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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见到克拉拉，是在两年前，1895年的10月，我从迈宁根（Meiningen）路过她在柏林的家，在那里逗留了一整天。早上，在和煦的阳光下，她为我演奏了巴赫的一首前奏曲与赋格，接着弹了我两年前的新作——Op. 118小品集中的最后两首：《F大调浪漫曲》和《降E小调间奏曲》。曲中我那千丝万缕的情愫和无法挣脱的困顿只有通过她的指尖才能被一一化解。琴声停驻在怅然若失的降E小调琶音和弦上，而我们依然深深地沉浸在对彼此的解读中，不愿回到现实。我们在音乐中相逢、相知、相怜、相济，转眼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她那被岁月和艰辛风蚀的容颜在我看来依然美丽，尤其是弹完我的作品后脸颊上那抹少女般的绯红，尤其迷人。那天，我请克拉拉的小女儿拿给我她们家的贝多芬奏鸣曲谱，翻到有着一个困惑我多年的音符的那页，看到克拉拉俊秀的笔迹在，我一下子被她的听力、悟性和我们之间的灵犀相通所感动了。多年来，我对贝多芬所有版本上的这个谬误总是耿耿于怀，终于在最近亲眼目睹了乐圣的手稿，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没想到，克拉拉连想都不想，早就凭直觉就把这个错音改正了，不愧为我艺术上的指路明灯！同样的依依不舍，同样的拥抱和吻颊告别。没想到，这次竟成永诀！
我的爸爸约翰·雅各布·勃拉姆斯（Johann Jakob Brahms，1806-1872）是一个富有音乐梦想的人。早年他从家乡迪特马尔申县（Dithmarschen）来到汉堡，想在音乐上寻求发展。但在汉堡，他人生地不熟，虽然擅长多门乐器，却只在汉堡的城市交响乐队里谋到一个演奏圆号和低音提琴的职位。后来，这位怀才不遇的外地年轻人遇见了一位年长他十七岁的女裁缝，她不仅免费为他提供住所，还慷慨地接济着他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二十四岁那年，爸爸迎娶了这位恩人，我的妈妈约翰娜·亨丽卡·克丽斯蒂安·尼森（Johanna Henrika Christiane Nissen，1789-1865）。1833年5月7日，我诞生在24 Specksgang，成为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上有姐姐，下有弟弟。
爸爸是第一个发现我有音乐天赋的的人。从牙牙学语开始，他就让我玩他所有的乐器。七岁，我开始跟随奥托·弗雷德里希·威利巴尔德·柯赛尔（Otto Friedrich Willibald Cossel）先生学习钢琴。三年后，柯赛尔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自己的老师——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爱德华·马克森（Eduard Marxen，1806-1887）。马克森先生曾经师从莫扎特的学生塞弗里德（Ignaz von Seyfried），他对德国古典音乐的传统有着崇高的敬畏，让我在巴赫、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中成长。
1847年夏天，一个富有的吉塞曼（Adolph Heinrich Giesemann）家庭邀请我到他们坐落在 Winsen-an-der-Luhe的别墅，给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上钢琴课，并担任当地一个男声合唱团的指挥。这份意外的工作让我倍感欣喜，为教学和排练，我开始创作一些钢琴和合唱的乐曲。11月20日，我受小提琴家伯格菲尔德（Carl Birgfeld）之邀请，在他的音乐会上作为钢琴家首次登台，演奏了塔尔贝格（Sigismond Thalberg）改编的贝利尼《诺尔玛》幻想曲。这次成功的演出让我信心倍增，第二年的9月21日，十五岁的我开了自己的第一场钢琴独奏会，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塔尔贝格和赫尔茨（Herz）的作品。
