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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写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五年了，却未着一字。
我睡眠不好，夜里多梦，真希望哪一天父亲能够悄然走进我的梦境。我会给他捶捶背、揉揉肩、洗洗脚。如果父亲有兴致，还可以带他逛逛王府井、大栅栏，回到三原胡同的大杂院去看一看健在的老街坊，那里有他太多的人生记忆。当然，我不会忘了在前门歇一下脚，去吃两屉都一处的烧卖。父亲最爱这一口儿了，烧卖就酒，越吃越有。我虽然戒酒多年，但是只要父亲高兴，也会和他开怀对饮。微醺半醉的时候，我会说出那句在心里尘封已久、却终未在他生前说出的话：爸爸，我是爱你的！可是，近两千个漫漫长夜，晨昏交替、春去冬来，父亲却一次也未曾走入我的梦中。
或许，九泉之下的父亲在生我的气？
父亲享年九十二岁，算是高寿；按民间说法，叫作喜丧。按说，我没有必要心怀自责。别的不说，三十多年来父亲起码喝掉了我孝敬他的上百瓶茅台吧？可是，我还是无法宽宥自己。面对无尽的夜色时常暗自垂泪——因为父亲神志清醒的最后时光，我没有到医院去探视；等我赶去时，他已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我攥着他的手，他毫无反应；我叫他，他的眼皮动也不动一下。
事情本不该这样。那之前，妹妹刚带父亲做了全面体检，连医生都咂咂称奇，说九十多岁的老爷子，各项指标这么好，看来活过一百岁不成问题！家人也很高兴，开始设想怎样为百岁寿星庆生。没想到，晚上父亲看电视，起身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妹妹不放心，执意送医院检查。医生没查出什么毛病，只是觉得老人年岁大了，可以留院观察几天。妻子探视后回来告诉我，父亲红光满面、思维清晰，没事儿。妹妹为了增强老人体质特意开了一些营养针，还差两针，打完就可以出院了。正赶上那些天杂志社事情多，我听了便掉以轻心，想等到父亲出院了再去家里看望。没想到，护工喂饭时不当心呛到老人，当晚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听家人讲述了经过，怒不可遏，想找那护工讨个说法。兄嫂拦住了我，说他不是有意；再说一个护工穷了吧唧的，找了又能怎样？我听了家人的劝告，没有去找那个护工的麻烦。但是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解除心中的纠结。父亲本该享百年之寿，因为你的失职才驾鹤西去。我没有去找你理论，决不意味着我原谅了你。
皇天后土在上，我指天发誓 ——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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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人到中年的父親风流倜傥。他有一条浅驼色毛料裤，一双棕色皮凉鞋，前后有包头的那种。我刚记事时他领我上街，配上一件白衬衣，在当年以灰色为主要色调的人流中还是挺博眼球的。当然，必须是夏天，如果是秋天或是冬天，父亲蓝色的棉袄就会淹没在滚滚的人流中了。
上小学后，有了级别意识。在我居住的那个大杂院，父亲无疑级别最高。这个判断并非成年后作出，而是源于我幼时经历的一个场景。大约是秋天，因为父亲的那条裤子已经收起来了，皮凉鞋也打上鞋油装进一个纸盒子放到了床底下。一天傍晚，他正在房间里听收音机，记忆中的父亲特别喜欢京剧，凡收音机里播放裘盛戎或马连良，必会跟着有滋有味地哼唱几句。忽听院里有人喊，杜科长，杜科长在家吗？
杜科长？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我们这个大杂院里，有新侨饭店的厨师、电车公司的司机、首钢的工人、小饭馆的白案、公安局留用的旧警察，科长无疑是最大的官儿了，而这个官儿居然和我的父亲联系到了一起，让初谙世事的我着实得意了一把。这突如其来的大呼小叫，估计也部分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那时他四十来岁，耳聪目明，本可以在第一时间跨出房门，可是他没有马上起身。还是把门的邻居李大妈出门往里一指，说尽头北屋。
从此，不但我，全院的街坊都知道了，父亲是科长——北京市某公司科长。
这种小小的得意在我心中保持到了五年级。从二年级开始，我每次考试都是双百，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66年五一节前夕，我在学校布置黑板报，听见背后有一阵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回头一看，是新报到的几位实习老师来对号入座我这个学生里的小名人。那一刻，我的内心颇为享受。可是到了五年级下半学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少先队大队长的我，加入红卫兵的申请竟连个顿号都没有就被驳回了，理由是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重重一击，并让我的某些猜测得到了证实。
父亲很少在院子里悠闲地喝茶了，见了街坊也不再矜持地点头微笑。有几次我睡觉后，他背对着我在昏暗的台灯下写材料，而且会不时发出一两声长吁短叹。有一天，趁父亲的抽屉未锁，我偷偷翻出里面的几页纸，像贼一样慌慌张张看了一遍才大体得知，为一家生计，父亲在1946年经人介绍曾服役于傅作义麾下，后来随部队起义。干的似乎是文书、书记之类的差事。顺带说一句，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算是有文化的人，毛笔字写得极好，我幼时临摹的字帖就是他的手笔。我所以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和早年写字尚好不无关联。看了父亲的“交代材料”，我才把爷爷在世时的一个情节对上了号：当年你爸爸，即我的父亲、他的儿子——用毛笔字写给上峰的报告，长官一看，连竖大拇指，吃饭时竟把他请入了上席。啧、啧，爷爷咂了两下嘴，摇晃着脑袋，毫不吝啬地称赞他的儿子：你爸爸，才子啊！我至今也忘不了爷爷说这话时的神态——已有些浑浊的眼睛放着光，两道花白的眉毛弯成了月牙；他用手轻轻捋着下颚的一撮白须，脸上的笑容像绽放的秋菊。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上班，爷爷已逾七十高龄，却操持起了几乎全部家务：买菜、做饭，照料我和妹妹两个尚未成年的孙辈。任劳任怨、平和慈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永远都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当然，也少有兴奋的理由，日子过得艰难，每天要用秤称着口粮做饭，常常是一屉窝头、一锅熬白菜就是全家人的饭食，那是留在我记忆中唯一一次爷爷志得意满时的神态。我当时不满七岁，自然没有能力把爷爷的话上升到政治层面解读，不过，也懵懵懂懂感到用词有些怪异。年事渐长后才明白了，“长官”“上峰”一类词儿有着鲜明的时代胎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专属于某个政治集团的。也是在那一次，谈兴正浓的爷爷告诉我，老杜家也曾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秀才，他的爷爷则高中过举人。我父亲从小天资聪慧，爷爷本寄希望于他光耀门楣，不想恰逢战乱，终是整日为稻粱谋了。 感谢上苍。我暗自担心的两件事后来都没有发生：爸爸被剃了阴阳头批斗，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父亲还是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家，时不时会休几天病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虽然没有能在最疯狂的年代加入红卫兵，但后来担任学生干部、参军、入党、提干，也没有受到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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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章时，我当然希望父亲能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生经历供我炫耀。可是，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的细节，每每令我失望。
比如，我的父亲有些自私。父亲的那一代，杜家只有他和老姑兄妹两人。用老姑的话说，她是被爷爷骗到宣化的。在爷爷嘴里，宣化府是个富足的宝地。老姑嫁过去之后才知道，那里的风沙一点也不比北京小，繁华和富足却远远不如北京。我的老姑父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他来北京时常常两腿夹着我，揪着我的脑袋说，长脖鹿、长脖鹿！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我那时的脖子比较长的缘故吧？我估计爷爷促成这一桩婚姻，多半是认为这个男人可以终身依靠，事实证明爷爷的判断十分靠谱。问题是，宣化离北京近，老姑每年都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爷爷不在了，父亲的住所自然就具备了娘家的功能。每次老姑来，可以感觉到父亲从心底溢出的兴奋，老姑离去时又多少会表现出一些伤感。兄妹情深，由此可见一斑。以致老姑早父亲两年离世时，我们一直瞒着他，怕已九十高龄的父亲经受不起这一沉重的打击。而对于舅舅，我母亲的弟弟，他似乎就顯得疏淡了许多，这不公平。母亲是重庆人，娘家只剩了舅舅一家，来一趟北京殊为不易，我们都希望舅舅舅妈来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可是印象中他们六七年来北京一次，最长也住不过两个月。舅妈离世后，舅舅一个人形只影单，我们就一再请他来北京，并寄去了旅资。年近八十的舅舅来了，我们很高兴，希望他安心常住，内向寡言的舅舅也答应了。可是半个月后，当我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去看望他时，父亲说舅舅已于两天前离去。我不相信父亲的解释，也不想听父亲的解释。待了不到十分钟，就愤然离去，还险些把带去的大包小包东西拿走。虽终未那样做，但临出门还是留下了一句令老人伤心的话：“这些东西本来不是买给你的。”
