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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赵树理带给当代文学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大众化”的宝贵经验，而以更为整体性的眼光审视其文学遗产，会发现除此之外，他还为当下的主旋律叙事提供了某种重要的策略。本人从宏大主题与其日常化呈现的角度入手梳理了主旋律文学遭遇的困境，探讨了赵树理小说由介入与体验两个方面为何更好地进行主旋律叙事提供的策略。这一策略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赵树理 主旋律 叙事策略
梳理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过渡时，赵树理是无法绕过的存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的承认，“赵树理方向”的提出就是证明。在陈荒煤的文章中，这个方向可表述为两个具体的方面，即：政治性强，鲜明的阶级立场使艺术更加纯熟自然，思想情绪完全与农民融合；创作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喜欢接受的民族新形式。这样的经典论断向我们表明，赵树理带给当代文学的，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大众化”两个方面的宝贵经验。而以今天的眼光再一次对赵树理的文学遗产进行审视，会发现除了上述的两个经验，这位出身于晋东南农村的作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策略：如何更好地进行主旋律叙事。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个策略显然更值得重视。
一、主旋律文学的困境：宏大与日常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主旋律”的本意是指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演奏的主要曲调，其他声部只是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用。引申出来，主旋律就有了主要精神的意思。如果用学术术语来解释，“主旋律”无疑指向了占社会支配地位的某种意识形态。这一点，可以在朱立元教授主编的《艺术美学辞典》中找到佐证。在这部辞典中，“主旋律”词条的解释是“文艺创作上指占社会主流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意形式”a。自然而然的，主旋律与政治话语、宏大叙事的联系就非常密切。它一定是某个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在历史评价、社会发展和文化建构方面的整体观念和统一思想，具体表现在一系列关乎社会历史走向的大事件上。可以说，有资格被载入史册的，几乎都是这样的主旋律思想和事件。而历史，也因为承担了记录这些主旋律思想和事件的功能而具有了无法否认的社会价值。哲学和政治也因为相类似的理由，在上层建筑，或曰人文领域里居于与历史一样的位置。相对而言，文学似乎显得底气不足。诚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文学的长处在于情感表达和审美创造，这也是人文领域非常重要的组成，文学无须觉得低人一等。但是，包括文论家和作家在内的所有内部人士都认为文学的价值不至于此。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诗比历史更优秀，就是看重诗能够表现“可然律”或“必然律”。如果说历史能总结以往社会的主旋律，那么按照亚氏所言，诗或者文学就能预测未来社会的主旋律。这样的理论判断给予了作家足够的底气和自信，让他们相信文学也可以在主旋律表达方面具有与历史、政治和哲学同样的作用；甚至，更好的作用（文学具有审美性）。主旋律文学由此形成，它与主流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占据主导地位而言，二者一致。但具体说来，主流文学更具文学性，侧重文学内部技巧手法、形式规则。而主旋律文学则更具开放性，侧重文学与社会，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在赋予主旋律文学独特价值的同时，也预设了它所面临的困境。
对于这个困境，文学理论早有警惕，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莎士比亚化。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故事情节再辅以“福斯塔夫式”的背景，这种创作方法被奉為圭臬，也被视为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对于主旋律题材来说，因其创作的意识形态性非常明确，在如何与审美性元素融合方面就尤为引人注目。鉴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误区，目前国内对主旋律文学作品，无论是创作还是评价，都能主动地拒绝“席勒式”，达到艺术合格线之上。但这只是解决了主旋律文学的表层困境；在更深的层次上，主旋律文学还需要解决一个理论难题，即除了审美性，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是否还有区别？
这里不是质疑马恩经典论述的合理性，而是希望能将其拓展深化。毕竟，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近代小说产生之前。他所处的时代，作家们更热衷于从古代的传奇传说中寻找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从历史中寻找叙事的理由。之所以会这样，症结在于相比较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日常生活太零散、太具体、太表面，无法直接提供发展趋势、历史潮流的概括与判断。所以在历史著作中，几乎看不到日常生活的痕迹。而在“读史可以明智”这样的逻辑之下，日常生活的意义就被抽离了。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史书上记载着的那些大事件始终距离遥远，日常生活才是让他们有所感觉有所触动的意义之源。而只有那些历史大事件和大观念触及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历史才算真正发生。莎翁之后的两百年，丹尼尔·笛福才开始虚构现世的故事，再往后，简·奥斯丁提出要真实描写熟悉的生活并且受到读者的欢迎。到了19世纪之初，作家和读者意识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有资格进入文学叙事。辛亥革命没有渗透到鲁镇的婚丧嫁娶和节庆祭祀之中，祥林嫂就被礼教“吃”掉了。手机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和娱乐方式的时候，才能说人类进入了互联时代。