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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功能文体学视角出发，对语法隐喻在《理智与情感》三个译本中的重构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对各类语法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文体意义进行讨论，并分析各译本中语法隐喻的转换特点。通过建立较为完整的语料库，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三个译本在翻译语法隐喻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试图揭示语法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分布特征，以及译者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倾向性策略，以期对未来的跨学科翻译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语法隐喻;功能文体学;数据统计;翻译策略
一、引言
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的结合由来已久，而功能文体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则大多从元功能出发，对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及物性系统、情态系统、衔接系统转换问题进行探讨。语法隐喻作为功能语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2]，也成为了相关翻译研究的对象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语法隐喻的翻译研究，大都把原文和译文各自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类描述原文本的语法隐喻现象;然后对原文中语法隐喻所对应的译文部分进行论述，分析译文部分是否存在语法隐喻现象;最后，对比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并对其进行解释。相关的文献有陈夏南对商务英语合同翻译的研究[3]，肖英、吕晶晶对学术语篇翻译的研究[4]，许婺、吴玲娟对科技文本翻译的研究[5]，潘玥、方文礼对诗歌翻译的研究[6]，黄国文对翻译文本中交际目的的研究[7]，邓玉荣、曹志希对《红楼梦》翻译的研究[8]等。此外，林正军、王克非提出了一种跨语言视角的翻译研究模式。作者认为，语义的普遍性和语言形式的差异性是导致语法隐喻产生的重要因素，跨语言间同样存在语法隐喻现象。跨语言表达相同命题意义的不同表达式之间存在隐喻关系，这些表达式所体现的表述意义之间存在转喻性的语义关系，表达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形式差异。他们分别从词汇、语法、语篇三个方面讨论了跨语言语法隐喻，并且从语境、种群认知差异、语言三个因素出发，探究产生跨语言语法隐喻的原因[9]。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相关翻译研究对于语法隐喻的分类尚不完整，研究者们只是笼统地根据元功能进行区分，或只是单纯地从词性区分，或对其进行纯语义层面的区分。同时，语法隐喻的翻译研究所采用的语料较为单一，多为非文学文本。在针对文学文本的相关研究中，小说文本也比较少见，且缺乏语料的系统性。鉴于与语法隐喻相关的翻译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尝试在功能文体学视角下，对小说翻译中语法隐喻在译文的重构问题进行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语法隐喻采用更为清晰的分类方法，同时，本研究将采用完整的小说文本语料库，对小说的语言、情节、主题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文体分析。
二、语法隐喻理论与分类
“语法隐喻”这一概念是由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1]一书中首次提出的，随后在该书的第二版[1]和第三版[2]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Halliday最初提出语法隐喻时，把语法隐喻看作是表达意义的一个变体[1]（P342）。根据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语言系统是由音系层、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三个符号系统构成的，而语法隐喻实现于词汇语法层。词汇语法层在实现语义表达时有两种方式：一致式（congruent form）和非一致式（incongruent form），也可以分别称为非隐喻式和隐喻式（metaphorical form），后者即为“语法隐喻”概念所指。所谓“一致式”，通常是指一种较为常规的语法表达方式，如名词指代参与者、动词体现过程、形容词体现事物特征、介词副词体现时间地点方式等环境状态特点。而非一致式（隐喻式）则偏离常规的语法表达方式，使语法成分出现错位表达，如名词体现过程、动词表达逻辑关系，大多表现为名词化和动词化现象。朱永生、严世清把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化”“图式”概念和“语法隐喻”相联系，认为韩礼德所说的“一致式”相当于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进而指出，“隐喻式”的定义范围可涵盖其他一切偏离原型的语法现象[10]。
下面，我们将重点分析两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暂不讨论。涉及的语法隐喻会在相应的元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其中，概念语法隐喻（Ideational Grammatical Metaphor）可分为经验隐喻（Experiential Metaphor）和逻辑隐喻（Logical Metaphor），人际语法隐喻（Interpersonal Grammatical Metaphor）可分为语气隐喻（Mood Metaphor）和情态隐喻（Modality Metaphor）。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理智与情感》的三个译本分别为孙致礼译本（下文简称“孙译本”）[11]、贾文浩和贾文渊译本（下文简称“贾译本”）[12]和武崇汉译本（下文简称“武译本”）[13]。
三、概念语法隐喻在译文中的重构
（一）经验隐喻
经验隐喻是对经验事物的范畴化，主要涉及名词化过程。通过隐喻化，过程（process）和性质（quality）被隐喻为名词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经验隐喻所生成的名词概念为抽象概念。在一致式（congruent form）中，过程与性质作为抽象的范畴，自身不易为人们所理解。通过经验隐喻，我们能够把这种抽象的意义转化为特定的物质概念，便于在大脑思维中进行加工和识解。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讨论经验隐喻中的两种名词化过程：过程的物化（process as thing）和性质的物化（quality as thing）。前者主要涉及句子层面的語法转换，后者则局限在短语上。
