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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床上，等待着盲人给我按摩颈椎。我这几天颈椎疼得要命。盲人是个中年汉子，在我租房子的小区里开了家按摩店，很小的门店。店里生着炉子，我脱了大衣，老老实实趴着。他冲着我的脖子，一把捏了下来，我的脚抖了一下。他说，脖子太僵硬了。我忍着疼哼哼两声。他又捏了几下说，你的颈椎不好，一捏就知道。我说我是个小说家。颈椎是平时写小说累的，不光颈椎疼，腰也疼。他劝我好好调养身体，他自己年轻时候干苦工，不注意身体，人到中年留了一身病。我写小说不是不知道休息，经常是盯着电脑敲打一阵，恍惚一阵，一天差不多过去了。
墙上挂着盲人年轻时候的照片，模样颇像我爸爸。盲人做过木匠，做过铁匠，我单从几张照片无法判断他做工的先后顺序，但是能判断他真的很有劲。跟我爸爸一样有劲。
我成长中最大的敌人是我爸爸，我少年时候他的火气很大，后来随着我长大成人，火气倒在慢慢变小。每次碰见他要发火又忍着，我都不遗余力把他的火气逼出来。他打我最狠的一次我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我一度怀疑我有病，症状表现在我从来不知道示弱。这么说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我是缺心眼儿错不了。
这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过元旦了。很显然，除了疼痛，一整年我一无所有。我出了一身汗，按完，我在他小店里坐了会儿，汗消下去，我拿钱给他才知道犯了错误。带的现金并不够。现在出门带的现金少，多数时候用支付宝。我问他支付宝可以吗，很抱歉，他用的老年机。
“我回去取你放心吗？”
“你还有事，先去忙吧。忙完回来再给钱。”
我有些犹豫，鉴于每个周末都找盲人按一次，月底结账，这笔钱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我确实有事，西海岸电影学院的编剧系的大四学生李桢约了我。我兜里可怜的几十块钱不能给他，得留着坐公交车。李桢这次约我是因为老狼来了，也不光老狼，来的还有张驰、周大年、狗子，他们今天下午两点在岛城一家独立书店签名售书。虽然我是写小说的，可这些人里，我只知道老狼。虽然老狼不是写小说的。
我跟盲人道了谢，出了门到马路对面等公交车。岛城现在开发地铁，只开发了几条线，我住的地方尚未普及。上了公交车，售票员问我去哪，我没敢说到火车站，因为到火车站有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我报了最近的站牌。买了票，我扔到了车厢，混进一堆五颜六色的票里。
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售票员多数情况下不会记得你在哪一站下车，也不会再检查你的票。我这样投机取巧，有失一个小说家的尊严。可是，我租的房子是女朋友交的押金，交了半年的，过完元旦就到期了。我最近的一篇小说是明年二月初发表，远水可救不了近火。此外还有一家省级刊物的稿费没领到手，编辑说杂志社经营不太好，他也是写作的，知道写作不易，但更清楚办刊物的艰难，望理解。
我怎么理解？
李桢发短信说坐上了公交車，进了海底隧道。问我到哪里了。我没好意思说刚出门，只说在路上堵了。
也真的在路上堵了。车窗外的喇叭声此起彼伏，我伸着脖子看扭七拐八的车龙，在岛城二中的减速地带堵上了。我对二中实在情有独钟，这地方离我租的房子最近，经常散步过来买两本杂志。这边的报摊效益很好。因为消费者都是些上课憋屈，下课又无所事事的小学生。
小手里握着书本的小学生，从一辆辆堵着路的或新或旧的私家车里往外钻，奔跑起来活像传送带上的炮仗。小学生在二中大门口的一张书桌前聚集成堆，已经有稍见成熟的初中生等在这里了，书桌后面站着和蔼可亲的校长。
校长写了新书，《管理学生的一百零二条建议》，身后是硕大的红色横幅，“一校之长爱生如子，情系教育又作新书”。跟前小学生排了四条队伍。我跟我旁边的大姐说，给小学生建议不是应该老师买来读的？大姐肥头圆脸，冷漠地白了我一眼，并不搭腔。
这个大姐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大姐。
