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武备文物典藏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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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在整理武备文物中发现许多文物与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历史上的人、事、物等案例都具有相当关联,当将其珠串一起时,其案例、事件及相关文物则构成了一个整体,以物寻案、说案,脉络清晰,更具有说服力,甚至可以通过这些文物,剖析了解帝王的旨意、心态、情趣、爱好,还原历史真相并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很值得我们当代人去发掘、整理、研究。
  一、清宫武备文物典藏概述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武备文物主要是清代宫廷保存下来的遗产,多为皇家御用之物,有些还是王公大臣、有功之臣使用过的物品遗藏宫廷。由于武备文物类别多样,品种丰富,十分珍贵,故清代专由总管内务府管辖的武备院管理。
  (一)武备院管理
  清代武备院是总管内务府上驷院和奉宸苑直属“内三院”,均属于三品衙门,在总管内务府直属机构中地位十分特殊。
  武备院衙署设置在东华门外北池子路西,具体职掌:管理四库(甲库、毡库、北鞍库、南鞍库),收发修造各种器物;随侍皇帝出入并预备伞盖、兵仗等物;供用阅兵盔甲、阅射布靶、进呈皇帝弓箭等;负责收存备操、抖晾陈设盔甲;更换、安挂、修理各种器械;查点、查验班房军器;铺设宫廷设褥、寺庙念经、筵宴毡片;管理本院官员奖惩、俸饷事宜等;另外,武备院还负责办理巡幸随侍、阅兵事宜、修造、陈设、安挂、收存、更换、领取、查收、供应所需的“上用”“官用”及宫殿所用等各种武备器械,以及关于“紫禁城内外各门、各堆拨军械数目并修制定限”情况;接收各国贡物和折赏事宜等。
  总之,总管内务府始终健全武备院的各项生产制度,严格军品管理,内务则例章程完善。
  (二)武备来源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武备兵器文物主要是清代宫廷保存下来的遗产,多为清代帝王御用之物,品种丰富,十分珍贵,有许多兵器除国外购买或为宫外进献外,即专门为清帝上渝降旨、如意馆绘制图样、帝王亲自审定批准后,再由总管内务府造办处炮枪处各作成作,精选材料,考究工艺,精良制作,均恭贮在紫禁城内外的朝房内,随时供帝王调遣使用。这些清代宫廷遗留的文物,几乎囊括清代的各种冷兵器、热兵器,考其主要来源:
  1.总管内务府造办处遵旨或以御审图样来制造的御用武备。
  2.皇帝御前侍卫、紫禁城禁卫军和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火器营、虎枪营、神机营,以及八旗军、绿营兵的武备制式装备等。
  3.战争中的缴获战利品和进贡品。此兵器反映康熙、乾隆等皇帝平息国内叛乱的统一战争,特别是乾隆帝自誉为“十全武功”“十全老人”,即“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可以通过这类兵器重温清代的一些军事行动,再现当时的历史。
  4.满、蒙、藏、汉等各民族上层人物及王公大臣按例向皇朝帝王进贡的各种兵器。这类兵器制作上充满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同时通过这类兵器可以追溯历史,反映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创造、融合的历史。
  5.收藏欧洲、亚洲、阿拉伯等国家进献的兵器礼品,或由外交使节献入宫中,有些兵器被旨意仿制或以宝石、象牙加以纹饰,形成特有的宫廷皇家风格。这些外国兵器基本反映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以及世界兵器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6.清代皇帝谕旨清宫总管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外交使节、西方传教士等其他渠道,向一些国家购买各种式样的兵器。
  (三)武备种类
  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清代武备兵器大致可分为冷兵器、热兵器(火器)、武备器具等三大类,其武备文物计15445件,其中文物一级品计52件,武备资料12187件。皇家典型的武备类别有:
  1.冷兵器
