，但不知从何开始分析。分析数据、诠释数据、评论数据，这确实是一段艰难的过程。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论为什么博士生都选择定性研究。我认为他们有时候对今后工作的复杂程度预计不足。很多最后选择定性研究的人最早选择的都是定量研究，他们起初并没料到将要面临这么多困难。这可能因为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进行过研究。进行到学术论文阶段，边学边做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找到其本质。很多学生审视数据的方法往往非常有限，导师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进行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耗时，也很让人沮丧。作为导师，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的博士生有时会非常沮丧，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尝试着去解释，但我很不擅长解释，这可能说明我们在博士项目准备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努力帮助这些初出茅庐者达到要求，但仍有不足之处，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中国式英语”与中英双语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前面您提到了中国的英语热问题，能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谈一谈您的看法吗？
希尔韦拉：这其实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现在更胜从前。我刚刚开始了解到有一种现象叫做“中国英语”，我很好奇，它与“中式英语”并不是一回事。“中国英语”似乎是用中国特色来创造的英语，本质上属于英语的中国版本。
我看到过几篇用这种英文书写的提交给《对外英语教学季刊》的稿件。我们项目的一个博士生在很多地方听很多人说过这种英语，就在她的论文里写到了。我觉得“中国英语”热潮似乎要开始兴起了。就我了解到的中国而言，如果什么热潮开始兴起，那么就会一直保持持续强劲的势头。观察这件事情如何发展下去好像很有趣，就像你说的这种英语学习正在持续升温。那么中国真的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英语吗？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成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我的理解，这差不多就像当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盲目复制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彻底地改造它。我的观点可能并不正确，这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中国英语”也在沿着类似的道路发展，把语言按某些方式进行转换，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使其更富含深意、更有趣味、更令人愉悦。但我还不知道这对于语言学会有怎样的影响。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用中国英语与西方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沟通时，是否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希尔韦拉：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看，并不一定。我认为，中国香港、大陆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人都对自己的华人身份非常自豪。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所做所为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让别人看到华人身份积极的一面，对这种状况的理解也可以反映在语言领域。这种状况最终会走到哪一步，我不清楚。你可能在课堂上听我说过一两次这个故事，过去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每年开学都会留同一个课外作业。要求学生写一篇作文，定义一下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应具备哪些特点。作文的内容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个作业，几乎100%的学生提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说中文。他们认为，不管父母是否是中国人，如果不说中文就不能算是中国人。我对这点印象深刻，这事发生在香港，我不知道中国其他地区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我记得在香港中文大学有很多交换、合作之类的项目。所以会有一些美国出生的华裔学生（American Born Chinese，ABC）到那里进修一年，除非他们中文说得非常好，否则很难和香港学生相处融洽。他们到香港去学习语言、了解文化，但在香港他们被称为“ABC”，而不是中国人。很多人的想法是：我不管他的父母是不是中国人，他和我讲不同的语言，那么他就不是中国人。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对自身的定义植根于语言。当然，我再次重申这是以香港的实例来看。如果我将这个观点用于中国英语中，可以看到相似之处。我的意思是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如果能够用中国特色改造英语这门语言，就会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人的定义，那么说的不是美式英语，不是英式英语，而是中式英语、中国英语。这就会产生自豪感，因为创造了自己的英语版本。
《世界教育信息》：相信中国英语也能够获得全世界的认可，就像印度英语那样。
希尔韦拉：以我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是很有雄心和毅力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事情也在向积极的方面发展。我很佩服这种决心，他们一旦确定这个目标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就绝不会放弃，我认为拥有毅力是一种美德。
《世界教育信息》：除了中国的英语热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英双语教育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普遍，也就是用英语来教授非语言类学科的部分内容。相比之下，香港用英语教学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以您在香港的经验以及语言教学的专业意见，针对中国备受关注的双语教育，香港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希尔韦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重要，也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还是拿香港举例，我在香港的学校做研究时，与很多教师有互动，可以说当时大部分香港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粤语。或者可以说某些学校对外宣称会用英语教学，但其实大部分教师很少讲英语。香港的学校那时候被划分为5个等级，现在是3个。1级是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师，如果学校是一所英语授课学校（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后，很多学校从英语授课改为中文授课），很多教师是真正在用英语授课。第2级和第3级学校大部分很少或者根本不用英语授课，所以不能称之为双语教育环境。还有一些私立学校，比如天主教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英语被广泛使用，因为这些学校资金充足，可以用于聘请英语水平高的教师，营造英语语言和文化环境。因为英语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不确定这还能不能叫做双语学校。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在我看来，虽然香港政府一直强调这一点，但真正体现双语教育的学校非常少。但是这也取决于双语教育的定义。如果双语教育是指50%英语、50%粤语，那么香港可能很少有双语教育，甚至可以说从来都没有过。而如果双语教育的定义是25%的英语和75%的粤语，那么在香港存在很多双语教育的形式，所以说对双语教育的定义至关重要。
关于双语教育效果如何，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就我的看法，香港双语教育的影响因素很复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师以及学生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第2、3级学校的学生可能英语能力不足，没有明显受益。对于他们而言，粤语还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英语的应用非常有限。
我的原则是更推崇母语（比如中文）作为教学语言，而英语作为外语这样的设置。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内容，他们用母语学习事半功倍。我认为，中国大部分学生从双语教育获得的都很少。除非他们有更多机会在校外接触英语，而且某种程度上不得不用它（比如在新加坡和菲律宾），那么双语教育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但如果只在校内接触到英语，我想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很难从双语教育中受益。我相信，中国除少数地区外，大多情况如此。此外，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比较特殊，所以我并没有拿来做比较，这对结论也没什么帮助。我的观点始终是：以母语作为教育媒介，在正常学校教育以外创造机会让学生学习英语内容。英语课因为进行了有效的教学规划，学生可以学习所有的英语内容。这也是我将要关注的内容：如何在英语课上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比如在英语课上使用包括历史、数学、科学等学科领域书籍的可能性。
注释：
① 美国高等教育院校卡内基分类法（1994年版）把美国的高校按科研质量、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博士点数量、联邦拨款等指标分为六大类。俄亥俄州立大学在一类综合性大学中等级最高。
编辑：覃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