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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史记》到现代武侠小说，山林场景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的过程，而侠客和山林之间的关系又有所发展演变。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其发展规律，从而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关键词：武侠 山林
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说：“侠客选择‘江湖’而不是‘山林’或‘绿林’作为主要的活动背景。”1]但接着陈先生又说：“武侠小说中大的背景是‘江湖’，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则有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2]“江湖”，是一个大概念，它大约泛指武林人士所组成的一个生活空间，人际交往网络。而本文对“山林”这一概念介定为很少有人出入的险峻之地，常人不易到达的幽寂之所，远离尘世纷争束缚的世外之境，是相对普通百姓世俗生活居住之地而言，而陈先生所说的生活场景中的前两个，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应属“山林”范畴。
一.山林场景在武侠文学中的演变历程
在早记录武侠人士事迹的《史记》和《汉书》中，朱家、剧孟、郭解、万章等侠客均为市井之侠。东汉范晔《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中出现了越女生于深山，长于深山的描述，但鉴于一般对武侠的定义，是有武有侠，偏于侠的事实，越女只能算一个武夫，不能称为侠客。武侠文学和山林的真正结合最早开始于魏晋。晋·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关于彭娥的描述，这两篇中开始以山林场景作为侠客避祸之所出现。唐传奇《聂隐娘》中，首次有了对山林场景的具体描绘，聂隐娘被一尼姑掳去，五年后被尼姑送回，聂隐娘向父亲诉说被掳经过时说：“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根据聂隐娘的叙述，此地应为老尼居位之所，隐娘在此学习飞行和剑术。《聂隐娘》中这种山林环境的氛围，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山林场景描写影响很大。至宋元明话本小说，则出现武侠人士聚集山林的描写。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杨温拦路虎传》，《万秀娘仇抱山亭儿》中都有这种描写。到明代，这一趋势大盛，"三言"中《宋大祖千里送京娘》中亦有此类描写，而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则是聚集山林的英雄好汉们的传奇，水泊梁山，赤松林，野猎林，清风山的环境描写更为细致，这些山林成为侠客生活和出没之地。到清代，出现侠客走出山林，走进世俗的倾向，公案侠义小说中侠客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模式。《绿牡丹》中的花振芳、鲍自安，《三侠五义》、《小五义》中的王朝、马汉，"五鼠"，《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迫于无奈而聚于山林，但却是身在山林，心系世俗，把归顺朝廷当作正途，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的理想。到现代武侠小说，则又出现了侠客对山林的回归，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就开始出现这种倾向，赵焕亭《奇侠精忠传》中于益入山做了道士，白羽《十二金线镖》中愈剑平最后隐修五台山，王度庐《宝剑金钗》中玉娇龙隐修天山，而到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山林更是大量出现，作为侠客们生活、活动的背景而进行描写，峨眉山，青城山、华山、绝情谷、飘渺峰、青木崖，孤岛、大漠、雪原、高山的场景描写，比比皆是，侠客们的生活，活动则在这些山林背景基础上展开，体现了侠客对山林回归的一种倾向。
二.山林场景在武侠文学中的演变历程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
“侠”起源于春秋末期，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的养士之风促进了“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熟，到西汉，“侠”到达了鼎盛，《史记》、《汉书》专门为游侠刺客列传使可证明。从《后汉书》开始，“侠”作為一个群体不再在史书中出现，说明“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衰落。与此相对应，我们发现，“侠”在鼎盛时期大都生活于市井，随着他们的衰微，到魏晋，山林场景开始逐渐出现在武侠小说中，分析其中原因，大约和统治阶层对侠的打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几乎从有“侠”的那一天起，反“侠”的呼声就没停止过。“侠以武犯禁”，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尖锐地指出“侠”对于统治秩序的破坏，又说侠的特点是“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蠹》），“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贱爵禄”（《韩非子·诡使》），“不知事类者也”《韩非子·显学》。而应该说侠的这种特质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容易导致国家统治机器失效，鉴于此，远在秦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秦孝公就立法禁私斗，控制游士的活动，而西汉建国后，武侠势力的膨胀，已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史记》和《汉书》中记载郭解、剧孟、楼护、陈遵等大侠或和贵族高官有密切联系，或自己本身也成为显宦。大侠们一呼百应，影响极大，感到危险迫近的统治者，对侠的打击力度也不断加强，西汉共争取了三次大规模镇压侠的行动。东汉后，侠的势力受到很大遏制。
