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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生平的第一次骄傲感，是从戴上北大或清华的校徽开始的。这种骄傲感使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往往在几十年沧桑之后，依然自称“北大人”或“清华人” 以缅怀那个留住他们黄金岁月的地方。
但是“北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却从来多少有些互相看不大起。
清华人挺起坚实的胸脯说：在两校无数次的对抗赛中，你们赢过几回？“北大人”则斜倚着门框以唇相讥：你连跑步都喊着号子，没有比你们更乏味的人了。
这是“北大人”文主义和清华科学精神的对话，也是追求自由和遵守纪律的对话，更是传统之花与今日之果的对话。我们从中明晰地看到中国人的两副面孔、两种精神。诚然，他们都是巨人。
在弹吉他唱歌的日子里，北大图书馆草坪的夏夜是最令人难忘的。但往往是清华来的吉他手最终坐在了草坪的中央，因为他们技高一筹。北大学生弹琴在于娱乐和表达，清华人则更在乎技法而于此道痛下功夫。
有一次，一个北大女生去清华的舞会跳舞，一个清华男生请了她。正跳着，那男生突然说：“我记得你来过。”然后准确无误地回忆起那是几月几号，她穿了什么衣服，跳过什么曲子。这女生惊呆了，以至以为他有什么居心，一曲终了就飞逃而去。
这故事在北大是作为笑话流传的：看看你清华人，高达6比1的男女比例失调竟使得你对我们的女孩记性好到这般地步。
尽管有些纯朴的清华学生甚至到毕业时都还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但很多“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被清华男生的执著专一打动了芳心。她们造了未名湖畔才子情调的反，在“清华人”那里找到了更实在的感觉。我们班上第一个结婚生子的女生，就是嫁给了一个“清华人”。他们今天正在新大陆上过着或甜或苦的日子。而我们班上的许多男生，至今还处于“光荣孤立”的状态，经常啸聚于通宵的饮酒或牌局中。这两所大学的情形，颇类似于英国剑桥和牛津。剑桥在两校间著名的传统划船比赛中几乎很少占到上风，但他们依然可以嘲笑牛津的绅士们：你们懂得什么叫浪漫吗？
“你们有未名湖吗？”“北大人”常以此耻笑清华的书呆子们，但这也正是“清华人”看不起北大才子的理由：未名湖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能淹死诗人还能干什么？这种争吵持续了几十年，并且还将由新一代“北大人”和“清华人”持续下去，因为他们都对两校彼此间截然不同的传统和精神充满信心。
虽然是“北大人”而不是“清华人”最早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身上却似乎一直保持着中国原生传统的一些特质。换句话说，“北大人”由于对酒和女生不能忘怀的情调，而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就连他们无数次试图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其特征似乎更像大学生请愿和“公车上书”
精神的延续。这种文人士大夫气，从每天扶杖徐行于未名湖畔的老先生们的背影中就一目了然了。在年轻学子倾慕的目光里，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和爱的化身。以至一 位校园歌手仅用一句就唱出了全部的意境：“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与北大流淌的文人气相反，清华则以其理工科学院的特点，把现代文明追求精确重实干的精神表露无余。这无疑是一群最具朝气的人，每次我走进清华的大门，都会感到仿佛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在向外弥漫着精力和斗志。与“北大人”悠闲甚至显懒散的脚步不同，“清华人”更象一张拉满的弓，他们步伐更迅速，眼神更坚定，表情更肃穆。在清华里，你会最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天降大任于斯人”。
北大以其人文精神，很自然称为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的精神领袖。几乎在每一 个需要学生们挺身而出的历史时刻，各高校都会首先把目光投向北大：你们打算怎么办？
清华则显得默默无闻得多。明确的纪律感和使命感赋予了“清华人”一种“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品质。即使在最躁动的日子里，仍有不少清华学生可以踏踏实实地把自习上到熄灯，然后上床倒头便睡，这在北大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游离于焦点之外的人，至少会成为同伴嘲笑的对象。以北大传统中著名的宽容，这种现象是很
奇怪的。“清华人”更接近一个自我中心者，在学生时代社会参与意识相对淡漠。不用督导，他们知道目前他们应该多读书而少去分心劳神。他们更像一些苦修者，他们清楚他们还缺乏干预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手段，他们在有意识地为将来的一飞冲天积蓄力量。
这种不近人情的沉默使他们变成一些“怪人”，可谁若是因此而轻视或嘲笑他们将大错特错。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事是，这群学理工的人，后来成为更优秀的管理者和行政官，并且有望升迁到更高的决策层。而“北大人”，则在短暂地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后，更多地是以布衣的身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终了一生。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 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着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是“北大人”天生的抗拒做官吗？不是。是过早的爆发使他们在走到青春的顶点之 前就耗尽了心灵的动能，甚至未老先衰。这是“北大人”至死不悟的悲剧，而他们却往往更愿意将其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人们的偏见。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的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来自未名湖畔的吟唱使他们更醉心于体味某种轻愁薄怨的情调，然后纵情于诗酒之间。而“清华人”在科学与自律的外表下则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他们从来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会选择在最适当的时机做全力一搏。读书时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入世精神。设想若他们象“北大人”一样，在读书时就时刻准备着拍案而起，那么他们未来的身影则很有可能与潦倒的教书匠或卑微的科员形象重合。那时，他们可能会在酒后大骂清华害人不浅。而“北大人”虽以这 种普遍不得志的处境，却对自己的母校无怨无悔，甚至以其为终生精神的圣地和灵 魂的归宿，北大实在有其独特的迷人之处。