经验隐喻往往在小说叙事中起到构建特定文本世界的作用。读者通过经验隐喻能够理解叙述者的意图，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在《理智与情感》中，经验隐喻的分布情况与小说的叙事结构联系紧密。例如，小说的前三章主要涉及背景知识、人物、时间的介绍，共有19例涉及名词化的经验隐喻。相比而言，人际语法隐喻只有8例。通过考察三个译本对相关经验隐喻的翻译策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数据： 从表1中可以看出，译文对于原文经验隐喻的重构有四种方法：保留名词化、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省略。三个译本对于四种方法的使用频率较为相似。三位译者所偏爱的翻译策略均是把经验隐喻译为对应的动词短语。在三种译本中，使用动词短语翻译经验隐喻的比例分别为57.9%、63.2%和47.4%。保留名词化是指译者没有消解原文中的经验隐喻，这一翻译策略排在第二位，三种译本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6.3%、26.3%和31.6%。形容词短语和省略这两种翻译策略在译本中较为少见，尤其是省略，在孙译本和武译本中均没有出现。
下面，我们将通过具体例证对经验隐喻在译本中的重构进行讨论。例如：
（1）第一章：His attachment to them all increased. The constant attention of Mr.and Mrs.Henry Dashwood to his wishes，which proceeded not merely from interest，but from goodness of heart，gave him every degree of solid comfort which his age could receive;and the cheerfulness of the children added a relish to his existence.（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孙译本：他越来越喜欢他们。亨利·达什伍德夫妇不仅出自利害关系，而且由于心地善良，对他总是百般照顾，使他晚年享尽了天伦之乐。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武译本：他对他们的依恋日益加深了。亨利·达什伍德夫妇经常关心他，让他称心如意，这不仅是出于利害关系，也是因为他们心地好，所以他享受的了这般年岁的人应有的一切生活安逸，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增添了生活乐趣。
贾译本：[老先生]对他们的喜爱便与日俱增。亨利·达什伍德夫妇始终对他悉心照料，这倒并非仅仅出于利害关系，夫妇俩本来就心地善良。把这位老人照顾得心满意足，让他安度晚年，过的舒舒服服。欢蹦乱跳的孩子更增添了他生活的乐趣。
小说的第一章介绍了Dashwood继承财产的事情。Dashwood夫妇把大部分财产都分给了大儿子John Dashwood，而其他孩子分到的很少。例（1）中的名词化现象分布比较密集，如“his attachment”“the constant attention”和“the cheerfulness”等。这种经验隐喻方式让叙事变得更加客观，淡化了主观色彩。“His attachment to them all increased”，所对应的一致式表达为“He is more and more attached to them all”。名词“attachment”由动词“attach”的经验隐喻化形成，原有的动态过程变为静态的抽象概念。这种“过程的物化”在“The constant attention of Mr. and Mrs. Henry Dashwood…”一句中也同样存在。该句的一致式表达为“Mr. and Mrs. Henry Dashwood constantly attended to his wishes and it made him solidly comfortable.”經验隐喻将过程行为“attend”名词化为“attention”。同理，“cheerfulness”也可视为“cheerful”隐喻化的结果。名词化的成分大多位于句首，充当已有信息，叙述者默认读者对这种内容已经知晓并且没有异议。本例中，Dashwood夫妇所表达的关心（attention）和孩子们的快乐（cheerfulness）都让人觉得遗产会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孩子，然而结果却与之相反，只有大儿子得到了遗产。经验隐喻强化了这种反差的效果，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情感反应。关于这一问题，可具体参见Gerrig的相关研究[14]。
在孙译本中，“attachment”被译为动词“喜欢”，而“cheerfulness”被译为形容词“天真烂漫的”。在武译本中，“attention”翻译为动词“关心”。在贾译本中，“constant attention”被译成动词词组“悉心照料”，“cheerfulness”对应为形容词“活蹦乱跳的”。从中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中多将名词化的词语“去名词化”，即把经验隐喻生成的名词概念恢复为原有的一致式形式。这种去名词化、去隐喻化的翻译策略可归结于英汉语篇行文习惯的区别。在英语语篇中，名词化可以使其更加客观，更为可信。而在汉语语篇中，提高可信度凭借的是正式的用词，而非名词化。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为了译文的自然流畅，大多采取了“去名词化”的策略。
（二）逻辑隐喻
Martin认为，逻辑隐喻可以把复合句“降级”为简单句。也就是说，逻辑隐喻通过把显性的逻辑关系转化为隐性的逻辑关系，让两个及物性过程融合为一个过程[15]。逻辑隐喻不仅涉及名词化，有时还涉及动词化。如时间、因果、条件、让步的逻辑关系，在一致式中表现为“when”“as”“if”之类的连词，而在隐喻式中则以短语形式出现，如介词短语、名词短语、动词短语等。
《理智与情感》的语言风格较为平实，大多数的逻辑关系使用一致式的连词表达。因此，与经验隐喻相比，逻辑隐喻的出现频率较低。尽管如此，逻辑隐喻在小说中仍然起着重要的文体作用。基于Martin的分类，《理智与情感》中的逻辑隐喻可分为三大类：短语过程型隐喻（Phrasal-process）、过程型隐喻（Process）和事物型隐喻（Thing）。短语过程型隐喻有due to、on等形式，其隐喻化程度最低。过程型隐喻包括动词（词组）lead to、follow等，往往涉及动词化。事物型隐喻则是用名词词组表达逻辑含义，如the result、the reason和the consequence of this，其隐喻化程度最高，大多涉及名词化。 在《理智与情感》中，通过人工检索，共发现32例逻辑隐喻。其中，25例为过程型隐喻，5例为短语过程型隐喻，2例为事物型隐喻。具体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过程型隐喻不仅包括隐含逻辑关系动词，如render、make、attach、cause、follow，还有表达情态意义的动词词组，如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must have struck。在处理逻辑隐喻时，译者主要采用了四种翻译策略：去隐喻化、逻辑转换、逻辑省略和逻辑对等。去隐喻化是指把逻辑隐喻化的表达方式变为一致式（非隐喻式）。比如，动词“cause”是过程型逻辑隐喻，用一致式的汉语连词“因为”来翻译，使其去隐喻化。逻辑转换指用一种逻辑词来代替另一种逻辑词，比如，把因果关系表达转化为条件关系表达。逻辑省略即省略逻辑词汇，把隐含的逻辑关系放在具体语境中去理解。逻辑对等策略主要用在源语和目标语具有对等的逻辑表达方式的情况下。三个译本对《理智与情感》逻辑隐喻的重构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三个译本针对不同的逻辑隐喻的重构有着类似的策略。对于过程型隐喻，三个译本都偏向于使用双语的逻辑对等词汇，所占比分别为72%、72%和68%，而逻辑转换的策略最为少见。三个译本对短语过程型隐喻的重构均偏向于使用逻辑省略策略，占比都为60%。由于事物型隐喻在原文出现较少（仅有两例），数据分析的意义不大，但仍可看出，三个译本对其均使用了逻辑对等词翻译。例如：