我的妈妈心灵手巧，可以为全家每一个人做春夏秋冬的衣裤。可以用简单的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可以把坐落在清贫地段的家收拾得干净脱俗，也可以忙中偷闲地阅读文学名著，背诵古文诗歌。虽然她身材矮小，面容苍老，但在我看来却是充满了知性。妈妈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易怒，她发火的对象永远是爸爸，单纯而善良的爸爸十分坦诚，但这种美德在他身上却常常显得愚蠢而可笑。随便举个例子：晴朗的一天，家门大开，爸爸在二楼为乐队的每一个乐器组抄分谱。突然，一个流浪汉走到他面前乞讨，爸爸抬头看了他一眼，一边继续他的工作，一边用浓浓的汉堡口音说：“你进我们这样的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可怜的人，我不能给你任何东西。现在请你出去！麻烦你走的时候别把我挂在客厅的外套拿走，那可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几小时后，爸爸出去散步时，发现那件挂在客厅的外套已经不翼而飞！
小提琴家约阿希姆
沉醉在古典音乐中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父母间不断的争吵既让我感到烦躁，又促使我早早辍学，用自己的才华为家里挣钱。我开始走出家门，走出学校，白天给别人上钢琴课，晚上到舞厅和水手酒吧里弹琴。与此同时，我依然热衷于舞台，定期参加音乐会演出，有时全场独奏，有时为小提琴家伴奏，有时指挥合唱团或交响乐队。雷门伊（雷门伊）是一位从维也纳流亡到汉堡的匈牙利小提琴家，他年长我五岁，十分欣赏我的即兴演奏。通过他，我了解到德国古典音乐之外的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匈牙利音乐。二十岁那年，小别几年后的雷门伊先生从美国回到汉堡，邀请我和他一起巡演。雷门伊的表演充满了迷人的风采，我们所到之处，观众皆欣喜若狂。
在哥廷根，雷门伊把我引荐给他在维也纳时的同学，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这位年长我两岁的音乐神童十一岁时就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在伦敦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从此蜚声乐坛，而他对我作品和演奏的赞扬——“纯洁如钻石，温婉如雪”——着实让我受宠若惊。我们在汉诺威宫廷演奏后的第二天，当局向参加过匈牙利革命的雷门伊发出了驱逐令，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了他的故乡魏玛。在魏玛，我们受到了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热情接待。他盛情地视奏了我的《谐谑曲》，并不吝其辞地赞扬了我的才华，虽然我并不觉得他真的认同我的写法，可能只是想给年轻人一点鼓励吧！然后，他演奏了自己的新作——《B小调钢琴奏鸣曲》，说想听听我的意见。乐声响起，只见大师用非常夸张的动作奏出非常细小的声音，然后进入他的即兴演奏及炫技模式。在喧嚣中，我被带进梦乡，醒来后看到的是大师转过身来尴尬而礼貌的微笑以及雷门伊暴怒的眼神。我连连道歉，说演奏很精彩，只是由于舟车劳累，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无论我怎样解释，雷门伊都不肯原谅我。一个月后，我只身离开了魏玛，到哥廷根投奔约阿希姆。
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
约阿希姆听了我的故事，让我放轻松，说他非常理解我的感受。四年前，他曾受李斯特新音乐精神的感召，投奔到他的麾下担任魏玛音乐学院的乐队首席。但渐渐地，他开始无法忍受把瓦格纳的音乐捧上神坛的风气，便抽身回到了汉诺威。第一次听到有人同情我，我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于是，我跟随约阿希姆到了哥廷根，和他一起参加当地大学的夏季班，旁听哲学和历史。这个夏天，我在约阿希姆的朋友圈里，和他们一起阅读、辩论、长途漫步、饮酒赋歌，浅尝大学生涯的同学情谊。约阿希姆鼓励我要坚守自己的音乐信仰，并向我推荐一位非常前卫却又尊崇传统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我对舒曼早有所闻，曾读过他在《新音乐杂志》上批判浮夸炫技、在音乐中探寻真理的文章，还有他大名鼎鼎的钢琴家妻子克拉拉·舒曼，据说是少数能演释她丈夫作品的钢琴家。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解了舒曼的音乐，在他那充满诗意和平衡的乐句、微妙的织体手法、既遵循传统又有巧妙创新的和声中找到了我所向往的艺术境界——恬静、优雅和聪慧。我告诉约阿希姆，我想拜舒曼为师。他非常支持，不仅为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还在两个月后和我一起开了一场音乐会，帮我赚足了路费。