  (1)远射兵器:恭贮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光绪等帝御用的各种桦皮弓。60多种箭枝,种类繁多,恭贮有各种御用箭、礼仪用箭、军事用箭、行围狩猎用箭,箭镞有铁、木、骨之分,羽以雕、鹰、雁翎之别,杆以杨木柯为主,御用箭镞施鋄金、银和漆描金花纹饰等,形制各异。
  (2)护体兵器:①御用或宫贮腰刀。②御用或恭贮宝剑。③民族刀剑。④外国(番属)刀剑。⑤御用或宫贮匕首。⑥杂兵、格斗兵器。
  2.热兵器(火器)
  (1)火铳、火炮:明代火铳。清代火铳、火炮。
  (2)御用或恭贮枪支。
  ①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帝使用各种御用枪。
  ②外国枪支:马嘎尔尼进献自来火西式鸟枪、四筒火枪、自来火手枪。
  ③火药袋:皮镶铜、铜壶、牛角、皮镶珐琅火药袋、
  ④炮彈:空圆心铁弹、子母铁弹等。
  3.武备器具
  (1)防护装具:宫贮皇帝御用盔甲、八旗盔甲、八旗校尉白缎、青缎、青绸盔甲、铁锁子甲。
  (2)远射器具:橐鞬,宫贮有康熙、乾隆等帝御用的各式各样制作精良的橐鞬;又称撒袋,为清代盛装弓箭的器物,即橐装箭,鞬装弓。
  (3)马装具:御用或宫贮马鞍。民族马鞍(班禅额尔德尼进铁毁金镂花纹马鞍)。日本马鞍、驮物鞍(车鞍、木炮鞍)、喜鞍、木架马鞍、各种鞍韂(马搭)、御用或宫贮马鞭。
  (4)其他
  ①金漆雕龙鹿哨、楠木雕龙鹿哨、描金彩漆鹿哨、竹鹿哨、黑漆鹿哨等。
  ②海螺、铜海螺等。
  二、清宫武备典型与个性化特点
  清宫武备是为皇家特需制作,因而充满个性化并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特点。
  (一)乾隆朝仿制御用盔甲
  清宫恭贮的红闪缎面铁叶努尔哈赤御用甲、蓝色缎面绣龙纹铁叶皇太极御用甲和蓝色缎铜钉顺治帝御用棉甲,这三件御用甲均有说明黄木牌,书明黑体汉字。其中太祖、太宗两件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特意仿制“补照”的。时年“七月七日奉旨:‘五朝朝服朝冠俟回銮后各补照一份尊藏。太祖、太宗盔甲俟到盛京请出原样记清,回銮亦各补照一份尊藏。此旨着存记,钦此’。”于九月十七日“将画得太祖、太宗盔甲各一份持进,交太监鄂鲁里呈览。奉旨:‘请进京内照样各成造一份尊藏,钦此’”。目前,存放盛京(沈阳)皇宫内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御用甲已不知所踪,而仿制“补照”的两副太祖、太宗御用甲却恭贮清宫,质地基本完好。这两副御用甲是乾隆朝时期总管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的,基本保持原样,忠实于清档记载即“太祖高皇帝毁金银石青缎边绿地红花闪缎面布里盔甲样一副”,“太宗文皇帝毁金动龙石青缎边绣五色龙蓝云缎面布里盔甲样一副”。   那么,乾隆朝为什么要仿制“补照”两副御用甲,配做两副木黄牌又说明什么?其实乾隆帝的苦心用意十分深刻。乾隆帝是为让后世永记先祖弓马骑射打天下的不易,专门在本朝仿制了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身穿的盔甲,以供后世帝王恭敬瞻仰。乾隆帝旨意仿制的太祖、太宗及世祖的御用盔甲,其三件盔甲均附有一木牌签墨书汉文,其木牌呈黄色,墨字清晰,长约20、宽约15厘米。我认为御用盔甲木牌签的存在有三个含义:
  1.具有说明性质,先辈创业之艰,躬擐甲乘,祖武扬威,建业定基。对后世皇帝、王公贵族等后人恭瞻盔甲,具有启发教育作用。
  2.警示我朝原以武功开国,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要求后人尚其益习弓马,“国语骑射”是立国根本。
  3.盔甲的制作和存放,即有严格的制作要求,盔甲配料要由乾隆帝旨意、钦定。同时,木牌签随其盔甲存放,亦便于清查、点交,以防偷换、盗窃之弊。
  (二)自幼骑射哨鹿行猎
  康熙帝年老时总结自己一生射猎战果,从幼时起,就鸟枪、弓矢并用,射杀哨鹿数百,一日内射兔三百余只嘲。康熙五十八年(1719)自誉道:“联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谙历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熊20、豹25、猞猁狲10、麇鹿14、狼96、野猪132、哨获鹿凡数百,其余围场随便射获诸兽,不胜纪矣。朕曾一日内射获318,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朕所以屡谕尔等者,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康熙帝从小训练骑射,使用鸟枪、弓矢无所不能是事实,但在狩猎获物的同时,笔者也感受到是八旗兵士将野兽行围起来的结果,这些疲于奔命的动物只是瓮中之鳖,等待束手就擒而已。因此,康熙帝的狩猎战绩虽集于己,但如果没有八旗兵士的围追堵截,没有集体群体的互动呐喊,没有野兽的疲锇交加,犹如莽撞的惊弓之鸟,要想从容射杀,是不可能成果欣然的。
