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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诗走过百年，曾几度受人追捧，然而80年代后期以来，新诗逐渐受到人们的“冷落”。从新诗内部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内容上脱离群众，缺乏时代精神；其次，语言走向口语化、庸俗化和欲望化；最后，新诗诗体建设不够完善。
关键词：新诗 时代精神 语言 新诗诗体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在此期间，新诗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并创造出一批经典的诗歌。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典化的诗歌逐渐减少，新诗的读者也逐渐减少。现今，相对小说的火爆，新诗则处于相对冷落的状态。这一现状的产生市场、读者、媒体等难辞其咎，但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诗歌的内在原因。
一.脱离群众，缺乏时代精神
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诗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中，其言行智趣必然会受到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样，诗歌的受众——读者也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中，读者的思想感情也会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诗人与读者皆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因此诗歌必定与时代息息相关。诗歌想要打动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就必须深入群众内心，抒发具有典型性的时代精神。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诗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30至40年代以艾青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在诗歌中以血泪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抒发抗战救国的爱国激情；80年代朦胧诗人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思考，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然而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社会生活的巨变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文化需求走向多样化，“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更呈多元化格局，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无序的混乱”。[1]这一时期，许多诗人树立起标新立异的大旗，他们以一种质疑精神，怀疑一切，主张打破原有的诗学观念，不再追求诗歌中的时代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的“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具有一种平民意识和反崇高的倾向。韩东在《有关大雁塔》中抒发“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的感慨，诗人淡化了自己的情感，对大雁塔的历史传统进行消解，体现出一种反英雄、反理想、反崇高的平民化倾向。
90年代民间诗刊的活跃、网络的发展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脱离时代精神的新诗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在诗歌内涵方面出现了许多不良的倾向。首先，新诗出现日常化倾向。80年代后期诗人开始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困顿与烦扰。新诗的日常化体现了诗人的人文关怀，但许多诗人仅仅停留于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诗歌缺乏一种问题意识，没有揭露老百姓的生之困顿，没有呐喊出老百姓内心的声音，诗歌也流于空洞、乏味。其次，新诗走向了庸俗化和欲望化。2000年，沈浩波、朵渔等诗人提出了“下半身写作”的主张。陈仲义先生曾说：“把肉体当作写作的主要资源和内驱力，集结本能，冲动，原欲；以快感为推力，贴近生命的本然状态而形而下日常现场。”[2]由此可知，对身体进行书写可以揭露人的本能状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下半身”诗歌的创作中，诗人将身体作为性与欲望的代言词，在诗歌中对身体进行一种毫无美感的展示。“要还能把/这个女人/抱上床/那该多爽”（沈浩波：《朋友妻》）、“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沈浩波：《一把好胸》）。这些作品语言暴露，内容色情甚至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3]，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下半身”写作反其道而行，这类诗歌自然不被读者所接受。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脱离时代精神的新诗必将被时代所抛弃，现今新诗想要发展就必须主动融入时代，揭示时代的精神。
二.语言艺术的缺失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对于衡量诗歌的优劣起到了重要作用。百年间诗歌语言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过度口语化，二是语言生涩难懂。
80年代后期，一些诗人开始提倡口语化，以口语入诗使诗歌简洁易懂，拉近了民众与诗歌的距离，诗歌更加易于接受和流传。“不可否认口语在新诗中的地位，但一味讲求口语入诗，容易让人在‘口语’和‘诗语’之间产生误解”。[4]诗歌中的口语不是日常意义中的口语，而是经过一定的加工创造，简洁、凝练具有美感与音樂性的语言。《雨巷》全诗并无生涩难懂的语句，语言简洁，自然流畅，但这些看似简单的语言在诗人的加工创造下赋予诗情。那“寂寥的雨巷”、孤独的“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姑娘都深深地留在读者的脑海里，从这首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叹息、诗人的惆怅。现在许多诗人以口语作诗，但他们的诗歌却过度的直白。“女儿说/明天不让我去接她了/要让妈妈去接她/她说妈妈不会故意‘唉唉’声”（《故意》），“我开着电动自行车/挨家挨户/找老婆要我帮她买的/2元一瓶的那种维C银翘片……”（《旧时光》）。这些诗歌是纯粹的口语，无半点的诗味，读者读之，味同嚼蜡。与口语化相反，一批诗人在语言上过度修饰，导致诗歌生涩难懂。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潮的影响，一些诗人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象征、暗示、跳跃等手法，这些手法用得好可以增加诗意，用不好则会生硬地制造许多阅读屏障。作为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在诗歌创作中常常会选取一些新奇的意象并赋予象征义，他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与贡献我们无法质疑，但就读者的接受程度而言，这类诗歌并不受老百姓的喜欢，在《弃妇》与《雨巷》之间，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
老诗人郑敏曾说：“中国新诗像一条断流的大河……可悲的是这是人工断流……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切断了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走向欧化与口语化，这一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国人的语言方式和审美方式，新诗也就不能很好的得到读者的认可。新诗语言经过百年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现今新诗语言想要有所突破，就必须立足于当下做到“古今结合、中西交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话语结构和表达范式。
