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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光辉。
一件古董文物可以钩沉出一串历史故事。
在上饶市城区唯一的一家私人博物馆—一上饶林和顺博物馆里，珍藏了一把乾隆年间制作的矾红双龙刻画压指茶壶。上面印有“顺林叔惠存，侄，步青敬赠廿七年夏月”黑色题款。
这把茶壶，在该馆数以千计的藏品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所蕴藏的故事，不仅可让该馆德位相配，名垂千古，还能让上饶人在抗日的炮火声中，大义、大勇、大德帮助浙江大学西迁的侠肝义胆，昭示天下，为上饶的抗战历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牵出这个故事的是浙江大学一名在读的学生，他于2017年7月的一天，参观上饶林和顺博物馆，在这把茶壶面前饱含深情地久久凝视，他问道：“茶壶上落款的‘步青’是否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过浙大教务长的苏步青？”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想为什么赠送这把茶壶给上饶的林和顺呢？而且在落款中，以叔侄相称，亲密有加。这位有心的学生把这个重大发现带回浙大，引起浙大官方的重视，钩沉起了对80年前的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话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14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杭州，把杭州推进了火海之中。浙江大学的师生以学报国，起初还临危不惧，警报响起即疏散，警报过后又进教室坚持上课。可是到了11月15日，敌寇在浙江，江苏两省交界的宝山卫金公亭强行登陆，离杭州只有120公里的路程，情急之下，浙江大学才决定举校西迁。
浙大西迁第一站是浙江的建德。1937年11月11日，蒋介石钦点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兼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并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分三批出发，搬进建德。
战事吃紧，国民党当局节节败退。12月24日，杭州沦陷，建德不保，浙大的师生们只好含恨撤离建德，离开浙江故土，像难民似的，迷迷茫茫地向上饶走来。
当时，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余人，加上教职员工及家属共有近千人，还有随行的700多箱图书仪器，前有大山阻挡，后有日军追逼，队伍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走到金华又碰上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校长竺可桢身旁不远处，炸死几名学生，竺校长也险些送命。
随着敌机轰炸，日寇即将占领金华的消息疯传，浙大师生们人心惶惶，急切地希望能早日离开，可是，浙赣铁路忙于运兵，客货列车均已停开，逃难的平民滚滚如潮，浙大师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缺医少药，陷入困境。为了避敌机轰炸，还得东躲西藏，别说上课，连保命都难。
为此，师生们开始分批向江西腹地撤离。大家各尽其能，各显神通，有的哀求搭乘顺道的运兵的汽车前行，有的沿着铁路步行，还有少数则爬煤车，零零落落，三五成群，犹如散兵游勇，惨不忍睹。
此外，有一部分还滞留在建德的师生也从水道乘船直抵衙县，转至常山，再爬山越岭赴江西。几经周折，大部分师生于12月29日陆续抵达江西上饶的玉山。
上饶的玉山是江西的东大门，是浙大西迁的必经之地。正常隋况，乘火车通行，呼啸而过，也许与上饶没有半点关系，但这次浙大师生大批涌入上饶，是在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进出上饶就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了。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形势下有谁给你管供后勤保障，谁给你备足粮草，医药？官方无人管，军方也无人管，怎么办？让浙大千余名师生冻死，饿死，炸死在上饶？
谁也想不到，在这关乎浙大干余师生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时刻，是江西上饶广丰人林和顺挺身而出，以主人翁的姿态站了出來，带领商业同行的兄弟们包揽了浙大师生的吃住，医疗，衣被，直至最后顺利乘火车出境西行。从1937年12月29日至1938年1月8日，整整管了11天。