高中时候我还给一家灵异小说刊物供过稿子，一月印三期，稿费一期一结算。如果手机的娱乐功能再少一点，我想这家灵异刊物不会这么早倒闭。印象最深的是一直在开视频谩骂我的东北大姐。大姐对我要求很苛刻，其实也不怨大姐，他们的杂志发稿子没什么逻辑，只要出现一只很吓人的鬼，题材不触及军、警、政、婚姻，就可以发表。
我写稿子讲究，凡事探讨个因果，她极不喜欢因果，每次看见我写因果都要毙，从她那里领到稿费我都诅咒一次他们杂志。
公交车慢悠悠碾压过减速带，脱离了校门口“减速慢行”的路牌，四条队伍慢悠悠消失在车子后面的玻璃窗。岛城的文化风气好，每一个站点，都有在呼啸的北风中摆报摊的男女。只是等车的乘客很少光顾。大姐跟我说话是在市政府这一站，当时车上拥挤，车门开着。站牌下面摆着几把塑料凳子，供乘客坐。大姐已经从不同乘客手里要到了钱，当然钱不是大姐私吞，用她的话说，是在募集冬天的正能量。让小小的爱心涟漪，在居民和游客中扩散。大姐指给我看站牌处的爱心凳子。我说我没有钱，惹得大姐不快。用大姐的话说不是找我要钱，是找我要爱心，给市民添置一份陌生的温暖。在大姐的带动下，好事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了我，我冲着他们骂了一句。站点的报摊，忽而整沓报纸从压住的石头下飞了出去。摊主袖着手从马路牙子上站起来，用脚踩住风中舞蹈的报纸。
迟到了近一个小时，老远看见李桢点上了一支烟，吸了几口，烟在大风中自己灭了。他刚烫了头发，边吸烟边用手捋着头发别提多洋气，我下意识压了压自己的一头枯草，急着蹭他的烟抽，车没停稳我差点出溜下去。
我们是在省级刊物办的九零后文学笔会上认识的，聚餐时他喝多了，几天的采风他都苦着一张脸。原本也不会熟，虽然都在岛城，可是这之前从未见过。直到最后一天下午，几个德高望重的文学评委给我们开会，批评了我们年幼、低龄的作品，问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吗。李桢苦着脸挠挠头皮说，肚子饿了，开饭吧。
我坐在李桢对面，大笑着从椅子上出溜了下去。几个老师脸上有些挂不住，倒不全是因为李桢，也因为我，他们相互瞅了会儿，也就散了会。 回到岛城我和李桢几乎每两个周来往一次。他虽还在上大学，可是比我混得要好。经济来源一方面依靠家长，另一方面李桢写小说，也写剧本。他写小说是拿稿费的，写剧本只是帮忙，帮系主任的忙，帮北漂朋友的忙，帮几个自创刊物的老作家的忙。
我和李桢抽完了烟又上了公交车，去大集附近的独立书店见老狼。时间是上午十点半，比较尴尬的点。路上和李桢谈起了最近读的书，李桢说中断阅读了，最近只看电影。问及看什么电影，李桢说，昨晚还在看北野武的《座头市》。我说这个片子我知道，讲的是日本的盲侠。
我说我羡慕盲人，李桢问我，看不见有什么好。我说看不见才更专一。我脑子里回荡着早晨给我按摩的盲人形象，自从全职写作，我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到了临近的站牌已经十一点钟，李桢说，下个周要去内蒙古拍一部故事片，申请到经费了。我也想跟着去，但是我没钱。上次见面李桢请我吃的饭，在一家萧索、破败的烧烤店，我们点了四条烤鱼，一盘烤肠，二十根羊肉串，两瓶啤酒。想吃个腰子补补身子，发现除了我们点的这几样，其余一概没有。我举着脖子灌酒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我桌面一跃而过，吓得李桢一口酒喷到了我身上。
上次他请我，这次理该我请他。我在书店附近的银行取了卡里所有钱。不到二百。钱是我女朋友离开我的时候留下的。留的是现金，我又排了半天队存进银行的。现在取钱，银行里坐满了退休后的老头老太太。独立书店旁边有个大集，老头老太太赶集，取的是现钱。要花十块钱，取二十。赶集回来，把剩下的再存回去。
他们有时间，又有耐心，而我只有时间。把钱取出来的那一刹那我哭了。身后的大妈吓坏了，还上来摸摸我的头。我紧握着手里的钱啜泣着说，大妈，我没事。
我哭是因为我差一点过上憧憬已久的诗意的生活，真的是差一点。我女朋友给我买了一台德国产的咖啡机。我理想的生活就是每个早晨眯着睡眼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吞一杯咖啡再醒过来。
咖啡机来时是个清晨，阳光踩在厚厚的窗帘上，室内天昏地暗。女朋友下了夜班推门才带进来一束光，她怀抱着一只小花猫。
“你买的吗？”我赤身裸体把咖啡机摆到厨房，从已经断了电的冰箱里拿冻鱼。
“不是买的难不成路上捡的。”
“不是咖啡机，我说猫。”
“路上捡的。”
我把鱼的内脏掏出来，给猫吃。
女朋友皱着眉躲开我，“好恶心，不给它吃。”
我最后煎了鱼尾巴给猫，小花猫低着头吃的时候我跟女朋友说，我们不适合养猫。