1853年10月1日，我揣着约阿希姆的介绍信，带着自己的一些作品，来到舒曼夫妇在杜塞尔多夫的家。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我向她报了舒曼先生的名字，她让我稍等，并跑回屋内。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从房间内向我走来，憔悴的面容上长着一对热情洋溢的眼睛。我紧张地作了自我介绍后，就被他迎入客厅。他礼貌地请我在钢琴前坐下，接着，我开始弹琴。刚弹了一小段，就被叫停，他激动地对我说：“对不起，请稍停，我必须请我太太过来听一下！”于是，我停了下来，看到克拉拉从楼梯上缓缓走下，向我点头微笑。那天，我演奏了自己的奏鸣曲、谐谑曲，还做了一些即兴演奏。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弥漫在客厅里的气氛，我没有丝毫的紧张。他们俩没有浮夸的点评，我们三个人都沉醉在音乐中，如此和谐，如此平静。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每天都到他们府上拜访，和他们同进同出，共同演奏、作曲，探讨音乐的现状和未来。10月28日，舒曼在他停笔已久的《新音乐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新的道路》，称我为“命运的使者”，说我“让钢琴发出了管弦乐队的欢呼和哀恸”，我的钢琴奏鸣曲是“易装的交响乐”，我的歌曲可以“让不懂诗词的人了解诗歌”……当我有一天把我的“魔杖”指向“合唱和交响乐”，那么大家“需要储备足够的洞察力来领会精神世界的奥秘！”
当我读到这些高调的赞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个二十岁的无名小卒，怎么担当得起这“拯救德国音乐的救世主”的称号呢！文章见刊的当晚，舒曼先生心情大好，请来了他的好朋友们在家里庆祝，并把他、德烈奇（Albert Dietrich）和我一起用约阿希姆的座右铭——“自由而孤独”（Frei aber Einsam）的首字母创作的一首小提琴曲《F-A-E 奏鸣曲》献给了为我们牵线搭桥的约阿希姆。在师母克拉拉的伴奏下，约阿希姆轻松地视奏了这部新鲜出炉的奏鸣曲，并一一指认出每一个乐章的作曲者。
十一月初，我离开了舒曼老师的家，走访了约阿希姆在汉诺威的住所，然后到莱比锡整理出版自己的一些作品，包括作品第一、第三、第六等。在汉堡度过了圣诞节后，我又回到汉诺威，在约阿希姆的介绍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李斯特的门徒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1854年3月，彪罗在汉堡的独奏音乐会上演奏了我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成为除我本人之外第一个演奏我钢琴作品的钢琴家。
1854年2月27日，长期被耳鸣困扰的老师投莱茵河自尽未遂，我得到消息后立刻从汉堡匆匆赶回杜塞尔多夫。3月3日，当我敲开他的家门，看到身怀六甲的克拉拉疲惫、伤感却依然坚强的眼神时，我的心被融化了。我决定留下来，代替老师照顾师母和孩子们。
第二天，老师被送进恩德尼西（Endenich）精神病院。临行前，师母向他献上一束鲜花。他深深地闻了一下，带着微笑坐上了马车，然后给车上的每个人发了一支鲜花。
复活节时，我带着老师的长女玛丽叶（Marie，1841-1929）到镇上，她就是那个第一次为我打开家门的女孩子。我们一路步行，谈天说地，她说那天为我开门，见到一个如花美少年，差一点晕过去。她边说边笑，一扫几个月来的忧伤。回到家，她看到我送给她的复活节彩蛋，更是高兴地跳起来吻了我的脸颊。
玛丽叶是个懂事的孩子，经常帮妈妈打理家务，而且热爱阅读。她的谈吐非常优雅而富有诗意，我觉得她具有成为诗人的潜质。一天，我路过一家书店，看到一本颇有格调的笔记本——皮质封面带别致搭扣，决定买下来送给玛丽叶，并在第一、第二页上写下：
玛丽叶·舒曼的诗集
约翰·勃拉姆斯 赠
杜塞尔多夫——1854年3月
让你的诗意浇灌每一棵小树
让千千万万只小鸟飞进诗歌的森林
然后，我们平安地迎来了家里的小王子菲利克斯（Felix）。或许是出于对我的感谢，十月，产后复出的克拉拉在莱比锡的音乐会上首演了我的《F小调钢琴奏鸣曲》（Op. 5）。这是我在舒曼老师的启发下写成的五个乐章的奏鸣曲，贯穿着我对贝多芬和门德尔松的敬意。克拉拉选择了以诗人施戴瑙（Sternau）的《爱的诗篇》为灵感的第二乐章和借用门德尔松的钢琴三重奏主题而自由发挥的谐谑曲及中段。博学而感性的克拉拉对诗歌、贝多芬、门德尔松的了解都胜我一筹，我的音乐通过她的演释，被推上了另一个高度。坐在观众席里，我的感动胜过在场的所有人。
