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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翠园是陈英、金岚夫妇居所之名，也是作为书画收藏家的他们的斋号。他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革命前辈。
出于对民族书画艺术的热爱，他们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收藏历程，并与许多鉴定家、书画家交朋友。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们不顾风险，暗中尽力抢救书画文物，将全部积蓄用于收藏。从60年代到90年代，积翠园收藏的古今书画，无论数量、质量都已十分可观，他们也成了书画收藏大家。
1997年，陈英、金岚夫妇全家将书画收藏的大部分捐献福建省，建立了积翠园艺术馆。陈英夫妇说，这是把来自人民的东西还给人民。这是何等崇高的情怀啊!他们同时又将国家奖励资金及捐余藏品，设立积翠园基金会，充作继续收藏文物和培养相关人才之用。
今夏，笔者在京得以拜读基金会所存部分画作珍品，收获良多，感触殊深，兹略述如下。杨季衡《碧炉春满图》是一件罕见之作。图中古朴的铜瓶插满盛放的白梅，笔致厚而道，气象古而新，显出宋人之手。无作者本款。晚明大鉴藏家张孝思(则之)有题图上，定为杨季衡作。后又历经笪重光、王文治、戴植(培之)诸名家藏鉴。收入积翠园后，又请徐邦达、启功两先生过目，邦达师作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当可确定为真迹。
杨季衡为杨无咎(1097～1169)侄，画梅亦师法无咎。赵子固梅竹谱中说他喜作富贵铺叙，失却村野门风。该说正与此图有合，不过，瓶中之梅与杨无咎《四梅花卷》中之梅仍多有相似。有似有不似，正是杨氏叔侄间的异同与差距。
“铁铸枝柯玉碾花，春风常在画人家，分明七百年前树，折作生绡万古霞。”启功先生的题句，便是对于这件画史罕见图画的赞辞。
仇英《溪山楼阁图》，图无款印，有乾隆帝七玺。金城旧藏，并题签日：“御府内藏元人院画工笔山水精品，拱北重装。”(拱北即金城)可见其时定为元人院画。入积翠园后，请邦达师鉴阅，认为“全是明仇实父(英)格辙”“上左方旧有抢损数小字痕迹，意必曾为妄人增题宋或元人姓名，又为有识者刮去之耶?至今仍无一字一印，此亦仇氏画中习见。”先生之意是定为仇英所作了。
笔者赞成此说。关于画家落款，宋人大都不署，或藏之于树根石隙，元人有落有不落。仇英多署穷款，或仅钤印，而被画商去款印改为宋元画者，并不少见。南京博物院所藏仇英《松溪横笛》一图，亦全无款印，而被公认为真迹的。该图与此画有似处，略加放纵而已。正反映了仇氏工致与稍有放纵的两种画风。
文征明《竞秀争流图卷》，长近七尺的细笔青绿山水卷。写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极妍尽妙，可谓“细文”的代表作。文氏青绿山水，脱胎于董源，上溯大小李将军，又兼取赵伯驹兄弟与赵孟诸家之长，是文氏艺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从卷尾文氏自题中可知，斯图为子传所作。子传姓陆，名师道(1517～?)，亦吴门名士，师事文征明，工诗、古文及书画。“一卷俄经十二年，秀岩流壑始依然。”此卷文氏画了12年，嘉靖戊申(1548年)八月完成时，他已78岁了。卷前引首为其自作篆书“竞秀争流”四字，卷后先后有文嘉(文征明次子)、法良(清咸丰年间文士，姓瓜尔佳氏。此图曾为其所藏。)、启功、谢稚柳、张伯驹诸家鉴题，评论皆甚精到，足以证其真而精也!