北大这种魅力的核心，就是告诉她的孩子们：你是一个人！你要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这也许注定了你苦难的命运，但你应该以此为傲，因为你是众生的俯瞰者，虽然不是救世主。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于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 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群体合作的精神。读书时，他们常常以这种精神在体育馆对抗中把北大的散兵游勇打得落花流水；走上社会后，他们也是以这种精神互相提携，一荣共荣。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象雅典，而清华则像斯巴达。我常想，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是清华人来写，北大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 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 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以上不过是一种 不太恰当的比喻。
北大的历史比清华的更长些，但“北大人”从来没有学会经纶世务，从来没有养成更深的城府。若以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作比，则北大是青年，清华是中年。青年人的敏锐中往往会有盲动和偏执的成分，有走上歧途之忧；中年人的务实往往会流于刻板，有只顾眼前而陷入僵化之虑。只有北大精神与清华精神的结合，才更接近于完善。
能认识到其价值和影响，甚至要高于她曾经首倡的一些最明确无误的精神和教义。传统中国人的精髓，除了已融入我们血液中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很多已渐 渐死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了，只有在像北大这样少数的一些地方，还活着，这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清华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没有沉甸甸的过去，所以他无忧无虑地轻装上阵。 他所爆发出来的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所在。
但是“北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却从来多少有些互相看不大起。
清华人挺起坚实的胸脯说：在两校无数次的对抗赛中，你们赢过几回？“北大人”则斜倚着门框以唇相讥：你连跑步都喊着号子，没有比你们更乏味的人了。
这是“北大人”文主义和清华科学精神的对话，也是追求自由和遵守纪律的对话，更是传统之花与今日之果的对话。我们从中明晰地看到中国人的两副面孔、两种精神。诚然，他们都是巨人。
在弹吉他唱歌的日子里，北大图书馆草坪的夏夜是最令人难忘的。但往往是清华来的吉他手最终坐在了草坪的中央，因为他们技高一筹。北大学生弹琴在于娱乐和表达，清华人则更在乎技法而于此道痛下功夫。
有一次，一个北大女生去清华的舞会跳舞，一个清华男生请了她。正跳着，那男生突然说：“我记得你来过。”然后准确无误地回忆起那是几月几号，她穿了什么衣服，跳过什么曲子。这女生惊呆了，以至以为他有什么居心，一曲终了就飞逃而去。
这故事在北大是作为笑话流传的：看看你清华人，高达6比1的男女比例失调竟使得你对我们的女孩记性好到这般地步。
尽管有些纯朴的清华学生甚至到毕业时都还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但很多“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被清华男生的执著专一打动了芳心。她们造了未名湖畔才子情调的反，在“清华人”那里找到了更实在的感觉。我们班上第一个结婚生子的女生，就是嫁给了一个“清华人”。他们今天正在新大陆上过着或甜或苦的日子。而我们班上的许多男生，至今还处于“光荣孤立”的状态，经常啸聚于通宵的饮酒或牌局中。这两所大学的情形，颇类似于英国剑桥和牛津。剑桥在两校间著名的传统划船比赛中几乎很少占到上风，但他们依然可以嘲笑牛津的绅士们：你们懂得什么叫浪漫吗？
“你们有未名湖吗？”“北大人”常以此耻笑清华的书呆子们，但这也正是“清华人”看不起北大才子的理由：未名湖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能淹死诗人还能干什么？这种争吵持续了几十年，并且还将由新一代“北大人”和“清华人”持续下去，因为他们都对两校彼此间截然不同的传统和精神充满信心。
虽然是“北大人”而不是“清华人”最早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身上却似乎一直保持着中国原生传统的一些特质。换句话说，“北大人”由于对酒和女生不能忘怀的情调，而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就连他们无数次试图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其特征似乎更像大学生请愿和“公车上书”