  乾隆帝亦是自幼学习鸟枪和骑射,他深情地回忆自己在康熙帝身边的点点滴滴,他写道:“自六龄就学,受书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课必兼治,进业日勤,动契夙悟,洎康熙壬寅年十二,祗谒圣祖于圆明园之镂月开云,见即惊爱,命宫中养育,抚视周挚,备荷饴顾恩慈,亲授书课,教牖有加,偶举爱莲说以试,诵解融彻,奖悦弥至。命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肄辄擅能,精口家法。每呈彀宫门,习围南苑,岂体审机,叠发奇中,垂髫英武,观者莫不钦为天授,而神枪宝鞣准的具存,贻诲有深焉者。”自古以来,春搜、夏苗、秋弥、冬狩,是古代帝王重要的“田猎以讲武事”活动。清袭古制,从顺治朝既始创秋弥之礼。康熙帝东巡始定木兰秋弥之典,他木兰秋弥一生40多次;乾隆以木兰秋弥练兵讲武,秋弥行围合围50余次,秋弥规定更加详细周密。自乾隆六年(1741)始谕:“古者舂搜夏苗秋弥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故宫现珍藏有金漆雕龙鹿哨、楠木雕龙鹿哨、描金彩漆鹿哨、竹鹿哨、黑漆鹿哨等,是反映乾隆帝带领八旗官兵行围哨鹿的实物见证。
  为了练习骑马,娴熟骑术,总管内务府造办处专门制作了木马马鞍(长158、宽80、高130厘米),其高度与真马无异,木马背上铺垫皮质毡绒马搭,上再架金桃皮面木鞍桥,铺设深蓝花布棉鞍垫,侧挂铜镀金脚蹬。此木马制作的逼真到位,同时木马马鞍又分出大、中、小三种式样,以适应不同年龄、高矮身材和骑射技能的阿哥等人练习骑用。可以想见,那些骑射俱佳、马术精湛的帝王及皇子们,除了有幸参加塞外行围秋弥活动外,即是在宫中以骑木马为科目来训练高超骑术功力,磨炼意志。综上所述,清代皇帝在教育皇子的方法上卓有成效,皇子们即受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掌握了满文、汉文等文化知识,养成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又在父皇等师傅的教导下,苦练骑射技术,强健了身体,锻炼了体魄,增长了军事才干。
  (三)木兰秋弥,以纪武成
  乾隆帝木兰秋弥时,不仅使用弓箭狩獵,同时亦使用御制神枪。特别是乾隆帝50岁时,臂病发作,严重时疼痛难忍,这影响了他使用弓箭的发挥。但他坚持木兰秋狝,即使用御制枪射杀猎物。他对御制枪情有独钟,更是将御制枪之虎神枪、旧神枪、花准枪、大准枪视为“武功良具”“神器”和“功全利器”。不仅如此,御制枪在书画中也尽显其能,在康乾时代表现得更加充分些。如故宫博物院还珍藏一幅清宫廷画家绘《弘历射熊图》,述说乾隆皇帝少年时即随祖父康熙皇帝木兰秋弥,有一黑熊被赶进合围中,康熙皇帝先用火枪将熊射倒,又命御前侍卫在保护弘历生命安全的同时,旨意弘历举箭再射,使弘历得获熊之名,现藏御用弓上还镌刻有射熊字迹。这幅图以缩影弘历狩猎的情景,再现乾隆当皇帝后不忘骑射的壮观景象。清宫旧藏的郎世宁画《弘历哨鹿轴》《弘历射鹿图》等,也充分地表现了乾隆使用火枪狩猎的情景,甚至于描绘出将火枪前两角叉着地做射击状。
  同时伴随着清帝御用枪的生产制作,清宫总管内务府造办处能工巧匠设计制作了精致无比、精美绝伦各式各样的火药袋。清宫藏有中式、西式或中西合璧式样的火药袋;从用材质地上有银、铜、皮、木、匏、竹、漆、珐琅、玳瑁、牛角、蛤蜊等,式样随形雕饰成各种动物、植物样,以适逢帝王的审美观点和情趣,更适宜于腰间佩饰之需。笔者在整理这些火药袋时,除了发现袋内有黑色火药末外,甚至发现火药袋内还存有铅弹。所谓铅弹,清宫称之“铅子”,大小如蚕豆,圆形或圆锥形。另外乾隆盛弹匣在一个楠木方匣内,盛有乾隆帝狩借时射获禽兽所使用的铅弹。此匣分为五层,每层藏有约30卷用上等鹿皮裁剪成长13.5、宽5厘米的条形,此皮签质地柔软雪白、平滑细喊,一面墨书满文,一面墨书汉文,记载清帝在何地、何时、用何枪猎杀虎、鹿禽兽等。   从上述的部分介绍,不难看出乾隆帝从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六十年(1795),不遗余力地使用所心仪的“花准神枪”“虎神枪”“旧神枪”等去行宫行围狩猎,而御用枪的确又被后世皇帝称赞之“武功良具”也。
  在上述皮签包裹的铅弹中,有关记录虎神枪的有6件,分别在朱胡围场打虎2次、轰科围场打虎1次、商建窝赫图围场打虎2次、阿济格鸠圍场打虎1次。在木兰围场,乾隆帝专门立下了《虎神记碑》,碑高4.5米,保存比较完整。这是乾隆十七年(1752)秋九月立于木兰围场的岳乐围场的山坳中,碑文用满、蒙、藏、汉文四种文字錾刻。
  乾隆帝感慨虎神枪的威力,皇祖所遗称为“神器”,使用的得心如手,志在必得。他在《射虎行》、《射虎川》、《殪虎行》、《永安湃围场殪虎》、《永安莽喀殪虎》等御制诗中,描写使用御制枪及虎神枪枪杀虎后的愉悦心情,溢于言表。习武用枪“以效奇而愉快则是枪也”,这是乾隆帝的真心话,当然不拗家法,枪应“与兑戈和弓同为宗社”也。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这些被清帝御用枪射击保存下来的“铅子”,虽已失圆形样,呈扁平状,边圆有刺,凹凸不齐整,但均用皮签和黄纸签包裹“铅子”,注明在何宫、何围场狩猎,以显珍重、以纪武成。