（2）第二十六章：This，and the manner in which it was said，immediately brought back to her remembrance all the circumstances to his quitting that place，with the uneasiness and suspicions they had caused to Mrs.Jennings…
孙译本：他这句话，以及他说这句话的那副神态，顿时使埃莉诺想起了他当初离开巴顿时的情景，想起了这些情景给詹宁斯太太带来的不安和怀疑……
武译本：这些话，和他说话的神情，立刻使她想起他离开巴登时的一切情况，当时引起了詹宁斯太太不安和怀疑……
贾译本：他的这番话以及他交谈的神情，立刻让她回忆起他当时离开那个地方的情况，詹宁斯太太当时曾起过疑心……
在例（2）中，Elinor和Brandon对Willoughby的事情进行了讨论。这段话也为小说后半部分揭示Willoughby的品行埋下了伏笔。这里，除了涉及上文讨论的经验隐喻外，还多次出现了逻辑隐喻。后半句“with the uneasiness and suspicions they had caused to Mrs.Jennings”中的“uneasiness”和“suspicion”，均为经验隐喻的产物，对应的一致式应为“uneasy”和“suspicious”。通过隐喻化，“uneasiness”和“suspicion”作为中心词，被从句“they had caused to Mrs.Jennings”所修饰。从句中的“cause”为因果关系词的动词化的结果。这一逻辑隐喻现象的出现与经验隐喻有紧密的关系：经验隐喻使得句子的谓语部分名词化，迫使句子的其他成分动词化来充当谓语。同理，例（2）主句部分的谓语动词词组“bring back”也隐含了逻辑关系。将句子去隐喻化，可得到一致式“Since he said these words in such way，she remembered everything related to the day he suddenly left the place”。在經验隐喻和逻辑隐喻的共同作用下，语法结构由复合句变为简单句，充当主句成分。
同时，三个译本对例（2）中逻辑隐喻的处理方式，在局部也有所不同。在孙译本和武译本中，均将“bring back”翻译为使役动词“使”;在贾译本中，则翻译为“让”。汉语中的使役动词与行为动词并不相邻，往往表达一种逻辑关系。而在英语中，这两种动词的意义可以包含在同一个动词中。因此，三个译本中的使役动词可视为“bring back”的逻辑关系对等词。针对“cause”一词的翻译，三个译本的策略也不一致。孙译本和武译本使用了逻辑对等词“带来”和“引起”，而贾译本直接将其省略，让读者从语境中体会原文的逻辑关系。作为形合语言，英语十分依赖关系连词。相比之下，汉语注重意合，较少使用显性关系连词。例（2）原文的前半句结构较为简单，在翻译中不需要做过多调整;后半句在语法上更为复杂，在译为汉语时，需要省略掉部分关系连词，以降低逻辑隐喻的程度。
四、人际语法隐喻在译文中的重构
（一）情态隐喻
Halliday指出，由于情态隐喻的形式不太固定，说话者在表达意图和个人态度时必然会使用多种方式的隐喻[2]（P616）。情态的表达方式可以分为四类：主观显性（subjective explicitness）、主观隐性（objective explicitness）、客观显性（objective explicitness）和客观隐性（objective implicitness）。其中，隐性表达为一致式，显性表达为隐喻式。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小说中的会话情态表达对塑造小说人物形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理智与情感》的前两卷，通过人工筛选，共发现72例情态隐喻，其中，60例为主观显性隐喻，12例为客观显性隐喻。小说人物通过使用不同的情态隐喻，来表达特定的观点和情感。例如，第二章中关于John Dashwood的一段内心独白：“It would be absolutely unnecessary， if not highly indecorous， to do more for widow and children of his father than such kind of neighbourly acts as his own wife pointed out.”从中可以看出，John Dashwood并不想用获得的遗产来帮助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们。主句“It would be absolutely unnecessary”是“He should not”的情态隐喻表达式。尽管句首用了“it”作形式主语来体现客观色彩，但语义上所表达的冷酷情感与形式上的客观表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突出强调了John Dashwood冷漠自私的品性。 三个译本对原文的情态隐喻采取了多种翻译策略，或是加以保留，或是转换为非隐喻式，或是降低隐喻化程度。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仅统计了小说的四个主要人物。具体数据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四个主要人物在对话中均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情态隐喻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其区别主要是在于主观性隐喻和客观性隐喻的使用频率上。John Dashwood为了表明自己观点的合法性，让大家都接受财产的分配状况，刻意使用了较高比例的客观性隐喻，在7个隐喻中，有3个客观性隐喻。相较而言，Marianne和Elinor的主观性隐喻使用更为频繁，在10个隐喻中，有8个为主观性隐喻，体现出她们丰富的内在情感。Lucy所使用的13个情态隐喻，全为主观性隐喻，形象地表现出她在情感方面的浮夸和虚伪。
在翻译情态隐喻时，三个译本均倾向于使用汉语的情态对等词，尽量保留情感隐喻的表达，其比例分别为60%、75%和67.5%。相对而言，孙译本在处理涉及不同人物的情态隐喻时，使用的方法更为均衡化、多样化。如在Elinor所涉及的8例主观隐喻中，孙译本使用了7例汉语对等表达来保留隐喻。在Lucy涉及的13例主观隐喻中，孙译本仅保留了6例隐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孙译本针对不同的小说人物使用了差异化的翻译策略。
（3）第二章：I believe you are right， my love…
孙译本：亲爱的，我看你说得对……
武译本：亲爱的，我相信你说得对……
贾译本：我相信你说得对，亲爱的。
在例（3）的语境中，John Dashwood和妻子讨论关于帮助母亲和妹妹们的事情。尽管自己不愿意去帮助她们，他还要设法遮掩这种行为，装作是附和妻子的想法。这里，John使用情态隐喻对个人观点进行了修饰，使之不那么突兀。“I believe”作为隐喻化的主句，表达对另外一种观点的态度，这就让自己的观点变为了从句观点的附和，从而降低了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该句的非隐喻式可视为“you are definitely right”。相较而言，后者的“you”则承担了更多的话语责任。通过这种表达方式，John一方面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冷酷无情，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自己在获得遗产后对财产的支配权利。
在三个译本中，情态隐喻基本上都译为了汉语中对等的情态隐喻表达。孙译本把“I believe”译为“我看”，而武译本和贾译本都译为“我相信”。“我”在情态意义上为句子的主语，但由于“我看”“我相信”之类的表达可视为话语中的插入语，对句子的意义影响不大，实际上承担责任最大的是从句的主语“你”。这种处理方式基本上实现了与原文的等效转化。
