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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从《论语》中的人物点评出发来探究孔子“仁”的思想，通过孔子对子路、宰我、闵子骞、颜回、管仲、殷三仁、伯夷、叔齐等人评价的考察发现孔子的“仁”具有以下特质：“仁”不同于其他的美德之处在于其侧重于“情”，表现为孝悌和仁爱的善良情感。“仁”从事功的维度则表现为利民安人的功业。从实践的维度“仁”则表现为笃信好学和乐道，经实践与道达成统一，使得“道”的品质在人这一主体上得以展现。
关键词：仁爱 孝悌 事功 笃信好学 仁道
孔子的学说，从“礼”开始，进而至“仁”“义”“智”“信”等概念，礼或为其思想的始点但并非核心。孔子卓越于一般的儒生是在于他对礼仪制度后仁的发现。《论语》中曾多次涉及问仁，根据孔子对各色人物的评点看来，他颇少首肯某人为“仁”，唯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也极少直接否定，只说宰予不仁；通常则答以“不知”。除了“仁”之外，还有诸如“智”、“勇”、“忠”、“清”、“直”等价值评价。孔子对诸多人物四两拨千斤的评点不仅言微知著，颇具人物品藻的意趣，而且也体现着“仁”的特质。
一 情的维度：仁爱与孝悌
当把“仁”作为一个价值评价时，在论语中我们可发现以下几处。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冉求和赤是否可以称为“仁”，孔子分别列举了三人的政治能力，对于是否具备“仁”的品质，则婉言回“不知其仁也”。季康子问子路、子贡、冉求三子从政，孔子则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果”是果敢决断，“达”是通于物理，“艺”是多才艺，子路果敢有勇能任事，子贡通達有智谋能明事，冉求多才多能能治事，孔子只是肯定了三子有这些品质，可以从政，并未涉及其仁德与否。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陈文子“仁矣乎？”，孔子分别答以“忠”、“清”、“未知焉得仁”。令尹子文三免三任，交接工作负责到位，忠而无私。陈文子违乱求治、不污其身，洁身自好，但孔子皆不许其为“仁”。由此可见“仁”与“智”、“勇”、“忠”、“清”此类一般的美德实为不同，那么“仁”的特殊性在何处？
“仁”不同于“智”、“勇”，可以说是从“情”的维度出发的。“情”即情感，在郭店竹简中第一次作为儒家思想的概念被运用，这里的“情”是与理智相对应。钱穆认为儒家思想更重心之情感的部分胜于理智的部分。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可见“仁”是发微于人对同类乃至宇宙万物的同情怜爱的意向，通常被解释为“爱人”。同样是从“情”的维度出发的“爱人”，孔子讲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或释迦的“慈悲”不同。墨家是兼相爱，交相利，言“爱”的同时也谈“利”；佛家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众生平等之爱；儒家的“仁爱”则是施由亲始，爱有差等，从人人本具的孝悌之情出发而启迪出人性本具的仁爱之心。“仁爱”首先展现为孝悌，这在孔子对宰我和闵子骞两个人物评价的对比中显而易见。孔子认为父母生育子女，三年才免于怀抱，有生养之恩，所以宰我问为何守丧三年，一年即可。孔子认为宰我不仁，对父母连三年之爱都没有。关于宰予的评论还有另外一则，即宰予昼寝，孔子责其朽木不可雕。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闵子骞，闵子骞以孝著称，后母待闵不善，父要驱逐其后母，闵子骞为母求情认为“母在一子寒，母去四子单。”孔子对其评价是“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外，孔子在以“直”论人上也体现了其重伦理之情。孔子一方面很看重“直”，认为人能生存于世是因为正直，若非如此则是侥幸免于祸患。他评论史鱼为“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而当叶公问及直躬证其父攘羊时，孔子的回答是：“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杨伯峻先生对此的理解是，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慈”，因而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所以，当侧重于事实真相的“直”和“孝”形成冲突时，孔子的选择是亲亲相隐。刘宝楠先生认为，这是天理人情所至，如果在检举自父的情境下不存有私心，则非其心之真诚。由此可见，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中是很具人道主义情怀的，尊重个体生命合理情感的部分，这种因不忍其苦而选择亲亲相隐亦是一种生命的真实，故而直在其中。孔子的“仁”展现为由人伦孝悌之亲扩展开的仁爱情怀，从本质上来说是从情的维度而言的。
二 事功的维度：利民