精神的延续。这种文人士大夫气，从每天扶杖徐行于未名湖畔的老先生们的背影中就一目了然了。在年轻学子倾慕的目光里，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和爱的化身。以至一 位校园歌手仅用一句就唱出了全部的意境：“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与北大流淌的文人气相反，清华则以其理工科学院的特点，把现代文明追求精确重实干的精神表露无余。这无疑是一群最具朝气的人，每次我走进清华的大门，都会感到仿佛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在向外弥漫着精力和斗志。与“北大人”悠闲甚至显懒散的脚步不同，“清华人”更象一张拉满的弓，他们步伐更迅速，眼神更坚定，表情更肃穆。在清华里，你会最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天降大任于斯人”。
北大以其人文精神，很自然称为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的精神领袖。几乎在每一 个需要学生们挺身而出的历史时刻，各高校都会首先把目光投向北大：你们打算怎么办？
清华则显得默默无闻得多。明确的纪律感和使命感赋予了“清华人”一种“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品质。即使在最躁动的日子里，仍有不少清华学生可以踏踏实实地把自习上到熄灯，然后上床倒头便睡，这在北大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游离于焦点之外的人，至少会成为同伴嘲笑的对象。以北大传统中著名的宽容，这种现象是很
奇怪的。“清华人”更接近一个自我中心者，在学生时代社会参与意识相对淡漠。不用督导，他们知道目前他们应该多读书而少去分心劳神。他们更像一些苦修者，他们清楚他们还缺乏干预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手段，他们在有意识地为将来的一飞冲天积蓄力量。
这种不近人情的沉默使他们变成一些“怪人”，可谁若是因此而轻视或嘲笑他们将大错特错。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事是，这群学理工的人，后来成为更优秀的管理者和行政官，并且有望升迁到更高的决策层。而“北大人”，则在短暂地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后，更多地是以布衣的身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终了一生。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 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着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是“北大人”天生的抗拒做官吗？不是。是过早的爆发使他们在走到青春的顶点之 前就耗尽了心灵的动能，甚至未老先衰。这是“北大人”至死不悟的悲剧，而他们却往往更愿意将其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人们的偏见。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的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来自未名湖畔的吟唱使他们更醉心于体味某种轻愁薄怨的情调，然后纵情于诗酒之间。而“清华人”在科学与自律的外表下则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他们从来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会选择在最适当的时机做全力一搏。读书时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入世精神。设想若他们象“北大人”一样，在读书时就时刻准备着拍案而起，那么他们未来的身影则很有可能与潦倒的教书匠或卑微的科员形象重合。那时，他们可能会在酒后大骂清华害人不浅。而“北大人”虽以这 种普遍不得志的处境，却对自己的母校无怨无悔，甚至以其为终生精神的圣地和灵 魂的归宿，北大实在有其独特的迷人之处。
北大这种魅力的核心，就是告诉她的孩子们：你是一个人！你要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这也许注定了你苦难的命运，但你应该以此为傲，因为你是众生的俯瞰者，虽然不是救世主。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于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 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群体合作的精神。读书时，他们常常以这种精神在体育馆对抗中把北大的散兵游勇打得落花流水；走上社会后，他们也是以这种精神互相提携，一荣共荣。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象雅典，而清华则像斯巴达。我常想，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是清华人来写，北大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 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 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以上不过是一种 不太恰当的比喻。
北大的历史比清华的更长些，但“北大人”从来没有学会经纶世务，从来没有养成更深的城府。若以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作比，则北大是青年，清华是中年。青年人的敏锐中往往会有盲动和偏执的成分，有走上歧途之忧；中年人的务实往往会流于刻板，有只顾眼前而陷入僵化之虑。只有北大精神与清华精神的结合，才更接近于完善。
能认识到其价值和影响，甚至要高于她曾经首倡的一些最明确无误的精神和教义。传统中国人的精髓，除了已融入我们血液中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很多已渐 渐死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了，只有在像北大这样少数的一些地方，还活着，这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清华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没有沉甸甸的过去，所以他无忧无虑地轻装上阵。 他所爆发出来的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