这首奏鸣曲成为我最后一部钢琴独奏奏鸣曲。从此，我要开始学习创作交响乐。我很快完成了一部双钢琴奏鸣曲，然后把第一乐章的其中一架钢琴改为交响乐，成为我《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雏形。 1855年5月7日，一早醒来，我就收到一大束鲜花，上面印着妈妈和妹妹的肖像。和她们分别已久，我简直有一种要亲吻她们的冲动。然后，克拉拉送给我一帧舒曼先生的肖像，还有他珍贵的《麦西纳新娘序曲》手稿，以及但丁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集。下午3点，约阿希姆带来了一大包烟熏鲱鱼和一些小铅士兵。整个下午，克拉拉、约阿希姆、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吃着美食，喝着酒，一首一首地合奏着巴赫、贝多芬和舒曼的乐曲，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生日，我觉得自己已经承受不住更多惊喜了。到了傍晚，一个白色大蛋糕又神奇地抵达了，它是我的好朋友格里姆（Julius Otto Grimm）从远方发来的礼物！
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不允许克拉拉去探访舒曼，只允许他们用书信联系。于是，约阿希姆、德烈奇和我承担了师母和恩师之间的信使。每次探访回来，克拉拉总是焦急地打听丈夫的情况——“还耳鸣吗？睡得好吗？怎样度过白天？惦记我吗？”看着她那焦虑的眼神，我很是心痛。有两次，克拉拉近乎崩溃，执意要硬闯医院，我无法阻拦，只好陪她去闯，但都被医生阻拦了。
1856年，克拉拉受英国指挥家班尼特（Bennett）之邀，到英国演出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我留在家里为她打理家务，照看孩子，代课教钢琴。两年来，和她朝夕相处，我见证了她的伤心、她的坚强、她的理性和对音乐的无比热爱。虽然她比我年长了十四岁，但在我眼里，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美丽、更知性。每当四目相对时，我总有一种拥抱她的冲动，但每次总是竭尽全力地克制住自己，生怕被她鄙视。毕竟，我们都爱着舒曼先生，她是妻子，我是学生，我们之间是不该越矩的。
在爱与愧疚的折磨中，我再次探访舒曼老师。这次，他已经神思恍惚了，见到我以后眼眶湿润，情绪激动。他不停地说话，像是呓语，我隐约地听见玛丽叶、朱丽叶、柏林、维也纳、英国等等的字眼。医生说他的脑子已经严重衰竭，时日不多了。
这时，克拉拉刚去英国演出，要到6月才能回来。我祈祷舒曼老师能够挺住，至少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7月27日，医院终于允许演出归来的克拉拉和丈夫相见。克拉拉探望后告诉我，舒曼先生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肢体了，见到妻子，他微笑着，用尽全力给了她一个深情的拥抱，那个拥抱，让她永难忘怀。这是他们两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相处，两天后，1856年7月29日，罗伯特·舒曼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四十六岁。
我的爸爸约翰·雅各布·勃拉姆斯（Johann Jakob Brahms，1806-1872）是一个富有音乐梦想的人。早年他从家乡迪特马尔申县（Dithmarschen）来到汉堡，想在音乐上寻求发展。但在汉堡，他人生地不熟，虽然擅长多门乐器，却只在汉堡的城市交响乐队里谋到一个演奏圆号和低音提琴的职位。后来，这位怀才不遇的外地年轻人遇见了一位年长他十七岁的女裁缝，她不仅免费为他提供住所，还慷慨地接济着他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二十四岁那年，爸爸迎娶了这位恩人，我的妈妈约翰娜·亨丽卡·克丽斯蒂安·尼森（Johanna Henrika Christiane Nissen，1789-1865）。1833年5月7日，我诞生在24 Specksgang，成为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上有姐姐，下有弟弟。
爸爸是第一个发现我有音乐天赋的的人。从牙牙学语开始，他就让我玩他所有的乐器。七岁，我开始跟随奥托·弗雷德里希·威利巴尔德·柯赛尔（Otto Friedrich Willibald Cossel）先生学习钢琴。三年后，柯赛尔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自己的老师——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爱德华·马克森（Eduard Marxen，1806-1887）。马克森先生曾经师从莫扎特的学生塞弗里德（Ignaz von Seyfried），他对德国古典音乐的传统有着崇高的敬畏，让我在巴赫、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中成长。