除了统治阶级对侠的镇压，使侠生活于世俗的可能性变小外，封建统治的不断加强、巩固，加之统治者的社会舆论导向的作用，儒家文化渗透民间百姓，温和谦让，中规中矩，谨小慎微的国民气质和生存状态，也使侠在世俗的生存空间再度受到挤压，山林不得不成为侠客们的选择。
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人格体现的侠，山林也是他们的自愿选择，因为环境是人的个性气质的体现，人的自由就应象天地万物一样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发展，侠士们我行我素，任性而为的个性和山林这一环境相得益彰。蔡翔先生在《中国武侠史》中说，从魏晋开始，武侠开始绿林流动。
侠客居于山林，起初是一种零星、个体的行为，到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团伙式聚集方式，而这种方式，势必又会使统治阶级感到一种威胁，于是，统治阶级开始上山“剿匪”。而事实上，侠客们是无力和统治者抗衡的，为了生存，他们要和统治者达成妥协，于是，《水浒传》中便有了受招安下山的描写，侠客开始走出山林，到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这一现象更成为普遍趋势。
但是，作为武侠文学，问题便又来了，侠客出山林，入世俗，将世俗作为一种终极选择，实际上意味着对“侠义”精神的颠覆，侠客融入世俗，过一种世俗的生活，把对朝廷尽忠作为人生准则，在别人领导下尽职尽责，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理想，侠便变成了一个俗人，或者说是一个武夫。“侠”便消失了。 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对侠的描绘是其特征及精神的经典体现，前者说侠“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世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后者，则更多的生动再现了侠的一种张扬个性，一种极度自由，自尊的人格。因而侠的特点应概括为：既有大济苍生，锄强扶弱，替天行道的责任感，而同时，这种行为又是以侠自己的人生价值判断为准则，不受世俗礼法束缚的。
而这也正是侠的这种精神文化内涵，之所以对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的原因，左思在《咏史》中对荆轲、高渐离发出了“离眄邈四海，豪在何足陈？”的赞叹，晋·张华在《博陵王宫侠曲》中发出纵“死闻侠骨香”的感叹，而李白则希望“平交诸侯”所以他声称“天子呼来不上船”。但是，这种极度的自尊与自由，却是文人们难以实现的。
从魏晋时开始，侠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文人虚构的，如果说《史记》《汉书》之侠是作为社会实有之侠，那么，后来文学作品中的侠就象陈平原先生所说，是文人的一种“侠客梦”。因为侠身上具有了太多文人没有却极度渴望的东西，比如说一种自由放达的生活，一种对自我价值，自我尊严、自我原则的极度捍卫，一种强悍生命力的体现。“侠”形象的塑造，更多的是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补偿，这也是侠文学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古代武侠小说虚构性不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的话，那么，到现代武侠小说，这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现代武侠小说，人们称之为“成人的童话”。这就说明，虚幻是它一大特点，现代武侠小说更注重体现一种侠义精神。中国文人为了使自己的武侠梦不要破灭，就必须要为侠寻求一种合理的生存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去表现自己的精神渴望。那么，山林，就成为文人们必然选择。
“侠”的自由，放达，我行我素之风，是背离正统文化的，正如有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侠是一种“文化离轨者”，即司马迁所说“不轨于正义”的人群。他们的这种精神特质，使得他们不可能融入世俗生活，山林便成了他们选择。而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作一个侠客，而非对世俗妥协，作一个“俗人”，本身也带有“隐”的含义在其中，山林也便是这种隐的象征，同时，侠客们之所以能成为“侠”，在于他们强烈的正义感，这又使他必须行侠，而行侠本身必须出山林，入世俗，但是，這种出山林和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客的出山林不同。后者是把出山林，入世俗作为归宿；而前者，恰恰相反，山林是其归宿，出山林是一种手段，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在山林——世俗——山林的转换中，侠客们既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又使他们自由不拘的个性得以保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行侠和山林之间的矛盾，也是文人自身隐和仕，出世和入世矛盾的体现。而这种矛盾，常常使文人困惑、挣扎，他们便把自己的人生感受融入了武侠和山林之中。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48