“先不养，过一阵子，我买只好的给你。”
“不。”
“没东西喂它。”
“那我去买。”
不怕人笑话，我在家写作，钱都是花女朋友的。当然我自己偶尔有了钱也不吝啬，也带女朋友上街吃喝。我刷信用卡给女朋友买过一件一万多的皮草。这也导致了我严重怀疑自己有病。不管手里有多少钱，我都要短时间内花出去。不然我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
女朋友上班之后我抱着猫站到阳台，一边佯装往楼下扔猫一边说，“你敢再来，我就从这里扔你下去。”小花猫喵喵叫个不停。我把它放到楼下草坪上，摸了它好长时间，松手后它没回头看我，走了。
女朋友只给我买了咖啡机，并没有买咖啡豆。
我看着手里仅有的一百七十块钱说，“我把猫送走，我就知道，咖啡豆她永远都不会再给我买了。”
但是这些话我没办法跟大妈说，我不知道说的顺序是，先说自己有病，还是先说女朋友给我买了咖啡机，没买咖啡豆。
我擦干净眼泪和李桢并肩出了银行大厅，李桢也问我哭啥。
“我哭我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生活就是作协把我们养起来。”李桢在一家烧烤店门前停步。
“我不指望哪个机构养我，我希望能有自己的读者。”
“没人看文学书。”
大概我脸色很难看，李桢忙说，时代的大钟来回摆，有一天人们会回来的。
“我们能赶上那天吗？”
“你一直写下去，说不准。”
我点了几样烤肉，要了啤酒。点菜时也是好面子，往多了点。李桢一个劲阻拦我说，犯不上犯不上，等咱们挣了大钱再好好吃一顿。
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挣到大钱，以及挣到大钱之后干嘛，禁不住悲从中来。我和女朋友就是吃烤肉认识的。我坐在她旁边，她低着头刷微博，我在思考我是不是有病。烤肉上来了，她刷着微博一串串吃了起来。啤酒上来了，她跟服务员说我不喝酒。服务员说这些是你旁边的先生的。
她的嘴张成了圆形，我以为她要说抱歉，谁知道她问我是不是有病，吃你的烤肉也不说。我带着哭腔说我就是有病啊。本来不确定，你一说，我真觉得我有病了。逗得她哈哈大笑。
我们去领证的那天，我给她买了一万多的皮草，她挎着我的胳膊也是这样哈哈大笑。当我发现带的钱不够领证时，她抽出手，扇了我一耳光。
“你根本不想領证。”
“我以为你带着钱呢。”
女朋友的原则是无条件给我花钱，但是领证的钱必须我出。
“我哪知道你的原则这么奇怪。”
“我就是干这个的，你早知道。”
“不是因为这些，我带的钱不够。”
“那你来干嘛的？”
她又要抽我，我躲开说，注意点影响，人家以为咱俩诈婚呢。
她瞅着工作人员说，那明天我们再过来。
服务员过来问我们要冰冻的还是常温的，我说你傻吗，这个季节喝什么冰冻的。服务员气冲冲从门口的白菜堆里抽了两瓶埋在积雪里的常温啤酒，我忙制止了她，跟她要冰冻啤酒。
等菜时我连了店里的网刷微博，发现老狼的签售会需要提前订座位，问李桢现在订座位还来得及吗。李桢说来得及。
李桢笑着问我，除了咱俩，谁去看。 我也这么想，和李桢碰了杯子，问起他毕业之后的打算。
“要不我们合租吧？能省点钱。”
李桢犹豫了一会儿说，毕业想去北京。
北京房租贵着呢，还有雾霾。我希望他留下来，我一个人逢年过节寂寞。
“现在网剧泛滥，缺本子。”
“咱俩合写吧？”我问李桢。
李桢拒绝了我，我们又碰了杯，气氛尴尬起来。我嚷了一嗓子，流量才是王道啊，纸媒死去吧。说完似乎更尴尬了，一下子没了话题。我没话找话跟他谈论谁的小说又被《小说选刊》转载了，谁出书了，哪个老作家气数尽了。不知不觉喝高了，肚子胀得厉害。李桢胃不好，跑去厕所吐了。
我不忍心剩下的半瓶啤酒，自己一仰脖子灌下去了。喝完喉咙一酸，我也跑厕所吐了。
我和女朋友分手的那天，写《白鹿原》的陈忠实正好离世。整个学生时代，我的手指一再划过这本厚厚的书籍，从没有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太厚了，我没有耐心读完。文学就是这样，消费起来远远比不上一盒避孕套。
我抱着腿蜷缩在床上，女朋友推门进来问我吃啥。她皱着眉问我能不能不要穿着鞋上床。她除了刷微博，从没有耐心阅读。我说滚远点，别烦我。我女朋友比较敏感。她做好了饭说，一会儿还要回店里上班。
我依旧没理她。
她给我往碗里夹着菜说，“我今天接了两个奇怪的客人。”
我愣愣地看着她，过去她从不说工作上的事。
“你知道怎么奇怪吗，第一个是小侏儒。”
“去上班吧。”
“我去的时候，他坐在床上荡悠着腿玩呢。”
我扔了筷子。
“第二个是老头子，七十多了，一脸老年斑。”
“好了。”
