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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学的邀约》是一部从整体上“反思现代性”进而寻找文学新生的著作。格非运用福柯、韦伯、浪漫主义美学、现代语言学、中西文学传统等思想文化资源，清理了18世纪以来现代文学观念中的成规，重新理解传统文学资源，呼唤“真正意义上文学”。“现代文学的终结”这一观念并非对文学沦落的悲悼，更是一种望其速朽进而涅槃的冲动。
关键词：格非 文学的邀约 现代文学 终结 涅槃
格非身兼大学教授与作家两种身份。在文学创作之外，他以理论著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文学的邀约》并非第一次。《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研究》、《卡夫卡的钟摆》等著作，都曾阐述他对小说写作这项职业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对小说叙事修辞诸问题的理论分析。《文学的邀约》延续着这样的感悟和分析，但也有着重要的不同，这不同即思想的整体性。在《文学的邀约》中，格非结合中、西叙事的传统资源，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机制和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进行了整体性的反思。因此，诸如经验与想象、作者及其意图、时空、语言与修辞等细节性问题，表面上占据了该著作的大部分章节，但它们并非作者问题意识的真正重心。这些细节性问题作为行文的动机和骨架，它们承载着作者唤醒“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一强烈的激情。在科学主义、资本中心的现代世界中，什么是“真正意义上文学的出路”？这个问题需要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共同面对。此刻，作者已经做出了“邀约”的象征性手势。
唤醒，意味着文学正陷入沉睡；出路，意味着文学已经濒临绝境。随着新时期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文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每况愈下。终于，连“文学已死”这样壮烈的口号都不再耸人听闻。这时，无论是仍然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象征、隐喻、语言与文本的教授，还是仍然把文学当成一项神圣而严肃事业的作家，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理想做出解释。格非以追问的形式，区分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现代文学”：“死掉的是广义的文学本身，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总体性的文学存在，还是在特殊时期形成的文学机制、观念，乃至于修辞方法？”①这种区分意识，部分地源于对文学成规的警觉。格非认为，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一方面固然积累了一系列范式，但另一方面也堆积了许多成见、偏失甚至是谬误。因此，需要以一种“非自然化”的态度，解除“理所当然”的理论麻痹，进而反思、清理这些文学史中的分泌物。
在诸多分泌物当中，“现代文学”是最隐蔽、最顽固的一堆。格非运用福柯知识考掘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文学”发生时诸多话语实践的交织。“现代文学”并非传统文学“长河”的自然下游，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化构建。作为宗教衰落后的替代性意识形态，文学被当成动荡的阶级社会的“粘合剂”，当成治愈资本义精神危机的糖衣药丸，从而具有一种制度性、建构性。但是，这制度化性格随后就被“遗忘”了，遗忘机制在遮蔽“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又为它追溯了一个光辉灿烂的起源。于是，人为的成规、文化绕过了自然的后门，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这样的问题，伊格尔顿在分析“英国文学的兴起”时提到过；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也提到过，并视之为在认识论的“颠倒”中发现的“风景”。
这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风景，若沉迷其中，人们便永远无法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格非以“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为例，试图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点”，并重新分析这一起点。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被追认为欧洲现代主义的重要起点，但实际上，在“作家与读者关系”这一问题上，后来的现代主义却是对这两位先贤的歪曲和反动。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乔伊斯《尤利西斯》与艾略特《荒原》的写作、包装与销售都是一系列隐晦而高明的市场运作的结果。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关系，表面是激进的革命与拒斥，实际上却是文学与资本的精诚合作，相互取悦。现代主义对于市场的滥用，及其对作家、读者关系的根本改变，完全不同于福楼拜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时的交流模式。但是，文学现代主义却以历史追溯的方式，伪装成18、19世纪乃至更远的文学史的自然发展。这种自我神圣化限制了人们对于真正文学的认知。
