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笔者曾以参赛选手和听课教师的双重身份，参与了所在地区的赛课，这次赛课选课范围限定于人教版教材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在参与过程中，笔者惊异地发现一个共性，那就是无论对文本的解读达到何种程度，不管有没有带领学生将文本吃透，参赛者最终都扛出了文化和艺术的大旗，在这些教师的课堂里，无论是“吆喝”，还是“春酒”；无论是“云南的歌会”，还是“端午的鸭蛋”，都被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刷子李”、“泥人张”等都被尊为民间艺人。我们承认这些的确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刷子李”、“泥人张”等身怀绝技的文化传承者，也的确是民間艺人，但值得深思的是，我们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文化传播和熏陶的时候，是应该将文化神圣化，将其束之历史高阁呢，还是应该将文化通俗化，使之亲近现实生活？我们的教师在对学生讲解这些文化时，是应将文化口号化、概念化、标签化，告诉学生“这就是文化”，以顺应所谓的时代潮流呢，还是应带领学生走进文化、理解文化、亲近文化，让学生真正知道“这为什么是文化”，以服务于文化的传承呢？
　　谈到这里不禁想起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泛文化现象。所谓泛文化现象，即什么都文化了，什么都借文化而行。比如说，爱赶饭局的，说是饮食文化；爱喝酒的，说是酒文化；爱跳舞的，说是娱乐文化；产苹果的，说是苹果文化；产大葱的，说是大葱文化……令人悲哀的是这股“泛文化”、“浅文化”之风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吹进校园、吹进语文课堂这块传承文化的主阵地。上《故宫博物院》、《桥之美》、《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无不说这是建筑文化，至于建筑要上升到文化的高度，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则往往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教《社戏》、《安塞腰鼓》、《竹影》、《观舞记》、《口技》无不说这是民俗文化、民间艺术，至于民俗需具备哪些因素才能成为文化，是不是所有的民俗皆可视为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教师往往视为份外之事，高高挂起……那么，试问长此以往，我们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上究竟充当的是何种角色呢？是文化内涵的宣讲者、传播者，还是文化标签的粘贴者、艺术概念的灌输者？
　　让教师如此钟情于文化与艺术，却又不愿深究文化与艺术的原因，恐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教师认为，文化和艺术像油彩，涂抹到自家的脸蛋上，课堂立马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文化和艺术毕竟有品位，是个好东西，张口文化，闭口艺术，粗俗便变成了高雅，自己也有了品位。于是乎，愈没有文化，没有品位，愈要拉上文化，以显得有品位，有文化。至于是否要向学生解释文化，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从应试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纯粹是一种徒劳；从备课的角度来看，这纯粹是自我折磨。
　　真正有良知的语文教师，绝不会允许自己的语文课堂成为文化标签的制造阵地，他们会积极备课，不断钻研。他们不仅会告诉学生“这是文化和艺术”，而且会和学生积极探讨“这为什么是文化和艺术”；他们不仅让学生“知其然”，更让学生“知其所以然”。这样的教师上《吆喝》时，首先，会引导学生品味“吆喝词”和“吆喝调”。品出吆喝词或比喻、或拟人、或夸张，或写形、或写声、或写色、或写味儿，可谓手法多样，贴切生动；平实中透着儒雅，质朴又不失鲜活。读出吆喝调的悦耳动听，有的细而高，有的低而沉，有的合辙押韵。这样学生会从心底认同“吆喝”是一种“声乐艺术”。学生会认识到为了招徕顾客，为了讨到生活，这些小商贩无论是吆喝词的编排，还是吆喝调的创作，真可谓煞费苦心，“吆喝”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学生也会领悟到吆喝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为生活整日奔波，他们是一群来自民间的“艺人”，“吆喝”亦是一种民间艺术。
　　其次，他们会引导学生从“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呀，油炸果的”，“‘馄饨喂——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读出小商贩的收入微薄、生存艰辛。他们亦会引导学生从“卖柿子的吆喝有简繁两种。简的只一声‘喝了蜜的大柿子’。其实满够了。可那时小贩都想卖弄一下嗓门儿，所以有的卖柿子的不但词儿编得热闹，还卖弄一通唱腔。最起码也得像歌剧里那种半说半唱的道白”中读出卖柿者的自得其乐；从“硬面——饽饽”中读出卖硬面饽饽者的质朴厚道；从“馄饨喂——开锅！”“皮儿要薄，馅儿要大”中看到卖馄饨者的真诚实在；从“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徕顾客”读到卖青菜和卖花儿的是那么的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在这样的引导下，学生一定会认识到，嘹亮的吆喝唱出了小商贩的热情、质朴、诚信；唱出了老北京人在艰苦的生存状态中那种热情乐观的生活态度、自信豁达的人生境界。
　　再次，他们会引导学生从早晨的“大米粥”、“油炸果”、“青菜和花儿”，白天的“百货行业与修理行业”，夜晚的“馄饨声”、“唱话匣子声”、“算命声”、“讨饭声”，春天卖“大小金鱼”、“蛤蟆骨朵儿”，夏天卖“西瓜”、“雪花酪”，秋天卖“喝了蜜的大柿子”，冬天卖“刚蘸的葫芦”、“热乎的烤白薯”……这些“吆喝”所涉及的物品中，读出“繁华的街巷”、“丰富的物品”、“特色的小吃”，老北京人早晚四季的“生活场景”；读出老北京人的平凡的生活；读出老北京特有的“市井风情”与“地域文化”。
　　这样的教师上《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小石潭记》等山水游记时，会在引导中让学生懂得这些作品通
　　过对自然美景的描写，反映作者对自然造化的憧憬和向往，抒发作者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思想感情。它们都是崇尚自然的典范之作，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自然美仍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中国艺术审美中占据重要地位。
　　希望有一天，当学生问《离骚》、《行路难》、《江城子·密州出猎》、《过零丁洋》等诗歌为何总是始于怀才不遇、忠而被谤等忧郁、苦闷，而收于将悲愤化为“上下求索”、“忠君报国”的动力时，你会告诉他们这些诗歌是对中和之美的文化原则的具体实践。希望在你的讲解中，学生知道了，受儒家“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把“中和之美”作为重要的审美原则。中庸思想和中和之美要求诗歌等文化艺术要“无偏无陂”、“温柔敦厚”，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也希望有一天当学生学完《竹影》后，问为什么中国画像符号，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画重写意时，你可以耐心地告诉他们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对内在精神的追求，把艺术所表现的“意境”和“神韵”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你可以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谈到庄子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你也可以从王弼的“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引到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你亦可以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迁想妙得”迁到王羲之的“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心意者，将军也”；你还可以从清代郑板桥的“写意说”讲到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
　　总之，语文课堂是学校进行文化传播的主阵地，文化和艺术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一种历史、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种涵养、一种财富，这一切远非一个标签似的概念可以代替。