“我真怕他死在我床上。”
“够了。”
女朋友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了也没再回来。她出门前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深情，我已经预感到她这一走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喉咙一酸，吐了出来。她看我吐了，轻轻地带上了门。
我和李桢吃完烧烤，到独立书店时老狼他们已经来了。张驰、周大年、狗子三个人随意地坐在单人沙发上，面前支着桌子，摆放着四个陶瓷盖杯，唯独老狼规规矩矩小学生一般正襟危坐。老狼身后扯着幕布，书写着楷体大字“书写的边界”。他握着话筒，在酝酿自己的语言。其余三人跷着腿端起盖杯喝茶。
一堆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在木头阶梯上。我和李桢也坐了过去，我说你看，老狼貌似在这个圈子里没地位啊。李桢哼了一鼻子说，老狼又不写作。我举着手机拍照，离得太远了。又拉着李桢往阶梯下面走，不小心碰到了穿衬衣的男生，他骂了一句妈的没素质。
我停在他跟前跺了下脚，米黄色木头阶梯上留下了我黑乎乎的鞋印子。
身后的男生嚷嚷挡着我了，我回头问他，挡住怎么了。
男生没说话，我又问穿衬衣的男生，他也没说话。我和李桢挨着他坐了下来，另一边的女生瞥我们一眼，拉上了背包的拉链，把包捂在了怀里。我问她什么意思，她看了看我，站起来走了。
老狼说了一通感谢的话，感谢张驰、周大年、狗子，感谢完把话筒交给了另一个人。除了老狼我都不认识，无法判断谁是谁。李桢说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坐在那里，说一通感谢的话呀。我仔细数了数来的大学生，不到一百人，不敢确定他们是不是张驰、周大年、狗子的读者，或者跟我一样来看老狼的。
李桢感慨道，我们就是处在书写的边界上的人吧。
我扭头问穿衬衣的男生，“是不是？”
男生气呼呼离开，再回来的时候叫来了保安。保安闻着我们一身酒味，没驱赶我们，但是劝我们要文明，这里是书吧，不是酒吧。
“不文明怎么了？”我问保安。
李桢拉了我一把，我挣脱开。
“不文明怎么了？”我吼起来，老狼那边停了几秒，往我这边看，我也冲几个老作家挥手。“哥几个，咱们都是一样的。”
走来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说要请我喝咖啡。
“我认识你是谁啊，谁喝你的咖啡。”
中年人把保安支开了，安排我和李桢到二楼入座，亲自端来了两杯拉花咖啡。“我是这家书店的老板。”中年人跟我说。
“挺佩服你的，开这么大一家书店。”李桢同老板握手。
“不是一家。”老板也同我握手，我老老实实伸手跟他握了。
“我连开了三家。”老板坐在我们对面，摸他的山羊胡子。
“几百万吗？”李桢问。
“几千万。”
“开书店很难回本吧？”
“不盈利，爱好。”
我和李桢面面相觑。
我们走时老狼他们说完了感谢致辞，正在签售，如我所料，真正的读者少之又少。出了门口，我和李桢也要分别了。他下半年毕业，去北京。这之前我们还能见几次。不过见了干嘛呢？
原本打算找他借钱，嘴张了几次又闭上了。
公交车来了，李桢从兜里摸出几百块钱，塞到我手里。
“留着花吧。”他上了车。
“你还跟家里要钱呢。”我冲着车说。
我和他分別挤上了公交车，一辆开往西海岸，一辆开往东海岸。一路上摇摇晃晃，我戴着蓝牙耳机听歌，手机没电之后，腹内一阵翻滚，急忙跑下去吐，吐不出来。坐在站点的蓝色爱心凳子上歇了半天，再见到大姐我一定让她多买点凳子，带着这个想法我上了另一辆公交。
上去之后，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开了窗户通风。有点后悔为了省钱，寒冬腊月里跟李桢喝啤酒。胃内再次翻搅，我没忍住，一口喷了出去。正好骑摩托送快递的小哥顶风往前跑，粘连的蛋黄色的液体兜头浇了下去。小哥一时没反应过来，伸手抹了把脸。
公交车突然停住，小哥下了摩托，一路往这边走。我顾不上恶心，眯眼瞅着十字路口红灯上的倒计时，再掉脸看一脸盛怒的小哥。
小哥砸公交车的门。
司机骂了句，我跟司机说开门，找我的。
我下车后，给小哥鞠了一躬。还没说对不起啥的，小哥用手抹着衣服一步跨上了摩托车，我又要鞠躬，小哥冲我按了下喇叭。我松了口气。这口气不是因为小哥没有揍我松的，老实说我也不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我没病。因为我没病，我松了口气。我想打个电话跟我女朋友说一声。说完我还想问问她把我们的结婚证藏在哪里了。我打了电话过去，她的号码成了空号。
