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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誓鸟》和《茧》都是80后作家张悦然向记忆致敬、向历史靠拢的长篇小说，前者宣称是自己创作走向成熟的转型力作，后者则被给予“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的较高评价。两部作品在主题和背景选择方面颇有相似，但具体到具体又有着巨大的差异。
【关键词】：张悦然;誓鸟;茧;比较分析
一、前言
阅历的丰富和心智的成熟使“80后”代表作家之一张悦然与记忆沟通、与历史连接、与外界联系，潜心创作出长篇小说《茧》。事实上，《茧》不是她第一次“挑战历史和记忆”，在《誓鸟》的序言中就明确表达自己对历史与记忆的敬意。《茧》和《誓鸟》都是向记忆致敬、向历史靠拢的长篇小说，但具体到文本中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历史，记忆与现实
“我写小说，与记忆有关。”[1]同样是由历史切入，但一个延伸到时间和空间都遥不可及的南洋，在历史框架下诠释“情”，一个落定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家乡济南，在历史事件中探索人性，完成了从间接经验到直接经验的转变。
作者在《誓鸟》中以晚明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为依托，对南洋华人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巧妙处理。但历史与人物和故事本身都是隔着距离甚至是割裂的，与情节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或者因果关系，它更像为小说的某种氛围所做的场景选择。《誓鸟》对“史实”主要存在于一些外在环境和常识上，比如当时的城市万丹（阿姆斯特丹）、1591年西班牙殖民者当局颁布的禁止菲律宾人穿中国纺织品的法令、赤道上热带地区的风土人情（少量）等。“史”的意味很薄弱，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东西。由于作者对南洋这个特定时空里的人、事、物、景等方面的体验都十分有限，经验的匮乏使得她无法支撑起作品背后宏大的历史图景，因而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贴合得不够真实和丰满。因此，尽管作者为《誓鸟》设置的历史背景原本是一幅阔大深远的恢宏景色，但读者所得到的却是比较单纯、相对单一、格局要小得多的审美感受与历史感悟。
《茧》的中“历史”不再是作为与故事隔着距离的大背景存在，小说本身就立足于作者的生存经验，有自己亲耳听闻、亲身经历的感受，渗透着作者儿时的记忆、父辈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SARS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者甚至还为“医院悬案”这一故事的核心走访过很多地方进行求证。历史浪潮的痕迹被附着在祖辈、父辈以及讲述者三代身上，记忆、历史是被穿插进故事里的，三者合而为一、是相互渗透的整体，可以说张悦然做到了将“自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里面予以建构和丰富。“80后”群体是新旧时期交接、承上启下的一代，是未经历“文革”创伤却离创伤最近的代际传递者与见证人。张悦然清醒的意识到历史不应该在自己所处的一代出现断层，每个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不能独立于历史、不能独立于社会，不能独立于家庭、也不能独立于他人。汪父自杀身亡后事情仿佛就此过去，却没想到真相在李佳栖和程恭这一代才得以大白，并且影响了他们一生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并且真相本身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裹挟着历史的真实以及作者的生存记忆。作为“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后代，程恭是真相的“拥有者”，李佳栖是真相的“寻求者”，但拥有是被动的、寻找是无力的，个人终究无法与历史抗衡。作者的重点不是从宏观上追溯或是记录大历史，而是以这起案件为历史的切入点，从微观上把握历史对个人的影响，尤其是男女主人公的心灵成长。尽管小说中借用唐晖的口吻，批判佳栖“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的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2]但故事的最后李佳栖没有成功地“挤进历史”，反而是以此作为一个节点回到现实、回归平凡的现世。
三、人物塑造
张悦然创作初期多写狭小甚至隔绝的环境，在一部作品里的设定的人物数量很有限、人物性格也比较单一。《誓鸟》和《茧》在这方面较以往都有了较大突破，人物谱系开始复杂、人物类型渐渐丰富。
《誓鸟》里真正讲故事的人是张悦然，人物的命运是作者安排的。以一段宵行为叙述主体的描写为例，宵行看到春迟“站在那里，盲失的眼瞳里闪过几丝光亮，少年终于使她动容了”，[3]在宵行观察春迟时作者也在观察宵行。相较于她人，作者将春迟设定在占据绝对性主导的地位，其他人几乎都是为春迟的附属：淙淙的同性痴恋、钟潜与宵行一意孤行的陪伴和协助、粟烈的追随和对兄弟的背叛等等。以春迟为中心衍生出淙淙—宵行、钟潜—婳婳、粟烈—骆驼三条主要脉络，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关系是线状的、平行的、相对独立的，“每一个男子的出现，与春迟的关系总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中展开的……这种人物活动空间的安排，也限制了作品整体的开阔性，限制了文学审美感受的复杂性与多样性。”[4]事因爱起，人为情狂，“爱”仍旧居于故事源起的核心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整部小说的格局。