这件事勾起了我对父亲沉淀许久的一段旧怨。我小时候，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天蓝、云淡、无风，树梢纹丝不动，只有蝉儿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嘶鸣。大杂院很静，街坊们都在午休。突然，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竟在院子里厉声叫骂起来，是“居然欺负到我头上了”一类颇为激愤的话。这之后，患有半身不遂的电车公司退休司机王大爷，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来到我家向父亲道歉，低声下气地解释，说他实在没有注意小屋里睡的是谁，请求父亲原谅。父亲虽然不再骂了，但脸色依然铁青。那小屋一米多宽、三米多长，本是王大爷家的一间储藏室，借来我住的。那天腿脚不便的王大爷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拿出夜壶到小屋里撒了一泡尿，正巧躺在里边床上的是我姐姐而不是我。我确信王大爷不是有意的，可是父亲听了姐姐的诉说怒不可遏。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了，印象中王大爷对我是很不错的，他的儿子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分配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做工程师，家境相对宽裕一些。爷爷活着的时候常到他家里聊天。三年困难时期，正在长身体的我天天饿得眼冒金星。饥饿难挨的时候就会推开王大爷的家门，冲正在和他聊天的爷爷喊饿，王大爷或王大妈便会把烤在炉台上的半个窝头递给我。那窝头烤得金黄焦脆，是我幼时记忆中最好的美食了。偶尔老两口炖了一点儿肉或鱼，也一定会用小碗盛上几块悄悄端给我。那可是物资极度紧缺的年代啊！想起这一份情谊，今天仍然口舌生香，感慨万端。后来我们搬了家，一天王大妈托人捎来话，让我的妻子去给她洗洗头。王大爷已经去世了，王大妈一人生活，孤苦伶仃，据说已经三个月没洗头了。我听了不由得心酸，已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知道，小时候老两口对我的关照，忙不迭帮老人去洗了头，蹲起蹲下，还因此导致了早产。
父亲的自私和偏执还有一些细节可证。
印象中，父亲一向身体不好，常休病假。病假休够半年，要拿劳保。父亲一个月八十多块钱的工资，加上母亲挣的三四十块钱，要养活一家八口人，必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所以他病休的时间永远不会超过六个月。我那时虽小，但内心对此颇有微词，觉得父亲有点揩国家的油儿。后来父亲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也证明了他对身体的极端在意。七十岁以后，父亲每天喝八钱白酒，八十岁以后改喝红酒。每次我去看他，少则五百多则上千，总会给他留些钱，而这些钱基本上被父亲买了营养品。父亲睡眠也不好，但安眠药是绝少吃的，看了电视广告，“年轻态”的脑白金便成了他床头的必备之物。而且每次给我打电话，多半是告诉我他近来胃口不好，连最爱吃的饺子一顿也只吃了七八个。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吃七八个还少吗？我嘴上安慰他，心里便有些不屑。后来父亲因摔了一跤住院，我所以在他清醒的时候没有及时去看望，除了妻子传递的信息和工作忙以外，也是综合父亲一贯的表现，觉得老人不会有什么事儿。
没想到一念之差，天悬地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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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到家里看望父亲的情景，或许是因为太平常，记忆已经模糊了。而在重症监护室看到的场景，却如刀削斧凿一般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在规定的时间里每次只能进去一人，穿上医院准备好的衣帽、套上鞋套后，我推开了重症监护室的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躺着插着管子、罩着呼吸机的父亲。隔着玻璃罩，我可以看见满脸皱纹的父亲张着嘴，双眼紧闭。脸上除了木然和痛苦外，没有一点生机。
这就是我的父亲吗？这就是世界上那个最疼我的男人，那个将我的每一点进步都引以为傲的男人吗？我站在床头，拉起他骨瘦如柴的右手，叫了一声爸，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仿佛走进了一条时空隧道，那么多的往事如同一把折扇，合上时风收云敛，一旦打开，便如扇面上的山水小品一样扑面而来。
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参加家长会回来时的情景，风华正茂的父亲每每如同一位凯旋的将军，脸上抑制不住的是满足、欣慰和一缕掩饰不住的得意。他或许是怕我骄傲，会抿着嘴角控制着随时可能绽放的笑容。而我也不急于发问，我确信班主任会把我作为表扬的重点。终是父亲沉不住气，会故作严肃地对我说：今天祁老师又表扬你了，前后一共提了你五次，五次啊！父亲重复了一遍这个令他骄傲的数字，又敲打我：不过你不要骄傲，也不要拿糖。要明白，这个世界上能人多得很，你拿糖人家就可以不用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拿糖这个词，并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自视过高。这个叮嘱或许是父亲人生经验的总结，尽管精辟，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些形而上。后来，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始终能够摆正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即便光环笼罩的时候，也不会过分地自以为了不起。 当兵时，我的指导员是1962年入伍的河南兵，姓仝，叫仝仁道。他的为人像他的名字一样，润泽而高尚。他不苟言笑，却吃苦在前，关心连队的每一名士兵。那时，他也就三十岁出头，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位极有威严的首长。知道我家在北京，他探亲时路过，顺便到我家作了一次家访。回到部队后，指导员很是感慨，说你父亲真是个热心人，那么大岁数了还非要陪着他逛了故宫、天安门和颐和园，他很过意不去，让我一再转达他的谢意。并在我离开连队上调分部创作组时，送给了我一套军装，因为在北京游览时，父亲坚持不让他付账。我知道父亲本是很宅的人，性格孤傲，不善于交际。他这样做半是出于对仝指导员的好感，因为后来他不止一次向我感叹，你们仝指导员真是个好人，好人哪！半是期待儿子的进步。我能想象父亲当年在北京街头行走时的背影，疲惫而坚韧。在匆匆的人流中，在晚霞的映照里，与其说是夕阳把他的背影拉长，毋宁说是爱，对儿子深入骨髓的父爱。
还有一件事令我永远不能忘怀。1976年从部队退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到刚刚恢复业务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帮助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拟正式调入。对于我，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退伍后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了铸造工人，那是个我完全不适应的环境。在所有的同龄人当中，我是唯一的党员，又是技术最差的一名青工，而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帮助工作期间，撰写的两篇人物通讯均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高度赞扬。如果调动成功，我的特長就能发挥，我的人生命运就会改写。可是接到出版社的商调函，车间主任坚决不同意。那是一个偏执、固执而又说一不二的人，他反对的理由很狭隘：想进高楼坐办公室，门儿也没有，我就让他蹲沙坑，修模子。我很愤慨，也很无奈，我知道没人能帮得了我。父亲是饿死不求人的性格，又刚刚退了休，他有人可求吗？肯舍下脸去求人吗？听我说明情况后，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皱着眉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第二天我下班后父亲不在家，晚饭后父亲回来了，一言不发，如此往复。第四天晚上十点多钟，父亲一进门便瘫坐在椅子上，筋疲力尽，仿佛一个历经坎坷的旅人终于走到了目的地。半晌，他看了我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调动的事应该有希望了。果然，过了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正式调令。原来父亲辗转打听到，北京市劳动局局长的秘书曾经是他的同事，头两天他去了没好意思敲门。第三天去了，人却不在家。第四天他一直守候在单元门口，张网已待，终于在晚上九点多钟等到了已久未联络的同事。母亲后来告诉我，当你爸终于艰难地说出了找他的理由后，如同等待判决的囚犯。那个同事侠肝义胆，说，老杜，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件事我会努力给你去办。父亲听了双手握住那个同事的手，几乎掉泪。
