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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成语大会第二季晋级四强的比赛中,北京科技大学“碔砆”组合对阵北京体育大学“惊叹号”组合,双方战至“双音节同题对抗赛”环节,第二题又是“碔砆”组合先手。主持人感叹这两位小伙子即将面对的是难度非常大的一题,并表示自己曾在比赛之前就这个词专门请教过现场嘉宾之一的蒙曼教授。镜头随即给到一脸认同的蒙曼,可见在大家心目中,答对不易。及至题目给出,负责提供谜面的罗叶楠明显犯难,主持人继续渲染气氛,开玩笑说自己恐怕要在场上转悠一会儿罗叶楠才能想出恰当的提示词。气氛骤然变得紧张,罗叶楠最终说出“感化”二字。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绝大多数人,我想都是迷茫的。
“感化”对应的会是什么成语?马善智给出的答案是“风行草偃”。Bingo!—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猜到谜底的一直是我观看这个节目时最大的疑惑。主持人立即表示不可思议,蒙曼教授更是摆出她在本场比赛中时常出现的“不可思议”的经典表情,在她眼里,“感化”的指向太模糊,如果用“教化”作为提示可能更好,哪怕同样不容易猜出答案。兴奋不已的罗叶楠问队友马善智到底是怎么想到答案的,马善智倒也老实:蒙的!蒙归蒙,同为嘉宾的郦波教授却称赞这个提示词给得恰当,在他看来,“感化”确实道出了“风行草偃”的核心主旨。
两位嘉宾的意见明显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表面看起来无足轻重,只是对哪个词能更有效地诱导答题人给出正确答案有不同看法,但是放大了看,却是理解接受孔子或者《论语》的两种不同路径,如果能借助中国成语大会这样一个高收视率的文化类真人秀节目将两者之间的差异辩究清楚,功莫大焉。遗憾的是,电视节目毕竟只是电视节目,郦波与蒙曼都是儒雅之人,一句玩笑话“女士说的都是对的”,将一个绝好的话题放过了。
一
吾爱女士,吾更爱真理。我认为蒙曼的说法,恐怕不妥。
用“教化”来理解后世制度化的儒家,也许恰当,但是将后儒的思想反过来又用到作为其思想源头的孔子身上,乃是循环论证,将后儒的思想作为我们今天读《论语》理解孔子的思路,尤为值得商榷。
除开专门的研究者,我们今天读《论语》,肯定是希望孔子的思想与智慧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所启发—请原谅,我认为对一个智商正常的成年人而言,单纯的毫无目的的阅读并不存在,那些从未通读过《论语》的人,他们的行为因此可以解释为实用主义的选择。然而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孔子身处的时代早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孔子为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给出的答案,尤其是那些可以引申成为行为规范、社会制度的内容,前现代中国的儒家也许可以拿来就用,毕竟他们与孔子面对的生活相去不远;“教”给现代人,就值得存疑。当初呼吁打倒孔家店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就曾论证,“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存其一必废其一”,他立論的基础,正是生活背景的根本变动会导致旧教条的存废,要追求新生活就不能采取旧制度。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没有阅读孔子的必要,实际上,依我愚见,即便是出于功利的需要,我们如今都比以往任何年代更加需要阅读孔子。只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现有社会制度去创造与孔子适配的生活世界,需要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孔子的迷思。树挪死,人挪活。门推不开,是不是可以尝试拉一下?如果我们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是否可以让孔子“来”我们身边?不过,仍然存在的疑惑是,“存其一必废其一”的冲突如何消弭?孔子来我们身边,我们彼此并不厌烦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大而化之地讲,在我们心里。无法逆转的生活世界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一个同样基本的东西:人心的直觉,即人的本源情感。现代人也许有远比孔子所处的时代更丰富的心理世界,面对事物可以“五味杂陈”,不过我们面对事情的“第一心理反应”,并没有因此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亲人犯错,我们的第一心理反应还是帮他隐瞒(“亲亲互隐”);面对别人的无理冒犯,我们的第一心理反应还是“以直报怨”。