原来，就在浙大千余名师生流入上饶的前十几天，即1937年12月6日，林和顺接到浙江龙游一朋友的电报，大意是需要他在上饶帮助接待一批浙江大学西迁的师生。这份电报是以个人名义发来的，不代表官方更不代表军方，这就意味着林和顺的接待也只能是个人名义。用个人的钱财，靠个人的本事。
林和顺是一个做军粮生意的大商户，是当地显赫一时的商界名流，因与这位发来电报的龙游朋友有食盐业务往来，关系熟稔，相敬如宾。而这位龙游客商与祖籍浙江、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的苏步青交情深厚。林和顺接到这份电报，心知肚明，肯定是这位龙游朋友受了苏步青先生的重托，把这份千斤重担托付他了。
在那日寇横行，国破山河碎的年月，一个无官无职的生意人，就凭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份电报，便要破费自家的巨额钱财，还得顶着日后被日本鬼子问罪的巨大风险，接待浙江大学西迁师生，对于林和顺而言，无疑是人生一次巨大的考验与挑战。他不接这项委托，无非是得罪了一个朋友，他接下这份差事，一切后果都可能发生。
当林和顺读完这几十个字的电报时，面色凝重，又惊又喜，惊的是近千人的庞大规模吃、喝、住、行、安全，要接待好，犹如泰山压顶，担子太重;喜的是能得到商界朋友的如此信任，为浙大西迁做点好事，这是民族大义，困难再大也值得。于是，林和顺毅然决然地接过了龙游朋友的接力棒，在上饶安排好各商铺的事宜后，立马返回玉山县城的林家弄店铺和通知广丰老家湖丰镇，动员家人及其他乡绅一道协力同心，腾出房舍，准备粮、油、蔬菜，做好接待事宜。林和顺考虑到把浙大师生放在乡下老家去接待更安全。
经过十来天的精心准备，终于迎来了浙大西迁的上千余名师生和家属。林和顺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妥当众人的吃、住、用，及看病问诊。当晚林和顺还杀猪宰羊，大摆酒宴。次日，又上门送去油、盐、柴、米和蔬菜，同时还停下当地的私塾，腾出课堂，供浙大的学生上课开讲，在流亡中不停学业。
原计划这支西迁大军在上饶稍事休整便会开拔，谁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大雪让师生动弹不得，望天兴叹。比风雪天更为恶劣的是浙大师生的西迁，引起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严重关注，他亲自下达追杀令，一定要堵住浙大师生进入江西腹地。当时杭州的览桥机场已被日军控制，日军昼夜不停地从览桥机场派遣飞机轰炸金华，旨在夺下临近江西上饶的龙游机场，从而打开进军江南腹地之路，截住西迁的浙大师生。为了达此目的，日军派遣了大批的特务尾随师生，在师生临时驻地上饶，每日假扮成小商小贩的特务分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此地不可久留，多住一晚就多一份危险”，这是竺可桢校长和苏步青教务长的共识。为此，竺可桢拿着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长官的手令，急切地找当时驻守上饶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部队，恳求安排火车西下。没想到竞碰了钉子，吃了闭门羹。为此竺可桢深恶痛疾，在他一篇回忆录中曾叹息：在上饶求爹爹拜奶奶都无济于事。风雪无情情可原，军方绝情天不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竺可桢通过苏步青介绍又找到林和顺，要求他帮助联系弄些火车车皮。竺推测，年过古稀的林和顺，作为富甲一方的商贾名人，说不定有办法说服当地军务长官和政府要人为可怜的师生们弄到西迁的火车。林和顺也为难，他心想，竺可桢校长拿到国民党行政院的手令都无济于事，我一个商人又有多大能耐呢？他本可一推了之，但林和顺于心不忍，又接过了这块烫手的山芋。他立即拍电报给上海的外孙女婿程荣昌，请他想办法帮忙，以解燃眉之急。
程荣昌是当时的上海水上警察署署长，他与军统同学张超，周永年均出自戴笠门下，关系甚密。而张超时任第三战区政治督导室专员，周永年时任第三战区运输处少将处长亦是时任第三战区主管运输部队的少将参议何绍九的亲信。前门不通后门开，林和顺利用亲戚关系打开了军方的后门，在张超，周永年以及何绍九等当地军界“大佬”的斡旋下，浙大师生看到了希望。
1938年1月6日，张超和周永年等协调出第三战区司令部运输第四总队一列运送武器的军车，共计14节车厢，将车上的武器一一卸下，还给每一名校官都佩戴由运输第四总队特制分发的徽章，作为护送浙大师生进入火车站军事禁区的通行标志，确保运送师生专列安全。
运送师生的专列落实了，但铁路遭到日军的飞机轰炸，很多路段损毁严重，抢修铁路又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参与抢修铁路的是陆军独立工兵一团，隶属第三战区，他们认定“只要保护好这批文化人人脉，中华民族复兴才有希望”的崇高信念，发出誓言，只要工兵团在，日军炸路炸到哪，我们就抢修到哪，一定保证铁路畅通。
1938年1月7日，工兵团连夜抢通了浙赣线所有被炸毁的路段，开通后的第一趟列车就是运送浙江大学师生专列。
为了甩掉多如牛毛的特务们的破坏活动，让专列顺利开出，足智多谋的林和顺当晚还巧施“迷魂阵”，请了一班道士大摆香案做道场，手舞足蹈驱邪避灾，还请了当地赣剧班，吹吹打打，唱曲演戏，以掩人耳目。