此刻，我就握着父亲的手，我想象这只手当初紧握那只手时的情景。这一握，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人的人生命运彻底改写。而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这个上着呼吸机、插着管子的垂危老者，与当年那个在寒风中徘徊了三个晚上的人联系到一起。那时的他正值壮年，生命如同灌浆的麦穗，饱满而充实。时间真是一个无形的杀手，于不知不觉中将人的生命之树蛀空。我叫着父亲，他毫无反应。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噗噗落下，在泪花中，这两个影像终于重合。
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漫长而短促，模糊又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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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手手腕有一道伤疤。昏迷中的父亲在残存的意识中，不会有一点关于它的记忆。即便在他神志清醒的几十年间，恐怕也没有弄清楚这道伤口产生的真相。他一直以为，那是我一次无意中的自伤。
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它其实源于对你的怨恨。
我记事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个年月，每个人都有定量的口粮，爷爷习惯做捞饭，蒸熟的饭每人一份儿，所剩的米汤无疑就成了我觊觎的美食。饥饿难挨的时候，我曾经在一碗开水里倒点劣质的酱油充饥，米汤远比酱油水更富有诱惑力。可是只要父亲在家，米饭捞出上屉蒸了，他必推开门高喊一声，小胖儿！小胖儿并不胖，细脖儿顶一个大脑壳，瘦得已接近《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他兄妹六个，母亲没有工作，靠当工人的父亲每月不到六十元的工资过活，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每次，小胖儿一定应声而至，在我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端起半锅米汤颠颠而去，似乎这一声呼唤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期盼与享受。
对此我当然不快。印象中，爷爷也曾表示过疑义，解决的方案是，能不能给自家的孩子留下一半儿。父亲的回答令我失望，嗨，不就是半锅米汤吗？接下来发生的事则几乎击穿了我容忍的底线：小胖儿常常到我家串门，一般是选择饭点儿的时候。以我当时的智力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况身为科长的父亲呢？可是，每一次他对小胖儿的到来都没有表现出反感，而是掰下半个窝头，或是盛上小半碗米饭递过去说：吃吧，胖儿。我还吃不饱呢，为什么要给他？当然，这是我在心中发出的抗议，嘴上却不敢说出来，能做到的只能是把脸一耷拉，而父亲似乎完全忽略了我的神情。
小胖儿和我同龄，是我幼时最好的玩伴儿，我们曾经仿照桃园三结义拜过把子。所以我虽然不情愿，但只能选择面对。如果因为半个窝头翻了脸，还有什么义气可言？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作患难与共，结为异性兄弟的做法也是依据贴在墙上的年画。
不光是小胖儿，父亲对院子里其他的小孩儿也同样表现得比较慷慨。终于，我对父亲的不满在一个夏天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那天下班时，他自行车后架上居然用塑料绳绑了一个黑蹦筋西瓜，足有二十斤重，这太令人兴奋了。不但我和我的姐姐、妹妹，包括小胖儿以及二丫、秃子、小眼儿、顺子，凡是院子里看见西瓜的半大孩子，眼睛里都冒出了贪婪的光。那个年月，普通人家吃一次西瓜真的比较奢侈。
我在暗自计划这个西瓜能够 分给我多大一块，结论是一顿肯定吃不了。我觉得合理的方案是吃半个留半个。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冰箱，但接一盆凉水把西瓜放到里面拔起来，估计到第二天上午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在房间里洗完澡，正准备精神抖擞地去享用西瓜时，忽然听见门外的父亲在喊：小胖儿、秃子、二妞儿，来来来，吃西瓜！我隔着门缝一看，小饭桌上已经摆满了切开的西瓜，小胖儿他们先于我正甩开腮帮子啃。我真的愤怒了，不可遏止，我觉得父亲太过分了，简直不可理喻：哪有自家孩子还一口没吃，邻家小孩便蜂拥而上的道理？于是我伸出手掌猛然推门，想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我忘了，门锁着，房间里黑着灯。我一掌推在玻璃上，玻璃碎了，我的手腕上顿时鲜血直流。父亲见状大惊，骂了一句，你这孩子作死啊！忙抱起我赶到离家很近的同仁医院急诊室，清洗完伤口，缝了七八针。 很疼，但是我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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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重庆人，或许是从小吃辣椒的缘故吧，脾气比较暴躁。她现在也九十高龄，患有轻度老年痴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即便糊涂的时候，一见到我也会两眼放光，笑着叫着我的小名调侃：咱俩是龙虎斗。我属小龙，性格叛逆的我在成长期遭遇属虎的母亲，打是没少挨的。相反，籍贯河北的父亲却有一些儒士风度，很少动粗。
印象中，父亲下手最狠的一次是我十岁那年。
起因非常简单，我去游泳，回来时饥肠辘辘，便用准备坐公交车的五分钱买了两碗小豆粥。车依然坐了——下车时我藏在大人身后躲过了售票员的眼睛。到家后我很有些得意地把逃票的经历讲给父亲听，我以为父亲会为我的机智褒奖我，我亲眼看见过同院的刘大妈因为儿子从菜摊抱回两棵大白菜而眉飞色舞。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父亲定定地望着我，目光中不但没有我期待的嘉许，反而嗖嗖冒出一股寒气，落地成冰。他突然将右臂抡成90度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的在我脸颊上落下了重重一掌，发出的响声绝对不亚于春节时小伙伴燃放的钢鞭。钢鞭是一种炮仗，清脆、持久，带着一股动人心魄的爆发力。
我眼前金星乱溅，一下子被打蒙了。
父亲居然出手如此之狠。这以前我和同院的小伙伴们曾瞒着大人到护城河游泳，因为走散了记不清归途，回家时已很晚了。父亲以为我有不测，见到我气急败坏，高声呵骂着扬起手臂。街坊们一看父亲真是动了怒，忙上前劝阻，却只见那高扬的手臂缓缓落下，只是在我的脸颊上轻轻拍了一下。邻居们都笑了，说，杜叔，您这是打小崽儿呢，还是替他挠痒痒呢？
可是这一次不同，过了好一会儿我的耳朵仍嗡嗡作响，脸颊火辣辣地疼。
我很委屈，那一晚我没有吃饭。睡觉的时候，父亲用手抚摸着我的脸颊，问：还疼吗？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在那一刻，我甚至在内心发誓，一旦有能力自立，便离家出走，即便父亲病了，也不再回来看他一眼。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这一记耳光付出10倍乃至100倍的代价。
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沉默良久，他靠在床边，点燃了一支香烟。
就是在那个月色如水的夜晚，我第一次听到了那个曾流传久远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很疼爱自己的儿子，以致对他百般呵护纵容。有一次，儿子偷了邻居的东西拿回家，母亲不但不责备，还夸奖他聪明能干。于是儿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发展成了一名江洋大盗。后来他被逮捕归案，判了斩刑。临刑前，儿子提出再吃一口母亲的奶水。痛不欲生的母亲答应了，没想到儿子一口咬掉了她的奶头，并指责她说：“你生养了我，却不教育我。如果当初我偷了邻居的东西你不是夸奖我，而是责备我，让我明辨是非，我怎么会有今天的下场呢！我好恨你呀！”
讲完这个故事，父亲拿一块湿毛巾擦去我脸上的泪痕，说：“我当财务科长十几年，从我手上走过的钱财成千上万，我虽清贫，但聊可自慰的是，从没有拿过公家一根草棍儿！我今天所以打你，就是想让你牢牢记住——蚁穴虽小可溃千里长堤。那个江洋大盗最初也是从偷一些小东西开始的。当然，你没有去偷人家东西，但是上车不打票，和偷拿人家东西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字——贪！”说着，父亲站起身，从衣架的衬衫里取出钱包，掏出两毛钱放在桌子上，严肃地叮嘱我：“你再去游泳，要多打一张票，要向售票员说明情况，能做到吗？”