佚名《竹溪六逸图》，左上端有隶书“竹溪六逸”四字，是明人书风。字左显有割挖痕迹，作者名款原必在其处，挖款的目的与前仇英图一样，也是拟添写宋元人名款的。细密谨严中具自然生动之趣。人物形象奇特别致且多取浑圆形状，衣纹亦圆劲而自具规则。竹林用双钩填色，水纹取细钩密划，远处山坡类于细笔文征明，鼠足小点加青绿敷色。章法、笔墨都无懈可击，是一件优秀的明代佳作。究竟出于何人之手呢?笔者以为必是李士达。无论人物形态特征，衣纹钩描法则，还是竹石、溪山的风格方法，都与李氏相合拍。上海博物馆藏有李士达《竹林七贤图卷》，也是绢本青绿，作于万历丙辰(1616年)，应是李氏较晚年的作品，比之此幅显得粗率了。然而，人物形态、竹林画法、坡石皴点，无不与此一致，尤其是两图中的湖石假山，更如出一辙。由此推断，《竹溪七逸图》当为李士达较早时期(或四十岁上下)的精心之作。邦达师早在1994年跋中，就指出：“大为明李士达风规，比之仇实父仅次一肩耳!”评价不可谓不高。
董其昌《仿黄公望山水》，笔间有荒率意，可借用倪瓒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论之。画中情趣，全从不经意中生出，这才是真正的文人山水画，是董其昌的亲笔之作。邦达师戏赞曰：“造化何之拘，笔到风雨快。千载仰黄痴，翻身能作怪。”妙哉!
蓝瑛《兰竹石卷》。蓝瑛以山水著称，为浙派后劲。其花鸟、兰竹亦别具风韵。此卷长两丈六尺余，丛兰野竹参差于山石溪流间，又为清风吹拂，香气透出，沁人肺腑。款署七十三，古稀老者能有如此方挺劲练之笔，实非易也!
龚贤《匡庐瀑布图》并行书长歌诗塘，诗、书、画三绝集于一体。诗画皆作庐山，其意深幽，其境高远。山峦重叠，期间林木郁茂，屋合错落，瀑流有声，烟云浮荡……劲钩重点外，作者用心于皴、擦、染、积多遍而成，这就是龚氏最具特色的“前无古人”的“积墨法”。那苍苍茫茫，似枯还润，含烟罩雾般的墨韵，具有无穷的诱人魅力。
恽寿平《梅石图》，作者自云“临扬补之”，邦达师认为“直宜作后身看耳”。扬、恽相一致的是清雅绝尘，是气骨风神的相通。而这抽象的神韵，全靠笔墨生出。笔并不繁而意繁，似柔而挺，似劲而文，严谨的不能增减，却透着随意、洒落和清逸。邦达师与启功先生的赞语，是并不过份的!
王晕《采菱图》，此图作者自谓仿王晋卿，其实大多石谷自家笔墨。其时作者年已83岁，所谓临仿，亦借题借境而已。画右上端长题中，分析了王晋卿的画法，说到沈周抚本的精到，又录了新艳的沈诗，颇可一读。石谷画，章法、笔法皆极精熟，即在晚年也能做到无懈可击。此图即可见一斑。
王原祁《仿黄公望拟董源夏山笔意图》，53岁作。重峦林木，清润丰厚，与黄公望可谓形趣皆合，而与其晚岁苍莽老辣之风却多所不同了。一个画家一生的画风是会变化的，这才是中年王原祁的真笔。
华喦《松鹤图》，丈高巨幛，作群鹤聚于古松顽石，或栖于高枝，或立于树根，或低首觅食，或引项而鸣……作者恣肆挥洒，笔致清逸生动，其时年已七十，可见精力不衰，真大不易也!
