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法译中的图书在中国市场的增量确实越来越多，去年大概有1500本法语图书的版权售卖到中国，中国是法国的第一大图书引进国。在文学交流方面，中法之间一直是非常紧密的。
　　法国驻华使馆非常重视和支持法译中图书的传播和翻译质量的提高，在这个框架下在法国使馆的促动下成立了傅雷书院这样的一个体系。
　　傅雷书院成立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工作，首先是1991年创建的傅雷资助出版计划，专门资助内地区翻译和出版的法文图书；然后是傅雷译者小站，这是一个系列活动，我们会定期举办小站相关活动，主要是给译者们举办的活动，尤其针对年轻的译者，在活动上会云集一批艺术家，年轻译者可以听到年长译者的经验之谈，傅雷书院会定期邀请作家来给译者们分享经验，最近刚刚请的是刘震云。
　　另一个工作就是傅雷翻译出版奖，董强先生现在担任组委会和评委会主席；最后一个方面的工作，是译者培训，我们希望通过培养年轻的译者来提高翻译质量。所有的工作都被统称为傅雷书院体系。
　　在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和傅雷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董强的介绍中，我们也逐渐更加意识到中法文化交流的五十年是基于文化基调的相亲合性而不断在努力变化发展的五十年。中国法国文学的交流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Q：怎么看待法国文学从古典到当代的一些变化？
　　A：法国古典作家比如巴尔扎克、雨果，他们确实是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后来因为“文革”原因，我们没有太多的书可读，同时又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使得当时的人们找到的精神食粮也只是一些好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留下的作品，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对外开放，这时候就出现了大量对法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作品，大批图书涌入，我们知道了其他作家，比如杜拉斯。而且这种文学现象带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的特征，同时这个阶段性又有一种融合性，比如说老年人，他们的记忆还是停留在雨果、巴尔扎克之类的作家，年轻人就会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等等。简单来说，在中国，人们对法国文学的接受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的古典主义，代表作家有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第二个阶段，是存在主义，这是中国80年代开放后接受到的重要西方思潮，代表作家有让·保罗·萨特、阿贝尔·加缪，他们奠定了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一种固定看法和定义，即法国文学具有深刻思想性，对人类的生存等方面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文学，属于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比较放得开的，追求现代人的各种生活的多元方式，代表作家像米兰·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他们都是80、90年代时在法国文坛如日中天的作家，之后由于历史、政治原因，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出现了空白时期，所以我们创立的傅雷奖正是在弥补中国对西方文学引进的空白。
　　Q：您觉得法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坏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杜拉斯周年纪念上，我曾经问过好多年轻的女作家，她们都很喜欢他（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学并且深深地受着他的影响，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也是影响了中国很多人，甚至包括莫迪亚诺，王朔、王小波都受过他的影响。所以我们举行这个文学告白讲座活动，就是请这些作家讲讲他们受过哪本书、哪些潮流、哪些思想的影响，并深入地畅谈。
　　Q：大家一直都认为法国是很浪漫的国家，比如小说具备浪漫主义元素。但同时又兼具现实主义的成分，思想上的深刻性，这种法国文学的特质在中国得到这样广泛的接受度，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学特性以及中国人对待文学的态度与法国有某种相似呢？
　　A：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过，中国与法国在文化内核方面确实有着一种天然的相近性，同时又有一些历史原因，比如当时的中国的一些作家、艺术家确实是在法国受过艺术、文学方面的熏陶，而法国文化也被我们的老一辈人接受了。前阵子，我参加了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策划的活动“雨果与鲁迅”，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好多人在读这两位的作品时，发现两位（作品）很相近，都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对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细节的把玩都很相似，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感性文化并没有得到发展，我们有很强的文化感性，但是由于“文革”、20世纪的战争等历史原因，使得我们很多的感性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当法国的这种文化进入中国后，我们就会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