历史是需要日常生活的支撑才能完成的，而历史本身又无法提供。所以，文学在抒情之外的另一重优势就突显出来了，这就是文学可以进入生活的细微末节。同样都是关注人的领域，历史、哲学和政治以提炼概括见长，却无法做到像文学这般，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细致地勾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文学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关注，就无法反映出历史上的种种大事件和大观念如何进入生活的内在肌理并最终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要知道，日常生活自有一套稳固而自洽的逻辑，任何的历史事件和观念在穿越这套逻辑的时候，都会遭到截留、篡改、曲解，甚至是利用。而经过这一系列过程最终抵达日常生活的历史，才会真正引起大多数人的反应、理解，成为事实。是文学赋予了日常生活与历史洪流之间产生关联的可能性，这也是文学的价值。 对于主旋律文学来说，历史大事件、大变革、大观念恰恰是最为重要的主题来源。这些事件的意义人所共知，成功的主旋律题材作品不仅仅是要重申，更要让其深入人心，唤醒接受者的认同感。按照前文所述，只有关注日常生活并给予艺术化的呈现，才能达成这一目的。
二、赵树理小说的策略：介入与体验
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说过：“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b虽然“主旋律”这样的说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但根据前文对“主旋律”的解释，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周扬的评价将“主旋律”的标签贴在了赵树理身上。而周扬所列举的赵树理小说之长处，涉及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卓越的语言运用技巧等层面。这样的评价特别符合经典文论对优秀进步文艺的标准，兼顾了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成为后来赵树理研究的基准。而根据前文所述，周扬的评价如果搁在主旋律叙事的困境这个语境之下，就不够全面了。起码，他没有注意到在赵树理的主旋律叙事中，有与日常生活很明显地、有意识地缝合。
对这个问题，需要两个方面的解读。首先要解释赵树理对主旋律题材的热衷。在周扬的文章中，指出了赵树理早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三部小说，都是反映“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经历了而且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c。赵树理在谈到《三里湾》的创作动机时，也说到了他是为了表现“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农村工作如何转变”d。可以说赵树理有分量的小说几乎都是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革命、政治、经济运动。个中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赵树理对文艺政策的有意识呼应，而应该从赵树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主动认同上去解读。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赵树理明确表示：“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e法国史学家勒戈夫将教士作为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然后，这一阵营中又陆续加入了学者和作家等一批文化人。在现代语境下，很多作家都有非常突出的知识分子身份。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很多学者都认为，在萨特的《什么是文学？》这篇文章中，他所说的“作家”一词，非常明显地指向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就是说，萨特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相当认同。知识分子意味着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积极干预，所以萨特倡导“介入”式写作，以此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写作姿态。赵树理当然不会是受到萨特的影响，但从创作的主题选择来看，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趋同的。赵树理显然也是将文学作为介入社会的有力工具，那自然会关注事关社会走向和历史变革的重大事件。这种对文化身份的主动认同，叠加上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决定了赵树理对主旋律题材的持续关注。
在使用什么样的故事来承载主旋律题材这个问题上，赵树理的选择同样是源自于自己的创作本心。在《生活·人物·主题·语言》一文中，赵树理谈到了曹雪芹和《红楼梦》。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曹雪芹写《红楼梦》，他不是要写《红楼梦》才去体验生活，而是生活经历过的东西，感到非说不可，然后才写成小说。”f这也是赵树理创作他那些主旋律小说的方式。他是农民出身，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熟悉农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日常状态。日积月累的生活体验使赵树理具备了从生活肌理的最细微末节之处发现宏大社会历史事件痕迹的眼光。《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给你交代刘家峐里普通人家的婚嫁之事。后生们对小芹的垂涎，姑娘们对小二黑的青睐，街坊邻居背地里的闲言碎语，三仙姑和二诸葛在儿女婚事上的利害盘算，金旺兄弟仗勢欺人的霸道行径……这些家长里短编织成一个自由恋爱的故事，而这场恋爱能够成功，离不开农村革命带来的思想启蒙所造就的“新人”。所以周扬才说，这部小说不是在讲自由恋爱，而是说明了革命带给农村和农民的巨大变化。《李有才板话》聚焦农村的权利斗争，在选材上比《小二黑结婚》严肃了些，出现了选举这样的政治活动。而赵树理从生活肌理入手的写法没有改变。他在小说开头、中间和结尾处三次写到李有才窑洞里的“晚会”，在揭示主题的作用之外，更是对普通农民日常消遣场面的展示。当然，开头的板话是苦中作乐，是长时间被挤兑欺负的小字辈们的精神发泄。