孔子的“仁”并不只局限于一种“仁爱”之情，他认为作为一个君子则必须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的济世理想。孔子对尧舜禹和管仲的评价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尊尧舜禹为圣贤或是肯定管仲，都主要是从他们利民的事功维度出发。但也有略微的不同，孔子对尧舜禹的赞誉包涵有历史功绩和德行两个方面，而对管仲“如其仁”的肯定则主要是侧重于功绩而言。
孔子对尧舜禹评价很髙，他称颂尧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一点也不为自己。孔子认为禹能够克制自己的衣食而把祭品办得极丰盛，把祭服做得极华美，把能力用在沟渠水利以利民生。这符合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原则，所以这三者是功业和德行兼备，故堪为后世帝王典范。
对管仲的评价就颇为复杂，比较有意味的是在对他的评价上可发现孔子思想中“仁”和“礼”之间的冲突性。首先在“礼”上，孔子说管仲不知礼，齐桓公宫殿前立了一个塞门，管仲也立，桓公设宴招待外国君主有反坫，管仲也有，孔子认为他不知礼，不节俭。其次在“仁”上，孔子又许其为“如其仁”。对于管仲未殉公子纠而亡，而是辅佐齐桓公称霸，孔门师生有过争议，子路认为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殉主，子贡认为他非但不死，又辅佐桓公，二人都认为管仲不能称为“仁”。而孔子则解释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干戈，是管仲之功，这就是他的仁德。管仲辅佐恒公，一匡天下，百姓到如今受其惠，若非管仲，“我”就要“被发左衽”被外族吞并和同化了，亦无法保持华夏族的文化习俗，孔子认为这是管仲的仁德。刘宝楠先生说“‘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经传释词‘如，犹乃也。’此训最当。盖不直言‘为仁’，而言‘如其仁’明专据功业言之。”郑玄也认为孔子评价管仲如其仁，是因其九合诸侯的功业，此仁为大，如仅为气节而亡身，此仁为小。 作为抽象的“仁”和具体的“礼”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矛盾，礼表现为伦理细节的种种规定，而“仁”的内涵无法仅用规范仪式说明，当两者形成沖突时，孔子能跳出了小节小信的评判案臼，而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注重其利民的一面，由此可知，孔子的“仁”也体现为在政治上利民、惠民、安民的实际事功。
三 实践的维度：笃信好学与乐道
人性本具“仁爱”特质，而“仁”的实现则需要后天不懈努力。故有孔子的“笃信好学”，孟子的“求放心”，宋儒的“格物”。这种对“道”坚持不解、持续不断的实践功夫方能成就“仁”，所以“笃信好学”与志于“仁”是内在统一的，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实践的维度看，仁则展现为笃信好学和乐道。
《尔雅释诂》将“笃”解释为“固也”，刘宝楠先生说，“笃信以好其学，斯不惑于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学所以求道。”孔子对颜回好学的赞誉比比皆是：“回也好学”、“贤哉，回也！”、“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孔子面对哀公和季康子问弟子当中谁好学，都回答颜回好学。孔子也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用功就忘记了吃饭，快乐便忘记了忧愁。大概是学之深入则忘食，与道相契则乐而忘忧。“笃信好学”的内容则是外行礼乐，内行忠恕。儒家讲究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乐是仁之貌，是仁外化的制度形式，仁则是礼乐的精神实质。对于主体而言，仁的进一步实践就是忠恕之道。对于“忠恕”的解释，一般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视为忠，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恕。做到了忠恕，则内省不疚，不忧不惧，故而说君子坦荡荡。而孔子回答颜回之问“克己复礼为仁”的条目时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动，也是“恕道”更具体的推进，即从心出发而落实到了人的视听言动的实践行为中。而这种践行则需要持续不断的功夫，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安仁，志于道的君子必时时刻刻让自心处在“仁”中，如颜回的“其心三月不违仁”便是，在此处“仁”已是一种实践功夫。