（二）语气隐喻
根据Halliday的观点，语气结构主要由两种成分构成：主语（subject）和有限成分（finite）[1]。例如，在句子“I did give you that book”中，“I”为主语，“did”为有限成分。主语和有限成分之间的组合方式决定了语气种类。在陈述句中，主语在前，有限成分在后;反之，则为疑问句。当句子表达“提供（offer）”语气时，无有限成分，如“Let’s give him some help”。命令句同时缺少主语和有限成分，如“Give me that book”。当说话人用一种语气形式来表达另外一种语气功能时，往往会涉及语气隐喻。如用陈述句型表达疑问意义，或用疑问句式表达命令意义等。
在《理智与情感中》中，人物在会话中所使用的语气隐喻是阐释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依据。据笔者统计，整部小说共有23例语气隐喻，其中，16例表达陈述意义，6例表达命令意义，1例表达提供意义。Elinor、Marianne主要是通过陈述语气来表达她们对于财富、婚姻与物质享受的看法;同时，通过命令语气向对话的另一方强调自己的心理感受，以展示女性思想的独立性。
在三个译本中，原文的语气功能都得到了保留。不过，由于汉语语气结构的特殊性，语气结构的具体实现形式有所不同。徐晶凝指出，汉语的语气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语调、语气助词、语气副词、叹词、句法格式等[16]。这里，主要对语气助词和语气副词进行分析。
汉语中的语气副词和语气种类并非一一对应。一些語气副词，如“那么”“难道”“怎么”等，既可以出现在陈述句中，也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甚至还会出现在祈使句中。这是因为语气副词并非用来决定语气种类，而是用来修饰语气程度。相较而言，语气助词在决定语气种类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吗”“呢”一般位于疑问句末尾，如“他写了吗？”“吧”一般则位于祈使句句尾，如“快写吧。”“啊”更多的时候是用在感叹句句尾，如“写得真快啊！”
我们对《理智与情感》三个译本中的语气隐喻的重构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表6、表7所示：
从表6、表7可以看出，译者在运用语气副词方面较为一致，分别使用了15、14、13个语气副词;但在语气助词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分别为12、5、16个。这可能是因为在汉语的语气表达上，语气助词往往可以省略，它所承担的语气功能可以从语境中推测出来;而语气副词作为强化语气程度的重要手段，一般不宜省略。
在原文23例语气隐喻中，Marianne和Dashwood夫人分别使用了8次和7次，Jennings太太则使用了5次。在小说中，这三个人均属于情感丰富、富于热情的人物类型，所以使用的语气隐喻较多。例如：
（4）第十章：“Elinor，”cried Marianne，“Is this fair？Is this just？Are my ideas so scanty？…”
孙译本：“埃莉诺，”玛丽安嚷道，“这样说公平吗？合理吗？我的思想就这么贫乏？……”
武译本：玛丽安喊了起来：“你这话能算公平？能算合理？难道我的思想就这么贫乏？……” 賈译本：“埃莉诺，”玛丽安嚷起来，“你这话公平吗？合理吗？难道我的思想就这么贫乏？……”
在例（4）中，Elinor怀疑Marianne和Willoughby的感情关系，Marianne对此十分生气。她使用了一系
列的反问句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Is this fair？”
和“Is this just？”这些形式上的疑问句实际用来陈述特定的观点，即“This is unfair.”和“This is not just.”这种语气隐喻的表达凸显了Marianne的不满情绪。在三个译本中，语气隐喻的表达略有差异。孙译本和贾译本都运用了语气助词“吗”和语气副词“这么”。孙译本没有使用语气副词“难道”，而武译本根本没有译出语气助词。可以说，孙译本、武译本的上述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物的情感表达。整体来看，贾译本对原文语气的保留要更为完整。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翻译中重构语法隐喻时，不同译者有着类似的倾向性。在翻译经验隐喻时，译者倾向于把原文的隐喻表达转化成汉语的动词词组，而非对应的汉语隐喻表达方式。在处理原文的逻辑隐喻时，译者更倾向于保留过程型隐喻，而省略短语过程型隐喻。面对情态隐喻，他们更偏向于把原文的隐喻表达形式用不同的方法“去隐喻化”，尽管不同的译者在具体的操作上有所不同。在翻译语气隐喻时，译者经常使用汉语的语气副词和语气助词来表达隐喻含义，其中，使用前者的倾向性比后者更为明显。
本文对语法隐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在翻译中的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而这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涉及。尽管如此，本文在很多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翻译语料的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使相关数据更具普遍意义。第二，统计方法需要进一步改善，人工检索的方式难免会有遗漏和错误，如果能够实现精确的机器标注，将会极大地提高数据的准确性。第三，把认知语言学、语法隐喻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从认知角度分析译者在重构语法隐喻时的认知动机，将会对相关的跨学科发展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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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婺，吴玲娟.概念隐喻视角下的科技文本翻译[J].上海翻译，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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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uctur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Stylistics
Yan Haoran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study of restructur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 with a case study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stylistics. The study will be carried out with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novel that are mainly attributed by grammatical metaphor， and furthermore， the three translation versions will be evaluated by means of the techniques which the translators use to transform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light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aims to reveal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literary works and the translators’ preferred strategies in restructur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Key words：grammatical metaphor;functional stylistics;statistical analysis;translation strategies