我点点头，泪水再一次溢出眼眶。
10歲的我虽然还不能完全懂得这故事中蕴含的深奥道理，但是凭直觉感受到了父亲的舐犊之情。从那以后，每逢在生活中遇到金钱的诱惑，我都会想起那记耳光，想起那个月色如水的夜晚……
父亲蜷缩在病床上，我轻轻攥住他的手腕，将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形成一个圆，父亲的手腕在这个圆里竟然晃晃荡荡。我的心不由得一颤——哦，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父亲已经随时光走远，留在原点的分明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我简直不敢想象，他在五十多年前就是用这只手给了我一记受用终身的耳光。我俯下身，把嘴贴近父亲的耳朵，声音哽咽，爸，您能再打我一记耳光吗？父亲紧闭的眼球动了一下，我知道那只是生命体征没有消失前的偶然反应，但我却宁愿相信他听到了儿子的呼唤。儿子已年近花甲，因为这记耳光，他才有可能从一名青年工人成长为一名编审和主编；也因为您的这记耳光，您的孙子才能够成为清华美院的一名高材生，至今视金钱如粪土，视艺术为生命。
记得父亲七十岁大寿时，全家人都去了。四世同堂，足有20多口人。大哥花了200多元，特意为父亲订做了一个大号的蛋糕，孙辈们则忙着在蛋糕上插满了70根红蜡烛。蜡烛点燃了，在《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声中，父亲鼓足气去吹熄蜡烛。吹完蜡烛，大姐代表全家向父亲祝酒，祝父亲长命百岁。
父亲端起酒杯，仰头喝了一口，然后，望望家人略带歉疚地喃喃道：“难得你们有如此孝心。我这一生……唉，只有一把算盘，两袖清风，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你们。想起来，实在有些惭愧啊！”人老了，便容易伤感。大哥见父亲的眼圈有些发红，忙劝阻道：“哎，您何必自责呢？儿女们都已自立，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吃饭，一个个不都挺好吗？”我也说：“您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财物，却给我们留下了猎枪，这是可以终生受用的。”父亲闻言先是一愣，继而欣慰地笑了。在烛光的映照下，我看见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舒展开来。
回家的路上，10岁的儿子问我：“爸爸，你说爷爷给你留下了猎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呢？”
于是，我向他讲述了我10岁时经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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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系，我们把父亲从酒仙桥医院转至了北京医院重症室，我们祈盼北京最好的医疗条件能够在父亲身上出现奇迹。然而，终是回天无力，情况越来越恶化，父亲要完全靠呼吸机和插管维持生命体征。医生已经几次暗示我们放弃治疗，拔掉管子、撤掉呼吸机，几分钟之内父亲的生命体征就彻底消失了，而继续抢救，结局必定是人财两空。 在救治与否的态度上，家人发生了分歧，二哥的意思是与其看着老人受罪，不如让他早升仙境。我和妹妹则表示反对，妹妹所以反对，更多是因感情因素，因为晚年的父母一直由她照料，她无法面对父亲已经不治的事实。而我反对的心结是，父亲本来身体无虞，可以享有世纪之寿，因此在他清醒时我才没有及时去医院探望，我不甘心他就这样撒手而去。
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钱，父亲的治疗费已经突破了医保的上限——三十万元。也就是说，继续治疗，每天七八千元的费用完全要自理。父亲1948年1月随傅作义将军起义，被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按政策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应该享有离休待遇。离休和退休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的 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兜底，后者在一年之内的上限是三十万元。问题是，父亲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曾经朋友介绍去一家私营公司干了一段时间。我问过一位在组织部门任职的中学同学，他说像父亲的情况，如果找到相关证明人，证明父亲是在建国之前加入人民解放军序列，这之后到私企干过几个月后又到了国企，那么完全有可能享受离休待遇。但即便找到证明人，全套程序走完，至少也要仨月半年，远水根本不解近渴。我知道父亲绝少求人，退休时本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主动放弃了。他当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清高的性格会将他晚年的医疗费用，像山一样压在了疼他爱他的子女头上。
在北京医院的走廊里，我问大哥，你能出多少钱？10万。他犹豫了一下说。他是工人退休，生活并不宽裕，我知道这10万元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又问姐姐和妹妹，他们表示各能出20万，连退休金一月只有三四千元的二哥也表示可以拿出5万元。我表态，我可以拿出30万，如果这些钱都花光了，我们卖房。没有人表示异议，虽然大家都明白，花出去的钱很可能打了水漂，但是儿女们都愿意作一次尝试，尽一次孝心——或许它很愚昧、很没有意义。明知没有意义却仍不肯放弃，是因为爱得太深！
医生又把我们叫进了办公室，让我们告诉她救治与否的决定。全部是杜姓人，外姓的姑爷、儿媳一律不得入内。我们面对的话题太严酷了，必须由他血脉相连的儿女决定。
我近乎乞求：“大夫，无论再花多少钱，能不能让我父亲的意识恢复清醒，哪怕是一天甚至一个小时。”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温文尔雅，气质端庄，她翻了翻父亲的监测记录，很无奈地摇摇头。
“我们不怕花钱，无论花多少钱。”姐姐说。
医生放下监测记录，向上推了一下眼镜：“你们的孝心我很感动。现在这个社会，能把亲情看得比金钱重的已经不多了。不过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医疗手段根本做不到无所不能。”
沉默，难言的沉默，除了沉默，便是我们眼里闪烁的泪花。我们的父亲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无论我们多么不舍，但是让我们同意摘去他的氧气面罩，拔掉维系他生命的管子，让老人的生命停止在我们手里，我们做不到。虽然我们知道，有尊严地离去已经成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刻度；虽然我们知道，安乐死在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可是，父亲是多么眷恋这个世界啊！他清醒的时候没有赋予我们这个权利，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愿。
“继续救治？”医生问。
“对！”我点点头，“不惜代价。”
医生透过镜片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其他人，見没有人表示异议，就站起身抚平了一下白大褂，走向门外，她是去履行职责；我们也站起身，抹去眼角的泪花，走向痛楚，我们是去尽一份儿女的孝心。
为了确保分分钟钟可以联系到家属，我们二人一组分成了三个班次，并在医院对面的宾馆里租了两间客房，毕竟哥嫂和姐姐都年近七十了，连日操劳，他们已有些力不从心，我的妻子和妹妹在医院守护，他们在宾馆待命。我有车，妻子让我回家去安抚一下焦灼中的母亲，只有妹夫一个人在家照料老人，她有些不放心。
没承想，汽车刚刚开上长安街，妻子就打来电话，说情况不好让我速归。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知道它就像秋风中的一片枯叶，随时会落到我们头上，但是真的飘落时，我还是觉得心中无比悲凉。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我看见了泪眼模糊的妹妹和妻子，我知道，我来晚了，我在父亲远赴天国的时候没有能守护在他身边。
推开监护室的门，父亲依然躺在那里，只不过身上的管子和头上的氧气罩都已除去了，他显得更加瘦小，像是一个未曾发育的少年。我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以头触地，冲着父亲嘣嘣嘣磕了三个响头，我说不出一句话，我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我的声音已变成哽咽。妻子和妹妹将我扶起，我一步步走到父亲床头，从蹒跚学步到刚才迈出的几步，我伴随父亲走过了他的大半生。父亲像一位力竭而逝的行者，躺在那里是那么无助、疲惫和悲凉。我把脸颊贴近他的额头，额头还有生命的余温；我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那手却已经没有了生命的热度。父亲走了，此刻，他的灵魂脱离了肉体的躯壳，或许正在房间的某一个角落注视着我们。他太眷恋这个世界了，他实在不舍深爱他的亲人，但是他终将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茫茫的天宇之间。在为他穿衣服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双脚因为护栏的阻隔已经变形，怎么掰都掰不过来了。我不知道，老人对儿女的做法是欣慰，还是无奈；是感动，还是生气？