孔子对历史上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的评价则体现了“仁”与“道”的某种联系。纣王昏乱，“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对于“仁”刘宝楠先生的解释为：“仁者爱人，三人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忧乱宁民。”微子三人都曾为了社稷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进谏，虽然行为不同——微子去、箕子佯、比干死，但都得到孔子“仁”的肯定。孔子赞此三人“仁”主要基于其忠君、谏过、爱国爱民的高尚品行。另一则是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问：“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伯夷、叔齐两兄弟因互相谦让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在武王伐纣时曾谏言阻止臣弑其君，又都坚持操守，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孔子认为他们求仁得仁，无怨。
当外在的条件不满足儒家修齐平治的理想时，他们则选择穷则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孔子给我们所呈现的生命是一种收放自如的状态，但对道的坚持是贯穿始终的。而道与人势必产生关联，所谓人能弘道，而“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便是“仁”，返溯之，人通过“仁”而与“道”同在。就如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飘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能够做到心安于仁，当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回也不改其乐，这个过程，颜渊应当是沉浸在“道”之中全然忘我，自然不被外界所影响。人通过笃实地努力实践“仁”，可以达到“道”的层面，全然将注意力由外在的世界、人伦关系收摄到了主体的内在生命里，使其安住在“道”的本体之中，“仁”便得以自然地展现，“道”也便通过“仁”在我们眼前真实的生命里具体呈现了出来。
从《论语》中孔子对子路、子贡、陈文子、宰我、闵子骞、颜回、管仲、殷三仁、伯夷、叔齐等人的评价考察中，笔者认为孔子的“仁”不同于其他的美德之处在于其侧重于“情”，表现为孝悌和仁爱的善良情感；“仁”也不局限于主观的“情感”，也包涵事功的维度，表现为利民安人的功业；从实践上说“仁”也展现为笃信好学与乐道，经实践与“道”达成统一，使得“道”的品质在人这一主体上得以展现。
参考文献：
[1] 杜维明：《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三联书店，2013年版。
[2] 杨英红：《〈论语〉中孔子弟子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3] 陈少明. 《〈论语〉的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 王楷：《仁者自爱：儒家传统的道德生命观及其哲学基础》，《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黄思文，中国计量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仁爱 孝悌 事功 笃信好学 仁道
孔子的学说，从“礼”开始，进而至“仁”“义”“智”“信”等概念，礼或为其思想的始点但并非核心。孔子卓越于一般的儒生是在于他对礼仪制度后仁的发现。《论语》中曾多次涉及问仁，根据孔子对各色人物的评点看来，他颇少首肯某人为“仁”，唯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也极少直接否定，只说宰予不仁；通常则答以“不知”。除了“仁”之外，还有诸如“智”、“勇”、“忠”、“清”、“直”等价值评价。孔子对诸多人物四两拨千斤的评点不仅言微知著，颇具人物品藻的意趣，而且也体现着“仁”的特质。
一 情的维度：仁爱与孝悌
当把“仁”作为一个价值评价时，在论语中我们可发现以下几处。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冉求和赤是否可以称为“仁”，孔子分别列举了三人的政治能力，对于是否具备“仁”的品质，则婉言回“不知其仁也”。季康子问子路、子贡、冉求三子从政，孔子则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果”是果敢决断，“达”是通于物理，“艺”是多才艺，子路果敢有勇能任事，子贡通達有智谋能明事，冉求多才多能能治事，孔子只是肯定了三子有这些品质，可以从政，并未涉及其仁德与否。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陈文子“仁矣乎？”，孔子分别答以“忠”、“清”、“未知焉得仁”。令尹子文三免三任，交接工作负责到位，忠而无私。陈文子违乱求治、不污其身，洁身自好，但孔子皆不许其为“仁”。由此可见“仁”与“智”、“勇”、“忠”、“清”此类一般的美德实为不同，那么“仁”的特殊性在何处？