关键词：语法隐喻;功能文体学;数据统计;翻译策略
一、引言
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的结合由来已久，而功能文体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则大多从元功能出发，对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及物性系统、情态系统、衔接系统转换问题进行探讨。语法隐喻作为功能语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2]，也成为了相关翻译研究的对象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语法隐喻的翻译研究，大都把原文和译文各自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类描述原文本的语法隐喻现象;然后对原文中语法隐喻所对应的译文部分进行论述，分析译文部分是否存在语法隐喻现象;最后，对比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并对其进行解释。相关的文献有陈夏南对商务英语合同翻译的研究[3]，肖英、吕晶晶对学术语篇翻译的研究[4]，许婺、吴玲娟对科技文本翻译的研究[5]，潘玥、方文礼对诗歌翻译的研究[6]，黄国文对翻译文本中交际目的的研究[7]，邓玉荣、曹志希对《红楼梦》翻译的研究[8]等。此外，林正军、王克非提出了一种跨语言视角的翻译研究模式。作者认为，语义的普遍性和语言形式的差异性是导致语法隐喻产生的重要因素，跨语言间同样存在语法隐喻现象。跨语言表达相同命题意义的不同表达式之间存在隐喻关系，这些表达式所体现的表述意义之间存在转喻性的语义关系，表达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形式差异。他们分别从词汇、语法、语篇三个方面讨论了跨语言语法隐喻，并且从语境、种群认知差异、语言三个因素出发，探究产生跨语言语法隐喻的原因[9]。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相关翻译研究对于语法隐喻的分类尚不完整，研究者们只是笼统地根据元功能进行区分，或只是单纯地从词性区分，或对其进行纯语义层面的区分。同时，语法隐喻的翻译研究所采用的语料较为单一，多为非文学文本。在针对文学文本的相关研究中，小说文本也比较少见，且缺乏语料的系统性。鉴于与语法隐喻相关的翻译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尝试在功能文体学视角下，对小说翻译中语法隐喻在译文的重构问题进行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语法隐喻采用更为清晰的分类方法，同时，本研究将采用完整的小说文本语料库，对小说的语言、情节、主题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文体分析。
二、语法隐喻理论与分类
“语法隐喻”这一概念是由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1]一书中首次提出的，随后在该书的第二版[1]和第三版[2]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Halliday最初提出语法隐喻时，把语法隐喻看作是表达意义的一个变体[1]（P342）。根据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语言系统是由音系层、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三个符号系统构成的，而语法隐喻实现于词汇语法层。词汇语法层在实现语义表达时有两种方式：一致式（congruent form）和非一致式（incongruent form），也可以分别称为非隐喻式和隐喻式（metaphorical form），后者即为“语法隐喻”概念所指。所谓“一致式”，通常是指一种较为常规的语法表达方式，如名词指代参与者、动词体现过程、形容词体现事物特征、介词副词体现时间地点方式等环境状态特点。而非一致式（隐喻式）则偏离常规的语法表达方式，使语法成分出现错位表达，如名词体现过程、动词表达逻辑关系，大多表现为名词化和动词化现象。朱永生、严世清把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化”“图式”概念和“语法隐喻”相联系，认为韩礼德所说的“一致式”相当于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进而指出，“隐喻式”的定义范围可涵盖其他一切偏离原型的语法现象[10]。
下面，我们将重点分析两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暂不讨论。涉及的语法隐喻会在相应的元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其中，概念语法隐喻（Ideational Grammatical Metaphor）可分为经验隐喻（Experiential Metaphor）和逻辑隐喻（Logical Metaphor），人际语法隐喻（Interpersonal Grammatical Metaphor）可分为语气隐喻（Mood Metaphor）和情态隐喻（Modality Metaphor）。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理智与情感》的三个译本分别为孙致礼译本（下文简称“孙译本”）[11]、贾文浩和贾文渊译本（下文简称“贾译本”）[12]和武崇汉译本（下文简称“武译本”）[13]。
三、概念语法隐喻在译文中的重构
（一）经验隐喻
经验隐喻是对经验事物的范畴化，主要涉及名词化过程。通过隐喻化，过程（process）和性质（quality）被隐喻为名词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经验隐喻所生成的名词概念为抽象概念。在一致式（congruent form）中，过程与性质作为抽象的范畴，自身不易为人们所理解。通过经验隐喻，我们能够把这种抽象的意义转化为特定的物质概念，便于在大脑思维中进行加工和识解。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讨论经验隐喻中的两种名词化过程：过程的物化（process as thing）和性质的物化（quality as thing）。前者主要涉及句子层面的語法转换，后者则局限在短语上。