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从柜子里请出了父亲的遗像，他温情地注视着我，目光中像是蕴含着万语千言。爸爸，明天就是您五周年的忌日了，我会在您的墓碑前点燃这篇迟到的文字，天堂里的您如果读到了，就在明天晚上披清风明月走入儿子的梦中，与儿子把酒相谈，一诉别离之苦吧！有一种悔恨叫永远。五年了，近两千个漫漫长夜，一想到在您清醒的最后时光，我没有能和您说上一句话，捧上哪怕一盏清茶，儿子就泪流满面，痛悔不已。
好吗？亲爱的爸爸。明夜，我在梦中等你。
责任编辑 王 童
我睡眠不好，夜里多梦，真希望哪一天父亲能够悄然走进我的梦境。我会给他捶捶背、揉揉肩、洗洗脚。如果父亲有兴致，还可以带他逛逛王府井、大栅栏，回到三原胡同的大杂院去看一看健在的老街坊，那里有他太多的人生记忆。当然，我不会忘了在前门歇一下脚，去吃两屉都一处的烧卖。父亲最爱这一口儿了，烧卖就酒，越吃越有。我虽然戒酒多年，但是只要父亲高兴，也会和他开怀对饮。微醺半醉的时候，我会说出那句在心里尘封已久、却终未在他生前说出的话：爸爸，我是爱你的！可是，近两千个漫漫长夜，晨昏交替、春去冬来，父亲却一次也未曾走入我的梦中。
或许，九泉之下的父亲在生我的气？
父亲享年九十二岁，算是高寿；按民间说法，叫作喜丧。按说，我没有必要心怀自责。别的不说，三十多年来父亲起码喝掉了我孝敬他的上百瓶茅台吧？可是，我还是无法宽宥自己。面对无尽的夜色时常暗自垂泪——因为父亲神志清醒的最后时光，我没有到医院去探视；等我赶去时，他已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我攥着他的手，他毫无反应；我叫他，他的眼皮动也不动一下。
事情本不该这样。那之前，妹妹刚带父亲做了全面体检，连医生都咂咂称奇，说九十多岁的老爷子，各项指标这么好，看来活过一百岁不成问题！家人也很高兴，开始设想怎样为百岁寿星庆生。没想到，晚上父亲看电视，起身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妹妹不放心，执意送医院检查。医生没查出什么毛病，只是觉得老人年岁大了，可以留院观察几天。妻子探视后回来告诉我，父亲红光满面、思维清晰，没事儿。妹妹为了增强老人体质特意开了一些营养针，还差两针，打完就可以出院了。正赶上那些天杂志社事情多，我听了便掉以轻心，想等到父亲出院了再去家里看望。没想到，护工喂饭时不当心呛到老人，当晚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听家人讲述了经过，怒不可遏，想找那护工讨个说法。兄嫂拦住了我，说他不是有意；再说一个护工穷了吧唧的，找了又能怎样？我听了家人的劝告，没有去找那个护工的麻烦。但是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解除心中的纠结。父亲本该享百年之寿，因为你的失职才驾鹤西去。我没有去找你理论，决不意味着我原谅了你。
皇天后土在上，我指天发誓 —— 我恨你！
2
印象中，人到中年的父親风流倜傥。他有一条浅驼色毛料裤，一双棕色皮凉鞋，前后有包头的那种。我刚记事时他领我上街，配上一件白衬衣，在当年以灰色为主要色调的人流中还是挺博眼球的。当然，必须是夏天，如果是秋天或是冬天，父亲蓝色的棉袄就会淹没在滚滚的人流中了。
上小学后，有了级别意识。在我居住的那个大杂院，父亲无疑级别最高。这个判断并非成年后作出，而是源于我幼时经历的一个场景。大约是秋天，因为父亲的那条裤子已经收起来了，皮凉鞋也打上鞋油装进一个纸盒子放到了床底下。一天傍晚，他正在房间里听收音机，记忆中的父亲特别喜欢京剧，凡收音机里播放裘盛戎或马连良，必会跟着有滋有味地哼唱几句。忽听院里有人喊，杜科长，杜科长在家吗？
杜科长？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我们这个大杂院里，有新侨饭店的厨师、电车公司的司机、首钢的工人、小饭馆的白案、公安局留用的旧警察，科长无疑是最大的官儿了，而这个官儿居然和我的父亲联系到了一起，让初谙世事的我着实得意了一把。这突如其来的大呼小叫，估计也部分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那时他四十来岁，耳聪目明，本可以在第一时间跨出房门，可是他没有马上起身。还是把门的邻居李大妈出门往里一指，说尽头北屋。
从此，不但我，全院的街坊都知道了，父亲是科长——北京市某公司科长。
这种小小的得意在我心中保持到了五年级。从二年级开始，我每次考试都是双百，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66年五一节前夕，我在学校布置黑板报，听见背后有一阵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回头一看，是新报到的几位实习老师来对号入座我这个学生里的小名人。那一刻，我的内心颇为享受。可是到了五年级下半学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少先队大队长的我，加入红卫兵的申请竟连个顿号都没有就被驳回了，理由是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这使我的自尊心受到重重一击，并让我的某些猜测得到了证实。
父亲很少在院子里悠闲地喝茶了，见了街坊也不再矜持地点头微笑。有几次我睡觉后，他背对着我在昏暗的台灯下写材料，而且会不时发出一两声长吁短叹。有一天，趁父亲的抽屉未锁，我偷偷翻出里面的几页纸，像贼一样慌慌张张看了一遍才大体得知，为一家生计，父亲在1946年经人介绍曾服役于傅作义麾下，后来随部队起义。干的似乎是文书、书记之类的差事。顺带说一句，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算是有文化的人，毛笔字写得极好，我幼时临摹的字帖就是他的手笔。我所以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和早年写字尚好不无关联。看了父亲的“交代材料”，我才把爷爷在世时的一个情节对上了号：当年你爸爸，即我的父亲、他的儿子——用毛笔字写给上峰的报告，长官一看，连竖大拇指，吃饭时竟把他请入了上席。啧、啧，爷爷咂了两下嘴，摇晃着脑袋，毫不吝啬地称赞他的儿子：你爸爸，才子啊！我至今也忘不了爷爷说这话时的神态——已有些浑浊的眼睛放着光，两道花白的眉毛弯成了月牙；他用手轻轻捋着下颚的一撮白须，脸上的笑容像绽放的秋菊。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上班，爷爷已逾七十高龄，却操持起了几乎全部家务：买菜、做饭，照料我和妹妹两个尚未成年的孙辈。任劳任怨、平和慈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永远都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当然，也少有兴奋的理由，日子过得艰难，每天要用秤称着口粮做饭，常常是一屉窝头、一锅熬白菜就是全家人的饭食，那是留在我记忆中唯一一次爷爷志得意满时的神态。我当时不满七岁，自然没有能力把爷爷的话上升到政治层面解读，不过，也懵懵懂懂感到用词有些怪异。年事渐长后才明白了，“长官”“上峰”一类词儿有着鲜明的时代胎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专属于某个政治集团的。也是在那一次，谈兴正浓的爷爷告诉我，老杜家也曾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秀才，他的爷爷则高中过举人。我父亲从小天资聪慧，爷爷本寄希望于他光耀门楣，不想恰逢战乱，终是整日为稻粱谋了。 感谢上苍。我暗自担心的两件事后来都没有发生：爸爸被剃了阴阳头批斗，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父亲还是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家，时不时会休几天病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虽然没有能在最疯狂的年代加入红卫兵，但后来担任学生干部、参军、入党、提干，也没有受到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3
写这篇文章时，我当然希望父亲能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生经历供我炫耀。可是，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的细节，每每令我失望。
比如，我的父亲有些自私。父亲的那一代，杜家只有他和老姑兄妹两人。用老姑的话说，她是被爷爷骗到宣化的。在爷爷嘴里，宣化府是个富足的宝地。老姑嫁过去之后才知道，那里的风沙一点也不比北京小，繁华和富足却远远不如北京。我的老姑父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他来北京时常常两腿夹着我，揪着我的脑袋说，长脖鹿、长脖鹿！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我那时的脖子比较长的缘故吧？我估计爷爷促成这一桩婚姻，多半是认为这个男人可以终身依靠，事实证明爷爷的判断十分靠谱。问题是，宣化离北京近，老姑每年都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爷爷不在了，父亲的住所自然就具备了娘家的功能。每次老姑来，可以感觉到父亲从心底溢出的兴奋，老姑离去时又多少会表现出一些伤感。兄妹情深，由此可见一斑。以致老姑早父亲两年离世时，我们一直瞒着他，怕已九十高龄的父亲经受不起这一沉重的打击。而对于舅舅，我母亲的弟弟，他似乎就顯得疏淡了许多，这不公平。母亲是重庆人，娘家只剩了舅舅一家，来一趟北京殊为不易，我们都希望舅舅舅妈来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可是印象中他们六七年来北京一次，最长也住不过两个月。舅妈离世后，舅舅一个人形只影单，我们就一再请他来北京，并寄去了旅资。年近八十的舅舅来了，我们很高兴，希望他安心常住，内向寡言的舅舅也答应了。可是半个月后，当我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去看望他时，父亲说舅舅已于两天前离去。我不相信父亲的解释，也不想听父亲的解释。待了不到十分钟，就愤然离去，还险些把带去的大包小包东西拿走。虽终未那样做，但临出门还是留下了一句令老人伤心的话：“这些东西本来不是买给你的。”
