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我国数位亿万富翁被杀：山西富翁李海仓，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军明……一时间，“仇富”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然而，“仇富”一词并不能确切表达转型期“穷人”的心态。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中国当前的所谓仇富其实是仇不公，目前的富人，有一部分致富手段不正当。普通百姓虽对超过了警戒线的基尼系数有些懵懂，但面对日益升高的社会资源消费成本，普遍感受到贫富差距的鸿沟。加之媒体频频曝光的垄断行业惊人高薪，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动辄涉及数百万资金，普通百姓对富人致富途径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有些极端分子不惜铤而走险，杀害或绑架富豪以求掠夺其财富。甚至有人认为，社会转型期，企业家的暴富是有“原罪”的，因此主张清算企业家的“第一桶金”。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拥有的资金，是近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合法成果。如果说有‘原罪’的话，也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权力使用不当，官员本身不干净，迫使这些人在夹缝里求生存，不得不讨好权力，被迫采取一些不法行为。“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当时的官员，或者更深一步说是要追究当时的体制弊端，而不能完全怪罪这些企业家”。
　　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是，俄罗斯在剧烈的转型过程中也曾出现种种乱象，普京总统后来出台一个政策，大意是说，某个时点以前你有“原罪”，我不怪你；这个时点以后你再胡来，我就要追究你。
　　袁伟时教授认为，应该创造条件鼓励富人做慈善事业，回馈社会，但不能强制，因为企业家创办一个企业，本身已经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比如创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税收，等等，有的还推进了科学技术发展。“要反对的仅是官员浪费公帑，慷公家之慨。我们还处于市场经济较为低级的阶段，要放水养鱼而不是竭泽而渔。中国还需要出现大量的富豪，这样，经济的发展才会蓬勃活跃。你要是打击富人，最终伤害的还是广大的劳动者，摧毁了他们的饭碗”。
　　实际上，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情绪化表达，根本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在财富再分配中 “劫富济贫”的方式，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袁伟时教授表示，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弊端，只能通过民主和法治的办法去解决。同时，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民主、法治，监督政府转变职能”。
　　他表示，只有通过民主、法治和严格的监督，政府才能真正转变为廉洁、公开的法治政府，从而化解矛盾，消除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