到站后我把李桢给我的钱还给了盲人按摩师傅。还在小区里看见了我的可爱的小花猫，它匆匆瞅了我一眼，一溜烟上了树。再看时，已经不见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
墙上挂着盲人年轻时候的照片，模样颇像我爸爸。盲人做过木匠，做过铁匠，我单从几张照片无法判断他做工的先后顺序，但是能判断他真的很有劲。跟我爸爸一样有劲。
我成长中最大的敌人是我爸爸，我少年时候他的火气很大，后来随着我长大成人，火气倒在慢慢变小。每次碰见他要发火又忍着，我都不遗余力把他的火气逼出来。他打我最狠的一次我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我一度怀疑我有病，症状表现在我从来不知道示弱。这么说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我是缺心眼儿错不了。
这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过元旦了。很显然，除了疼痛，一整年我一无所有。我出了一身汗，按完，我在他小店里坐了会儿，汗消下去，我拿钱给他才知道犯了错误。带的现金并不够。现在出门带的现金少，多数时候用支付宝。我问他支付宝可以吗，很抱歉，他用的老年机。
“我回去取你放心吗？”
“你还有事，先去忙吧。忙完回来再给钱。”
我有些犹豫，鉴于每个周末都找盲人按一次，月底结账，这笔钱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我确实有事，西海岸电影学院的编剧系的大四学生李桢约了我。我兜里可怜的几十块钱不能给他，得留着坐公交车。李桢这次约我是因为老狼来了，也不光老狼，来的还有张驰、周大年、狗子，他们今天下午两点在岛城一家独立书店签名售书。虽然我是写小说的，可这些人里，我只知道老狼。虽然老狼不是写小说的。
我跟盲人道了谢，出了门到马路对面等公交车。岛城现在开发地铁，只开发了几条线，我住的地方尚未普及。上了公交车，售票员问我去哪，我没敢说到火车站，因为到火车站有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我报了最近的站牌。买了票，我扔到了车厢，混进一堆五颜六色的票里。
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售票员多数情况下不会记得你在哪一站下车，也不会再检查你的票。我这样投机取巧，有失一个小说家的尊严。可是，我租的房子是女朋友交的押金，交了半年的，过完元旦就到期了。我最近的一篇小说是明年二月初发表，远水可救不了近火。此外还有一家省级刊物的稿费没领到手，编辑说杂志社经营不太好，他也是写作的，知道写作不易，但更清楚办刊物的艰难，望理解。
我怎么理解？
李桢发短信说坐上了公交車，进了海底隧道。问我到哪里了。我没好意思说刚出门，只说在路上堵了。
也真的在路上堵了。车窗外的喇叭声此起彼伏，我伸着脖子看扭七拐八的车龙，在岛城二中的减速地带堵上了。我对二中实在情有独钟，这地方离我租的房子最近，经常散步过来买两本杂志。这边的报摊效益很好。因为消费者都是些上课憋屈，下课又无所事事的小学生。
小手里握着书本的小学生，从一辆辆堵着路的或新或旧的私家车里往外钻，奔跑起来活像传送带上的炮仗。小学生在二中大门口的一张书桌前聚集成堆，已经有稍见成熟的初中生等在这里了，书桌后面站着和蔼可亲的校长。
校长写了新书，《管理学生的一百零二条建议》，身后是硕大的红色横幅，“一校之长爱生如子，情系教育又作新书”。跟前小学生排了四条队伍。我跟我旁边的大姐说，给小学生建议不是应该老师买来读的？大姐肥头圆脸，冷漠地白了我一眼，并不搭腔。
这个大姐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大姐。
高中时候我还给一家灵异小说刊物供过稿子，一月印三期，稿费一期一结算。如果手机的娱乐功能再少一点，我想这家灵异刊物不会这么早倒闭。印象最深的是一直在开视频谩骂我的东北大姐。大姐对我要求很苛刻，其实也不怨大姐，他们的杂志发稿子没什么逻辑，只要出现一只很吓人的鬼，题材不触及军、警、政、婚姻，就可以发表。
我写稿子讲究，凡事探讨个因果，她极不喜欢因果，每次看见我写因果都要毙，从她那里领到稿费我都诅咒一次他们杂志。
