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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铃木正崇是继鸟居龙藏之后日本当代最重要的苗族研究学者。与日本老一代学者“文化寻根型”苗族研究不同，铃木正崇以苗族为本体，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中国西南苗族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历时研究，不仅大范围、多点式地动态呈现了苗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且为苗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研究范式。
【关键词】苗族；想象力；铃木正崇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铃木正崇为日本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亦是日本当代苗族研究之集大成者。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4月，铃木正崇便随日本民俗艺术学会访华团访问了海南、云南，1983年7月，又随日本民俗学访华团访问了贵州，详细调查了苗族的民俗、祭祀、人生仪礼以及神话和歌谣等。以此为发端，在此后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贵州一直是铃木教授最重要的田野，而苗族也始终是铃木教授最为关注的对象。铃木正崇苗族研究的代表成果主要有《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1985年）、《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1985年）以及集其三十年苗族研究之大成的《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想象力的变容》（2012年）三本著作。
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
1985年5月，铃木正崇与金丸良子共同撰写的《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1]由日本古今书院出版，该书着重介绍了贵州黔东南地区黑苗的情况。全书共十六章，第一章为贵州省的民族概况，介绍了生活在贵州的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壮族、瑶族和汉族的情况；第二章为苗族概况，介绍了历史上的三苗、苗族迁徙的历史及迁徙理由、苗族的分类以及生活状况等；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了苗年、吃新节、爬坡节、三月三、二月二、苗族飞歌、对歌等苗族祭祀和苗族节日的情况；第五章为苗族的社会组织，重点介绍了苗族的“鼓社节”和“议榔”制度；第六章介绍了苗族的婚姻和各种人生仪礼；第七章为苗族的神话、传说和歌谣，着重介绍了苗族的人类起源神话、谷物起源神话、铜鼓的由来以及苗族歌谣等；第八章到第十六章可以说是该书最重要的部分，详细介绍了作者在黔东南地区实地调查的情况，包括凯里县中坝寨、雷山县西江苗寨、凯里县舟溪、台江县施洞区、苗族的粮仓及神树、香炉山的爬坡节、黔西南的布依族以及尚未识别的少数民族——西家人等。
作为由日本学者基于田野调查之第一手资料撰写的当代苗族民俗志，该书的出版距离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7年）几近过去了八十年，在日本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领域以及苗族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此外，作者在书中使用苗文和国际音标记录苗语词汇的做法亦堪称一大亮点。
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
1985年8月，铃木正崇教授根据1981年、1983年两次实地考察的记录撰写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一书由日本三和书房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黎族、苗族、撒尼族、基诺族、撒梅族等南方少数民族。该书共五章，第一章海南岛，介绍了海南岛的苗族村寨陡水河和黎族村寨番茅；第二章云南，着重介绍了生活在云南的撒尼族、基诺族、哈尼族、撒梅族等少数民族的概况和现状，此外还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的赛龙舟和泼水节，并从历史、生态、民俗等几方面梳理了日本学者关于云南与日本之关联的比较研究；第三章为苗族村寨，着重介绍了贵州省苗族的概况、苗族的民居、神话、芦笙舞、姊妹饭节以及香炉山的对歌等；第四章是从贵州到云南，介绍了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布依族以及云南路南县撒尼族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最后一章为苗族祭祀论考，对苗族的龙船节、姊妹饭节以及鼓社节的由来及内涵等进行了深入剖析。
铃木教授在研究中充分发挥日本民族学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历史民族学研究方法，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在一些问题上的独特见解也颇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关于傣族的泼水节。铃木教授在书中介绍了有关泼水节由来的两个传说：一是“七女子杀火魔”的故事，二是佛教故事中某王子出家修行、沐浴成佛的故事。铃木教授指出，“七女子杀火魔”的故事更具本土气息，其中包含了火与水、污秽与洁净的二元世界观，对一夫多妻制的否定，重视拥有财产继承权之幼女的社会因素，女性在稳定世界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等诸多文化要素。通过与流传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起源故事的比较，铃木正崇教授认为，“七女子杀火魔”故事的女主人公农香或许可以追溯到唐代广西傣系西原蛮侬氏，这个故事暗示了该地区平地水稻耕作民与山地狩猎游牧民的融合，故事中“水”与“火”的对立，表现出水稻耕作与刀耕火种这两种生业形态的差异，同时也折射出平地民族与山地民族的拮抗关系。[2]