这件事勾起了我对父亲沉淀许久的一段旧怨。我小时候，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天蓝、云淡、无风，树梢纹丝不动，只有蝉儿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嘶鸣。大杂院很静，街坊们都在午休。突然，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竟在院子里厉声叫骂起来，是“居然欺负到我头上了”一类颇为激愤的话。这之后，患有半身不遂的电车公司退休司机王大爷，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来到我家向父亲道歉，低声下气地解释，说他实在没有注意小屋里睡的是谁，请求父亲原谅。父亲虽然不再骂了，但脸色依然铁青。那小屋一米多宽、三米多长，本是王大爷家的一间储藏室，借来我住的。那天腿脚不便的王大爷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拿出夜壶到小屋里撒了一泡尿，正巧躺在里边床上的是我姐姐而不是我。我确信王大爷不是有意的，可是父亲听了姐姐的诉说怒不可遏。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了，印象中王大爷对我是很不错的，他的儿子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分配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做工程师，家境相对宽裕一些。爷爷活着的时候常到他家里聊天。三年困难时期，正在长身体的我天天饿得眼冒金星。饥饿难挨的时候就会推开王大爷的家门，冲正在和他聊天的爷爷喊饿，王大爷或王大妈便会把烤在炉台上的半个窝头递给我。那窝头烤得金黄焦脆，是我幼时记忆中最好的美食了。偶尔老两口炖了一点儿肉或鱼，也一定会用小碗盛上几块悄悄端给我。那可是物资极度紧缺的年代啊！想起这一份情谊，今天仍然口舌生香，感慨万端。后来我们搬了家，一天王大妈托人捎来话，让我的妻子去给她洗洗头。王大爷已经去世了，王大妈一人生活，孤苦伶仃，据说已经三个月没洗头了。我听了不由得心酸，已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知道，小时候老两口对我的关照，忙不迭帮老人去洗了头，蹲起蹲下，还因此导致了早产。
父亲的自私和偏执还有一些细节可证。
印象中，父亲一向身体不好，常休病假。病假休够半年，要拿劳保。父亲一个月八十多块钱的工资，加上母亲挣的三四十块钱，要养活一家八口人，必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所以他病休的时间永远不会超过六个月。我那时虽小，但内心对此颇有微词，觉得父亲有点揩国家的油儿。后来父亲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也证明了他对身体的极端在意。七十岁以后，父亲每天喝八钱白酒，八十岁以后改喝红酒。每次我去看他，少则五百多则上千，总会给他留些钱，而这些钱基本上被父亲买了营养品。父亲睡眠也不好，但安眠药是绝少吃的，看了电视广告，“年轻态”的脑白金便成了他床头的必备之物。而且每次给我打电话，多半是告诉我他近来胃口不好，连最爱吃的饺子一顿也只吃了七八个。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吃七八个还少吗？我嘴上安慰他，心里便有些不屑。后来父亲因摔了一跤住院，我所以在他清醒的时候没有及时去看望，除了妻子传递的信息和工作忙以外，也是综合父亲一贯的表现，觉得老人不会有什么事儿。
没想到一念之差，天悬地隔。
4
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到家里看望父亲的情景，或许是因为太平常，记忆已经模糊了。而在重症监护室看到的场景，却如刀削斧凿一般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在规定的时间里每次只能进去一人，穿上医院准备好的衣帽、套上鞋套后，我推开了重症监护室的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躺着插着管子、罩着呼吸机的父亲。隔着玻璃罩，我可以看见满脸皱纹的父亲张着嘴，双眼紧闭。脸上除了木然和痛苦外，没有一点生机。
这就是我的父亲吗？这就是世界上那个最疼我的男人，那个将我的每一点进步都引以为傲的男人吗？我站在床头，拉起他骨瘦如柴的右手，叫了一声爸，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仿佛走进了一条时空隧道，那么多的往事如同一把折扇，合上时风收云敛，一旦打开，便如扇面上的山水小品一样扑面而来。
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参加家长会回来时的情景，风华正茂的父亲每每如同一位凯旋的将军，脸上抑制不住的是满足、欣慰和一缕掩饰不住的得意。他或许是怕我骄傲，会抿着嘴角控制着随时可能绽放的笑容。而我也不急于发问，我确信班主任会把我作为表扬的重点。终是父亲沉不住气，会故作严肃地对我说：今天祁老师又表扬你了，前后一共提了你五次，五次啊！父亲重复了一遍这个令他骄傲的数字，又敲打我：不过你不要骄傲，也不要拿糖。要明白，这个世界上能人多得很，你拿糖人家就可以不用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拿糖这个词，并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自视过高。这个叮嘱或许是父亲人生经验的总结，尽管精辟，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些形而上。后来，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始终能够摆正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即便光环笼罩的时候，也不会过分地自以为了不起。 当兵时，我的指导员是1962年入伍的河南兵，姓仝，叫仝仁道。他的为人像他的名字一样，润泽而高尚。他不苟言笑，却吃苦在前，关心连队的每一名士兵。那时，他也就三十岁出头，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位极有威严的首长。知道我家在北京，他探亲时路过，顺便到我家作了一次家访。回到部队后，指导员很是感慨，说你父亲真是个热心人，那么大岁数了还非要陪着他逛了故宫、天安门和颐和园，他很过意不去，让我一再转达他的谢意。并在我离开连队上调分部创作组时，送给了我一套军装，因为在北京游览时，父亲坚持不让他付账。我知道父亲本是很宅的人，性格孤傲，不善于交际。他这样做半是出于对仝指导员的好感，因为后来他不止一次向我感叹，你们仝指导员真是个好人，好人哪！半是期待儿子的进步。我能想象父亲当年在北京街头行走时的背影，疲惫而坚韧。在匆匆的人流中，在晚霞的映照里，与其说是夕阳把他的背影拉长，毋宁说是爱，对儿子深入骨髓的父爱。
还有一件事令我永远不能忘怀。1976年从部队退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到刚刚恢复业务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帮助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拟正式调入。对于我，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退伍后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了铸造工人，那是个我完全不适应的环境。在所有的同龄人当中，我是唯一的党员，又是技术最差的一名青工，而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帮助工作期间，撰写的两篇人物通讯均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高度赞扬。如果调动成功，我的特長就能发挥，我的人生命运就会改写。可是接到出版社的商调函，车间主任坚决不同意。那是一个偏执、固执而又说一不二的人，他反对的理由很狭隘：想进高楼坐办公室，门儿也没有，我就让他蹲沙坑，修模子。我很愤慨，也很无奈，我知道没人能帮得了我。父亲是饿死不求人的性格，又刚刚退了休，他有人可求吗？肯舍下脸去求人吗？听我说明情况后，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皱着眉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第二天我下班后父亲不在家，晚饭后父亲回来了，一言不发，如此往复。第四天晚上十点多钟，父亲一进门便瘫坐在椅子上，筋疲力尽，仿佛一个历经坎坷的旅人终于走到了目的地。半晌，他看了我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调动的事应该有希望了。果然，过了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正式调令。原来父亲辗转打听到，北京市劳动局局长的秘书曾经是他的同事，头两天他去了没好意思敲门。第三天去了，人却不在家。第四天他一直守候在单元门口，张网已待，终于在晚上九点多钟等到了已久未联络的同事。母亲后来告诉我，当你爸终于艰难地说出了找他的理由后，如同等待判决的囚犯。那个同事侠肝义胆，说，老杜，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件事我会努力给你去办。父亲听了双手握住那个同事的手，几乎掉泪。