由于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情势下，当梁启超呼吁用小说来“新民”“新国”时，文学就被拉进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合作关系当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与政治的诸多坎坷，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学终于经不住资本逻辑的诱惑，热情而盲目地拥抱了西方现代文学背后的市场机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非提出“现代文学的终结”这一观点：真正的文学不会死亡，正在死去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即那种“支撑当今文学研究和创作的社会文化机制”，即“18世纪以来以现代版权法为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整体性的现代文学观念以及相应的文化策略。”②将“文学已死”这一老生常谈，理解为“现代文学的终结”，而非文学本身的死亡，这对于文学的新生意义重大。现代文学如同现代社会一样，只是人类历史上历时不久的新事物，如同聚沫朝露，它是暂时的而非永恒的，我们不应该被历史幻象蒙蔽眼睛而忽视了文学本身。因此，“现代文学的终结”并非对当今文学沦落状况的悲悼，更是一种望其速朽进、从而涅槃的强烈冲动。只有走出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圆环的循环，即只有“现代文学”的“死去”，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文学”的“活来”。
格非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中记录了一则寓言，它转引自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结尾：“我们知道狮子强于驯狮者，驯狮者也知道这一点。问题在于，狮子并不知道这一点。文学的死亡也许有助于狮子的觉醒。”③这是一则关于“文学如何得救”的寓言。沉睡的狮子，即那种根源于特定意识形态、却自诩与政治无关的现代文学观念；而驯狮者，即伪装成自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狮子（文学）自命清高的行为，恰体现出其真正的政治性，但它却对此没有知觉。伊格尔顿提出“文化研究”（又称“修辞学”、“话语理论”），是把文学视为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效果的话语实践，进而分析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潜意识。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对文学的重新理解。所谓狮子的觉醒，即现代文学的终结，进而是真正文学的得救。因此，现代文学的终结开启了一种契机，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在格非看来，无论是把文学作为宗教的替补，还是当成救亡图存、新民新国的文明利器，都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两种做法与其说是对文学的重新发现，不如说是对文学的强行“征用”，甚至“滥用”。问题在于，文学是否可堪大用？就中国近现代文学而论，文学胸怀启蒙大志，不无壮烈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但是，其献身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这个社会并未因为文学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美好，文学所要求的“现实解决”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文学不但在社会功用上有负众望，在追求这种功用的历史过程中，文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作为一门学科，文学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及其生产当中，本来附着于文学的神秘性遭到了科学主义的“祛魅”，写作由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关照简化成单纯的社会记录。
在一个以理性、数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解释的，一切都清晰可知。科学的进步将人类推进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当中，在相互隔绝中越走越远。这正是是韦伯所言“世界除魅”的专业化过程，格非对此深感痛心。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无法“计算”、无法“量化”的领域，它是科学所无法照亮的“阴影”，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存在。格非理想中的文学，是花非花、雾非雾，是神秘，是不知今夕何夕，总之，文学是一片暧昧不明的沼泽，是一个充满魅惑力的世界。这就是对于理性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对于浩瀚宇宙和自然的敬畏，即虚心地承认：世界是沉默的、晦涩难解的；而人的心灵、精神领域是不同于科学对象的世界。
因此，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正确地、真实地记录现实，而是以隐喻的形式超越现实。文学是一种代偿性安慰机制：其超越的途径是想象性的和解与欲望的满足。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对“文学是白日梦”的阐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强调文学对无意识欲望的解放。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不仅局限个人在家庭内部的心路历程，更有其社会历史的方面。小男孩只有压抑自己的部分欲望，才能在以父亲为主导的家庭中正常成长；同样，文明的发展也以个体欲望的部分压抑为代价。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独特位置使得它对于这些暗昧、神秘、汹涌的经验充满好感，它慷慨地认领了其他学科所摒弃的感性世界。因此，文学不仅是个人无意识的宣泄和代偿，更是社会无意识的仪式性表达和超越。
格非参考余英时的意见，比较了中西文学传统的不同超越方式。在欧洲的文学传统中，神或上帝的“彼岸”存在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判断的终极依据，但在文学作品中，它既是一种超越，也是一种禁锢。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这种外在的超越力量，从而导致一种文化“内向超越”性，即“此在”与“彼岸”两个世界不即不离，超世间而不离世间。这种生死交错、有无重合的世界，格非称之为“幽明”。“内向超越”的标志性文化价值符号是道德与时间。“朝闻道，夕死可以”，是中国人超越“时间有限性”的独特方式，即将物理的线性时间改造为道德的强度量，把生命的长度问题化为道德程度问题。由于不离日用常行，中国式的超越具有深厚的人间情怀。例如《红楼梦》、《金瓶梅》都是在描述世事、人情的同时，不知不觉体现出精神超拔的力量。由于“幽明”，中国文化启发了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哲学”，进而孕育了一种整体性的叙事思维：即文学并不否认社会性、现实性描述的意义，而是把它视为整体性生命关照的一个部分加以考虑。格非反复批评19世纪以来历史对文学的强行“征用”，正是因为它导致了这种“整体性”叙事传统的丧失。