正当浙大师生在林和顺的鼎力相助下乘专列离开上饶西进时，日军已夺下了临近的龙游机场，他们来不及庆功便得知浙大师生已安全进了江南腹地“西逃”了，恼羞成怒，于1月8日清晨派出三十余架飞机开始报复，对上饶，玉山进行轮番轰炸。據史料记载，上饶水南街蚊虫坑被炸死300余人，皂头小学炸死100余人，玉山四股桥炸死100余人。
上饶的不幸换来了浙大西迁的万幸，从上饶出发护送师生西行的专列把他们安全送到江西樟树，成功脱险。接着又把他们送到了吉安泰和等地，顺利踏上在江西流亡办学之路。后来他们又随着战事变化一路西行，转赴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等偏远山区。浙大在流亡中办学，在流亡中崛起，由原来的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大学发展壮大成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2005年度国家最佳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以及院士谷超豪、胡和生夫妇等科技界的精英。
据不完全统计，浙大西迁期间在校任教及其学生中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及院士的就有50余人。因此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看到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的千难万苦，看到浙江大学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就不难理解，1945年抗战胜利，浙大回迁，竺可桢以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校长的名义专门为林和顺之子林关旺（字秉之）祝寿并赠送匾额。苏步青在浙大西迁离开上饶，为了感谢林和顺的大义、大勇、大德，特意选购了文章开头所述的那把茶壶礼赠林和顺，以志永久纪念。
赠送茶壶习俗，在民国时代最为盛行，所谓“民国一把壶”乃指当时最贵重的礼物是也。所以，苏步青选择了一把茶壶来表达深深的谢意。
林和顺也是个懂得感恩之人，他何尝不知，他一个普通商人能撬动军方，网开一面，为西迁的浙大师生抢修铁路，安排火车，也得感谢相关人士的帮忙。于是他按张超夫妇嘱咐，特意在景德镇烧制了一幅珠山八友之一田鹤仙的瓷板画以谢之。同时林和顺还为抢修铁路有功的陆军独立工兵第一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只特制的瓷杯。
不知是林和顺授意还是其本人的意思，林和顺的外孙女即程荣昌夫人也赠给张超夫人李琦莹一把田鹤仙作画的茶壶。这些礼品现在均收藏在林和顺博物馆中。
一件古董文物可以钩沉出一串历史故事。
在上饶市城区唯一的一家私人博物馆—一上饶林和顺博物馆里，珍藏了一把乾隆年间制作的矾红双龙刻画压指茶壶。上面印有“顺林叔惠存，侄，步青敬赠廿七年夏月”黑色题款。
这把茶壶，在该馆数以千计的藏品中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所蕴藏的故事，不仅可让该馆德位相配，名垂千古，还能让上饶人在抗日的炮火声中，大义、大勇、大德帮助浙江大学西迁的侠肝义胆，昭示天下，为上饶的抗战历史增添光辉的一页。
牵出这个故事的是浙江大学一名在读的学生，他于2017年7月的一天，参观上饶林和顺博物馆，在这把茶壶面前饱含深情地久久凝视，他问道：“茶壶上落款的‘步青’是否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过浙大教务长的苏步青？”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想为什么赠送这把茶壶给上饶的林和顺呢？而且在落款中，以叔侄相称，亲密有加。这位有心的学生把这个重大发现带回浙大，引起浙大官方的重视，钩沉起了对80年前的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话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14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杭州，把杭州推进了火海之中。浙江大学的师生以学报国，起初还临危不惧，警报响起即疏散，警报过后又进教室坚持上课。可是到了11月15日，敌寇在浙江，江苏两省交界的宝山卫金公亭强行登陆，离杭州只有120公里的路程，情急之下，浙江大学才决定举校西迁。
浙大西迁第一站是浙江的建德。1937年11月11日，蒋介石钦点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兼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并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分三批出发，搬进建德。
战事吃紧，国民党当局节节败退。12月24日，杭州沦陷，建德不保，浙大的师生们只好含恨撤离建德，离开浙江故土，像难民似的，迷迷茫茫地向上饶走来。
