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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近年来部属高校在招生录取上存在的地域性歧视问题，一直倍受争议
2007年9月2日，落榜于武汉大学之后，蒋鑫蕾再次坐进陕西省渭南市某高级中学的教室里，成为那里26名复读生中的一个。
“他们中多数已被省内外普通院校录取，只因不甘心被重点高校遗弃，才不惜多用一年时间再赌一下。”蒋鑫蕾的班主任钟铭告诉记者。
作为高三年组的骨干教师，钟铭从2004年起负责带领“高四”学生二次冲刺。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几年间自己送走了90多名复读的考生。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已经有过一次实战经历的学生，在备考的日子里往往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汗水。尽管如此，他们中间有的人在第二年还是会“出师无名”，无缘理想学府。
“同样的分数，北京、上海的学生可以上部属重点大学，中西部省份的学生却只能上普遍本科！”身为班主任，钟鸣不免会替自己的学生感到委屈。
诚如国务委员陈至立所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则是推动这一起点的关键。近年来，部属高校在招生录取上存在的地域性歧视问题，一直倍受质疑。尽管教育部已于今年4月初对各部属高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属地的招生比例做了具体要求，但能否真正地沐浴春日里的阳光，还要等“蒋鑫蕾们”去感知。
“高分”也落榜
对于蒋鑫蕾来说，5月1日上午与记者交流花去的十几分钟弥足珍贵。结束采访后，她立即赶回教室上自习。
“今年我的目标不是拼死赢得一个高分，而是要赢回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与一年前相比，此时的蒋鑫蕾心态平和，已对分数不那么看重。
2007年6月8日，走出文史类考场的蒋鑫蕾向一直撑伞等在考场外的妈妈做出了一个代表胜利的手势。
同年6月25日，陕西省全国高考成绩网上公布。在认真核对考号、姓名后，蒋鑫蕾极为肯定地确认，自己的分数是623。后来她听学校的老师说，这个成绩在她所在学校同年文史类考生中排名第二。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蒋鑫蕾每天都会收到亲属、同学发来的祝福短信，用过的笔记和课本也被邻居家高三学生借走。除此，她的父亲还特别向单位请了一周假，带她到北戴河“疗养”，细心的母亲也在家为女儿准备去武汉的物品。
但事与愿违，临近8月末，她也未能接到来自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一些被省内其他院校录取的同学，当时已经开始军训生活了。
“知道自己没考上后，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昏暗的三天。那三天我能感觉到爸爸的烟吸得比以前多了，妈妈则是不声不响地做家务。手机短信的内容变成了安慰，笔记和书本也回到了我的书桌上。” 蒋鑫蕾告诉记者。
记者查阅了武汉大学2007年的录取信息：2007年，该校在陕西省录取平均分数为理科583，文科621，录取人数分别为83个和22个；信息同时显示，同年该校在湖北省的录取平均分数为理科604，文科575，录取人数分别为2409个和520个。
资源失衡
本应面向全国提供高水平教育服务的部属重点院校，缘何存在招生比例悬殊、属地化严重的问题？
民盟黑龙江省委委员陈相辉将其归结为“我国重点高校地域分布不均。”
他解释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人口分布就是东多西少，多数重点高校则按照人口分布规律，创办设立于东部。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地域人口在数量、分布方面差距缩小，加之连年扩招，使得东、西部生源总数同比增长，原本以服务全国教育为己任的部属重点院校没有在相应时间内完成整体扩容，受制于计划指标，只能顾及所在省份的生源需求。
北京的某部属重点高校招生办老师宋鹏认为此种状态的出现，和近年来部属高校频现的“合并重组”有关。
他指出，一些部属高校在合并了地方性大学之后，属地生源比例随之增加。对于省属或市属的地方大学来说，重要任务是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等级人才，在被部属重点大学合并之后，其服务内容并没有大的变化，这使得部属高校连带增加了地方生源的名额。
北京某普通本科院校招生办的欧阳老师对此看得更为深入。他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几方面原因。一、部属高校的金字招牌很诱人，让考生为之疯狂；同时，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挺进名牌高校显得更为重要。二、从服务本省经济建设的角度考虑，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偏向于培养当地优秀人才。