此刻，我就握着父亲的手，我想象这只手当初紧握那只手时的情景。这一握，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人的人生命运彻底改写。而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这个上着呼吸机、插着管子的垂危老者，与当年那个在寒风中徘徊了三个晚上的人联系到一起。那时的他正值壮年，生命如同灌浆的麦穗，饱满而充实。时间真是一个无形的杀手，于不知不觉中将人的生命之树蛀空。我叫着父亲，他毫无反应。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噗噗落下，在泪花中，这两个影像终于重合。
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漫长而短促，模糊又分明。
5
我的左手手腕有一道伤疤。昏迷中的父亲在残存的意识中，不会有一点关于它的记忆。即便在他神志清醒的几十年间，恐怕也没有弄清楚这道伤口产生的真相。他一直以为，那是我一次无意中的自伤。
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它其实源于对你的怨恨。
我记事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个年月，每个人都有定量的口粮，爷爷习惯做捞饭，蒸熟的饭每人一份儿，所剩的米汤无疑就成了我觊觎的美食。饥饿难挨的时候，我曾经在一碗开水里倒点劣质的酱油充饥，米汤远比酱油水更富有诱惑力。可是只要父亲在家，米饭捞出上屉蒸了，他必推开门高喊一声，小胖儿！小胖儿并不胖，细脖儿顶一个大脑壳，瘦得已接近《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他兄妹六个，母亲没有工作，靠当工人的父亲每月不到六十元的工资过活，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每次，小胖儿一定应声而至，在我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端起半锅米汤颠颠而去，似乎这一声呼唤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期盼与享受。
对此我当然不快。印象中，爷爷也曾表示过疑义，解决的方案是，能不能给自家的孩子留下一半儿。父亲的回答令我失望，嗨，不就是半锅米汤吗？接下来发生的事则几乎击穿了我容忍的底线：小胖儿常常到我家串门，一般是选择饭点儿的时候。以我当时的智力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况身为科长的父亲呢？可是，每一次他对小胖儿的到来都没有表现出反感，而是掰下半个窝头，或是盛上小半碗米饭递过去说：吃吧，胖儿。我还吃不饱呢，为什么要给他？当然，这是我在心中发出的抗议，嘴上却不敢说出来，能做到的只能是把脸一耷拉，而父亲似乎完全忽略了我的神情。
小胖儿和我同龄，是我幼时最好的玩伴儿，我们曾经仿照桃园三结义拜过把子。所以我虽然不情愿，但只能选择面对。如果因为半个窝头翻了脸，还有什么义气可言？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叫作患难与共，结为异性兄弟的做法也是依据贴在墙上的年画。
不光是小胖儿，父亲对院子里其他的小孩儿也同样表现得比较慷慨。终于，我对父亲的不满在一个夏天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那天下班时，他自行车后架上居然用塑料绳绑了一个黑蹦筋西瓜，足有二十斤重，这太令人兴奋了。不但我和我的姐姐、妹妹，包括小胖儿以及二丫、秃子、小眼儿、顺子，凡是院子里看见西瓜的半大孩子，眼睛里都冒出了贪婪的光。那个年月，普通人家吃一次西瓜真的比较奢侈。
我在暗自计划这个西瓜能够 分给我多大一块，结论是一顿肯定吃不了。我觉得合理的方案是吃半个留半个。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冰箱，但接一盆凉水把西瓜放到里面拔起来，估计到第二天上午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在房间里洗完澡，正准备精神抖擞地去享用西瓜时，忽然听见门外的父亲在喊：小胖儿、秃子、二妞儿，来来来，吃西瓜！我隔着门缝一看，小饭桌上已经摆满了切开的西瓜，小胖儿他们先于我正甩开腮帮子啃。我真的愤怒了，不可遏止，我觉得父亲太过分了，简直不可理喻：哪有自家孩子还一口没吃，邻家小孩便蜂拥而上的道理？于是我伸出手掌猛然推门，想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我忘了，门锁着，房间里黑着灯。我一掌推在玻璃上，玻璃碎了，我的手腕上顿时鲜血直流。父亲见状大惊，骂了一句，你这孩子作死啊！忙抱起我赶到离家很近的同仁医院急诊室，清洗完伤口，缝了七八针。 很疼，但是我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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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重庆人，或许是从小吃辣椒的缘故吧，脾气比较暴躁。她现在也九十高龄，患有轻度老年痴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即便糊涂的时候，一见到我也会两眼放光，笑着叫着我的小名调侃：咱俩是龙虎斗。我属小龙，性格叛逆的我在成长期遭遇属虎的母亲，打是没少挨的。相反，籍贯河北的父亲却有一些儒士风度，很少动粗。
印象中，父亲下手最狠的一次是我十岁那年。
起因非常简单，我去游泳，回来时饥肠辘辘，便用准备坐公交车的五分钱买了两碗小豆粥。车依然坐了——下车时我藏在大人身后躲过了售票员的眼睛。到家后我很有些得意地把逃票的经历讲给父亲听，我以为父亲会为我的机智褒奖我，我亲眼看见过同院的刘大妈因为儿子从菜摊抱回两棵大白菜而眉飞色舞。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父亲定定地望着我，目光中不但没有我期待的嘉许，反而嗖嗖冒出一股寒气，落地成冰。他突然将右臂抡成90度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的在我脸颊上落下了重重一掌，发出的响声绝对不亚于春节时小伙伴燃放的钢鞭。钢鞭是一种炮仗，清脆、持久，带着一股动人心魄的爆发力。
我眼前金星乱溅，一下子被打蒙了。
父亲居然出手如此之狠。这以前我和同院的小伙伴们曾瞒着大人到护城河游泳，因为走散了记不清归途，回家时已很晚了。父亲以为我有不测，见到我气急败坏，高声呵骂着扬起手臂。街坊们一看父亲真是动了怒，忙上前劝阻，却只见那高扬的手臂缓缓落下，只是在我的脸颊上轻轻拍了一下。邻居们都笑了，说，杜叔，您这是打小崽儿呢，还是替他挠痒痒呢？
可是这一次不同，过了好一会儿我的耳朵仍嗡嗡作响，脸颊火辣辣地疼。
我很委屈，那一晚我没有吃饭。睡觉的时候，父亲用手抚摸着我的脸颊，问：还疼吗？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在那一刻，我甚至在内心发誓，一旦有能力自立，便离家出走，即便父亲病了，也不再回来看他一眼。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这一记耳光付出10倍乃至100倍的代价。
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沉默良久，他靠在床边，点燃了一支香烟。
就是在那个月色如水的夜晚，我第一次听到了那个曾流传久远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很疼爱自己的儿子，以致对他百般呵护纵容。有一次，儿子偷了邻居的东西拿回家，母亲不但不责备，还夸奖他聪明能干。于是儿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发展成了一名江洋大盗。后来他被逮捕归案，判了斩刑。临刑前，儿子提出再吃一口母亲的奶水。痛不欲生的母亲答应了，没想到儿子一口咬掉了她的奶头，并指责她说：“你生养了我，却不教育我。如果当初我偷了邻居的东西你不是夸奖我，而是责备我，让我明辨是非，我怎么会有今天的下场呢！我好恨你呀！”
讲完这个故事，父亲拿一块湿毛巾擦去我脸上的泪痕，说：“我当财务科长十几年，从我手上走过的钱财成千上万，我虽清贫，但聊可自慰的是，从没有拿过公家一根草棍儿！我今天所以打你，就是想让你牢牢记住——蚁穴虽小可溃千里长堤。那个江洋大盗最初也是从偷一些小东西开始的。当然，你没有去偷人家东西，但是上车不打票，和偷拿人家东西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字——贪！”说着，父亲站起身，从衣架的衬衫里取出钱包，掏出两毛钱放在桌子上，严肃地叮嘱我：“你再去游泳，要多打一张票，要向售票员说明情况，能做到吗？”
我点点头，泪水再一次溢出眼眶。
10歲的我虽然还不能完全懂得这故事中蕴含的深奥道理，但是凭直觉感受到了父亲的舐犊之情。从那以后，每逢在生活中遇到金钱的诱惑，我都会想起那记耳光，想起那个月色如水的夜晚……