“仁”不同于“智”、“勇”，可以说是从“情”的维度出发的。“情”即情感，在郭店竹简中第一次作为儒家思想的概念被运用，这里的“情”是与理智相对应。钱穆认为儒家思想更重心之情感的部分胜于理智的部分。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可见“仁”是发微于人对同类乃至宇宙万物的同情怜爱的意向，通常被解释为“爱人”。同样是从“情”的维度出发的“爱人”，孔子讲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或释迦的“慈悲”不同。墨家是兼相爱，交相利，言“爱”的同时也谈“利”；佛家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众生平等之爱；儒家的“仁爱”则是施由亲始，爱有差等，从人人本具的孝悌之情出发而启迪出人性本具的仁爱之心。“仁爱”首先展现为孝悌，这在孔子对宰我和闵子骞两个人物评价的对比中显而易见。孔子认为父母生育子女，三年才免于怀抱，有生养之恩，所以宰我问为何守丧三年，一年即可。孔子认为宰我不仁，对父母连三年之爱都没有。关于宰予的评论还有另外一则，即宰予昼寝，孔子责其朽木不可雕。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闵子骞，闵子骞以孝著称，后母待闵不善，父要驱逐其后母，闵子骞为母求情认为“母在一子寒，母去四子单。”孔子对其评价是“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外，孔子在以“直”论人上也体现了其重伦理之情。孔子一方面很看重“直”，认为人能生存于世是因为正直，若非如此则是侥幸免于祸患。他评论史鱼为“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而当叶公问及直躬证其父攘羊时，孔子的回答是：“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杨伯峻先生对此的理解是，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慈”，因而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所以，当侧重于事实真相的“直”和“孝”形成冲突时，孔子的选择是亲亲相隐。刘宝楠先生认为，这是天理人情所至，如果在检举自父的情境下不存有私心，则非其心之真诚。由此可见，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中是很具人道主义情怀的，尊重个体生命合理情感的部分，这种因不忍其苦而选择亲亲相隐亦是一种生命的真实，故而直在其中。孔子的“仁”展现为由人伦孝悌之亲扩展开的仁爱情怀，从本质上来说是从情的维度而言的。
二 事功的维度：利民
孔子的“仁”并不只局限于一种“仁爱”之情，他认为作为一个君子则必须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的济世理想。孔子对尧舜禹和管仲的评价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尊尧舜禹为圣贤或是肯定管仲，都主要是从他们利民的事功维度出发。但也有略微的不同，孔子对尧舜禹的赞誉包涵有历史功绩和德行两个方面，而对管仲“如其仁”的肯定则主要是侧重于功绩而言。
孔子对尧舜禹评价很髙，他称颂尧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一点也不为自己。孔子认为禹能够克制自己的衣食而把祭品办得极丰盛，把祭服做得极华美，把能力用在沟渠水利以利民生。这符合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原则，所以这三者是功业和德行兼备，故堪为后世帝王典范。
对管仲的评价就颇为复杂，比较有意味的是在对他的评价上可发现孔子思想中“仁”和“礼”之间的冲突性。首先在“礼”上，孔子说管仲不知礼，齐桓公宫殿前立了一个塞门，管仲也立，桓公设宴招待外国君主有反坫，管仲也有，孔子认为他不知礼，不节俭。其次在“仁”上，孔子又许其为“如其仁”。对于管仲未殉公子纠而亡，而是辅佐齐桓公称霸，孔门师生有过争议，子路认为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殉主，子贡认为他非但不死，又辅佐桓公，二人都认为管仲不能称为“仁”。而孔子则解释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干戈，是管仲之功，这就是他的仁德。管仲辅佐恒公，一匡天下，百姓到如今受其惠，若非管仲，“我”就要“被发左衽”被外族吞并和同化了，亦无法保持华夏族的文化习俗，孔子认为这是管仲的仁德。刘宝楠先生说“‘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经传释词‘如，犹乃也。’此训最当。盖不直言‘为仁’，而言‘如其仁’明专据功业言之。”郑玄也认为孔子评价管仲如其仁，是因其九合诸侯的功业，此仁为大，如仅为气节而亡身，此仁为小。 作为抽象的“仁”和具体的“礼”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矛盾，礼表现为伦理细节的种种规定，而“仁”的内涵无法仅用规范仪式说明，当两者形成沖突时，孔子能跳出了小节小信的评判案臼，而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注重其利民的一面，由此可知，孔子的“仁”也体现为在政治上利民、惠民、安民的实际事功。
三 实践的维度：笃信好学与乐道
人性本具“仁爱”特质，而“仁”的实现则需要后天不懈努力。故有孔子的“笃信好学”，孟子的“求放心”，宋儒的“格物”。这种对“道”坚持不解、持续不断的实践功夫方能成就“仁”，所以“笃信好学”与志于“仁”是内在统一的，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实践的维度看，仁则展现为笃信好学和乐道。