经验隐喻往往在小说叙事中起到构建特定文本世界的作用。读者通过经验隐喻能够理解叙述者的意图，体会人物的性格特点。在《理智与情感》中，经验隐喻的分布情况与小说的叙事结构联系紧密。例如，小说的前三章主要涉及背景知识、人物、时间的介绍，共有19例涉及名词化的经验隐喻。相比而言，人际语法隐喻只有8例。通过考察三个译本对相关经验隐喻的翻译策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数据： 从表1中可以看出，译文对于原文经验隐喻的重构有四种方法：保留名词化、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省略。三个译本对于四种方法的使用频率较为相似。三位译者所偏爱的翻译策略均是把经验隐喻译为对应的动词短语。在三种译本中，使用动词短语翻译经验隐喻的比例分别为57.9%、63.2%和47.4%。保留名词化是指译者没有消解原文中的经验隐喻，这一翻译策略排在第二位，三种译本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6.3%、26.3%和31.6%。形容词短语和省略这两种翻译策略在译本中较为少见，尤其是省略，在孙译本和武译本中均没有出现。
下面，我们将通过具体例证对经验隐喻在译本中的重构进行讨论。例如：
（1）第一章：His attachment to them all increased. The constant attention of Mr.and Mrs.Henry Dashwood to his wishes，which proceeded not merely from interest，but from goodness of heart，gave him every degree of solid comfort which his age could receive;and the cheerfulness of the children added a relish to his existence.（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孙译本：他越来越喜欢他们。亨利·达什伍德夫妇不仅出自利害关系，而且由于心地善良，对他总是百般照顾，使他晚年享尽了天伦之乐。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武译本：他对他们的依恋日益加深了。亨利·达什伍德夫妇经常关心他，让他称心如意，这不仅是出于利害关系，也是因为他们心地好，所以他享受的了这般年岁的人应有的一切生活安逸，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增添了生活乐趣。
贾译本：[老先生]对他们的喜爱便与日俱增。亨利·达什伍德夫妇始终对他悉心照料，这倒并非仅仅出于利害关系，夫妇俩本来就心地善良。把这位老人照顾得心满意足，让他安度晚年，过的舒舒服服。欢蹦乱跳的孩子更增添了他生活的乐趣。
小说的第一章介绍了Dashwood继承财产的事情。Dashwood夫妇把大部分财产都分给了大儿子John Dashwood，而其他孩子分到的很少。例（1）中的名词化现象分布比较密集，如“his attachment”“the constant attention”和“the cheerfulness”等。这种经验隐喻方式让叙事变得更加客观，淡化了主观色彩。“His attachment to them all increased”，所对应的一致式表达为“He is more and more attached to them all”。名词“attachment”由动词“attach”的经验隐喻化形成，原有的动态过程变为静态的抽象概念。这种“过程的物化”在“The constant attention of Mr. and Mrs. Henry Dashwood…”一句中也同样存在。该句的一致式表达为“Mr. and Mrs. Henry Dashwood constantly attended to his wishes and it made him solidly comfortable.”經验隐喻将过程行为“attend”名词化为“attention”。同理，“cheerfulness”也可视为“cheerful”隐喻化的结果。名词化的成分大多位于句首，充当已有信息，叙述者默认读者对这种内容已经知晓并且没有异议。本例中，Dashwood夫妇所表达的关心（attention）和孩子们的快乐（cheerfulness）都让人觉得遗产会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孩子，然而结果却与之相反，只有大儿子得到了遗产。经验隐喻强化了这种反差的效果，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情感反应。关于这一问题，可具体参见Gerrig的相关研究[14]。
在孙译本中，“attachment”被译为动词“喜欢”，而“cheerfulness”被译为形容词“天真烂漫的”。在武译本中，“attention”翻译为动词“关心”。在贾译本中，“constant attention”被译成动词词组“悉心照料”，“cheerfulness”对应为形容词“活蹦乱跳的”。从中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中多将名词化的词语“去名词化”，即把经验隐喻生成的名词概念恢复为原有的一致式形式。这种去名词化、去隐喻化的翻译策略可归结于英汉语篇行文习惯的区别。在英语语篇中，名词化可以使其更加客观，更为可信。而在汉语语篇中，提高可信度凭借的是正式的用词，而非名词化。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为了译文的自然流畅，大多采取了“去名词化”的策略。
（二）逻辑隐喻
Martin认为，逻辑隐喻可以把复合句“降级”为简单句。也就是说，逻辑隐喻通过把显性的逻辑关系转化为隐性的逻辑关系，让两个及物性过程融合为一个过程[15]。逻辑隐喻不仅涉及名词化，有时还涉及动词化。如时间、因果、条件、让步的逻辑关系，在一致式中表现为“when”“as”“if”之类的连词，而在隐喻式中则以短语形式出现，如介词短语、名词短语、动词短语等。
《理智与情感》的语言风格较为平实，大多数的逻辑关系使用一致式的连词表达。因此，与经验隐喻相比，逻辑隐喻的出现频率较低。尽管如此，逻辑隐喻在小说中仍然起着重要的文体作用。基于Martin的分类，《理智与情感》中的逻辑隐喻可分为三大类：短语过程型隐喻（Phrasal-process）、过程型隐喻（Process）和事物型隐喻（Thing）。短语过程型隐喻有due to、on等形式，其隐喻化程度最低。过程型隐喻包括动词（词组）lead to、follow等，往往涉及动词化。事物型隐喻则是用名词词组表达逻辑含义，如the result、the reason和the consequence of this，其隐喻化程度最高，大多涉及名词化。 在《理智与情感》中，通过人工检索，共发现32例逻辑隐喻。其中，25例为过程型隐喻，5例为短语过程型隐喻，2例为事物型隐喻。具体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过程型隐喻不仅包括隐含逻辑关系动词，如render、make、attach、cause、follow，还有表达情态意义的动词词组，如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must have struck。在处理逻辑隐喻时，译者主要采用了四种翻译策略：去隐喻化、逻辑转换、逻辑省略和逻辑对等。去隐喻化是指把逻辑隐喻化的表达方式变为一致式（非隐喻式）。比如，动词“cause”是过程型逻辑隐喻，用一致式的汉语连词“因为”来翻译，使其去隐喻化。逻辑转换指用一种逻辑词来代替另一种逻辑词，比如，把因果关系表达转化为条件关系表达。逻辑省略即省略逻辑词汇，把隐含的逻辑关系放在具体语境中去理解。逻辑对等策略主要用在源语和目标语具有对等的逻辑表达方式的情况下。三个译本对《理智与情感》逻辑隐喻的重构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三个译本针对不同的逻辑隐喻的重构有着类似的策略。对于过程型隐喻，三个译本都偏向于使用双语的逻辑对等词汇，所占比分别为72%、72%和68%，而逻辑转换的策略最为少见。三个译本对短语过程型隐喻的重构均偏向于使用逻辑省略策略，占比都为60%。由于事物型隐喻在原文出现较少（仅有两例），数据分析的意义不大，但仍可看出，三个译本对其均使用了逻辑对等词翻译。例如：
（2）第二十六章：This，and the manner in which it was said，immediately brought back to her remembrance all the circumstances to his quitting that place，with the uneasiness and suspicions they had caused to Mrs.Jennings…