  (四)天、地、人刀剑
  古代帝王历来有制作刀剑之传统,清代发扬光大之,使铸技的超卓与刀剑器具的精良,在乾隆朝时期制作的传统冷兵器技艺时达到最高峰。乾隆朝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制作刀剑的传统工艺,乾隆帝更是要求甚严,授意、审阅、钦定清总管内务府造办处制作御用刀剑。乾隆十三年(1748),总管内务府造办处遵旨制作天、地、人腰刀30把和天、地、人宝剑30把,共计60把,直至二十二年才铸造装饰完成,历时尽十年。其后,乾隆四十四年、五十八年、六十年,又分三批制作天、地、人腰刀,其形制、质地、样式均经乾隆帝根据刀剑画样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
  总管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处在制作“乾隆年制”天、地、人刀剑的过程中,始终如一的秉承乾隆谕旨行事,从创作初始就授意刀剑先要画出图样,要求每把刀都要画出纸样一张,一把刀甚至要“画得刀纸样四张”;“将做得錬精龙吞口刀样一件,醴石番花吞口刀样一件,螭虎吞口刀样一件”进行综合比较,以此选做腰刀样式达到制作精彩。同样“将做得画兽吞口剑本样一件,锦吞口本样一件,西番花吞口剑本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兽吞口画全,再看番花吞口枝叶再整壮些,锦地吞口俗气另画好,花样剑上再添一道线,中间一面做乾隆年制,一面做第一至第十,钦此’”;“将金昆改画得沔(笔者注:涌)泉、振远、剪水、掩虹等剑名纸样四张;月刃、孔纯、叩鸣、觫精、飞鹊、宿铤、超阿、飞蛇等刀名纸样八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金昆(生卒年不详),擅长画山水、人物、花鸟,画风细腻,是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金昆与程志道、隆福安描绘了乾隆时期宫廷内“太液池冬月表演冰嬉”典制的《冰嬉图卷》,细腻绘制了八旗兵在金鳌玉虫朿桥之南的中海,为皇帝、后妃、王公大臣等表演冰嬉的热闹场面。就是这样一位宫廷画家,在乾隆御制刀剑画样上要根据授意“改画”进行再创作,可见乾隆帝对御制腰刀、宝剑的重视,可见一斑。
  另据清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员外郎四德等将现做玉靶腰刀五把,请商做刀名、号数,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挑好名色刀名,商做其号数,按天、地、人字号,接续商做,钦此’。”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打造的玉靶腰刀二把,一把拟得‘地字二十号凝水’刀名,一把拟得‘人字二十号孔纯’刀名,并贴得‘乾隆年制’款样,持进交太监厄勒里呈览,奉旨:‘准商做其刀名、号数,着翰林们写样,钦此’”。“刀名著于敏中拟名”。(于敏中时任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上书房总师傅,主持编纂过大量乾隆朝官修图书)。说明制作“乾隆年制”刀铭、字号数都要经乾隆帝呈览、授意、钦定,并由翰林学士拟名和亲笔书写。
  故宫博物院武备兵器库藏中,珍藏保存盛装御制腰刀和宝剑的天、地、人楠木箱总计17只(即楠木刀箱11只和楠木剑箱6只)。楠木箱具体是乾隆二十二年御定,乾隆四十四年御定,乾隆五十八年御定,乾隆六十年御定。总计分四批制造完成。我们注意到,每只楠木箱盛装腰刀计5把,即乾隆四十四年制作铭号“龙”“虎”刀箱,六十年制作铭号“精”“神”刀箱,均各为10把;唯五十八年制作铭号“风”刀箱仅5把,估计应该还有一只刀箱和盛装的5把腰刀,究竟在何处?纵观故宫博物院庋藏的乾隆朝四批制造的御制腰刀和宝剑楠木箱,共计17箱,除乾隆二十二年制造的御制腰刀和御制宝剑楠木箱12箱属完整无缺外,其余年代制造的三批御制腰刀均不甚完整。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朝四批御制的天、地、人腰刀,从现库存腰刀铭号分析:“天字一号”至“天字二十九号”;“地字一号”至“地字二十七号”;“人字一号”至“人字二十六号”,可以看出御制腰刀是在各个不同时期逐步制作完成的。因有些腰刀制作年代已久,笔者并不能贸然拔鞘试看刀铭与年款字号,但至少能使我们理出一个头绪,即“乾隆年制”天、地、人腰刀按每个字号(即天、地、人)来算,应该是有30把,总计为90把。同样,乾隆朝御制宝剑,仅是从乾隆十三年始至乾隆二十二年制作,完成了天、地、人30把外,即每个字号(即天、地、人)来算,是为10把,其后却没有再制作。