对于传统叙事资源的重新思考和选择，是文学新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格非多年来念兹在兹的问题。他在这方面不光有理论的思考，更有写作的实践。格非曾指出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大传统”是指古典小说文类繁多芜杂，叙事资源博大丰富，及其“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小传统”则是近代以来受现代性影响的小说传统。后者是在现代性和“世界文学”的压力下，对“大传统”进行批判、再确认和回溯改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传统都被纳入《文学的邀约》当中，既是珍贵的传统资源，又是被反思的对象。在《文学的邀约》中，格非引作例证次数最多的作品，或许就是《红楼梦》了。如《红楼梦》对于“准文本”的运用、评点所带来的开放性阅读、叙事的整体性、“陪笔”、对“停顿”的精彩改造、叙事“省略”与“限知叙事”、“叙事错综”、叙事性与抒情性相结合（叙事意境化）的传统，等等。作者对《红楼梦》的欣赏与推崇之情不时流淌于笔端。可以想象，如果将这些论述集中起来，将是一篇出色的《红楼梦》叙事艺术分析。格非指出，《红楼梦》中石头的视角受到限制，这是中国古典小说视角由“全知”向“限知”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症候，因此，那种认为“限知叙事”是现代舶来品的看法，是一种误解；而西方20世纪后的“读者理论”，在中国小说的阅读经验中早就是一种习惯和常识。我们不能将这种“中国早已有之”的观念视为“西学中源”论的变体或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事实上，格非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当前国学热潮与近代激进反传统思潮一样，其背后仍然都是传统＼现代、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格非认为，真正的传统并非耸立在远处的铁板一块，等待着我们去继承的遗产。传统是“活的传统”，然而它隐没不见，是需要当代的作者通过写作去发现并使之呈现的东西。因此，选择传统资源不是“寻根”之举，而是发现和创造的过程。他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观点：作者创造自己的先驱。这是一个作者与传统叙事资源的理想关系。
清理现代文学观念中的成规，重新理解传统文学，呼唤“真正意义上文学”，这些举动说明：《文学的邀约》是一部试图“反思现代性”以寻找文学新生的著作。对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进行反思、批判，在艺术领域中也有其悠久传统。在《文化与社会》中，雷蒙·威廉斯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观念的产生，是人们的思想、感觉对工业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刺激做出反应的结果。而作为“文化”观念塑造者之一的“浪漫艺术家”，对“工业”与“民主”等现代性事件充满忧虑。现代“艺术”、“美学”观念就诞生于对于机械、市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当中，天才、想象、创造等独特禀赋也在这一时期被重新发明，并被赋予至高的价值。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当中，现代艺术争取到了“自律”地位。不过，也意味着它在现代社会合理分化过程当中获得一席之地。艺术被规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退缩，甚至失败。
关键词：格非 文学的邀约 现代文学 终结 涅槃
格非身兼大学教授与作家两种身份。在文学创作之外，他以理论著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文学的邀约》并非第一次。《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研究》、《卡夫卡的钟摆》等著作，都曾阐述他对小说写作这项职业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对小说叙事修辞诸问题的理论分析。《文学的邀约》延续着这样的感悟和分析，但也有着重要的不同，这不同即思想的整体性。在《文学的邀约》中，格非结合中、西叙事的传统资源，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机制和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进行了整体性的反思。因此，诸如经验与想象、作者及其意图、时空、语言与修辞等细节性问题，表面上占据了该著作的大部分章节，但它们并非作者问题意识的真正重心。这些细节性问题作为行文的动机和骨架，它们承载着作者唤醒“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一强烈的激情。在科学主义、资本中心的现代世界中，什么是“真正意义上文学的出路”？这个问题需要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共同面对。此刻，作者已经做出了“邀约”的象征性手势。
唤醒，意味着文学正陷入沉睡；出路，意味着文学已经濒临绝境。随着新时期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文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每况愈下。终于，连“文学已死”这样壮烈的口号都不再耸人听闻。这时，无论是仍然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象征、隐喻、语言与文本的教授，还是仍然把文学当成一项神圣而严肃事业的作家，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理想做出解释。格非以追问的形式，区分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现代文学”：“死掉的是广义的文学本身，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总体性的文学存在，还是在特殊时期形成的文学机制、观念，乃至于修辞方法？”①这种区分意识，部分地源于对文学成规的警觉。格非认为，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一方面固然积累了一系列范式，但另一方面也堆积了许多成见、偏失甚至是谬误。因此，需要以一种“非自然化”的态度，解除“理所当然”的理论麻痹，进而反思、清理这些文学史中的分泌物。