如果我们能勇敢地对孔子“去圣”,直面《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语录中存在大量的“大白话”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摆脱去就孔子的时候,需要对这些大白话作过度阐释以便适应孔子的思想体系的麻烦牵强。孔子来就我们,大白话就是大白话,就是从本源情感出发(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便有此判断)的“直给”。任何时代任何人,原本都有可能说出同样的大白话,只是我们没有孔子那种圣人般的“天真”,而从孔子的语录中重温重拾这种天真,正是我所谓我们如今更加需要阅读孔子的理由。
二
我们这个时代,“三思”过甚,任何事都无法是其所是,那些纯真的念头刚出来立马九转十八弯,人人如此,“他人的心”变成最艰巨的难题。再,斯可矣!孔子如是说。
孔子恐怕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教化”姿态板着脸说出这句“再,斯可矣”的。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朱熹也好,钱穆也好,南怀瑾也好,太多人对这句话作出其实相似的注解。“多思转多私”(钱穆),说得当然有道理,不过如果能揣想一下孔子说这句话时可能的表情,事情会有趣得多。我们可以猜想,是莽撞可爱的子路从季文子那儿学到“三思而后行”的教条,兴高采烈兴奋异常地汇报给孔子,这种事子路一向没法存在心里,要是曾点可就未必。孔子老远看到了一路小跑过来的子路,先就对子路的“没个正形”又爱又嗔。什么事这么高兴啊?等子路一惊一乍一脸膜拜说出季文子的事,孔子鼻腔里喷出气,哼一下,有点不屑地:差不多就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孔子不大可能板着脸趁机给子路上一课。“乡愿,德之贼也!”“季文子是一个乡愿式的人物,极世故,极精于算计,算来算去,算到最后,总是为自己打算”(《孔子如来》)。孔子对季文子不屑得很。一个自己讨厌的人被人当成偶像,不值得咬牙切齿,不屑是最佳的应对。孔子是很优雅自由的人,他和弟子们出游,谈起各人的志向与追求,偏偏最认可的是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诗言志”的洒脱,不会允许孔子趁着机会,板着脸给人上一课,“教化”别人。 孔子想和曾点一起“咏而归”,为什么?“因为,在大家都紧张的时候,曾点知道放松。在大家都浮躁的时候,曾点比较淡定。在大家都功利的时候,曾点能够超脱。在大家都负重的时候,曾点知道放下。”这是鲍鹏山教授在《孔子如来》一书中“试着替孔子”作出的回答,准确描述出了我心目中的孔子。唯一的区别是,孔子并不是存心“逆向而行”(鲍鹏山的回答就出自《逆向而行》这篇文章)标新立异,恰恰因为他的本心如此,所以显得与那些紧张的、功利的、负重的人逆向而行。如果源自功利的紧张、负重是一种现代病,如我所说,即便同样出于功利的需要,读读孔子的那些大白话都是好的选择。
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全世界的人从起点上都是一样的,比如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所有人都依照本源情感来行为,最后造成的会不会是只有桃花的天堂?这样的世界,美则美矣,却是单调得让鲁迅表示宁可选择地狱。是不是所有人的起点都一样,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是从本源情感出发并不表示不再掺杂任何的变量,不采取任何理性的策略,“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君子是赤子不假,有脑子也是真,所以才要“欺以其方”(《孟子·万章上》)。按照孔子自己的话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爱好达成欲望的手段不同”(鲍鹏山),“手段决定性质”,庶几有点萨特存在主义的味道,也显出孔子不作诛心之论的气度。正是因为“本源情感”并非指代一种特定的情感,手段同样有无数种,组合起来,便有了不同的“性质”之下丰富多样的个体。这些个体有时候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起码是从外表上看来自相矛盾),而矛盾的起点,可能是某种本源情感的不同表达方式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是不同的本源情感之间的冲突。
三