1847年夏天，一个富有的吉塞曼（Adolph Heinrich Giesemann）家庭邀请我到他们坐落在 Winsen-an-der-Luhe的别墅，给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上钢琴课，并担任当地一个男声合唱团的指挥。这份意外的工作让我倍感欣喜，为教学和排练，我开始创作一些钢琴和合唱的乐曲。11月20日，我受小提琴家伯格菲尔德（Carl Birgfeld）之邀请，在他的音乐会上作为钢琴家首次登台，演奏了塔尔贝格（Sigismond Thalberg）改编的贝利尼《诺尔玛》幻想曲。这次成功的演出让我信心倍增，第二年的9月21日，十五岁的我开了自己的第一场钢琴独奏会，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塔尔贝格和赫尔茨（Herz）的作品。
我的妈妈心灵手巧，可以为全家每一个人做春夏秋冬的衣裤。可以用简单的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可以把坐落在清贫地段的家收拾得干净脱俗，也可以忙中偷闲地阅读文学名著，背诵古文诗歌。虽然她身材矮小，面容苍老，但在我看来却是充满了知性。妈妈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易怒，她发火的对象永远是爸爸，单纯而善良的爸爸十分坦诚，但这种美德在他身上却常常显得愚蠢而可笑。随便举个例子：晴朗的一天，家门大开，爸爸在二楼为乐队的每一个乐器组抄分谱。突然，一个流浪汉走到他面前乞讨，爸爸抬头看了他一眼，一边继续他的工作，一边用浓浓的汉堡口音说：“你进我们这样的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可怜的人，我不能给你任何东西。现在请你出去！麻烦你走的时候别把我挂在客厅的外套拿走，那可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几小时后，爸爸出去散步时，发现那件挂在客厅的外套已经不翼而飞！
沉醉在古典音乐中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父母间不断的争吵既让我感到烦躁，又促使我早早辍学，用自己的才华为家里挣钱。我开始走出家门，走出学校，白天给别人上钢琴课，晚上到舞厅和水手酒吧里弹琴。与此同时，我依然热衷于舞台，定期参加音乐会演出，有时全场独奏，有时为小提琴家伴奏，有时指挥合唱团或交响乐队。雷门伊（雷门伊）是一位从维也纳流亡到汉堡的匈牙利小提琴家，他年长我五岁，十分欣赏我的即兴演奏。通过他，我了解到德国古典音乐之外的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匈牙利音乐。二十岁那年，小别几年后的雷门伊先生从美国回到汉堡，邀请我和他一起巡演。雷门伊的表演充满了迷人的风采，我们所到之处，观众皆欣喜若狂。
在哥廷根，雷门伊把我引荐给他在维也纳时的同学，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这位年长我两岁的音乐神童十一岁时就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在伦敦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从此蜚声乐坛，而他对我作品和演奏的赞扬——“纯洁如钻石，温婉如雪”——着实让我受宠若惊。我们在汉诺威宫廷演奏后的第二天，当局向参加过匈牙利革命的雷门伊发出了驱逐令，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了他的故乡魏玛。在魏玛，我们受到了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热情接待。他盛情地视奏了我的《谐谑曲》，并不吝其辞地赞扬了我的才华，虽然我并不觉得他真的认同我的写法，可能只是想给年轻人一点鼓励吧！然后，他演奏了自己的新作——《B小调钢琴奏鸣曲》，说想听听我的意见。乐声响起，只见大师用非常夸张的动作奏出非常细小的声音，然后进入他的即兴演奏及炫技模式。在喧嚣中，我被带进梦乡，醒来后看到的是大师转过身来尴尬而礼貌的微笑以及雷门伊暴怒的眼神。我连连道歉，说演奏很精彩，只是由于舟车劳累，我控制不住自己。但无论我怎样解释，雷门伊都不肯原谅我。一个月后，我只身离开了魏玛，到哥廷根投奔约阿希姆。