在诸多分泌物当中，“现代文学”是最隐蔽、最顽固的一堆。格非运用福柯知识考掘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文学”发生时诸多话语实践的交织。“现代文学”并非传统文学“长河”的自然下游，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化构建。作为宗教衰落后的替代性意识形态，文学被当成动荡的阶级社会的“粘合剂”，当成治愈资本义精神危机的糖衣药丸，从而具有一种制度性、建构性。但是，这制度化性格随后就被“遗忘”了，遗忘机制在遮蔽“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又为它追溯了一个光辉灿烂的起源。于是，人为的成规、文化绕过了自然的后门，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这样的问题，伊格尔顿在分析“英国文学的兴起”时提到过；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也提到过，并视之为在认识论的“颠倒”中发现的“风景”。
这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风景，若沉迷其中，人们便永远无法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格非以“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为例，试图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点”，并重新分析这一起点。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被追认为欧洲现代主义的重要起点，但实际上，在“作家与读者关系”这一问题上，后来的现代主义却是对这两位先贤的歪曲和反动。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乔伊斯《尤利西斯》与艾略特《荒原》的写作、包装与销售都是一系列隐晦而高明的市场运作的结果。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关系，表面是激进的革命与拒斥，实际上却是文学与资本的精诚合作，相互取悦。现代主义对于市场的滥用，及其对作家、读者关系的根本改变，完全不同于福楼拜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时的交流模式。但是，文学现代主义却以历史追溯的方式，伪装成18、19世纪乃至更远的文学史的自然发展。这种自我神圣化限制了人们对于真正文学的认知。
由于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情势下，当梁启超呼吁用小说来“新民”“新国”时，文学就被拉进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合作关系当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与政治的诸多坎坷，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学终于经不住资本逻辑的诱惑，热情而盲目地拥抱了西方现代文学背后的市场机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非提出“现代文学的终结”这一观点：真正的文学不会死亡，正在死去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即那种“支撑当今文学研究和创作的社会文化机制”，即“18世纪以来以现代版权法为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整体性的现代文学观念以及相应的文化策略。”②将“文学已死”这一老生常谈，理解为“现代文学的终结”，而非文学本身的死亡，这对于文学的新生意义重大。现代文学如同现代社会一样，只是人类历史上历时不久的新事物，如同聚沫朝露，它是暂时的而非永恒的，我们不应该被历史幻象蒙蔽眼睛而忽视了文学本身。因此，“现代文学的终结”并非对当今文学沦落状况的悲悼，更是一种望其速朽进、从而涅槃的强烈冲动。只有走出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圆环的循环，即只有“现代文学”的“死去”，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文学”的“活来”。
格非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中记录了一则寓言，它转引自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结尾：“我们知道狮子强于驯狮者，驯狮者也知道这一点。问题在于，狮子并不知道这一点。文学的死亡也许有助于狮子的觉醒。”③这是一则关于“文学如何得救”的寓言。沉睡的狮子，即那种根源于特定意识形态、却自诩与政治无关的现代文学观念；而驯狮者，即伪装成自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狮子（文学）自命清高的行为，恰体现出其真正的政治性，但它却对此没有知觉。伊格尔顿提出“文化研究”（又称“修辞学”、“话语理论”），是把文学视为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效果的话语实践，进而分析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潜意识。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对文学的重新理解。所谓狮子的觉醒，即现代文学的终结，进而是真正文学的得救。因此，现代文学的终结开启了一种契机，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在格非看来，无论是把文学作为宗教的替补，还是当成救亡图存、新民新国的文明利器，都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两种做法与其说是对文学的重新发现，不如说是对文学的强行“征用”，甚至“滥用”。问题在于，文学是否可堪大用？就中国近现代文学而论，文学胸怀启蒙大志，不无壮烈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但是，其献身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这个社会并未因为文学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美好，文学所要求的“现实解决”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文学不但在社会功用上有负众望，在追求这种功用的历史过程中，文学自身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作为一门学科，文学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及其生产当中，本来附着于文学的神秘性遭到了科学主义的“祛魅”，写作由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关照简化成单纯的社会记录。