她进一步分析，“近年来，重点大学在属地招生比例过高，也和学校由教育部与当地政府共建有关。这些大学得力于当地政府提供的配套办学资金，就不得不考虑增加属地的招生规模。”
数据表明，2004年，复旦大学在沪招生人数占总数40%，武汉大学在湖北省招生占总数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占总数70%。
30%难买100%的公平
教育部最近要求：部直属高校招生计划在本地安排比例超过30%的，要调整至30%以内。同时，未经批准，各部属高校不得自行调整招生计划总规模，也不得接受地方划转的招生计划。
有业内人事称此为“向教育公平又迈进了一步”。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对此表示了担忧：部属高校属地化是暂时“封冻”还是永久“瓦解”？30%的比例限制真的能换回100%的公平吗？
云南一网民指出，即使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都限制在30%以内，其受惠者可能还是来自中东部、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毕竟中西部部属重点高校的数量太少了。”
一些考生家长也认为，高校对招生指标的分配是由各学校自己决定的事情，完全做到公平需要更多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此前指出，“如何协调当地政府投入与人才培养回报的关系，将是部属高校地方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他认为，如果对应于招生规模缩小，当地政府的投入也减少，那么办学资金本就十分紧张的高校，将进一步面临经费难题。在当前办学环境下，高校降低当地招生规模，国家须相应增加对其办学经费的投入。
熊丙奇同时建议：大学办学要拓宽经费渠道，打破以往过于依靠政府形成的教育资源垄断的被动格局。政府应为大学获取资源创造条件，建立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模式。
记者在有关部门了解到，2008年多数部属高校计划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的人数与2007年持平，属地生源占招生计划的比例较2007年相比有所下降。以武汉大学为例，2008年本地生源占招生计划的比例从2007年的44.34%下降到了32%。尽管如此，一些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仍未降到30%以下。
2007年9月2日，落榜于武汉大学之后，蒋鑫蕾再次坐进陕西省渭南市某高级中学的教室里，成为那里26名复读生中的一个。
“他们中多数已被省内外普通院校录取，只因不甘心被重点高校遗弃，才不惜多用一年时间再赌一下。”蒋鑫蕾的班主任钟铭告诉记者。
作为高三年组的骨干教师，钟铭从2004年起负责带领“高四”学生二次冲刺。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几年间自己送走了90多名复读的考生。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已经有过一次实战经历的学生，在备考的日子里往往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汗水。尽管如此，他们中间有的人在第二年还是会“出师无名”，无缘理想学府。
“同样的分数，北京、上海的学生可以上部属重点大学，中西部省份的学生却只能上普遍本科！”身为班主任，钟鸣不免会替自己的学生感到委屈。
诚如国务委员陈至立所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则是推动这一起点的关键。近年来，部属高校在招生录取上存在的地域性歧视问题，一直倍受质疑。尽管教育部已于今年4月初对各部属高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属地的招生比例做了具体要求，但能否真正地沐浴春日里的阳光，还要等“蒋鑫蕾们”去感知。
“高分”也落榜
对于蒋鑫蕾来说，5月1日上午与记者交流花去的十几分钟弥足珍贵。结束采访后，她立即赶回教室上自习。
“今年我的目标不是拼死赢得一个高分，而是要赢回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与一年前相比，此时的蒋鑫蕾心态平和，已对分数不那么看重。
2007年6月8日，走出文史类考场的蒋鑫蕾向一直撑伞等在考场外的妈妈做出了一个代表胜利的手势。
同年6月25日，陕西省全国高考成绩网上公布。在认真核对考号、姓名后，蒋鑫蕾极为肯定地确认，自己的分数是623。后来她听学校的老师说，这个成绩在她所在学校同年文史类考生中排名第二。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蒋鑫蕾每天都会收到亲属、同学发来的祝福短信，用过的笔记和课本也被邻居家高三学生借走。除此，她的父亲还特别向单位请了一周假，带她到北戴河“疗养”，细心的母亲也在家为女儿准备去武汉的物品。