在《苗族祭祀论考》中，铃木教授从仪礼的形式和神话来源两个方面对贵州省台江县施洞地区苗族的“龙船节”、“姊妹饭节”进行了比较研究（详见表1），指出“龙船节”是以男性为主的祭祀活动，由于是顺着河流划向其他村寨，故其中包含着一种离心指向，希望通过与灵界祖先的交流，实现现实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姊妹饭节”则是以女性为主的祭祀活动，活动场所限定在家里或本村，希望外面的人来到自己的村里，故具有一种向心指向，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最终实现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施洞地区的苗族，通过这两种祭祀活动，不仅重新构建了自己的生活秩序，同时还获得了更新的人际连带关系。
四、《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想象力的变容》
2012年4月，集铃木教授三十年苗族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想象力的变容》一书由日本风响社出版，收录了作者1988年至2010年的22年间发表的八篇苗族研究代表成果。 关于本书的主题，借作者的话说，是希望“把握苗族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考察其变容的过程及世界观的变化，探求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动向是怎样改变山地民苗族的想象力，而苗族的想象力又是如何再创造、再构建起来的。” [4]本书的基础资料是作者1983年至2010年间实地调查时的一手资料，辅以相关研究文献。方法论上采用了进化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主义等理论，既有体系化的阐述，也有民族志式的记录。对于书名缘何不用“文化的变容”而使用“想象力的变容”，铃木教授说：“比起追问文化是什么，我们似乎更应该考虑文化这一概念是怎样从实际所发生的意义作用、表象、话语以及实践中被构建起来、被使用着的。而与这一切都息息相关的就是想象力。” [5]
全书由八章构成。第一章为《苗族的神话与现代》，作者以黔东南苗族为中心，着重考察了苗族神话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神话意义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构建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民族文字的苗族在传承本民族神话时，是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原动力的，有其独特的仪礼和连续性。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重视民族文化浪潮的日益高涨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入，一些民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开始将口头传承的民族神话文本化，以期重建民族认同。受其影响，民族神话变得统一，关于鼓社节祭祀的解释也与80年代有了显著区别，丧失了与传统仪礼的连续性，甚至出现通过改写神话创造崭新话语的情况。作者在书中把渗透至日常生活和仪礼中的新阐释称为“可视化神话”，认为这是苗族精英确保苗族起源正统性的重要手段，是重构苗族宗教文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章为《祖先祭祀的变容——贵州省黔东南雷山县乌流寨的鼓社节》。作者以1997年的实地调查为资料，详细介绍了苗族十三年一度的鼓社节的情况。在与以往文献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现在的鼓社节在敲木鼓和杀牛祭祖这两点上与过去的鼓社节一致，但是祭祀主体由过去的父系亲族集团向地缘社会、乃至行政参与转变；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逐步复兴的鼓社节与过去基于传统世界观的仪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三章为《死者与生者——贵州省黔东南三都水族自治县小脑村的鼓社节》，作者以1999年的调查为基础，以死者与生者的关系为核心，讨论了鼓社节作为送葬仪礼的性质。作者认为，作为祖先祭祀的鼓社节，有着重建死者与生者之关系、激发现世生活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尽管依然保留着杀牛祭祖的习俗，但是迎接死者或祖先灵魂的意识却日益淡化，尤其是伴随着民族观光的发展，面向客人展示的仪礼与村民传统的仪礼之间产生了摩擦，而这一切也给苗族的想象力世界带来了变化。
第四章为《苗族的来访神——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春节》。在这一章里，作者以1993年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考察了当地青苗村寨对春节来访神“磨过”和“芒蒿”的态度，指出随着经济与民族观光的发展，为重构“民族文化”，在地方行政的主导下，当地增加了一些重构的节日，而正月期间的活动也表现出苗族人的时间认识发生了改变。
第五章为《苗族的巫女们——以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为例》，作者以1998年在湖南麻阳考察当地“仙娘”活动时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介绍了迄今鲜有报道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仙娘”的情况，记述了仙娘的“走阴”和“差七姑娘”等活动，指出城市中“仙娘”的存在，意味着当地城乡交流的频繁与活跃。