[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6
（作者单位：安阳工学院公共艺术教学部）
关键词：武侠 山林
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说：“侠客选择‘江湖’而不是‘山林’或‘绿林’作为主要的活动背景。”1]但接着陈先生又说：“武侠小说中大的背景是‘江湖’，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则有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2]“江湖”，是一个大概念，它大约泛指武林人士所组成的一个生活空间，人际交往网络。而本文对“山林”这一概念介定为很少有人出入的险峻之地，常人不易到达的幽寂之所，远离尘世纷争束缚的世外之境，是相对普通百姓世俗生活居住之地而言，而陈先生所说的生活场景中的前两个，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应属“山林”范畴。
一.山林场景在武侠文学中的演变历程
在早记录武侠人士事迹的《史记》和《汉书》中，朱家、剧孟、郭解、万章等侠客均为市井之侠。东汉范晔《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中出现了越女生于深山，长于深山的描述，但鉴于一般对武侠的定义，是有武有侠，偏于侠的事实，越女只能算一个武夫，不能称为侠客。武侠文学和山林的真正结合最早开始于魏晋。晋·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关于彭娥的描述，这两篇中开始以山林场景作为侠客避祸之所出现。唐传奇《聂隐娘》中，首次有了对山林场景的具体描绘，聂隐娘被一尼姑掳去，五年后被尼姑送回，聂隐娘向父亲诉说被掳经过时说：“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根据聂隐娘的叙述，此地应为老尼居位之所，隐娘在此学习飞行和剑术。《聂隐娘》中这种山林环境的氛围，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山林场景描写影响很大。至宋元明话本小说，则出现武侠人士聚集山林的描写。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杨温拦路虎传》，《万秀娘仇抱山亭儿》中都有这种描写。到明代，这一趋势大盛，"三言"中《宋大祖千里送京娘》中亦有此类描写，而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则是聚集山林的英雄好汉们的传奇，水泊梁山，赤松林，野猎林，清风山的环境描写更为细致，这些山林成为侠客生活和出没之地。到清代，出现侠客走出山林，走进世俗的倾向，公案侠义小说中侠客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模式。《绿牡丹》中的花振芳、鲍自安，《三侠五义》、《小五义》中的王朝、马汉，"五鼠"，《施公案》中的黄天霸。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迫于无奈而聚于山林，但却是身在山林，心系世俗，把归顺朝廷当作正途，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的理想。到现代武侠小说，则又出现了侠客对山林的回归，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就开始出现这种倾向，赵焕亭《奇侠精忠传》中于益入山做了道士，白羽《十二金线镖》中愈剑平最后隐修五台山，王度庐《宝剑金钗》中玉娇龙隐修天山，而到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中，山林更是大量出现，作为侠客们生活、活动的背景而进行描写，峨眉山，青城山、华山、绝情谷、飘渺峰、青木崖，孤岛、大漠、雪原、高山的场景描写，比比皆是，侠客们的生活，活动则在这些山林背景基础上展开，体现了侠客对山林回归的一种倾向。
二.山林场景在武侠文学中的演变历程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
“侠”起源于春秋末期，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的养士之风促进了“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熟，到西汉，“侠”到达了鼎盛，《史记》、《汉书》专门为游侠刺客列传使可证明。从《后汉书》开始，“侠”作為一个群体不再在史书中出现，说明“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衰落。与此相对应，我们发现，“侠”在鼎盛时期大都生活于市井，随着他们的衰微，到魏晋，山林场景开始逐渐出现在武侠小说中，分析其中原因，大约和统治阶层对侠的打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几乎从有“侠”的那一天起，反“侠”的呼声就没停止过。“侠以武犯禁”，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尖锐地指出“侠”对于统治秩序的破坏，又说侠的特点是“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蠹》），“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贱爵禄”（《韩非子·诡使》），“不知事类者也”《韩非子·显学》。而应该说侠的这种特质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容易导致国家统治机器失效，鉴于此，远在秦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秦孝公就立法禁私斗，控制游士的活动，而西汉建国后，武侠势力的膨胀，已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史记》和《汉书》中记载郭解、剧孟、楼护、陈遵等大侠或和贵族高官有密切联系，或自己本身也成为显宦。大侠们一呼百应，影响极大，感到危险迫近的统治者，对侠的打击力度也不断加强，西汉共争取了三次大规模镇压侠的行动。东汉后，侠的势力受到很大遏制。