当时，随校西迁的学生有460余人，加上教职员工及家属共有近千人，还有随行的700多箱图书仪器，前有大山阻挡，后有日军追逼，队伍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走到金华又碰上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校长竺可桢身旁不远处，炸死几名学生，竺校长也险些送命。
随着敌机轰炸，日寇即将占领金华的消息疯传，浙大师生们人心惶惶，急切地希望能早日离开，可是，浙赣铁路忙于运兵，客货列车均已停开，逃难的平民滚滚如潮，浙大师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缺医少药，陷入困境。为了避敌机轰炸，还得东躲西藏，别说上课，连保命都难。
为此，师生们开始分批向江西腹地撤离。大家各尽其能，各显神通，有的哀求搭乘顺道的运兵的汽车前行，有的沿着铁路步行，还有少数则爬煤车，零零落落，三五成群，犹如散兵游勇，惨不忍睹。
此外，有一部分还滞留在建德的师生也从水道乘船直抵衙县，转至常山，再爬山越岭赴江西。几经周折，大部分师生于12月29日陆续抵达江西上饶的玉山。
上饶的玉山是江西的东大门，是浙大西迁的必经之地。正常隋况，乘火车通行，呼啸而过，也许与上饶没有半点关系，但这次浙大师生大批涌入上饶，是在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进出上饶就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了。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形势下有谁给你管供后勤保障，谁给你备足粮草，医药？官方无人管，军方也无人管，怎么办？让浙大千余名师生冻死，饿死，炸死在上饶？
谁也想不到，在这关乎浙大干余师生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时刻，是江西上饶广丰人林和顺挺身而出，以主人翁的姿态站了出來，带领商业同行的兄弟们包揽了浙大师生的吃住，医疗，衣被，直至最后顺利乘火车出境西行。从1937年12月29日至1938年1月8日，整整管了11天。
原来，就在浙大千余名师生流入上饶的前十几天，即1937年12月6日，林和顺接到浙江龙游一朋友的电报，大意是需要他在上饶帮助接待一批浙江大学西迁的师生。这份电报是以个人名义发来的，不代表官方更不代表军方，这就意味着林和顺的接待也只能是个人名义。用个人的钱财，靠个人的本事。
林和顺是一个做军粮生意的大商户，是当地显赫一时的商界名流，因与这位发来电报的龙游朋友有食盐业务往来，关系熟稔，相敬如宾。而这位龙游客商与祖籍浙江、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的苏步青交情深厚。林和顺接到这份电报，心知肚明，肯定是这位龙游朋友受了苏步青先生的重托，把这份千斤重担托付他了。
在那日寇横行，国破山河碎的年月，一个无官无职的生意人，就凭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份电报，便要破费自家的巨额钱财，还得顶着日后被日本鬼子问罪的巨大风险，接待浙江大学西迁师生，对于林和顺而言，无疑是人生一次巨大的考验与挑战。他不接这项委托，无非是得罪了一个朋友，他接下这份差事，一切后果都可能发生。
当林和顺读完这几十个字的电报时，面色凝重，又惊又喜，惊的是近千人的庞大规模吃、喝、住、行、安全，要接待好，犹如泰山压顶，担子太重;喜的是能得到商界朋友的如此信任，为浙大西迁做点好事，这是民族大义，困难再大也值得。于是，林和顺毅然决然地接过了龙游朋友的接力棒，在上饶安排好各商铺的事宜后，立马返回玉山县城的林家弄店铺和通知广丰老家湖丰镇，动员家人及其他乡绅一道协力同心，腾出房舍，准备粮、油、蔬菜，做好接待事宜。林和顺考虑到把浙大师生放在乡下老家去接待更安全。
经过十来天的精心准备，终于迎来了浙大西迁的上千余名师生和家属。林和顺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妥当众人的吃、住、用，及看病问诊。当晚林和顺还杀猪宰羊，大摆酒宴。次日，又上门送去油、盐、柴、米和蔬菜，同时还停下当地的私塾，腾出课堂，供浙大的学生上课开讲，在流亡中不停学业。
原计划这支西迁大军在上饶稍事休整便会开拔，谁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大雪让师生动弹不得，望天兴叹。比风雪天更为恶劣的是浙大师生的西迁，引起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严重关注，他亲自下达追杀令，一定要堵住浙大师生进入江西腹地。当时杭州的览桥机场已被日军控制，日军昼夜不停地从览桥机场派遣飞机轰炸金华，旨在夺下临近江西上饶的龙游机场，从而打开进军江南腹地之路，截住西迁的浙大师生。为了达此目的，日军派遣了大批的特务尾随师生，在师生临时驻地上饶，每日假扮成小商小贩的特务分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此地不可久留，多住一晚就多一份危险”，这是竺可桢校长和苏步青教务长的共识。