第六章为《龙船节考——贵州省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作者首先介绍了龙船节和姊妹饭节这两个最受欢迎的民族观光节日的多个起源传说，在此基础上对龙船节、姊妹饭节、鼓社节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鼓社节以在山间的刀耕火种及旱地耕作为基础，以数年为一个周期；与此相对，龙船节则以水稻耕作为基础，以一年为一个周期。可以把鼓社节视作适应山地山间地带的祭祀，而龙船节则是适应平地河川地带的祭祀。”（详见表2、表3） [6]
另外，作者还指出，在2000年以后，随着民族观光的迅速发展，苗族的龙船节逐渐丧失了其传统的象征意义，祭祀活动中融入了更多的经济活动要素；由于口头传承的文本化，原本丰富的想象力世界变得整齐划一，失去了原有的多元性。最后，作者指出：“在‘观光’‘政治’‘现代性’等因素错综缠绕的状况下，在‘文化的资源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在种种这般现象前茫然驻足，而应积极探索祭祀、传承的内涵及想象力的潜力，探明在历史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智慧，在重视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前提下，重新考虑有关文化政策和行政保护，重新构建适应现代的新的文化。” [9]
第七章为《铜鼓的仪礼与世界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作者以1988年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对白裤瑶进行调查时收集到资料为基础，对凝聚着白裤瑶之世界观、社会观的铜鼓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尽管白裤瑶在民族识别时被认定是瑶族，但从其语言和习俗上看，与苗族更为接近。通过缜密的研究，作者指出：铜鼓为父系血缘集团所有，发挥着联系后人与祖先的重要作用，与鼓社节的木鼓颇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白裤瑶没有制作铜鼓的技术，大多从汉族或其他民族购入。对于铜鼓上常有壮族传承中经常出现的青蛙纹样，白裤瑶则通过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来接受它。由于铜鼓用途的特殊性，其音色也蕴含了使用者独特的想象力。
第八章为《贵州省的观光化与公共性——以苗族的民族服饰为中心》，作者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和云南省文山州的苗族民族服饰为例，考察了全球化、观光化进程中苗族服饰的变化，指出具有符号性和象征性、代表着苗族想象力的民族服饰，正日渐远离苗族人的日常生活并构建出新的意义。黔东南苗族的民族服饰为迎合游客的“目光”，经历了从生活装向艺术品转化的过程；而文山苗族的服饰则由生活装转变为商品销售到海外。作者认为，苗族在不断迎合吸收外部“目光”的过程中，逐渐将其内化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要素。最后，作者从“公共性”这一概念入手，对苗族服饰未来可能的变化进行了展望。此外，卷首的《序文》和书末的参考文献亦大大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国际上对苗族尤其是贵州苗族的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
五、铃木正崇中国西南苗族研究的学术价值
以上简扼介绍了铃木正崇中国西南苗族研究的三部重要著作。尽管调查时间、调查地域、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山地民苗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激荡变化的三十年间动态发展变化过程的呈现与探究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虽然铃木教授的研究偏重于苗族神话和祭祀，难说反映了苗族社会的全貌，但是，通过书中呈现出来的苗族生活实态、翔实的事例以及精辟的分析，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口头传承的文本化以及民族观光发展等因素给苗族社会文化和苗族神话之象征意义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尤其是作者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苗族与汉族等“他者”关系的考察，更让我们在蹙眉颔首之间，获得颇多启发。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日本学者更加注重资料的收集、细节的呈现和成果的积累。正如铃木教授自己所言，没有积累就没有学问。铃木教授能够在苗学研究领域取得如此突出的业绩，毫无疑问是其三十余年的坚守、耕耘与求索所得。铃木教授的研究不仅是日本当代苗族研究的代表，在日本的苗族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苗族研究而言，其学术价值亦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凸显。尤其是其多点式、大范围、长期性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我国苗族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及我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亦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鈴木正崇·金丸良子.西南中国の少数民族——貴州省苗族民俗誌[M].東京：古今書院，1985.
[2][3]鈴木正崇.中国南部の少数民族誌——海南島·雲南·貴州[M].東京：三和書房，1985.
[4] [5] [6] [7] [8] [9]鈴木正崇.ミャオ族の歴史と文化の——中国南部山地民の想像力の変容[M].東京：風響社，2012.