《茧》的重点则由“人”及“事”，不在单纯执着于人的主观感受，也不再对人物做过多的干涉，使人物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宽松环境。小说分别以李佳栖和程恭为叙述主体、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很多时候作为主人公的李程二人反而只故事的讲述者（代替作者）、是世界和他人的被动观察者，整个讲述的方式比《誓鸟》少了些细腻悠，多了一份简省自然。李佳栖和程恭这两条线索是交叉着并行推进的，所述的1967年文革中的“冤案”将李家、程家和汪家（汪露寒）三个家族串联起来，三个家族里所有的人就像蜘蛛网上的结点，看似分散实则纵横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互相影响。《茧》记叙的是一个追寻真相的过程，以揭穿心中所笃信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这里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不再只是个人，人、社会、政治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佳栖的人生因索不到真相而受到影响，而程恭的人生又因过早知道真相却无法言说而受到影响，历史和家庭遗留的秘密左右着后辈的命运，被左右的后輩也在影响着甚至伤害着其他人。
四、毁灭与救赎
《誓鸟》仍秉持着悲剧至美、极端至美的原则，故事起于谎言，注定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伴随着死亡与绝望，寻求记忆的过程充斥着毁灭：骆驼两次毁了春迟，一为蹂躏一为欺骗;春迟毁了淙淙，激发了淙淙因爱而生的恨，去占有春迟的男人;淙淙毁了骆驼后却怀了骆驼的孩子，生下宵行之后身亡，毁了自己;接下来宵行毁了婳婳和宝儿，婳婳的命数是宵行，而宵行的命数却在于春迟。而所有的一切，皆是宿命。而《茧》虽然源于一场凶杀冤案，但整体上救赎取代了毁灭，真相大白时留下的是释怀与坦然：尽管历史特殊时段的特殊事件很难用善恶对错来衡量，不过既是冤案便注定有犯罪和受害方。李佳栖的奶奶信仰基督教、默默关心程恭，用行动上的善来减轻灵魂的罪孽，对自己与他人都是一种救赎;程恭伤害沛萱之后，沛萱保持了沉默而非揭穿，她或许早已知晓一些秘密，宽恕程恭以获得他对李家的仇恨、减轻心灵的负担;汪露在李牧原意外身亡后也选择了“放下”过往，尽心照顾瘫卧在床的程恭的爷爷来“赎罪”......冤冤相报必难了，《茧》中的人物虽也经历苦痛与折磨，但作者在结尾却给了他们“重生”的机会，完成了从绝望到希望、从毁灭到重建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张悦然，杨葵：《内在的优雅》[J]，《花城》，2004年第5期
[2] 张悦然：《茧》，《收获》[M]，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2016年版，第177页
[3] 张悦然：《誓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第7页
[4] 江冰：在历史与幻境之间——评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誓鸟》[J]，小说评论，2004年第4期
【关键词】：张悦然;誓鸟;茧;比较分析
一、前言
阅历的丰富和心智的成熟使“80后”代表作家之一张悦然与记忆沟通、与历史连接、与外界联系，潜心创作出长篇小说《茧》。事实上，《茧》不是她第一次“挑战历史和记忆”，在《誓鸟》的序言中就明确表达自己对历史与记忆的敬意。《茧》和《誓鸟》都是向记忆致敬、向历史靠拢的长篇小说，但具体到文本中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历史，记忆与现实
“我写小说，与记忆有关。”[1]同样是由历史切入，但一个延伸到时间和空间都遥不可及的南洋，在历史框架下诠释“情”，一个落定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家乡济南，在历史事件中探索人性，完成了从间接经验到直接经验的转变。
作者在《誓鸟》中以晚明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为依托，对南洋华人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巧妙处理。但历史与人物和故事本身都是隔着距离甚至是割裂的，与情节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或者因果关系，它更像为小说的某种氛围所做的场景选择。《誓鸟》对“史实”主要存在于一些外在环境和常识上，比如当时的城市万丹（阿姆斯特丹）、1591年西班牙殖民者当局颁布的禁止菲律宾人穿中国纺织品的法令、赤道上热带地区的风土人情（少量）等。“史”的意味很薄弱，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东西。由于作者对南洋这个特定时空里的人、事、物、景等方面的体验都十分有限，经验的匮乏使得她无法支撑起作品背后宏大的历史图景，因而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贴合得不够真实和丰满。因此，尽管作者为《誓鸟》设置的历史背景原本是一幅阔大深远的恢宏景色，但读者所得到的却是比较单纯、相对单一、格局要小得多的审美感受与历史感悟。