约阿希姆听了我的故事，让我放轻松，说他非常理解我的感受。四年前，他曾受李斯特新音乐精神的感召，投奔到他的麾下担任魏玛音乐学院的乐队首席。但渐渐地，他开始无法忍受把瓦格纳的音乐捧上神坛的风气，便抽身回到了汉诺威。第一次听到有人同情我，我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于是，我跟随约阿希姆到了哥廷根，和他一起参加当地大学的夏季班，旁听哲学和历史。这个夏天，我在约阿希姆的朋友圈里，和他们一起阅读、辩论、长途漫步、饮酒赋歌，浅尝大学生涯的同学情谊。约阿希姆鼓励我要坚守自己的音乐信仰，并向我推荐一位非常前卫却又尊崇传统的作曲家——罗伯特·舒曼。我对舒曼早有所闻，曾读过他在《新音乐杂志》上批判浮夸炫技、在音乐中探寻真理的文章，还有他大名鼎鼎的钢琴家妻子克拉拉·舒曼，据说是少数能演释她丈夫作品的钢琴家。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解了舒曼的音乐，在他那充满诗意和平衡的乐句、微妙的织体手法、既遵循传统又有巧妙创新的和声中找到了我所向往的艺术境界——恬静、优雅和聪慧。我告诉约阿希姆，我想拜舒曼为师。他非常支持，不仅为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还在两个月后和我一起开了一场音乐会，帮我赚足了路费。
1853年10月1日，我揣着约阿希姆的介绍信，带着自己的一些作品，来到舒曼夫妇在杜塞尔多夫的家。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我向她报了舒曼先生的名字，她让我稍等，并跑回屋内。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从房间内向我走来，憔悴的面容上长着一对热情洋溢的眼睛。我紧张地作了自我介绍后，就被他迎入客厅。他礼貌地请我在钢琴前坐下，接着，我开始弹琴。刚弹了一小段，就被叫停，他激动地对我说：“对不起，请稍停，我必须请我太太过来听一下！”于是，我停了下来，看到克拉拉从楼梯上缓缓走下，向我点头微笑。那天，我演奏了自己的奏鸣曲、谐谑曲，还做了一些即兴演奏。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那弥漫在客厅里的气氛，我没有丝毫的紧张。他们俩没有浮夸的点评，我们三个人都沉醉在音乐中，如此和谐，如此平静。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每天都到他们府上拜访，和他们同进同出，共同演奏、作曲，探讨音乐的现状和未来。10月28日，舒曼在他停笔已久的《新音乐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新的道路》，称我为“命运的使者”，说我“让钢琴发出了管弦乐队的欢呼和哀恸”，我的钢琴奏鸣曲是“易装的交响乐”，我的歌曲可以“让不懂诗词的人了解诗歌”……当我有一天把我的“魔杖”指向“合唱和交响乐”，那么大家“需要储备足够的洞察力来领会精神世界的奥秘！”
当我读到这些高调的赞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个二十岁的无名小卒，怎么担当得起这“拯救德国音乐的救世主”的称号呢！文章见刊的当晚，舒曼先生心情大好，请来了他的好朋友们在家里庆祝，并把他、德烈奇（Albert Dietrich）和我一起用约阿希姆的座右铭——“自由而孤独”（Frei aber Einsam）的首字母创作的一首小提琴曲《F-A-E 奏鸣曲》献给了为我们牵线搭桥的约阿希姆。在师母克拉拉的伴奏下，约阿希姆轻松地视奏了这部新鲜出炉的奏鸣曲，并一一指认出每一个乐章的作曲者。
十一月初，我离开了舒曼老师的家，走访了约阿希姆在汉诺威的住所，然后到莱比锡整理出版自己的一些作品，包括作品第一、第三、第六等。在汉堡度过了圣诞节后，我又回到汉诺威，在约阿希姆的介绍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李斯特的门徒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1854年3月，彪罗在汉堡的独奏音乐会上演奏了我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成为除我本人之外第一个演奏我钢琴作品的钢琴家。
1854年2月27日，长期被耳鸣困扰的老师投莱茵河自尽未遂，我得到消息后立刻从汉堡匆匆赶回杜塞尔多夫。3月3日，当我敲开他的家门，看到身怀六甲的克拉拉疲惫、伤感却依然坚强的眼神时，我的心被融化了。我决定留下来，代替老师照顾师母和孩子们。
第二天，老师被送进恩德尼西（Endenich）精神病院。临行前，师母向他献上一束鲜花。他深深地闻了一下，带着微笑坐上了马车，然后给车上的每个人发了一支鲜花。