作者简介：王晓梅（1970-），女，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海外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关键词】苗族；想象力；铃木正崇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铃木正崇为日本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亦是日本当代苗族研究之集大成者。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4月，铃木正崇便随日本民俗艺术学会访华团访问了海南、云南，1983年7月，又随日本民俗学访华团访问了贵州，详细调查了苗族的民俗、祭祀、人生仪礼以及神话和歌谣等。以此为发端，在此后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贵州一直是铃木教授最重要的田野，而苗族也始终是铃木教授最为关注的对象。铃木正崇苗族研究的代表成果主要有《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1985年）、《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1985年）以及集其三十年苗族研究之大成的《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想象力的变容》（2012年）三本著作。
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
1985年5月，铃木正崇与金丸良子共同撰写的《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贵州省苗族民俗志》[1]由日本古今书院出版，该书着重介绍了贵州黔东南地区黑苗的情况。全书共十六章，第一章为贵州省的民族概况，介绍了生活在贵州的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壮族、瑶族和汉族的情况；第二章为苗族概况，介绍了历史上的三苗、苗族迁徙的历史及迁徙理由、苗族的分类以及生活状况等；第三章和第四章介绍了苗年、吃新节、爬坡节、三月三、二月二、苗族飞歌、对歌等苗族祭祀和苗族节日的情况；第五章为苗族的社会组织，重点介绍了苗族的“鼓社节”和“议榔”制度；第六章介绍了苗族的婚姻和各种人生仪礼；第七章为苗族的神话、传说和歌谣，着重介绍了苗族的人类起源神话、谷物起源神话、铜鼓的由来以及苗族歌谣等；第八章到第十六章可以说是该书最重要的部分，详细介绍了作者在黔东南地区实地调查的情况，包括凯里县中坝寨、雷山县西江苗寨、凯里县舟溪、台江县施洞区、苗族的粮仓及神树、香炉山的爬坡节、黔西南的布依族以及尚未识别的少数民族——西家人等。
作为由日本学者基于田野调查之第一手资料撰写的当代苗族民俗志，该书的出版距离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1907年）几近过去了八十年，在日本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领域以及苗族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此外，作者在书中使用苗文和国际音标记录苗语词汇的做法亦堪称一大亮点。
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
1985年8月，铃木正崇教授根据1981年、1983年两次实地考察的记录撰写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志——海南岛·云南·贵州》一书由日本三和书房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黎族、苗族、撒尼族、基诺族、撒梅族等南方少数民族。该书共五章，第一章海南岛，介绍了海南岛的苗族村寨陡水河和黎族村寨番茅；第二章云南，着重介绍了生活在云南的撒尼族、基诺族、哈尼族、撒梅族等少数民族的概况和现状，此外还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的赛龙舟和泼水节，并从历史、生态、民俗等几方面梳理了日本学者关于云南与日本之关联的比较研究；第三章为苗族村寨，着重介绍了贵州省苗族的概况、苗族的民居、神话、芦笙舞、姊妹饭节以及香炉山的对歌等；第四章是从贵州到云南，介绍了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布依族以及云南路南县撒尼族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最后一章为苗族祭祀论考，对苗族的龙船节、姊妹饭节以及鼓社节的由来及内涵等进行了深入剖析。
铃木教授在研究中充分发挥日本民族学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历史民族学研究方法，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在一些问题上的独特见解也颇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关于傣族的泼水节。铃木教授在书中介绍了有关泼水节由来的两个传说：一是“七女子杀火魔”的故事，二是佛教故事中某王子出家修行、沐浴成佛的故事。铃木教授指出，“七女子杀火魔”的故事更具本土气息，其中包含了火与水、污秽与洁净的二元世界观，对一夫多妻制的否定，重视拥有财产继承权之幼女的社会因素，女性在稳定世界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等诸多文化要素。通过与流传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起源故事的比较，铃木正崇教授认为，“七女子杀火魔”故事的女主人公农香或许可以追溯到唐代广西傣系西原蛮侬氏，这个故事暗示了该地区平地水稻耕作民与山地狩猎游牧民的融合，故事中“水”与“火”的对立，表现出水稻耕作与刀耕火种这两种生业形态的差异，同时也折射出平地民族与山地民族的拮抗关系。[2]