郑燮《竹石图》，祝寿之图，取华封三祝之意，又刻意增一峰，添二竹，为其添岁增寿也!也因此画幅较寻常丰满，枝叶也较寻常茂密了。中国文人画多以物喻人，如梅、兰、菊、竹比为四君子，此其清雅的一面。又有以谐音作替代象征的，大略属于世俗的一面了。扬州八怪对于画史的贡献，在于把文人画“还俗”，此即一例。
罗聘《罗汉图》，写竹间罗汉，面貌奇古，衣纹颤掣，与其师金农神肖，而金氏晚岁作又多由罗聘代笔，故金、罗实为一体也!罗聘人物、花草、山水俱妙，是扬州八怪中的高手。此图双钩竹枝竹叶，在墨石的衬托下，显得古秀雅洁、生机勃勃，与坐于蒲团的线描罗汉相呼应，相协调。即此一端，便可见其匠心。
积翠园佳品甚多，以上所述仅古画之一小部分。其现代部分，大多为名家作客其家时即席挥毫之作，或专程携赠之品，其真实性可知矣，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戊子重阳于金陵爱莲居
出于对民族书画艺术的热爱，他们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收藏历程，并与许多鉴定家、书画家交朋友。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们不顾风险，暗中尽力抢救书画文物，将全部积蓄用于收藏。从60年代到90年代，积翠园收藏的古今书画，无论数量、质量都已十分可观，他们也成了书画收藏大家。
1997年，陈英、金岚夫妇全家将书画收藏的大部分捐献福建省，建立了积翠园艺术馆。陈英夫妇说，这是把来自人民的东西还给人民。这是何等崇高的情怀啊!他们同时又将国家奖励资金及捐余藏品，设立积翠园基金会，充作继续收藏文物和培养相关人才之用。
今夏，笔者在京得以拜读基金会所存部分画作珍品，收获良多，感触殊深，兹略述如下。杨季衡《碧炉春满图》是一件罕见之作。图中古朴的铜瓶插满盛放的白梅，笔致厚而道，气象古而新，显出宋人之手。无作者本款。晚明大鉴藏家张孝思(则之)有题图上，定为杨季衡作。后又历经笪重光、王文治、戴植(培之)诸名家藏鉴。收入积翠园后，又请徐邦达、启功两先生过目，邦达师作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当可确定为真迹。
杨季衡为杨无咎(1097～1169)侄，画梅亦师法无咎。赵子固梅竹谱中说他喜作富贵铺叙，失却村野门风。该说正与此图有合，不过，瓶中之梅与杨无咎《四梅花卷》中之梅仍多有相似。有似有不似，正是杨氏叔侄间的异同与差距。
“铁铸枝柯玉碾花，春风常在画人家，分明七百年前树，折作生绡万古霞。”启功先生的题句，便是对于这件画史罕见图画的赞辞。
仇英《溪山楼阁图》，图无款印，有乾隆帝七玺。金城旧藏，并题签日：“御府内藏元人院画工笔山水精品，拱北重装。”(拱北即金城)可见其时定为元人院画。入积翠园后，请邦达师鉴阅，认为“全是明仇实父(英)格辙”“上左方旧有抢损数小字痕迹，意必曾为妄人增题宋或元人姓名，又为有识者刮去之耶?至今仍无一字一印，此亦仇氏画中习见。”先生之意是定为仇英所作了。
笔者赞成此说。关于画家落款，宋人大都不署，或藏之于树根石隙，元人有落有不落。仇英多署穷款，或仅钤印，而被画商去款印改为宋元画者，并不少见。南京博物院所藏仇英《松溪横笛》一图，亦全无款印，而被公认为真迹的。该图与此画有似处，略加放纵而已。正反映了仇氏工致与稍有放纵的两种画风。
文征明《竞秀争流图卷》，长近七尺的细笔青绿山水卷。写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极妍尽妙，可谓“细文”的代表作。文氏青绿山水，脱胎于董源，上溯大小李将军，又兼取赵伯驹兄弟与赵孟诸家之长，是文氏艺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从卷尾文氏自题中可知，斯图为子传所作。子传姓陆，名师道(1517～?)，亦吴门名士，师事文征明，工诗、古文及书画。“一卷俄经十二年，秀岩流壑始依然。”此卷文氏画了12年，嘉靖戊申(1548年)八月完成时，他已78岁了。卷前引首为其自作篆书“竞秀争流”四字，卷后先后有文嘉(文征明次子)、法良(清咸丰年间文士，姓瓜尔佳氏。此图曾为其所藏。)、启功、谢稚柳、张伯驹诸家鉴题，评论皆甚精到，足以证其真而精也!
