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汉大政治家董仲舒《春秋繁露》载：“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考试是文明的象征。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是世界公认的考试起源国，曾有人将考试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指出，中国在公元前165年就已经使用书面考试来测验官职候选人，但是任人唯贤制度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使用。孙中山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考试时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
“考试”一词的由来
中国关于考试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约二千年左右尧选舜做接班人的传说，见于《史记》、《尚书》尧试舜：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
尧年事已高，欲选接班人，便向四岳征求意见。大家推荐舜，并介绍了他的事绩。但舜能否胜任这个职务呢？尧决定“吾其试哉”。这个“试”，当然还不是考试，而是试用——在实践中考察。经过妻二女、和五典、入百官、宾四门、入山林川泽等多方面考察。历时三年，证明舜“谋事至而言可绩”。方决定让舜“登帝位”。
选拔具有专业技术性质的管理人员，如尧选鲧治水的传说：
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
尧选治水的负责人，也是用“试”的方法。历时九年，实践证明鲧不成，以后才换了鲧的儿子禹。
《周礼》、《礼记》中还有一些“考”、“察”、“比”、“试”、“视”、“校”的记载。如“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与贤者能者”。
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周天子也是用“试”、“比”的方法选拔人才：“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
周天子将诸侯贡献之士，集中于射宫，用“试”、“比”的方法选拔。其标准，不仅要看新中之多少，还要看容体，节是否合乎礼、乐的要求。
周代学校也有“比”、“考”、“视”、“校”，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教学的要求。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周礼：三岁大比乃考焉。”学生比年入学。在学期间还要“考校”——考察、校正，以衡量、评价是否达到了教学标准，“此大学之道也”。
尧选舜、鲧是在实践中试用、考察。但人人经过实践试用，费事、费时，且不能及时任用。选拔人才的方法，到汉文帝时发生了质的飞跃。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两次举贤良方正之后的“对策”，尤十五年一次记载比较明确、具体。
汉文帝刘恒不再使用在实践中试用、考察的方法，而是将自己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炼成为试题，要考生回答。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此次考试，虽仅限贤良方正科，考生也是先经推荐，考试结果也仅定高下，却开创了考试历史之先河。
举贤良方正后“对策”，汉文帝时仅两次，到汉武帝刘彻时已渐成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策问董仲舒，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作答：
“五月，诏贤良曰：‘……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当时，先笔试，即“对策”。皇帝之试是为“策”，考生之答为“对”。“著之于篇”——“篇，谓竹简也”。然后还有口试，即“策问”。如汉武帝之问，董仲舒之答。“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人文辞定高下也。”试题内容都是国家大事。“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复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于人国耳。”可见，对策有明显的政策咨询作用，实践意义非常强。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考”与“试”并用，创造了“考试”这个概念的，正是大政治家董仲舒。其著作《春秋繁露》中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考试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但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汉代虽然创造了考试方法，但汉代选拔人才并不实行考试制，而是实行察举制。察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虽然察举制在推荐之后也有考试，如贤良方正科，但选拔的基本方法是推荐，主要标准是“德”，主要对象是孝子、廉吏。从西汉到东汉，历时四百二十多年，察举制改良为九品中正制，再经过魏晋南北朝，又三百六十多年；察举、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反复、充分暴露，考试的优越性逐渐显现，并逐渐被人们认识。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反复比较、争论的过程，在南北朝后期，察举制已经是到尽头，到了科举制的门口了。
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是科举制。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据首倡“科举学”的刘海峰先生研究，隋炀帝首建进士科在大业元年（605年），而多数学者都把“炀帝始建进士科”作为科举制诞生的标志。科举制与察举制的本质区别，在于考生可以自由投考，不必经过推荐，以考试成绩为主，择优录取。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廷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於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於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复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举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才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的宰相中，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但科举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考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逐渐把中国的考试制度介绍到欧洲，受到高度赞扬。至19世纪，首先在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当今世界，凡文明社会，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考试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教育领域的招生、教学、毕业，而且公务员以及各种人才的选拔，各种职业证书的评价，劳动技能鉴定等，都离不开考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各种考试如雨后春笋，外国的考试也挤进来了。由于考试提供了科学的竞争手段，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公正，激发了应试者的学习积极性，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才的合理使用与流动。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不充分，制度的不完善，技术的不发达等，考试制度还存在不小的消极影响，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努力。