相对于后面两次板话，在情节推动和主题表达方面不是那么重要，但却更具有生活实感。除此之外，赵树理还写了怎么解决纠纷、怎么划分土地、怎么安排出工、怎么接待上级等一系列农村日常生活。渗透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是当时农村斗争依然存在和党组织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的最生活化体现。到了《三里湾》中，赵树理更是拿出了被称作“记账式”写作方法，将农业生产从工具到组织再到分配的各个环节细细写出。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不熟悉的读者甚至可能会心生厌烦，但必须承认，赵树理这样的处理，恰恰是写出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最常规最生活的一面。再辅以裙带式农村关系带来的微妙复杂的人际矛盾，赵树理就给我们讲述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最有生活气息和日常实感的故事。
赵树理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介入社会，决定了他对主旋律题材的主动选择。而他坚持从体验出发的创作观念，使他的小说自然、有效地缝合了时代背景与日常生活，从而避开了主旋律叙事的深层困境。无论是出于理论自觉还是创作天性，赵树理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堪称典范的主旋律叙事策略。可惜的是，此种策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根据傅书华教授对山西文学的代际研究，“山药蛋派”之后，李锐、张平等“后晋军”作家成为山西文学的主力。从创作来看，这批作家对赵树理的继承更多是在乡土意识（李锐）、介入意识（张平）等方面，在写作技巧、叙事策略等层面似乎是有意识地淡化赵树理的痕迹。评价山西文学的发展变化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才能全面公允，这里也没有批评之意。借用英国诗人和评论家艾略特的观点，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造就优秀作品的重要保障。赵树理处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交汇之际，以他特有的生活体验和创作观念在当时的创作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在主旋律叙事策略上，赵树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甚至是当时比较稀缺的可贵经验。他的遗产理应作为重要的传统，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山西文学甚至中国文学来说。理由很简单，既然肯定了主旋律叙事的地位，那么就应该找到更好的策略。
a 朱立元主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bc周扬： 《周扬文集》 （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第486页，第486页。
def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第277页，第529页。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中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世纪山西小说的文化创造”（2018RW008）研究成果
作 者： 张婷婷，文学硕士，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编 辑： 张晴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赵树理 主旋律 叙事策略
梳理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过渡时，赵树理是无法绕过的存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的承认，“赵树理方向”的提出就是证明。在陈荒煤的文章中，这个方向可表述为两个具体的方面，即：政治性强，鲜明的阶级立场使艺术更加纯熟自然，思想情绪完全与农民融合；创作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喜欢接受的民族新形式。这样的经典论断向我们表明，赵树理带给当代文学的，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大众化”两个方面的宝贵经验。而以今天的眼光再一次对赵树理的文学遗产进行审视，会发现除了上述的两个经验，这位出身于晋东南农村的作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策略：如何更好地进行主旋律叙事。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个策略显然更值得重视。
一、主旋律文学的困境：宏大与日常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主旋律”的本意是指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一个声部所唱或演奏的主要曲调，其他声部只是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用。引申出来，主旋律就有了主要精神的意思。如果用学术术语来解释，“主旋律”无疑指向了占社会支配地位的某种意识形态。这一点，可以在朱立元教授主编的《艺术美学辞典》中找到佐证。在这部辞典中，“主旋律”词条的解释是“文艺创作上指占社会主流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意形式”a。自然而然的，主旋律与政治话语、宏大叙事的联系就非常密切。它一定是某个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在历史评价、社会发展和文化建构方面的整体观念和统一思想，具体表现在一系列关乎社会历史走向的大事件上。可以说，有资格被载入史册的，几乎都是这样的主旋律思想和事件。而历史，也因为承担了记录这些主旋律思想和事件的功能而具有了无法否认的社会价值。哲学和政治也因为相类似的理由，在上层建筑，或曰人文领域里居于与历史一样的位置。相对而言，文学似乎显得底气不足。诚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文学的长处在于情感表达和审美创造，这也是人文领域非常重要的组成，文学无须觉得低人一等。但是，包括文论家和作家在内的所有内部人士都认为文学的价值不至于此。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诗比历史更优秀，就是看重诗能够表现“可然律”或“必然律”。如果说历史能总结以往社会的主旋律，那么按照亚氏所言，诗或者文学就能预测未来社会的主旋律。这样的理论判断给予了作家足够的底气和自信，让他们相信文学也可以在主旋律表达方面具有与历史、政治和哲学同样的作用；甚至，更好的作用（文学具有审美性）。主旋律文学由此形成，它与主流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占据主导地位而言，二者一致。但具体说来，主流文学更具文学性，侧重文学内部技巧手法、形式规则。而主旋律文学则更具开放性，侧重文学与社会，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在赋予主旋律文学独特价值的同时，也预设了它所面临的困境。