公交车慢悠悠碾压过减速带，脱离了校门口“减速慢行”的路牌，四条队伍慢悠悠消失在车子后面的玻璃窗。岛城的文化风气好，每一个站点，都有在呼啸的北风中摆报摊的男女。只是等车的乘客很少光顾。大姐跟我说话是在市政府这一站，当时车上拥挤，车门开着。站牌下面摆着几把塑料凳子，供乘客坐。大姐已经从不同乘客手里要到了钱，当然钱不是大姐私吞，用她的话说，是在募集冬天的正能量。让小小的爱心涟漪，在居民和游客中扩散。大姐指给我看站牌处的爱心凳子。我说我没有钱，惹得大姐不快。用大姐的话说不是找我要钱，是找我要爱心，给市民添置一份陌生的温暖。在大姐的带动下，好事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了我，我冲着他们骂了一句。站点的报摊，忽而整沓报纸从压住的石头下飞了出去。摊主袖着手从马路牙子上站起来，用脚踩住风中舞蹈的报纸。
迟到了近一个小时，老远看见李桢点上了一支烟，吸了几口，烟在大风中自己灭了。他刚烫了头发，边吸烟边用手捋着头发别提多洋气，我下意识压了压自己的一头枯草，急着蹭他的烟抽，车没停稳我差点出溜下去。
我们是在省级刊物办的九零后文学笔会上认识的，聚餐时他喝多了，几天的采风他都苦着一张脸。原本也不会熟，虽然都在岛城，可是这之前从未见过。直到最后一天下午，几个德高望重的文学评委给我们开会，批评了我们年幼、低龄的作品，问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吗。李桢苦着脸挠挠头皮说，肚子饿了，开饭吧。
我坐在李桢对面，大笑着从椅子上出溜了下去。几个老师脸上有些挂不住，倒不全是因为李桢，也因为我，他们相互瞅了会儿，也就散了会。 回到岛城我和李桢几乎每两个周来往一次。他虽还在上大学，可是比我混得要好。经济来源一方面依靠家长，另一方面李桢写小说，也写剧本。他写小说是拿稿费的，写剧本只是帮忙，帮系主任的忙，帮北漂朋友的忙，帮几个自创刊物的老作家的忙。
我和李桢抽完了烟又上了公交车，去大集附近的独立书店见老狼。时间是上午十点半，比较尴尬的点。路上和李桢谈起了最近读的书，李桢说中断阅读了，最近只看电影。问及看什么电影，李桢说，昨晚还在看北野武的《座头市》。我说这个片子我知道，讲的是日本的盲侠。
我说我羡慕盲人，李桢问我，看不见有什么好。我说看不见才更专一。我脑子里回荡着早晨给我按摩的盲人形象，自从全职写作，我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到了临近的站牌已经十一点钟，李桢说，下个周要去内蒙古拍一部故事片，申请到经费了。我也想跟着去，但是我没钱。上次见面李桢请我吃的饭，在一家萧索、破败的烧烤店，我们点了四条烤鱼，一盘烤肠，二十根羊肉串，两瓶啤酒。想吃个腰子补补身子，发现除了我们点的这几样，其余一概没有。我举着脖子灌酒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我桌面一跃而过，吓得李桢一口酒喷到了我身上。
上次他请我，这次理该我请他。我在书店附近的银行取了卡里所有钱。不到二百。钱是我女朋友离开我的时候留下的。留的是现金，我又排了半天队存进银行的。现在取钱，银行里坐满了退休后的老头老太太。独立书店旁边有个大集，老头老太太赶集，取的是现钱。要花十块钱，取二十。赶集回来，把剩下的再存回去。
他们有时间，又有耐心，而我只有时间。把钱取出来的那一刹那我哭了。身后的大妈吓坏了，还上来摸摸我的头。我紧握着手里的钱啜泣着说，大妈，我没事。
我哭是因为我差一点过上憧憬已久的诗意的生活，真的是差一点。我女朋友给我买了一台德国产的咖啡机。我理想的生活就是每个早晨眯着睡眼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吞一杯咖啡再醒过来。
咖啡机来时是个清晨，阳光踩在厚厚的窗帘上，室内天昏地暗。女朋友下了夜班推门才带进来一束光，她怀抱着一只小花猫。
“你买的吗？”我赤身裸体把咖啡机摆到厨房，从已经断了电的冰箱里拿冻鱼。
“不是买的难不成路上捡的。”
“不是咖啡机，我说猫。”
“路上捡的。”
我把鱼的内脏掏出来，给猫吃。
女朋友皱着眉躲开我，“好恶心，不给它吃。”
我最后煎了鱼尾巴给猫，小花猫低着头吃的时候我跟女朋友说，我们不适合养猫。
“先不养，过一阵子，我买只好的给你。”
“不。”
“没东西喂它。”
“那我去买。”
不怕人笑话，我在家写作，钱都是花女朋友的。当然我自己偶尔有了钱也不吝啬，也带女朋友上街吃喝。我刷信用卡给女朋友买过一件一万多的皮草。这也导致了我严重怀疑自己有病。不管手里有多少钱，我都要短时间内花出去。不然我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