《尔雅释诂》将“笃”解释为“固也”，刘宝楠先生说，“笃信以好其学，斯不惑于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学所以求道。”孔子对颜回好学的赞誉比比皆是：“回也好学”、“贤哉，回也！”、“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孔子面对哀公和季康子问弟子当中谁好学，都回答颜回好学。孔子也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用功就忘记了吃饭，快乐便忘记了忧愁。大概是学之深入则忘食，与道相契则乐而忘忧。“笃信好学”的内容则是外行礼乐，内行忠恕。儒家讲究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乐是仁之貌，是仁外化的制度形式，仁则是礼乐的精神实质。对于主体而言，仁的进一步实践就是忠恕之道。对于“忠恕”的解释，一般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视为忠，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恕。做到了忠恕，则内省不疚，不忧不惧，故而说君子坦荡荡。而孔子回答颜回之问“克己复礼为仁”的条目时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动，也是“恕道”更具体的推进，即从心出发而落实到了人的视听言动的实践行为中。而这种践行则需要持续不断的功夫，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安仁，志于道的君子必时时刻刻让自心处在“仁”中，如颜回的“其心三月不违仁”便是，在此处“仁”已是一种实践功夫。
孔子对历史上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的评价则体现了“仁”与“道”的某种联系。纣王昏乱，“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对于“仁”刘宝楠先生的解释为：“仁者爱人，三人行异而同称仁，以其俱在忧乱宁民。”微子三人都曾为了社稷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进谏，虽然行为不同——微子去、箕子佯、比干死，但都得到孔子“仁”的肯定。孔子赞此三人“仁”主要基于其忠君、谏过、爱国爱民的高尚品行。另一则是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问：“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伯夷、叔齐两兄弟因互相谦让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在武王伐纣时曾谏言阻止臣弑其君，又都坚持操守，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孔子认为他们求仁得仁，无怨。
当外在的条件不满足儒家修齐平治的理想时，他们则选择穷则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孔子给我们所呈现的生命是一种收放自如的状态，但对道的坚持是贯穿始终的。而道与人势必产生关联，所谓人能弘道，而“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便是“仁”，返溯之，人通过“仁”而与“道”同在。就如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飘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能够做到心安于仁，当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回也不改其乐，这个过程，颜渊应当是沉浸在“道”之中全然忘我，自然不被外界所影响。人通过笃实地努力实践“仁”，可以达到“道”的层面，全然将注意力由外在的世界、人伦关系收摄到了主体的内在生命里，使其安住在“道”的本体之中，“仁”便得以自然地展现，“道”也便通过“仁”在我们眼前真实的生命里具体呈现了出来。
从《论语》中孔子对子路、子贡、陈文子、宰我、闵子骞、颜回、管仲、殷三仁、伯夷、叔齐等人的评价考察中，笔者认为孔子的“仁”不同于其他的美德之处在于其侧重于“情”，表现为孝悌和仁爱的善良情感；“仁”也不局限于主观的“情感”，也包涵事功的维度，表现为利民安人的功业；从实践上说“仁”也展现为笃信好学与乐道，经实践与“道”达成统一，使得“道”的品质在人这一主体上得以展现。
参考文献：
[1] 杜维明：《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三联书店，2013年版。
[2] 杨英红：《〈论语〉中孔子弟子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3] 陈少明. 《〈论语〉的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4] 王楷：《仁者自爱：儒家传统的道德生命观及其哲学基础》，《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黄思文，中国计量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