对于这个困境，文学理论早有警惕，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莎士比亚化。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故事情节再辅以“福斯塔夫式”的背景，这种创作方法被奉為圭臬，也被视为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对于主旋律题材来说，因其创作的意识形态性非常明确，在如何与审美性元素融合方面就尤为引人注目。鉴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误区，目前国内对主旋律文学作品，无论是创作还是评价，都能主动地拒绝“席勒式”，达到艺术合格线之上。但这只是解决了主旋律文学的表层困境；在更深的层次上，主旋律文学还需要解决一个理论难题，即除了审美性，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是否还有区别？
这里不是质疑马恩经典论述的合理性，而是希望能将其拓展深化。毕竟，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近代小说产生之前。他所处的时代，作家们更热衷于从古代的传奇传说中寻找故事。也可以这么说，从历史中寻找叙事的理由。之所以会这样，症结在于相比较于重大的历史事件，日常生活太零散、太具体、太表面，无法直接提供发展趋势、历史潮流的概括与判断。所以在历史著作中，几乎看不到日常生活的痕迹。而在“读史可以明智”这样的逻辑之下，日常生活的意义就被抽离了。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史书上记载着的那些大事件始终距离遥远，日常生活才是让他们有所感觉有所触动的意义之源。而只有那些历史大事件和大观念触及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历史才算真正发生。莎翁之后的两百年，丹尼尔·笛福才开始虚构现世的故事，再往后，简·奥斯丁提出要真实描写熟悉的生活并且受到读者的欢迎。到了19世纪之初，作家和读者意识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有资格进入文学叙事。辛亥革命没有渗透到鲁镇的婚丧嫁娶和节庆祭祀之中，祥林嫂就被礼教“吃”掉了。手机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和娱乐方式的时候，才能说人类进入了互联时代。历史是需要日常生活的支撑才能完成的，而历史本身又无法提供。所以，文学在抒情之外的另一重优势就突显出来了，这就是文学可以进入生活的细微末节。同样都是关注人的领域，历史、哲学和政治以提炼概括见长，却无法做到像文学这般，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过程细致地勾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文学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关注，就无法反映出历史上的种种大事件和大观念如何进入生活的内在肌理并最终成为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要知道，日常生活自有一套稳固而自洽的逻辑，任何的历史事件和观念在穿越这套逻辑的时候，都会遭到截留、篡改、曲解，甚至是利用。而经过这一系列过程最终抵达日常生活的历史，才会真正引起大多数人的反应、理解，成为事实。是文学赋予了日常生活与历史洪流之间产生关联的可能性，这也是文学的价值。 对于主旋律文学来说，历史大事件、大变革、大观念恰恰是最为重要的主题来源。这些事件的意义人所共知，成功的主旋律题材作品不仅仅是要重申，更要让其深入人心，唤醒接受者的认同感。按照前文所述，只有关注日常生活并给予艺术化的呈现，才能达成这一目的。
二、赵树理小说的策略：介入与体验
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说过：“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b虽然“主旋律”这样的说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但根据前文对“主旋律”的解释，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周扬的评价将“主旋律”的标签贴在了赵树理身上。而周扬所列举的赵树理小说之长处，涉及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卓越的语言运用技巧等层面。这样的评价特别符合经典文论对优秀进步文艺的标准，兼顾了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成为后来赵树理研究的基准。而根据前文所述，周扬的评价如果搁在主旋律叙事的困境这个语境之下，就不够全面了。起码，他没有注意到在赵树理的主旋律叙事中，有与日常生活很明显地、有意识地缝合。
对这个问题，需要两个方面的解读。首先要解释赵树理对主旋律题材的热衷。在周扬的文章中，指出了赵树理早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三部小说，都是反映“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经历了而且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c。赵树理在谈到《三里湾》的创作动机时，也说到了他是为了表现“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农村工作如何转变”d。可以说赵树理有分量的小说几乎都是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革命、政治、经济运动。个中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赵树理对文艺政策的有意识呼应，而应该从赵树理对知识分子身份的主动认同上去解读。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一文中，赵树理明确表示：“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e法国史学家勒戈夫将教士作为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然后，这一阵营中又陆续加入了学者和作家等一批文化人。