  乾隆帝对制作的宝剑刀箱,分别镌刻“功全利器”“湛锷韬精”“神锋握胜”“云文韫宝”“霜锷含清”“宝治凝涛”“德耀祥金”之字句,刀剑兵器更赋予“武功良具”加以重视,对所御制的“乾隆年制”天、地、人刀剑,除“拟交盛京”外,即陈设安放在紫禁城内养心殿、坤宁宫、斋宫、宁寿宫等其他宫殿内,其目的是训谕后世,“若夫酌古宜今之精意,奉天法祖之鸿规”,“内廷制胜鸿宝,武功良具,昭功纪获……,于以见我朝宣威制胜之盛,昭垂法守,远靖迩安,永永无极”。藏之武库,以记武成,是乾隆帝继承先帝遗志,在大阀庆典、秋狝行围、巡幸省方、命将出征及款洽外藩等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   (五)皮纸牙木签
  在故宫博物院的武备库中,珍藏有铳、炮、枪、刀、剑、匕首、马鞍、盔甲、弓、箭、橐鞬(撒袋)等冷、热兵器。在这批文物中姑且不论镌刻在物体上的铭文字号,仅是分析和披露系结在这批文物上的皮、纸、牙、木签,就十分值得研究和探讨。皮、纸、牙、木签是记录清代皇宫藏品的方法之一,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史实和实物见证,通过记录进宫年月、何地制作、进献者名、恭贮数量、类型名称等,即利于宫廷保管和取用便捷,对于鉴定武备兵器文物那朝那代不可或缺,又可以直接反映出帝王的御用活动情况,反映当时战争和重要人物情况,是研究清代武备兵器最直观和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是达到以物证史、以史论物、史物结合研究的最好方法。
  武备文物系结皮、纸、牙、木、签十分普遍,墨书均为满、蒙、藏、汉文,但不一定每签均是四种文字,有两种文字或仅一种文字,其中墨书文字规范,汉字均为小楷。纸签呈黄条双折,长20-30厘米,宽2-3厘米不等,系其御用箭杆上居然就有57件之多,另在御用马鞍上亦多有体现。这些纸签保存良好,墨迹清晰。皮签呈三角形状,上细下宽,长30或20厘米、宽20余厘米,主要系之于腰刀、宝剑、火枪和马鞍上,它是用极好的鹿皮或羊皮制成,呈白色,微软,平滑细腻,皮质上乘。另在一楠木方匣内,箱中盛有乾隆帝狩猎时射获禽兽所使用的铅弹,其此匣分为五层,每层藏有约30卷,均用上等鹿皮裁剪成长13.5厘米、宽5厘米的条形,用以包裹黄豆粒大的铅弹,计有约150件。此皮签质地柔软雪白、平滑细腻,一面墨书满文,一面墨书汉文,内容相同,记载清帝在何围场、何年月、使用何种鸟枪,猎杀虎、鹿禽兽等,十分珍贵。牙牌、木牌签也是尺寸长短不一。但这些皮、纸、牙、木签汉文均墨书楷体,牙牌是镌刻上的,字迹十分隽秀、工整。经笔者整理过的武备文物,除去不包括已知的乾隆帝射猎后,除上述用鹿皮包裹的铅弹150余件外,其余总计:皮签96、纸签100、牙签5、木签34、缎签1,共计236件。无疑这批证据对于鉴定时代特征是重要依据,用于研究历史文物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由于清宫总管内务府保管得好,这些皮、纸、牙、木签始终伴随着武备器具岁月迁移,珍藏至今。
  清官武备兵器上的皮、纸、牙、木签,是一份历史见证的备忘录,有力地证明了确切的制作、恭贮时间,贡进时间,贡进人物等与清政府关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关系。当然,这些都得益于清代宫廷建立起的一套完备的武备兵器贮藏制度,由于有专人严格管理,有典可查,文献史料也可与文物相互印证,才为我们鉴定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提供了最初的可能。
  三、结语
  所谓“典”即标准、法则、典范之意,突出概括性或代表性,而清宫珍藏的武备则代表皇家标准据为典要。如步骑射箭是清廷选拔人才的一个特定标准。乾隆帝发现“今引见人员弓力软弱,发箭多不能及把,皆平日不事操练所致”;而弓箭射手多用软弓,专讲虚架,并未练挽强贯扎之㈨。在阅看侍卫等步射时,发现“伊等所用箭翎太曲,竞成绿营体制。又有弓力软而箭长翎大者,其意不过欲令人美观,步射之道必须合弓力造箭”。他特别强调弓箭不求美观而求使用务实,阐明“我满洲肇起兴京,底定天下,全赖弓箭”,所以他要求“着将朕御用之箭发出一枝,令领侍卫内大臣等给各处看视,俱着以此为制,合各人所用之弓制造。诸大臣其时体朕意留心教导各该管侍卫官员兵丁等,阿哥等亦着谨记朕谕”;特别要求在制造弓箭时,应因人而异,因势利导,各人应量身制作而又以御用箭为使用之弓箭制作的标准。
  清宫武备中的每一件文物,都可以与每一事、物、个案紧密相连,文物是主体,文献史料是为其服务的。而且目前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武备,在研究中又不能仅仅局限其中,而是要与其他专业的文物库房紧密联系,甚至于外省市、紫禁城周边等地博物馆的协调合作,犹如一条珍珠链,相互串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由于人为架构的关系而分离,这样才能将其研究的每一事、物、全案挖掘深透,理出头绪来。