为此，竺可桢拿着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长官的手令，急切地找当时驻守上饶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部队，恳求安排火车西下。没想到竞碰了钉子，吃了闭门羹。为此竺可桢深恶痛疾，在他一篇回忆录中曾叹息：在上饶求爹爹拜奶奶都无济于事。风雪无情情可原，军方绝情天不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竺可桢通过苏步青介绍又找到林和顺，要求他帮助联系弄些火车车皮。竺推测，年过古稀的林和顺，作为富甲一方的商贾名人，说不定有办法说服当地军务长官和政府要人为可怜的师生们弄到西迁的火车。林和顺也为难，他心想，竺可桢校长拿到国民党行政院的手令都无济于事，我一个商人又有多大能耐呢？他本可一推了之，但林和顺于心不忍，又接过了这块烫手的山芋。他立即拍电报给上海的外孙女婿程荣昌，请他想办法帮忙，以解燃眉之急。
程荣昌是当时的上海水上警察署署长，他与军统同学张超，周永年均出自戴笠门下，关系甚密。而张超时任第三战区政治督导室专员，周永年时任第三战区运输处少将处长亦是时任第三战区主管运输部队的少将参议何绍九的亲信。前门不通后门开，林和顺利用亲戚关系打开了军方的后门，在张超，周永年以及何绍九等当地军界“大佬”的斡旋下，浙大师生看到了希望。
1938年1月6日，张超和周永年等协调出第三战区司令部运输第四总队一列运送武器的军车，共计14节车厢，将车上的武器一一卸下，还给每一名校官都佩戴由运输第四总队特制分发的徽章，作为护送浙大师生进入火车站军事禁区的通行标志，确保运送师生专列安全。
运送师生的专列落实了，但铁路遭到日军的飞机轰炸，很多路段损毁严重，抢修铁路又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参与抢修铁路的是陆军独立工兵一团，隶属第三战区，他们认定“只要保护好这批文化人人脉，中华民族复兴才有希望”的崇高信念，发出誓言，只要工兵团在，日军炸路炸到哪，我们就抢修到哪，一定保证铁路畅通。
1938年1月7日，工兵团连夜抢通了浙赣线所有被炸毁的路段，开通后的第一趟列车就是运送浙江大学师生专列。
为了甩掉多如牛毛的特务们的破坏活动，让专列顺利开出，足智多谋的林和顺当晚还巧施“迷魂阵”，请了一班道士大摆香案做道场，手舞足蹈驱邪避灾，还请了当地赣剧班，吹吹打打，唱曲演戏，以掩人耳目。
正当浙大师生在林和顺的鼎力相助下乘专列离开上饶西进时，日军已夺下了临近的龙游机场，他们来不及庆功便得知浙大师生已安全进了江南腹地“西逃”了，恼羞成怒，于1月8日清晨派出三十余架飞机开始报复，对上饶，玉山进行轮番轰炸。據史料记载，上饶水南街蚊虫坑被炸死300余人，皂头小学炸死100余人，玉山四股桥炸死100余人。
上饶的不幸换来了浙大西迁的万幸，从上饶出发护送师生西行的专列把他们安全送到江西樟树，成功脱险。接着又把他们送到了吉安泰和等地，顺利踏上在江西流亡办学之路。后来他们又随着战事变化一路西行，转赴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等偏远山区。浙大在流亡中办学，在流亡中崛起，由原来的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大学发展壮大成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2005年度国家最佳科技奖获得者叶笃正，以及院士谷超豪、胡和生夫妇等科技界的精英。
据不完全统计，浙大西迁期间在校任教及其学生中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以及院士的就有50余人。因此浙江大学被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看到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的千难万苦，看到浙江大学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就不难理解，1945年抗战胜利，浙大回迁，竺可桢以浙江大学和浙江大学校长的名义专门为林和顺之子林关旺（字秉之）祝寿并赠送匾额。苏步青在浙大西迁离开上饶，为了感谢林和顺的大义、大勇、大德，特意选购了文章开头所述的那把茶壶礼赠林和顺，以志永久纪念。
赠送茶壶习俗，在民国时代最为盛行，所谓“民国一把壶”乃指当时最贵重的礼物是也。所以，苏步青选择了一把茶壶来表达深深的谢意。
林和顺也是个懂得感恩之人，他何尝不知，他一个普通商人能撬动军方，网开一面，为西迁的浙大师生抢修铁路，安排火车，也得感谢相关人士的帮忙。于是他按张超夫妇嘱咐，特意在景德镇烧制了一幅珠山八友之一田鹤仙的瓷板画以谢之。同时林和顺还为抢修铁路有功的陆军独立工兵第一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只特制的瓷杯。
不知是林和顺授意还是其本人的意思，林和顺的外孙女即程荣昌夫人也赠给张超夫人李琦莹一把田鹤仙作画的茶壶。这些礼品现在均收藏在林和顺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