孙译本：他这句话，以及他说这句话的那副神态，顿时使埃莉诺想起了他当初离开巴顿时的情景，想起了这些情景给詹宁斯太太带来的不安和怀疑……
武译本：这些话，和他说话的神情，立刻使她想起他离开巴登时的一切情况，当时引起了詹宁斯太太不安和怀疑……
贾译本：他的这番话以及他交谈的神情，立刻让她回忆起他当时离开那个地方的情况，詹宁斯太太当时曾起过疑心……
在例（2）中，Elinor和Brandon对Willoughby的事情进行了讨论。这段话也为小说后半部分揭示Willoughby的品行埋下了伏笔。这里，除了涉及上文讨论的经验隐喻外，还多次出现了逻辑隐喻。后半句“with the uneasiness and suspicions they had caused to Mrs.Jennings”中的“uneasiness”和“suspicion”，均为经验隐喻的产物，对应的一致式应为“uneasy”和“suspicious”。通过隐喻化，“uneasiness”和“suspicion”作为中心词，被从句“they had caused to Mrs.Jennings”所修饰。从句中的“cause”为因果关系词的动词化的结果。这一逻辑隐喻现象的出现与经验隐喻有紧密的关系：经验隐喻使得句子的谓语部分名词化，迫使句子的其他成分动词化来充当谓语。同理，例（2）主句部分的谓语动词词组“bring back”也隐含了逻辑关系。将句子去隐喻化，可得到一致式“Since he said these words in such way，she remembered everything related to the day he suddenly left the place”。在經验隐喻和逻辑隐喻的共同作用下，语法结构由复合句变为简单句，充当主句成分。
同时，三个译本对例（2）中逻辑隐喻的处理方式，在局部也有所不同。在孙译本和武译本中，均将“bring back”翻译为使役动词“使”;在贾译本中，则翻译为“让”。汉语中的使役动词与行为动词并不相邻，往往表达一种逻辑关系。而在英语中，这两种动词的意义可以包含在同一个动词中。因此，三个译本中的使役动词可视为“bring back”的逻辑关系对等词。针对“cause”一词的翻译，三个译本的策略也不一致。孙译本和武译本使用了逻辑对等词“带来”和“引起”，而贾译本直接将其省略，让读者从语境中体会原文的逻辑关系。作为形合语言，英语十分依赖关系连词。相比之下，汉语注重意合，较少使用显性关系连词。例（2）原文的前半句结构较为简单，在翻译中不需要做过多调整;后半句在语法上更为复杂，在译为汉语时，需要省略掉部分关系连词，以降低逻辑隐喻的程度。
四、人际语法隐喻在译文中的重构
（一）情态隐喻
Halliday指出，由于情态隐喻的形式不太固定，说话者在表达意图和个人态度时必然会使用多种方式的隐喻[2]（P616）。情态的表达方式可以分为四类：主观显性（subjective explicitness）、主观隐性（objective explicitness）、客观显性（objective explicitness）和客观隐性（objective implicitness）。其中，隐性表达为一致式，显性表达为隐喻式。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小说中的会话情态表达对塑造小说人物形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理智与情感》的前两卷，通过人工筛选，共发现72例情态隐喻，其中，60例为主观显性隐喻，12例为客观显性隐喻。小说人物通过使用不同的情态隐喻，来表达特定的观点和情感。例如，第二章中关于John Dashwood的一段内心独白：“It would be absolutely unnecessary， if not highly indecorous， to do more for widow and children of his father than such kind of neighbourly acts as his own wife pointed out.”从中可以看出，John Dashwood并不想用获得的遗产来帮助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们。主句“It would be absolutely unnecessary”是“He should not”的情态隐喻表达式。尽管句首用了“it”作形式主语来体现客观色彩，但语义上所表达的冷酷情感与形式上的客观表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突出强调了John Dashwood冷漠自私的品性。 三个译本对原文的情态隐喻采取了多种翻译策略，或是加以保留，或是转换为非隐喻式，或是降低隐喻化程度。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仅统计了小说的四个主要人物。具体数据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四个主要人物在对话中均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情态隐喻来表达自身的情感，其区别主要是在于主观性隐喻和客观性隐喻的使用频率上。John Dashwood为了表明自己观点的合法性，让大家都接受财产的分配状况，刻意使用了较高比例的客观性隐喻，在7个隐喻中，有3个客观性隐喻。相较而言，Marianne和Elinor的主观性隐喻使用更为频繁，在10个隐喻中，有8个为主观性隐喻，体现出她们丰富的内在情感。Lucy所使用的13个情态隐喻，全为主观性隐喻，形象地表现出她在情感方面的浮夸和虚伪。
在翻译情态隐喻时，三个译本均倾向于使用汉语的情态对等词，尽量保留情感隐喻的表达，其比例分别为60%、75%和67.5%。相对而言，孙译本在处理涉及不同人物的情态隐喻时，使用的方法更为均衡化、多样化。如在Elinor所涉及的8例主观隐喻中，孙译本使用了7例汉语对等表达来保留隐喻。在Lucy涉及的13例主观隐喻中，孙译本仅保留了6例隐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孙译本针对不同的小说人物使用了差异化的翻译策略。
（3）第二章：I believe you are right， my love…
孙译本：亲爱的，我看你说得对……
武译本：亲爱的，我相信你说得对……
贾译本：我相信你说得对，亲爱的。
在例（3）的语境中，John Dashwood和妻子讨论关于帮助母亲和妹妹们的事情。尽管自己不愿意去帮助她们，他还要设法遮掩这种行为，装作是附和妻子的想法。这里，John使用情态隐喻对个人观点进行了修饰，使之不那么突兀。“I believe”作为隐喻化的主句，表达对另外一种观点的态度，这就让自己的观点变为了从句观点的附和，从而降低了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该句的非隐喻式可视为“you are definitely right”。相较而言，后者的“you”则承担了更多的话语责任。通过这种表达方式，John一方面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冷酷无情，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自己在获得遗产后对财产的支配权利。
在三个译本中，情态隐喻基本上都译为了汉语中对等的情态隐喻表达。孙译本把“I believe”译为“我看”，而武译本和贾译本都译为“我相信”。“我”在情态意义上为句子的主语，但由于“我看”“我相信”之类的表达可视为话语中的插入语，对句子的意义影响不大，实际上承担责任最大的是从句的主语“你”。这种处理方式基本上实现了与原文的等效转化。
（二）语气隐喻
根据Halliday的观点，语气结构主要由两种成分构成：主语（subject）和有限成分（finite）[1]。例如，在句子“I did give you that book”中，“I”为主语，“did”为有限成分。主语和有限成分之间的组合方式决定了语气种类。在陈述句中，主语在前，有限成分在后;反之，则为疑问句。当句子表达“提供（offer）”语气时，无有限成分，如“Let’s give him some help”。命令句同时缺少主语和有限成分，如“Give me that book”。当说话人用一种语气形式来表达另外一种语气功能时，往往会涉及语气隐喻。如用陈述句型表达疑问意义，或用疑问句式表达命令意义等。