  (责任编辑:阮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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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马扬鞭芳草地,闻鸡起舞杏花天。”丁酉鸡年,在新春的鞭炮声中除徐开启大幕。鸡,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十,与我国农历纪年法“十二地支”中的“酉”相配,“酉鸡”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如果要算上“十二天干”来纪年的话,那2017年就是丁酉鸡年。  鸡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禽类,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吉祥符号、地位仅次于龙的凤凰的重要取材对象之一,据《尔雅》所载,凤凰是“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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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后改名俊卿,字仓石、昌硕,号缶庐、苦铁等,是近代著名的艺术大师。作为浙江安吉人,他的一生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一生中,有二十多年生活在苏州。苏州对于吴昌硕而言,可以说是第二故乡。其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以后,吴昌硕定居苏城,一住就是十五年。直到辛亥革命那年,吴昌硕再一次移居上海,最后终老于申江。苏州文物商店收藏有颇为可观的吴昌硕作品,其中有一小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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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第一次看到杨渭泉的画,是在曾佑和的《中国画选新语》(some Contemporary Elements in Classical Chinese Art)的黑白封面上,那是一张八破图的局部放大,翻开内页,只有简单的说明:“封面:近代画家杨渭泉作《集锦图》,庚午一九三零年。”其后并无画家介绍,也无画作说明。不过,从此杨渭泉的名字与画作,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20世纪初的中国式拼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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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宫文物越来越受到收藏界重视,清朝宫廷制作的各类艺术品屡屡成为市场上的亮点,为收藏界带来新的入藏品种与热点话题。在清官瓷器、书画、珐琅器、玉器等艺术品不断成为拍卖焦点的同时,原来不受人们关注的一类宫廷器物也进入我们的视野,那就是清朝宫廷制作的各类精美兵器。如,2012年10月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上,以4830万元成交的清乾隆金桃皮鞘宝腾腰刀;2016年11月在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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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因三峡工程而修建的博物馆。2005年,新馆在原重庆博物馆的基础上建成,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三峡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处重要阵地。2013年,在三峡工程建设阶段的文物抢救与保护工作历时20年,“后三峡”文物保护深入推进的时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委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实施“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展”。