除了统治阶级对侠的镇压，使侠生活于世俗的可能性变小外，封建统治的不断加强、巩固，加之统治者的社会舆论导向的作用，儒家文化渗透民间百姓，温和谦让，中规中矩，谨小慎微的国民气质和生存状态，也使侠在世俗的生存空间再度受到挤压，山林不得不成为侠客们的选择。
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人格体现的侠，山林也是他们的自愿选择，因为环境是人的个性气质的体现，人的自由就应象天地万物一样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发展，侠士们我行我素，任性而为的个性和山林这一环境相得益彰。蔡翔先生在《中国武侠史》中说，从魏晋开始，武侠开始绿林流动。
侠客居于山林，起初是一种零星、个体的行为，到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团伙式聚集方式，而这种方式，势必又会使统治阶级感到一种威胁，于是，统治阶级开始上山“剿匪”。而事实上，侠客们是无力和统治者抗衡的，为了生存，他们要和统治者达成妥协，于是，《水浒传》中便有了受招安下山的描写，侠客开始走出山林，到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这一现象更成为普遍趋势。
但是，作为武侠文学，问题便又来了，侠客出山林，入世俗，将世俗作为一种终极选择，实际上意味着对“侠义”精神的颠覆，侠客融入世俗，过一种世俗的生活，把对朝廷尽忠作为人生准则，在别人领导下尽职尽责，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理想，侠便变成了一个俗人，或者说是一个武夫。“侠”便消失了。 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对侠的描绘是其特征及精神的经典体现，前者说侠“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世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后者，则更多的生动再现了侠的一种张扬个性，一种极度自由，自尊的人格。因而侠的特点应概括为：既有大济苍生，锄强扶弱，替天行道的责任感，而同时，这种行为又是以侠自己的人生价值判断为准则，不受世俗礼法束缚的。
而这也正是侠的这种精神文化内涵，之所以对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的原因，左思在《咏史》中对荆轲、高渐离发出了“离眄邈四海，豪在何足陈？”的赞叹，晋·张华在《博陵王宫侠曲》中发出纵“死闻侠骨香”的感叹，而李白则希望“平交诸侯”所以他声称“天子呼来不上船”。但是，这种极度的自尊与自由，却是文人们难以实现的。
从魏晋时开始，侠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文人虚构的，如果说《史记》《汉书》之侠是作为社会实有之侠，那么，后来文学作品中的侠就象陈平原先生所说，是文人的一种“侠客梦”。因为侠身上具有了太多文人没有却极度渴望的东西，比如说一种自由放达的生活，一种对自我价值，自我尊严、自我原则的极度捍卫，一种强悍生命力的体现。“侠”形象的塑造，更多的是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是某种意义上的精神补偿，这也是侠文学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古代武侠小说虚构性不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的话，那么，到现代武侠小说，这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现代武侠小说，人们称之为“成人的童话”。这就说明，虚幻是它一大特点，现代武侠小说更注重体现一种侠义精神。中国文人为了使自己的武侠梦不要破灭，就必须要为侠寻求一种合理的生存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去表现自己的精神渴望。那么，山林，就成为文人们必然选择。
“侠”的自由，放达，我行我素之风，是背离正统文化的，正如有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侠是一种“文化离轨者”，即司马迁所说“不轨于正义”的人群。他们的这种精神特质，使得他们不可能融入世俗生活，山林便成了他们选择。而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作一个侠客，而非对世俗妥协，作一个“俗人”，本身也带有“隐”的含义在其中，山林也便是这种隐的象征，同时，侠客们之所以能成为“侠”，在于他们强烈的正义感，这又使他必须行侠，而行侠本身必须出山林，入世俗，但是，這种出山林和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客的出山林不同。后者是把出山林，入世俗作为归宿；而前者，恰恰相反，山林是其归宿，出山林是一种手段，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在山林——世俗——山林的转换中，侠客们既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又使他们自由不拘的个性得以保存。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行侠和山林之间的矛盾，也是文人自身隐和仕，出世和入世矛盾的体现。而这种矛盾，常常使文人困惑、挣扎，他们便把自己的人生感受融入了武侠和山林之中。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48
[2]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6
（作者单位：安阳工学院公共艺术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