在《苗族祭祀论考》中，铃木教授从仪礼的形式和神话来源两个方面对贵州省台江县施洞地区苗族的“龙船节”、“姊妹饭节”进行了比较研究（详见表1），指出“龙船节”是以男性为主的祭祀活动，由于是顺着河流划向其他村寨，故其中包含着一种离心指向，希望通过与灵界祖先的交流，实现现实世界秩序的重建；而“姊妹饭节”则是以女性为主的祭祀活动，活动场所限定在家里或本村，希望外面的人来到自己的村里，故具有一种向心指向，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最终实现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施洞地区的苗族，通过这两种祭祀活动，不仅重新构建了自己的生活秩序，同时还获得了更新的人际连带关系。
四、《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想象力的变容》
2012年4月，集铃木教授三十年苗族研究之大成的著作《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想象力的变容》一书由日本风响社出版，收录了作者1988年至2010年的22年间发表的八篇苗族研究代表成果。 关于本书的主题，借作者的话说，是希望“把握苗族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考察其变容的过程及世界观的变化，探求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动向是怎样改变山地民苗族的想象力，而苗族的想象力又是如何再创造、再构建起来的。” [4]本书的基础资料是作者1983年至2010年间实地调查时的一手资料，辅以相关研究文献。方法论上采用了进化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解释主义等理论，既有体系化的阐述，也有民族志式的记录。对于书名缘何不用“文化的变容”而使用“想象力的变容”，铃木教授说：“比起追问文化是什么，我们似乎更应该考虑文化这一概念是怎样从实际所发生的意义作用、表象、话语以及实践中被构建起来、被使用着的。而与这一切都息息相关的就是想象力。” [5]
全书由八章构成。第一章为《苗族的神话与现代》，作者以黔东南苗族为中心，着重考察了苗族神话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神话意义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构建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民族文字的苗族在传承本民族神话时，是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原动力的，有其独特的仪礼和连续性。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重视民族文化浪潮的日益高涨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入，一些民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开始将口头传承的民族神话文本化，以期重建民族认同。受其影响，民族神话变得统一，关于鼓社节祭祀的解释也与80年代有了显著区别，丧失了与传统仪礼的连续性，甚至出现通过改写神话创造崭新话语的情况。作者在书中把渗透至日常生活和仪礼中的新阐释称为“可视化神话”，认为这是苗族精英确保苗族起源正统性的重要手段，是重构苗族宗教文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章为《祖先祭祀的变容——贵州省黔东南雷山县乌流寨的鼓社节》。作者以1997年的实地调查为资料，详细介绍了苗族十三年一度的鼓社节的情况。在与以往文献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现在的鼓社节在敲木鼓和杀牛祭祖这两点上与过去的鼓社节一致，但是祭祀主体由过去的父系亲族集团向地缘社会、乃至行政参与转变；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逐步复兴的鼓社节与过去基于传统世界观的仪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三章为《死者与生者——贵州省黔东南三都水族自治县小脑村的鼓社节》，作者以1999年的调查为基础，以死者与生者的关系为核心，讨论了鼓社节作为送葬仪礼的性质。作者认为，作为祖先祭祀的鼓社节，有着重建死者与生者之关系、激发现世生活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尽管依然保留着杀牛祭祖的习俗，但是迎接死者或祖先灵魂的意识却日益淡化，尤其是伴随着民族观光的发展，面向客人展示的仪礼与村民传统的仪礼之间产生了摩擦，而这一切也给苗族的想象力世界带来了变化。
第四章为《苗族的来访神——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春节》。在这一章里，作者以1993年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考察了当地青苗村寨对春节来访神“磨过”和“芒蒿”的态度，指出随着经济与民族观光的发展，为重构“民族文化”，在地方行政的主导下，当地增加了一些重构的节日，而正月期间的活动也表现出苗族人的时间认识发生了改变。
第五章为《苗族的巫女们——以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为例》，作者以1998年在湖南麻阳考察当地“仙娘”活动时收集到的资料为基础，介绍了迄今鲜有报道的生活在城市中的“仙娘”的情况，记述了仙娘的“走阴”和“差七姑娘”等活动，指出城市中“仙娘”的存在，意味着当地城乡交流的频繁与活跃。
第六章为《龙船节考——贵州省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作者首先介绍了龙船节和姊妹饭节这两个最受欢迎的民族观光节日的多个起源传说，在此基础上对龙船节、姊妹饭节、鼓社节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鼓社节以在山间的刀耕火种及旱地耕作为基础，以数年为一个周期；与此相对，龙船节则以水稻耕作为基础，以一年为一个周期。可以把鼓社节视作适应山地山间地带的祭祀，而龙船节则是适应平地河川地带的祭祀。”（详见表2、表3） [6]