关键词：新诗 时代精神 语言 新诗诗体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在此期间，新诗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并创造出一批经典的诗歌。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典化的诗歌逐渐减少，新诗的读者也逐渐减少。现今，相对小说的火爆，新诗则处于相对冷落的状态。这一现状的产生市场、读者、媒体等难辞其咎，但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诗歌的内在原因。
一.脱离群众，缺乏时代精神
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诗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中，其言行智趣必然会受到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样，诗歌的受众——读者也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中，读者的思想感情也会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诗人与读者皆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因此诗歌必定与时代息息相关。诗歌想要打动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就必须深入群众内心，抒发具有典型性的时代精神。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诗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30至40年代以艾青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在诗歌中以血泪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抒发抗战救国的爱国激情；80年代朦胧诗人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思考，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然而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社会生活的巨变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文化需求走向多样化，“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更呈多元化格局，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无序的混乱”。[1]这一时期，许多诗人树立起标新立异的大旗，他们以一种质疑精神，怀疑一切，主张打破原有的诗学观念，不再追求诗歌中的时代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的“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具有一种平民意识和反崇高的倾向。韩东在《有关大雁塔》中抒发“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的感慨，诗人淡化了自己的情感，对大雁塔的历史传统进行消解，体现出一种反英雄、反理想、反崇高的平民化倾向。
90年代民间诗刊的活跃、网络的发展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脱离时代精神的新诗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在诗歌内涵方面出现了许多不良的倾向。首先，新诗出现日常化倾向。80年代后期诗人开始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困顿与烦扰。新诗的日常化体现了诗人的人文关怀，但许多诗人仅仅停留于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诗歌缺乏一种问题意识，没有揭露老百姓的生之困顿，没有呐喊出老百姓内心的声音，诗歌也流于空洞、乏味。其次，新诗走向了庸俗化和欲望化。2000年，沈浩波、朵渔等诗人提出了“下半身写作”的主张。陈仲义先生曾说：“把肉体当作写作的主要资源和内驱力，集结本能，冲动，原欲；以快感为推力，贴近生命的本然状态而形而下日常现场。”[2]由此可知，对身体进行书写可以揭露人的本能状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下半身”诗歌的创作中，诗人将身体作为性与欲望的代言词，在诗歌中对身体进行一种毫无美感的展示。“要还能把/这个女人/抱上床/那该多爽”（沈浩波：《朋友妻》）、“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沈浩波：《一把好胸》）。这些作品语言暴露，内容色情甚至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3]，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下半身”写作反其道而行，这类诗歌自然不被读者所接受。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脱离时代精神的新诗必将被时代所抛弃，现今新诗想要发展就必须主动融入时代，揭示时代的精神。
二.语言艺术的缺失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对于衡量诗歌的优劣起到了重要作用。百年间诗歌语言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过度口语化，二是语言生涩难懂。
80年代后期，一些诗人开始提倡口语化，以口语入诗使诗歌简洁易懂，拉近了民众与诗歌的距离，诗歌更加易于接受和流传。“不可否认口语在新诗中的地位，但一味讲求口语入诗，容易让人在‘口语’和‘诗语’之间产生误解”。[4]诗歌中的口语不是日常意义中的口语，而是经过一定的加工创造，简洁、凝练具有美感与音樂性的语言。《雨巷》全诗并无生涩难懂的语句，语言简洁，自然流畅，但这些看似简单的语言在诗人的加工创造下赋予诗情。那“寂寥的雨巷”、孤独的“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姑娘都深深地留在读者的脑海里，从这首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叹息、诗人的惆怅。现在许多诗人以口语作诗，但他们的诗歌却过度的直白。“女儿说/明天不让我去接她了/要让妈妈去接她/她说妈妈不会故意‘唉唉’声”（《故意》），“我开着电动自行车/挨家挨户/找老婆要我帮她买的/2元一瓶的那种维C银翘片……”（《旧时光》）。这些诗歌是纯粹的口语，无半点的诗味，读者读之，味同嚼蜡。与口语化相反，一批诗人在语言上过度修饰，导致诗歌生涩难懂。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潮的影响，一些诗人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象征、暗示、跳跃等手法，这些手法用得好可以增加诗意，用不好则会生硬地制造许多阅读屏障。作为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在诗歌创作中常常会选取一些新奇的意象并赋予象征义，他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与贡献我们无法质疑，但就读者的接受程度而言，这类诗歌并不受老百姓的喜欢，在《弃妇》与《雨巷》之间，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
老诗人郑敏曾说：“中国新诗像一条断流的大河……可悲的是这是人工断流……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切断了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走向欧化与口语化，这一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国人的语言方式和审美方式，新诗也就不能很好的得到读者的认可。新诗语言经过百年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现今新诗语言想要有所突破，就必须立足于当下做到“古今结合、中西交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话语结构和表达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