还是以孔子为例。孔子其实是很喜欢子路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这个评价几乎快赶上“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但是子路刚刚因为孔子这句话喜笑颜开,孔子紧接着又说子路“无所取材”,没有可取之处。是不是孔子内心里不喜欢子路,或者有时候喜欢有时候讨厌?并不是。孔子自始至终喜欢子路,有时候直接说我很喜欢,有时候则是爱之深恨之切,希望他能保留本心的時候再完美一点,心里喜欢,采取的手段是批评,绝对谈不上“对子路下毒手”(李贽语,转引自《孔子如来·被优点绊倒》)。这是一种本源情感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
而孔子与阳货之间的一次交锋,则是两种本源情感之间互相冲突的例子。子路自小讨厌阳货,不想去见他,阳货却放出孔子要拜见他的风声,其实是想提醒孔子去见他。孔子装傻不去,躲着阳货,阳货趁孔子不在家,派人给孔子送了一只蒸熟的小猪,造成了孔子在遵守礼仪与违背本心之间的两难。怎么办?孔子想了个办法,打听到阳货不在家,趁机回礼。办法确实不错,可惜回家的半道上,遇见了阳货。阳货几个质问,孔子不得不承认阳货说得对,阳货由此提出让孔子出仕,孔子不得不“诺,吾将仕矣”。孔子本来也想做官,但是他不想在阳货手下做官,两种情感互相冲突。当然,最后的结局,按照鲍鹏山的说法,还是孔子胜利了(《战胜小人的秘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孔子的这个胜利,同样也是一种内在情感战胜了另一种内在情感。
正是因为有诸如孔子与阳货的这次交锋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丰富的心理层次变化,《论语》中的孔子才显得有血有肉。“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对孔子的了解越来越多,而我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学生,我对孔子的感受也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字:感动。”鲍鹏山在《孔子如来》后记中的这段深情文字,在我看来,既说出了《论语》的核心秘密,又说出了与孔子互动的最佳方式。而互动的需要,也使得“教化”与“感化”孰优孰劣变得不言而喻。
让我们最后再回到开头,重温一下“风行草偃”这个成语。风行草偃,典出《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风与草的比喻堪称绝妙,这股风,应该不是让人屈服的“教化”强风,而是让人“感化”的和煦春风。以身示范,请你聆听(闻道),而不是强行要求对方作出选择,也正是儒家最优良的思想传统。鲍鹏山大概会自认这种传统的继承者,他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从来都是慢条斯理客客气气,到这本《孔子如来》,却因为对孔子的热切暴露出巨大的野心—他要请孔子过来一下,并且孔子“如来”(就好像在我们身边)。他用一本书揭示出我们与孔子互动所需要的良好心态,但这最多就是我们单方面的准备,一本薄薄的专栏文章结集恐怕无力穿透层峦叠嶂的迷雾,传到孔子他老人家的耳中。他得再出几本书,他得再三地轻声呼唤,他得有同道之人和他一起呼唤,直到孔子如来。
“感化”对应的会是什么成语?马善智给出的答案是“风行草偃”。Bingo!—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猜到谜底的一直是我观看这个节目时最大的疑惑。主持人立即表示不可思议,蒙曼教授更是摆出她在本场比赛中时常出现的“不可思议”的经典表情,在她眼里,“感化”的指向太模糊,如果用“教化”作为提示可能更好,哪怕同样不容易猜出答案。兴奋不已的罗叶楠问队友马善智到底是怎么想到答案的,马善智倒也老实:蒙的!蒙归蒙,同为嘉宾的郦波教授却称赞这个提示词给得恰当,在他看来,“感化”确实道出了“风行草偃”的核心主旨。
两位嘉宾的意见明显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表面看起来无足轻重,只是对哪个词能更有效地诱导答题人给出正确答案有不同看法,但是放大了看,却是理解接受孔子或者《论语》的两种不同路径,如果能借助中国成语大会这样一个高收视率的文化类真人秀节目将两者之间的差异辩究清楚,功莫大焉。遗憾的是,电视节目毕竟只是电视节目,郦波与蒙曼都是儒雅之人,一句玩笑话“女士说的都是对的”,将一个绝好的话题放过了。
一
吾爱女士,吾更爱真理。我认为蒙曼的说法,恐怕不妥。
用“教化”来理解后世制度化的儒家,也许恰当,但是将后儒的思想反过来又用到作为其思想源头的孔子身上,乃是循环论证,将后儒的思想作为我们今天读《论语》理解孔子的思路,尤为值得商榷。