另外，作者还指出，在2000年以后，随着民族观光的迅速发展，苗族的龙船节逐渐丧失了其传统的象征意义，祭祀活动中融入了更多的经济活动要素；由于口头传承的文本化，原本丰富的想象力世界变得整齐划一，失去了原有的多元性。最后，作者指出：“在‘观光’‘政治’‘现代性’等因素错综缠绕的状况下，在‘文化的资源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在种种这般现象前茫然驻足，而应积极探索祭祀、传承的内涵及想象力的潜力，探明在历史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智慧，在重视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前提下，重新考虑有关文化政策和行政保护，重新构建适应现代的新的文化。” [9]
第七章为《铜鼓的仪礼与世界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作者以1988年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对白裤瑶进行调查时收集到资料为基础，对凝聚着白裤瑶之世界观、社会观的铜鼓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尽管白裤瑶在民族识别时被认定是瑶族，但从其语言和习俗上看，与苗族更为接近。通过缜密的研究，作者指出：铜鼓为父系血缘集团所有，发挥着联系后人与祖先的重要作用，与鼓社节的木鼓颇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白裤瑶没有制作铜鼓的技术，大多从汉族或其他民族购入。对于铜鼓上常有壮族传承中经常出现的青蛙纹样，白裤瑶则通过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来接受它。由于铜鼓用途的特殊性，其音色也蕴含了使用者独特的想象力。
第八章为《贵州省的观光化与公共性——以苗族的民族服饰为中心》，作者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和云南省文山州的苗族民族服饰为例，考察了全球化、观光化进程中苗族服饰的变化，指出具有符号性和象征性、代表着苗族想象力的民族服饰，正日渐远离苗族人的日常生活并构建出新的意义。黔东南苗族的民族服饰为迎合游客的“目光”，经历了从生活装向艺术品转化的过程；而文山苗族的服饰则由生活装转变为商品销售到海外。作者认为，苗族在不断迎合吸收外部“目光”的过程中，逐渐将其内化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要素。最后，作者从“公共性”这一概念入手，对苗族服饰未来可能的变化进行了展望。此外，卷首的《序文》和书末的参考文献亦大大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国际上对苗族尤其是贵州苗族的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
五、铃木正崇中国西南苗族研究的学术价值
以上简扼介绍了铃木正崇中国西南苗族研究的三部重要著作。尽管调查时间、调查地域、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山地民苗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激荡变化的三十年间动态发展变化过程的呈现与探究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虽然铃木教授的研究偏重于苗族神话和祭祀，难说反映了苗族社会的全貌，但是，通过书中呈现出来的苗族生活实态、翔实的事例以及精辟的分析，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口头传承的文本化以及民族观光发展等因素给苗族社会文化和苗族神话之象征意义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尤其是作者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对苗族与汉族等“他者”关系的考察，更让我们在蹙眉颔首之间，获得颇多启发。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日本学者更加注重资料的收集、细节的呈现和成果的积累。正如铃木教授自己所言，没有积累就没有学问。铃木教授能够在苗学研究领域取得如此突出的业绩，毫无疑问是其三十余年的坚守、耕耘与求索所得。铃木教授的研究不仅是日本当代苗族研究的代表，在日本的苗族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苗族研究而言，其学术价值亦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凸显。尤其是其多点式、大范围、长期性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我国苗族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及我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亦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鈴木正崇·金丸良子.西南中国の少数民族——貴州省苗族民俗誌[M].東京：古今書院，1985.
[2][3]鈴木正崇.中国南部の少数民族誌——海南島·雲南·貴州[M].東京：三和書房，1985.
[4] [5] [6] [7] [8] [9]鈴木正崇.ミャオ族の歴史と文化の——中国南部山地民の想像力の変容[M].東京：風響社，2012.
作者简介：王晓梅（1970-），女，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海外西南少数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