女朋友上班之后我抱着猫站到阳台，一边佯装往楼下扔猫一边说，“你敢再来，我就从这里扔你下去。”小花猫喵喵叫个不停。我把它放到楼下草坪上，摸了它好长时间，松手后它没回头看我，走了。
女朋友只给我买了咖啡机，并没有买咖啡豆。
我看着手里仅有的一百七十块钱说，“我把猫送走，我就知道，咖啡豆她永远都不会再给我买了。”
但是这些话我没办法跟大妈说，我不知道说的顺序是，先说自己有病，还是先说女朋友给我买了咖啡机，没买咖啡豆。
我擦干净眼泪和李桢并肩出了银行大厅，李桢也问我哭啥。
“我哭我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生活就是作协把我们养起来。”李桢在一家烧烤店门前停步。
“我不指望哪个机构养我，我希望能有自己的读者。”
“没人看文学书。”
大概我脸色很难看，李桢忙说，时代的大钟来回摆，有一天人们会回来的。
“我们能赶上那天吗？”
“你一直写下去，说不准。”
我点了几样烤肉，要了啤酒。点菜时也是好面子，往多了点。李桢一个劲阻拦我说，犯不上犯不上，等咱们挣了大钱再好好吃一顿。
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挣到大钱，以及挣到大钱之后干嘛，禁不住悲从中来。我和女朋友就是吃烤肉认识的。我坐在她旁边，她低着头刷微博，我在思考我是不是有病。烤肉上来了，她刷着微博一串串吃了起来。啤酒上来了，她跟服务员说我不喝酒。服务员说这些是你旁边的先生的。
她的嘴张成了圆形，我以为她要说抱歉，谁知道她问我是不是有病，吃你的烤肉也不说。我带着哭腔说我就是有病啊。本来不确定，你一说，我真觉得我有病了。逗得她哈哈大笑。
我们去领证的那天，我给她买了一万多的皮草，她挎着我的胳膊也是这样哈哈大笑。当我发现带的钱不够领证时，她抽出手，扇了我一耳光。
“你根本不想領证。”
“我以为你带着钱呢。”
女朋友的原则是无条件给我花钱，但是领证的钱必须我出。
“我哪知道你的原则这么奇怪。”
“我就是干这个的，你早知道。”
“不是因为这些，我带的钱不够。”
“那你来干嘛的？”
她又要抽我，我躲开说，注意点影响，人家以为咱俩诈婚呢。
她瞅着工作人员说，那明天我们再过来。
服务员过来问我们要冰冻的还是常温的，我说你傻吗，这个季节喝什么冰冻的。服务员气冲冲从门口的白菜堆里抽了两瓶埋在积雪里的常温啤酒，我忙制止了她，跟她要冰冻啤酒。
等菜时我连了店里的网刷微博，发现老狼的签售会需要提前订座位，问李桢现在订座位还来得及吗。李桢说来得及。
李桢笑着问我，除了咱俩，谁去看。 我也这么想，和李桢碰了杯子，问起他毕业之后的打算。
“要不我们合租吧？能省点钱。”
李桢犹豫了一会儿说，毕业想去北京。
北京房租贵着呢，还有雾霾。我希望他留下来，我一个人逢年过节寂寞。
“现在网剧泛滥，缺本子。”
“咱俩合写吧？”我问李桢。
李桢拒绝了我，我们又碰了杯，气氛尴尬起来。我嚷了一嗓子，流量才是王道啊，纸媒死去吧。说完似乎更尴尬了，一下子没了话题。我没话找话跟他谈论谁的小说又被《小说选刊》转载了，谁出书了，哪个老作家气数尽了。不知不觉喝高了，肚子胀得厉害。李桢胃不好，跑去厕所吐了。
我不忍心剩下的半瓶啤酒，自己一仰脖子灌下去了。喝完喉咙一酸，我也跑厕所吐了。
我和女朋友分手的那天，写《白鹿原》的陈忠实正好离世。整个学生时代，我的手指一再划过这本厚厚的书籍，从没有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太厚了，我没有耐心读完。文学就是这样，消费起来远远比不上一盒避孕套。
我抱着腿蜷缩在床上，女朋友推门进来问我吃啥。她皱着眉问我能不能不要穿着鞋上床。她除了刷微博，从没有耐心阅读。我说滚远点，别烦我。我女朋友比较敏感。她做好了饭说，一会儿还要回店里上班。
我依旧没理她。
她给我往碗里夹着菜说，“我今天接了两个奇怪的客人。”
我愣愣地看着她，过去她从不说工作上的事。
“你知道怎么奇怪吗，第一个是小侏儒。”
“去上班吧。”
“我去的时候，他坐在床上荡悠着腿玩呢。”
我扔了筷子。
“第二个是老头子，七十多了，一脸老年斑。”
“好了。”
“我真怕他死在我床上。”
“够了。”
女朋友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了也没再回来。她出门前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深情，我已经预感到她这一走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喉咙一酸，吐了出来。她看我吐了，轻轻地带上了门。