（编辑 朱晓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考试是文明的象征。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是世界公认的考试起源国，曾有人将考试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指出，中国在公元前165年就已经使用书面考试来测验官职候选人，但是任人唯贤制度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使用。孙中山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考试时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
“考试”一词的由来
中国关于考试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约二千年左右尧选舜做接班人的传说，见于《史记》、《尚书》尧试舜：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
尧年事已高，欲选接班人，便向四岳征求意见。大家推荐舜，并介绍了他的事绩。但舜能否胜任这个职务呢？尧决定“吾其试哉”。这个“试”，当然还不是考试，而是试用——在实践中考察。经过妻二女、和五典、入百官、宾四门、入山林川泽等多方面考察。历时三年，证明舜“谋事至而言可绩”。方决定让舜“登帝位”。
选拔具有专业技术性质的管理人员，如尧选鲧治水的传说：
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载，功用不成。
尧选治水的负责人，也是用“试”的方法。历时九年，实践证明鲧不成，以后才换了鲧的儿子禹。
《周礼》、《礼记》中还有一些“考”、“察”、“比”、“试”、“视”、“校”的记载。如“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与贤者能者”。
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周天子也是用“试”、“比”的方法选拔人才：“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
周天子将诸侯贡献之士，集中于射宫，用“试”、“比”的方法选拔。其标准，不仅要看新中之多少，还要看容体，节是否合乎礼、乐的要求。
周代学校也有“比”、“考”、“视”、“校”，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教学的要求。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周礼：三岁大比乃考焉。”学生比年入学。在学期间还要“考校”——考察、校正，以衡量、评价是否达到了教学标准，“此大学之道也”。
尧选舜、鲧是在实践中试用、考察。但人人经过实践试用，费事、费时，且不能及时任用。选拔人才的方法，到汉文帝时发生了质的飞跃。
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两次举贤良方正之后的“对策”，尤十五年一次记载比较明确、具体。
汉文帝刘恒不再使用在实践中试用、考察的方法，而是将自己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炼成为试题，要考生回答。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此次考试，虽仅限贤良方正科，考生也是先经推荐，考试结果也仅定高下，却开创了考试历史之先河。
举贤良方正后“对策”，汉文帝时仅两次，到汉武帝刘彻时已渐成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策问董仲舒，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作答：
“五月，诏贤良曰：‘……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当时，先笔试，即“对策”。皇帝之试是为“策”，考生之答为“对”。“著之于篇”——“篇，谓竹简也”。然后还有口试，即“策问”。如汉武帝之问，董仲舒之答。“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人文辞定高下也。”试题内容都是国家大事。“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复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于人国耳。”可见，对策有明显的政策咨询作用，实践意义非常强。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考”与“试”并用，创造了“考试”这个概念的，正是大政治家董仲舒。其著作《春秋繁露》中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考试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但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汉代虽然创造了考试方法，但汉代选拔人才并不实行考试制，而是实行察举制。察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虽然察举制在推荐之后也有考试，如贤良方正科，但选拔的基本方法是推荐，主要标准是“德”，主要对象是孝子、廉吏。从西汉到东汉，历时四百二十多年，察举制改良为九品中正制，再经过魏晋南北朝，又三百六十多年；察举、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反复、充分暴露，考试的优越性逐渐显现，并逐渐被人们认识。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反复比较、争论的过程，在南北朝后期，察举制已经是到尽头，到了科举制的门口了。
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是科举制。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据首倡“科举学”的刘海峰先生研究，隋炀帝首建进士科在大业元年（605年），而多数学者都把“炀帝始建进士科”作为科举制诞生的标志。科举制与察举制的本质区别，在于考生可以自由投考，不必经过推荐，以考试成绩为主，择优录取。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廷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於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於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复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举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才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的宰相中，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但科举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考试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逐渐把中国的考试制度介绍到欧洲，受到高度赞扬。至19世纪，首先在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当今世界，凡文明社会，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考试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教育领域的招生、教学、毕业，而且公务员以及各种人才的选拔，各种职业证书的评价，劳动技能鉴定等，都离不开考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各种考试如雨后春笋，外国的考试也挤进来了。由于考试提供了科学的竞争手段，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公正，激发了应试者的学习积极性，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才的合理使用与流动。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不充分，制度的不完善，技术的不发达等，考试制度还存在不小的消极影响，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努力。
（编辑 朱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