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春节过后，我被公社党委派到南王大队搞路线教育。那年，我刚满二十，浑身上下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青春朝气，加上人也谦和懂礼貌，见了长者总是先称呼后搭话，很讨村里贫下中农的喜欢。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国策仍在继续贯彻执行，广播里报纸上隔三岔五地还在报道着知青典型立志扎根农村的先进事迹。但实事求是地讲，这时的知青对这种政治色彩很浓的宣传显然已失去了以往的激情，变得漠然麻木。因为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窘迫早已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农村绝不是他们的人生归宿，他们的未来仍将属于城市。要离开农村，通常的途径就是靠招工、招生或征兵，别无它路。可那时这方面的指标非常有限，根本不够分，加之每次指标到达县上再往公社和大队下分时，各级当权者都要过路拔毛，变着法儿把自己的子女或亲友硬塞进去，等最后轮到知青头上时，就已是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对大多数没钱没势又没关系的知青来讲，能否通过这条渠道来脱离农村，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那年下乡已有两年了。平时，在队里和公社的口碑都还不错，尤其是被公社调去搞路线教育以后，还颇有点儿青云直上的感觉。白天，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吃百家饭；晚上，不是找队干部谈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相关话题就是组织社员群众学习时事政治。在周围人看来，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充实，前程一定向好。可我自己当时却全没这种喜悦的感觉。每当夜深人静，独自躺在床上思考未来人生时，就常常陷入“走”与“留”的两难之中。
　　那些年农村年轻人谈婚论嫁都比较早，正常情况下，十五六岁就张罗提亲，等过了二十就差不多完婚了。有一天，房东大妈和我唠嗑时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脸一红答道，“没有，还早呢！”
　　“早啥啊，不早了，大妈当年像你这年龄，孩子都俩了！”接着她又说，“我邻村的亲戚有个姑娘，独女，年龄和你相仿，相貌不错，人也有文化，现在正在西安读师范，我看你们挺般配的，你要是没意见的话，大妈给你们做个媒咋样？”
　　说句心里话，也许是青春期的生理反应吧，当时我一听还确实有点儿动心。但出于理性，还是笑着答道，“大妈，我现在还是知青，将来在哪儿落脚都还不知道，这怎么好谈呢？”
　　“好谈好谈！”大妈连忙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姑娘现在在西安读书，将来毕业后，不是留在西安就是分配到合阳；而你以后也是这两个选择，招工回不到西安就留在合阳，这不刚合适吗？”
　　听大妈这么一说，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就没再言语。
　　看我默认了此事，大妈就接着说，“按照咱农村的风俗，你们先看看对方的照片，如果相互中意，咱就再安排下一步的见面咋样？”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好点头同意。第二天，就把一张精心挑选的两寸黑白照片交给了大妈，并在几天之后，也从大妈手里收到了一张女孩的水彩照。照片上的女孩，端庄秀气，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又过了几天，大妈也告诉我女孩和她家人对我的感觉也挺好，同意择机见面。
　　听了这话，我心中一阵窃喜。但接下来大妈却有点儿面带难色，似乎有什么隐情不好启齿。我赶忙问大妈个中原委。
　　大妈叹了口气说，“唉，我的好娃，这话可让我该咋说呢？”
　　看大妈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心里更急了，忙劝她别有顾虑，有啥说啥。
　　大妈喝口水不紧不慢地说，女方对我的情况都很满意，可就是有个条件看我能不能接受。
　　“什么条件？”我好奇地问。
　　“你知道，这女孩在家是独苗，她父母想招个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我一听没加思索就本能地做出了不屑的表情。
　　看我这般反应，大妈似乎也没觉得意外，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种婚姻在农村其实很普遍，很多家里条件差娶不起媳妇的男孩儿都会到女方安家。两口子过日子，关键在人。
　　我静静地听着，啥话也没说。我无法反驳大妈说的这些道理，但我还是战胜不了骨子里那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就以家里不同意為借口谢绝了这门“提亲”。
　　现在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时我就想，如果当时观念再解放些，说不定就真做了上门女婿。而真做了上门女婿，那我岂不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扎根知青”啦！哈哈……人生难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