这是对我馆工作的充分信任和器重,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接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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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刀剑的发展历经商周、两汉、隋唐、清代四个高峰,清代刀剑中数皇室刀剑最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清代以骑射开国,武力得天下,清代皇家刀剑为数众多,制作精良,集中国古代刀剑之精华,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兵器制造技术,并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其发展在乾隆期达到了顶峰。体现了清代军工技术的成就和兵器发展的最高水平。  自太祖至恭宗,清代共计12帝,历代皇室,不乏名刀。后金至雍正期,战事频繁,皇家宗室大多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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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物画的最高要求是传神,而且是用独特的艺术语言——笔墨来传神。晋朝大画家顾恺之提出的“传神论”,时至现代仍然是中国人物画的宗旨,只是时代又赋予其新的内涵。“传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所画对象之神,即“以形写神”;其二,作者写像时自我抒发表现之神,即“迁想妙得”;其三,运用毛笔时,笔性之神,即“骨法用笔”之灵性。  “师造化,得心源”是前人总结现实主义艺术的经典经验。现实主义不会过时,具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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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浙江省庆元县发现一座南宋时期夫妇合葬墓(图一),主人为曾任工部、礼部、吏部侍郎的胡紘及夫人。清理出土一批南宋时期高质量的瓷器(图二至图四),其中以龙泉窑厚乳浊釉青瓷数量多、品质佳。这些瓷器正处于龙泉窑乳浊厚釉产品定型阶段,与本地此前生产的乳浊釉类产品差别显著,色泽明显更加莹澈,这正是温润如玉的龙泉厚釉瓷器成熟、定型初期的产品。胡紘卒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妻吴氏在开禧元年(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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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31日,东京中央拍卖株式会社上拍林原企业旧藏“青铜器铜镜带钩刀剑”专场,其中53号标的“春秋战国吴王阖闾剑”(图一)估50万至8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25万至5万元),以1380万日元落槌,加15%的佣金,成交价158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3.21万元)。  林原一郎(1908-1961)是知名实业家和收藏家,位于日本冈山市的林原美术馆庋藏东亚地区的绘画、工艺品,和旧冈山藩藩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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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北去”长沙历史文化陈列是长沙博物馆精心打造的长沙历史文化名片,展示了各个历史阶段长沙城的变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中“青铜之乡”部分讲述了作为长沙地区文明时代的初始阶段的商周时期,在基本陈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以来,长沙共出土商周青铜器400余件,其中大部分发现于宁乡县黄材镇及其周边。四羊方尊、象纹铜铙、巨型铜瓿等青铜器造型奇特,铸造精美,体现了当时发达的青铜文明,给宁乡带来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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