复活节时，我带着老师的长女玛丽叶（Marie，1841-1929）到镇上，她就是那个第一次为我打开家门的女孩子。我们一路步行，谈天说地，她说那天为我开门，见到一个如花美少年，差一点晕过去。她边说边笑，一扫几个月来的忧伤。回到家，她看到我送给她的复活节彩蛋，更是高兴地跳起来吻了我的脸颊。
玛丽叶是个懂事的孩子，经常帮妈妈打理家务，而且热爱阅读。她的谈吐非常优雅而富有诗意，我觉得她具有成为诗人的潜质。一天，我路过一家书店，看到一本颇有格调的笔记本——皮质封面带别致搭扣，决定买下来送给玛丽叶，并在第一、第二页上写下：
玛丽叶·舒曼的诗集
约翰·勃拉姆斯 赠
杜塞尔多夫——1854年3月
让你的诗意浇灌每一棵小树
让千千万万只小鸟飞进诗歌的森林
然后，我们平安地迎来了家里的小王子菲利克斯（Felix）。或许是出于对我的感谢，十月，产后复出的克拉拉在莱比锡的音乐会上首演了我的《F小调钢琴奏鸣曲》（Op. 5）。这是我在舒曼老师的启发下写成的五个乐章的奏鸣曲，贯穿着我对贝多芬和门德尔松的敬意。克拉拉选择了以诗人施戴瑙（Sternau）的《爱的诗篇》为灵感的第二乐章和借用门德尔松的钢琴三重奏主题而自由发挥的谐谑曲及中段。博学而感性的克拉拉对诗歌、贝多芬、门德尔松的了解都胜我一筹，我的音乐通过她的演释，被推上了另一个高度。坐在观众席里，我的感动胜过在场的所有人。
这首奏鸣曲成为我最后一部钢琴独奏奏鸣曲。从此，我要开始学习创作交响乐。我很快完成了一部双钢琴奏鸣曲，然后把第一乐章的其中一架钢琴改为交响乐，成为我《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雏形。 1855年5月7日，一早醒来，我就收到一大束鲜花，上面印着妈妈和妹妹的肖像。和她们分别已久，我简直有一种要亲吻她们的冲动。然后，克拉拉送给我一帧舒曼先生的肖像，还有他珍贵的《麦西纳新娘序曲》手稿，以及但丁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集。下午3点，约阿希姆带来了一大包烟熏鲱鱼和一些小铅士兵。整个下午，克拉拉、约阿希姆、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吃着美食，喝着酒，一首一首地合奏着巴赫、贝多芬和舒曼的乐曲，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生日，我觉得自己已经承受不住更多惊喜了。到了傍晚，一个白色大蛋糕又神奇地抵达了，它是我的好朋友格里姆（Julius Otto Grimm）从远方发来的礼物！
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不允许克拉拉去探访舒曼，只允许他们用书信联系。于是，约阿希姆、德烈奇和我承担了师母和恩师之间的信使。每次探访回来，克拉拉总是焦急地打听丈夫的情况——“还耳鸣吗？睡得好吗？怎样度过白天？惦记我吗？”看着她那焦虑的眼神，我很是心痛。有两次，克拉拉近乎崩溃，执意要硬闯医院，我无法阻拦，只好陪她去闯，但都被医生阻拦了。
1856年，克拉拉受英国指挥家班尼特（Bennett）之邀，到英国演出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我留在家里为她打理家务，照看孩子，代课教钢琴。两年来，和她朝夕相处，我见证了她的伤心、她的坚强、她的理性和对音乐的无比热爱。虽然她比我年长了十四岁，但在我眼里，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美丽、更知性。每当四目相对时，我总有一种拥抱她的冲动，但每次总是竭尽全力地克制住自己，生怕被她鄙视。毕竟，我们都爱着舒曼先生，她是妻子，我是学生，我们之间是不该越矩的。
在爱与愧疚的折磨中，我再次探访舒曼老师。这次，他已经神思恍惚了，见到我以后眼眶湿润，情绪激动。他不停地说话，像是呓语，我隐约地听见玛丽叶、朱丽叶、柏林、维也纳、英国等等的字眼。医生说他的脑子已经严重衰竭，时日不多了。
这时，克拉拉刚去英国演出，要到6月才能回来。我祈祷舒曼老师能够挺住，至少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7月27日，医院终于允许演出归来的克拉拉和丈夫相见。克拉拉探望后告诉我，舒曼先生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肢体了，见到妻子，他微笑着，用尽全力给了她一个深情的拥抱，那个拥抱，让她永难忘怀。这是他们两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单独相处，两天后，1856年7月29日，罗伯特·舒曼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四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