佚名《竹溪六逸图》，左上端有隶书“竹溪六逸”四字，是明人书风。字左显有割挖痕迹，作者名款原必在其处，挖款的目的与前仇英图一样，也是拟添写宋元人名款的。细密谨严中具自然生动之趣。人物形象奇特别致且多取浑圆形状，衣纹亦圆劲而自具规则。竹林用双钩填色，水纹取细钩密划，远处山坡类于细笔文征明，鼠足小点加青绿敷色。章法、笔墨都无懈可击，是一件优秀的明代佳作。究竟出于何人之手呢?笔者以为必是李士达。无论人物形态特征，衣纹钩描法则，还是竹石、溪山的风格方法，都与李氏相合拍。上海博物馆藏有李士达《竹林七贤图卷》，也是绢本青绿，作于万历丙辰(1616年)，应是李氏较晚年的作品，比之此幅显得粗率了。然而，人物形态、竹林画法、坡石皴点，无不与此一致，尤其是两图中的湖石假山，更如出一辙。由此推断，《竹溪七逸图》当为李士达较早时期(或四十岁上下)的精心之作。邦达师早在1994年跋中，就指出：“大为明李士达风规，比之仇实父仅次一肩耳!”评价不可谓不高。
董其昌《仿黄公望山水》，笔间有荒率意，可借用倪瓒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论之。画中情趣，全从不经意中生出，这才是真正的文人山水画，是董其昌的亲笔之作。邦达师戏赞曰：“造化何之拘，笔到风雨快。千载仰黄痴，翻身能作怪。”妙哉!
蓝瑛《兰竹石卷》。蓝瑛以山水著称，为浙派后劲。其花鸟、兰竹亦别具风韵。此卷长两丈六尺余，丛兰野竹参差于山石溪流间，又为清风吹拂，香气透出，沁人肺腑。款署七十三，古稀老者能有如此方挺劲练之笔，实非易也!
龚贤《匡庐瀑布图》并行书长歌诗塘，诗、书、画三绝集于一体。诗画皆作庐山，其意深幽，其境高远。山峦重叠，期间林木郁茂，屋合错落，瀑流有声，烟云浮荡……劲钩重点外，作者用心于皴、擦、染、积多遍而成，这就是龚氏最具特色的“前无古人”的“积墨法”。那苍苍茫茫，似枯还润，含烟罩雾般的墨韵，具有无穷的诱人魅力。
恽寿平《梅石图》，作者自云“临扬补之”，邦达师认为“直宜作后身看耳”。扬、恽相一致的是清雅绝尘，是气骨风神的相通。而这抽象的神韵，全靠笔墨生出。笔并不繁而意繁，似柔而挺，似劲而文，严谨的不能增减，却透着随意、洒落和清逸。邦达师与启功先生的赞语，是并不过份的!
王晕《采菱图》，此图作者自谓仿王晋卿，其实大多石谷自家笔墨。其时作者年已83岁，所谓临仿，亦借题借境而已。画右上端长题中，分析了王晋卿的画法，说到沈周抚本的精到，又录了新艳的沈诗，颇可一读。石谷画，章法、笔法皆极精熟，即在晚年也能做到无懈可击。此图即可见一斑。
王原祁《仿黄公望拟董源夏山笔意图》，53岁作。重峦林木，清润丰厚，与黄公望可谓形趣皆合，而与其晚岁苍莽老辣之风却多所不同了。一个画家一生的画风是会变化的，这才是中年王原祁的真笔。
华喦《松鹤图》，丈高巨幛，作群鹤聚于古松顽石，或栖于高枝，或立于树根，或低首觅食，或引项而鸣……作者恣肆挥洒，笔致清逸生动，其时年已七十，可见精力不衰，真大不易也!
郑燮《竹石图》，祝寿之图，取华封三祝之意，又刻意增一峰，添二竹，为其添岁增寿也!也因此画幅较寻常丰满，枝叶也较寻常茂密了。中国文人画多以物喻人，如梅、兰、菊、竹比为四君子，此其清雅的一面。又有以谐音作替代象征的，大略属于世俗的一面了。扬州八怪对于画史的贡献，在于把文人画“还俗”，此即一例。
罗聘《罗汉图》，写竹间罗汉，面貌奇古，衣纹颤掣，与其师金农神肖，而金氏晚岁作又多由罗聘代笔，故金、罗实为一体也!罗聘人物、花草、山水俱妙，是扬州八怪中的高手。此图双钩竹枝竹叶，在墨石的衬托下，显得古秀雅洁、生机勃勃，与坐于蒲团的线描罗汉相呼应，相协调。即此一端，便可见其匠心。
积翠园佳品甚多，以上所述仅古画之一小部分。其现代部分，大多为名家作客其家时即席挥毫之作，或专程携赠之品，其真实性可知矣，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戊子重阳于金陵爱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