除开专门的研究者,我们今天读《论语》,肯定是希望孔子的思想与智慧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所启发—请原谅,我认为对一个智商正常的成年人而言,单纯的毫无目的的阅读并不存在,那些从未通读过《论语》的人,他们的行为因此可以解释为实用主义的选择。然而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孔子身处的时代早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孔子为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给出的答案,尤其是那些可以引申成为行为规范、社会制度的内容,前现代中国的儒家也许可以拿来就用,毕竟他们与孔子面对的生活相去不远;“教”给现代人,就值得存疑。当初呼吁打倒孔家店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就曾论证,“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存其一必废其一”,他立論的基础,正是生活背景的根本变动会导致旧教条的存废,要追求新生活就不能采取旧制度。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没有阅读孔子的必要,实际上,依我愚见,即便是出于功利的需要,我们如今都比以往任何年代更加需要阅读孔子。只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现有社会制度去创造与孔子适配的生活世界,需要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孔子的迷思。树挪死,人挪活。门推不开,是不是可以尝试拉一下?如果我们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是否可以让孔子“来”我们身边?不过,仍然存在的疑惑是,“存其一必废其一”的冲突如何消弭?孔子来我们身边,我们彼此并不厌烦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大而化之地讲,在我们心里。无法逆转的生活世界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一个同样基本的东西:人心的直觉,即人的本源情感。现代人也许有远比孔子所处的时代更丰富的心理世界,面对事物可以“五味杂陈”,不过我们面对事情的“第一心理反应”,并没有因此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亲人犯错,我们的第一心理反应还是帮他隐瞒(“亲亲互隐”);面对别人的无理冒犯,我们的第一心理反应还是“以直报怨”。如果我们能勇敢地对孔子“去圣”,直面《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语录中存在大量的“大白话”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摆脱去就孔子的时候,需要对这些大白话作过度阐释以便适应孔子的思想体系的麻烦牵强。孔子来就我们,大白话就是大白话,就是从本源情感出发(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便有此判断)的“直给”。任何时代任何人,原本都有可能说出同样的大白话,只是我们没有孔子那种圣人般的“天真”,而从孔子的语录中重温重拾这种天真,正是我所谓我们如今更加需要阅读孔子的理由。
二
我们这个时代,“三思”过甚,任何事都无法是其所是,那些纯真的念头刚出来立马九转十八弯,人人如此,“他人的心”变成最艰巨的难题。再,斯可矣!孔子如是说。
孔子恐怕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教化”姿态板着脸说出这句“再,斯可矣”的。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朱熹也好,钱穆也好,南怀瑾也好,太多人对这句话作出其实相似的注解。“多思转多私”(钱穆),说得当然有道理,不过如果能揣想一下孔子说这句话时可能的表情,事情会有趣得多。我们可以猜想,是莽撞可爱的子路从季文子那儿学到“三思而后行”的教条,兴高采烈兴奋异常地汇报给孔子,这种事子路一向没法存在心里,要是曾点可就未必。孔子老远看到了一路小跑过来的子路,先就对子路的“没个正形”又爱又嗔。什么事这么高兴啊?等子路一惊一乍一脸膜拜说出季文子的事,孔子鼻腔里喷出气,哼一下,有点不屑地:差不多就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孔子不大可能板着脸趁机给子路上一课。“乡愿,德之贼也!”“季文子是一个乡愿式的人物,极世故,极精于算计,算来算去,算到最后,总是为自己打算”(《孔子如来》)。孔子对季文子不屑得很。一个自己讨厌的人被人当成偶像,不值得咬牙切齿,不屑是最佳的应对。孔子是很优雅自由的人,他和弟子们出游,谈起各人的志向与追求,偏偏最认可的是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诗言志”的洒脱,不会允许孔子趁着机会,板着脸给人上一课,“教化”别人。 孔子想和曾点一起“咏而归”,为什么?“因为,在大家都紧张的时候,曾点知道放松。在大家都浮躁的时候,曾点比较淡定。在大家都功利的时候,曾点能够超脱。在大家都负重的时候,曾点知道放下。”这是鲍鹏山教授在《孔子如来》一书中“试着替孔子”作出的回答,准确描述出了我心目中的孔子。唯一的区别是,孔子并不是存心“逆向而行”(鲍鹏山的回答就出自《逆向而行》这篇文章)标新立异,恰恰因为他的本心如此,所以显得与那些紧张的、功利的、负重的人逆向而行。如果源自功利的紧张、负重是一种现代病,如我所说,即便同样出于功利的需要,读读孔子的那些大白话都是好的选择。