在《理智与情感中》中，人物在会话中所使用的语气隐喻是阐释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依据。据笔者统计，整部小说共有23例语气隐喻，其中，16例表达陈述意义，6例表达命令意义，1例表达提供意义。Elinor、Marianne主要是通过陈述语气来表达她们对于财富、婚姻与物质享受的看法;同时，通过命令语气向对话的另一方强调自己的心理感受，以展示女性思想的独立性。
在三个译本中，原文的语气功能都得到了保留。不过，由于汉语语气结构的特殊性，语气结构的具体实现形式有所不同。徐晶凝指出，汉语的语气表达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语调、语气助词、语气副词、叹词、句法格式等[16]。这里，主要对语气助词和语气副词进行分析。
汉语中的语气副词和语气种类并非一一对应。一些語气副词，如“那么”“难道”“怎么”等，既可以出现在陈述句中，也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甚至还会出现在祈使句中。这是因为语气副词并非用来决定语气种类，而是用来修饰语气程度。相较而言，语气助词在决定语气种类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吗”“呢”一般位于疑问句末尾，如“他写了吗？”“吧”一般则位于祈使句句尾，如“快写吧。”“啊”更多的时候是用在感叹句句尾，如“写得真快啊！”
我们对《理智与情感》三个译本中的语气隐喻的重构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表6、表7所示：
从表6、表7可以看出，译者在运用语气副词方面较为一致，分别使用了15、14、13个语气副词;但在语气助词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分别为12、5、16个。这可能是因为在汉语的语气表达上，语气助词往往可以省略，它所承担的语气功能可以从语境中推测出来;而语气副词作为强化语气程度的重要手段，一般不宜省略。
在原文23例语气隐喻中，Marianne和Dashwood夫人分别使用了8次和7次，Jennings太太则使用了5次。在小说中，这三个人均属于情感丰富、富于热情的人物类型，所以使用的语气隐喻较多。例如：
（4）第十章：“Elinor，”cried Marianne，“Is this fair？Is this just？Are my ideas so scanty？…”
孙译本：“埃莉诺，”玛丽安嚷道，“这样说公平吗？合理吗？我的思想就这么贫乏？……”
武译本：玛丽安喊了起来：“你这话能算公平？能算合理？难道我的思想就这么贫乏？……” 賈译本：“埃莉诺，”玛丽安嚷起来，“你这话公平吗？合理吗？难道我的思想就这么贫乏？……”
在例（4）中，Elinor怀疑Marianne和Willoughby的感情关系，Marianne对此十分生气。她使用了一系
列的反问句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Is this fair？”
和“Is this just？”这些形式上的疑问句实际用来陈述特定的观点，即“This is unfair.”和“This is not just.”这种语气隐喻的表达凸显了Marianne的不满情绪。在三个译本中，语气隐喻的表达略有差异。孙译本和贾译本都运用了语气助词“吗”和语气副词“这么”。孙译本没有使用语气副词“难道”，而武译本根本没有译出语气助词。可以说，孙译本、武译本的上述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物的情感表达。整体来看，贾译本对原文语气的保留要更为完整。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翻译中重构语法隐喻时，不同译者有着类似的倾向性。在翻译经验隐喻时，译者倾向于把原文的隐喻表达转化成汉语的动词词组，而非对应的汉语隐喻表达方式。在处理原文的逻辑隐喻时，译者更倾向于保留过程型隐喻，而省略短语过程型隐喻。面对情态隐喻，他们更偏向于把原文的隐喻表达形式用不同的方法“去隐喻化”，尽管不同的译者在具体的操作上有所不同。在翻译语气隐喻时，译者经常使用汉语的语气副词和语气助词来表达隐喻含义，其中，使用前者的倾向性比后者更为明显。
本文对语法隐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在翻译中的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而这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涉及。尽管如此，本文在很多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翻译语料的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使相关数据更具普遍意义。第二，统计方法需要进一步改善，人工检索的方式难免会有遗漏和错误，如果能够实现精确的机器标注，将会极大地提高数据的准确性。第三，把认知语言学、语法隐喻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从认知角度分析译者在重构语法隐喻时的认知动机，将会对相关的跨学科发展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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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uctur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Stylistics
Yan Haoran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study of restructur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literary translations， with a case study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stylistics. The study will be carried out with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novel that are mainly attributed by grammatical metaphor， and furthermore， the three translation versions will be evaluated by means of the techniques which the translators use to transform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light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aims to reveal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literary works and the translators’ preferred strategies in restructuring grammatical metaphor.
Key words：grammatical metaphor;functional stylistics;statistical analysis;translation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