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体操运动员桑兰受伤不幸致残的事，全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早在40年前，体操界就曾发生过“桑兰事件”。悲剧的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鞍马冠军、上海体操运动员唐国忠。
　　唐国忠原是上海市东中学学生。1953年苏联体操队来上海访问比赛。当唐国忠看到体操运动员矫健的体姿和优美的动作后，顿时产生了学习体操的想法。当时学校里的体操器械比较简陋，只有单、双杠和跳箱。于是，唐国忠就在跳箱端部练习鞍马。
　　1955年上海市体操比赛，他荣获了亚军。第二年唐国忠入选华东体训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体操运动员。1956年8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体操赛上，唐国忠勇夺鞍马冠军。1957年他随中国队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体操赛，以9.45分获得鞍马第六，这一成绩拿到现在，可能算不上什么，可在当时，他却是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体操赛中进入前6名的运动员。因此，那时候体操界只要提起唐国忠，提起他的鞍马，可谓无人不晓。
　　天有不测风云。1960年在训练中发生的一次意外，使当时只有25岁的唐国忠离开了为之奋斗的体操事业。
　　不久前，我们来到了唐国忠家。一阵寒暄过后，唐国忠向我们叙说了40年前的一幕又一幕。　　
　　那是1960年的5月19日，唐国忠在训练结束之后，本应回到宿舍准备洗澡、吃饭。但勤奋好学的唐国忠主动为自己加练。他先到操场跑了几圈，然后到单杠上面练习了几组上肢练习。运动队刚刚引进了专门供体操运动员进行训练的蹦床，唐国忠决定到上面进行空翻训练。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却让唐国忠从那以后再也不能蹦跳了。
　　“我想翻三个就回去吃饭。就在我做第二个动作时，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吃饭。我下意识地扭了一下头。可是我却忘记了自己还在空中，于是就导致了空翻动作在空中的时候在角度和力量的运用上都出现了偏差，技术动作变形，当时我心里一急，心想坏了。可我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就只能屈腿抱头，身子蜷住。这样的动作可以避免摔得更厉害。可是，为时已晚了，我的后脑勺撞到蹦床边的铁柱子上。”说到这里，唐国忠伸出那双当时抱着头的手比画给我们看。
　　在稍作喘息之后，唐国忠又用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对我们说：“我在撞到蹦床边掉到地下后，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我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我清楚地看到我的鲜血从我的眼前流出，我当时心里还想‘出点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也只能躺在地上等别人来救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随便翻动身子就会更麻烦。”
　　由于唐国忠出事的那个蹦床离他们的集体宿舍并不远，因此，就在唐国忠掉落在地上的时候，远处人群中就有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声，于是有人跑出来看唐国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跑到食堂中大叫“救命”；有人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最早到达出事地点的人试图将唐国忠扶起来，但学过运动生理学的唐国忠立即口头拒绝了这种行为，因为他深知如果当时别人将他身体随便翻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以前学过运动生理学，我知道如果当时我要是被他们扶起来的话，也许我就不能活到现在了。我躺在地上的时候，说实话我并没有想到我会伤得这么严重。当时他们要扶我时我觉得身体下部没有感觉，于是我就用手去掐我的大腿。”说到这里唐国忠下意识的用手掐了掐自己的大腿，紧握着双手黯然道，“可是，大腿没有任何感觉。我心里还不相信，于是我就用手再去掐了一下，结果还是和刚才一样。我知道这下出大问题了。如果下身没有感觉那么就意味着脊椎出了问题导致了下身的麻木。想到这，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这时我回头看到，想要扶我起来的那个人因为碰到了我的后脑，手上已经沾满了血。”
　　几分钟之后，大家都赶了过来，围在了他的身边。但直到救护车来了以后，躺在地上的唐国忠才得到了正式的抢救。
　　在医院里，围绕抢救唐国忠一事的医生们也是争论不休。有的主张立即开刀，虽然危险性太大，但一旦成功将有利于他今后的生活；而另一部分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因为唐国忠失血过多，不适宜马上动手术，弄不好生命都会出危险，最主要的是要看看唐国忠病情到底怎样发展才能决定最后的方案，最终医生们还是选择了保守的治疗方法。这一决定也许对医生们来说至少可以保住唐国忠的命，但对唐国忠来说则失去了一次可以站起来的机会。“坦白地说，当时的那个决定(保守治疗)我并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我肯定要选择手术。我宁肯冒一下险也要争取最后一丝能够站起来的机会。但令我遗憾的是，虽然我的命保住了，但我永远不能够再站起来了。”说着说着，唐国忠的声音越来越小，遗憾之情充满着他的内心。　　
　　唐国忠1960年开始住在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到了1962年唐国忠离开静安区中心医院转到了体育医院。在体育医院唐国忠一住就是9年。
　　回忆起在静安区中心医院的那段时光，唐国忠动情地说：“我在中心医院的两年时间里，政府和领导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不但全部负责了我的医疗费用，而且还派专人来照顾我。我还深深地记得，当时有三个人轮流来照顾我，他们每人8个小时，就像现在上班一样准时地换班，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这让我非常感动。由于我行动不方便，每天吃饭的时候，来照顾我的人就将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非常感谢那些照顾我的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
　　后来，唐国忠转到了体工队的附属医院——体育医院。在体育医院的9年里，唐国忠可以说既有欢乐又有痛苦。在这9年里，唐国忠的生活和寻常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起先住在体育医院的四年时间里，唐国忠还是得到了护士们的专门照顾，送饭、倒水等等事情都不用唐国忠自己动手。伙食标准也是和体工队的运动员一样，而且不需要自己出钱。但就在1968年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文革过程中，由于被打成“反革命”，唐国忠的伤残由工伤变成了私伤。虽然后来得到了“平反”，但在这段非常时期中，唐国忠之前所享受的护士照顾待遇以及饭菜免费待遇全被取消了。在体育医院的后五年里，无奈之下的唐国忠就用双手支撑一个四角木架来行动。为了减少来回折腾的次数，每天早上到食堂打饭时，唐国忠都要将一整天的饭菜都打好。中午、晚上就把早上打来的饭菜热一热吃。从医院到食堂要下楼梯上楼梯，要上坡下坡，就这样唐国忠艰难地走过了难熬的五个春秋，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一直到1971年才结束。此后，唐国忠又辗转了几个住处，直到1982年。那年，领导为了让唐国忠能更方便地生活，将一处南京西路的房子分给了他。
　　从1986年开始，唐国忠的侄子来到唐国忠家，顺便可以照顾唐国忠的日常生活。唐国忠说道：“本来想有人照顾挺好，而且侄子和侄媳都有工作，生活上可以有所照应。但没有想到，1995年，侄子因工厂倒闭而下岗了，侄媳也在去年因为单位搬迁成了下岗工人。好在侄媳在外面找到一个清洁工的活可以做做，每个月也能赚一点钱。而我在1995年之后工资也逐步涨到了现在的1000多元。不过，现在四口人要靠这点钱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唐国忠还说，就在前天他单位领导来慰问他时还送来了几百块钱。“但总不能老靠大家送钱来吧。”唐国忠苦笑着说。
　　虽然艰苦的岁月让唐国忠将心思更多地花在了柴米油盐上，但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反正总要生活下去，不管是苦也好，幸福也好，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摘自《新民体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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