但事与愿违，临近8月末，她也未能接到来自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一些被省内其他院校录取的同学，当时已经开始军训生活了。
“知道自己没考上后，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昏暗的三天。那三天我能感觉到爸爸的烟吸得比以前多了，妈妈则是不声不响地做家务。手机短信的内容变成了安慰，笔记和书本也回到了我的书桌上。” 蒋鑫蕾告诉记者。
记者查阅了武汉大学2007年的录取信息：2007年，该校在陕西省录取平均分数为理科583，文科621，录取人数分别为83个和22个；信息同时显示，同年该校在湖北省的录取平均分数为理科604，文科575，录取人数分别为2409个和520个。
资源失衡
本应面向全国提供高水平教育服务的部属重点院校，缘何存在招生比例悬殊、属地化严重的问题？
民盟黑龙江省委委员陈相辉将其归结为“我国重点高校地域分布不均。”
他解释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人口分布就是东多西少，多数重点高校则按照人口分布规律，创办设立于东部。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地域人口在数量、分布方面差距缩小，加之连年扩招，使得东、西部生源总数同比增长，原本以服务全国教育为己任的部属重点院校没有在相应时间内完成整体扩容，受制于计划指标，只能顾及所在省份的生源需求。
北京的某部属重点高校招生办老师宋鹏认为此种状态的出现，和近年来部属高校频现的“合并重组”有关。
他指出，一些部属高校在合并了地方性大学之后，属地生源比例随之增加。对于省属或市属的地方大学来说，重要任务是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等级人才，在被部属重点大学合并之后，其服务内容并没有大的变化，这使得部属高校连带增加了地方生源的名额。
北京某普通本科院校招生办的欧阳老师对此看得更为深入。他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几方面原因。一、部属高校的金字招牌很诱人，让考生为之疯狂；同时，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挺进名牌高校显得更为重要。二、从服务本省经济建设的角度考虑，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偏向于培养当地优秀人才。
她进一步分析，“近年来，重点大学在属地招生比例过高，也和学校由教育部与当地政府共建有关。这些大学得力于当地政府提供的配套办学资金，就不得不考虑增加属地的招生规模。”
数据表明，2004年，复旦大学在沪招生人数占总数40%，武汉大学在湖北省招生占总数40%，浙江大学在浙江省招生占总数70%。
30%难买100%的公平
教育部最近要求：部直属高校招生计划在本地安排比例超过30%的，要调整至30%以内。同时，未经批准，各部属高校不得自行调整招生计划总规模，也不得接受地方划转的招生计划。
有业内人事称此为“向教育公平又迈进了一步”。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对此表示了担忧：部属高校属地化是暂时“封冻”还是永久“瓦解”？30%的比例限制真的能换回100%的公平吗？
云南一网民指出，即使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都限制在30%以内，其受惠者可能还是来自中东部、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毕竟中西部部属重点高校的数量太少了。”
一些考生家长也认为，高校对招生指标的分配是由各学校自己决定的事情，完全做到公平需要更多时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此前指出，“如何协调当地政府投入与人才培养回报的关系，将是部属高校地方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他认为，如果对应于招生规模缩小，当地政府的投入也减少，那么办学资金本就十分紧张的高校，将进一步面临经费难题。在当前办学环境下，高校降低当地招生规模，国家须相应增加对其办学经费的投入。
熊丙奇同时建议：大学办学要拓宽经费渠道，打破以往过于依靠政府形成的教育资源垄断的被动格局。政府应为大学获取资源创造条件，建立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模式。
记者在有关部门了解到，2008年多数部属高校计划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的人数与2007年持平，属地生源占招生计划的比例较2007年相比有所下降。以武汉大学为例，2008年本地生源占招生计划的比例从2007年的44.34%下降到了32%。尽管如此，一些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仍未降到3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