在现代语境下，很多作家都有非常突出的知识分子身份。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很多学者都认为，在萨特的《什么是文学？》这篇文章中，他所说的“作家”一词，非常明显地指向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就是说，萨特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相当认同。知识分子意味着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积极干预，所以萨特倡导“介入”式写作，以此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写作姿态。赵树理当然不会是受到萨特的影响，但从创作的主题选择来看，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趋同的。赵树理显然也是将文学作为介入社会的有力工具，那自然会关注事关社会走向和历史变革的重大事件。这种对文化身份的主动认同，叠加上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决定了赵树理对主旋律题材的持续关注。
在使用什么样的故事来承载主旋律题材这个问题上，赵树理的选择同样是源自于自己的创作本心。在《生活·人物·主题·语言》一文中，赵树理谈到了曹雪芹和《红楼梦》。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曹雪芹写《红楼梦》，他不是要写《红楼梦》才去体验生活，而是生活经历过的东西，感到非说不可，然后才写成小说。”f这也是赵树理创作他那些主旋律小说的方式。他是农民出身，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熟悉农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日常状态。日积月累的生活体验使赵树理具备了从生活肌理的最细微末节之处发现宏大社会历史事件痕迹的眼光。《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给你交代刘家峐里普通人家的婚嫁之事。后生们对小芹的垂涎，姑娘们对小二黑的青睐，街坊邻居背地里的闲言碎语，三仙姑和二诸葛在儿女婚事上的利害盘算，金旺兄弟仗勢欺人的霸道行径……这些家长里短编织成一个自由恋爱的故事，而这场恋爱能够成功，离不开农村革命带来的思想启蒙所造就的“新人”。所以周扬才说，这部小说不是在讲自由恋爱，而是说明了革命带给农村和农民的巨大变化。《李有才板话》聚焦农村的权利斗争，在选材上比《小二黑结婚》严肃了些，出现了选举这样的政治活动。而赵树理从生活肌理入手的写法没有改变。他在小说开头、中间和结尾处三次写到李有才窑洞里的“晚会”，在揭示主题的作用之外，更是对普通农民日常消遣场面的展示。当然，开头的板话是苦中作乐，是长时间被挤兑欺负的小字辈们的精神发泄。相对于后面两次板话，在情节推动和主题表达方面不是那么重要，但却更具有生活实感。除此之外，赵树理还写了怎么解决纠纷、怎么划分土地、怎么安排出工、怎么接待上级等一系列农村日常生活。渗透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是当时农村斗争依然存在和党组织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的最生活化体现。到了《三里湾》中，赵树理更是拿出了被称作“记账式”写作方法，将农业生产从工具到组织再到分配的各个环节细细写出。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不熟悉的读者甚至可能会心生厌烦，但必须承认，赵树理这样的处理，恰恰是写出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最常规最生活的一面。再辅以裙带式农村关系带来的微妙复杂的人际矛盾，赵树理就给我们讲述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最有生活气息和日常实感的故事。
赵树理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介入社会，决定了他对主旋律题材的主动选择。而他坚持从体验出发的创作观念，使他的小说自然、有效地缝合了时代背景与日常生活，从而避开了主旋律叙事的深层困境。无论是出于理论自觉还是创作天性，赵树理给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堪称典范的主旋律叙事策略。可惜的是，此种策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根据傅书华教授对山西文学的代际研究，“山药蛋派”之后，李锐、张平等“后晋军”作家成为山西文学的主力。从创作来看，这批作家对赵树理的继承更多是在乡土意识（李锐）、介入意识（张平）等方面，在写作技巧、叙事策略等层面似乎是有意识地淡化赵树理的痕迹。评价山西文学的发展变化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才能全面公允，这里也没有批评之意。借用英国诗人和评论家艾略特的观点，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造就优秀作品的重要保障。赵树理处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交汇之际，以他特有的生活体验和创作观念在当时的创作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在主旋律叙事策略上，赵树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甚至是当时比较稀缺的可贵经验。他的遗产理应作为重要的传统，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山西文学甚至中国文学来说。理由很简单，既然肯定了主旋律叙事的地位，那么就应该找到更好的策略。
a 朱立元主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bc周扬： 《周扬文集》 （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第486页，第486页。
def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第277页，第529页。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中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世纪山西小说的文化创造”（2018RW008）研究成果
作 者： 张婷婷，文学硕士，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编 辑： 张晴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