我和李桢吃完烧烤，到独立书店时老狼他们已经来了。张驰、周大年、狗子三个人随意地坐在单人沙发上，面前支着桌子，摆放着四个陶瓷盖杯，唯独老狼规规矩矩小学生一般正襟危坐。老狼身后扯着幕布，书写着楷体大字“书写的边界”。他握着话筒，在酝酿自己的语言。其余三人跷着腿端起盖杯喝茶。
一堆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在木头阶梯上。我和李桢也坐了过去，我说你看，老狼貌似在这个圈子里没地位啊。李桢哼了一鼻子说，老狼又不写作。我举着手机拍照，离得太远了。又拉着李桢往阶梯下面走，不小心碰到了穿衬衣的男生，他骂了一句妈的没素质。
我停在他跟前跺了下脚，米黄色木头阶梯上留下了我黑乎乎的鞋印子。
身后的男生嚷嚷挡着我了，我回头问他，挡住怎么了。
男生没说话，我又问穿衬衣的男生，他也没说话。我和李桢挨着他坐了下来，另一边的女生瞥我们一眼，拉上了背包的拉链，把包捂在了怀里。我问她什么意思，她看了看我，站起来走了。
老狼说了一通感谢的话，感谢张驰、周大年、狗子，感谢完把话筒交给了另一个人。除了老狼我都不认识，无法判断谁是谁。李桢说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坐在那里，说一通感谢的话呀。我仔细数了数来的大学生，不到一百人，不敢确定他们是不是张驰、周大年、狗子的读者，或者跟我一样来看老狼的。
李桢感慨道，我们就是处在书写的边界上的人吧。
我扭头问穿衬衣的男生，“是不是？”
男生气呼呼离开，再回来的时候叫来了保安。保安闻着我们一身酒味，没驱赶我们，但是劝我们要文明，这里是书吧，不是酒吧。
“不文明怎么了？”我问保安。
李桢拉了我一把，我挣脱开。
“不文明怎么了？”我吼起来，老狼那边停了几秒，往我这边看，我也冲几个老作家挥手。“哥几个，咱们都是一样的。”
走来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说要请我喝咖啡。
“我认识你是谁啊，谁喝你的咖啡。”
中年人把保安支开了，安排我和李桢到二楼入座，亲自端来了两杯拉花咖啡。“我是这家书店的老板。”中年人跟我说。
“挺佩服你的，开这么大一家书店。”李桢同老板握手。
“不是一家。”老板也同我握手，我老老实实伸手跟他握了。
“我连开了三家。”老板坐在我们对面，摸他的山羊胡子。
“几百万吗？”李桢问。
“几千万。”
“开书店很难回本吧？”
“不盈利，爱好。”
我和李桢面面相觑。
我们走时老狼他们说完了感谢致辞，正在签售，如我所料，真正的读者少之又少。出了门口，我和李桢也要分别了。他下半年毕业，去北京。这之前我们还能见几次。不过见了干嘛呢？
原本打算找他借钱，嘴张了几次又闭上了。
公交车来了，李桢从兜里摸出几百块钱，塞到我手里。
“留着花吧。”他上了车。
“你还跟家里要钱呢。”我冲着车说。
我和他分別挤上了公交车，一辆开往西海岸，一辆开往东海岸。一路上摇摇晃晃，我戴着蓝牙耳机听歌，手机没电之后，腹内一阵翻滚，急忙跑下去吐，吐不出来。坐在站点的蓝色爱心凳子上歇了半天，再见到大姐我一定让她多买点凳子，带着这个想法我上了另一辆公交。
上去之后，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开了窗户通风。有点后悔为了省钱，寒冬腊月里跟李桢喝啤酒。胃内再次翻搅，我没忍住，一口喷了出去。正好骑摩托送快递的小哥顶风往前跑，粘连的蛋黄色的液体兜头浇了下去。小哥一时没反应过来，伸手抹了把脸。
公交车突然停住，小哥下了摩托，一路往这边走。我顾不上恶心，眯眼瞅着十字路口红灯上的倒计时，再掉脸看一脸盛怒的小哥。
小哥砸公交车的门。
司机骂了句，我跟司机说开门，找我的。
我下车后，给小哥鞠了一躬。还没说对不起啥的，小哥用手抹着衣服一步跨上了摩托车，我又要鞠躬，小哥冲我按了下喇叭。我松了口气。这口气不是因为小哥没有揍我松的，老实说我也不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我没病。因为我没病，我松了口气。我想打个电话跟我女朋友说一声。说完我还想问问她把我们的结婚证藏在哪里了。我打了电话过去，她的号码成了空号。
到站后我把李桢给我的钱还给了盲人按摩师傅。还在小区里看见了我的可爱的小花猫，它匆匆瞅了我一眼，一溜烟上了树。再看时，已经不见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