在一个以理性、数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解释的，一切都清晰可知。科学的进步将人类推进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当中，在相互隔绝中越走越远。这正是是韦伯所言“世界除魅”的专业化过程，格非对此深感痛心。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无法“计算”、无法“量化”的领域，它是科学所无法照亮的“阴影”，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存在。格非理想中的文学，是花非花、雾非雾，是神秘，是不知今夕何夕，总之，文学是一片暧昧不明的沼泽，是一个充满魅惑力的世界。这就是对于理性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对于浩瀚宇宙和自然的敬畏，即虚心地承认：世界是沉默的、晦涩难解的；而人的心灵、精神领域是不同于科学对象的世界。
因此，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正确地、真实地记录现实，而是以隐喻的形式超越现实。文学是一种代偿性安慰机制：其超越的途径是想象性的和解与欲望的满足。这种观点与弗洛伊德对“文学是白日梦”的阐释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强调文学对无意识欲望的解放。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不仅局限个人在家庭内部的心路历程，更有其社会历史的方面。小男孩只有压抑自己的部分欲望，才能在以父亲为主导的家庭中正常成长；同样，文明的发展也以个体欲望的部分压抑为代价。文学在社会文化中的独特位置使得它对于这些暗昧、神秘、汹涌的经验充满好感，它慷慨地认领了其他学科所摒弃的感性世界。因此，文学不仅是个人无意识的宣泄和代偿，更是社会无意识的仪式性表达和超越。
格非参考余英时的意见，比较了中西文学传统的不同超越方式。在欧洲的文学传统中，神或上帝的“彼岸”存在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判断的终极依据，但在文学作品中，它既是一种超越，也是一种禁锢。而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这种外在的超越力量，从而导致一种文化“内向超越”性，即“此在”与“彼岸”两个世界不即不离，超世间而不离世间。这种生死交错、有无重合的世界，格非称之为“幽明”。“内向超越”的标志性文化价值符号是道德与时间。“朝闻道，夕死可以”，是中国人超越“时间有限性”的独特方式，即将物理的线性时间改造为道德的强度量，把生命的长度问题化为道德程度问题。由于不离日用常行，中国式的超越具有深厚的人间情怀。例如《红楼梦》、《金瓶梅》都是在描述世事、人情的同时，不知不觉体现出精神超拔的力量。由于“幽明”，中国文化启发了一种“整体性的生命哲学”，进而孕育了一种整体性的叙事思维：即文学并不否认社会性、现实性描述的意义，而是把它视为整体性生命关照的一个部分加以考虑。格非反复批评19世纪以来历史对文学的强行“征用”，正是因为它导致了这种“整体性”叙事传统的丧失。
对于传统叙事资源的重新思考和选择，是文学新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格非多年来念兹在兹的问题。他在这方面不光有理论的思考，更有写作的实践。格非曾指出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大传统”是指古典小说文类繁多芜杂，叙事资源博大丰富，及其“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小传统”则是近代以来受现代性影响的小说传统。后者是在现代性和“世界文学”的压力下，对“大传统”进行批判、再确认和回溯改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两个传统都被纳入《文学的邀约》当中，既是珍贵的传统资源，又是被反思的对象。在《文学的邀约》中，格非引作例证次数最多的作品，或许就是《红楼梦》了。如《红楼梦》对于“准文本”的运用、评点所带来的开放性阅读、叙事的整体性、“陪笔”、对“停顿”的精彩改造、叙事“省略”与“限知叙事”、“叙事错综”、叙事性与抒情性相结合（叙事意境化）的传统，等等。作者对《红楼梦》的欣赏与推崇之情不时流淌于笔端。可以想象，如果将这些论述集中起来，将是一篇出色的《红楼梦》叙事艺术分析。格非指出，《红楼梦》中石头的视角受到限制，这是中国古典小说视角由“全知”向“限知”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症候，因此，那种认为“限知叙事”是现代舶来品的看法，是一种误解；而西方20世纪后的“读者理论”，在中国小说的阅读经验中早就是一种习惯和常识。我们不能将这种“中国早已有之”的观念视为“西学中源”论的变体或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事实上，格非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当前国学热潮与近代激进反传统思潮一样，其背后仍然都是传统＼现代、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格非认为，真正的传统并非耸立在远处的铁板一块，等待着我们去继承的遗产。传统是“活的传统”，然而它隐没不见，是需要当代的作者通过写作去发现并使之呈现的东西。因此，选择传统资源不是“寻根”之举，而是发现和创造的过程。他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观点：作者创造自己的先驱。这是一个作者与传统叙事资源的理想关系。
清理现代文学观念中的成规，重新理解传统文学，呼唤“真正意义上文学”，这些举动说明：《文学的邀约》是一部试图“反思现代性”以寻找文学新生的著作。对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进行反思、批判，在艺术领域中也有其悠久传统。在《文化与社会》中，雷蒙·威廉斯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观念的产生，是人们的思想、感觉对工业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刺激做出反应的结果。而作为“文化”观念塑造者之一的“浪漫艺术家”，对“工业”与“民主”等现代性事件充满忧虑。现代“艺术”、“美学”观念就诞生于对于机械、市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当中，天才、想象、创造等独特禀赋也在这一时期被重新发明，并被赋予至高的价值。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当中，现代艺术争取到了“自律”地位。不过，也意味着它在现代社会合理分化过程当中获得一席之地。艺术被规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退缩，甚至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