父亲蜷缩在病床上，我轻轻攥住他的手腕，将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形成一个圆，父亲的手腕在这个圆里竟然晃晃荡荡。我的心不由得一颤——哦，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父亲已经随时光走远，留在原点的分明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我简直不敢想象，他在五十多年前就是用这只手给了我一记受用终身的耳光。我俯下身，把嘴贴近父亲的耳朵，声音哽咽，爸，您能再打我一记耳光吗？父亲紧闭的眼球动了一下，我知道那只是生命体征没有消失前的偶然反应，但我却宁愿相信他听到了儿子的呼唤。儿子已年近花甲，因为这记耳光，他才有可能从一名青年工人成长为一名编审和主编；也因为您的这记耳光，您的孙子才能够成为清华美院的一名高材生，至今视金钱如粪土，视艺术为生命。
记得父亲七十岁大寿时，全家人都去了。四世同堂，足有20多口人。大哥花了200多元，特意为父亲订做了一个大号的蛋糕，孙辈们则忙着在蛋糕上插满了70根红蜡烛。蜡烛点燃了，在《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声中，父亲鼓足气去吹熄蜡烛。吹完蜡烛，大姐代表全家向父亲祝酒，祝父亲长命百岁。
父亲端起酒杯，仰头喝了一口，然后，望望家人略带歉疚地喃喃道：“难得你们有如此孝心。我这一生……唉，只有一把算盘，两袖清风，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你们。想起来，实在有些惭愧啊！”人老了，便容易伤感。大哥见父亲的眼圈有些发红，忙劝阻道：“哎，您何必自责呢？儿女们都已自立，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吃饭，一个个不都挺好吗？”我也说：“您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财物，却给我们留下了猎枪，这是可以终生受用的。”父亲闻言先是一愣，继而欣慰地笑了。在烛光的映照下，我看见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舒展开来。
回家的路上，10岁的儿子问我：“爸爸，你说爷爷给你留下了猎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呢？”
于是，我向他讲述了我10岁时经历的故事。
7
通过关系，我们把父亲从酒仙桥医院转至了北京医院重症室，我们祈盼北京最好的医疗条件能够在父亲身上出现奇迹。然而，终是回天无力，情况越来越恶化，父亲要完全靠呼吸机和插管维持生命体征。医生已经几次暗示我们放弃治疗，拔掉管子、撤掉呼吸机，几分钟之内父亲的生命体征就彻底消失了，而继续抢救，结局必定是人财两空。 在救治与否的态度上，家人发生了分歧，二哥的意思是与其看着老人受罪，不如让他早升仙境。我和妹妹则表示反对，妹妹所以反对，更多是因感情因素，因为晚年的父母一直由她照料，她无法面对父亲已经不治的事实。而我反对的心结是，父亲本来身体无虞，可以享有世纪之寿，因此在他清醒时我才没有及时去医院探望，我不甘心他就这样撒手而去。
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钱，父亲的治疗费已经突破了医保的上限——三十万元。也就是说，继续治疗，每天七八千元的费用完全要自理。父亲1948年1月随傅作义将军起义，被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按政策算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应该享有离休待遇。离休和退休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的 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兜底，后者在一年之内的上限是三十万元。问题是，父亲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曾经朋友介绍去一家私营公司干了一段时间。我问过一位在组织部门任职的中学同学，他说像父亲的情况，如果找到相关证明人，证明父亲是在建国之前加入人民解放军序列，这之后到私企干过几个月后又到了国企，那么完全有可能享受离休待遇。但即便找到证明人，全套程序走完，至少也要仨月半年，远水根本不解近渴。我知道父亲绝少求人，退休时本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主动放弃了。他当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清高的性格会将他晚年的医疗费用，像山一样压在了疼他爱他的子女头上。
在北京医院的走廊里，我问大哥，你能出多少钱？10万。他犹豫了一下说。他是工人退休，生活并不宽裕，我知道这10万元对他意味着什么。我又问姐姐和妹妹，他们表示各能出20万，连退休金一月只有三四千元的二哥也表示可以拿出5万元。我表态，我可以拿出30万，如果这些钱都花光了，我们卖房。没有人表示异议，虽然大家都明白，花出去的钱很可能打了水漂，但是儿女们都愿意作一次尝试，尽一次孝心——或许它很愚昧、很没有意义。明知没有意义却仍不肯放弃，是因为爱得太深！
医生又把我们叫进了办公室，让我们告诉她救治与否的决定。全部是杜姓人，外姓的姑爷、儿媳一律不得入内。我们面对的话题太严酷了，必须由他血脉相连的儿女决定。
我近乎乞求：“大夫，无论再花多少钱，能不能让我父亲的意识恢复清醒，哪怕是一天甚至一个小时。”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温文尔雅，气质端庄，她翻了翻父亲的监测记录，很无奈地摇摇头。
“我们不怕花钱，无论花多少钱。”姐姐说。
医生放下监测记录，向上推了一下眼镜：“你们的孝心我很感动。现在这个社会，能把亲情看得比金钱重的已经不多了。不过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医疗手段根本做不到无所不能。”
沉默，难言的沉默，除了沉默，便是我们眼里闪烁的泪花。我们的父亲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无论我们多么不舍，但是让我们同意摘去他的氧气面罩，拔掉维系他生命的管子，让老人的生命停止在我们手里，我们做不到。虽然我们知道，有尊严地离去已经成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刻度；虽然我们知道，安乐死在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可是，父亲是多么眷恋这个世界啊！他清醒的时候没有赋予我们这个权利，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愿。
“继续救治？”医生问。
“对！”我点点头，“不惜代价。”
医生透过镜片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其他人，見没有人表示异议，就站起身抚平了一下白大褂，走向门外，她是去履行职责；我们也站起身，抹去眼角的泪花，走向痛楚，我们是去尽一份儿女的孝心。
为了确保分分钟钟可以联系到家属，我们二人一组分成了三个班次，并在医院对面的宾馆里租了两间客房，毕竟哥嫂和姐姐都年近七十了，连日操劳，他们已有些力不从心，我的妻子和妹妹在医院守护，他们在宾馆待命。我有车，妻子让我回家去安抚一下焦灼中的母亲，只有妹夫一个人在家照料老人，她有些不放心。
没承想，汽车刚刚开上长安街，妻子就打来电话，说情况不好让我速归。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我知道它就像秋风中的一片枯叶，随时会落到我们头上，但是真的飘落时，我还是觉得心中无比悲凉。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我看见了泪眼模糊的妹妹和妻子，我知道，我来晚了，我在父亲远赴天国的时候没有能守护在他身边。
推开监护室的门，父亲依然躺在那里，只不过身上的管子和头上的氧气罩都已除去了，他显得更加瘦小，像是一个未曾发育的少年。我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以头触地，冲着父亲嘣嘣嘣磕了三个响头，我说不出一句话，我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我的声音已变成哽咽。妻子和妹妹将我扶起，我一步步走到父亲床头，从蹒跚学步到刚才迈出的几步，我伴随父亲走过了他的大半生。父亲像一位力竭而逝的行者，躺在那里是那么无助、疲惫和悲凉。我把脸颊贴近他的额头，额头还有生命的余温；我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那手却已经没有了生命的热度。父亲走了，此刻，他的灵魂脱离了肉体的躯壳，或许正在房间的某一个角落注视着我们。他太眷恋这个世界了，他实在不舍深爱他的亲人，但是他终将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茫茫的天宇之间。在为他穿衣服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双脚因为护栏的阻隔已经变形，怎么掰都掰不过来了。我不知道，老人对儿女的做法是欣慰，还是无奈；是感动，还是生气？
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从柜子里请出了父亲的遗像，他温情地注视着我，目光中像是蕴含着万语千言。爸爸，明天就是您五周年的忌日了，我会在您的墓碑前点燃这篇迟到的文字，天堂里的您如果读到了，就在明天晚上披清风明月走入儿子的梦中，与儿子把酒相谈，一诉别离之苦吧！有一种悔恨叫永远。五年了，近两千个漫漫长夜，一想到在您清醒的最后时光，我没有能和您说上一句话，捧上哪怕一盏清茶，儿子就泪流满面，痛悔不已。
好吗？亲爱的爸爸。明夜，我在梦中等你。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