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全世界的人从起点上都是一样的,比如都有一颗赤子之心,所有人都依照本源情感来行为,最后造成的会不会是只有桃花的天堂?这样的世界,美则美矣,却是单调得让鲁迅表示宁可选择地狱。是不是所有人的起点都一样,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是从本源情感出发并不表示不再掺杂任何的变量,不采取任何理性的策略,“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君子是赤子不假,有脑子也是真,所以才要“欺以其方”(《孟子·万章上》)。按照孔子自己的话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爱好达成欲望的手段不同”(鲍鹏山),“手段决定性质”,庶几有点萨特存在主义的味道,也显出孔子不作诛心之论的气度。正是因为“本源情感”并非指代一种特定的情感,手段同样有无数种,组合起来,便有了不同的“性质”之下丰富多样的个体。这些个体有时候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起码是从外表上看来自相矛盾),而矛盾的起点,可能是某种本源情感的不同表达方式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是不同的本源情感之间的冲突。
三
还是以孔子为例。孔子其实是很喜欢子路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这个评价几乎快赶上“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但是子路刚刚因为孔子这句话喜笑颜开,孔子紧接着又说子路“无所取材”,没有可取之处。是不是孔子内心里不喜欢子路,或者有时候喜欢有时候讨厌?并不是。孔子自始至终喜欢子路,有时候直接说我很喜欢,有时候则是爱之深恨之切,希望他能保留本心的時候再完美一点,心里喜欢,采取的手段是批评,绝对谈不上“对子路下毒手”(李贽语,转引自《孔子如来·被优点绊倒》)。这是一种本源情感两种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
而孔子与阳货之间的一次交锋,则是两种本源情感之间互相冲突的例子。子路自小讨厌阳货,不想去见他,阳货却放出孔子要拜见他的风声,其实是想提醒孔子去见他。孔子装傻不去,躲着阳货,阳货趁孔子不在家,派人给孔子送了一只蒸熟的小猪,造成了孔子在遵守礼仪与违背本心之间的两难。怎么办?孔子想了个办法,打听到阳货不在家,趁机回礼。办法确实不错,可惜回家的半道上,遇见了阳货。阳货几个质问,孔子不得不承认阳货说得对,阳货由此提出让孔子出仕,孔子不得不“诺,吾将仕矣”。孔子本来也想做官,但是他不想在阳货手下做官,两种情感互相冲突。当然,最后的结局,按照鲍鹏山的说法,还是孔子胜利了(《战胜小人的秘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孔子的这个胜利,同样也是一种内在情感战胜了另一种内在情感。
正是因为有诸如孔子与阳货的这次交锋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丰富的心理层次变化,《论语》中的孔子才显得有血有肉。“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对孔子的了解越来越多,而我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学生,我对孔子的感受也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字:感动。”鲍鹏山在《孔子如来》后记中的这段深情文字,在我看来,既说出了《论语》的核心秘密,又说出了与孔子互动的最佳方式。而互动的需要,也使得“教化”与“感化”孰优孰劣变得不言而喻。
让我们最后再回到开头,重温一下“风行草偃”这个成语。风行草偃,典出《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风与草的比喻堪称绝妙,这股风,应该不是让人屈服的“教化”强风,而是让人“感化”的和煦春风。以身示范,请你聆听(闻道),而不是强行要求对方作出选择,也正是儒家最优良的思想传统。鲍鹏山大概会自认这种传统的继承者,他在《百家讲坛》的讲座从来都是慢条斯理客客气气,到这本《孔子如来》,却因为对孔子的热切暴露出巨大的野心—他要请孔子过来一下,并且孔子“如来”(就好像在我们身边)。他用一本书揭示出我们与孔子互动所需要的良好心态,但这最多就是我们单方面的准备,一本薄薄的专栏文章结集恐怕无力穿透层峦叠嶂的迷雾,传到孔子他老人家的耳中。他得再出几本书,他得再三地轻声呼唤,他得有同道之人和他一起呼唤,直到孔子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