《茧》的中“历史”不再是作为与故事隔着距离的大背景存在，小说本身就立足于作者的生存经验，有自己亲耳听闻、亲身经历的感受，渗透着作者儿时的记忆、父辈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SARS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者甚至还为“医院悬案”这一故事的核心走访过很多地方进行求证。历史浪潮的痕迹被附着在祖辈、父辈以及讲述者三代身上，记忆、历史是被穿插进故事里的，三者合而为一、是相互渗透的整体，可以说张悦然做到了将“自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里面予以建构和丰富。“80后”群体是新旧时期交接、承上启下的一代，是未经历“文革”创伤却离创伤最近的代际传递者与见证人。张悦然清醒的意识到历史不应该在自己所处的一代出现断层，每个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不能独立于历史、不能独立于社会，不能独立于家庭、也不能独立于他人。汪父自杀身亡后事情仿佛就此过去，却没想到真相在李佳栖和程恭这一代才得以大白，并且影响了他们一生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并且真相本身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裹挟着历史的真实以及作者的生存记忆。作为“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后代，程恭是真相的“拥有者”，李佳栖是真相的“寻求者”，但拥有是被动的、寻找是无力的，个人终究无法与历史抗衡。作者的重点不是从宏观上追溯或是记录大历史，而是以这起案件为历史的切入点，从微观上把握历史对个人的影响，尤其是男女主人公的心灵成长。尽管小说中借用唐晖的口吻，批判佳栖“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的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2]但故事的最后李佳栖没有成功地“挤进历史”，反而是以此作为一个节点回到现实、回归平凡的现世。
三、人物塑造
张悦然创作初期多写狭小甚至隔绝的环境，在一部作品里的设定的人物数量很有限、人物性格也比较单一。《誓鸟》和《茧》在这方面较以往都有了较大突破，人物谱系开始复杂、人物类型渐渐丰富。
《誓鸟》里真正讲故事的人是张悦然，人物的命运是作者安排的。以一段宵行为叙述主体的描写为例，宵行看到春迟“站在那里，盲失的眼瞳里闪过几丝光亮，少年终于使她动容了”，[3]在宵行观察春迟时作者也在观察宵行。相较于她人，作者将春迟设定在占据绝对性主导的地位，其他人几乎都是为春迟的附属：淙淙的同性痴恋、钟潜与宵行一意孤行的陪伴和协助、粟烈的追随和对兄弟的背叛等等。以春迟为中心衍生出淙淙—宵行、钟潜—婳婳、粟烈—骆驼三条主要脉络，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关系是线状的、平行的、相对独立的，“每一个男子的出现，与春迟的关系总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中展开的……这种人物活动空间的安排，也限制了作品整体的开阔性，限制了文学审美感受的复杂性与多样性。”[4]事因爱起，人为情狂，“爱”仍旧居于故事源起的核心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整部小说的格局。
《茧》的重点则由“人”及“事”，不在单纯执着于人的主观感受，也不再对人物做过多的干涉，使人物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宽松环境。小说分别以李佳栖和程恭为叙述主体、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很多时候作为主人公的李程二人反而只故事的讲述者（代替作者）、是世界和他人的被动观察者，整个讲述的方式比《誓鸟》少了些细腻悠，多了一份简省自然。李佳栖和程恭这两条线索是交叉着并行推进的，所述的1967年文革中的“冤案”将李家、程家和汪家（汪露寒）三个家族串联起来，三个家族里所有的人就像蜘蛛网上的结点，看似分散实则纵横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互相影响。《茧》记叙的是一个追寻真相的过程，以揭穿心中所笃信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这里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不再只是个人，人、社会、政治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佳栖的人生因索不到真相而受到影响，而程恭的人生又因过早知道真相却无法言说而受到影响，历史和家庭遗留的秘密左右着后辈的命运，被左右的后輩也在影响着甚至伤害着其他人。
四、毁灭与救赎
《誓鸟》仍秉持着悲剧至美、极端至美的原则，故事起于谎言，注定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伴随着死亡与绝望，寻求记忆的过程充斥着毁灭：骆驼两次毁了春迟，一为蹂躏一为欺骗;春迟毁了淙淙，激发了淙淙因爱而生的恨，去占有春迟的男人;淙淙毁了骆驼后却怀了骆驼的孩子，生下宵行之后身亡，毁了自己;接下来宵行毁了婳婳和宝儿，婳婳的命数是宵行，而宵行的命数却在于春迟。而所有的一切，皆是宿命。而《茧》虽然源于一场凶杀冤案，但整体上救赎取代了毁灭，真相大白时留下的是释怀与坦然：尽管历史特殊时段的特殊事件很难用善恶对错来衡量，不过既是冤案便注定有犯罪和受害方。李佳栖的奶奶信仰基督教、默默关心程恭，用行动上的善来减轻灵魂的罪孽，对自己与他人都是一种救赎;程恭伤害沛萱之后，沛萱保持了沉默而非揭穿，她或许早已知晓一些秘密，宽恕程恭以获得他对李家的仇恨、减轻心灵的负担;汪露在李牧原意外身亡后也选择了“放下”过往，尽心照顾瘫卧在床的程恭的爷爷来“赎罪”......冤冤相报必难了，《茧》中的人物虽也经历苦痛与折磨，但作者在结尾却给了他们“重生”的机会，完成了从绝望到希望、从毁灭到重建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张悦然，杨葵：《内在的优雅》[J]，《花城》，2004年第5期
[2] 张悦然：《茧》，《收获》[M]，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2016年版，第177页
[3] 张悦然：《誓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第7页
[4] 江冰：在历史与幻境之间——评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誓鸟》[J]，小说评论，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